《经济学人》中文译刊｜2026-07-31｜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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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说明

本期完整版共收录 71 篇译文，按原刊顺序排列。

1. 一周国际政治新闻汇总

原文标题：Politics

核心提炼

本周全球政治局势波谲云诡，多国遭遇严重政治动荡、军事冲突与自然灾害。中东地区，美伊在短暂停火后再度爆发冲突，油价应声上涨；美乌领导人齐聚华盛顿参加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参议院正推进对其提出的对俄伊制裁法案。欧洲方面，英国首相提出社会护理改革；罗密尼亚击落入境的俄罗斯无人机；法西两国遭遇历史性森林大火；波兰右翼政党内部发生剧烈切割；俄罗斯对Telegram创始人发出通缉。亚洲地区，印度因考试泄密引发的抗议导致教育部长下台；日本九州发生强震；哈萨克斯坦领导人罕见呼吁普京冻结乌克兰战争。美洲方面，秘鲁迎来了十年来的第九位总统；巴西右翼势力借助人工智能展开大选造势。非洲的苏丹内战与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依然严峻。

正文

美伊局势与中东动荡 在为期五天的非正式停火协议结束后，美国与伊朗重新爆发冲突。针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的行为，唐纳德·特朗普实施了报复性打击，轰炸了伊朗南部的目标。由于伊朗坚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双方谈判陷入僵局，但特朗普表示将“让他们继续谈判”。与此同时，受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袭击了与沙特阿拉伯相关的油轮。受此影响，全球原油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升至每桶约90美元，而此前在7月28日曾跌至84美元。

华盛顿悼念活动与美国政坛动态 悼念者聚集在华盛顿特区，参加于7月11日去世的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乌克兰总统沃洛德米尔·泽连斯基在分别与唐纳德·特朗普会面后出席了仪式。格雷厄姆生前是这两国的坚实支持者。与此同时，参议员们正在推进一项由格雷厄姆提出的法案，该法案旨在加大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力度。

在缅因州，民主党人选择托伊·杰克逊作为11月参议院竞选的新候选人。此前的提名人格雷厄姆·普拉特纳因涉嫌性侵指控（他对此予以否认）而退出竞选。杰克逊是一名第五代伐木工，曾任缅因州参议院议长。他将迎战已连任五届的共和党人苏珊·柯林斯。民主党需要在中期选举中净增四个席位才能赢得参议院多数席位。

英国社会护理改革 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表示，他愿意“消耗政治资本”来改革社会护理体系，并指责该体系“像美国的医疗保健一样不公平”。伯纳姆希望提高近年来招募困难的社会护理行业从业人员的薪酬。他没有排除通过加税来为改革筹集资金的可能性。此外，首相还在曼彻斯特主持开启了唐宁街10号的分支机构——“北方10号”。

印度抗议与政治挫败 由新兴青年运动“蟑螂人民党”领导的印度德里及其他地区的抗议活动逐渐平息，此前该运动实现了其核心诉求——教育部长达曼德拉·普拉丹因重考卷泄露事件辞职。对于一贯强调不屈服于外界压力的莫迪政府而言，这一结果无疑是一次令人难堪的妥协。

日本发生强震 日本南部九州岛的熊本地区发生6.8级地震，造成至少18人死亡。部分遇难者集中在嘉岛町的一家购物中心，该中心在地震发生50分钟后发生了气体爆炸。

哈萨克斯坦对俄乌战争的表态 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卡西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呼吁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冻结”乌克兰战争。托卡耶夫在西伯利亚举行的一场会议上发言，敦促普京展开谈判，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兄弟人民正在死去”。哈萨克斯坦是俄罗斯重要的盟友和贸易伙伴，托卡耶夫的这番表态是他对该战争做出的最为直接的批评。

苏丹局势与刚果（金）疫情 苏丹武装部队（SAF）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奥贝德附近对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RSF）发起攻势。7月26日，苏丹武装部队宣布已收复该市与首都喀土穆之间道路沿线的城镇。这将使军方能够向奥贝德的部队重新提供补给。

根据卫生部最新数据，刚果民主共和国确诊的埃博拉病例已达3360例，其中近一半患者死于该疾病。这一确诊数字已接近2018年至2020年上次埃博拉爆发期间刚果和乌干达记录的病例总数。

欧洲极端天气与大火 随着欧洲气温飙升，法国和西班牙发生严重森林大火。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表示，这些大火是“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两国已有超过35万人被疏散。干燥的天气、高温和强风导致火势迅速蔓延。马克龙警告说，“未来几周将非常艰难。”

俄罗斯通缉Telegram创始人 俄罗斯国家安全局（FSB）指控Telegram创始人帕维尔·杜罗夫“为恐怖活动提供便利”。该情报机构指责他允许乌克兰人在该社交平台上“协调破坏与恐怖活动、大量杀戮以及网络诈骗”。FSB对出生于俄罗斯、现拥有法国和阿联酋国籍的杜罗夫发出了国际通缉令。

波兰政坛内部清理 波兰极右翼法律与公正党（PiS）领导人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开除了前首相马特乌什·莫拉维茨基，并一并开除了党内30多名莫拉维茨基的盟友议员。莫拉维茨基此前成立了一个小组，推动法律与公正党采取有助于争取中右翼选民支持的政策，而卡钦斯基曾命令他解散该小组，否则将面临开除。

罗马尼亚击落俄无人机 罗马尼亚在其领空击落了三架俄罗斯无人机。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丹表示，这种侵犯领空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近几个月来，俄罗斯无人机频繁进入属于北约成员国的罗马尼亚领空。今年5月，一架偏离航线的无人机击中了靠近乌克兰边境城市加拉茨的一栋公寓楼，造成两名平民受伤。

拉美政坛变局 柯伊科·藤森宣誓就任秘鲁总统，成为该国十年来的第九位领导人。藤森在第二轮决胜轮投票中险胜左翼对手。作为已故独裁者阿尔贝托·藤森的长女，她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她承诺将为动荡的秘鲁政坛带来“秩序与国家和解”。

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启动了今年10月巴西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他是极右翼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的儿子，后者因策划2022年军事政变而被剥夺参选资格。目前处于软禁状态且被禁止参与竞选的老博索纳罗，通过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表达了支持。在拉丁美洲过去七次总统大选中，右翼候选人均取得了胜利。

委内瑞拉主要反对派政治家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宣布，她不会参加由美国支持的与委内瑞拉政府的谈判。她敦促参与者明确谈判的“目标、方法和时间表”。美国希望谈判能有助于委内瑞拉为举行自由选举做好准备。

2. 漫画：谁能从人工智能中获益？

原文标题：Cartoon: Who benefits from AI?

核心提炼

本篇选自《经济学人》“本周全球回顾”栏目的内容，以讽刺漫画的形式引发读者对“AI时代受益者”这一核心议题的思考。文章主要推荐了四篇探讨前沿科技发展及其社会影响的深度报道：

首先，针对生成式AI写作能力日益强大的现状，文章指出人类必须提升编辑能力，学会识别AI生成的文本；其次，聚焦于量子计算的发展，展示了其未来赋予人类“数学超能力”的巨大潜能；最后，文章揭示了人工智能与量子计算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复杂“亦敌亦友”关系。

整体而言，内容立足于当下科技演进的关键节点，警示人们在拥抱AI与量子技术带来的技术红利时，更需保持批判性思维，重塑人与技术的协作模式。

正文

漫画：谁能从人工智能中获益？

本周全球回顾 漫画：谁能从人工智能中获益？——轻松看新闻

2026年7月30日

深入探讨本期漫画主题：

• 如何识别AI写作：人工智能的写作水平越来越高，人类则必须练就更敏锐的编辑眼光。
• 量子计算机有望赋予我们“数学超能力”
• 人工智能与量子计算机：一对“亦敌亦友”的冤家

（点击此处可查看往期漫画）

3. 巨无霸指数折射出的全球汇率纷争

原文标题：What the Big Mac index reveals about a global currency beef

核心提炼

《经济学人》创制的“巨无霸指数”问世即将满40周年。这一最初源于幽默构想的指数，如今已成为衡量各国货币实际购买力的重要工具。尽管该指数常因商品单一、受劳动力和地租等不可贸易成本影响而面临批评，但其数据更新及时、通俗易懂，且评估结果与世界银行极其复杂的权威统计高度吻合。

当前，全球汇率市场再次陷入剧烈动荡。美元高企，而欧元、人民币和日元等货币被严重低估，引发了关于贸易不平衡和保护主义的激烈争论。巨无霸指数精准揭示了这一经济失衡的本质：人民币等货币被低估，反映出中国国内消费不足以及美美债务高企导致的资本流动。要消除这种失衡，相较于可能引发通缩和经济阵痛的货币大幅升值，通过刺激国内经济、推动薪资与物价合理上涨来提升“实际汇率”，才是更可持续的解题之道。只要全球汇率偏离购买力平价的现象依然存在，巨无霸指数就始终具有独特的经济参考价值。

正文

在巴黎附近的一座地下金库深处，保存着一个铸造于1879年伦敦的铂合金小圆柱体，它被严密罩在三层玻璃罩内。这个被称为“大K”（Le Grand K）的物件，曾长期作为全球衡量1千克的权威标准。

与重量不同，衡量货币的“含金量”或购买力并没有统一的国际标准。不过，《经济学人》有一个独家偏爱的候选对象。它重约240克，装在一个纸盒里，只要在有双黄拱门标志的地方就能找到它。

我们版“大K”就是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我们在1986年于伦敦创制的“巨无霸指数”（Big Mac Index）将于今年9月迎来40岁生日。这个最初带有游戏性质的思想实验，如今已发展出独立的生命力。它不仅逗乐了读者，吸引了汇率交易员，也让不少中央银行感到头疼。当然，它也招致了批评，有人认为快餐根本说明不了什么全球经济问题。

巨无霸指数诞生于一个充满货币外交纷争的时代。当时，政策制定者们正为全球核心货币严重错配而焦虑不安，担心这会引发金融灾难或贸易保护主义。四十年后的今天，类似的争论再次席卷全球，只不过这一次焦点变成了美元、人民币和日元。在一个汇率动荡、争议不断的世界上，我们这本通俗易懂的汇率指南依然发挥着宝贵的参考价值。

拿快餐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看似有些古怪，但巨无霸拥有独特的优势。你几乎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买到它，而且味道基本一致。麦当劳对汉堡的外观、质地、风味和气味的把控极尽考究，丝毫不亚于当年巴黎科学家对那个1千克标准圆柱体的雕琢。因此，无论你在哪里购买巨无霸，买到的商品几乎毫无二致。这就使其成为了衡量“每一块钱能买到多少实惠”的好尺子。

在美洲，100美元大约能买到16个巨无霸。这与100欧元、426元人民币或8039日元的汉堡购买力大致相当。然而，在外汇市场上，100美元实际可以兑换约87欧元、677元人民币或超过16000日元。这清楚地表明，全球主要货币的实际汇率已经大幅偏离了它们的实际购买力。

这项指数并未让所有人满意。有人认为它过于狭隘——一种产品怎么可能反映出整个经济体的情况？也有人觉得它过于宽泛——据估计，诸如劳动力和门店租金等无法跨国流动的本地成本，占到了巨无霸生产成本的一半以上。还有人怀疑它对汇率走势的预测价值，或者质疑它作为货币真实价值指标的描述能力；更有第三阵营否认它能作为“汇率应该在什么水平”的指导工具。当然，也有人只是纯粹讨厌文中的各种双关语梗。

要精准评估货币的“含金量”，比较成千上万种商品的价格显然比只看一种商品更可靠。然而，由世界银行等机构编制的那些极其繁复的购买力平价指标也并非完美无暇。这些全球统计数据每三年才公布一次，且存在严重的时滞——例如，2021年的数据直到2024年才得以发布。编制这些数据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统计工程之一，但普通人既难以验证，也难以理解。相比之下，巨无霸指数更加高效、新鲜且易于消化。

即便如此，我们的评估结果与世界银行的数据高度吻合。在同时收录于巨无霸指数和世界银行数据库的54个经济体中，仅有7个经济体在一份榜单中被判定为“货币便宜”，而在另一份榜单中被判定为“货币昂贵”。这是因为，巨无霸虽看似单一，却包含从牛肉到 Xanthan gum（ Xanthan 胶）等60多种不同的配料，同时还直接承载了生产和销售地当地的劳动力与地产市场成本。

不可否认，巨无霸指数在预测汇率走势方面的表现参差不齐。但它曾准确预测出欧元在1999年诞生之初被高估了。

如今，这一指数再次显示欧元、人民币和日元偏离了应有水平，我们该如何解读？今年早些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指出，人民币汇率比经济基本面所暗示的水平低了16%。这种竞争优势帮助中国积累了巨大的商品贸易顺差，去年的顺差额已接近1.2万亿美元。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将这种贸易失衡描述为“不可承受的”，并对欧洲工业构成致命威胁，他甚至警告称，如果中国不做出妥协，将采取强硬措施。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长期以来一直是亚洲廉价货币最激烈的批评者。今年1月，他曾提及自己过去如何与中国和日本“拼死斗争”，因为两国“总是想……贬值、贬值再贬值”。虽然来自白宫的这类激进言论近期有所降温，但外汇交易员之间每隔几个月就会流传出关于签署新“广场协议”（1980年代旨在推动美元贬值的多国协议）的传闻——尽管在如今的背景下，达成此类协议并取得成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这个关乎重大利益的争论中，巨无霸指数能够发挥独特作用。它明确指出，较低的实际汇率意味着当地汉堡折算成美元的价格低于美国本土的价格。这种失衡与中国国内消费不足以及美国巨大的财政赤字——以及维持这两者所需的资本流动——息息相关。

要让人民币在我们的指数中提高排名，有两条路径可选：要么是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要么是中国巨无霸的价格涨幅超过美国。

然而，人民币剧烈升值可能会削弱中国的经济增长，并加剧其通缩倾向。这或许能促成全球贸易的重新平衡，但却是一种“向下看齐”的低效平衡。对中国政策制定者而言，更好的做法是通过刺激国内经济促进工资和物价更快上涨。如此一来，即使名义汇率保持稳定，人民币被低估的程度也会降低。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实际汇率”（即按物价调整后的汇率）的上升。

在距离法国爱丽舍宫约10公里的地下金库里，“大K”依然静静地躺在那里。在服役130年之后，它已于2019年光荣退役。如果有一天，全球货币真的能够完全回归其购买力平价，巨无霸指数或许也会失去存在的意义。但只要货币汇率依然脱离锚定，只要巨无霸的品质依然数十年如一日，无论批评者觉得它多么不合胃口，我们的指数就将继续发挥其独特的价值。

4. 全面升级后量子加密已刻不容缓

原文标题：It is past time to upgrade to post-quantum encryption

核心提炼

除了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也迎来了爆发式增长。量子计算机利用量子力学特性，能在数小时内破解传统计算机需数十亿年才能解答的数学难题。虽然其适用领域有限，但对网络安全构成了毁灭性威胁。当“Q日”（量子计算机具备破解现有加密能力之日）到来时，支持全球商务与通信的安全加密算法将瞬间失效。

更为紧迫的是，黑客和情报机构已开始大量窃取并存储当下的加密数据，等待未来用量子计算机解密。

所幸，能抵御量子攻击的“后量子密码”（PQC）技术已经问世。尽管许多主流浏览器和云服务已启用PQC，但仍有大量后端服务器及物联网设备因芯片性能不足或缺乏维护而暴露在外。企业和政府必须立即投资升级系统，并对新算法进行严格测试，这是保障当今与未来数据安全的最佳选择。

正文

不仅是人工智能在点燃人们对即将来临的“生产力奇迹”的希望，量子计算——另一项期盼已久的重磅技术——也在取得突破，并吸引着各方的强烈兴趣。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数据显示，2025年该领域的初创企业投资额飙升至130亿美元，比此前翻了六倍。初创公司与科技巨头都在全力竞逐这一技术。2026年5月，特朗普政府更是承诺出资20亿美元，入股九家量子计算公司。

量子计算机利用量子力学奇特的物理现象，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完成某些特定类型的计算。传统计算机需要数十亿年才能解答的难题，量子计算机可能只需几个小时就能搞定。不过，与人工智能这种有望变革众多领域的通用技术不同，量子计算机强大的数学“超能力”可能仅对少数领域有所帮助，比如对复杂的物理和化学过程进行精准的数字模拟。而在许多日常任务中，量子计算机相较于成本更低的普通机器，根本无法提供任何性能提升。

然而，在一个特定的领域，量子计算机必将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甚至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如今，全球商务与通信的安全和隐私，全都仰赖于传统计算机需要数十亿年才能破解的加密技术。而一台足够强大的量子计算机，利用现已设计好的算法，只需几分钟就能破解这些密码。到了被科技界称为“Q日”（Q-day）的那一天，那些保障从信用卡明细到私密照片安全传输的加密方法，将统统不再安全。

令人担忧的是，今天正在传输的加密数据其实已经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在现实中，“Q日”并非一个突发的单一事件，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情报机构现在就在大量拦截并收集加密数据，打着日后用量子计算机从中挖掘机密算盘。网络犯罪分子也很可能在干着同样勾当。

好消息是，应对之法早已问世。“后量子密码”（PQC）基于量子计算机也难以攻破的数学难题，且目前就能运行在普通的传统计算机上。虽然它不像那些几十年未被破解的现行加密标准那样历经考验，但可以将两者组合使用，从而同时提供双重保护。像火狐（Firefox）和谷歌（Chrome）等网页浏览器，以及苹果的iMessage服务和许多大型云服务商，都已经启用了后量子密码。知名网络服务商Cloudflare报告称，其处理的Web前端流量中已有59%完成了这一切换，而一年前这一比例仅为38%。

遗憾的是，这依然让海量的数据处于裸奔状态。在Cloudflare处理的后端服务器中，仅有11%支持后量子密码。此外，许多机构的内部充斥着大量连接互联网的设备，升级起来绝非易事。传感器或医疗设备中搭载的微型芯片往往性能过于羸弱，根本吃不消比标准密码学计算量更大的后量子密码。如果某个硬件设备厂商已经倒闭，或者停止了对老产品的维护，可能就再没人来提供升级补丁；哪怕补丁存在，用户也未必会去安装。2017年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之所以遭受恶意软件攻击并损失惨重，原因之一就是其使用了数千台运行着未打补丁版微软Windows系统的机器。

企业和政府应当果断加大投资，迫切需要对现有系统进行全面升级。当然，完成切换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后量子密码毕竟是一项新技术，可能隐藏着尚未被发现的漏洞。如果真是这样，今天被拦截收集的后量子加密流量，未来仍有被解密和滥用的风险。但是，现在就着手升级，并让科研人员对新加密方法进行压力测试，依然是保障当下乃至未来数据安全的最佳途径。

5. 中国正在测试美国在亚洲防线的底线

原文标题：China is testing America’s defence lines in Asia

核心提炼

近期，中国在亚太地区频繁展开联合演习、战略轰炸机巡航及弹道导弹发射等军事行动，并与菲律宾在争议海域发生摩擦，显露出对美国亚洲盟友日益增加的施压态势。自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并释放改善关系信号以来，美方因过度专注中东事务以及担心遭到中国稀土制裁，在回应盟友受压时表现迟钝。

面对日益激进的中国和立场动摇的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菲律宾等盟友虽在提升国防预算并加强横向合作，但由于缺乏类似北约的集体安全机制，且总防务开支不足中国的一半，仅凭自强不足以打破力量失衡。因此，这些国家必须双管齐下：既要深化与美军高层的协作，更要向特朗普直接谏言，促使其意识到中国对美霸权及产经安全的全面威胁，重新确立坚定的对华威慑立场。

正文

7月19日，一支由中国和俄罗斯军舰组成的联合编队，驶入了日本最南端的专属经济区（EEZ）。在附近监视的日本海军官兵拍下了两军举行演习的画面，照片中，一艘中国驱逐舰的舰炮正吐出火舌。这是日本首次捕获并公开中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实弹演习的影像。虽然照片画面有些模糊，但传递的信息再清晰不过：来自中国的压力正在急剧上升。

这一事件不过是近期针对美国亚洲盟友（尤其是菲律宾、日本和澳大利亚）一连串挑衅行为的最新一起。6月下旬，中俄空军派出了具备核打击能力的轰炸机，在日本海和东海上空展开联合巡航，随后穿过日本西南群岛进入太平洋，这是自去年12月以来第二次此类穿航。此外，中国还加强了台湾以东海域的海警巡逻。7月初，中国从其南部海岸附近的一艘潜艇上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飞越菲律宾上空并落入太平洋——这是自1980年以来，中国第二次向国际水域发射弹道导弹。几天后，中菲水兵因南海两座争议岛礁发生冲突，双方使用了船桨和水炮互相攻击。

中国日益强势的姿态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自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去年10月在韩国会面并释放出改善关系的信号，随后又于今年5月在北京举行了融洽的会晤以来，某种行动模式变得越发明显。自那时起，特朗普及其多位官员便极力克制，避免说一句中国的坏话；在面对盟友遭受中国霸凌时，美方的挺身而出也显得迟缓，似乎是为了确保今年计划中的另外三次峰会能够更加顺畅地举行。此外，特朗普目前正陷于伊朗事务中，这分散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资源和注意力。眼下，中国似乎正在试探美国的防线，并检验其在该地区的承诺成色。

面对不可靠的美国和咄咄逼人的中国，美国在亚洲的盟友若想保障自身安全，需要做好三件事：壮大自身实力、强化彼此联系，以及巩固美国对它们的承诺。在头两项任务上，相关国家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仍显不足。澳大利亚、日本和菲律宾都在增加国防开支并推进军队现代化；澳日两国还在向菲律宾提供援助，以帮助其加强海上防御能力。然而，如果美国选择离场，这些努力终究只是杯水车薪。

在欧洲，对美国可靠性的担忧引发了关于“备用方案”（Plan B）的讨论。但即便没有美国，北约其余31个成员国的国防开支总和仍是其主要对手俄罗斯的三倍以上，且其中两个国家（英国和法国）还拥有核武器。相比之下，亚洲的盟友们清醒地意识到，它们的体量太小，无法组建起一个能够维持自家后院势力平衡的联盟。这里没有北约式的集体安全条约，只有一连串与美国签订的双边安全条约。美国这些条约盟友的国防开支加起来还不到中国的一半，且无一拥有核武器。

这就使得第三项任务与前两项同等重要。一种策略是与美军高层等依然重视威慑中国的美国体制内部力量展开更深层次的合作。但具有说服力的威慑必须来自最高层——而令对华鹰派担忧的是，特朗普似乎对强硬应对中国的扩张主义彻底失去了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意识到中国随时可能利用其对稀土供应的掌控来对他国实施“卡脖子”。

那么，能否说服他改变主意？或许可以。例如，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就曾成功让特朗普相信，乌克兰手中确实握有一些筹码。而特朗普可能再次对华转硬的最大依据，在于他此前就曾这么做过。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他曾炮轰中国是美国就业机会的摧毁者和美国知识产权的盗窃者。当时，包括已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内的亚洲领导人也在一旁推波助澜，安倍曾花数小时劝说特朗普严肃看待中国所带来的军事威胁。

如今，亚洲领导人需要直接向这位美国总统表明，中国正对美国作为全球顶级超级大国的地位构成威胁——中国的军事野心与其工业、科技和经济野心是并行不悖的。如果特朗普能够接受“中国依然是一个精明且具有潜在危险的竞争对手”这一事实，他或许会愿意从更宏观的视角来审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6. 欧洲大火只是噩梦的开始

原文标题：Europe’s fires are just the start

核心提炼

近期欧洲野火肆虐，法国与西班牙等地灾情惨重。但这并非偶然，也不是所谓的“新常态”，而是一个不断恶化的“新可能性”的起点。随着全球气温较19世纪已上升约1.5°C，全球88%的易发火灾区域风险都在显著增加，欧洲更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洲。野火不仅直接摧毁家园、吞噬生命，其带来的隐形杀手——浓烟，对公众健康的威胁更大。野火烟尘引发的呼吸系统疾病是致死主因，预计到本世纪末，全球每年因野火浓烟死亡的人数将飙升至140万。面对日益严峻的威胁，仅靠提升灭火装备与技术远远不够，各国必须加强跨国协作，更需将资源从“末端扑救”转向“源头预防”与“风险适应”，包括改善景观管理、提升全民防灾意识等。

正文

欧洲大火只是噩梦的开始。这绝非什么“新常态”，更糟糕的还在后头。

从2006年到2025年，法国每年因野火烧毁的土地面积平均约为1.5万公顷——比美国华盛顿特区稍微小一点。然而到了2026年7月28日，波尔多以西仅爆发了六天的火灾，其过火面积就已经达到了过去年均水平的近三倍。与此同时，在波尔多以南约500公里处，凶猛的野火正危急地向马德里逼近，超过30万人被迫紧急撤离。

这些火灾可能是欧洲今年夏天面临的最严重灾难，但谁也无法保证不会有更糟糕的情况发生。一轮接一轮的高温热浪让许多地方干涸可燃，而未来还将有更多的酷暑天气。去年，欧盟的过火面积超过了100万公顷；今年这一纪录很可能会被打破。

这不仅仅是某一个夏天的问题。欧洲大陆的升温速度比全球其他任何地区都要快。面对未来几十年不断恶化的灾害威胁，欧洲必须做好准备。世界其他地区离这种困境也不远了。

野火的爆发并不完全取决于气候，但气候确实至关重要。40年来，适宜火灾发生的天气，其出现频率和极端程度一直在增加；在气候变化之前极罕见的天气条件，如今正变得越来越普遍。根据结合了火灾规模和强度的极端火灾定义来衡量，过去十年尤为惨重。

当今世界的气温已比本世纪初的平均水平高出约0.5°C（比19世纪高出约1.5°C）。据预测，在全球88%的易发火灾区域（几乎涵盖了除沙漠和冰川之外的所有地方），火灾风险都将增加。而气温如果从上升1.5°C进一步升至2°C，风险还将急剧飙升。

这意味着，未来我们将看到更多英勇扑救的身影，更多心怀忧虑的政客听取满脸泥灰的消防员汇报，更多人的生活被打乱，以及更多的破败与贫困。此外，野火还会带来一种不太明显却更为致命的影响——即便远在千里之外，人们的肺部也会深受其害。

大多数与野火相关的死亡实际上源于吸入浓烟。今年7月中旬，被风吹散的烟尘颗粒让加拿大和美国的城市陷入窒息，这会导致成千上万人的寿命缩短。据估计，2015年印尼野火产生的浓烟导致了10万人死亡。而在今年，随着油价高企加剧了对生物燃料的需求，进而引发了作为灾难根源的破坏性刀耕火种，再加上日益强劲的厄尔尼诺现象将在未来几个月推波助澜，类似印尼2015年的惨剧极有可能再次上演。

根据中等排放情景预测，并考虑到全球人口老龄化因素，因野火浓烟死亡的人数将从2010年代的每年约24万，增加到本世纪末的每年140万。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到2050年，美国每年因野火浓烟导致的额外死亡人数可能高达3万人。这将使所有其他直接的气候影响都显得相形见拙。

从某种意义上说，灭火就像打仗；如果敌人进攻得更频繁、更凶猛，你就需要在自己这边投入更强大的兵力。因此，那些此前并未感到威胁的地方必须提升防范水平。他们可能还希望引入新技术：卫星几乎可以在火灾刚发生时就发现火情——只要系统能够根据这些情报迅速采取行动，这种情报有时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无人机也必将发挥作用。

盟友也能提供帮助。欧洲已经整合了消防资源，目前正部署在西班牙和法国；墨西哥也在向加拿大伸出援手。

然而，仅仅善于灭火是不够的。最大的成效将来自于更好地预防火灾以及适应火灾带来的影响。危险和紧迫的现实往往意味着，扑灭火灾的支出会挤占用于景观管理、向公众普及何时过滤空气或如何保护房屋等方面的预算。这些预防性项目确实不像直接向火场倾泻满载的冷水那样显得迫在眉睫，但它们同样至关重要。

正如某些人所言，法国和西班牙的这场大火并非什么“新常态”。火灾是反复无常的，每一年都不尽相同。但今年的大火无疑处于这种“新可能性”的框架之内——而这种“新可能性”的极端上限，我们至今尚未摸清。

7. AI写作越发精进，人类必须学会做更好的编辑

原文标题：AI is getting better at writing. Humans must get better at editing

核心提炼

对卡夫卡和奥威尔等文学巨匠而言，写作是极其痛苦的历程。而如今，大语言模型（LLM）能不费吹灰之力地产出海量文本。然而，这也带来了大量同质化与低劣的“文字垃圾”。

《经济学人》通过分析自2024年以来发布的14款主流AI模型，对比了近5,6000个句子及120万个词汇。研究发现，随着版本迭代，AI正逐步摒弃滥用破折号和“杠杆化”（leveraging）等套话，其写作风格正日益向人类靠拢。

但在AI超越专业写作人的过渡期，人类的“编辑能力”变得至关重要。应对AI写作，编辑需掌握三大法则：一是精准下达指令，明确要求并反复打磨；二是严控细节，剔除拉丁化晦涩词汇、陈词滥调以及冗余的“三段式”句式；三是立足受众，纠正AI奉承谄媚、浮夸自大的语调。在AI与人类合作的时代，AI负责狂欢放飞，人类则需保持清醒，严格把关。

正文

写作是一件苦差事。对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来说，将文字落于纸面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折磨”。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觉得写作就像“经历了一场漫长而痛苦的大病”。新闻工作者亨特·S·汤普森（Hunter S. Thompson）则认为写作与做爱截然相反：“只有在结束的那一刻才是爽快的”。

如今，AI前来救场了。大语言模型（LLM）能够毫不费力地提供海量文本，毫无痛苦与折磨可言。AI机器人写邮件手到擒来（水准极高），写长文差强人意（尚可接受），写诗歌则不尽如人意（水平拉胯）。对它们来说，“灵感枯竭”不过是一包500张的打印纸而已：任何大模型用户一天内产出的字数，都能抵得上卡夫卡一生的创作量。

对于人类作者而言，这既是福音，也是诅咒。如果你宣称自己是作者却暗中使用AI，难免有欺诈之嫌——像Pangram这样的AI检测工具，能精准识别出文字背后是否有AI在推波助澜。看看那些利用大模型撰写《经济学人》实习申请的数百名求职者，或是向本刊“受邀专栏”（By Invitation）提交AI生成文章的政府部长们吧（虽然很想点名，但我们还是忍住了）。

我们对各大主流AI机器人的文风偏好进行了深入调查，结果表明，随着每一次版本更新，AI的写作风格都在不断逼近人类。我们将大模型的输出结果与确认由人类创作的文本（即我们自己的文章）进行了对比。在不联网的前提下，我们让自2024年以来发布的14个版本的ChatGPT、Claude、Gemini和Grok重新撰写本刊的文章。我们在包含55,940个句子和120万个词汇的语料库中进行了比对，并与其他报纸和畅销虚构小说进行了交叉验证。结果发现，AI过去的一些老套路——比如大量使用破折号，或是频繁使用“杠杆化/赋能”（leveraging）等词汇——如今已不再被频繁套用了。

AI写作水平的提升无疑是一件好事。毕竟，筛查如今充斥各处的文字垃圾极其消耗精力与时间。最近一项研究指出，大模型已使亚马逊每月出版的新电子书数量翻了三倍，达到30万本；据一项统计，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新建网站初稿出自AI之手。如果大模型持续进化，再过几年，它们的写作水平或许就能媲美专业的文字工作者。

然而在此期间，AI冗长晦涩的文风让“编辑技能”变得弥足珍贵。毕竟，即便是最顶尖的作家，也需要一位优秀的编辑来去芜存菁。《经济学人》每天都在与编辑工作打交道，以下是我们针对重写AI文本总结出的几点建议：

首先，委派任务要精准。 乔治·R·R·马丁（George R.R. Martin）曾说，编辑的工作就是剪掉作家的“羽翼”，并“告诉他们该飞向何方”。对于大模型而言，这意味着要下达极其明确的指令，精准表达你的诉求，并在必要时要求它们不厌其烦地微调输出。机器可比人类听话多了，绝不会顶嘴。马丁老爷子曾说编辑是“作家的天敌”；但若换作AI，它大概率会谄媚地回复：“这个观察太深刻了！”“我太喜欢这个天敌的比喻了！”

其次，注重细节刻画。 AI作者常会犯错，甚至写出一些听起来高大上实则空洞无物的废话。它们喜欢在文章中堆砌源自拉丁语的晦涩词汇，大谈什么“双向流动”（bi-directional flow）或如何“加速电网提升”（expedite grid enhancements）；这时你需要提醒它们，源自盎格鲁-撒克逊语的词汇往往更有力量、更接地气。它们偏爱陈词滥调的比喻，文章里到处都是“阿喀琉斯之踵”。此外，AI使用“三段式排比”的频率远高于人类。《经济学人》同样偏爱这种修辞手法，但我们的做法是把三条切实可行的建议组合在一起，而AI却总会吐出这样冗余的句子：“这个谜团已经被解开——不是部分地，不是模棱两可地，而是彻底地。”像这样的句子，就应该被剔除——彻底地剔除。

最后，明确你的受众。 编辑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大模型往往是奉承阿谀之辈，那种油腔滑调的语气常常令人不适。如果你要写一封向老板汇报坏消息的邮件，请切记吩咐你的机器人少用感叹号。AI有时会显得自命不凡或喜欢说教（毕竟它是用人类的文本训练出来的）。大多数人的时间都很宝贵，而一个废话连篇的AI就像派对上缠着你尬聊的讨厌鬼，让人避之不及。

写作界有一句古老的格言：“微醺写作，清醒编辑”（Write drunk, edit sober）。如果这句话是对的，那么当AI与人类组队干活时，所有的放纵与狂欢都归了AI，而人类则必须时刻保持清醒。

8. 美国创业热潮为未来的工作形态带来希望

原文标题：America’s startup boom offers hope for the future of work

核心提炼

长期以来，渴望自主创业的美国人占绝大多数，但实际实现的人数却寥寥无几。近年来，受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企业招聘放缓以及电商平台兴起的推动，这一状况发生了深刻改变，美国迎来了新一轮的小微企业创业浪潮。

尽管传统经济学观点常因小企业效率较低、存活率不高而持怀疑态度，但生成式AI与自动化工具的普及正赋予微型企业前所未有的竞争力。AI不仅能接管繁琐的行政与数据处理事务，还能让单打独斗的“一人企业”在不大量雇佣员工的情况下实现规模化运营。

这为应对AI冲击就业市场提供了全新的解题思路。技术并非必然导致贫富差距悬殊，反而在降低创业门槛、促进低收入群体与乡村地区参与创新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若政府能进一步放宽行业准入门槛并完善医疗保障等配套支撑，这种由个体创业者主导、AI赋能的新模式将有望创造更加充实且自主的未来工作图景。

正文

许多美国人梦寐以求能够自主创业，成为自己的老板。这种对经济独立与自主权的渴望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建国时期——托马斯·杰斐逊曾将自耕农视为理想的公民典范，认为经济上的自主是其参与公共事务的根基。几十年来，一直有约六成的美国人表达过自主创业的意愿，然而真正付诸行动并付诸实践的比例却长期不足一成。

如今，这一格局正在发生显著变化。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掀起了一股小微企业创业的热潮，且势头日益强劲。人工智能的快速演进、大型企业招聘的放缓，以及线上电商平台的日趋便利，共同为这股热潮注入了动力。相关官方数据显示，新注册的企业申请量出现了爆发式增长，这一趋势在与其他发达经济体对比时显得尤为突出。

这种现象固然受到了政界的欢迎，但部分经济学家往往对此持审慎甚至怀疑的态度。在传统经济学视角下，小微企业的失败率较高，且普遍面临生产率瓶颈——小企业的平均生产效率往往明显低于大型企业。近年来，主要的创新成果也大多集中于资源雄厚的巨头企业，小企业往往缺乏规模化带来的数字工具与管理优势。

然而，AI技术的突破正在改变这一固有规则。随着智能化工具的普及，创业者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完成企业注册、商业计划书撰写以及市场营销等基础工作。智能化代理不仅能接管日常繁琐的行政事务，还能深度分析销售趋势与运营数据。大量新建企业即使在初期仅由一人运营，也能凭借AI工具的赋能实现高效运转，打破了传统企业必须依赖庞大雇员团队才能扩大规模的限制。

这一转变开辟了令人期待的新前景：对于因技术变革而面临失业风险的人群而言，自主创业或将提供一种有价值的替代方案。虽然有观点担忧技术可能会加剧社会分化，但现实迹象表明，智能化工具同样在降低实践门槛，使更多来自低收入背景或非核心区域的个体得以将构想转化为现实业务。

当然，这种新型的个人创业模式并不能完全替代传统的工业岗位，也无法提供传统白领所习惯的阶梯式晋升通道。目前的新兴创业项目主要集中在技术、零售及健康服务等领域。尽管如此，许多创业者依然对其自主选择的工作状态感到满意，且这些新业务在诸多经历了产业转型的地区展现出了蓬勃的生机。

为了让这股创业创新活力得到更充分的释放，政策环境仍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例如，完善针对自由职业者的医疗保障机制，能够解除创业者的后顾之忧，使其不必为了维持保障而强行留在大企业；同时，合理简化部分行业繁琐的准入资质限制，也有助于降低普通人开启新事业的门槛。

面对技术对就业形态的塑造，过度的悲观并无必要。一个由个体创业者驱动、并由智能工具承担基础事务的经济体系，完全有可能为更多人带来充实感与经济回报，甚至帮助更多人探索通往经济独立与工作自由的新路径。

9. 英国的保障房是否补贴了错误的人群？及本周读者来信

原文标题：Does Britain’s social housing subsidise the wrong people?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本期《经济学人》读者来信涵盖了住房政策、气象预测、法律科技、生活轶事及生物仿生等多个热门话题。

在保障房争议中，住房团体与专家回应了此前文章，指出保障房并非“给错人的无谓补贴”，而是为不同收入群体提供稳定生活的基石，应被视作国家长期繁荣的基础设施投资；同时强调社会房东在稳定房屋建设、推动创新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气象专家解释称，公众对天气预报信任度的提升，源于集合预测技术的发展以及气象部门对“不确定性”的诚实沟通。在法律领域，学者指出人工智能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日益增多，但AI“幻觉”现象普遍，开发专用法律AI工具至关重要。此外，信件还分享了印度关于安全隐患与落物伤害的离奇往事，以及斑马条纹如何启发现代无人机伪装技术的仿生学观察。

正文

全文翻译

英国的保障房是否补贴了错误的人群？| 读者来信精选

英国的保障房是否补贴了错误的人群？本周其他话题还包括：天气预报、法律领域的人工智能、从天而降的牛、无人机与斑马，以及爱提问的人。

2026年7月30日

欢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信件至：letters@economist.com。了解更多关于我们如何处理您信件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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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保障房居民和供应方的代表，贵刊最近一篇文章（《房租低得离谱》，7月11日刊）对保障房居住者的描述方式令我们感到吃惊。诸如“补贴了错误的人”、指责居民“死守”住房，以及为了证明所谓“不公”而挑选的个例，都在助长一种人们熟知的偏见：即高收入的保障房居民获取了不应得的补贴。

贵刊暗示，居民在收入增长后继续住在保障房是体制的缺陷。但我们的看法截然不同。我们看到的是，人们获得了一个能够据以安居乐业的稳定基石。这正是住房政策应该追求的目标——让来自不同收入阶层、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社区中。

我们支持在基于事实和尊重的基础上，就如何更好地利用保障房、提高住房流动性以及确保公共投资发挥最大效益展开理性讨论。保障房居民值得被认可的，绝不是他们所享受的租金折扣，而是他们对英国经济、公共服务和社区作出的贡献。同样，建设保障房的公共支出应该被视为对国家长期繁荣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它是一笔资产，而非负担。我们希望未来能在《经济学人》上看到对此事更客观平衡的讨论。

伊恩·麦克德莫特（Ian McDermott） G15保障房协会主席

戴茜·阿姆斯特朗（Daisy Armstrong） 代表伦敦G15居民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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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刊认为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不应“花费巨资建设新的地方政府廉租房”。也许吧。但值得庆幸的是，住房协会部门正通过政府补贴、贷款以及房屋销售利润交叉补贴相结合的方式，投入巨资建设新住房。鉴于英国建筑业以剧烈波动著称，这种逆周期的投资是非常合理的。保障房房东受“消化率”（即私人建筑商为配合销售速度而建房的速度）的影响较小，因此能够更持续地建房，并且由于商业模式不同，他们可以使用更多创新技术。保障房房东每年稳定贡献约20%的新建住房，这在一个混合市场中显得恰如其分。

至于地方议会是否应该参与这一领域，或许见仁见智。但当他们做得好时，确实建成了全国质量最高、最具创新性且屡获殊荣的住宅项目。地方议会在新建住房市场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作为因地制宜的领导者为其服务社区提供解决方案的作用，值得更多关注。

汤姆·加曼（Tom Jarman） 住房事务顾问 泰恩-威尔郡惠特利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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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刊提出一种有趣的理论，认为英国人对天气预报员信任度的增加，是因为人们对1987年10月“特大风暴”的记忆逐渐淡忘——当时国家电视台预报员米歇尔·菲什（Michael Fish）声称强气旋不会袭击英国（《热门话题》，7月11日刊）。事实证明他错得离谱。

1987年，菲什先生只能基于单一的预测模型得出结论。但今天，气象中心每天都会为明天的天气生成几十个预报版本。这些预报在初始条件和预测模型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不同。它们共同构成了具有不同天气状况的“平行宇宙”，帮助预报员不仅能评估最可能发生的情况，还能评估他们对预报的自信程度。

英国气象局通过其应用程序上常见的“降雨概率为30%”来传达这种不确定性。为风暴命名也有助于传达这种不确定性，例如当风暴轨迹变得更加清晰时。敢于传达不确定性反而赢得了公众更多的信任。这展现了对预测混沌大气层局限性的诚实态度。就像生活中的许多领域一样，坦诚地表达不确定，远比自信地犯错要好得多。

汉娜·克里斯滕森（Hannah Christensen） 牛津大学物理气候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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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刊在报道中提到，随着“感觉律政”（vibe lawyering，即潜在客户转向寻求AI帮助处理案件）的兴起，“连律师也被难住了”（《试错》，7月4日刊）。事实的确如此。

巴黎高等商学院研究员达米安·沙洛廷（Damien Charlotin）维护的一个数据库，追踪了人工智能在超过1,800起导致法律裁决的案件中的使用情况。他发现，在出现人工智能“幻觉”（胡编乱造）的案件中，有大约40%是由律师带来的。此外，在最近于国际人工智能与法律会议上发表的论文《PermitBot》中，我们发现，即使是没有法律专业背景的人，只要指导他们如何提示聊天机器人提供相关法律信息，其回答的质量也会显著提高。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专门设计的法律AI机器人可以比目前通用型的AI模型做得更好。

克莱门特·吉顿（Clement Guitton） 瑞士佐芬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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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肖卡（Ashoka）撰文探讨了印度因安全法规执行不力而导致的“落物伤人”问题（7月18日刊）。从天而降砸中人头的物品清单包括树木、水泥板和铁棍。这篇专栏文章引发了我的强烈共鸣。

五十年前，作为加尔各答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行政合伙人，我收到了一份来自我手下文员的长假申请，里面的请假理由极其离奇：在他上班途中，一头牛掉到了他身上。事实证明，当时他正走过三个人身边，那三人正用一个大篮子抬着一头生病的小牛。当一辆路过的有轨电车高声敲响车铃时，受惊的小牛猛地跳出，直接砸中了我不幸的同事，导致他的心脏瓣膜破裂。他最终从手术中挺了过来并恢复得很好，但他却收获了一个可以向孙辈吹嘘一辈子的绝妙故事。

诺希尔·米尔扎（Nawshir Mirza） 孟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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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技术的发展常常与大自然的发明不谋而合。我非常感兴趣地阅读了关于乌克兰如何使用斑马条纹涂装的车辆来规避无人机袭击的报道（《隐身于众目睽睽之下》，7月11日刊）。

20世纪80年代初，我和同事们在南部非洲展开研究，旨在减轻采采蝇和睡眠病对人类及动物的影响。我们注意到马匹深受采采蝇之苦，而斑马却极少被叮咬，于是我们假设：苍蝇的视觉系统通常旨在定向到纯色物体的边缘，因而无法将斑马识别为宿主。当我们在津巴布韦的丛林中拖动各种不同图案的带电斑马模型时，证实了这种效应。

无人机机器视觉中的模式识别训练，似乎非常类似于采采蝇寻找动物宿主（其中大多数是体型庞大且呈棕色的）的进化过程。就像斑马一样，带有条纹的军用卡车似乎战胜了这种识别系统。但对卡车来说不幸的是，人工智能驱动的无人机技术演化速度，要比采采蝇及其宿主的进化快得多。

杰夫·韦奇教授（Jeff Waage）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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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巴特尔比（Bartleby）专栏所作出的观察——“提问更多的人往往更受欢迎”（7月11日刊）：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被称为“二十个为什么”。对大人来说，我就是个烦人精。后来，我成了一名记者。

罗宾·奈特（Robin Knight） 伦敦

10. 别把全球经济失衡归咎于人民币低估

原文标题：Don’t blame global imbalances on the undervalued yuan

核心提炼

面对全球经济失衡，西方传统政策往往习惯于要求人民币升值。然而，这不仅药不对症，而且根本无法解决问题。汇率偏离合理水平并非病因，而是两国国内宏观政策扭曲所导致的“症状”。

中国的高额顺差源于国内消费受抑和房地产投资萎缩，而美国的高额逆差则来自私营部门储蓄不足和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如果仅依靠行政手段强行推动人民币名义升值，不仅无法改善失衡，反而会加剧中国的通缩压力并削弱其总需求。

真正解决全球失衡的方案在于结构性改革：中国需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占比来刺激消费；美国则必须遏制财政赤字并提升储蓄率。把焦点放在汇率上只会引发政治对抗，唯有从各自的宏观政策入手，才能真正实现全球经济的平衡与可持续发展。

正文

在国际经济外交中，存在一种屡见不鲜的固定套路：每当全球经济失衡再次引发焦虑时（正如当下这般），人们的注意力总会自然而然地转向汇率问题。如今，中国的外部顺差规模庞大且持续扩大，而美国的外部逆差同样巨大且不断攀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两者的规模均已过度。按照某种流行观点，只要各国政策制定者能在某家豪华酒店齐聚一堂，达成一项推动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的协议，中国就会增加进口、减少出口，美国则反其道而行之，全球这种头重脚轻的失衡格局便能顺理成章地得到自我修正。

近来，这种观点在西方获得了不少支持者。诚然，人民币汇率毫无疑问是被低估了，但将汇率视为调节杠杆的思路却是张冠李戴。在今年发布的G7专家报告和IMF关于全球失衡的政策文件（本文作者均参与了编写工作）中，汇率并未被视为罪魁祸首，而是一种政策结果——即特定国内政策组合所带来的虽然不受欢迎、但完全可以预见的结果。

一个国家如果压制居民消费，同时又面临房地产投资的萎缩，只要其他条件不变，就必然会出现持续的经常账户顺差，其货币汇率也自然偏弱。相反，一个国家如果私营部门储蓄不足，且财政赤字高到不可持续，只要其他条件不变，就必然会出现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其对其他货币的实际汇率也自然偏强。汇率之所以出现错配，是因为底层政策组合导致了储蓄的严重过剩或严重不足。汇率只是表象，而非病根所在。

有人主张，人民币汇率偏低反映了中国通过汇率干预政策故意维持弱势汇率。确实，人民币并非自由浮动，通过结合资本管制、压制消费和外汇干预，确实可以人为塑造出持续的经常账户顺差和偏弱的实际汇率。然而，近年来中国的外汇干预往往是为了防止本币过快贬值，整体而言人民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近期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贬值，主要是由于中国相对于其贸易伙伴的通胀率更为温和。

这种本能地将焦点对准汇率的做法有两个严重弊端，且二者会相互叠加。

第一个弊端是经济层面上的。假设中国明天突然通过行政命令推动人民币大幅升值，但其底层的宏观经济政策未作任何改变，全球所需的经济调整就会应运而生吗？答案大概率是不会。在短期内，名义升值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相当有限，因为中国绝大多数出口产品都以美元定价，且价格调整缓慢。而在账面的另一端，升值会立刻降低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口商品价格。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确实可能增加中国的进口并减少贸易顺差。但问题在于，其他条件并非保持不变：走强的人民币会进一步加剧中国的通货紧缩问题，削弱其整体总需求。这与全球再平衡的要求——即中国需要吸收更多全球生产的产品——恰恰背道而驰。

同样重要的是，缺乏宏观经济政策协同支持的名义升值，在通缩压力下极易迅速演变成实际有效汇率的贬值。有人认为这会倒逼中国采取再通胀政策刺激经济，但如果终极目标是推动中国出台更好的政策，为什么不直接讨论政策本身？为何非要绕道汇率呢？

第二个弊端是政治层面上的。要求人民币名义升值作为一项轰动性的让步，在现实中极难被接受。历史的经验并不乐观。与人们普遍认为的恰恰相反，1985年《广场协议》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靠的是日本的积极配合以及重大的宏观经济调整（包括美国调整自身财政立场）来共同支撑美元贬值。而今天，如果与中国探讨加强社会保障网、完善养老金体系或发展非可贸易的服务业，中国可能会展现出更高的接受度。当你推动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改革时，你还有合作成功的机会；但当你强推汇率调整时，你招致的只有对抗。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脱离干系。中国的顺差是真实存在的，规模巨大，且已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包括无法再充当“最终吸收者”的欧洲经济体）的合理关切。考虑到人口老龄化以及过度依赖可贸易部门的投资模式，中国需要做的事——这也符合其自身长期利益——是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以让家庭敢于消费，并停止以牺牲消费为代价去资助可贸易部门的扩张。只要做到这些，人民币的实际升值自然会随之而来。

但也必须明确，所需的调整绝不仅仅在中国一方。美国同样需要解决其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以及长期偏低的私营部门储蓄问题。而这些问题，同样无法通过汇率把戏来解决。

G7和IMF精准地找准了问题症结：病根在于失衡两端各自的国内宏观经济政策选择。让中国转向以消费和服务业驱动的增长，同时让美国遏制财政赤字——这一政策组合拳或许不如一场轰动的汇率大协议那样博人眼球，但它的优势在于既切实有效，又具备可行性。

11. 巨无霸指数诞生四十载，全球汇率依然扭曲

原文标题：Despite 40 years of our Big Mac index, currencies are still mispriced

核心提炼

《经济学人》自1986年推出“巨无霸指数”以来，这一原本带有幽默色彩的轻量级经济指标已风靡全球40年。该指数基于古斯塔夫·卡塞尔提出的购买力平价（PPP）理论，通过对比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麦当劳巨无霸汉堡的售价，来评估不同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及其理论上的“合理汇率”。

然而，40年的数据表明，全球汇率长期处于严重偏离合理水平的状态。例如，由于高额劳动力成本和农业保护，瑞典法郎等富裕国家的货币长期被严重高估；而台湾新台币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货币则被大幅低估。虽然该指数衍生出了考虑人均GDP影响的修正版本，且在某些特定历史时刻（如准确预测欧元早期的贬值趋势）展现出了极强的预测力，但它在金融市场交易中的长期有效性依然有限。巨无霸指数的最大价值，在于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揭示了复杂的汇率机制与全球价格体系的失衡状态。

正文

关于《经济学人》巨无霸指数的详细分析与历史回顾，主要涵盖以下核心内容：

一、 从经典艺术到汉堡经济学

在瑞士巴塞尔的半空下，一边是古典艺术壁画，另一边则是价格不菲的麦当劳。在瑞士，购买一个巨无霸汉堡需要花费超过7瑞郎（折合逾9美元）；而在九千多公里之外的中国台湾，同样的汉堡只需约2.42美元。

造成这种巨大差价的原因纷繁复杂：关税政策、运输成本、市场竞争程度以及各地不同的食品监管法规（如瑞士对本地肉类来源的严格限制）。但这种价格差异更揭示了一个核心问题——货币价值的真实扭曲。40年前，时任《经济学人》经济编辑的帕姆·伍德尔（Pam Woodall）正是在灵光一现中创立了这一指标，将巨无霸作为衡量全球货币购买力的“通用标尺”。

二、 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极简实践

购买力平价理论由瑞典经济学家古斯塔夫·卡塞尔在一战前后提出。他认为，一国货币的价值取决于其在本土的实际购买力。虽然世界银行和欧盟等机构会定期统计数千种商品的价格来测算购买力平价，但这项工作极其繁重且商品可比性较差。

《经济学人》的巨无霸指数则采取了高度简化的方法：只选取巨无霸这一种商品。由于麦当劳对全球标准化制作的极致追求，巨无霸成为了近乎完美的“通用商品”。通过对比各国巨无霸的美元售价，即可算出理论上的“平价汇率”。若某种货币的市场实际汇率低于该平价汇率，即被视为“低估”；反之则为“高估”。

以最新数据为例：

• 瑞士法郎：实际汇率远高于平价汇率，被高估了约45%。
• 新台币：实际汇率远低于平价汇率，被低估了超过60%。

三、 四十载的风云变幻与文化影响

自1986年首次发布以来，巨无霸指数从最初的“一次性幽默尝试”，演变成了经济学教科书的常客、学术研究的焦点（衍生出大量相关论文），甚至引发了追捧热潮——涵盖拿铁指数、宜家书架指数以及苹果产品指数等变体。

这40年的指数变化，也见证了全球政治与经济格局的沧桑巨变：

• 国家与货币的演变：西德的更名、苏联解体前夕莫斯科首家麦当劳排长队的盛况、俄乌冲突后麦当劳撤出俄罗斯，以及部分国家因恶性通货膨胀导致汉堡售价飙升至天价（如巴西的克鲁赛罗和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
• 失衡加剧：近年来，全球汉堡价格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收敛后再次拉大差距。美国近年来的高通胀、低估的日元（在日本买巨无霸甚至比在中国大陆还便宜20%）等因素，导致当前的汇率扭曲程度达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点。

四、 经济学原理与市场预测力

富裕国家的巨无霸通常更贵，这主要源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高生产率的贸易部门拉高了整体工资水平，导致餐饮等非贸易服务业的劳动力成本随之上升。为此，《经济学人》在2011年推出了根据人均GDP修正后的巨无霸指数，以更客观地衡量不同发展水平经济体的汇率合理度。

在预测汇率走势方面，巨无霸指数曾创造过历史——例如在1999年欧元问世初期准确预警了其被高估的风险，而忽视这一信号的对冲基金则错失了盈利机会。然而从长期来看，由于各国结构性差异长期存在，单纯利用巨无霸指数套利的交易策略并非万能。

正如创办者所言，指数中充斥的各种双关语和幽默段子是为了提醒读者：虽然其背后的经济学概念是严肃的，但不必对具体的计算数字过于死板。它更像是一个趣味盎然的窗口，帮助大众理解复杂的全球金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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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国押注特朗普不会插手其打压美国盟友

原文标题：China bets that Donald Trump won’t mind it bullying American allies

核心提炼

近期，中国在第一岛链对菲律宾、日本和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采取了一系列激进动作，包括在仁爱礁与菲方冲突、在南海试射潜射弹道导弹，以及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举行实弹演习。

这种全面施压表明中国正试图测试美方的底线。中国押注，在美中关系近期回暖以及美国精力被波斯湾局势分散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不会为了保护盟友而破坏美中之间的“建设性战略稳定”。

尽管美军已向第一岛链增派军力并部署高超音速导弹，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美军的能力，而在于特朗普履约护盟的意愿。中国正利用军事行动重新定义区域秩序，意图向世人表明其有能力惩戒不友好国家，并削弱美国盟友对华盛顿安全承诺的信任。

正文

“他们正把我们当傻子耍，”7月23日，菲律宾国防部长小吉尔伯特·特奥多罗在马尼拉向媒体愤慨地表示。就在三天前，有人拍到中国海警在南海两国均主张主权的一个环礁——仁爱礁——附近，用桨殴打一艘菲律宾军舰上的水兵。在这场短暂的肢体冲突中，身穿短裤和T恤的菲律宾士兵击退了身着海军制服和橙色高能可见度背心的中国海警。事后，两名菲律宾士兵入院治疗。

这次冲突只是近期发生在群岛亚洲的一系列事件之一，这些事件共同勾勒出一个姿态更加强硬的中国。今年3月，一架执行联合国对朝鲜制裁任务的澳大利亚直升机报告称，黄海海域上空遭到了中国军机的危险拦截。7月初，中国从南海的一艘潜艇上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飞越菲律宾并落入南太平洋。而在仁爱礁冲突发生的前一天，中国舰艇还在菲律宾以东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举行了实弹演习。

这种激进举动频次上升的背后存在某种规律。自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于2025年10月在釜山会晤后不久，中国便开始对美国的盟友进行试探；今年3月，随着美国陷入波斯湾泥潭，中国的行动进一步升级；而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于5月在北京举行峰会之后，中国的行动更是变本加厉。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智库“国际危机组织”专家黎秋香（Huong Le Thu）指出：“这是在测试华盛顿会作出多大程度的反应，以及是否会挺身保护其在该地区盟友。”

然而，在同一时期，中美关系却出现了改善。亚洲外交官表示，中国正在押注特朗普不会采取任何破坏这一改善势头的行动，更不会警告中国远离其盟友。

这些冲突事件沿着所谓的“第一岛链”展开——这是一条从日本北部延伸，经台湾至菲律宾的岛屿链条。过去，中国往往倾向于轮流针对不同的美国盟友，但这一次，中国人民解放军似乎在同时向多个盟友施压。

截至目前，菲律宾遭受的对待最为恶劣。这并非巧合，因为它是岛链中最弱的美国盟友，而且长期以来，美国对它的安全承诺显得最为动摇。2024年，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科斯曾表示，南海的任何人员伤亡都将“非常非常接近我们对宣战行为的定义”，届时他将期望美方作出回应。然而，特朗普是否会如马科斯所期望的那样履行美国的承诺，依然存疑。

7月20日发生在仁爱礁附近的争端尤为危险。这片荒凉的礁石之所以成为热点，是因为“马德雷山号”——一艘为了彰显主权而于1999年搁浅在此的锈迹斑斑的菲律宾海军舰艇。虽然美国没有义务替菲律宾防守其主张主权的其他争议小岛，但根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有明确的义务保护“马德雷山号”以及驻扎在舰上的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小分队。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试图向菲律宾人展示山姆大叔在履行这些承诺方面不可信，从而在美菲之间打入一把楔子。

中国对澳大利亚和日本施加的压力经过了更为精确的计算，但其分量同样显而易见。中国向南太平洋试射弹道导弹的那一天，恰逢澳大利亚与斐济签署共同防御条约。而在中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举行实弹演习之前，中俄具备核打击能力的轰炸机于6月下旬在日本周边举行了联合巡航；这是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暗示日本可能在台海冲突中发挥作用的言论激怒中国以来，中俄第二次举行此类联合巡航。

东京防卫研究所（日本防卫省旗下智库）的饭田将史认为，中国同时对美国盟友施压，部分反映出中方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正在衰退，且其注意力已被伊拉克/伊朗战争分散：“在中国看来，唐纳德·特朗普正在自掘坟墓。”

美军并未完全缺席。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表示，7月20日冲突发生时，一艘美国海警巡逻艇距离仁爱礁足够近，成功接应了受伤的两名菲律宾士兵并将他们送往安全地带。美国官员承认，通常驻扎在亚洲的部分部队已被部署到中东。但与此同时，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已将舰艇、飞机、部队和导弹从美国本土基地向西推进至第一岛链，试图威慑中国针对盟友的侵略行为。

美军已将先进的导弹系统部署到日本和菲律宾，并将持续至夏季结束。7月21日，太平洋司令部公布了一组数周前拍摄的照片，显示美军导弹库中最尖端的“暗鹰”长程高超音速导弹系统首次部署在了能够打到中国大陆的射程之内。

然而，这似乎并未能吓住中国。问题不在于美军的军事能力，而在于特朗普的意图。在5月的峰会上，特朗普与习近平同意维持中方所称的“建设性战略稳定”。美国官员很快也采纳了这个说法，但尚未明确这一表述对美方意味着什么。国际危机组织的黎秋香表示，中国正利用军事行动来将这一概念定义为给中国更大的势力范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查拉（James Char）对此表示赞同：“中国人正试图将这些行动常态化，”他说，“向世界表明他们有能力惩戒这些不友好的国家。”

13. 印度抗议浪潮背后：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的深层危机

原文标题：Behind India’s protests is a crisis in the graduate-jobs market

核心提炼

近期印度新德里等地爆发的抗议浪潮，表面上源于高管公考泄题事件（导致教育部长辞职），实质上折射出该国大学毕业生面临的严重就业危机。数据显示，2004至2023年间，印度每年新增约500万名大学毕业生，但就业岗位仅增加280万个。由于市场缺乏正规职位，极低的中榜率和频繁的泄题丑闻也未能阻挡年轻人涌向体制内“考公”。

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教育与产业的严重脱节及就业岗位（特别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系统性短缺。目前印度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升至30%，但近半数毕业生缺乏市场所需的实用技能，超四成毕业生被认为不具备就业能力。作为全球拥有庞大青年人口（3.7亿）的国家，印度若无法吸纳这股劳动力潮，其经济与政治稳定将持续面临严峻考验。

正文

一项统计数据，便能极其生动地勾勒出印度受教育青年内心的沮丧与无奈，而这种情绪在最近几周的新德里街头及其他地区演变成了激烈的抗议。阿西姆·普莱姆吉大学（Azim Premji University）的研究显示，2004年至2023年间，印度每年约有500万名毕业生涌入劳动力市场，但同期就业人数的增加量却仅有280万左右。

虽然这并不是引发群体抗议的直接导火索，但它解释了为何另一件事——针对大学毕业生的国家公考泄题事件——会激起如此巨大的民愤。年轻的抗议者们要求教育部长下台。在僵持了数周后，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最终于7月25日妥协，教育部长随后辞职。

数以百万计的印度年轻人花费数年时间埋头备考，但考上的概率却丝毫没有改善。去年，有220万名学生参加了医学院入学考试，争夺区区12.66万个名额；而另一项针对低阶政府岗位的考试，则吸引了约280万名考生竞逐1.5万个职位。

重要考试泄题的影响面正越来越广。据数据分析师苏杰·纳德卡尼（Sujay Nadkarni）估计，自2016年以来，印度已发生至少80起泄题事件，波及超过2000万名学生。印度政府已经宣布——这已非首次——将采取措施整顿考试制度。

然而，比起泄题，更令政策制定者担忧的，应当是考试在印度社会中日益深重且难以动摇的重要性。印度年轻人之所以执着于在这个破败不堪的体制中挤独木桥，是因为另一条路——在市场上找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在自称失业的青年群体中，能在一年内找到一份有固定薪水工作的毕业生比例不到7%。

这一切，正在动摇长期支撑印度社会的根基契约：只要努力求学，就能改变命运。在教育热潮的推动下，印度18至23岁人群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升至30%。得益于民办教育的发展，高等院校的数量在30年间从6000所暴增至约7万所。

然而，经济学家们忧虑的是，约有45%的印度毕业生拿的是文科或商科学位，而非工程或医学等实用专业。某商业机构在202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印度仅有55%的大学毕业生具备合格的就业能力。虽然工业培训机构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但阿西姆·普莱姆吉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培训机构的地理位置与制造业企业的分布严重脱节。

比缺乏合格工人更严峻的问题，是就业岗位的极度匮乏。2021年至2024年间，印度虽新增了8300万个工作岗位，但其中约有一半是在农田里。印度的工厂和写字楼根本没有吸纳足够的劳动力——不论他们是不是大学生。

面对这些困境的并非只有印度。整个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中国也在苦苦应对大学毕业生过剩的问题。然而，印度的青年群体（15至29岁）规模高居世界之首，约为3.7亿人，且预计至少在2030年前还会持续增长。如何吸纳这股庞大的劳动力，不仅是一项艰巨的经济挑战；正如今年夏天所展现的那样，它更是一场严峻的政治考验。

14. 日本政治不再让年轻人“退避三舍”

原文标题：Japanese politics is becoming less of a turn-off for the young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长期以来，日本政治体制僵化、投票率低迷，年轻人因人口劣势和缺乏利益代表而深感无力。然而，这一现象正发生深刻改变。随着善于利用社交媒体的新一代政治家和新兴政党崛起，日本年轻人的政治参与度显著提升。从推行改革的市长到聚焦AI与经济诉求的新兴政党，政治人物通过YouTube和TikTok等平台成功将注意力转化为选票，使得近年来的几次大选中年轻人的投票率大幅跃升。

然而，这种基于网络传播的政治参与也引发了担忧。注重流量和“模因”的网络竞选容易走向激进与极端，右翼民粹势力乘虚而入。同时，许多年轻人的支持展现出类似“追星”的倾向。总体而言，年轻人并非单纯向右转，而是在安全与能源等议题上表现得更加务实，他们的加入正让原本沉闷的日本政坛变得更具竞争性和不确定性。

正文

全文翻译：

越越多的日本年轻人开始觉得，政治其实也没那么枯燥乏味了。善于驾驭社交媒体的政治家们，正重新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回政坛。

今年33岁的小山良太郎住在日本北部的北海道，过去他几乎从不关心政治。但几年前，他偶然发现日本西部一位富有改革精神的市长正在YouTube上直播市议会会议。小山随后自学了视频剪辑，开始将国会辩论和竞选集会的精彩片段剪辑发布到网上，希望能“让大家看到政治有趣的一面”。

小山并不是孤例，他代表着一场更广泛的变化。得益于那些年轻且精通社交媒体的政治家，原本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日本年轻人正投入更多关注。在去年的参议院选举中，各类新兴政党异军突起、战果斐然，18至19岁选民的投票率从2022年的35%一路攀升至45%；20多岁和30多岁选民的投票率也猛增了十多个百分点。这一趋势在今年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得到了延续。尽管自民党（LDP）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年轻人的加入正在塑造全新的政治格局，让政坛变得更具流动性和竞争性。

长久以来，日本的政治体制一直显得死板而僵化。与许多国家一样，日本在20世纪60和70年代也曾经历过一波左翼学生抗议浪潮的洗礼。但此后，政治冷漠便弥漫开来。如今在抗议游行的队伍里，退休老人的数量甚至比学生还要多。各个年龄段的总投票率长期在50%左右的低位徘徊，而20多岁年轻人的投票率更是只有30%左右。

大阪经济大学的秦正树指出，年轻选民长期以来都有种“无力感”。在选票数量上，他们拼不过人口庞大的老年群体，而且鲜有政治家能代表他们的利益或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尽管日本自2013年起就已将网络竞选合法化，但大多数政治家依然依赖老掉牙的宣传套路——骑着装有大喇叭的小卡车沿街大喊，或者在街头找人握手。

然而，一种更具创业色彩、由网络爆梗（meme）驱动的新型政治形态正在悄然兴起。2024年，广岛县一座小镇的前任市长石丸伸二（视频博主小山就是他的粉丝）在名不见经传的情况下参选东京都知事。他通过YouTube和TikTok动员年轻人，喊出赶走“贪恋权力的老派政治家”的口号，最终奇迹般地夺得第二名。（此后，他甚至还参加了一档真人秀恋爱节目。）

同年秋天，新兴政党“国民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席位翻了两番，一举斩获28席。该党提出通过削减社会保险费来增加民众实际收入，这一主张极大地打动了深陷薪资停滞困境的年轻一代。在去年的参议院选举中，民粹主义右翼政党“参政党”（意为“自己动手”）声势大涨；而在众议院选举中，拥抱人工智能的科技乐观主义政党“未来党”（Team Mirai）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日本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也被证明极其适应这个互联网时代。在她于去年10月上台前，执政的自民党因接连不断的丑闻而深陷危机。然而，她却带领该党在今年2月的选举中赢得了历史性的压倒性胜利——尽管她此前居高不下的支持率最近已开始回落。21岁的东京女孩市泽小凪解释道：“我大多数朋友当时都觉得：‘哇！她看起来真的很不一样，说不定真能为我们做点什么。’”不过她也补充说，自己的许多朋友其实根本说不清高市的具体政策是什么。

网络竞选的危险之处在于，为了博取点击量和关注度，它会诱导政治家采取更具挑衅性的姿态。打着反移民旗号的参政党，就成功圈走了大量年轻选民。34岁的为栗正也住在日本西部的今治市，是该党的支持者，他觉得日本“正在遭受外来侵犯”。由于不信任主流媒体，他的新闻资讯全部来自网络。

通过在YouTube上发布政治视频赚钱的增尾宏表示，只要他在视频里奉承右翼政治家、嘲弄自由派和左翼，就能获得更高的播放量。评论员古谷经衡认为，一个由右翼用户组成的小型网络，正在为数量庞大、但本没有明确政治立场的受众设定舆论基调。

一些专家将年轻人对政治的这种热情比作“推活”（oshikatsu，指饭圈追星行为）。当下的日本年轻人虽然在社会价值观上趋于进步，但他们却未必会投票给宣扬这些政策的左翼政治家。

压力团体“日本青年理事会”的室桥祐贵指出，这代年轻人成长于对朝鲜和中国等好战邻国保持戒备的社会氛围中。左翼一贯反对军费开支、并数十年来死守和平宪法的主张，在他们看来已经脱离了现实。在核电问题上也是如此：许多年轻人态度务实，支持重启自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关停的核电站，而年长的进步派依然坚决反对。

“年轻人未必是在向右转，”室桥先生说道，“他们只是变得更加现实了。”如果简单地将他们的政治参与归结为纯粹的“追星”，恐怕是没有看清问题的本质。

15. 老挝啤酒：或许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拉格啤酒

原文标题：Beerlao: probably the most important lager in the world

核心提炼

法国在老挝殖民统治虽已结束数十载，但其遗留的“老挝啤酒”（Beerlao）却成为了该国的经济支柱。老挝啤酒由老挝政府与丹麦嘉士伯集团共同运营的“老挝啤酒公司”生产。得益于融合国家认同的营销策略以及老挝人高达人均每年55升的惊人啤酒消费量，老挝啤酒占据了当地近90%的市场份额。这款啤酒由欧洲麦芽、酒花与本地茉莉香米酿造，性价比极高，深受当地人和背包客喜爱。2024年，其销售额达6亿美元，约占老挝GDP的3.5%，贡献税收占全国财政的重要份额，是该国最大的纳税企业。然而，老挝啤酒的孤军奋战也映射出老挝经济结构的失衡——在单党执政下，除了吸纳就业极少的水电和采矿业外，其他产业发展缓慢。老挝啤酒固然是成功引进外资的典范，但也凸显了该国缺乏其他经济增长引擎的困境。

正文

老挝啤酒：或许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拉格啤酒 亚洲 | 举足轻重的小啤酒 老挝啤酒：或许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拉格啤酒 老挝的国家经济甚至都要仰仗它 2026年7月30日

殖民统治结束近73年后，除了几座摇摇欲坠的法式别墅，法国对老挝的影响已所剩无几。如今，正是中国在塑造着这个贫穷的内陆邻国的命运。然而，法国人留下的一个遗产却延续至今。

1973年，法国与老挝商人共同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老挝啤酒与制冰公司。这家公司如今更名为“老挝啤酒公司”（LBC），由老挝政府与丹麦啤酒巨头嘉士伯共同持股运营。其招牌产品“老挝啤酒”（Beerlao），对母国的重要性恐怕超过了全球任何其他啤酒品牌。

老挝啤酒在老挝无处不在。从T恤到路边广告牌，它的品牌标志赫然可见。将产品与国家身份认同相结合的营销口号（“做一个老挝人/喝老挝啤酒”），加上老挝人惊人的啤酒饮用量，共同推动了它的成功。日本麒麟啤酒公司的数据显示，老挝人均每年喝掉55升啤酒，居亚洲各国之首。据嘉士伯表示，老挝啤酒占据了当地近90%的市场份额。对于人口仅790万的老挝而言，它已成为嘉士伯在亚洲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市场。

它的成功绝非偶然。欧洲的麦芽、啤酒花与当地种植的茉莉香米巧妙融合，造就了一款口感清爽、微甜的拉格啤酒（当地人常加冰块饮用）。它屡获国际大奖；在各大旅游论坛上，背包客们也对其赞不绝口，既喜欢它的口感，又中意它的价格——一瓶640毫升的啤酒售价约为20,000基普（约合0.90美元）。

2024年，老挝啤酒的销售额达到了6亿美元，约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同年，老挝啤酒公司缴纳了5.1万亿基普（约合2.4亿美元）的税款，同比增加三分之一，稳居老挝第一大纳税企业。此外，该产品向亚洲其他地区的出口也在增长。

然而，老挝啤酒的辉煌背后却隐隐令人担忧。它的独木撑天，反映出老挝经济整体的病态与沉闷。在单党执政下，其他产业未能被有效激活；而发展繁荣的水电和采矿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又微乎其微。老挝国立大学的普佩·基奥菲拉翁（Phouphet Kyophilavong）认为，老挝啤酒公司本应成为其他企业的榜样，展示外商投资如何拉动经济。但就目前而言，老挝啤酒公司依然是在“独饮”这场经济的独角戏。

16. 莫迪重塑“无敌光环”的艰难之旅

原文标题：Narendra Modi is on a quest to regain his aura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2024年大选中未能取得绝对多数后，印度总理莫迪的“无敌光环”首度破裂。虽后续在地方选举中重振旗鼓，但近期接连发生的重大国家考试泄题事件引发学生大规模抗议，迫使教育部长辞职，这是莫迪执政12年来首次因外部压力撤换阁员，令其领导力再次面临考验。

面对危机，莫迪政府表面上展现出亲民与回应姿态，如严惩涉事官员、推出惩罚性法案及成立改革专班，甚至亲自尝试短视频以拉近与年轻人的距离；但在实质操作中，政府依然延续了“绝不道歉、严厉打压反对声音”的既有风格，封锁网络并审查社交媒体。这种重公关宣传、轻实质改革，同时强力维稳的做法，不仅难以根治系统性顽疾，反而暴露出政府在应对新一代选民诉求时的力不从心。

正文

全文翻译：

纳伦德拉·莫迪正在努力寻回他的光环。从印度政府近期应对学生抗议活动的方式中，人们可以观察到其执政逻辑的变化。

两年前，印度选民给莫迪带来了一场意料之外的重挫。他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JP）原本预计能拿下压倒性的超半数席位，但选民不仅剥夺了其单独过半的优势，还迫使该党不得不组建联合政府。当时各大评论员纷纷宣称，莫迪“战无不胜的光环”已经破灭。然而，该党随后在多数地方选举中碾压对手，迅速找回了自信。

如今，莫迪的批评者阵营中再次弥漫着类似的胜利主义情绪。在德里及其他地区爆发的学生抗议浪潮中，教育部长达尔门德拉·普拉丹（Dharmendra Pradhan）于7月25日迫于压力辞职，使抗议活动达到高潮。此前，印度多场关键的国家级考试接连发生泄题丑闻，其中一年一度的医学院入学考试更是在三年内第二次被泄题事件搅局。

在大多数民主国家，部长因能力不足而请辞固然令人尴尬，但也算不上罕见。然而对于莫迪政府而言——一个将“绝不向压力低头”视为原则的政府——这却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无敌光环不再”的论调再次不胫而走。这一次，预言会成真吗？

印度人民党绝不是一个面对失败能大度一笑置之的政党。莫迪及其政党从2024年挫败中吸取的教训是：加倍发挥自身优势。他们强化了基层组织，扩大了福利支出，其“政治手段部门”也找到了打击反对党的新招数。然而，在执政12年来首次被迫接受官员辞职后，要重塑昔日雄风，其难度与在选举中抢占阵地截然不同。

连日来，莫迪极力展现自己是一位能回应民意关切的领导人。他调离了高等教育部门的高级官员，解雇了国家考试机构的47名官员；其政府还提出了一项法案，承诺对泄题者予以更严厉的惩罚并设立快速法庭进行审判；此外，他还宣布成立一个“高规格工作组”来改革考试制度。

然而，除了紧急止损外，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政府在进行深刻的反思。政府的实际行动——例如尽管承诺不追究抗议者，却依然继续对其采取行动——表明其策略是进一步固守“从不道歉、从不解释”的本能反应。

以普拉丹本人为例。他在辞职信中将自己塑造成外部势力的倒霉受害者。他写道，在最近的考试后“发现了违规行为”，坏人“试图制造障碍并误导学生”。但他依然选择辞职，目的是为了抵御“反国家势力”。两天后，同盟阵营的议员们在议会里为这位“殉道”的部长举行了英雄般的欢迎仪式。“这种事时有发生，”一位反对党领导人表达了同情。普拉丹却反驳道：“什么都没发生。”

莫迪修复该体系的计划同样是作秀大于实质。所谓的“高规格工作组”，不过是2024年同一场考试发生泄题后成立的“高级别委员会”的翻版。承诺加大惩罚力度的法案，也不过是2024年某项法律的重新包装。更夸张的是，教育部的重任被交给了兼任可再生能源、消费者事务以及粮食和公共分配等多个部门的部长。这种极端的“多任务处理”，怎么看都不像是把该问题放在“首要位置”。

在镇压言论自由方面，莫迪的政党则完全展现出了本色。政府最初在5月份封锁了抗议运动的X（原推特）账号；随后又连续几天封锁了德里中心抗议区域附近的移动互联网，并禁用了某种点对点通讯软件；政府还要求各社交媒体平台下架针对莫迪的批评帖子。议会的一个委员会甚至召集各大主要平台开会，讨论如何确保“政府的公共秩序”等议题。

不过，在政府的回应中也确实出现了一项新举措。他们意识到，抗议运动迅速壮大的主阵地Instagram，是当下最主流的社交媒体平台。7月23日，莫迪在该平台上发布了他的首支短视频（Reel）。尽管印度网民纷纷制作表情包对此进行嘲弄，但听话的媒体依然吹嘘该视频创下了“Instagram Reel 24小时内播放量的新世界纪录”。

莫迪已指示各位部长加强在该平台上的存在感。该党甚至推出一位42岁的女议员在议会发表演讲，她在演讲中“借用Z世代的流行语”宣称莫迪总理已经“拿捏（clocked）”了这个问题。

在年轻人眼中，为了在社交媒体上显得很酷而刻意装模作样的行为被称为“刷光环”（aura farming）。而这恰恰是彻底失去光环的最快方式。

17. 重获新生：中国母亲河从濒危边缘艰难“复苏”

原文标题：China’s mightiest river is coming back from the brink

核心提炼

长江曾因过度捕捞、污水排放和水利工程而遭受重创，但自2021年实施“十年禁渔”及严厉的环境治理措施以来，长江生态呈现出显著的回升势头。研究显示，长江鱼类生物量大幅增长，稀有鲟鱼重现野外繁殖，江豚种群数量亦止跌回升，这展现出中国在集中国家资源治理环境方面的强大执行力。

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生态威权主义”模式并非完美无缺。一方面，禁渔政策对退捕渔民造成了巨大的生计冲击，许多渔民未能获得足额补偿，不得不背井离乡或承担转型风险，基层民众缺乏话语权；另一方面，政府在保护生态的同时并未放弃对水电的执念，大量大型水坝阻断了鱼类洄游通道，正在规划中的波及关键生态区的工程也引发环保人士的深切担忧。长江的初步复苏成果值得肯定，但要实现真正的长久健康，仍需在硬性行政指令之外，妥善 balancing 发展、民生与生态的复杂关系。

正文

雄伟的长江全长6,300公里，从青藏高原一路奔流至上海入海，被誉为中国的“母亲河”。然而在过去，长江并未一直受到应有的尊崇。工业废水与生活污水曾肆意排入江中，数以百万吨计的鱼类被捕捞一空，一座座超级大坝也切断了天然水道。这种破坏让长江中最珍奇的一些生灵难以承受：白肚少目的白鱀豚已基本灭绝，体型庞大、长着剑状吻部的大型鱼类白鲟也已不见踪影。

但并非所有的创伤都无法愈合。这条亚洲最长的河流如今正在上演一场瞩目的生态大复苏。自2021年实施全面保护措施以来，长江的生态恢复成效显著。由中国、加拿大、美国和法国学者于今年2月联合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经历长达七十年的持续下降后，长江鱼类生物量（即江中所有鱼类的估算总重量）自2021年以来已激增了200%以上。今年4月，科研人员更是二十年来首次观测到某种稀有鲟鱼在野外自然繁殖。7月发表的另一项研究发现，长江中达到性成熟的鱼类比例大幅上升，这对长江鱼类繁衍后代而言无疑是绝佳利好。同时，政府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被当地人亲切称为“江猪”的白鱀豚近亲——长江江豚，其种群数量已从2017年低谷时的1,000头增长至目前的1,400多头。

曾经以过度开发自然而闻名的执政党，如今正全力投入到自然生态的保护之中。官方媒体盛赞中国已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领跑者”。至少在长江治理这一案例上，成果确实令人瞩目。长江的快速逆转，或许能为东南亚湄公河等其他深受破坏的河流提供借鉴。不过，中国这种自上而下、容不得阻力的“生态威权主义”做法，在被其他国家效仿之前，仍需接受审慎的检视。因为政府在出台环保政策时，往往既听不到受损大众的心声，有时也听不进环保人士的呼声。

挽救长江的核心举措，是一项针对长江干流、重要支流及大型通江湖泊实施的“十年禁渔”政策。20世纪50年代，长江每年能捕捞超过40万吨鱼类；而到了2021年禁渔令生效前夕，年捕捞量已下滑至不足10万吨。为了落实禁令，江面巡逻队、无人机、监控摄像头以及高额罚款轮番上阵。中国最高领导人亲自推动这一政策，近年来地方官员的升迁考评也与环保指标密切挂钩。尽管零星的非法捕捞仍有发生，但规模已相对较小且呈下降趋势；去年涉嫌违法捕捞的刑事案件数量较2024年减少了40%。

与此同时，长江的水质也在逐步改善。政府关停或搬迁了沿岸数以千计的化工企业；在长江上游大规模植树造林以固土防沙，减少泥沙入江；并在长江流域的许多城市大力推行“海绵城市”建设，通过人工湿地、透水铺装和绿化来吸收更多降雨。这些举措既缓解了城市内涝，也在雨水流入长江前起到了净化作用。凡此种种，都让这条大河变为了更适宜野生动物栖息的家园。

资深环保人士王利民表示，长江的初步复苏见证了中国集中国家资源解决环境问题的“巨大”能力。最让他感到振奋的是江豚数量的回升，因为江豚作为生态系统的“指标物种”和顶级捕食者，是衡量整个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敏感晴雨表。此外，江豚憨态可掬的形象也足以吸引公众的广泛关注。王利民希望长江从衰退到复苏的故事能够提升中国民众的环保意识。

然而，为了换取长江的复苏，人类付出的代价同样巨大。约有23万渔民失去了生计，他们的渔船被收缴或拆毁。据官方媒体报道，这些渔民获得了经济补偿和再就业培训，有些人甚至找到了比过去收入更高的工作。但如果走进昔日的渔村，映入眼帘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进贤县位于长江干流以南的军山湖畔。当地人估计，只有五分之一的渔民拿到了失业补偿，而且金额远低于他们过去的捕鱼收入。大多数人不得不远赴大城市打工。“根本没人听老百姓的声音，全是政府说了算，你根本没法跟他们争，”一位如今经营餐馆的退捕女渔民愤愤不平地说。附近一块宣传牌上的标语“共抓大保护，共奔小康路”，给不了他们多少慰藉。

在不远处的另一个村庄里，张师傅正赤裸着上身抵御闷热的天气。他指着过去停靠渔船的码头，如今那里早已杂草丛生。他叹了口气，回忆起当年在湖上捕鱼的美好光景。禁渔令实施后，在政府的鼓励下，他开始在池塘里养殖当地的美食——黄鳝。但与捕鱼不同，水产养殖需要投入巨额资金，一旦市场需求萎缩，就会面临亏损。“今年大家都在赔钱，”他无奈地说道。

中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路径上也存在一些盲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府就对兴建大坝情有独钟，旨在防洪和水力发电。长江干流上已经修建了包括全球最大水利工程三峡大坝在内的十多座巨型水坝，流域内还有数以千计的小型水坝。这些大坝对长江野生动物造成的破坏或许不亚于过度捕捞，因为它们切断了鱼类洄游产卵的通道。然而，中国仍在制定大规模兴建大坝的新目标。

“水电行业实际上拿到了豁免权。其他行业都在为环保退让，唯独水电领域没有任何改变，”上述2月份研究报告的合著者、渥太华卡尔顿大学的史蒂文·库克（Steven Cooke）指出。除非拆除大坝，或者对其进行技术改造增加鱼道，否则这些基础设施将始终制约长江生态的进一步恢复。

目前该流域最具争议的项目，莫过于计划在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与长江交汇处修建一座3公里宽的大坝。中国政府声称，该工程有助于在枯水期调节湖泊水位相对稳定。但许多人担心，这将彻底破坏候鸟和江豚的栖息地。今年早些时候，官方批准了该大坝的建设。对于环保人士而言，正如对那些长江渔民一样，国家力量有时是一位不可靠的盟友。

18. 风投先驱习近平

原文标题：Xi Jinping, pioneering venture capitalist

核心提炼

长鑫存储（CXMT）在科创板盛大上市，首日暴涨466%，市值突破3.3万亿元，一举成为中国内地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这一巨大成功让其最大股东兼早期投资者——中国政府——获得了数十倍的账面浮盈。

近年来，习近平主席俨然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风险投资人（VC）。通过“合肥模式”等官引导基金，中国政府已累计承诺投资约12万亿元，深度布局半导体、新能源和无人机等战略性高科技领域，旨在打破西方技术垄断并实现自立自强。

然而，这种“国家风投”模式很难被复制。随着近年来私营资本退潮，政府成为了“终极风投人”，但也面临着投资组合中诸多项目难以退出的困境。此外，此类基金屡屡卷入腐败丑闻，官员为规避审计风险往往将股权投资“债权化”，加上二级市场资金面承压，使得国家资本难以顺利变现退出。不过，对最高层而言，这些投资的成败或许更多取决于政治考量而非纯粹的财务回报。

正文

7月27日，随着内存芯片制造商长鑫存储（CXMT）挂牌上市，中国政府迎来了一场被硅谷人士称为“暴富时刻”的盛宴。长鑫存储在本次超级首次公开募股（IPO）中以每股8.66元的价格发行，募集资金579亿元人民币。上市首日，长鑫存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收盘报49元，暴涨466%，公司总市值达到3.3万亿元人民币。这使其一跃成为中国内地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对于长鑫存储最大的股权所有者兼最早的投资者——中国政府而言，这无疑是一个绝佳的喜讯。近年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然成为全国最大的风险投资人（VC）。他押下重注，决心将中国打造为高科技强国，将海量国家资金源源不断地注入绿色能源、电动汽车和半导体制造领域。他的政府还大力支持电池、无人机乃至飞行汽车制造企业。截至2024年底，政府已通过2000多只国资背景的基金累计承诺投入约12万亿元人民币。人们赞赏他拥有坚韧的耐心和惊人的远见：对中国创新机器的第一笔大规模资金注入始于十年前，这恰好相当于一个典型风投基金的生命周期。

长鑫存储是他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笔投资。该公司于2016年由政府参与共同创立，是所谓“合肥模式”的产物——该模式得名于其发源地中国东部城市合肥。在这一模式下，政府不再是从现有企业中“选拔赢家”，而是直接作为早期股权合伙人深度参与战略性科技企业的发展。这类投资正在重塑中国经济：本周之前，中国内地市值最高的企业还是一家传统保守的银行。这些举措也是国家努力削弱外国在高科技领域主导地位、实现自立自强的一部分。

事实上，长鑫存储正在挑战少数几家国际行业巨头。美光（Micron）、SK海力士（SK Hynix）和三星（Samsung）三家公司合计占据了全球约90%的动态随机存取内存（DRAM，广泛用于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市场份额。得益于人工智能公司对存储芯片近乎饥渴的需求，这三家巨头的市值在今年均已突破1万亿美元。长鑫存储于2019年通过从一家破产的德国公司获取专利授权成功打入该行业。目前，该公司仅占DRAM市场8%的份额，但其市场占有率势将持续增长。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获得了极为丰厚的财务回报。根据我们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对长鑫存储提交给科创板的招股书所作的分析，约15家具有国资背景的投资者直接持有该公司36%的股份。如果算上国家在私营基金中的持股，政府的实际出资比例还会更高。经过稀释后，这些直接持股对应的账面价值仍高达1.1万亿元人民币；按照常规假设推算，其投资回报率可能超过40倍。作为长鑫存储最早的国家级支持者之一，“长鑫集成”持有的股票价值就高达3450亿元人民币。面对如此惊人的回报，任何硅谷风投机构都会梦寐以求。

然而，长鑫存储只是政府众多投资项目中的一个，其他项目的进展却不尽如人意。在国资投资组合的其他领域，政府发现自己陷入了缺乏退出途径的尴尬境地。自2020年起对科技行业展开政治整顿后，私营基金纷纷收缩，国家在近年来不得不充当“终极救市风投人”。根据中国数据服务商执中（Zerone）的数据，去年私募股权市场吸收的资金中，有九成来自政府投资者。这些基金庞大的规模意味着，国家需要更多像长鑫存储这样的成功案例，才能填补其他失败投资带来的亏损。

此类基金还极易滋生腐败。2022年，警方指控管理中国规模达3430亿元人民币的国家大基金（主导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多名官员涉嫌贪污国家资产，导致该基金的资金发放一度暂停。腐败阴影甚至让那些廉洁奉公的官员也难以做好“股东”角色。因为哪怕是一笔合理的投资如果亏了钱，也极易让他们面临“不端行为”的指控——这逼得他们将股权投资当成贷款来运作，包括向创业者施加极其苛刻的附带条件。

即便中国风投市场能涌现出更多明星企业且贪腐减少，它也依然面临缺乏“实力买家”的难题。私营投资者未必有足够的资金从政府手中接盘这些成功的企业。在长鑫存储上市前的一个月里，科创50指数累计下跌了16%，引发了人们对投资者纷纷提现转而抢购该芯片巨头股票的担忧。包括国资基金在内的长鑫存储最大投资者们，将面临长达三年的股票禁售期。

不过对习近平主席来说幸运的是，就像许多风投家一样，他可以自己为投资组合里的资产定价。而且这些资产的成败，届时大概率会用政治指标来考量，而非财务回报。

19. 荒谬而无休止的打压：香港独立书店的“国安戏码”

原文标题：The curious, never-ending crackdown on Hong Kong’s booksellers

核心提炼

自2020年实施《香港国安法》以来，香港政府对独立书店的打压愈演愈烈，今年已有至少11名图书从业者被捕。这种看似过时的打压手段令人费解：不仅难以完全阻断信息传播，更在国际（特别是台湾）面前暴露了强权镇压的形象。

事实上，这种针对实体书店的打压本质上是一场演给三类观众看的“国安政治秀”：第一，威慑书店及其读者，意在抹去2019年反修例运动的集体记忆，惩罚持续发声者；第二，向普通香港市民施加“硬实力”威慑，将异见人士污名化为“坏人”，遏制反抗意志；第三，向中央高层及上级部门“邀功”，通过高调执法证明庞大国安预算的合理性，并回应北京对严密管控的要求。随着官方不断强化国安管控，这场缺乏清晰法律红线的政治表演短期内恐难落幕。

正文

显然，负责此次突击搜查的警员压根没料到会有这么大的“收获”，否则他们一定会多带几个塑料收纳箱。最后剩下的“违禁品”，只能塞进一只旅行箱里运走。装完书籍后，轮到嫌疑人了：那是一位戴着眼镜的女子，身上穿的T恤上印着“我是一名书店店员”。

7月15日，警方对位于香港潮人聚集地旺角的“留白书舍”（Have a Nice Stay）展开了搜查。这是香港政府整治纸质书零售商行动的缩影。自2020年颁布严苛的国安法以来，当局一直在严厉打击贩售“煽动性”文本的书店。

而这甚至还不是当天发生的唯一一起执法行动。在附近的“绿野仙踪”书店（Greenfield bookstore）门前，半拉下的铁闸门外，两名便衣警察态度粗暴地赶走了想要靠近的本刊记者。据统计，今年以来已有至少11名图书从业者遭到逮捕。

官方这种强硬的手法着实令人费解。那些敏感书籍真要产生什么危害，也肯定是在更容易传播的网络上。况且，突袭搜查书店这种做法在外界看来是赤裸裸的压迫，特别是对台湾民众而言——他们正密切关注着香港，以此观察中国统治下的真实样貌。作为这场“书店战争”早期的受害者之一，林荣基已于7月2日在台湾去世。

当局为何对实体书店抱有这种近乎偏执的执念？答案绝非为了阻止热情的读者获取敏感书籍。政府始终拒绝明确公布哪些书属于禁书，书店根本无从得知哪些书不能进货。就在搜查前一天，“留白书舍”才刚宣布结业，理由正是无法在政府“模糊不清的红线”下继续经营。而警方缴获的大量书籍也表明，可能连警察自己都搞不清楚红线究竟在哪儿。

说白了，这场针对文字的战争，不过是一场演给三类观众看的政治秀。

第一类观众，是书店本身及其读者群。许多书店都是在2019年引发国安法的抗争运动后开业的。有些书店曾举办相关活动，或售卖印有抗争口号的纪念品。2021年关闭了“虚词书房”（Bleak House Books）的阿贝尔·万（Albert Wan）表示，当局企图“抹去人们对所发生事件的集体记忆”，并惩罚那些“拒不闭嘴”的书商。

第二类观众，则是普通的香港市民。出版人鲍朴指出，他出版的历史书籍虽然在大陆遭到封杀，却曾长期在“绿野仙踪”书店架上出售。在他看来，这种搜查是一场“硬实力的展示”，其目标根本不是图书本身，而是反抗意志。这些突袭行动无非是在向公众传递一个信号：“这些人就是坏人”。

第三类观众，则是上级领导。自国安法通过以来，国安领域已耗费了180亿港元（约合23亿美元），警方迫切需要借此证明这笔巨额开支物有所值。同时，香港特区政府也急于讨好目光审视着的北京当局。7月14日，中联办前法律部部长、具影响力的人士王振民表示，国家安全风险正在“显著上升”，并呼吁建立更强大的“执法机制”。

看来，香港这场“国安政治秀”，恐怕还要继续上演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20. 色情、暴力与党性修养：当昆汀·塔伦蒂诺遇上中国电影审查

原文标题：Sex, blood and Communist Party virtues

核心提炼

昆汀·塔伦蒂诺以暴力美学著称的代表作《杀死比尔》合集（《杀死比尔：血肉横飞完整版》）将于2026年8月在中国内地公映。由于中国对影视作品中的暴力、色情和语言审查极严，且长期缺乏电影分级制度，坚持“老少皆宜”的原则，这让昆汀电影的引进显得颇为罕见。此前他仅有《被解救的姜戈》曾在中国上映，但过程一波三折且遭大幅删减。

影迷在兴奋之余，也好奇这部充满斩首、挖眼等血腥场面的电影会被删改至何种程度。分析认为，中国国家电影局破例引进此类高尺度影片，或许是为了拯救惨淡的电影市场。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影票房同比暴跌约40%，创下除疫情封控年份外的十年新低，数百家影院倒闭。虽然官方试图借此吸引观众，但业内人士指出，唯有建立真正的电影分级制度，才能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同时满足成年人的观影需求。

正文

色情、暴力与党性修养：当昆汀·塔伦蒂诺遇上中国电影审查

驯服昆汀 一部血腥暴力大片正在考验作风保守的政府审查机构 2026年7月30日

在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充满血腥味的导演生涯中，《杀死比尔》绝对算得上是他最暴力的作品之一。当该系列的两部影片合二为一时，就构成了一场长达四个半小时的视觉血腥盛宴，被统称为《杀死比尔：血肉横飞完整版》（The Whole Bloody Affair）。今年，这部合集版影片陆续登陆全球大银幕，并计划于8月在中国上映——而在中国，所有形式的娱乐作品通常都会被彻底清除暴力、辱骂和色情内容。

昆汀的个人风格看起来与中国、至少与执政党倡导的价值导向格格不入。中国国家电影局作为中宣部的一部分，经常封杀尺度较大的电影。此前，昆汀的作品中仅有一部《被解救的姜戈》于2013年成功进入中国影院，但上映首日就被紧急叫停，一个月后经更大幅度的删减才重新上映。另一部作品《好莱坞往事》虽曾获批，但随后因不明原因被取消上映。

《杀死比尔》合集版获批上映的消息让影迷们激动不已，但大家同样好奇，最终能在影院里看到的究竟能剩下多少。中国目前并没有电影分级制度，官方对娱乐作品的长期主张是：所有内容都必须足够健康，适合全年龄段人群观赏。（官方认为，4岁的孩童和40岁的成年人应该能同看一部电影。）

因此，中国国家电影局在清除西方电影中的挑逗性元素方面早已得心心应手：删减性爱与暴力镜头、用数字技术给裸体角色“穿上”衣服，或者在敏感画面时放大局部以剪掉所有被视作不妥的细节。至于即将上映的这部电影里，那些砍头、挖眼等血腥镜头在被切得七零八落之后，是否还能保持剧情连贯，谁也说不准。

本地影迷也在猜测，今年放行尺度更大的电影，是否是为了应对惨淡的票房业绩。2026年上半年的票房收入较去年同期暴跌了近五分之二，创下近十年来的新低（除去2020年和2022年因疫情导致大部分影院关停的特殊时期）。仅在今年前四个月中，就有超过550家影院倒闭。将昆汀的这部巨制与7月24日上映的本土恐怖片《执念》一同放映，或许是官方为了把观众拉回影院所作的尝试。

然而，这种做法能否奏效尚不可知。业内人士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只有建立真正的分级制度，才能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同时，满足成年观众对暴力和感官刺激的合法观影需求。但就目前而言，官方似乎仍无意让步。如果审查人员真能把《杀死比尔》这种血腥大片改成一部老少皆宜的“合家欢”电影，那他们或许真的配得上一座奥斯卡奖章。

21. 反堕胎运动的新战场

原文标题：The anti-abortion crusade’s new fight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尽管共和党全面执政且最高法院推翻了“罗诉韦德案”，美国目前的堕胎数量却不降反升。这主要得益于远程医疗和“庇护法案”的保护，使得邮寄堕胎药成为主流。面对这一现实，反堕胎阵营发起了新的攻势，试图通过法律手段拦截药丸邮寄、诉讼FDA，甚至推动通过《康斯托克法案》全面禁止寄递堕胎药物。更具争议的是，运动内部正发生激进演变，部分势力打破长期禁忌，主张将服药堕胎的女性本身定罪，甚至试图赋予胚胎与人同等的宪法权利。这引发了反堕胎阵营内部的世代分歧：温和派担心严刑峻法会丧失选民支持，而激进的“废除派”则坚信必须采取更彻底的手段。这场围绕药物和女性责任的新较量，正在重塑美国堕胎争议的政治版图。

正文

全文翻译

反堕胎运动的新战场 在美国堕胎合法化人数上升之际，一场激烈的拉锯战正拉开序幕

2026年7月30日

反堕胎人士曾梦寐以求能拥有2026年当下的政治局面：共和党一举掌控了参议院、众议院和白宫；最高法院由保守派大法官占据主导，并且已经推翻了曾确立堕胎权为宪法权利的“罗诉韦德案”。然而，如今美国的堕胎数量反而比“罗诉韦德案”存续时期还要多，因为越来越多女性开始选择通过邮寄方式获取药物来进行人工流产。

允许女性选择堕胎，尤其是在怀孕早期，一直以来都广受选民支持。对支持堕胎权的人而言，这是一个意料之外的胜利；而对渴望彻底终止堕胎的人来说，这正催生出一条新的战线。

律师们正试图通过法律手段切断邮寄堕胎药的渠道；部分政治家甚至主张将服药堕胎的女性定罪——这打破了反堕胎运动过去为了争取广泛民意支持而长期坚守的禁忌。这一议题如今能被正式讨论，足见反堕胎阵营对现状的沮丧已深到了何种地步。

“堕胎药是反堕胎界最大的主战场，”捍卫自由联盟（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的埃里克·巴普蒂斯特（Erik Baptist）表示，该法律机构曾参与推动推翻“罗诉韦德案”的诉讼。这些药物于2000年获批，用于终止孕期在前十周内的妊娠。新冠疫情期间，由于居家服药的规定被放宽，药物堕胎的使用量迅速攀升。

四年前，在推翻“罗诉韦德案”的裁决出台后，马萨诸塞州通过了全美首个针对远程医疗的“庇护法”，保护本州堕胎药提供者免受禁止堕胎州的刑事和民事指控。随后又有七个州效仿。非营利组织“家庭计划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在“庇护法”保护下提供的堕胎服务每月已接近1.5万例。

“在路易斯安那等禁止堕胎的州，”巴普蒂斯特抱怨道，“他们每月仍会面临800到900例堕胎，而这个数字本该是零。”

截至目前，反制“庇护法”的法律诉讼进展缓慢。路易斯安那州曾试图引渡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医生，但这两请求均被两州的民主党州长拦截，他们拒绝签署引渡令。正在竞选参议员的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Ken Paxton）也曾起诉一名纽约医生，但未能成功。

尽管针对“庇护法”的诉讼预计最终会升级至最高法院，但匹兹堡大学教授、同时也是该法律“骄傲的”缔造者之一的格里尔·唐利（Greer Donley）表示，“其中一些案件正巧落入了庇护法精心设计的陷阱中。”例如，宪法中的引渡条款原本是为了应对逃往另州的逃犯，而不是针对那些最远只走到附近邮局的当地居民。

一些反堕胎人士开始意识到，直接针对药物本身可能见效更快、更有效。2025年，路易斯安那州起诉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指责其允许远程开具米非司酮（用于药物堕胎的两种药物之一）是极为不负责任的做法。联邦上诉法院将于今年9月审理此案。

与此同时，运动发起者希望白宫能提供协助。在拖延许久之后，FDA目前正直接重新审查米非司酮的安全性记录（需要住院治疗的并发症发生率在0.3%至0.9%之间）。不过，即使远程获取米非司酮受到限制，医生依然可以开具米索前列醇——这种药物最初批准用于治疗溃疡，因此很难限制其在堕胎上的使用。虽然临床研究结果各异，但米索前列醇在终止妊娠方面的有效性仅略逊一筹，不过它更容易引发腹痛和出血等副反应。

白宫原本可以采取更多行动。司法部长提名人托德·布兰奇（Todd Blanche）已同意考虑执行《康斯托克法案》（Comstock Act），这是一部古老的反淫秽法律，可用于禁止邮寄任何堕胎药物。然而，本届政府未必会采取行动。唐利观察到，关于“特朗普2.0时代的巨大意外在于，他在竞选期间所说的将堕胎政策留给各州决定，似乎是认真的。”这让许多反堕胎倡导者感到失望，他们已誓言支持那些主张采取更强硬手段的候选人。

在切断供给失败后，反堕胎运动的一部分势力开始转向压制需求。“女性现在成了唯一的行为主体，”南卡罗来纳州的反堕胎激进分子马克·科拉尔（Mark Corral）表示，“你还能追究谁的责任？”

该州的共和党州参议员理查德·卡什（Richard Cash）提出，应从受孕那一刻起禁止堕胎；选择堕胎的女性将面临最高两年的监禁。他的提案已通过该州参议院卫生委员会的审议，并将于明年提交更大范围的表决。他个人更倾向于将堕胎视为谋杀并适用死刑，但他承认这在当下政治上不可行。“没有惩罚的法律只是一项建议，”他解释道。

其他更激进的思想也开始受到追捧，尽管它们距离成为法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堕胎“废除派”正力推“平等保护”法案，主张根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赋予胎儿与自然人同等的宪法权利。据倡导组织“废除堕胎基金会”统计，2024年有8个州提出了10项此类法案，获得了58名议员的支持。到了今年，这一数字增加到13个州的16项法案，获得了130名议员的联署支持。在俄克拉荷马州和爱达荷州，已有三分之一的州参议员签署了联署。今年6月，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甚至将“给予胎儿平等保护权”写进了官方党纲，并呼吁废除免除堕胎追诉权的相关规定。

在政治家们辩论新法的同时，少数检察官也在挑战现有法律的边界。今年1月，肯塔基州一名女子在服下堕胎药并埋葬胎儿后，被指控犯有谋杀罪、亵渎尸体罪和篡改证据罪。两个月后，检察官起诉了一名在医院流产的格鲁吉亚州女子谋杀罪，理由是有报告称她曾向护士承认使用了米非司酮。据非营利组织“妊娠正义”统计，自“罗诉韦德案”被推翻以来，已有九名女性面临此类指控。部分案件已被撤销，其余仍处于待审状态。

“废除派”的崛起暴露了反堕胎阵营内部的代际分歧。几十年来，反堕胎人士始终围绕着“两者兼爱”（即同时关爱母亲和未出生的婴儿）的理念来构建这场运动。这些老派倡导者如今认为，将女性定罪会毁掉他们来之不易的政治成果。“这会让我们失去选民的支持，”德克萨斯州最大的反堕胎组织之一“德州生命联盟”的艾米·奥唐奈（Amy O’Donnell）表示。

然而，“废除派”最具影响力的活动家布拉德利·皮尔斯（Bradley Pierce）认为，基督教徒渴望看到切实有效的行动。“我们需要爱未出生的邻舍，胜过爱政治席位，”他说，“我们应当敬畏上帝，而不是惧怕民主党人。”

22. 特朗普态度转暖，泽连斯基重掌主动权

原文标题：Donald Trump is warming to Volodymyr Zelensky

核心提炼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关系显著融洽，打破了此前几乎破裂的僵局。美参议院高票通过制裁俄罗斯及对俄能源进口国征税的法案，特朗普亦在白宫热情接待了泽连斯基。

这一态度的转变，源于特朗普对乌克兰军事实力及自给能力的认可。乌克兰远程无人机的卓越战果，以及双方在国防工业上的合作（如在美国本土建厂生产乌式无人机），让特朗普大为赞赏。同时，特朗普对普京的虚伪感到厌倦，MAGA阵营内部也出现了转向支持乌克兰的声音。

尽管乌克兰仍面临严峻的冬季考验和停滞的和谈，且新法案在众议院面临阻力，但泽连斯基凭借灵活的手腕，成功将曾被特朗普指责为“手无寸筹”的劣势，转化为如今在美国国会和白宫的战略主动。

正文

特朗普对泽连斯基的态度逐渐转暖 美国 | 暂时的盟友

特朗普对泽连斯基的态度逐渐转暖 曾被指责“毫无筹码”的人，如今打出了一手妙牌

2026年7月30日

就在不久前，美国与乌克兰的关系似乎还处于不可逆转的破裂边缘。然而在7月28日，美国参议院以86票赞成、12票反对的压倒性优势，推进了一项旨在制裁俄罗斯并允许总统对俄石油和天然气主要进口国加征高额关税的法案。“这项立法所能发挥的作用，可能比战场上的任何行动都要大，”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里施（James Risch）兴奋地说道，这番表态虽略带夸张，但他将该法案的成功推动归功于唐纳德·特朗普。

这是美乌两国领导人关系破冰的最新迹象。就在投票前数小时，特朗普在白宫接待了沃洛德米尔·泽连斯基。“会面非常顺利！”总统随后在“真实社交”（Truth Social）平台上发文道。相比于去年两人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激烈争吵，以及此前特朗普公开斥责乌克兰总统为“独裁者”，这无疑是一个戏剧性的逆转。

特朗普对泽连斯基态度转暖，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乌克兰出色的军事实力，以及他对俄罗斯日益加剧的挫败感。此外，曾是乌克兰坚伤支持者的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不幸去世，其葬礼恰好与泽连斯基访美在同一天举行，这也促使一部分摇摆不定的共和党人做出了选择。

基尔研究所（Kiel Institute）的数据显示，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1300亿美元的直接援助，其中包括74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与支援。但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内，美方尚未通过任何重大关于援助乌克兰的法案或授权。虽然乔·拜登执政期间批准的一部分援助仍在落实中，但特朗普政府已经两次暂停了武器交付。

国会观察人士指出，特朗普对泽连斯基展现出罕见的友好，反映出他对乌克兰军事能力的日益尊重。乌克兰利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本土发动深入打击，给特朗普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局势的升级，但也是一种有助于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升级，”特朗普在7月8日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此外，乌克兰能够自主制造大量武器、从而减少对美依赖的能力，也为其赢得了加分。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希瑟·康利（Heather Conley）指出：“眼下双方的关系显得更加稳固，因为乌克兰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用自己的实力赢得了尊重。”

为了汲取乌克兰在无人机技术上的先进经验，美国近期加强了与乌的国防工业合作。这其中包括在美国本土新建一座工厂，专门根据乌克兰的设计图纸量产无人机。另一方面，泽连斯基也积极向特朗普争取更多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双方已就授权生产达成协议，不过实现本土量产可能仍需数年时间。

特朗普对乌克兰展现新姿态，恰逢美俄关系陷入明显冷淡期，这绝非巧合。“我认为他开始意识到，或者说已经意识到，普京一直在对他撒谎，”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乌克兰问题特别代表柯蒂斯·伏尔克（Kurt Volker）表示。知名MAGA运动活动家劳拉·卢默（Laura Loomer）曾是乌克兰的激烈批评者，但在近期亲赴乌克兰实地考察后，她承认自己先前“被俄罗斯的宣传蒙蔽了”。如今，卢默正敦促特朗普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

尽管华盛顿的会面堪称成功，但乌克兰接下来的路途依然阴云密布。随着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持续轰炸乌克兰城市，该国正面临严冬的考验。和平谈判处于停滞状态。特朗普的两名特使斯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和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预计近期将首次前往基辅，试图重启和谈，但取得突破的希望渺茫。

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希望制裁法案能迫使俄罗斯重回谈判桌，但这同样面临重重阻碍。该法案仍需通过众议院的表决，而众议院共和党人对乌克兰的怀疑态度更为坚固，民主党人则担心该法案会赋予阴晴不定的特朗普更大的关税大权。事实上，即便国会最终通过法案，特朗普也可能会投鼠忌器，担心加征关税会导致国内汽油价格上涨而引发民怨。

不过，对于一位曾被特朗普当面嘲讽为“手无寸筹”的人来说，泽连斯基这一次在华盛顿，确实打出了一手漂亮而精妙的牌。

23.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从美加跨境大桥之争看特朗普的政治套路

原文标题：How to turn solutions into problems

核心提炼

以传奇冰球选手戈迪·豪命名的美加跨境大桥于2026年7月底通车。这座连接美国底特律和加拿大温莎的大桥本应是两国互利共赢的典范——加拿大全资兴建以分流繁忙的货运交通，并通过收过路费回收成本。然而，特朗普在其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却将这一双赢方案演变成了一场政治拉锯战。

今年2月，特朗普以贸易违规和索要50%股权为由威胁阻政，同时似乎受到了拥有旧桥且资助过特朗普阵营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富商的游说，导致大桥通车推迟数月。最终，双方达成妥协协议，加拿大同意在15年内向美方分享部分净利润，但这无非是给特朗普政府一个“下台阶”的体面说法。

这场无谓的争端不仅未能为美国争取到实质利益，反而每周给物流企业和加方管理机构造成数百万美元的损失。它不仅暴露了特朗普关税与威胁策略的低效与荒谬，更激起了加拿大人的强硬反抗，为未来的美加贸易谈判阴云密布。

正文

在冰球比赛中，“戈迪·豪帽戏法”（Gordie Howe hat-trick）指的是一名球员在单场比赛中同时完成进球、助攻和打架。在过去长达14年的时间里，加拿大和美国在建造一座以这位加拿大冰球传奇人物命名的大桥时，也经历了一场集荣耀、合作与冲突于一体的类似拉锯战。

这场冲突恰好爆发于唐纳德·特朗普登上政治舞台之际。今年早些时候，这位美国总统猛烈抨击加拿大并威胁阻挠大桥通车，导致项目延期数月。这是特朗普在其第二个任期内挑起的无数争端之一，他向方方面面施加压力，从大学、律所到加拿大等贸易伙伴——而就在不久前，加拿大还被公认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

7月27日，“戈迪·豪大桥”终于正式通车。然而，在特朗普展开长达一年半的各种微观对抗之后，这座大桥成为了一则生动的寓言，折射出这些政治折腾究竟有多么无稽。

它原本应该成为一个双赢互利的经典案例。数十年来，连接底特律与安大略省温莎市的底特律河切口上只有一座私有的“大使桥”。该桥一直都是美加贸易通道中最繁忙的咽喉之一，承载了双边约四分之一的卡车货运量。因此在2012年，加拿大与密歇根州达成协议，决定共同拥有第二座大桥，以缓解交通拥堵并收取更低廉的过路费。加拿大承担全部建设费用，并保留通行费利润直至收回成本。时任密歇根州共和党州长里克·斯奈德曾表示：“面对这种好事情，大家偷着乐就行了。”

在经历了与疫情相关的延期后，大桥原定于今年年初通车。然而到了今年2月，特朗普突然威胁要阻挠通车，直到美国获得50%的所有权份额，且加拿大就所谓的贸易违规行为对美国进行“赔偿”。从更具体的层面来看，他似乎受到了马修·莫罗恩的游说——莫罗恩是“大使桥”的所有者，曾向一个支持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100万美元。国会民主党人对此发起了调查，但莫罗恩未作回应。原定于6月举行的通车仪式被迫取消。

7月中旬，两国宣布达成了一项新的“原则性协议”。加拿大将在15年内向一个美国基金提供50%的净利润（扣除未明确的“运营成本”）。但任何利润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实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克里斯托弗·桑兹指出，这份新协议不过是给特朗普政府提供了一个“下台阶的体面退场方式”。

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在这场争端中究竟得到了什么。据咨询机构安德森经济集团的数据，自2月以来，这场闹剧给寻求美加跨国运输的企业以及加拿大的大桥管理部门造成了每周600万至700万美元的实质性损失。

虽然有关更新美加贸易协议的谈判仍在继续，特朗普也在继续利用加征新关税的威胁来试图获取让步，但大桥的争端已经落幕。而这一插曲恐怕不会让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更有意愿接受特朗普在贸易上开出的条件。

面对美方的霸凌，备感气愤的加拿大人采取了“支起肘部”（准备硬碰硬）的姿态——而这恰恰也是戈迪·豪生前最擅长的比赛战术。

24. 美西美东风水轮流转：旧金山迎来复苏，迈阿密面临新困境

原文标题：The tide turns for a Florida darling and California loser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疫情期间，美国城市格局发生巨变，旧金山因人口流失、治安恶化及科技行业远程办公陷入“衰退循环”；而低税收、宽松政策的迈阿密则吸引了大量人口与资本，成为市场“宠儿”。然而，近年来两座城市的命运出现了逆转。

旧金山的复苏主要得益于两点：一是政治路线重回务实，选民通过选举推动治理改善和经济提振；二是人工智能（AI）热潮为当地商业地产和科技产业注入了强劲动力，虽然经济仍存在不确定性，但周期性复苏势头明显。

相比之下，迈阿密则面临“成功的代价”。房价飙升导致居住成本高企，中低收入群体被迫迁出，国际移民增速放缓。尽管富豪持续涌入，但两座城市如今都面临共同的挑战：如何在吸引顶级财富的同时，避免贫富分化加剧，并为普通居民提供可负担的生活环境。

正文

对本文主要内容的综合解读与讨论：

文章首段通过对比旧金山当前的活力复苏与疫情期间的萧条景象，引出了两座代表性城市的发展走向。过去几年里，由于加州等蓝州的政策和高成本，大量人口和企业转向佛罗里达州等红州地区。这种人口迁徙一度引发了关于美东与美西城市竞争的大讨论。

然而，最新的统计数据与趋势表明，这种单向流动的趋势正在放缓甚至发生逆转：

1. 旧金山的务实转型与AI红利： 旧金山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治理危机后，选民开始倾向于更为务实的温和派政策，试图改善治安和营商环境。与此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再次凸显了硅谷及旧金山在顶尖科技领域的不可替代性，大量AI企业的入驻显著带动了当地办公场地租赁和经济活力。

2. 迈阿密的置业成本与发展瓶颈： 迈阿密虽然凭借低税率和宜居环境吸引了极高的人气，甚至引来了大量亿万富翁落户，但过度繁荣也带来了负面效应。当地住房负担率大幅上升，普通薪阶层无力承受高昂的生活成本，导致国内人口净流出增加。

3. 共同面临的社会治理课题： 无论是迎来复苏的旧金山，还是资本集中的迈阿密，都面临着极端贫富分化带来的挑战。高消费力人群的涌入推高了物价与地产价格，如何平衡高端经济发展与基础公共保障（如经济适用房），成为两地决策者共同面临的难题。

如果您对文章中的特定数据、政治背景或经济概念（如AI产业对商业地产的影响、两州的税收政策差异等）感兴趣，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讨论！您是否希望了解后续相关章节或主题的分析？

25. 特朗普食品券改革阵痛显现，美国各州财政负担陡增

原文标题：Donald Trump’s food-stamp overhaul is beginning to bite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特朗普政府通过的《宏伟法案》（OBBBA）对被称为“食品券”的美国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进行了大幅改革，其负面效应正在全美显现。该法案预计将在未来十年削减约五分之一的联邦SNAP支出，目前已导致约500万人退订。

除了提高领取者的工作要求外，改革的核心在于将财政责任下放到地方。联邦政府不仅提高了各州的运营成本分摊比例，还对资格审核错误率超标的州施加财政惩罚。这迫使各州为降低错误率而大幅增加行政审核门槛，甚至因人手不足导致大量合规低收入群体（大多为老人、儿童和残障人士）丧失福利。面临巨额财政缺口的各州不得不升级系统或增员应对，甚至有少数州考虑退出该计划。这一民生危机正迅速转化为政治焦点，成为即将到来的地方选战中两党博弈的敏感议题。

正文

全文翻译：

特朗普食品券改革阵痛显现 联邦改革给美国各州留下了日益膨胀的账单

最近的一个清晨，在图森市，韦恩·张（Wayne Zhang）把车开到了一座教堂后方。他92岁、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父亲尤德（Youde）坐在他身旁。他们将车停在一排巨柱仙人掌和帕洛弗迪树旁，“跨宗教社区服务”食品救援站的志愿者们随即开始往他们的后备箱里装金枪鱼罐头、花生酱和大米。尤德原本每月能领取被称为“食品券”的联邦福利——“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但最近，他每月的补助金从293美元骤降到了161美元。韦恩说，生活调整起来非常艰难，“在这里，我们能为我父亲多领到一点吃的。”

在全美各地，数百万像尤德这样的人正在陷入困境。九分之一的美国人依赖食品券维持生活，其中约70%的受惠者是退休人员、儿童或残障人士。然而，去年在没有得到任何民主党人赞成票的情况下通过的《宏伟法案》（OBBBA），预计将在未来十年内削减约五分之一的联邦SNAP支出。目前，该计划的参与人数已下降了12%，即减少了约500万人。

《宏伟法案》所做的远不止削减食品券资金。它将财政成本转移给了各州，并给地方政府提供了减少福利领取人数的强烈冲动。结果，许多州正在收紧该计划的行政管理，这可能会将本就符合条件的受益人拒之门外。

SNAP在创立后的数十年里一直享有两党的共同支持。出于对民众营养不良问题的担忧，理查德·尼克松于1971年签署了该计划的现代版本。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罗伯特·格林斯坦（Robert Greenstein）表示：“当时这被视为一项国家紧急事件。”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共和党人屡次试图缩减该计划。而这一次，《宏伟法案》通过削减SNAP和针对贫困人群的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的开支，来抵消其减税政策带来的部分成本。

该法案从三个方面削减了联邦对SNAP的支出。首先，它将工作要求扩大适用到了更多的领取者身上，导致部分人失去资格或自动放弃。其次，从今年10月开始，各州分担的SNAP运营成本比例将从一半上升到四分之三。最后，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点——联邦政府将不再全额支付SNAP的福利开支。从明年开始，如果各州在确定领取者的资格或福利水平时出现过多错误，就必须自行承担部分费用。

根据另一个智库“预算与政策优先事项中心”（CBPP）的计算，大多数州将被处以5%至15%的罚款。对于近一半的州来说，这可能意味着每年要承担1亿美元甚至更多的额外支出。像康涅狄格州这样富裕的州表示他们能够消化这项冲击；但包括亚利桑那州在内的其他州则面临着艰难的权衡。虽然账单分摊要到2027年10月才正式开始，但最初的罚款金额将依据往年的错误率来计算。除9个州外，其余所有州的错误率都高到了足以触发罚款的程度。

负责监管SNAP的农业部长布鲁克·罗林斯（Brooke Rollins）主张，这“进一步证明了州一级的问责机制严重缺失”。然而，计算SNAP福利极其复杂，它取决于家庭人口构成和净收入。哪怕是日常生活的微小变化（例如一名工人调整了工作时长）都可能引发错误。CBPP的约瑟夫·洛布雷拉（Joseph Llobrera）指出，各州正在“不惜一切代价”拼命降低错误率。许多州开始要求提供更多繁琐的证明文件，但其中一些州根本没有足够的人力来处理这些材料。亚利桑那州的福利机构在2025年裁员5%，自那时起，该州的SNAP参与人数已经减少了一半。该机构负责人迈克尔·怀斯哈特（Michael Wisehart）表示，他们州只是比其他州更快地对《宏伟法案》做出了回应。

全美州长协会已请求将成本分担措施推迟至2030年实施。但目前看来获得暂缓希望渺茫，各州只能各自盘算对策。一些州正投入数百万美元升级错误识别系统；另一些州则在雇佣额外员工。最极端的选项则是彻底退出SNAP计划——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11%的州级SNAP主管表示存在这种潜在风险。

回到图森市，这些政策变化已经在当地政治中激起了涟漪。代表该市部分地区的共和党国会议员胡安·西斯科马尼（Juan Ciscomani）当年对《宏伟法案》投了赞成票。当人们驾车驶向食品救援站时，路边立着他以及他的民主党对手乔安娜·门多萨（JoAnna Mendoza）的竞选牌。门多萨从小靠食品券长大，她说自己甚至不需要提醒选民西斯科马尼支持了特朗普总统的法案。“他们心里清楚，”她说，“都是选民跑来告诉我的。”

26. 密歇根州参议员初选：民主党内部控制权之争

原文标题：The Michigan Senate primary is a fight for control of the Democrats

核心提炼

本文探讨了密歇根州民主党参议员初选背后深层次的党内路线斗争。初选的两头焦点人物分别是代表温和派（党内主流/建制派）的黑莉·史蒂文斯（Haley Stevens）与代表激进左翼（进步派/民粹派）的阿卜杜勒·埃尔-萨耶德（Abdul El-Sayed）。双方不仅在竞选标签上展开心理战，试图通过“民粹”定位吸引中产与基层选民，更在政策立场、个人风格及筹款来源（如以色列相关利益集团的资金介入）上形成鲜明对比。

这一选举不仅关乎谁能代表民主党在决选中迎战特朗普化的共和党对手，更折射出民主党全国范围内的方向之争：左翼力量试图借选民对特朗普的愤怒以及在中东政策上的分歧重塑大局；而部分观察家则担忧，党内日益加剧的极端化与排他倾向，可能会重蹈共和党过去数年政治生态恶化的覆辙。

正文

密歇根州初选概况与党内定位之争

在密歇根州即将迎来的民主党参议员初选集中展现了党内两股力量的深刻较量。进步派候选人阿卜杜勒·埃尔-萨耶德（Abdul El-Sayed）虽然受到党内左翼领袖的鼎力支持，但他更倾向于将自己定义为“民粹主义者”，旨在强调为普通大众争取权力、对抗精英阶层。与之相对，温和派候选人黑莉·史蒂文斯（Haley Stevens）虽然回避具体的政治标签，但也同样试图展现自己为大众争取切身利益的决心。

两位候选人都在试图解决同一个关键的选区组合难题：如何将党内高学历的积极分子与中立温和派选民重新团结起来。初选的胜者将面对已转向“特朗普主义”的前共和党众议员迈克·罗杰斯（Mike Rogers），这场选举直接关系到民主党能否夺取参议院的控制权。然而对于党内高层而言，这场争夺战的核心不仅在于谁更容易在决选中胜出，更在于哪种路线将主导未来民主党的权力平衡。

候选人背景与竞选策略差异

两位候选人在从政经历、文化风格以及外交立场上呈现出巨大反差：

• 黑莉·史蒂文斯（温和派/建制派代表）：拥有丰富的华盛顿国会履历，曾协助奥巴马政府拯救汽车工业，并在随后的选举中成功翻转共和党选区。她的政治风格偏向务实与妥协，但在外交政策上因支持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而招致左翼的强烈不满。这使得她获得了来自支持以色列的大型政治行动委员会（AIPAC）及其关联组织巨额的广告资金支持。
• 阿卜杜勒·埃尔-萨耶德（进步派/民粹派代表）：具有极高的学术精英背景（罗德学者、医学博士），曾主政地方公共卫生部门。他深谙网络传播，主张全国性的体制变革。在政策上，他主张取消对以色列的军援、对寡头垄断进行严格监管，并支持全面医疗保险（Medicare for All）。虽然他提出了许多激进主张，但在表述上试图进行精细调和，以避免吓退关键的中立选民。

政治氛围与民主党的未来隐忧

选举的焦点逐渐演变成谁能更好地代表“民粹”情绪。在对特朗普的深层次愤怒以及对中东局势的关注下，左翼选民展现出强烈的宣泄诉求，这使萨耶德在网络和年轻群体中占据一定优势。然而，双方激烈的攻讦也给未来的党内整合埋下了隐患。

此外，萨耶德展现出的强硬态度——包括试图迫使温和派议员就范的表态——引发了部分政治观察家的警惕。有跨党派人士指出，民主党内部当前呈现出的这种互不妥协和党同伐异的趋势，与十年前共和党内部逐渐走向极端化的演变轨迹惊人地相似。这场密歇根州的初选，不仅是一场地方席位的争夺，更是民主党未来发展方向的一次重要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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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根据需要探讨这篇报道背后的政治背景或特定候选人的政策主张。如果您希望了解后续相关章节或后续分析，请随时告诉我！

27. 转向欧洲：加拿大重塑国家安全战略

原文标题：Canada turns to Europe for its security

核心提炼

长期以来，加拿大一直是北约军费开支最低的国家之一。然而，面对特朗普及美国外交政策的不可预测性、惩罚性关税以及对加拿大主权的潜在威胁，总理马克·卡尼领衔的加拿大政府正加速重塑军工采购与安全战略，向欧洲靠拢。

加拿大计划在两年内将国防预算占比从GDP的1.5%大幅提升至4%。近期，加政府与德国蒂森克虏伯海洋系统公司（TKMS）达成军售史上最大的国防订单，拟斥资上千亿加元购买多达12艘先进潜艇。此外，加拿大还成为了首个加入欧盟SAFE国防融资计划的非欧洲国家、签署了《欧加安全与国防伙伴关系协议》，并主导筹建“北约银行”。甚至在战机采购上，加拿大也在考虑缩减美国F-35的订单，转而引入瑞典“鹰狮”战机。这一系列举措表明，在美加互信陷入低谷之际，加拿大正通过摆脱对美军工依赖，全面深化与欧洲的安全合作。

正文

几十年来，加拿大在北约军费支出方面一直排名靠后。但如今，这一局面正在发生剧变。在2026年7月8日举行的安卡拉北约峰会上，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重申了他的承诺：在未来两年内，加拿大的国防预算占GDP的比重将从2024年区区1.5%暴增至4%。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80%的加拿大民众支持大幅增加国防开支。

就在做出这一承诺的两天前，卡尼总理刚刚宣布，德国军工巨头蒂森克虏伯海洋系统公司（TKMS）在竞标中胜出，成为皇家加拿大海军采购多达12艘先进柴电潜艇的首选供应商，首批4艘将于2034年交付。这是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案，初始采购金额为240亿加元（约合170亿美元），若计入后续维护等长期运营成本，总费用将突破1000亿加元。

在美国——这一加拿大在地理和历史意义上最亲密的盟友——变得日益不可靠乃至充满敌意之际，上述规划充分表明卡尼政府决心全面向欧洲靠拢。

这一采购决策的推进速度惊人。早在五年前，加拿大就曾考虑替换其四艘老旧且屡出故障的“维多利亚级”潜艇，但当时几乎没有任何实质进展。然而，自去年3月上台仅七个月后，卡尼总理就成立了一个新机构——国防投资局（Defence Investment Agency），旨在简化并加速原本僵化的军工采购流程。潜艇竞标很快缩减至两家候选厂商：韩国的韩华海洋（Hanwha Ocean）和德国的TKMS。在收到最终标书后的四个月内，加方就做出了决定。位于渥太华的智库“加拿大全局事务研究所”专家戴维·佩里（David Perry）表示：“这个新成立的机构展现了卡尼强烈的紧迫感。”

韩国与德国的潜艇在航程和续航力上都符合要求。韩国舰艇配备了可发射对陆攻击导弹的垂直发射系统；而德国潜艇凭借独特的钻石形隐身船体设计和其他尖端技术，隐身性能可能更胜一筹。渥太华大学国防专家尤里·科米尔（Youri Cormier）认为，缺少对陆攻击能力恰恰说明这些潜艇将承担防御性角色，旨在保护北极领土以及盟国航线免受俄罗斯和中国潜军的威胁。他说：“拥有世界上最长的海岸线，却没有一支强大的潜艇部队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真正让TKMS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是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地缘政治诉求。科米尔指出，目前已有七个北约国家正在使用或准备采购TKMS潜艇，“其通用性以及零配件的供应保障将非常出色”。他还补充道，在跨越多年的合同生命周期内，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来看，与欧洲人打交道显然比与韩国人合作更为顺畅。

渥太华另一家智库“国防与安全协会研究所”的盖尔·里瓦尔·皮谢（Gaëlle Rivard Piché）指出，促成交易的还有另外两个关键因素：一是挪威让出了自己的生产线配额，使得加拿大能够在2034年前部署新潜艇；二是TKMS承诺通过在加拿大的军事和民用投资，提供100%的合同价值对等补偿。

从表面上看，这笔交易并不至于恶化与美国的关系，因为美国的造船厂只生产核潜艇，而不造柴电潜艇。此外，分析人士指出，新潜艇出色的情报收集能力将使加拿大在“五眼联盟”（由英语国家组成的情报共享机制）中成为更有价值的成员。佩里表示，这笔交易是加拿大与德国建立安全伙伴关系的绝佳契机，德国也将借此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加拿大第二大核心国防供应商。他预计该项目的最终花费将远超1000亿加元：“潜艇舰队规模扩大到三倍，意味着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后勤支撑人员规模也必须翻三倍。”仅在项目开局的前五年，预计就能创造约5万个新工作岗位。

不过，特朗普政府对卡尼总理深化与欧洲军事关系的其它举措，恐怕就没那么顺眼了。今年2月，加拿大成为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加入欧盟1500亿欧元“SAFE”金融计划的非欧洲国家。该计划旨在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以提升军事实力，它将允许加拿大企业承接已获批采购合同总价值80%的业务份额。里瓦尔·皮谢指出，过去加拿大70%的武器装备预算都花在了美国产品上，加入SAFE计划是一项“立竿见影”的策略，有助于降低对美依赖。

2025年6月，卡尼政府还签署了《欧盟-加拿大安全与国防伙伴关系协议》，意在构建全面战略合作框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娅·卡拉斯（Kaja Kallas）称加拿大为“可信赖的朋友”，并表示：“在局势日益紧张的当下，该协议将深化我们的国防纽带，开启合作的新篇章。”

在另一项面向欧洲的倡议中，卡尼正全力推动筹建“北约银行”——即国防安全与韧性银行。该银行旨在通过筹集高达135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增强盟国的国防实力。目前已有八个国家响应并加入加拿大的行列，但若想获得足够的财政和地缘政治影响力，该计划还需拿到英、法、德这三个欧洲军事强国的支持。

据报道，加拿大还在考虑缩减向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购F-35隐形战机的数量，并有意引入瑞典萨博公司制造的“鹰狮”战机作为补充。尽管“鹰狮”在性能上略逊于F-35，且无法完全接入美加共管的“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预警控制系统，但萨博公司可能同意在加拿大本土生产该机型。在美加两国互信降至低谷的当下，这无异于一大吸引力。萨博公司已承诺提供全面的技术转让，包括开放战机任务系统的源代码，从而赋予加拿大对所有战机数据的绝对控制权，以及独立的升级与维护权。相比之下，虽然加拿大的F-35有部分零部件在本国生产，但核心源代码始终被美国严密掌控。

如果加拿大未来越来越将欧洲视为其核心的安全与军工采购伙伴，特朗普也只能怪他自己。他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强征的惩罚性关税，以及对北约集体防御承诺的动摇，无一不在将加拿大推向张开双臂迎接它的欧洲怀抱。

28. 菲律宾移民如何让加拿大小镇重获新生

原文标题：How Filipino immigrants revitalised a small Canadian town

核心提炼

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的小镇尼帕瓦（Neepawa）曾面临人口流失与衰退危机。自2008年猪肉加工企业HyLife大量招募菲律宾切肉工以来，大批菲律宾移民通过临时工作签证来到这里，随后取得永居并带来家眷。如今，尼帕瓦5600名居民中超过一半来自菲律宾，移民不仅拉动了当地消费、创办了小微企业、填补了劳动力缺口，还让原本濒临熄灭的社区教堂与小镇经济重新焕发生机。然而，人口激增也带来了住房短缺、教育资源紧张等设施承载力问题。与此同时，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正在收紧收容外国劳工与留工的签证政策，并削减永居配额。这一政策转向引发了小镇新老居民的复杂情绪：既有对未来的忧虑，也有对本土福利被分摊的抱怨，小镇的“繁荣模式”正面临考验。

正文

如同加拿大草原省份曼尼托巴省南部的其他小镇一样，尼帕瓦（Neepawa）有着白色的木栅栏、冰壶球场和冰球馆。但这里也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尼帕瓦5600名居民中，超过半数来自菲律宾。这一比例自2016年以来几乎翻了一番。

生活方式的差异显而易见。“那里热，这里冷，”一位正在铲雪的妇女笑着说道。

如此多的菲律宾人选择在尼帕瓦定居，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当地的猪肉加工企业HyLife——该公司的雇员占到了小镇人口的三分之一。自2008年开业以来，该公司从菲律宾招募了数百名切肉工来到加拿大。他们大多持有临时工作签证，凭借勤劳的工作获得永久居留权，随后将家人接来同住。有些人后来选择去其他地方找工作，或者自己创业。他们的融入让这座小镇重新焕发了活力。

阿什莉（Ashley）于2015年来到这里，与已在HyLife工作了四年的丈夫团聚。她说，大雪让这里看起来“像一个魔法王国”。她至今依然热爱尼帕瓦。如今，她和丈夫各自打着两份工，在通过了严格的考试后，他们和三个孩子都已加入了加拿大国籍。她一位土生土长的加拿大同事开玩笑说：“她比我们还了解加拿大。”

在尼帕瓦不大的商业街上，现在有六家菲律宾人开的店铺。“维戈家乡餐馆”（Vego’s Home Pinoy Restaurant）的店主凯瑟琳·维戈（Catherine Vego）就是为了融入这个社区而从温尼伯搬来的。其他国家的移民也陆续赶来，例如镇上最近刚出现的外卖与出租车服务，就是由一名印度移民创办的。“对于曼尼托巴这种大草原腹地的小镇来说，这简直不可思议……”负责帮助菲律宾人熟悉商业法规和购房流程的小镇经济发展官员玛丽莲·克鲁（Marilyn Crewe）感慨道。

尼帕瓦有十多座教堂，但过去的会众人数一直在减少，正是菲律宾移民重新点燃了教会的生机。在圣多米尼克教堂，得益于移民的加入，周日弥撒的人数激增至300人。“我们确实需要他们，”一位老老人笑道，他所在的教堂此前不得不通过与其他教堂合并才得以生存。

然而，隐患也随之而来。人口快速增长给基础设施带来了巨大压力。据镇公所预测，到2028年小镇将面临460套住房的缺口；尼帕瓦的学校也已人满为患。中介机构收到了大量听闻小镇盛名后发来的菲律宾人的求职邮件，他们大多被引荐至HyLife，但其中也有一些人不幸遭到了人口贩子的剥削。

与此同时，政治气候也在发生变化。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正在削减发放给临时工和留学生的签证数量。在他当选前一年的2024年，有约68.7万名留学生和工人入境；而他计划在2026年将此类签证缩减至38.5万张。此外，获得永久居留权的门槛也提高了——2024年至2025年间，获批的永居人数减少了四分之一，从48.4万人降至39.4万人。

尼帕瓦的居民切身感受到了这种转变。“我们太难过了，”一位菲律宾商人说道，他的哥哥被拒绝给予永居身份。另一位菲律宾妇女则陷入绝望，因为她从事建筑工作的男朋友在被拒绝授予国籍后返回了墨西哥。

卡尼总理此举是为了回应部分加拿大本国居民对人口结构改变过快的不满。达伦（Darren）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尼帕瓦的皇家加拿大退伍军人协会经营酒吧，门前摆放着一门在一战中缴获的5吨重德国重型野战炮。达伦是唐纳德·特朗普的粉丝，但他对菲律宾邻居大加赞赏，称他们比“我自己的社区”更积极地庆祝加拿大国庆日，并拯救了小镇：“要不是因为HyLife，这里早就变成贫困小镇了。”

尽管如此，达伦依然感到沮丧。他认为新移民“让我们的基础设施和医疗服务不堪重负”，甚至觉得引进移民是为了“维持执政党统治”，而“加拿大本土居民反而被边缘化了”。

现在看来，卡尼总理似乎比听取新移民的声音更为重视达伦这类老居民的关切。

29. 巴西拥有全球最严厉的反种族主义言论法律

原文标题：Brazil has the world’s strictest laws against racist speech

核心提炼

近年来，巴西对种族主义言论采取了全球最严厉的法律制裁。2021年，巴西最高法院将针对个人的种族侮辱等同于对群体的种族歧视，国会随后立法赋予其法律效力。相关犯罪不仅没有追诉时效限制，还面临重刑和巨额罚金，导致诉讼案件激增十倍，甚至有多名外籍游客因涉嫌种族主义言论被捕。

支持者认为，严刑峻法能起到警示和教育公众的作用。然而，文章指出，此举并未有效解决深层的种族不平等问题。巴西黑人与白人的收入差距依然巨大，其根本原因在于极其不公的教育体制。此外，巴西警察暴力执法导致大量黑人死亡的问题依然严重。过度使用司法手段打击种族言论，不仅未能消除偏见，反而可能损害言论自由。巴西的经验表明，单纯将厌恶言论刑事化，并非解决种族问题的根本良方。

正文

种族主义言论既不新鲜，也非罕见。然而，世界各地的政府正展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意愿，将其视为一种犯罪行为。近年来，比利时、南非和西班牙都对种族侮辱行为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监禁判决；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加坡也出台了禁止仇恨言论的新法律。

但没有哪个国家比巴西走得更远。2021年，巴西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将针对个人的种族侮辱，等同于宪法所禁止的针对整个群体的种族歧视。种族侮辱由此成为一项面临重罚的罪行。随后，国会通过立法赋予该裁决法定效力。由于巴西宪法规定种族主义犯罪没有追诉时效，因此加害者即使在事发多年后仍可能被起诉。惩罚措施包括有期徒刑和巨额罚款。

因种族主义被起诉的人数呈爆发式增长，但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对遏制种族不平等或偏见起到了多大作用。这项法律最主要的“成就”，或许仅仅是让巴西的司法机构自我感觉良好，同时却让种族主义者更加愤怒。当世界其他地方都在思考如何应对仇恨言论时，巴西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教训。

巴西严苛的法律是对历史创伤的一种回应。在1501年至1866年间从非洲贩运到美洲的1200万人口中，有近500万人在巴西登岸，这一数量超过了其他任何地方。巴西也是美洲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1888年）。近年来，随着黑人权益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巴西人在人口普查中将自己登记为黑人（preto）或混血/棕色人种（pardo）。如今，他们已占到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对种族主义言论的起诉正在加速推进。自2021年以来，法院每月受理的种族主义案件数量翻了十倍。目前约有931人因种族主义或种族虐待行为正在服刑——其中460人身处狱中，其余人则处于允许白天出狱工作的服刑状态。

缺乏常识的外籍游客也未能幸免。今年已有五名外国人因种族主义言论被拘留。其中一位是29岁的阿根廷女子阿戈斯蒂娜·佩斯（Agostina Páez），她被拍到在里约热内卢向黑人调酒师做出模仿猴子的手势。另一位阿根廷人爱德华多·伊格纳西奥·穆里亚斯（Eduardo Ignacio Murias）则在火车上拍下了一名黑人儿童的照片，并发送给WhatsApp上的朋友，写道：“我想带个奴隶回家，这里实在太多了。”在同车乘客向儿童的母亲报警后，他被警方逮捕。目前穆里亚斯先生在巴西被审前羁押，而佩斯女士则被获准返回阿根廷，等待巴西法院的审判。

新法律的支持者指出，这些事件引发的社会关注正是其好处之一。圣保罗热图利奥·瓦加斯基金会大学的亚历山德拉·贝内迪托（Alessandra Benedito）表示，这“向人们揭示了种族主义的丑陋嘴脸，并表明这种行为在我们的社会中绝不被允许。这些法律之所以能发挥作用，不仅在于惩罚，更在于教育，它提高了其余公众的意识。”

提高意识固然是一回事，但种族不平等的现状依然严峻。据世界银行估计，巴西是南部非洲以外全球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2021年的人口普查发现，白人家庭的人均收入是黑人或混血家庭的两倍——自2012年巴西统计局开始收集相关数据以来，这一差距从未缩小。即使在控制了受教育程度、居住地和行业等因素后，巴西黑人女性的每小时工资仍比从事类似工作的白人男性低约30%。

种族主义言论并非造成这种状况的主因，巴西质量堪忧的公立教育体系才是罪魁祸首。在巴西，公立与私立中学学生的考试成绩差距，比拉丁美洲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较为富裕的巴西人（通常是白人）会想方设法不让孩子进入公立体系。而进入公立学校的学生由于成绩较差，往往只能进入质量较低的大学，选择那些薪资偏低的专业。里约热内卢应用经济研究所的毛里西奥·雷斯（Mauricio Reis）估计，这是造成白人与黑人中位数收入差距的三分之一的原因。

此外，尽管巴西警方正在成立专门打击种族主义言论的警务部门，但他们每年也在杀害数以千计的黑人。根据汇总犯罪数据的非营利组织“巴西公共安全论坛”的数据，2025年黑人被警察杀害的概率是白人的3.5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警察是在故意针对非白人，更可能的原因是他们往往在贫困社区执法，但死亡人数之多令人震惊。按人口比例计算，巴西警察杀害的人数是美国警察的九倍。

巴西强硬的仇恨言论法律不仅未能解决不平等的根源，反而可能损害言论自由。2023年5月，圣保罗一家法院判定喜剧演员莱昂纳多·林斯（Leonardo Lins）犯有种族主义言论罪。林斯以低俗恶劣的玩笑闻名，他被判处在高度戒备的监狱服刑八年零三个月，并被处以170万雷亚尔（约合33万美元）的罚金。直到今年2月，上级法院才撤销了这一判决。

种族主义言论固然令人发指，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其定为违法犯罪就是一个好主意。

30. 伊朗再爆冲突，揭示特朗普停火协议的致命脆弱

原文标题：New strikes in Iran show the weakness of Donald Trump’s deal

核心提炼

美伊两国再次陷入“冲突与半吊子外交”的恶性循环。尽管双方于2026年6月17日签署了旨在终止半世纪敌对关系的谅解备忘录（MOU），但该协议仅签署一个月便濒临废弃。目前，双方不仅未就核问题及解冻数千亿美元资产等核心争议取得进展，反而因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重燃战火。

伊朗通过袭击船只拒绝失去海峡控制权，并否决了阿曼提出的折中方案；美国则重启了对伊军事打击。美方的政策摆姿让海湾盟友深感不安，国际油价随之剧烈波动。特朗普试图通过封锁伊朗经济来拖延时间，但伊朗对美军基地的新一轮导弹袭击表明，美方无法单方面主导战事节奏。这份缺乏实质约束力的粗糙协议，根本无法解决美伊之间根深蒂固的地缘矛盾。

正文

虽然日历已翻至7月，但新闻头条看起来却像是在重演4月的剧情。美伊之间的战争虽有暂缓，但远未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处于封航状态，海湾国家正试图斡旋一项至少能暂时重新开放海峡的协议。此前，唐纳德·特朗普收回了对伊朗发起“大规模袭击”的威胁，并宣称谈判进展顺利；然而随后伊朗便拒绝了最新的协议草案，并发射了新一轮导弹。这种胶着状态贯穿了今年春季的大部分时间，直到6月17日美伊签署了一份临时和平协议，局势才短暂缓和。而如今，历史再次重演。

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MOU）的条款，两国本应即将完成一项旨在结束长达半个世纪敌对状态的全面协议谈判。可现实却是，双方又倒退回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漫价厮磨。外交官们即使能凑出个解决方案（目前看来希望渺茫），恐怕也只是给这份本就漏洞百出的协议贴上一块毫无用处的补丁。

这份谅解备忘录从7月6日就开始走向解体，当时伊朗袭击了数艘油轮和液化天然气船。伊朗此举旨在阻止日益频繁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的船只——该航道位于阿曼领海内，旁路此地削弱了伊朗对这一关键水道的控制权。作为回应，美军随后展开了长达近两周的日常空袭，主要针对伊朗南部的军事目标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政权则向美国位于海湾地区和约旦的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

然而到了7月24日，特朗普却突然叫停了轰炸行动。公开场合下，美国官员表示希望能给外交斡旋一个机会。但在私下里，部分官员担心防空拦截弹药正日益耗尽，并焦虑地意识到有限的空袭几乎毫无成效。与此同时，伊朗也停止了对商船的袭击，但这或许只是因为航道上已经没有目标可打：使用霍尔木兹南部航道的船只数量已锐减至几乎为零。

上周末，一个阿曼官员代表团访问了德黑兰进行斡旋。尽管伊朗拒绝与美国人直接对话，但阿曼充当了中间人角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方案，包括一份可能持续10天的正式停火协议，以及一项重新开放海峡的计划。根据该计划，伊朗与沿岸阿拉伯国家将通过联合机制共同管理海峡。过往船只无需缴纳通行费，但联合管理体可以收取用于航标维护、环保服务等项目的“自愿捐款”，类似于东南亚国家在马六甲海峡的作法。

理论上，这提供了一个让各方都能保留颜面的折中方案：伊朗可以宣称自己对海峡实施了新规，美国可以宣称击退了伊朗获取全面控制权和强制收费的要求，而海湾国家则能重获免费通航权。

问题在于，阿曼过去也提过类似的方案，但无一例外都被伊朗拒绝了。果不其然，伊朗这次同样予以回绝。7月28日，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卡齐姆·加里卜阿巴迪表示，任何协议都必须赋予伊朗对入境船只的全面控制权。当天深夜，伊朗向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发射了一波导弹。

向来喜怒形于色的特朗普发誓要“把他们打得稀巴烂”。7月30日凌晨，五角大楼发动了新一轮猛烈空袭。

签署仅过去短短一个月，该谅解备忘录的大部分内容便已名存实亡。协议的第一条赫然写着：美伊双方同意“永久”结束战争。然而所谓的“永远”早已变味：持续的交火在签署后不到三周便全面重启。

另一大分歧在于因制裁而被冻结在外国银行的数以百亿美元计的伊朗资产。伊朗期望部分资金能立即获得解冻，但特朗普政府却坚持认为，只有在伊朗履行协议的前提下，才会分阶段释放资金。

按照原定规划，双方本应深入展开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一项全面协议，解决美国对伊朗核计划的关切以及伊朗对长期解除制裁的诉求。相反，他们几乎完全绕过了这些核心大问题。本月甚至根本没有举行任何高层会晤，而60天的期限将在8月16日届满（尽管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

特朗普如今骑虎难下。升级战争风险太高；而承认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在内政上将是一场丑闻，对外更是对海湾盟友的严重冒犯。目前看来，他更倾向于拖延时间。在7月23日布伦特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之前，他一直在对伊朗发动轰炸和威胁；随后他态度倒转，油价应声暴跌。他或许希望将战争维持在“温水煮青蛙”的状态，同时通过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来收紧其经济绞索——但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警示人们：战场节奏并非由特朗普一人说了算。

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既焦虑又困惑。7月28日，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白宫会见了特朗普。但这次会面异常低调，内塔尼亚胡是从侧门被带入的，特朗普也破例没有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受媒体群访。次日，沙特国防部长哈立德·本·萨勒曼也匆匆对华盛顿进行了访问。沙特近期接连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的袭击。

美伊双方此前也曾陷入过类似的困境。当初双方之所以同意签署谅解备忘录，是因为战争带来的经济剧痛以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互封锁已让彼此不堪重负。然而，协议模棱两可的用词并未能解决任何底层矛盾——人们实在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一份新协议就能化解这场陈年积怨。

31. 沙特与胡塞武装陷入危险对峙

原文标题：Saudi Arabia is locked in a dangerous stand-off with the Houthis

核心提炼

本文分析了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日益紧张的对峙局势。胡塞武装利用威胁红海航道和袭击沙特石油设施的手段，试图逼迫沙特做出让步。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红海已成为沙特石油出口的关键命脉，这使得胡塞武装的威胁更具杀伤力。胡塞武装的核心诉求包括解除沙特对其控制区的海空封锁、允许来自伊朗的航班降落，以及要求沙特支付当地公职人员的薪水。尽管胡塞武装试图通过强硬手段获取利益，但沙特及其也门盟友担心让步会加剧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因而选择保持立场。双方在多个前线的军事动员迹象表明，大规模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而过往经验显示，仅靠空袭难以彻底消除胡塞武装对红海航道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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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这篇文章主要探讨了中东地区近期加剧的紧张局势，重点分析了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博弈：

1. 红海局势升级与沙特面临的经济威胁：胡塞武装领导人对沙特发出强硬警告，并付诸行动袭击了红海与沙特沿岸的油轮及能源设施，导致通过关键海峡的航运量大幅下降。在当前地区地缘政治背景下，沙特极度依赖红海路线来运输石油，这使得胡塞武装的封锁和袭击对沙特经济构成了直接且致命的威胁。

2. 胡塞武装的双重战略意图：胡塞武装的行动一方面旨在配合其盟友伊朗，通过限制沙特石油出口对全球市场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是为了打破与也门政府及沙特之间的僵局。胡塞武装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民生压力，迫切希望通过强硬手段迫使沙特解除对其控制区域的航线限制，并获得资金支持以支付公职人员薪水。

3. 沙特及其盟友的抉择与军事困局：沙特和也门合法政府对胡塞武装的诉求保持警惕，尤其是担心恢复与 Teheran 的空中交通会导致军事物资和人员持续输入胡塞控制区。虽然也门反胡塞阵营在政治上展现出一定的整合迹象，且沙特也采取了有限的空袭报复，但历史经验表明，胡塞武装利用复杂地形搭建的军事打击能力很难通过空中打击被完全摧毁。只要胡塞武装仍具备袭击商船的能力，就足以对国际航运产生强大的吓阻效果。

如果您希望了解文章中关于特定背景（如红海航运影响、两军对峙前线等）的更多宏观分析，请告诉我！

32. 国际刑事法院清理门户，但深层危机依然难解

原文标题：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puts its house in order

核心提炼

2026年7月，国际刑事法院（ICC）采取史无前例的举措，解雇了因涉嫌性行为不端而陷入丑闻的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Karim Khan）。卡里姆·汗极力否认相关指控。尽管国际刑事法院希望借此挽回受损的公信力，但换帅恐怕无法根治该机构面临的深层困境。

当前，ICC正面临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美国不仅制裁了部分法院员工，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更是威胁要“拆毁ICC”。此前卡里姆·汗曾因加沙战争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逮捕令，导致法院与美国正面交锋。虽然有人猜测其被解职涉及政治因素，但巴勒斯坦代表明确否认了这一说法。

此事进一步加剧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尤其是非洲国家，它们长期指责ICC在办案上“柿子捏软的”，不敢得罪大国。专家指出，ICC缺乏执法手段，政治现实迫使它在大国博弈中妥协。未来法院需要一位务实低调、专注提高办案成功率的领导者，而非流于自我营销的管理者。

正文

中东与非洲 | 危机不断 国际刑事法院清理门户 但新任首席检察官仍无法化解其深层困境

2026年7月30日

当卡里姆·汗（Karim Khan）竞选海牙国际刑事法院（ICC）首席检察官一职时，负责挑选候选人的委员会曾毫不掩饰地指出了他的短板。委员会表示，他并非最优秀的候选人，随后更是用明褒暗贬的语气评价道：“汗先生是一位富有魅力、口才出众的沟通者，且对自己的成就有着清醒的认识。”遗憾的是，ICC的成员国并未读懂这层隐含之意，依然于2021年任命他担任首席检察官，任期九年。

然而，后悔很快随之而来，尽管是因为另一个原因。7月24日，成员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举措，因涉嫌性行为不端将汗免职。汗对此予以强烈否认，坚称自己没有任何不当行为，也未与提出指控的女下属发生过性关系。

ICC拥有调查和起诉最严重战争罪及反人类罪的权力。自2024年指控首次浮出水面以来，这场丑闻便严重破坏了法院的公信力，成员国或许希望借此划上句号。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ICC事务的斯蒂芬·庞珀（Stephen Pomper）表示：“无论指控是否属实，程序进展到这一步，如果让他继续履职，对这个机构来说已经非常不利了。”

但是，如果成员国希望通过解雇汗来扭转局面，它们恐怕会再次失望。此举很难化解法院面临的深层困境，包括美国对其部分员工的制裁，以及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最近发出的威胁——“如果有必要，将逐砖逐瓦地拆毁ICC”。

批评将汗解职的人士认为，他之所以被赶下台，是因为他曾就以色列官员在加沙战争中的行为，向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inyamin Netanyahu）和时任国防部长约亚夫·加兰特（Yoav Gallant）发出逮捕令，从而让ICC与美国走上了对抗之路。不过，并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ICC的巴勒斯坦代表明确驳斥了这种观点，称解雇汗“并非针对ICC所受理的任何案件进行的政治代理人投票”。

尽管如此，这位检察官的下台仍将固化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偏见，使它们更加认定：相比于强国公民，ICC更愿意起诉发展中国家的公民。它们的这种看法并非毫无根据。ICC深知自己既无警察也无军队来执行判决，因此在处理事务时始终小心翼翼，避免激怒大国。2019年，ICC的法官拒绝了首席检察官对美军在阿富汗涉嫌战争罪行展开调查的请求，理由是这“不符合司法利益”。（美国从未签署《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一个明智的检察官本应更好地平衡普遍司法原则与纷繁复杂的大国政治。曾任加拿大外交官、并主持过最初淘汰汗的遴选委员会的萨比娜·诺尔克（Sabine Nölke）指出，法院现在需要的是一位务实低调、履职尽责的检察官，能够专注于最有可能成功获罪的案件。然而相反的是，ICC的成员国此前显然被那些善于自我营销的人蒙蔽了双眼。她说：“这种局面必须改变。”

33. 西非已成为庞大的毒品中转枢纽

原文标题：West Africa has become a huge cocaine-trading hub

核心提炼

近年来，西非地区已演变为可卡因运往欧洲的核心中转枢纽。2019至2025年间，该地区查获的可卡因总量激增50%，单次走私规模显著扩大，仅西撒哈拉沿海近期就截获了近31吨毒品。这一趋势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南美可卡因产量激增、欧洲对南美直航查缉加严，以及走私集团的技术升级（如采用高科技追踪与快艇接驳）。此外，西非便利的地理位置、脆弱的港口监管、深厚的官员腐败，以及巴尔干、巴西等地大毒枭（如藏匿于塞拉利昂的荷兰头目莱德克斯）的入驻，进一步推动走私网络向加纳、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等国扩散。面对资金短缺、设备匮乏和内部通敌的困境，西非各国执法部门无力阻挡这一蓬勃发展的跨国犯罪链条。

正文

西非已成为庞大的可卡因交易枢纽 其他航线面临严查，促使走私集团改变了将毒品运往欧洲的策略

2026年7月21日，利比里亚警方突袭了位于首都蒙罗维亚与其机场之间杜阿宗镇的一栋单层住宅。在室内，警方发现了两名男子以及堆到天花板的数百包白色粉末。警方逮捕了这两名分别来自塞尔维亚和西班牙/哥伦比亚的男子，并没收了这批包裹。经过两天的清点和检测，警方宣布查获了近4吨高纯度可卡因，街头零售价值约3.17亿美元（在欧洲的批发价值较低，约为5000万至6000万欧元，即5700万至6800万美元）。

这甚至不是今年非洲查获的最大一起可卡因走私案。今年5月，一艘悬挂科摩罗国旗的船只在西撒哈拉沿海被拦截，船上载有近31吨毒品，超过了2025年整个西非地区查获的30吨总量。2019年至2025年间，该地区每年查获的可卡因总量增长了50%。单次被缴获的走私规模也在扩大：2025年，从该地区发货的路线中，平均每次查获的毒品重达5.6吨，而2024年仅为2.4吨。

短短几年间，西非已成为向欧洲输送可卡因的最大枢纽之一。长期以来，该地区一直是一个便利的转运点，大致位于可卡因主要产地南美洲与主要消费地欧洲之间的中点。腐败和糟糕的警务履职也是推波助澜的因素。荷兰籍男子约斯·莱德克斯（Jos Leijdekkers）是欧洲通缉级别最高的毒枭之一，本应在荷兰监狱服刑24年，据报道他目前正躲在塞拉利昂运营着一个庞大的走私网络。荷兰虽已提出引渡要求，但毫无结果。

近年来，可卡因产量的爆发式增长、欧洲对来自南美货物的缉毒力度加大，以及走私分子在技术上的创新，不仅增加了途经该地区的可卡因数量，也使涉案国家数量有所增加。走私分子现在将可卡因从南美批量运往港口监管相对宽松的西非。在那里，货物被重新包装并装上大型“母船”，随后再转移到被称为“快艇”的小型高速船上。这些快艇在北海域、加那利群岛周边或公海上游弋，速度极快，大多数国家的海军都无法安全拦截。它们绕过欧洲的大型港口，直接驶向海滩和临时码头。

尽管缉毒成功的案例层出不穷，表明当局在拦截走私方面有所进步，但仍有大量毒品漏网。欧洲警务合作机构——欧盟海洋分析和情报中心（毒品部门，MAOC-N）估计，去年有超过100吨可卡因成功从西非运抵欧洲客户手中。

MAOC-N的保罗·席尔瓦（Paulo Silva）表示，该地区之所以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枢纽，是因为欧洲国家对来自巴西、圭亚那和苏里南等国的直接进口货物进行了严厉打击。“这创造了两个出发点，使我们在欧洲的缉查工作困难得多，”他说，“你不可能审查所有来自西非的货物。”

非政府组织“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全球倡议”的露西娅·伯德（Lucia Bird）指出，对于毒贩来说，这条路线“风险更低、被拦截和查获的概率更小，因此总体成本更低”。

该地区合法贸易的扩张也在间接助长非法走私。港口、机场和陆路边境处理的货物比以往更多，因此藏有更多毒品的大型船只更容易伪装。利比里亚缉毒局的一位前局长认为，大多数可卡因是通过陆路从塞拉利昂进入该国，包装上则被伪装成冷冻食品。

从巴尔干到巴西的贩毒集团头目可以实时监控货柜在港口装载或在海上转运的过程。参与突袭杜阿宗行动的警方发现了Starlink（星链）路由器、潜水服和防水GPS追踪器，他们怀疑这些设备是用来让走私集团的高层实时掌握动态的。

与前几十年的毒品交易仅集中在甘比亚、几内亚比绍和塞拉利昂等少数弱势国家相比，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被卷入其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莱德克斯。由于他身在塞拉利昂，从那里发出的货物现在面临欧洲当局更严格的审查，这促使走私网络向加纳、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等地分散。今年6月在蒙罗维亚机场查获的一批重238公斤、街头价值1920万美元的可卡因，就被认为与这名荷兰毒枭有关。加纳和荷兰当局表示，最近在阿姆斯特丹查获的起源于加纳的4.5吨毒品，也是由他的网络运输的。

尽管每次缉毒行动都伴随着大张旗鼓的宣扬，但西非国家对于这股蓬勃发展的走私潮大体上束手无策。现代化的安防技术过于昂贵，无法在港口、机场和公海上广泛应用。“我们仍然在采用20世纪40年代风格的安保手段，”蒙罗维亚的一位社会活动家哀叹道，“我们甚至连缉毒犬都没有。”

电力的匮乏导致扫描仪无法工作；小型机场的周界安全极易被突破；那些薪水微薄的官员（在利比里亚，有些官员月薪仅100美元左右）也极易被腐蚀。“我们已经确认有政府人员与毒品集团勾结，并对相关官员提出了指控，”利比里亚警政总监格雷戈里·科尔曼（Gregory Coleman）表示。而在塞拉利昂，莱德克斯似乎已经成功疏通了整个国家机器。

欧洲对可卡因的需求仍在持续增长。而对于贩毒集团来说，偶尔一次被查获，不过是商业运营中必然付出的成本罢了。

34. 从历史阴影到财富象征：为何卢旺达人重新爱上了狗

原文标题：Why Rwandans are warming to dogs

核心提炼

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期间，大量无主流浪狗啃食受害者遗体，导致狗在该国长期饱受厌恶与排斥。然而，在事件发生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随着卢旺达经济的快速增长（如2025年GDP增长率达9.4%），当地民众对狗的态度正发生显著转变。

在首都基加利，拥有一只名贵纯种狗已成为新兴城镇中产阶级彰显身份与财富的象征，其售价甚至可超过当地人均年收入。宠物经济由此在当地兴起，带动的训犬、寄养、美容及诊所等服务发展迅速。这一观念的转变部分源于警方对警犬形象的正面宣传，打破了大众将其与昔日流浪狗联系在一起的刻板印象。尽管目前社会对本地流浪狗的接受度依然有限，但整体而言，爱犬文化正在这个国家重新焕发活力。

正文

为何卢旺达人开始重新接纳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狗在卢旺达极不受欢迎。这种厌恶源于1994年的大屠杀，当时胡图族武装分子杀害了约50万至80万图西族人、特瓦族人以及温和派胡图族人。事后，大量的流浪狗吞食了遇难者的遗体。尽管后来由保罗·卡加梅（现任卢旺达总统）领导的图西族反抗军在接管国家的过程中射杀了这些恶犬，但狗成群啃食尸体的残忍画面始终留在许多人的记忆中。

三十多年过去了，狗在当地依然未能获得所有人的喜爱。例如，阿里德里·伊内扎仅仅因为养了12只狗，就曾被人持刀追赶、大声辱骂，甚至被戏称为“白人”（在斯瓦希里语中为mzungu，尽管他本人是黑人）。

不过，人们的态度确实正在改变。居住在首都基加利的伊内扎是卢旺达最知名的训犬师之一。他创办的公司“爪与手”（Paws and Hands）为纯种狗提供日托、遛狗、美容和训练等服务。如今，纯种狗与房产、汽车一样，成为了卢旺达城镇中产阶级展示新财富的象征。在这个2025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4%的国家，养狗的成本并不昂贵：一只德国牧羊犬的价格在20万至50万卢旺达法郎之间（约合135至340美元）；而最近一只阿根廷杜高犬更是卖出了200万法郎（约合1,360美元）的高价，超过了该国1,124美元的人均年国内生产总值。

虽然目前缺乏关于卢旺达纯种狗总数的具体统计数据，但它们已经在基加利支撑起了一个规模可观的市场。宠物店和狗狗托管中心在城市各处涌现，狗主人愿意花大价钱雇佣专人遛狗、修剪毛发和训犬。现年28岁的伊内扎在十年前开始从事训犬行业，当时月收入仅为3万法郎（约合38美元），而如今他的公司已雇佣了15名员工。

伊内扎认为，这种宠物热潮部分归功于卢旺达警方。2017年的一则新闻报道展示了警方的德国牧羊犬小队。人们并没有将这些训练有素、外表英武的警犬与大屠杀期间见到的流浪狗联系在一起，“突然之间，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只，”他回忆道。

不过，经营流浪狗收容所“Wags”的奥利维亚·克拉克指出，人们对纯种狗的热爱目前尚未延伸到流浪狗身上。经常有人将不想要的幼犬扔过收容所的围墙，为当地杂交犬寻找领养家庭依然十分困难。

但这或许只是一个市场营销的问题。在卢旺达尚未规范的犬只繁殖市场上，任何白色的狗都可能被当作“马尔济斯犬”出售；而在基加利的狗狗托管中心里，一些所谓的“德国牧羊犬”看起来其实和它们的流浪狗表亲没什么两样。

35. 创纪录山火袭卷法西两国，波尔多拉响警报，最糟糕的时刻尚未到来

原文标题：France and Spain are suffering their biggest wildfires on record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2026年7月底，法国和西班牙爆发了有历史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在极端高温、干旱以及罕见“火积雨云”等天气的助推下，法国波尔多周边数万公顷土地化为焦土，超20万人紧急撤离；西班牙亦有数十万公顷森林被毁，极端“30/30/30”条件让两国沦为易燃的“火药桶”。

尽管两国凭借高效的应急机制、军队救援及欧盟跨国支援控制了部分火情，但灾难暴露了更深层的短板：扑火飞机等装备储备不足、森林管理缺失以及对低概率气候灾难预案的匮乏。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山火正呈现出不可控的凶猛态势，并不断逼近大城市。两国过火面积均创历史新高，面对接踵而至的新一轮热浪，野火正从“偶然发生的灾害”演变为欧洲的“新常态”。

正文

全文翻译：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于7月27日前往波尔多周边的吉伦特地区慰问消防员时宣称，法国正面临“自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局势”。他所指的是这场山火的规模，但给人的感觉却仿佛是在形容某种全方位的国家危机。在一个早已对抗议和骚乱习以为常的国家里，他的这番话听起来也仅仅是有那么一点点夸张而已。

五天前，法国西南部森林最茂密的地区之一爆发了野火，现场画面震惊了全国。消防员将那一幕形容为“末日景象”和“但丁笔下的地狱”。高达4.2万公顷的过火面积，相当于四个巴黎的大小。超过20万人被紧急疏散。火灾爆发一周后，火势仍未得到控制，距离波尔多市区仅剩15公里。

这场山火始于波尔多以西的索莫斯村，起火原因可能是除草机械设备意外起火。而火势之所以蔓延得如此之快，完全是极端天气叠加的结果。今年6月和7月，法国遭受了两次“热浪”（canicules）袭击，气温飙升至40℃以上；这夺走了土地的所有水分，将松林变成了易燃的干柴。极端高温甚至一度引发了极为罕见的“火积雨云”（pyrocumulonimbus）现象——山火产生的浓烟形成了自带雷暴的云层，落雷击中地面引发了新的火点。这种天象在法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出现。

撤离过程虽然焦虑万分，但依然井然有序。尽管狭窄的费雷角半岛上堵得水泄不通，车主们最终还是得以驶离，其他人则通过船只撤离。多亏波尔多市政府的妥善安排，约7000名受灾群众在一座巨大的展览馆里睡上了折叠床。波尔多市长托马斯·卡泽纳夫向被疏散人员保证，避难所只是临时措施，后续大家会被安置到学生宿舍或志愿家庭提供的房间里。不过，有些人将再也无法重返家园了。在勒波尔热村，183栋房屋被彻底烧毁，废墟旁只留下拧曲变形的自行车和花园椅子残骸。

邻国西班牙的遭遇同样惨烈。7月初，阿尔梅里亚省一座村庄爆发迅猛的大火，夺走了14人的生命。7月下旬，阿维拉省和马德里大区的两场山火合拢，演变成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巨型火灾，吞噬了77,000公顷土地，过火面积比法国还要大。此外，瓦伦西亚附近也有9,300公顷土地被烧毁。7月24日，在马德里市中心就能看到巨大的烟柱；大火一度危及埃斯库里亚尔的一座16世纪修道院，所幸风向及时转变，才免遭一劫。

7月26日，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在视察阿维拉时预警称，“接下来将是艰难的数小时”。随后两天的降温和减风，终于帮助数千名消防员控制住了火势。约有10万人被疏散或被要求就地避险，期间仅新增一例死亡病例。

然而，大火远未结束。西班牙今夏的第四波热浪于7月29日袭来。这将再次带来消防员最为恐惧的“30/30/30”极端条件：气温高于30℃、湿度低于30%、风速超过每小时30公里。再加上今年格外湿润的春天促进了植被疯狂生长，随后的早夏又极其干旱将其彻底烘干，如今的西班牙已经变成了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

在某些方面，这次山火展现出了两国高效的危机应对能力。在法国，消防预案人人皆知且演练充分。该国拥有一支由水陆两栖灭火机组成 Canadair 机队，以及由20万名志愿消防员构成的庞大后备力量（他们占到了全国消防员总数的78%）。空军的空客A400M运输机也首次投身灭火，搭载特殊设备一次性空投了20吨阻燃剂。拖着水箱的农用拖拉机也加入了救援车队。马克龙总统还激活了欧盟的民事保护机制；不仅有瑞典、德国、葡萄牙和斯洛伐克等欧盟成员国，连土耳其和瑞士等非欧盟国家也纷纷派出灭火飞机和救援车辆火速支援。

在西班牙，也很少见到以往灾难应对中屡见不鲜的政治内耗。马德里的大区保守派政府迅速协调桑切斯首相领导的工社党中央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内政部统筹协调了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灭火行动，将地方部队、军方和志愿者力量完美融合。

然而，这场灾难也暴露出两国诸多短板，尤其是难以针对此前被视为“低概率事件”的灾害做好充分预案。在常年，法国现有的12架Canadair灭火机、8架Dash客改机、6架Air Tractor农林机以及约30架消防直升机本已够用，尤其是在有欧盟其他国家支援的情况下。但包括玛丽娜·勒庞领衔的极右翼“国民联盟”在内的反对党政治家们，纷纷抨击政府没有早点购买更多装备。而新批次的Canadair灭火机最早也要到2028年才能交付。至于西班牙，政府拥有的14架Canadair灭火机中仅有7架处于可用状态，不得不靠盟国借出的6架来凑数。

在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方式改变的推波助澜下，新一代山火呈现出几乎无法控制的凶猛态势，且正在一步步逼近城市。在西班牙，乡村人口空心化意味着森林日常管理无人问津。在大衰退之后，各地方政府大幅削减了防火预算，至今仍未恢复。西班牙国家森林工程师协会主席爱德华多·托洛萨纳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表示，西班牙需要在住宅区周围开辟更多防火隔离带，建设更多疏散通道和消防栓，并开展积极的森林日常维护。

桑切斯本周在视察火灾现场时，呼吁达成一项反对气候变化的“国家协议”。他清楚右翼阵营中有人否认气候变化的存在，但他本身也并非一个善于凝聚共识的人。

当熊熊烈火退去，法国和西班牙将不得不重新评估面临的风险。在法国，今年迄今为止毁坏的土地面积约为11.5万公顷，几乎是此前最近一个全年峰值（2022年）的两倍。野火不仅发生在众所周知存在风险的南部森林，甚至连巴黎郊外的枫丹白露等地也燃起了大火。在西班牙，受灾面积已达17万公顷，是去年同期的六倍多。

这个夏天的高潮远未落幕：波尔多市依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两国也都在严阵以待新一轮热浪的考验。随着一年又一年过去，这样的特大山火正变得不再是偶然的例外，而是逐渐成为日常的惯例。

36. 柏林恐袭案暴露德国国家机制的严重漏洞

原文标题：The Berlin terror attack exposes deep failings in the state

核心提炼

近期柏林发生一起恐怖袭击，安全部门早已掌握嫌犯阿卜杜勒·巴鲁特（Abdul Ballout）的极端倾向，甚至曾将其逮捕并判刑，但他依然在官方的眼皮底下实施了袭击。这起事件暴露出德国在应对极端主义和国家安全机制上的深度失效。

与难以察觉的“独狼”不同，巴鲁特早已被列为重大安全威胁。然而，柏林法院根据侧重感化矫正的少年刑法对其判刑后，竟在未确认其不再犯案的情况下将其释放。事件发生后，政客们呼吁加速驱逐外国籍罪犯，但这毫无针对性——巴鲁特是土生土长的德国公民，表明极端化威胁早已“本土化”。

该案引发了公众对司法与安全部门脱节的强烈质疑。为堵住漏洞，德国政府正推动扩大预防性羁押、限制少年法案适用范围，并计划放宽安全部门的监管权限。

正文

对安全官员来说，“独狼”式恐怖分子向来是最头疼的难题。那些在网络上自我极端化、不去清真寺且单独策划袭击的极端分子，极难被事先察觉。德国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的感知相对较晚，也不得不吞下这颗苦果。2024年，一名本应被驱逐出境的叙利亚难民避开了遣返程序，在杜塞尔多夫附近的索林根持刀狂砍，造成三人死亡。虽然此人效忠于“伊斯兰国”（IS），但此前从未被列入安全威胁名单。

然而，在阿卜杜勒·巴鲁特这起案件中，安全系统发出的预警信号再明显不过了。

今年7月25日，巴鲁特据称驾驶一辆货车冲向刚参加完柏林“克里斯托弗街日”同性恋骄傲游行的人群，随后又持刀刺伤多人。（他在逃跑过程中被警方击毙。）袭击导致一名波兰籍女子身亡，数十人受伤。据称，巴鲁特留下一段简短的视频，宣誓效忠“伊斯兰国”。

这起袭击本不该让德国安全机构感到意外，因为他们已经跟踪了他好几年。巴鲁特在自己的出生地柏林长大，青少年时期就曾因袭击和抢劫被定罪。后来，他通过网络和柏林的极端派阿訇走向了极端化。他曾两次前往海外寻求加入圣战组织，先后去了毛里塔尼亚和黎巴嫩，试图从那里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武装。

第二次远行让他于去年在黎巴嫩落网。黎巴嫩官方随后通报了德国同行。巴鲁特一返回德国，就被立即送入未决羁押所。今年5月，柏林一家法院依据适用于青年人的少年刑法，以“准备实施危害国家的严重暴力行为”为由，判处他一年十个月的有期徒刑。

当时，警方早已将巴鲁特标记为严重安全隐患。然而，宣判之后他却被当庭释放，等待后续关于是否执行刑罚的决定，仅被要求参加去极端化课程。

伦敦国王学院的德国安全专家彼得·诺伊曼（Peter Neumann）指出，德国的少年法更加强调矫正感化，而非评估个人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法院甚至在判决书中明确写道，无法确信巴鲁特不会再次犯罪。袭击发生当晚，他依然处于监控之下，秘密摄像头甚至拍下了他离开公寓的画面。然而，巴鲁特就这样在官方的眼皮底下，实施了这场血腥的暴行。

这起事件引发了一些匪夷所思的政治逻辑跳跃。部分政客借机呼吁加速驱逐外国籍犯罪分子，并废除近期通过的宽松入籍政策。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甚至表示，德国应考虑剥夺被判重罪的双重国籍者的德国籍。然而，这些措施对巴鲁特毫无用处——他是地道且唯一的德国公民，出生于柏林，父母为黎巴嫩裔。他的案例表明，德国面临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绝不仅仅是“外来的”。

另一些人则提出了更为尖锐的质疑，指向安全部门与法院之间显而易见的尴尬脱节。柏林司法部门坚持认为释放巴鲁特完全合乎法律程序。但公众感到困惑：一个被判犯有极端主义罪行、且被列为严重安全威胁的人，怎么可能就这样被重获自由？

“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是整个制度需要改革，还是执行层面出了差错，”非政府组织“反极端主义项目”的恐怖主义专家汉斯-雅各布·辛德勒（Hans-Jakob Schindler）表示，“但无论如何，这看起来确实匪夷所思。”

自2001年以来，德国已经出台了大量的反恐法律法规。然而，此案中暴露出的失误过于刺眼，进一步的制度改革似乎已不可避免。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呼吁扩大预防性羁押的适用范围、限制少年法庭的权限，并加强电子监控手段。德国联邦议院很快将审议一项法案，计划赋予国内情报机构更多特权，目前这些机构正受到严格的数据保护规则和其他法规的束缚。

自2001年至今，德国已发生过20多起伊斯兰恐怖袭击。几乎没人怀疑，未来还会发生更多。

37. 巧妙绕过司法禁令：新政党为土耳其反对派注入新生机

原文标题：A new party breathes life into Turkey’s opposition

核心提炼

土耳其最高反对派领袖奥兹古尔·奥泽尔（Ozgur Ozel）在被法院解职后，于7月24日宣布成立“新党”（YP），成功绕过政敌的司法封杀。这一举动重塑了土耳其的政治格局。目前，原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CHP）135名议员中的91人已倒戈加入新党，使其跃升为议会第二大党。民调显示，新党的支持率已突破30%，甚至超越了总统埃尔多安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AKP）。此前，法院推翻奥泽尔的领导地位并强行复职屡战屡败的老将基里达欧鲁，被普遍视为埃尔多安打压对手的手段。如今基里达欧鲁控制的共和人民党沦为“僵尸政党”，甚至被曝雇用演员造势。埃尔多安预计将提前大选以争取连任，但面对日益严峻的政治打压、司法迫害以及多位热门候选人被捕的困境，新党若想彻底击败埃尔多安，仍需进一步扩大政治联盟并在高压下寻求生存。

正文

新政党为土耳其反对派注入新生机 巧妙绕过司法禁令，埃尔多安迎来强劲对手

土耳其总统雷杰甫·塔伊普·埃尔多安曾多次宣称，他和他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配得上一个全新的反对党。7月24日，他的这一愿望成了真——土耳其尚未身陷囹圄的最高阶反对派政治家奥兹古尔·奥泽尔宣布成立一个新政党，或许是因为实在没有更合适的名称，该党被直接命名为“新党”（YP）。

奥泽尔不久前刚刚被免去共和人民党（CHP）主席一职，如今他这一招直击要害，一举重塑了土耳其的政治版图。目前，共和人民党原有的135名议员中已有91人倒戈加入新党，使其一跃成为议会第二大党。自2002年选民将正义与发展党推上执政舞台以来，共和人民党一直系土耳其的最大反对党。而民意调查显示，奥泽尔不仅带走了大部分议员，也带走了大部分共和人民党的选民。部分民调甚至显示新党的支持率已超过30%，超越了埃尔多安的执政党。

在领导共和人民党两年多后，奥泽尔于5月下旬被一纸法院判决撤职。法院裁定选举他的党代会存在舞弊行为，并指定该党前领导人克马尔·基里达欧鲁接任。当奥泽尔的支持者拒绝服从判决时，警方强行闯入了共和人民党总部。批评人士认为，这一判决背后满是埃尔多安的手笔。这位土耳其强人显然将基里达欧鲁视为一个更容易掌控的对手。在此前担任共和人民党主席期间，基里达欧鲁曾带领该党遭遇一连串选举败仗，其中就包括在2023年总统大选中败给埃尔多安。然而仅一年后，在奥泽尔的带领下，共和人民党在地方选举中一举击败正义与发展党，创下该党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佳战绩。

作为土耳其最古老的政党，共和人民党如今可能正一步步沦为名存实亡的“僵尸政党”。民调显示，自分裂以来，该党的支持率已跌至个位数。7月25日，该党更跌入了新的低谷：一名报道基里达欧鲁主持的共和人民党活动的记者发现，现场数百名观众实际上是演艺经纪公司招募的群众演员，每人拿了950里拉（约合20美元）的通告费来充场面、呼口号。

假设土耳其最高上诉法院在今秋如期维持基里达欧鲁复职的原判，新党可能很快会迎来更多来自共和人民党的叛逃者。然而，新党能否摆脱单纯作为原党派“复制品”的命运，目前尚不明确。新党似乎已经继承了共和人民党大部分世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群众基础。但要与埃尔多安抗衡，该党还需要构建一个更广泛的联盟，吸纳部分中右翼力量、民族主义者以及库尔德人。但截至目前，它尚未做到这一点。

埃尔多安在2003年至2014年间担任总理，此后一直担任总统。他此前已通过修宪延长了一次任期。为了争取再次连任，外界预计他将要求议会把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和议会选举提前至明年。

在理论上，奥泽尔和新党确实具备与埃尔多安及正义与发展党一决高下的实力。但在现实中，他们面临着重重障碍，包括日益加剧的政治镇压以及听命于埃尔多安的司法系统。法院一直在为总统（或者为明年将满73岁的埃尔多安选定的接班人）扫清障碍。2025年3月，深受民众拥戴的时任伊斯坦布尔市长埃克雷姆·伊马姆奥卢在被提名为共和人民党总统候选人的几天前被捕。民调原本显示他极有希望击败埃尔多安，如今他却面临着最高可达2300年的指控刑期。在过去几年里，至少还有26名共和人民党籍市长以及数百名地方官员和市政工人遭到逮捕。

如今，天罗地网似乎也在向反对派的备选总统候选人——安卡拉市长曼苏尔·亚瓦什收紧。7月初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刚刚结束、各国领导人离境之际，警方就加大了对亚瓦什亲信官员的逮捕力度。

新党几乎必然会成为新一轮镇压的目标。伊斯坦布尔萨班哲大学的伯克·埃森表示：“目前对反对派而言，核心问题是活下去，而不是赢得选举。”他补充道，如果奥泽尔和他的支持者能够再撑上半年到一年，他们或许还有能力反击一把。

埃尔多安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将反对派剪裁成了易于掌控的形状，但这个对手或许会以更强韧的姿态重新生长出来，打他个措手不及。

38. 俄罗斯持续空袭，乌克兰大丰收面临“出海”难题

原文标题：Russian strikes may keep Ukraine’s grain from reaching markets

核心提炼

近期，俄罗斯大幅升级对乌克兰黑海港口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对乌克兰的农业出口构成了严重威胁。作为乌克兰农产品出口咽喉的敖德萨及周边港口频繁遭袭，造成多名工人死亡、设施受损。由于安全风险加剧，全球海运巨头纷纷撤离，仅剩部分中东小型船东在战时高风险保险和安全隐患中艰难维持运营。

这一轮袭击恰逢乌克兰迎来8100万吨的农产品丰收季。然而，受出口受阻影响，许多农场面临“产得出、卖不掉”的窘境，仓库积压严重。此外，除了港口受袭，乌克兰本土的农业生产还面临俄军无人机对农户和设备的精准打击，以及征兵政策导致的严重劳动力短缺问题。农产品占乌克兰出口总额近六成，若港口封锁持续，其经济和全球粮食供应都将承受巨大压力。

正文

“这只是最近的一次罢了。”保安一边说，一边挥手指向草坪上一块焦黑的土地。一周前，一枚火箭弹刚刚击中了他在敖德萨港所工作的仓库。对他来说，听到空袭的声音“几乎是日常”。话音未落，警报声骤然响起，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高射炮的轰鸣，以及拦截无人机发出的尖锐破空声。

近几周来，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克兰港口的打击力度，这可能给乌克兰的农产品出口带来灾难性后果。乌克兰整整90%的谷物和油籽都要通过敖德萨以及附近的切尔诺莫斯克港和皮夫登尼港运往全球。俄军正从克里米亚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持续轰炸乌克兰的港口基础设施和商船。仅本月就发生了至少56起袭击事件，导致26名港口工人和平民船员丧生。部分设施已迫暂停运营，其中包括切尔诺莫斯克港的一个葵花籽油码头，该码头在7月14日的袭击中化为一片火海。

乌克兰武装部队正竭尽全力进行防御。海军指挥官德米特里·普莱滕丘克（Dmytro Pletenchuk）解释说，部分防空力量已转移至海上，巡逻艇上加装了重机枪。他表示，一架海军直升机最近在单次任务中就击落了7架“沙希德”（Shahed）无人机。然而，俄军正在用“饱和式”攻击压垮防空系统。7月19日，土耳其拥有的“金狮号”（Golden Leo）运粮船在敖德萨海滩游客的目击下被巡航导弹击中，导致10名船员遇难。船舶追踪平台VesselFinder显示，7月29日的前24小时内没有任何船步入港，不过该平台无法追踪关闭了应答器的船只。7月22日，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宣布，旗下货轮将改在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港卸货，不再前往切尔诺莫斯克港。

敖德萨一家航运服务公司的负责人奥列克西·斯莫利亚尔（Oleksiy Smolyar）表示，自今年春天以来，大型航运公司一直在避开乌克兰：战争险的高昂成本加上潜在的业务损失，远远超过了能赚取的运费。取代它们位置的是一些投机取巧的中东小型船东，这些公司在四年前俄罗斯发起全面入侵时购买了第一批船（“可能不太新，状况也不太好”）。斯莫利亚尔的公司已经转而向这些投机者挂旗的“方便旗国”（如几内亚比绍、多哥等）提供检验服务。

俄军的这一轮袭击恰逢乌克兰的收割季。据预测，乌克兰今年的谷物和油籽产量将达到8100万吨，高于去年的8000万吨。但乌克兰农业部长塔拉斯·维索茨基（Taras Vysotsky）警告说，5月和6月的出口量已经下降了四分之一，“如果袭击增加两到三倍，那将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农产品占乌克兰出口总额的近60%。农业部还在记录被俄罗斯FPV（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杀害的农场工人数量。“每周我们都会听到有三、四、五个农民遇害，”维索茨基说，“很明显，他们是在有预谋地猎杀平民。”农业机械同样成为袭击目标：今年已有820台农机设备被毁，从圆盘犁到灌溉系统无一幸免。

从敖德萨向北驱车两小时，阿纳托利·阿特门科（Anatoli Artemenko）站在一片点缀着圆柱形草捆的农田里。他拥有2000公顷土地，除了小麦和玉米，还种植大米和苋菜。今年他将迎来大丰收，但摆在他面前的难题是：收上来的粮食该往哪儿去？由于无法出口，就没有买家，尽管还有超过一半的农作物没有收割，他的粮仓却已经快装满了。

阿特门科面临的另一个大难题是劳动力短缺。根据征兵规则，被认定为对战争至关重要的企业最多可以延期征召一半的员工。但这种豁免权必须每六个月更新一次，且标准正在不断收紧。“许多男员工一旦发现我无法帮他们申请延期征召，要么逃跑，要么躲起来，”阿特门科说。在战前他雇用的50多名员工中，已有30人因参军或逃避兵役而离职。他说，当地妇女不愿意学习驾驶卡车或拖拉机。为了弥补人手不足，他只能给留下的男员工支付双倍薪水，让他们加班加点干活。

通往基辅的公路在广袤的小麦和向日葵花海中穿行。联合收割机正在轰鸣作业，周围扬起阵阵麦秆粉尘。脚下的土地黑得令人惊叹，这就是乌克兰闻名遐迩的肥沃黑土地。然而阿特门科禁不住发问：如果根本无法运到市场上卖掉，再好的丰收又有什么用呢？

39. 意大利的“游艇外交”：美国大使的海上社交场

原文标题：In Italy, America does business on the ambassador’s yacht

核心提炼

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虽设于罗马的马格丽塔宫，但今年最瞩目的外交活动却是在一艘名为“木板路号”（Boardwalk）的豪华游艇上举行。这艘价值4.5亿美元的超级游艇属于特朗普任命的新任大使——德克萨斯富豪提尔曼·费尔蒂塔（Tilman Fertitta）。恰逢美国建国250周年，费尔蒂塔驾艇游历意大利海岸，通过举办奢华宴会拉拢政商名流，甚至促成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与特朗普的和解。

这种“游艇外交”折射出美国外交风格的变化：传统外交依赖机构与礼仪，而在特朗普时代，个人财富及与总统的亲疏成为了关键杠杆。虽然任命政治捐赠者出任大使是美国惯例，但此举也引发了巨大争议。支持者认为直达总统的渠道至关重要；反对者与批评人士则指出，高调炫富不仅缺乏专业外交素养，更可能在当地民众面临经济困境时引发反感与抗议。

正文

美国驻罗马大使馆设在气势磅礴的马格丽塔宫，这里曾是意大利一位前王后的寝宫。然而今年，大使馆最风光的活动却是在一艘名为“木板路号”的117米超级游艇上举办的。这艘游艇估值达4.5亿美元，配备了柚木甲板、双直升机停机坪、多个游泳池、水疗中心以及高尔夫推杆练习场。

游艇的主人是提尔曼·费尔蒂塔，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亿万富翁兼共和党捐赠者，由唐纳德·特朗普任命为驻意大使。在美国建国250周年的这个夏天，他驾驶着游艇巡游意大利海岸。从切法卢到索伦托，游艇停泊在喷发埃特纳火山的下侧，或是威尼斯绚烂的烟花之中，接待了一批又一批政客、商界领袖和名流。宾客们手持印有“自由250”字样的纪念高脚杯畅饮香槟。在那不勒斯，应邀出席的嘉宾包括当地市长、坎帕尼亚大区主席以及那不勒斯足球俱乐部的主席。而在威尼斯，游艇在直升机盘旋监控和屋顶狙击手的警戒下驶入港口，与此同时，活动家们则在岸边发起抗议，声讨亿万富翁的挥霍无度。

在某种程度上，“木板路号”只是大使官邸的延伸，但它也体现了美国外交模式的变革。过去，大使们通过外交机构和正统礼仪来展现国家实力；而在特朗普时代，个人财富以及与总统的亲密程度变得同等重要，甚至更为关键。费尔蒂塔的商业版图横跨餐饮、赌场、酒店，他还是休斯敦火箭队的老板。正如海湖庄园成为了“非官方白宫”一样，这艘超级游艇也俨然变成了一座“海上非官方大使馆”。

在美国，任命政治捐款人而非职业外交官担任大使早已是屡见不鲜的现象。马凯特大学法学院研究大使任命的学者里安·斯科维尔表示，支持这种做法的人认为，能够直接接触总统是做好大使工作的核心能力。但反对者指出，政治任命者往往缺乏必要的外交经验，最终只能将大量具体工作推给职业外交官。英国前驻北约大使埃米尔·琼斯·帕里爵士表示：“明智的获任者会保持低调，绝不会招摇过市地炫耀财富。”

这听起来可能有些过时。意大利右翼总理乔治娅·梅洛尼就曾盛赞费尔蒂塔，感谢他帮助自己在伊朗问题和教皇争议后与特朗普修好。然而，反对党民主党的利亚·夸尔塔佩莱则质疑，在意大利民众正面临经济困境时，这种惊人的财富展示是否能算得上成功的外交。夸尔塔佩莱此前参加了在大使官邸举办的“美国独立日”派对，但她至今未曾踏上过那艘超级游艇。

40. Having clawed his way to power, Andy Burnham wants to give some away

原文标题：Having clawed his way to power, Andy Burnham wants to give some away

正文

[TITLE] 苦干登顶之后，安迪·伯纳姆欲将权力下放

[Summary] 核心提炼： 英国长期面临高度中央集权与区域发展不均的双重困境。中央政府（威斯敏斯特）掌控着从地方税收分配到公共服务细节的一切事务，地方缺乏推动经济增长的直接财政动力，只能依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虽然伦敦GDP遥遥领先，但其他地区（如旧工业城市）发展相对滞后。

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曾任大曼彻斯特市长）认为，地方贫困归根结底源于权力的缺失。他主张推行财政分权变革，拟允许大都市政府留存更多当地税收。研究表明，相比单纯下放支出权，赋予地方税收自主权更能有效激励地方改善营商环境、创造优质就业，进而提振经济。

然而，放权改革也面临地方治理能力差异大、富裕与贫困地区差距可能扩大等挑战。伯纳姆需在建立再分配机制与保持增长激励之间取得平衡。这场放权革命势必会带来胜者与败者，但也唯有打破过度集权的枷锁，英国地方经济才能真正焕活力。

[CONTENT] 全文翻译

苦干登顶之后，安迪·伯纳姆欲将权力下放 没有税权，何谈代表

北安普顿是一座拥有约25万人口的城镇，地理位置几乎是英格兰最深处、离海岸线最远的地方。这里环境宜人，最近更是焕然一新：一队队新型电动公交车在道路上穿梭；废弃已久的“老黑狮”酒吧经过精美修缮重获新生；集市广场被打理得井井有条，不久后还将铺上巨型沙坑并摆上沙滩躺椅，专门服务那些不想远途驱车前往海边度假的居民。

然而，外国游客可能会感到惊讶（虽然英国本地人对此早已习以为常）——这些改善项目的资金究竟从何而来？答案是：包括那个临时海滩在内的每一个项目，资金全额或部分来自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的中央政府。集市广场上甚至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由英国政府资助”，仿佛是在刻意强调这一点。

英国中央政府对英格兰地区的控制严密得令人窒息（尽管对北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控制程度有所不同）。从地方政府收取规划申请费的上限（占处理成本的90%），到冰淇淋车播放音乐的细节（“音乐段落播放时长不得超过12秒”），全由威斯敏斯特说了算。中央政府拿走了几乎所有税收，仅给地方政府留下微薄的残羹冷炙。曼彻斯特大学区域经济学家菲利普·麦肯表示：“我们的集权程度甚至超过了只有500万人口的新西兰。”

你或许会以为，一个全权掌控一切的中央政府至少能把财富均匀地均衡到全国各地。然而事实却是，尽管像北安普顿这样的城镇做出了肉眼可见的努力，英国的贫富差距依然大得惊人。大伦敦地区的人均GDP几乎是英格兰东北部的2.5倍——这一差距甚至超过了美国的纽约州与密西西比州，或德国的汉堡与图林根州之间的差距。

新任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在他看来，一些地方之所以贫困，不仅是因为被威斯敏斯特忽视，更是因为它们缺乏改变自身命运的权力。7月23日，他在自己曾担任市长的曼彻斯特设立了“北方首相府”（Number 10 North）办公室。本文出版之际，他正准备宣布：大都市政府将获准留存更多在其辖区内征收的税款。这是一个令人欢迎的转变，但也充满了未知与风险。

历史上，英格兰并非一直如此高度集权。其城镇中耸立着许多雄伟壮丽的市政厅和行业协会大楼，它们铭记着19世纪地方自治权力的辉煌岁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两位杰出首相的推动下，集权化进程陡然加速：克莱门特·艾德礼建立了全国性的福利国家体系和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玛格丽特·撒切尔则废除了伦敦、曼彻斯特等地的都市政府。英国人对集权早已习以为常，他们习惯用“邮编抽奖”这个词来形容公共服务因地而异的“可怕前景”；他们也会利用地方选举投票来对全国性政治家进行裁决（今年5月极其糟糕的地方选举结果直接导致了上一任首相的下台）。

然而，伯纳姆关于“集权导致地方经济表现不佳”的诊断几乎完全正确。当前，地方政府缺乏推动辖区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如果地方政府顶住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批准了一个新住房项目的建设，该项目产生的房产交易税将直接流向国家财政部，新居民缴纳的所得税和增值税也是如此。正如时任财政大臣蕾切尔·里夫斯在今年3月所说：“地方经济成功带来的财政红利，直接流入了国库。”

地方政府没有能力驱动自身的增长，反而只能乞求中央伸手拨划。中央政府各部门总是动辄提供某种专项资金，地方议会也只能凑热闹申请。至于是否符合本地的发展优先事项，反倒成了次要考量。2020年，交通部提供了一笔资金用于推广“主动出行”（即人力驱动出行）方案。北安普顿提出将一条主要干道改为汽车单行道并增设自行车道，从而赢得了资金。但当地居民对这一方案深恶痛绝，迫使地方议会不得不重新与威斯敏斯特协商替代方案。

英国许多大型都市圈的发展都显得虚弱无力。老钢城谢菲尔德不仅比美国的老钢城匹兹堡贫穷得多，甚至比它所在的约克郡-亨伯大区还要贫穷。全国性的政治家们并非不知道这一点。在过去十年里，他们致力于重新构建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被废除的大都市机构，并赋予其更多责任。同意组建由民选市长领导的“联合局”的地方议会，获得了稍多一点的权力。其中权力最大的（如大曼彻斯特和西米德兰兹）如今掌控着交通大权，并在成人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拥有一定话语权。中央政府向它们发放的拨款是以“单一资金池”的形式进行的，联合局在决定某些项目多花钱、某些项目少花钱方面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尽管它们仍需努力达成与威斯敏斯特商定的众多绩效目标。

这种渐进式的放权似乎取得了成效。大曼彻斯特建设了一个拥有99个车站的有轨电车网络，并接管了当地的公交系统。自2012年中央政府与该都市圈签署“城市协议”以来，其经济增长速度已超过英国整体水平。研究表明，房地产投资者长期以来一直忍受着伦敦低于其他城市的投资回报率，但最近大曼彻斯特和西米德兰兹正在向首都靠拢。这两个地区相对强力的地方政府，让投资显得更加安全可靠。

然而，真正的自主权唯有通过赋予地方更多税收控制权才能实现。这将允许地方政治家筹集资金来支持本地的优先发展项目，并创造可用于借贷融资的稳健现金流。最至关重要的是，本地经济增长将带来更直接的收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研究表明，相比于下放支出权，下放税收控制权对提振收入的作用更为明显。

但具体该如何操作？走向去集权化的道路上布满了障碍，首先就是各地地方政府极其悬殊的能力差异。最精明干练的大都市政府拥有专门的招商引资部门；而最弱小的地方议会充其量只是高级垃圾清运队。包括北安普顿在内的许多地区甚至尚未加入任何联合局。

英国严重的区域不平等是另一个棘手难题。如果允许地方留存更多税收，可能会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对于伯纳姆而言，最安全的起步方式是继续推进前任的计划。里夫斯去年秋天宣布，将允许市长向过夜游客征税。在伦敦以外，向游客征税筹集的资金微乎其微（一项估计显示，利物浦每年可能仅获得1100万英镑）。但今年将该税种列入法典，将是一个明确的政策信号。

更具雄心的做法，是向最称职的联合局划拨当地征收的全国性税收的一部分——这也是里夫斯曾承诺探讨的方向。税种的选择至关重要：增值税并不是个好选择，作为一种消费税，当供应链跨越行政边界时，划分归属过于繁琐复杂；房产税虽然已经直接流入地方政府，但它是目前地区间错综复杂的财政再分配机制的支柱，打破这一机制可能会导致贫困地区的公共服务陷入瘫痪。

最理想的税种是个人所得税。它极易划分（一个人只能有一个主要居住地），且激励方向完全一致——如果一个地方能够创造更多、薪酬更高的就业岗位，它就能通过更高的税收收入享受到发展的红利。起初的金额无需太大。智库“城市中心”（Centre for Cities）估计，平均而言，留存本地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的2%左右，就足以替代现有市长收到的中央拨款。

伯纳姆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允许各地自行设定所得税税率，就像苏格兰和威尔士政府所拥有的权力那样。届时，公民可以用脚投票，选择迁往低税收、基础服务的地区，或是高税收、优质服务的地区。这正是美国的模式：例如在马萨诸塞州，所得税税率很高，但学校获得的资金也同样雄厚。不过，考虑到需要先提升地方政府管理如此重大责任的能力，这一举措最好作为长期愿景来对待。

这依然留下了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在不同城市和地区之间实现公平？伯纳姆此前曾向德国汲取灵感。德国《基本法》规定必须在全国各州实现“生活条件均等化”，这一目标由一个复杂的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转移支付的财政再分配体系所支撑。英国目前针对地方控制的微薄支出也有类似的机制。如果要在更大的财政规模上推行放权，伯纳姆必须找到一种既能防止贫富差距扩大、又能保留增长激励的再分配公式。

英国新首相坚持认为，只要政府各个部门齐心协力，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普遍增长是完全可能的。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并不切实际。英格兰内部真正意义上的放权不可避免地会制造出赢家和输家，因为某些地方必然比其他地方更能抓牢机遇。

输家一定会大声喊冤。届时请留意听听他们的哀鸣吧——那将意味着，伯纳姆的这场“放权革命”正在真正发挥作用。■

41. 告别明信片：我们正在迈入“后明信片时代”

原文标题：The world is entering a post-postcard era

核心提炼

曾经风靡全球的明信片正走向不可逆转的衰亡。作为人类历史上流通量最大的实物媒介之一，明信片不仅承载着日常问候，更曾深刻改变世界——在二战时期，英国情报部门甚至通过民众寄来的千万张明信片，为诺曼底登陆绘制了关键的战术地图。

明信片诞生于19世纪，凭借邮资廉价、篇幅短小以及自带视觉图景的优势，迅速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首个全球社交网络”。它既是信息便签，也是带有寄信人物理痕迹的纪念品，塑造了人们对风景与旅途的独特认知。

然而，在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邮政业务整体萎缩，明信片的衰退尤为剧烈。尽管它曾因过于通俗或审美俗套而屡遭精英阶层的嘲讽，但在如今被精致包装的社交媒体网红文化面前，明信片所代表的那份质朴、真切与带有手心温度的浪漫，反而令人无限怀念。

正文

“祝你在此度过美好时光！”——世界正在迈入“后明信片时代”。这意味着，那些俗套的落日风景照将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则是更加令人反感的社交媒体网红照。

这些明信片看似轻松随意，甚至有些轻浮。一张展示着法国海滩的“风光”，一张描绘着诺曼底的“海岸”，还有一张刻画着美丽沿海小镇的“街道”。然而，它们的作用却极其严肃。那是1942年3月，英国正准备在海滩和着陆场上与纳粹决一死战。但当时英国人对这些海滩和着陆场的实际地形几乎一无所知。

英国海军情报局局长约翰·格德弗雷海军少将通过英国广播公司（BBC）向公众发出紧急呼吁。他说，你们手中的照片和明信片看起来或许只是度假时的无心之作，但“专家却能从中看出更多门道”。他请求大家把这些卡片寄来——人们响应了。而且是铺天盖地而来。原本预计只能收到1万张，结果却收到了1000万张。随后，英国情报部门开始对它们进行分类；这一次，分类标签不再是“街道”或“海滩”，而是换成了全新的代号：“奥马哈”、“剑”和“朱诺”。后人所熟知的“诺曼底登陆”（D日）筹备工作，就此拉开序幕。

明信片——价格便宜、内容低俗，有时甚至带着点风骚——往往被认为微不足道，但它们产生的实际影响却极其深远。它们甚至改变了世界。一位历史学家称其为“人类交换过的规模最大的实物媒介”。为了让它能跨国流通，各国曾签署国际条约；人们用它记录战争，甚至用它规划战役。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甚至专门写了一本书来讨论明信片，书中充斥着诸如“补充性假体”这类晦涩的词汇。

而如今，它们正在走向消亡。所有的（扁平化）纸质邮政都在面临困境：20年前，英国皇家邮政每年寄出200亿封信件；而到2025年，这一数字已降至66亿。明信片的境遇更为惨淡：慈善机构“英国遗产局”的一项研究显示，如今仅有8%的英国成年人还会寄明信片。今年7月，该机构在发起一项旨在复兴明信片的夏季活动时指出，明信片已处于“末期衰退”状态。

明信片的崛起曾经同样迅速。第一张明信片诞生于1840年，当时一位名叫西奥多·胡克的英国小说家给住在伦敦富勒姆区的自己寄了一张卡片。这张卡片配有配图（这后来成为了标配），还附带了一个冷笑话（这很快变得更加普遍）。这个创意迅速流行开来。据里迪亚·派恩在其著作《明信片》中的记载，1869年9月，奥地利邮政开始发售“通讯卡”；短短三个月内，就寄出了300万张。

明信片的优势显而易见。它减轻了邮政部门的物理负担（单页卡片比装在信封里的三折信纸轻得多，运输成本也便宜得多），同时也减轻了寄信人的文字负担：就像如今转向发短信的年轻人一样，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也非常喜欢这种对字数施加的限制。据估计，在1895年至1915年间，全球约有2000亿至3000亿张明信片在流通。拥有庞大帝国网络的大英帝国民众对此尤为热衷。派恩女士指出，明信片就是“世界上第一个全球社交网络”。

而且，人们发自内心地喜爱它。牛津大学英语教授罗伯特·道格拉斯-费尔赫斯特表示，一封实物信件不仅仅是文字，“它比短信或电子邮件要亲密得多，甚至带有私密色彩”。它既是便签，也是纪念品，上面承载着“寄信人留下的物理痕迹”。

明信片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批评者常说，它往往把世界变得更糟了。明信片的视觉风格——棕榈树、晚霞、高饱和度的色彩——就像希腊古瓶一样辨识度极高；也正因如此，在马丁·帕尔等摄影师的镜头下，这种风格经常遭到恶搞与讽刺。明信片成了那种甜腻风光（如“明信片般优美”）的代名词，甚至变成了一种度量单位（如“明信片大小”）。

明信片既便宜又讨喜，它给游客带来了宝贵的“领地风情感”，也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宝贵的“优越感”。写过无数作品的作家乔治·奥威尔（尽管人们感觉他应该没寄过多少明信片）曾指出，搞笑明信片展现出一种“无法抗拒的俗气”和整体上的“丑陋感”。

不过，与如今取代明信片的Instagram网红世界相比，这些明信片恐怕还算不上有多丑陋。回望那个属于明信片的时代，让人忍不住想要穿越回去，并在卡片上写下一句：祝你在此度过美好时光。

42. 广泛流传的虚假数据，正误导英国“诱奸犯罪团伙”的大讨论

原文标题：A widely repeated statistic is shaping Britain’s grooming-gangs debate

核心提炼

数十年来，以巴基斯坦裔为主的团伙对英国女孩进行系统性性侵，且长期遭官方忽视，引发巨大丑闻。然而，这一悲剧正演变为极右翼的炒作工具。右翼政客与网红广泛传播“至少250万（25万）英国女孩遭穆斯林团伙侵害”的数据。

《经济学人》调查发现，该数据源于极右翼报告，而其数据出自皮尔逊勋爵的错误推算。该推算将罗瑟勒姆等严重受害地区的犯罪率直接套用至全国，甚至算错人口基数。若更正错误，推算值将降至6万以下；且原数据涵盖所有形式的儿童性剥削，而非仅指巴基斯坦裔团伙作案。

目前英国缺乏针对此类特定犯罪的精确全国统计。左翼因担忧激化反穆斯林情绪而倾向避谈族裔因素，右翼则借误导性数据煽动仇恨。双方的极化对立正阻碍理性探讨，唯有等待政府启动的全国调查揭示真相。

正文

“丑闻”是一个被滥用的词汇。然而，几十年来由主要为巴基斯坦裔男子组成的团伙对（主要是白人的）英国女孩进行的性侵犯，以及官方对这一现象的漠视，完全配得上“丑闻”这两个字。

这也成为了国际极右翼势力执念所在。7月22日，知名保守派评论员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将其描述为“如今似乎已成为多元文化英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性暴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最近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被问及是否反穆斯林，他回答道：“我反对强奸和谋杀。”他此前曾在其社交媒体平台X上断言，媒体“隐瞒了25万小女孩过去是——现在依然是——英国移民团伙系统性强奸受害者这一事实”。

右翼人士感到尤为愤怒的是，官方因害怕被贴上种族主义标签或破坏受影响社区的族群关系，成为国家未能保护弱势儿童的核心原因。

而右翼的这种执念，也引发了“反种族主义”进步派左翼的反弹，后者倾向于淡化这些犯罪中（不可否认的）族裔和宗教因素。他们指责右翼活动家冷酷地利用诱奸团伙（grooming gangs）丑闻来煽动反穆斯林仇恨，并借机兜售其“巴基斯坦裔或穆斯林男子对西方社会构成严重威胁”的观点。鉴于英国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日益增多，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根据。

这场激烈的争论长期以来阻碍了理性的对话，使人们无法审慎地探讨各种争议性因素——从荣誉文化到极端伊斯兰教中的厌女症——是如何导致巴基斯坦裔男子在该类团伙中占比如此之高。

正是在这场舆论暴风雨中，极右翼“重塑英国党”（Restore Britain）领导人鲁珀特·洛（Rupert Lowe）抛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他上个月发布了一份由众筹资助的《强奸团伙调查报告》，相关帖子在X上的浏览量已超过5100万次。该报告估计至少有25万英国女孩遭到“主要是穆斯林巴基斯坦裔团伙”的侵害，这一数据迅速在网络流传，并被极右翼煽动者托米·罗宾逊（Tommy Robinson）和保守派评论员本·沙皮罗（Ben Shapiro）等网红大肆转发。

然而，仔细研读这份报告就会发现，其核心论断完全站不住脚。

25万这个数字直接引用自马尔科姆·皮尔逊（Malcolm Pearson）的估计。皮尔逊曾是保守党人，现为无党派上议院议员，他在2018年告诉上议院，自本世纪初以来，英国有“超过25万名年轻白人女孩”被强奸——“其中极大部分是穆斯林男子所为”。

皮尔逊勋爵的办公室随后向爱尔兰报纸《The Journal》解释称，他的推算基于对已记录在案的局部虐待事件的推演，包括罗瑟勒姆（官方审查估计16年间有1400名受害者；皮尔逊勋爵采用了略高的估计值，即1700人）、特尔福德（40年间1000名受害者）和牛津郡（16年间373名受害者）。他利用粗略的人口数据估算受害率，然后将这些受害率推算至全国。基于此，他得出结论：自2000年以来，全英国的受害者人数在16.2万至44万之间。所谓的“25万极端穆斯林诱奸团伙受害者”这一估计，不过是取了一个接近中间值的数字。

这种计算方法存在明显的漏洞。

首先，它假设那些虐待犯罪极其猖獗的地区的受害率在全国具有普遍性。44万的估计值是假设整个英国的受害率都与罗瑟勒姆相同（而16.2万的较低估计值则是假设整个英国都和牛津郡一样）。

其次，皮尔逊勋爵在计算牛津郡这个更大范围的郡时，错误地使用了牛津市的人口数据。更正这一错误后，推算出的全国受害者总数将降至6万人以下。

第三，即使外推法是一种合理的估算手段，罗瑟勒姆、特尔福德和牛津郡的估计值也是基于对“儿童性剥削”极宽泛的定义（即计算所有儿童被拥有更大权力的人胁迫参与性活动的情况），这与洛先生所采用的“主要由亚裔男子组成的团伙进行的性剥削”这一狭隘定义有着本质区别。

令人遗憾的是，英国目前缺乏关于“主要由巴基斯坦裔男子组成的诱奸团伙所侵害儿童数量”的可靠全国统计。

最接近的数据来自英国政府对2015年受害者人数的估计，为6850人。该数字确实专门针对有组织虐待（即诱奸团伙）的受害者，但它包含了所有族裔的施害者和受害者。

斯塔默（Starmer）政府于2025年12月启动了一项全国调查，其任务之一就是做出更严谨、更具体的全国估算。该调查将专门审查族裔、宗教和文化在加害者行为以及监管失职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调查尚未真正展开，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提交报告。当报告最终出炉时，这一丑闻的真实规模无疑仍会震撼整个国家。

与此同时，居心不良的评论员之间的口水战还将继续。当下的讨论充斥着右翼的歇斯底里和左翼的尴尬沉默，这种沉默反过来加剧了人们对“官方隐瞒真相”的猜疑。双方都没有进行审慎和建设性的对话，他们都辜负了英国。

43. 健康科技与人工智能进军马术运动

原文标题：Health tech and AI come to equestrianism

核心提炼

健康科技与人工智能正在革新马术这项传统运动，英国正掀起一场以保障动物福利为核心的“数据革命”。如今，赛马不仅享受极高待遇，其训练与管理也日益向顶尖职业运动员看齐。在英国马术界，马匹心率监测、睡眠追踪以及基于AI的步态分析软件（如瑞典的Sleip）正迅速普及。英国拥有欧洲最大的马匹医疗保健市场，可穿戴监测和相关软件增长最为迅猛。

推动这一趋势的主要动力有两个：一是公众对马匹福利的重视。民调显示七成英国人认为动物福利应高于运动成绩，监管机构也开始引入AI技术评估赛马安全；二是技术的平民化普及。例如英国初创公司Equiyd推出的性能分析应用，深受普通马术爱好者的青睐，能帮助业余骑手节省教练和兽医费用。尽管有人担心科技会削弱骑手的直觉感应，但在监管阻力较小的马术领域，数据化趋势不可阻挡，马匹未来或将成为全球受监测程度最高的运动员。

正文

“它是个名副其实的大牌戏精，”在英格兰南海岸希克斯特德举行的皇家国际马展（RIHS）上，一位胜出的骑手向马术杂志《马与猎犬》这样评价他的爱驹“道兹敦紫”。一直以来，马匹都享受着无微不至的照顾，但如今，它们的待遇正日益向顶尖的人类职业运动员看齐。在数字交易平台上，马主们通过制作精美的视频简介和“瞩目成就”履历来展示待售马匹。“非常真诚的花马母马，极具讨喜意愿，”其中一份简介写道，“绝无任何不良习性。”

健康监测是该领域的最新突破。在7月21日至26日举行的英国最古老马展——皇家国际马展上，场地障碍赛骑手们纷纷交流起监测爱驹心率和睡眠的经验。许多人青睐瑞典一款名为Sleip的应用，该软件利用人工智能来分析马匹的步态。虽然阿联酋和瑞典在开发此类马匹科技方面处于领先地位（阿联酋拥有大型马房和雄厚资金，瑞典的马匹数量甚至超过了奶牛），但英国人才是最热衷的消费者。按收入计算，英国的马匹医疗保健市场为欧洲最大，其中软件及相关服务（包括可穿戴监测设备）是增长最快的子领域。

英国人之所以对此抱有巨大热情，原因之一在于对动物福利的关注。民调机构YouGov为慈善组织“世界马匹福利协会”进行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70%的英国人认为，在马术运动中，马匹的福利应始终放在首位，无论这是否会影响比赛成绩。为了回应公众的关切，监管机构英国赛马管理局表示，将在赛马日试用Sleip的技术，以确保纯血马能够安全奔跑。

另一个原因则是，这些科技对普通的马术爱好者同样具有吸引力——据估计，英国约有180万名普通骑手。在希克斯特德设有展台的英国初创公司Equiyd，承诺为“马术表现”带来“一级方程式（F1）级别的思维方式”。其应用允许马主利用智能手机摄像头和可穿戴传感器，收集关于步态、生物力学和骑手姿态的数千个数据点。目前，全球62个国家的约3.5万匹马正在使用该软件。Equiyd的联合创始人戴维·利估算，其英国用户中约有80%是业余场地障碍赛骑手，其中许多人从事着护士、教师等普通工作，他们使用该应用是为了节省教练费和兽医账单。

有些人担心，过多的科技干预会破坏骑手对马匹天然的“人马一体感”。然而，科技在马术界的推广势头丝毫没有放缓的迹象。与短跑运动员不同，种马不太可能反对自己受到全天候24小时的监控。此外，人类健康科技往往受到严苛监管的限制，而马匹在追求“最大化健康寿命”方面遇到的阻力要小得多。Sleip的联合创始人埃琳·赫恩隆德预言，不久的将来，马匹可能会成为“这个星球上受监测程度最高的运动员”。

44. 算力落后困局：英国数据中心建设举步维艰

原文标题：Britain is struggling to build data centres

核心提炼

英国数据中心建设陷入停滞，面临错失人工智能时代重大机遇的风险。高昂的工业电价（接近美国的四倍）、僵化的规划法规以及漫长的电网排队等待时间，严重阻碍了基础设施的扩建。英国预计到2030年数据中心容量仅能达6吉瓦，而美国同期将突破90吉瓦。

尽管英国可以通过深耕科研与服务业优势、将部分算力需求外包给芬兰等国来弥补这一短板，但本地数据中心的缺失仍隐患重重。金融交易、自动驾驶等时延敏感型应用，以及国防安全与医疗数据合规，都高度依赖本土数据中心；此外，算力外流还将导致大量税收流失。

值得庆幸的是，公众对本地建设数据中心反感度较低。英国政府已着手清理电网排队中的投机申请并设立优先区，但改革推进缓慢。若要避免在竞争中落后，政府必须彻底解决电网连接瓶颈，大幅加快建设步伐。

正文

伦敦东部曾被废弃的码头区迎来了新生。在一栋栋低矮无窗的建筑内，一排排计算机服务器在冷气吹拂下发出嗡嗡的运转声——这里的空调制冷效果，足以让附近饱受酷暑折磨的居民羡慕不已。这些数据中心距离金融枢纽金丝雀码头仅一石之遥。如此近的地理距离带来了极致的上网速度，这在每提前一毫秒就能创造巨额财富的金融交易中，是至关重要的竞争优势。

使用这些设施的企业往往神秘莫测。为了进入新建的数据中心 Telehouse South，记者通过了整整五道安检；某些客户甚至要求多达12道独立核验，其中包括虹膜扫描。

数据中心早已不再是仅供金融家使用的专有技术基础设施，而是成为了大众生活的命脉：流媒体看剧、玩网络游戏、运行聊天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工具都离不开它。市场需求正迎来爆发式增长。Telehouse 的朱利安·亨尼斯（Julian Hennessy）表示：“如果我们明天再建六座数据中心，也会立刻被客户订满。”

然而，英国的人均数据中心容量仅有美国的三分之一。英国希望到2030年将容量从现在的2吉瓦（GW）提升至至少6吉瓦。届时，美国的容量则可能从现在的29吉瓦飙升至90吉瓦以上。

英国在数据中心领域面临的困局，对于英国经济学家来说早已是令人心酸的陈词滥调。高昂得令人发指的工业电价（几乎是美国的四倍）使运营成本居高不下；而僵化的规划法规以及漫长的电网排队接入等待，则从一开始就让项目建设步履维艰。

软件巨头微软的休·米尔沃德（Hugh Milward）抱怨道：“建一座数据中心可能只需要18个月，但等电网接入却要花上八年。”对于急不可耐的投资者而言，建设速度已成为决定性因素，其重要性甚至超越了成本和选址，因此这种延误构成了致命的劣势。

对于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来说，核心问题在于：落后于美国到底有多严重？

正如英国政府“主权人工智能”小组主席詹姆斯·怀斯（James Wise）所言：“要想拥有更多的人工智能企业，并不意味着必须建造更多的数据中心。”国家实现人工智能主权最有效的方式，是掌握某种筹码，使自己不至于在这场人工智能霸权争夺战中沦为阶下囚。

对英国而言，这种筹码绝不可能像湾区国家那样来自海量的数据中心，而是来自于翻倍发力自身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强项，以及善于为人工智能寻找高利润应用场景的服务业优势。如果是这样，英国完全可以将大部分数据中心需求外包给电力更便宜、土地更充足的芬兰等国。适度的地理多元化是明智之举——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借此要挟英国——如此一来，也就无需让一排排服务器充斥在这片本土之上。

不过，虽然数据中心建设受阻不至于带来毁灭性打击，但也着实令人担忧。

某些对时间要求极为苛刻的应用场景（例如金融交易或自动驾驶汽车）必须依赖就近的服务器。Telehouse South 与金丝雀码头交易员之间的通信时延不到一毫秒；而如果使用纽约的服务器，耗时将是其70多倍。

此外还有其他特殊用途，例如涉及国家安全或机密健康信息的数据，政府未来可能会强行要求必须存储在本土国界之内。

再者，就是这些业务将持续产生的巨大经济价值。目前很难预测其最终规模，因为没人知道人工智能产业链中哪个环节最赚钱。数据中心可能会泛滥成灾，最终沦为低利润行业；但也有许多人认为，未来多年内算力都将处于紧缺状态。

怀斯设想，未来软件公司可能需要习惯性地将30%至40%的收入支付给“推理服务商”（即根据用户提问生成AI回答的企业）。他担心，如果这些服务使用的是海外的数据中心，英国税务部门将损失惨重。

好消息是，数据中心一旦投入运营，目前的盈利能力极其惊人，因此根本不需要政府补贴。政府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电网接入问题。

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估计，在英国建造一座100兆瓦的数据中心，其全生命周期价值比在美国低19%。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等待接电的时间太长——这种情况在美国本就够糟了，而英国平均还要再多拖上十个月。

英国人习惯的“先到先得”排队机制，对电网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早在项目准备就绪之前，数据中心开发商就用海量的投机性申请挤爆了审批系统。在2024年11月至2025年6月期间，排队申请的总容量从41吉瓦狂飙三倍至125吉瓦（而英国的用电峰值需求仅为45吉瓦）。

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目前正在清理排队序列中的非严肃申请，并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人工智能“增长区”，为数据中心提供优先接入电网的权限。然而进展依旧缓慢，许多改革措施仍卡在咨询阶段。微软的米尔沃德指出，需要保持“快得多的节奏”。改革倡议者提出的一种方案是：允许数据中心通过付费来实现“插队”。

尽管英国在美国的强劲竞争面前节节败退，但它确实握有一项关键优势：美国人非常讨厌数据中心。

民调机构盖洛普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71%的美国人反对在当地建造数据中心，认为这纯粹是在浪费紧缺的水资源和电力资源。与此相反，英国人目前甚至还在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这些究竟是什么东西。咨询公司 Public First 的调查显示，约七成的英国人对此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

这种认知空白正好为推广数据中心建设创造了窗口期。况且，其副作用其实相当有限：关于耗水量的恐慌言论被夸大了；而随着更多用户共同分担新电网基础设施的建设费用，这些企业甚至可能有助于拉低整体电价。

此外，尽管数据中心或许并非英国AI取得成功或实现实质性主权的充要条件，但它们依然能为国库带来丰厚的税收收入，就像它们目前为金丝雀码头的交易员们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一样。■

45. 独立建制派：当“非主流”成为新主流

原文标题：The indie establishment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长期以来，英国政治精英习惯以“非主流”或“独立（Indie）”文化标签包装自己，但这种所谓的反建制姿态本身早已演变成一种新的建制派文化。从卡梅伦、斯塔默到安迪·伯纳姆，英国政客们热衷于通过追逐独立摇滚、休闲潮装和足球文化，打造亲民、特立独行的形象。然而，这种策略本质上是用“另类”的外衣包裹传统的“主流”内核。无论是伯纳姆治理下的曼彻斯特经济转型，还是法拉奇的民粹主义崛起，都遵循了将边缘小众推向政治主流的套路。

然而，当“反建制”彻底被建制派吸收，文化与政治便陷入了停滞与循环。政客们高呼要带来数十年来最大的变革，却依然沉迷于上世纪的文化符号。当政治精英完全由过去几十年的流行文化所塑造时，他们承诺的“根本性变革”或许只是一场精心包装的文化幻觉。

正文

全文翻译

独立建制派 当非主流演变为新主流，会发生什么？

“看那个，那张《女王已死》（The Queen is Dead）的金唱片，”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领着客人参观他位于唐宁街10号的新北方办公室，指着墙上一张曼彻斯特本地乐队——史密斯乐队（The Smiths）的唱片框说。“其实我得把它还给吉他手约翰尼·马尔（Johnny Marr），”他随口提到了这位乐手的名字。

这位新首相的履新，伴随着他深爱的音乐界的一片欢呼。BBC独立音乐频道“6 Music”的 DJ、肘子乐队（Elbow）主唱盖伊·加维（Guy Garvey）对伯纳姆的崛起表示欢迎：“安迪不是个普通人。”另一支曼彻斯特乐队库廷斯（The Courteeners）也为他喝彩。除了足球俱乐部之外曼城最出名的出口产品——绿洲乐队（Oasis），甚至允许他在竞选视频中使用他们的单曲《有人会说》（Some Might Say）。

这看起来像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剧变，但事实绝非如此。长期以来，一种“独立建制派”文化一直主导着英国政坛，其核心正是那些成长于上世纪80年代——即史密斯乐队等独立乐团鼎盛时期——的政客们。基尔·斯塔默爵士（Sir Keir Starmer）就极爱这支乐队，还喜欢另一支弹奏着清脆吉他的独立乐队“香橙汁”（Orange Juice）。当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参加英国建制派挑选心头好的广播节目《荒岛唱片》时，他挑选的也是史密斯乐队和电台司令（Radiohead）的曲目。卡梅伦勋爵的妻子萨曼莎更是“6 Music”频道的忠实粉丝，以至于唐宁街的新闻官们不得不密切监控该台的新闻播报，生怕她会在晚餐时向丈夫提起广播里的某个话题。

走进伦敦北部的任意一家酒吧，你可能会听到“中道老爹”（Centrist Dad）乐队的演奏——这是一支由著名电视记者罗伯特·佩斯顿（Robert Peston）担任主唱、前工党内阁大臣埃德·鲍尔斯（Ed Balls）敲鼓的独立摇滚致敬乐队。在台下的观众席里，你很可能会看到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与现任卫生大臣兼鲍尔斯的妻子伊薇特·库珀（Yvette Cooper）一起蹦迪，而这位当年金融危机的亲历者正在台上高唱着《亮眼先生》（Mr Brightside）。

要想理解英国的权力运行机制，不妨放下《泰晤士报》，打开“6 Music”频道。

无论是在音乐、足球还是时尚品味上，伯纳姆都与他的前任们如出一辙。然而，他却巧妙地利用这些共同点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高喊“另类”口号，实则提供“主流”路线，一直以来都是伯纳姆的拿手好戏。

在他那张史密斯乐队的金唱片下方，摆着一份他卸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时的离别礼物——一把印有“我们这里办事与众不同”标语的扶手椅。这句话传闻出自工厂唱片（Factory Records）创始人托尼·威尔逊（Tony Wilson），该唱片公司曾挖掘出新秩序（New Order）等传奇乐队。曼彻斯特的经济成果确实与众不同：在这个生产力增长缓慢的国家，这座城市是极少数的亮眼存在。

然而，曼彻斯特的复兴依然建立在一个非常传统的英国模式之上：把过去制造货物的仓库租出去，用来卖服务——法律、媒体、广告。曾经的“棉都”如今变成了“PDF之都”。它的经济战略与每一个后工业时代城市别无二致，只不过它成功了而已。

这让人想起关于“曼彻斯特主义”的另一句名言（同样被误传为威尔逊所言）：“当事实与传说发生冲突时，把传说印出来。”

音乐如此，经济如此，时尚亦是如此。伯纳姆的休闲穿搭被外界反复品头论足，尽管精心打造“穿搭随意”形象的人掌控英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在绝大多数场合，他更青睐曼彻斯特本土独立品牌价值700英镑（约930美元）的飞行员夹克，而不是正装西服。毕竟，在英国最成功的行业里——无论是人工智能实验室还是创意工作室——穿西装都是大忌。甚至在政坛，西装也在走向消亡。斯塔默爵士曾穿过一件价值500英镑的 Sandro 连帽夹克，但这一选择直到被曝出是由工党赞助人买单时，才成为了大新闻。

在这群精英内部，喜爱足球几乎是一道必答题。斯塔默爵士持有阿森纳的赛季套票；卡梅伦勋爵则是个算不上热衷的维拉队球迷。但伯纳姆依然显得与众不同。1997年，他曾为《当星期六到来》（When Saturday Comes）撰稿，这是一本面向拥有英美文学学位的新潮球迷杂志。在那个时期，足球经历了一场知识分子化改造，学者们纷纷撰文探讨波尔·加斯科因（Paul Gascoigne）现象的深层含义，硬生生将这项原本低阶层的爱好拉进了精英阶层的圈子，并延续至今。

看似反建制，实则深谙建制派之道，这是通往权力巅峰最快的捷径。在这方面，伯纳姆实际上是在效仿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运用得最为纯熟的策略。就像大多数地下乐队一样，法拉奇反抗欧洲的“巡演”始于酒吧后套间里微不足道的听众。但曾经的小众最终变成了主流，演变为建制派的共识。对于这位英国改革党领袖而言，这毫无困难，无论他如何声称自己是局外人，他本质上一直属于建制派——从私立贵族学校一路顺理成章地踏入伦敦金融城。法拉奇和伯纳姆一样，既身处建制内部，又高举反建制大旗，一边批判着建制，一边又依附于它生存。

独立音乐人曾几何时也与建制派抗争，刻意避开主流大唱片公司。然而，正是他们的爆火毁灭了自己。当“另类”变成了“主流”，独立小厂牌纷纷被收购；独立音乐最终沦为建制派用来重温青春岁月的背景音乐。史密斯乐队曾颁布“禁令”，严禁卡梅伦勋爵喜欢他们；而如今，在伯纳姆统治的英国，他们却对这位新首相的青睐表示热烈欢迎，甚至将自己的唱片挂在了国家新权力中心的大厅里。

走上台前，这位英国最新的领导人承诺带来40年来（或者说是自《女王已死》发售以来）最大的政治变革。但如果这就是他的目标，那么作为那个时代文化的产物，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矛盾。左翼作家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长期以来一直在抱怨文化陷入了停滞，导致21世纪的英国充斥着“高清屏幕上的20世纪文化”。

在伯纳姆的叙事中，政治也同样陷入了停滞。如果政治是文化的下游产物，那么当文化冻结时，政治自然也随之冻结。但是，当一个政客本身就是被这种僵化的文化所彻底塑造时，又怎么可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改变呢？

46. 面目全非：餐饮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巨变

原文标题：The restaurant business is changing beyond recognition

核心提炼

受技术革新、顽固通胀以及消费者习惯改变的三重驱动，全球餐饮业正在经历一场深远变革。疫情加速了消费模式的转变：居家办公削减了工作日城中心客流，人们用餐时间提前，外卖与带走消费占比大幅攀升。同时，低门槛导致大量的失业者涌入餐饮业，加剧了市场竞争；而通胀高企与经济疲软，进一步迫使消费者精打细算。

为在严峻环境中生存，餐饮业正在全方位重塑运营模式。中端平价餐厅加速通过自动化、扫码点餐、预制食材及联合中央厨房来降本增效；高端餐厅则注重提升线下用餐的特殊体验，或通过精致外卖包装延伸品牌感知。尽管传统中端休闲餐饮受到严重冲击，但餐饮业通过技术创新与模式迭代，正展现出强劲的适应力与韧性。

正文

不妨称之为“早午餐盛宴”。2024年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在迈阿密举办演唱会期间，该场馆方圆20英里内使用Toast餐饮软件的餐厅，欧姆蛋销量暴增了27%。Toast为16.4万家餐厅提供库存与支付管理服务，当时的情形似乎是歌迷们正通过补充蛋白质，为即将到来的流行音乐马拉松做准备。无独有偶，一年后碧昂丝（Beyoncé）在亚特兰大开唱时，Toast的数据显示预调酒精饮料（hard seltzer）和宵夜销量陡增，并在凌晨4点歌迷散场返家时达到顶峰。

这类数据对于希望优化库存和人员配置、以抓住大型活动商机的餐厅来说非常实用。Toast的首席营销官凯莉·埃斯滕（Kelly Esten）表示，公司希望将数据分析能力进一步延伸，不仅在后厨和库房使用人工智能，还要将其引入用餐区。Toast正在尝试在其服务员使用的手持点餐和结账设备中加入语音转写软件，这样服务员就能减少分心，更好地款待顾客。她认为，在餐厅内安装摄像头有助于提醒员工关注顾客的需求。自动化记录和人脸识别技术，甚至能让前厅员工在熟客踏入店门的那一刻，就为其安排最喜欢的桌位或送上偏好的饮品。

餐厅的经营方式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变化。驱动这一变革的不仅有像Toast这样被少数商家使用的尖端技术，还有消费者习惯的转变以及顽固的通胀——后者进一步加剧了竞争压力。餐饮业向来以残酷无情著称，如今依然如此，但该行业的方方面面几乎都在快速演变。

顾客习惯的改变是最显而易见的变化。仅仅在2020年，新冠疫情及其封控措施就导致美英两国约十分之一的餐厅倒闭。根据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餐饮市场，周围每封控12天，餐厅倒闭的风险就会上升12.7%。在政府资助较少的国家，餐饮业受到的打击尤为沉重。据印度全国餐厅协会统计，2020年后该国约四分之一的正规餐饮企业永久关门，三分之一的餐饮从业者失业。

即便限制措施被取消，人们居家办公的时间依然变长，前往市中心通勤的天数也在减少。英国三明治连锁品牌Pret A Manger表示，其位于郊区商业街的门店现在比位于金融区的门店更加忙碌。订座网站OpenTable去年报告称，在伦敦和纽约，周四已经取代周五成为用餐人数最多的一天。食客们的用餐时间也提前了，这使得需求集中在了更少的轮次中。

此外，叫外卖而非出门就餐这一疫情期间养成的习惯被保留了下来。美国全国餐厅协会的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近四分之三的餐饮消费发生在餐馆之外；自疫情爆发以来，外送业务的份额增长了一倍以上。商务软件公司Upmetrics预测，今年全球在线外卖市场规模将达到4730亿美元，几乎是疫情前水平的两倍。相反，行业组织UKHospitality的负责人凯特·尼科尔斯（Kate Nicholls）表示，线下堂食的客流量仍比疫情前低15%。

影响或许最为深远的是，疫情促使许多失去原先工作的人开起了餐厅，这得益于餐饮业较低的入行门槛。韩国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大多数新近自主创业的人士年龄都在50岁以上，其中绝大多数人投身于几乎没有利润或根本无利可图的餐饮及类似服务业。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在墨西哥，非正式就业占劳动力的55%左右；墨西哥最大的餐饮行业协会CANIRAC的前主席乌戈·维拉（Hugo Vela）指出，许多人是因为找不到其他工作才开餐厅的。当地的餐厅数量在2024年增长了6%，2025年增长了3%——尽管该行业的总销售额仍低于2019年的水平。

其结果是，在这个许多国家正遭受高通胀或经济增长乏力、迫使人们精打细算的时代，行业内的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美国的餐饮门店数量创下历史新高，但据美国全国餐厅协会的数据，去年整整有42%的门店处于亏损状态。中国的经济低迷引发了一场尤为残酷的行业大洗牌。评级机构评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惠誉（Fitch）报告称，2024年上半年，中国一些大型连锁餐饮机构的客单价与2023年同期相比下降了20%。中国最大的外卖平台美团的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平均每餐消费额下降了8.3%。

许多餐厅正在采取激进的策略来压低成本。萨莉亚（Saizeriya）是一家在日本拥有1000家分店的意式休闲连锁餐厅，数十年来几乎从未涨价，并以此为荣。为了保持低价，它去掉了中间商，建立了自己的工厂来碾米和加工其他食材。它甚至在澳大利亚设有一家工厂生产白汁（béchamel），这比将大量牛奶运到日本再进行加工要便宜得多。由于所有食材在送达时都已切好，分店的后厨几乎不需要厨师，甚至连菜刀都不用准备。技术取代了前厅员工：顾客扫描二维码查看菜单，机器人递送菜品，自动收款机完成结账。

这种趋势不仅限于日本。包括Wagamama和Wasabi在内的一些英国大型连锁品牌，正在将部分食材准备工作从市中心的分店转移到更偏远的地区，那里的租金和其他固定开支更便宜。Karma Kitchen在伦敦郊区运营着六个场地，出租数十间商业厨房单元。在其位于水晶宫（Crystal Palace）占地20,000平方英尺（约1860平方米）的仓库里，一家素食巧克力生产商与一群亚洲厨师并肩工作，后者正为高端小笼包连锁店鼎泰丰（Din Tai Fung）熬制一锅锅鸡汤。Karma的联合创始人吉妮·纽顿（Gini Newton）表示，这些场地专为餐饮业者打造，配有冷藏和干货库房、工业排风系统、停车场以及供大型送货车辆通行的大走廊；还能为商家处理所有运营杂务，安排维修和清洁服务。他们还能协商出更便宜的电价。“如果你需要一天24小时连续熬汤，这能节省巨大的成本，”她说。

奥斯坦·古尔斯比（Austan Goolsbee）、查德·西弗森（Chad Syverson）、雷贝卡·高德戈夫（Rebecca Goldgof）和乔·塔塔卡（Joe Tatarka）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疫情期间外卖订单的激增迫使美国餐厅走向自动化。许多餐厅引入了智能手机应用、得来速（drive-through）车道和外卖取餐架。在经历了近30年的停滞之后，这些举措推升该行业的实际劳动生产率大幅增长了15%。

许多企业仍在继续创新：美国午餐连锁品牌Sweetgreen表示，其自动化生产线一小时内能制作出500份个性化沙拉。

外卖也让餐饮店得以扩大客户群。在中国，吃不起奢华大餐的年轻食客开始转向餐厅销售的预制菜套餐。在今年2月的春节期间——按照传统，家庭通常会在这个节日出门聚餐享用丰盛的大菜——许多家庭选择购买预制菜来代替。咨询公司艾媒咨询（iiMedia Research）的数据显示，春节期间预制菜的市场规模从疫情前爆发式增长了八倍，达到2626亿元人民币（约合385亿美元）。

但与此同时，外卖让餐厅更难与食客建立情感连接，许多顾客可能永远都不会踏进店门。这使得高端餐厅对提供外卖持更加谨慎的态度。英国高端印度餐厅连锁Dishoom试图通过在外卖订单中附赠赠品来重塑堂食体验。这些赠品包括店内使用的同款熏香、带有推荐播放列表的二维码，以及单独包装的配料，以便为盒装咖喱撒上一笔新鲜的香菜和青柠。“希望这能吸引他们来到实体店，体验完整版本的服务，”Dishoom的首席执行官布莱恩·特罗利普（Brian Trollip）说道。在纽约经营着十一家餐厅的联合广场餐饮集团（Union Square Hospitality Group）表示，他们已经重新调整了菜单和包装，以适应外卖需求。他们新建的餐厅如今都规划了单独的取餐通道，以避免打扰堂食顾客。

所有这些压力对中端市场（行业术语称为休闲餐饮，casual dining）的餐厅冲击最大。“该领域的休闲餐饮元素已经消失了，”特罗利普先生说，“因为决定出门吃饭不再是一件‘休闲’（随意）的事了。”他表示，在高端消费领域，食客们变得“挑剔”。通货膨胀压垮了预算，而居家娱乐体验却大幅提升。“如果你要求人们走出家门、支付出租车费、请保姆，还要在用餐上花更多的钱——那这顿饭就必须让人感觉非常特别才行。”

在布法罗市中心，Osteria 166餐厅曾凭其肉丸意大利面和超大杯马天尼实现每周6万美元的营业额。但据其老板尼克·皮蒂利奥（Nick Pitillio）所述，自疫情爆发以来，他的老主顾们不再每天通勤到市里，也极少留下来享受快乐时光（happy hour）。当他最终决定关闭单点（à la carte）堂食大厅，转而提供包含切片披萨和沙拉的午间快餐时，他的周营业额已萎缩至15,000美元，此举将平均客单价降低了25%。“售价80美元的战斧牛排已经没有市场了，”皮蒂利奥先生感叹道。

然而，变革并不意味着绝望。行业内的许多人依然保持乐观。“灯光昏暗的餐厅里隐隐约约的交谈声，玻璃杯碰撞的叮当声，”加利福尼亚州餐厅协会负责人乔特·康迪（Jot Condie）感叹道，“那是人们永远都会留恋的体验。”

47. 若特朗普弃欧洲而去，法国的核武器能否撑起欧洲安全伞？

原文标题：Can French nukes protect Europe if Donald Trump walks away?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随着地缘政治局势日益紧张，以及对美国可能放弃履行欧洲安全承诺（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海的背景下）的担忧加剧，欧洲各国开始将目光投向法国独立的核威慑力量。与依赖美国技术的英国不同，法国拥有完全自主控制的核武库。此前，马克龙总统再次提议扩充法国核威慑的“欧洲维度”，并得到了德国等国的前所未有的积极回应，多国开始就联合演习和核武器前沿部署展开探讨。

然而，法国的核伞能否替代美国仍存疑问。法国仅拥有约300枚核弹头，其核战略旨在通过“一次性警告打击”保卫本国核心利益，缺乏像美国那样毁灭敌方核力量的“二次打击”深度。由于战略深度有限，法国难以向远东欧或北欧盟友提供无可置疑的安全保障。此外，若极右翼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在2027年赢得大选，其孤立主义和亲俄倾向将进一步动摇这一承诺的可靠性。因此，依靠法国核保护伞对于欧洲而言依然是一场豪赌。

正文

全文翻译：

高傲的法国人能让欧洲保持安全吗？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政府似乎迫切地想要找出答案。

这是一个孤独的世界，充斥着大国强权的霸凌。法国拥有其欧洲大陆邻国所缺乏的东西：一套规模虽小但威力巨大的核武库。其空基和潜射导弹在另一个维度上也独树一帜——这要归功于数十年前戴高乐总统做出的决定。从骑兵靴到鹰钩鼻，这位高卢式骄傲的化身，让法国的核武器实现了彻底的独立自主。

虽然法国是北约成员国，但其本土研发的核武库完全掌握在本国手中。而欧洲的另一个核国家英国，其潜射核导弹则依赖美国的技术。尽管发射权归英国首相所有，但这些导弹已被编入北约体系。北约的规划者们将英国的导弹视为对美国庞大核武库的补充，就像为美国的核保护伞多加了一根伞骨。

戴高乐曾私下嘲笑英国出卖了出生权，成了美国人的附庸。对于美国承诺保护欧洲免受苏联袭击，他曾向约翰·F·肯尼迪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质问：世界凭什么相信，美国会为了巴黎而牺牲纽约？

戴高乐并非理想主义的欧洲情怀者。他一边对欧洲一体化唱着赞歌，一边却希望法国牢牢掌握主导权——正如他的一位部长所形容的那样，像一只在垃圾堆上啼鸣的高卢雄鸡。

欧洲如今对法国核力量的兴趣代表了一种转变。早在20世纪80年代弗朗索瓦·密特朗执政时期，历任法国总统就曾邀请邻国开展核威慑合作，但都遭到了盟友的拒绝，因为后者担心这会削弱美国的作用。然而，如今以德国为首的九个左右国家，正在与法国讨论参与其核演习，并接受法国核武器的临时前沿部署。此前，马克龙总统于今年3月在具有戴高乐主义象征意义的法国潜艇基地发表演讲，表示愿意用法国的核武器让整个欧洲变得更加安全。

在马克龙发表演讲前的数月里，法国官员一直在探寻盟友的风向。2020年，马克龙提出过类似的倡议，并提前向时任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做了通报，但柏林方面的冷淡回应曾让法国深感伤害。马克龙今年的演讲在两种危险之间找到了平衡：为了安抚本国极左翼和民粹主义右翼等北约怀疑论者，他强调法国核武器将保持主权控制；应盟友要求，他也表达了对北约以及美国在维护欧洲安全方面所发挥作用的赞赏。

他的回报是与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该声明承诺与法国密切合作，同时明确指出，这“将是对北约核威慑力的补充，而非替代”。2025年，马克龙还与英国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宣称“法国和英国一致认为，任何对欧洲的极端威胁，都会引发我们两国的共同回应”。遗憾的是，时任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爵士并未成功将这一政策推向本国公众。

如果说欧洲现在对核合作更加热衷，那么两位总统——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和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功不可没。

一种噩梦般的情景一直萦绕在欧洲心头：在某次危机中，俄罗斯利用核武器威胁某个北约成员国，而靠不住的美国却袖手旁观。欧洲人对法国核保护伞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本身就说明了这个时代的阴暗与无奈。

因为核问题专家们正就法国的提议是否可行展开激烈争论。

法国拥有足够的武器来保卫本国领土。凭借300多枚核弹头（其中一部分可由隐身潜艇发射），即使在遭受突然袭击后，法国依然拥有对敌人进行大规模报复的威慑力。法国的核战略旨在防止战争发生。如果对手危及法国的核心利益，其作战计划设想是将一次性的核警告打击投向敌人领土，以释放战斗即将转入核阶段的信号。

但是，一旦核战争爆发，像法国（或英国）这样体量的国家心里很清楚，自己极有可能无法幸存。换句话说，法国不是美国——美国是一个被两大洋保护的远方超级大国，拥有能够摧毁敌人核力量的核弹头导弹，这使其可以在介入欧洲核战争的同时，不必面临自身毁灭的命运。

在冷战时期，美国对戴高乐那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希望能保住巴黎，同时不必牺牲纽约。

而对于这个问题的变体，法国却很难给出答案：凭什么让人相信，一位法国总统会为了拯救柏林、赫尔辛基或塔林，而甘愿失去巴黎？

对此，法国战略家指出，欧洲地域狭小且政治联系紧密，俄罗斯对任何密切伙伴的攻击，都会对巴黎构成生死存亡的威胁。如果俄罗斯攻击的是法国的紧密伙伴，这不算是一个糟糕的回答。但如果涉及欧洲大陆偏远的角落呢？即使前沿部署的法国核武能让俄罗斯保持猜疑，但法国的核伞规模太小，根本无法遮蔽整个欧洲。迄今为止，法国的解决办法是谈论其核心利益的“欧洲维度”，并拒绝明确说明谁才是其所谓的“密切伙伴”。

谈论法国的“欧洲利益”还引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玛丽娜·勒庞在2027年赢得了总统大选，会发生什么？

消息人士称，马克龙3月份的核演说旨在做到“防勒庞化”，勒庞也对其强调主权的立场表示欢迎。即便如此，她完全有可能羞辱欧洲盟友，从而动摇法国对邻国的保护承诺。此外，尽管她最近低调了许多，但她历史上一直持有亲俄倾向。

正如勒庞所展示的那样，高卢人的骄傲不止一种形式。如果欧洲将安全完全寄托于此，恐怕将面临巨大的风险。

48. 美国已成为创业者的天堂

原文标题：America has become an entrepreneur’s paradise

核心提炼

近年来，美国迎来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创业浪潮。尽管美国人向来渴望“自己当老板”，但其自雇比例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曾一路走低。如今，这一趋势已被彻底逆转，全职自雇人数创下本世纪新高。

这股创业热潮的背后有三大驱动力：一是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传统就业市场招聘放缓，加之远程办公潮的兴起，促使年轻人及离职员工选择自主创业。二是消费模式的转变。人口老龄化催生了养老服务需求，而电子商务和精准算法则让小众领域的“单打独斗”者更容易变现。三是人工智能（AI）的赋能。AI大幅降低了创业门槛，从编写网站到处理合规，甚至替代了部分行政岗位，开启了“一人企业”的时代。这些技术与经济的变革，正让许多小微创业者享受到红利，甚至开始逆转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甘为“打工人”的传统趋势。

正文

美国已成为创业者的天堂 商业 | 小而强大 美国已成为创业者的天堂 从Etsy手艺人到小镇会计，都在享受AI带来的红利 2026年7月30日

几年前，扎克里·邓恩（Zachary Dunn）还在佐治亚州的一个小镇上卖车。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厌倦了帮别人发财”。不久后他毅然辞职，和大学室友一起在网上卖起了印有幽默标语的帽子（最近的爆款包括写着“老爹”和“记在我老公账上”的帽子）。他们的公司“疯狂帽客”（The Mad Hatter Company）今年的销售额预计将突破千万美元。邓恩表示，他再也不会去给别人打工了。

有这种想法的绝非他一人。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自2024年初以来，美国平均每月有46.6万份新企业注册申请。今年6月，这一数字更是达到了53.1万份，几乎是2019年月均水平的两倍。

美国人向来喜欢自己当老板。（“Boss”这个词本身，就是殖民时期纽约人对荷兰语“baas”一词的演变。）根据民调机构盖洛普的数据，至少在过去20年里，大约60%的美国人表示，相比于为别人打工，他们更愿意自己创业。

然而直到最近，真正实现这一梦想的人却越来越少。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随着大公司用稳定性吸引员工，美国自雇人士的比例从1910年的36%一路下滑至2020年的不到10%。

但如今，情况改变了。行业协会“小企业与创业理事会”的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全职自雇人数达到1680万，创下本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股创业热潮最早在新冠疫情期间爆发，当时许多被裁员的美国人转向自雇。2020年7月，新企业注册申请量达到54.7万份，创下历史新高。联邦政府的激励政策功不可没：数百万人在疫情期间获得了针对小企业的补贴。与此同时，电子商务和远程赚钱渠道的爆发式增长也推波助澜。

随着疫情消退，现有企业开始疯狂抢人，政府补贴也逐渐收尾。即便如此，新企业注册申请量依然居高不下，并从去年年初开始再次快速攀升。

需要指出的是，硅谷那些由风险投资支持、风头正劲的AI初创公司，只占这股增长潮的一小部分。申请量增长最迅猛的行业反而是专业服务业（2021至2025年间增长了25%）、零售业（18%）以及医疗保健与社会救助业（18%）。

美国这轮最新的创业热潮背后，究竟有什么动力？

第一个解释是宏观经济环境。近年来，美国企业的招聘和裁员规模都相对较小。里士满联储经济学家约翰·奥特拉昆（John O’Trakoun）认为，寻求薪酬职位变难，可能促使求职者转向自主创业。尤其是面对初级岗位招聘寒冬的年轻人，可能会觉得创业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选择。盖洛普的数据显示，在15至34岁的美国人中，认为“现在是找工作的好时机”的比例，从2022年的75%骤降至去年的43%。

对于那些在疫情期间搬家、且不想重返办公室的员工来说，情况可能也是如此。美联储理事会经济学家瑞安·德克尔（Ryan Decker）与马里兰大学的约翰·哈蒂万格（John Haltiwanger）在202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某地的离职率与新企业注册申请量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而在本世纪初许多城市白领逃往的郊区，这两项指标的数值都格外高。

消费模式的转变是这股创业潮的第二个解释。美国人口的老龄化，让服务老年人成了一门红火的生意，从养老院到帮老人家清理旧物的咨询师，相关需求应有尽有。同时，得益于疫情带来的电商普及，以及能精准向爱好者推荐商品的技术算法，小零售商也更容易生存了。电子商务工具提供商Shopify表示，其平台支撑的销售额中，有超过一半来自前100个常见品类之外的“小众”领域；创业者可以通过销售球星卡或定制药盒赚得盆满钵满，从而避开竞争激烈的红海市场。

此外，在田纳西州经营移动咖啡车的贾斯图斯·肖（Justus Shaw）指出，现在从网上获取好点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他在看到佛罗里达州一家咖啡馆发布了冷萃咖啡灌装机的视频后，自己也买了一台。这也正是他的咖啡车现在每月能进账1万到1.5万美元的原因之一。

第三个，或许也是最重要的解释，与AI有关。聊天机器人让不懂技术的人也能搭建网站、理清地方行政法规，从而大幅降低了开公司的难度。薪酬管理平台Gusto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023至2025年间，使用AI辅助创业的创始人比例翻了一番，达到60%。摩根大通银行也发现，新一批小企业采用AI的时间更早、比例更高。

这项技术让那些本就有意单干的人能够更轻松地付诸行动。“这就像需要激活能的化学反应，”去年创立了一家AI驱动的商业保险经纪公司的米克尔·略贝特（Miquel Llobet）说道。AI降低了这些反应发生所需要的门槛。

竞选途中的政治家们总喜欢把小企业称为“就业创造者”。然而，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去年被认定为“高概率”（意即在不久的将来可能雇佣至少一名创始人以外员工）的新企业申请比例仅为30%，低于2019年的38%。

支付平台Stripe的经济学家团队在最近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AI正在填补曾经必须靠雇人才能补齐的能力短缺，”从而开启了“单干创业者（solopreneur）的时代”。

不过，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局长凯利·洛夫勒（Kelly Loeffler）持不同意见。她预计，由AI赋能的小企业最终的雇佣率将会与以往的前辈持平甚至更高。

上文提到的田纳西州咖啡创业者肖先生，虽然将大部分后台工作自动化了，但随着业务扩展到婚礼和企业活动，他还是雇佣了五名咖啡师。去年创立了一家帮助制药公司管理临床试验企业的杰克·莱文（Jake Levine）也是如此。“我们一直都有扩大规模的打算，”他说。

经济与技术的变革，为这个本就对创业情有独钟的国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降低了拓展业务所需的资金和脑力门槛。Gusto的经济学家亚伦·特拉萨斯（Aaron Terrazas）认为，AI创造的大部分价值最终可能不会流向巨头企业，而是流向Etsy上的手工艺卖家和小镇上的会计师。如果真是这样，那将彻底逆转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甘为“打工人”的传统趋势。

49. 金融诈骗黄金时代：美国白领犯罪执法全面溃缩

原文标题：There’s never been a better time to commit financial fraud

核心提炼

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曾提出“隐性侵占”（bezzle）概念，意指市场狂热时期暗流涌动的金融诈骗，通常在泡沫破裂时才会暴露。然而，当下美国正在进行一项危险的测试：如果金融犯罪永不被揭发会怎样？

数据显示，美国针对白领犯罪的联邦诉讼数量已降至二十年来的最低点。这并非因为高管和金融家变得更加守法，而是由于反恐、移民及毒品执法抽调了大量资源，导致白领犯罪追责力度持续走低。特朗普政府时期，司法部及相关监管机构的离职潮与预算削减，更让本就耗时费力的金融调查雪上加霜。

此外，民事监管与审计抽查也大幅萎缩，使得隐瞒财务造假变得更加容易。研究表明，每年金融诈骗造成的损失高达数万亿美元，远超其他犯罪类型。随着追诉时效的流逝，如今的造假者或将彻底逃脱法网。

正文

金融诈骗黄金时代：法外之地，乱象丛生

1955年，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曾写道，在市场处于狂热期时，往往会积累大量“尚未被发现的盗用资金”。加尔布雷斯将这种现象称为“隐性侵占”（bezzle）。通常只有当好日子划上句号、“商业道德大幅改善”时，这些猫腻才会重见天日。纵观历史，过去的历次泡沫与崩盘确实都曾引发白领犯罪起诉的高峰（比如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恩隆与世界通信案）。如果加尔布雷斯的理论依然有效，那么当前虚高泡胀的资产估值意味着，造假者们此刻正潜伏在阴暗角落里。

但如果他们的恶行永远不被揭发，又会怎样呢？这正是美国近来正在展开的一项“伟大实验”。

根据数据汇总机构“交易记录调阅清算中心”（TRAC）的数据，在截至3月底的六个月里，联邦检察官仅提起了2,008起白领犯罪案件。这意味着，到今年9月本财政年度结束时，案件总量将略高于4,000起。这一数字相比五年前下降了六分之一，比20年前更是直接砍半。

人们很容易将这种下滑归咎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毕竟他对司法部的整顿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事实上，这种下行趋势早在特朗普上台前就已出现，且在他离任后很可能仍会延续。除了在2007至2009年金融危机后出现过短暂的回升外，近三十年来，美国的白领犯罪起诉量整体一直呈下降趋势。

我们几乎没有理由相信，在这期间美国的金融家和企业高管们真的变得更加高尚了。相反，根本原因在于执法重点转向了其他犯罪活动。前哈佛商学院经济学家阮忠（Trung Nguyen）在2021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九一一袭击事件发生后，大批联邦调查人员和律师被调往反恐部门。近年来，移民和毒品执法又成了选民和政治家眼中最迫切的议题。

即便是微小的预算削减，也会对白领犯罪的起诉造成巨大打击。前联邦检察官、现任杜克大学教授的萨姆·布尔（Sam Buell）指出，金融诈骗案往往需要数十名律师针对单一案件持续调查数年之久。TRAC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截至2022年9月的12个月中，能够最终提起控诉的白领犯罪移送案件，联邦检察官平均需要452天进行审查，这是所有案件平均审查时间的3.5倍以上。

即便放在长期下降的大背景下来看，特朗普执政期间执法力度的骤降依然令人瞠目结舌。十年前，移交给联邦检察官的白领犯罪线索中，近一半会最终立案；而到了2025年，这一比例已跌至三分之一。相比之下，移民类犯罪移送后几乎百分之百都会被起诉。在特朗普手下，司法部的律师人数缩减了五分之一，留任的许多人也被从加密货币或税务调查岗位调走，转去处理移民事务。

此外，政府还大幅裁减了检察官所依赖的线索来源——即各类调查与监管机构的人员编制。在过去，联邦调查局（FBI）或美国邮政检验局（一个出人意料的重要线索来源）的资深调查员往往会将这份工作作为终身事业，但如今这种景象已不复存在。

民事执法同样在走下坡路。以审计抽查为例，这个看似枯燥却至关重要的监管领域，是在2001年能源巨头恩隆造假破产案后建立起来的。咨询公司角石研究（Cornerstone Research）的数据显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2025年仅对会计师和审计师采取了10项执法行动，仅为前八年年均水平的五分之一。与此同时，该委员会还大幅削减了主要审计监管机构的员工薪酬，而该机构多年来正是靠着高薪才招揽到顶尖的专业会计师。SEC甚至暗示，可能会将工作重点从排查单个审计案中的错误，转向仅审查审计师的操作流程。官方宣称这种新方法效率更高，但这无疑会让财务报表上的猫腻更容易瞒天过海。

这一切终将付出沉重代价。多伦多大学的亚历山大·戴克（Alexander Dyck）及其合著者在202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企业欺诈行为中只有大约三分之一会被发现，被起诉的更是凤毛麟角。根据已发现欺诈行为的成本进行推算，他们估计，实际存在的金融造假每年会摧毁美国约1.6%的股东价值，这一数字在2025年相当于1.1万亿美元。

“白领犯罪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让其他任何犯罪类型都相形见绌，”另一位前检察官、现任乔治城大学教授的朱莉·奥沙利文（Julie O’Sullivan）强调。

即便未来的政府重新将铲除白领犯罪列为优先事项，想要抓捕今天的造假者也将难上加难。刑法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的丹尼尔·里奇曼（Daniel Richman）指出，许多白领犯罪的追诉时效仅有五年。

美国的造假者们正在欢呼雀跃，而其他所有人，都该捏一把汗了。

50. 出售“这项美丽运动”的股权：FIFA的资本游戏会引发什么后果？

原文标题：Selling stakes in the beautiful game. What could go wrong?

核心提炼

FIFA（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提出一项巨额融资计划，拟将旗下新设立的商业子公司FIFA Forward Enterprise（估值200亿美元）约20%的股权出售给私募投资者，以筹集42亿美元资金。该子公司将整合世界杯等赛事的转播、赞助和门票等核心商业业务。

此举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欧洲足联（UEFA）强烈反对，批评足球并非FIFA的私产，甚至威胁抵制未来世界杯。英国首相等政界人士也对此表达了不满。此外，由贾里德·库什纳之弟领投的背景，更让该计划卷入了政治漩涡。

尽管FIFA承诺保留对赛事的绝对控制权，但分析认为，资本的逐利本性或将推高票价、增加比赛频次，并使主办权进一步向高利润国家倾斜。投资方Thrive Capital则将顶级体育赛事视为AI时代少数无法被技术替代的“纯粹人类活动”，因而看好其长期商业价值。

正文

出售“这项美丽运动”的股权，究竟会引发什么后果？

足球这项运动总能点燃人们狂热的情感。但国际足联（FIFA）主席詹尼·因凡蒂诺（Gianni Infantino）却屡屡将这种情绪推向沸点。7月28日，这家足球界最高管理机构公布了一项计划，拟通过向私募投资者出售未来赛事运营公司的股权，筹集42亿美元资金。负责管理欧洲足球的欧洲足联（UEFA）对此提出严正抗议，称足球“并不是FIFA可以随意出售的资产”。一位接近欧洲足联的消息人士透露，如果该计划强行推进，欧洲足联可能会抵制未来的世界杯。

刚刚落幕的一届世界杯创造了高达150亿美元的收入（期间还出现了一张极具争议的红牌），紧接着，FIFA就宣布意图组建一家子公司，以此整合其所有商业运营业务。这些业务涵盖男足与女足世界杯的赛事承办，以及转播权、赞助、门票和特许授权等。这家名为“FIFA Forward Enterprise”（简称FFE）的新公司估值高达200亿美元。出售其约20%的股权所获得的资金，将用于资助FIFA旗下的211个国家和地区会员协会，而该计划必须获得大多数会员协会的批准。

投资机构Thrive Capital的创始人乔舒亚·库什纳（Joshua Kushner）目前正就领投本轮融资进行谈判。他是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的弟弟。据报道，贾里德本人不会在FFE中进行任何投资，但这种家族关联依然为因凡蒂诺的批评者提供了新的攻击借口，这些批评者本就对因凡蒂诺与特朗普之间的亲密关系感到不满。在社交平台X上，一群美国民主党议员将FIFA形容为特朗普在“世界体育界最喜欢的腐败敲诈企业”，并指责FIFA“直接与特朗普家族开展商业合作”。

据了解，欧洲足联正在与其它足球组织以及相关国家政府展开磋商，以筹划反击手段。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也发表了看法，他明确表示：“足球不属于投资者”（尽管他最喜欢的球队埃弗顿足球俱乐部就是由一位美国亿万富翁持有的）。

将私募股权引入体育管理机构其实并非新鲜事。该交易的设计师之一格雷格·马菲（Greg Maffei）是自由媒体集团（Liberty Media）的前首席执行官，他曾在2017年主导了对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F1）价值44亿美元的收购，成功将一个日益衰落的赛车项目打造成为了一个超级娱乐帝国。另一个例子是高尔夫球界最重要的赛事组织者——美巡赛（PGA Tour），它在2024年成立了一个由私募资本支持的商业部门。

FIFA表示，自己将保留对赛事、比赛日程以及其它决策的最终决定权。但媒体研究机构Ampere Analysis的萨姆·努赛尔（Sam Nursall）认为，美巡赛的前车之鉴表明，私募投资者最终可能会干预决策。他指出，外来资本或许能帮助FIFA在贫困地区投入更多资金，但对利润的追逐也可能迫使FIFA将未来的世界杯放到最吸金的国家举办，增加比赛频率，并可能推高门票价格。

Thrive Capital对FIFA的这笔投资将通过一个名为“Thrive Eternal”的载体进行，与传统的风险投资或私募股权基金不同，该载体可以永久持有资产。这或许会降低其通过短期榨取利润而伤害球迷利益的动机。即便如此，它依然有动力推动FIFA从这项运动中榨取更多商业价值。一位接近该公司的人士表示，随着FFE以更加商业化的方式出售转播权和其它权益，公司正是看中了其持有的股权能够随之升值。

Thrive Capital最著名的身份或许是OpenAI最大的支持者之一。它在这家人工智能实验室持有巨额股份，并且深信AI技术的颠覆性力量，这或许能解释其为何对体育直播产生浓厚兴趣。一位接近该投资机构的消息人士称，他们一直在寻找那些在一个AI无处不在的世界里依然能保持价值的企业。该消息人士补充道：“如果你从‘随着AI日益普及，哪些东西依然保持纯粹的人类特色’这一视角来看，全球足球无疑是一个极佳的避险标的。”

尽管如此，因凡蒂诺和他的资本盟友们依然需要想办法把球迷留在自己这边。

51. 私募股权巨头盯上印度超级板球联赛

原文标题：Private equity is coming for the Indian Premier League

核心提炼

自2008年成立以来，印度超级板球联赛（IPL）已成长为一个巨大的商业帝国，吸引了数以亿计的观众。最初，IPL的球队主要由印度本土的明星与商业大亨作为“面子资产”持有。然而，随着该联赛商业价值的暴涨，越来越多的国际顶级私募股权（PE）机构和主权财富基金开始涌入这一市场，试图从中分一杯羹。

IPL之所以成为全球资本追逐的宠儿，主要源于其独特的商业优势：巨大的印度消费市场、高额的媒体版权收入、高性价比的比赛时长、极高的受众覆盖面（包括大量女性观众），以及严苛的商业保护机制。联赛通过限制球队数量、实施球员薪酬上限以及由政府和官方承担球场成本，成功降低了运营风险并锁定了高额利润。随着国际机构资本的强力介入，印度本土富豪在争夺顶级体育资产方面的竞争正日趋激烈。

正文

2008年印度超级板球联赛（IPL）首次亮相时，这些以城市为基础的球队所有者大多是印度的名流精英。宝莱坞巨星和商界大亨们掷出重金，只为拿下这些彰显身份的头号资产。正是这些名人的倾情参与，助推该联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观众人数难以精确统计，但每场比赛通常都能吸引4亿至9亿人次收看。

不过，如今这些印度顶流明星正面临着来自海外机构资本的激烈竞争。今年3月，由美国私募股权巨头黑石集团（Blackstone）与戴维·布利策（David Blitzer）旗下的投资机构 Bolt Ventures 组成的财团，以1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皇家挑战者班加罗尔队（Royal Challengers Bengaluru）。布利策本人在美国及全球多家体育队伍中均持有股份。此外，据路透社报道，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Temasek）目前也在寻找合适的目标球队。另一家美国私募巨头KKR（注意不要与IPL的加尔各答骑士队混淆）同样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早在2021年，欧洲私募机构CVC就曾资助成立了古吉拉特泰坦队（Gujarat Titans），并在去年将该队三分之二的股权出售给了一家印度企业集团，赚得盆满钵满。

外资对IPL的青睐不难理解。最初管理该联赛的印度板球控制委员会（BCCI）在首次拍卖中仅获得了7.24亿美元的收入。而据投资银行厚朴洛轲（Houlihan Lokey）估计，得益于印度消费市场的快速崛起，IPL如今的估值已突破200亿美元。

联赛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媒体版权。对于每场耗时约三小时半——在板球界堪称高效快捷——的赛事，转播商和流媒体平台愿意支付极其昂贵的版权费用。作为极少数能够锁定大量现场直播受众的盛事之一，其广告时段往往能卖出高昂的溢价。此外，与许多大型体育联赛不同的是，IPL近一半的观众为女性，这使得比赛日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家欢聚时刻。

资源的稀缺性也进一步推高了其价值。整个联赛仅有十支队伍，且统一进行媒体版权的谈判，未来的扩军计划十分克制。这里完全没有降级的风险。同时，运营成本也得到了有效控制。不像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那样，球员薪水会吞噬掉绝大部分营收，IPL对球员薪酬设定了上限，而比赛场地则由各州政府及BCCI统一提供。

对于印度最顶尖的富豪而言，国内可供购买的顶级资产屈指可数。CVC的斯达斯·帕特尔（Siddharth Patel）指出，印度每支体育俱乐部所对应的亿万富翁数量远超美国。然而，对于这些本土精英来说，围绕球队的竞争正变得越来越残酷。

52. 抛开波音与空客：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的崛起之路

原文标题：Forget Airbus and Boeing. Embraer is soaring

核心提炼

在全球两大民航巨头波音和空客陷入供应链泥潭、交机周期长达8至10年之际，全球第三大客机制造商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简称巴航工业）迎来了爆发式增长。自2021年以来，其股价已翻了约十倍，公司手握创纪录的345亿美元订单。

巴航工业的成功得益于多点开花：旗下被誉为“利润猎手”的E2支线客机交付周期短，完美契合了支线航空和点对点直飞的需求；其E175机型在美国支线航空市场形成垄断；Phenom 300公务机连续14年蝉联同类销冠；军用运输机KC-390也乘着全球国防预算增加的东风大获成功。

面对未来的战略抉择，首席执行官弗朗西斯科·戈梅斯·内托正筹划新一轮产品周期。巴航工业甚至有意挑战波音与空客的垄断地位，研发大型窄体客机。尽管研发成本高达100亿美元且面临极高的财务风险，但巴航工业凭借丰富的研制经验和良好的市场声誉，已具备了窥探这一万亿美元市场的底气。

正文

忘掉空客和波音吧，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正在高歌猛进。这家航空巨头的掌门人正绘制着宏大的未来蓝图。

有些民航客机的命名纯粹出于实用主义，只是一串无情的字母和数字，比如空客的A380。偶尔，这些航空巨头也会试图赋予飞机某种高远的意境：波音的787“梦想客机”（Dreamliner）传递着现代舒适的形象；空客的A320neo则凸显了其对最新航空技术的使用。而作为全球第三大客机制造商，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以下简称“巴航工业”）采取的方式则更加直接粗暴——自2017年以来，该公司一直将其燃油效率极高的E2支线客机冠以“利润猎手”（Profit Hunter）的头衔进行市场推广。

这家巴西公司的规模虽远不及空客和波音，但过去几年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仅其小型客机的需求极其旺盛，旗下提供的公务机和军用机型同样供不应求。2021年，该公司共交付了141架飞机；而今年，这一数字有望达到255架。7月24日，公司宣布其积压订单总额已达到创纪录的345亿美元。巴航工业首席执行官弗朗西斯科·戈梅斯·内托（Francisco Gomes Neto）看到了未来“大幅增长”的契机。

投资者也深有同感。自2021年初以来，巴航工业的股价已上涨了约十倍，涨幅远超空客和波音。甚至有人推测，巴航工业可能会顺势冲击大型客机市场，与航空业的两大垄断巨头展开正面交锋。

巴航工业目前正享受着多重行业顺风。如今，航空公司要从空客或波音购买一架大型窄体客机，通常需要等待8到10年。这是由于航空出行需求的激增，以及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长期存在的供应链瓶颈，导致两大巨头积压了高达1.6万架客机订单。这种情况刺激了对巴航工业小型E2客机的需求飙升，因为后者的交付周期还不到两年。

租赁公司Azorra手握50多架E2订单，该公司高管罗恩·鲍尔（Ron Baur）表示，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在小型机场之间直接往返，而非通过大型枢纽转机，这种偏好将进一步拉动小型客机开辟新航线的需求。在这个巴航工业预测未来20年需求量达8,500架的市场中，E2在同等尺寸下的唯一直接竞争对手是空客的A220。正如戈梅斯·内托所指出的那样，即便市场需求只有预测的一半，且巴航工业仅获得其中一半的订单，其产能也足以被填满20年。

此外，巴航工业尺寸更小的E175客机，是目前美国支线航空公司唯一可选的在产机型——因为美国飞行员工会的集体谈判协议限制了支线航空可使用的最大飞机规格。

与此同时，自疫情以来持续高涨的私人飞机销售浪潮也带来了助力。巴航工业在小型和中型公务机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其可搭载多达10名乘客的“飞鸿300”（Phenom 300）已连续14年蝉联同类机型的销量冠军。全球国防开支的爆发式增长，也推动了KC-390军用运输机的订单增长。不仅如此，在电动垂直起降（eVTOL）领域的无数初创公司被淘汰至仅剩少数幸存者之际，巴航工业控股的飞行出租车公司EVE看起来也是个颇具前景的筹码。

然而，戈梅斯·内托认为，他必须“让公司为新一轮产品周期做好准备，以支撑更有雄心的增长”。其中一个选择是开发大型公务机。而更具魄力也更具风险的一步，则是研发一款更大的商用客机，直接挑战空客和波音——预计这两家巨头将在2030年代末推出其核心窄体客机的替代机型。鉴于现有机型销量尚佳，波音和空客目前都缺乏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动力，这恰恰为巴航工业创造了可乘之机。

但要打破双头垄断的格局将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庞巴迪（Bombardier）当年的尝试几乎导致公司破产，最终不得不于2018年将该项目以象征性的价格贱卖给空客（即后来的A220）。空客首席执行官纪尧姆·法里（Guillaume Faury）曾警告巴航工业要“三思而后行”。

然而，波音预测未来20年大型客机市场需求将达到3.6万架，即使只在其中分得一杯羹，其回报也远非开发一款新公务机可比。美银证券的罗恩·爱泼斯坦（Ron Epstein）表示，这将把巴航工业带入“全新高度”。

巴航工业可能再也不会遇到这样的绝佳时机，去施展其在商用客机制造和营销方面的丰富经验了。戈梅斯·内托指出，在过去20年左右的时间里，公司已经获得了近20款新飞机的适航认证，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就。凭借良好的市场声誉，潜在客户绝对会认真对待巴航工业的举动。

不过，瑞银集团（UBS）分析师阿尔贝托·瓦莱里奥（Alberto Valerio）指出，开发一款新客机需要大约100亿美元资金，巴航工业需要寻找合作伙伴来分担这笔费用，其中可能包括发动机制造商、其他供应商，以及客户和外部投资者。

据传，关于是否要向双头垄断发起挑战，巴航工业内部意见尚存分歧。幸运的是，他们还有充裕的时间来做决定。正如戈梅斯·内托所强调的：“我们对目前所处的姿态感到非常自如。”

53. 雨果博斯争夺战：英国零售大亨的高端化野心

原文标题：The battle for Hugo Boss

核心提炼

英国零售大亨麦克·阿什利（Mike Ashley）旗下的弗雷瑟斯集团（Frasers Group）近期向德国时尚品牌雨果博斯（Hugo Boss）发起约20亿欧元的收购要约。此前阿什利持股已超30%，触及德国法律规定的强制收购线。然而，雨果博斯管理层及主要股东认为每股38欧元的报价严重低估了公司价值，目前对该收购持抵制态度。

雨果博斯曾凭借现任CEO丹尼尔·格里德尔（Daniel Grieder）的品牌重塑和电商扩张在2023年达到业绩顶峰，但随后因中英等核心市场消费疲软及业绩下滑陷入困境。阿什利早年依靠收购平价及破产品牌发家，近年来通过“高端化”战略加速向高端零售转型。业内传闻，阿什利正计划由其女婿接任雨果博斯CEO。若收购成功，这家总部位于德国小镇的传统品牌将迎来深刻的文化冲撞。

正文

雨果博斯争夺战：英国零售大亨的高端化野心

雨果博斯（Hugo Boss）曾为纳粹党制作过棕色衬衫，也曾为德意志国防军缝制过军装。而用不了多久，这家德国时尚品牌或许将落入一位英国人（Tommy）的掌心。

在上个月，英国零售巨头麦克·阿什利（Mike Ashley）宣布了一项针对雨果博斯的现金收购要约，拟以20亿欧元（约合23亿美元）收购他尚未拥有的74%股份，该交易需等待监管部门批准。7月27日，欧盟委员会正式批准了此项交易。目前，雨果博斯的股东们须在8月13日前决定是否接受阿什利的报价。

不过，雨果博斯的管理层和监事会均对此交易表示反对，认为该报价“未能充分体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及未来潜力”。不少投资者也持相同看法。持有雨果博斯股份的基金管理公司 GANÉ Investment 首席执行官乌韦·拉特斯基（Uwe Rathausky）指出，阿什利提出的每股38欧元的报价“严重低估”了雨果博斯。今年以来，该公司股价大部分时间都在36至37欧元之间波动，这意味着阿什利给出的溢价空间相当有限。

然而，阿什利或许只是在按兵不动、等待时机。根据德国法律规定，当他在雨果博斯的持股比例突破30%时（目前已达标），就必须依法发起全面收购要约。如果雨果博斯的经营状况继续恶化，阿什利将在接管谈判中占据绝对主动。

阿什利早在2020年就以5%的持股比例进入了雨果博斯的股东名册。次年，美国时尚品牌 Tommy Hilfiger 的前掌门人丹尼尔·格里德尔（Daniel Grieder）出任雨果博斯首席执行官。格里德尔随后对这一略显老气的老牌进行了拆分与重塑：HUGO 品牌主打 Z 世代消费群体，BOSS 品牌则锁定千禧一代（以及希望穿得像年轻人的成熟客户）。这场品牌焕新行动结合电商领域的强势发力，推动公司销售额一路飙升，股价在2023年7月冲上75欧元的历史高点，相比格里德尔刚接手时的46欧元大幅上涨。

然而自那以后，公司走上了下坡路。受整体消费疲软影响，雨果博斯两大核心市场——中国和英国的销售额双双大跌。去年12月，公司发布了利润预警，并公布了一项新战略，旨在提升品牌形象、优化分销渠道并削减开支，计划在2028年前关闭多达50家门店。但格里德尔的拯救计划尚未见效：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的营业利润同比暴跌了42%。

阿什利的财富积累始于他在1982年创立的英国运动服装零售商 Sports Direct。多年来，他屡屡抄底收购伦斯代尔（Lonsdale）、邓禄普（Dunlop）和斯莱辛格（Slazenger）等陷入困境却知名度极高的运动品牌。2018年，拥有170年历史的英国老牌百货弗雷瑟百货（House of Fraser）宣布破产申请仅数小时后，阿什利便果断将其收入囊中。次年，他将旗下集团更名为弗雷瑟斯集团（Frasers Group），并于2022年将日常运营大权交给了女婿迈克尔·默里（Michael Murray）。

近来，弗雷瑟斯集团开启了“狂飙收购”模式。今年3月，集团买下了德国运动品牌彪马（Puma）近6%的股份；6月，又对澳大利亚鞋履零售巨头 Accent 发起了收购要约；7月28日，集团披露已持有英国奢侈品牌巴宝莉（Burberry）4%的股份；据传，他们还参与了高端百货哈维尼科尔斯（Harvey Nichols）的竞标。

这一连串的收购动作，都是该集团“高端化”（Elevation）战略的一部分，旨在摆脱过往的平价形象，向高客单价商品转型。

至于雨果博斯的未来，有传言称弗雷瑟斯集团正在筹谋由默里接替格里德尔出任 CEO，而格里德尔的合同原本要到2028年才到期。目前默里已经是雨果博斯12人监事会的成员之一。如果他最终当选，将成为这家总部位于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梅辛根小镇的本土老牌史上第一位英国籍掌门人。届时，这家德国老字号恐怕少不了一场剧烈的文化冲撞。

54. 截止日期的魅力

原文标题：The delights of deadlines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截止日期（Deadline）不仅是新闻业的支柱，更是所有企业不可或缺的运营基石。它主要发挥着三重关键作用：

第一，克服拖延症。拖延是人类的本性，常导致收入与就业状况不佳。研究表明，自律较差的仲裁员裁决耗时是自律者的三倍多。设置明确的时间节点能有效促使人们采取行动。

第二，止损与增效。在边际收益递减时，截止日期能果断终止无休止的争论。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将其总结为“分歧+截止日期”的决策模式。实验显示，相较于宽裕的时间，人们反而更偏好紧凑的期限，因为较短的期限能带来更高的执行力。

第三，统筹协同节奏。它为企业内外建立了统一的时间预期。以专利申请为例，企业的申报高峰往往严格契合月度、季度和财年的结算节点。

尽管截止日期可能削弱自主感或导致仓促行事，但总体而言，有截止日期远胜于没有。

正文

全文翻译

商业 | 巴特比专栏

截止日期的魅力 拖延者的救星，空谈者的克星，管理者不可或缺的利器

截止日期与新闻业之间的联系不言而喻——若没有截止日期，这篇专栏文章根本不可能面世。然而，对于任何组织而言，截止日期都至关重要。它是克服拖延症的良方，能解决边际收益递减的问题，还能为 workplace（职场）设定运作节奏，统筹协调众多团队与个人的行动。

首先，谈谈拖延。无缘无故拖延事务，是人类本性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曾警告说，懒惰者往往难以装满自己的粮仓。约2700年后的今天，莱斯布里奇大学的布伦达·阮（Brenda Nguyen）及其合著者发表的一篇论文表明，除了“粮仓”的形式变了之外，情况并没有太大改变。在对约2.2万人进行调查后，他们发现，具有拖延倾向的人通常收入较低，就业机会也较少。在另一篇论文中，卡尔加里大学的皮尔斯·斯蒂尔（Piers Steel）及其合著者研究了加拿大职场申诉程序中仲裁员的行为。仲裁员在撰写裁决书时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实际上可以自行设定时间表，但人们同时也期望他们能迅速结案。研究发现，在自我报告的拖延程度上比平均水平高出一个标准差的仲裁员，平均需要83天才能写完裁决书；而比平均水平低一个标准差的仲裁员，仅需26天。

人们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驱使自己采取行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戴恒晨（Hengchen Dai）及其同事进行了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个人们在上面承诺实现特定目标的网站。他们发现，人们更有可能在一年的开头、月初、周一、生日之后甚至是法定假日之后做出承诺。日历上的这些重要节点，似乎给了人们一个摆脱旧我、重新开始的机会。不过，企业不必等待新年的到来，它们随时可以自行设定截止日期。维尔茨堡大学的施特芬·阿尔特曼（Steffen Altmann）及其合著者于202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研究了牙科诊所改变向患者发送复查提醒时发生的情况——诊所承诺向在特定时间内预约的患者提供免费牙刷套装等礼品。结果显示，没有被设定截止日期的患者，其回应积极性低于那些获得了明确目标日期的患者。事实证明，即便没有奖品的诱惑，仅仅是指定一个截止日期本身，就能促使人们预约下一次复查。

截止日期的第二个作用，是在延长工作时间不再能带来更多收益时，果断地将工作收尾。当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被问及做明智决策的秘诀是什么时，他的回答是“分歧加上截止日期”。分歧能确保大家对问题展开充分讨论，而截止日期则能防止人们无休止地空谈下去。在阿尔特曼关于牙科诊所的研究中，还包括一项调查，大多数受访者表示，相比宽松的时间期限，他们更倾向于紧凑的时间节点，因为他们显然意识到，期限太长自己更容易忘记。不出所料，预约复查的时间期限越短，患者的回应就越及时。

截止日期的第三个作用，是在组织内部以及跨组织之间，就工作何时必须完成建立共同的预期。雪城大学的纳塔拉扬·巴拉苏布拉马尼亚姆（Natarajan Balasubramanian）及其合著者的一篇论文研究了截止日期对专利申报的影响。他们发现，个人发明家的专利申请在全年并没有呈现出特定的规律，但企业的专利申报活动却会在月末、季度末和财年末集中爆发。这些申请的密集出现与企业内部的截止日期紧密相连：例如，当公司变更财年时，其申报模式也会随之改变。企业的规划与报告截止日期，以及外部律师事务所的账单结算周期，共同设定了某种节奏，而公司的专利部门则踩着这个节奏翩翩起舞。

当然，截止日期也可能会产生负面副作用。它们可能会削弱人们的自主感，分散人们对长期目标的注意力。最显而易见的是，它们存在导致工作仓促完成的风险。例如，巴拉苏布拉马尼亚姆关于专利的研究发现，在临近月末提交的申请中，由于缺少文件而被美国专利商标局认定为不合格的概率更高。

但无论如何，有截止日期总比没有好。（除非你真的非常讨厌这篇文章。）■

55. 韩国股市的狂欢戛然而止

原文标题：South Korea’s stock-market boom is collapsing spectacularly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由于美股科技巨头为建设数据中心进行豪赌，三星和SK海力士等韩国半导体巨头迎来了史诗级的资金涌入。然而，这场由AI热潮驱动的股市狂欢正以惊人的速度破灭。自6月触顶以来，三星和SK海力士的股价暴跌，市值蒸发数万亿美元。韩国公众曾掀起全员炒股热潮，甚至通过高杠杆ETF放大风险，如今遭遇惨烈平仓，逼得政府紧急出手限制金融衍生品，市场情绪瞬间降至冰点。

韩国的崩盘为全球AI热潮敲响了警钟。行业面临两大核心风险：一是产能扩张导致的“商品化”与中国对手的低价竞争；二是客户长期采购协议在行业下行期可能沦为纸面承诺。尽管英伟达CEO黄仁勋正通过巨额担保等手段维护产业链稳定，但过度干预反而加剧了市场焦虑，更大的泡沫破裂或许已不可避免。

正文

全文翻译

韩国股市的狂欢戛然而止 这或许是一个凶兆

美国科技巨头们正经历从“印钞机”到“烧钱炉”的转变。由于在数据中心上的挥霍无度，市场预计 Alphabet、亚马逊、Meta 和微软明年的自由现金流都将转为负数。然而，硅谷这场对未来的豪赌，却在今天让另一些公司赚得盆满钵满。

预计明年有三家公司的自由现金流将分别突破令人咋舌的2000亿美元。一家是美国市场宠儿英伟达，负责设计运行人工智能模型所需的高级处理器；另外两家则是韩国巨头三星和SK海力士，它们主导着手机、笔记本电脑以及日益增长的数据中心所需的通用存储芯片市场。这两家公司获得的巨额收益，堪称企业史上规模最大的跨国财富转移之一。

然而，这个刚刚迷上股票市场的国家正切身体会到：股价不仅会涨，也是会跌的。自6月份触顶以来，三星和SK海力士的股价已分别惨跌41%和52%，导致高度集中于少数巨头的韩国股市市值蒸发了1.2万亿美元。本周，尽管SK海力士公布的季度营业利润同比暴增了五倍，但投资者依然不买账，致使其股价单周跌幅超过五分之一。至于三星的股价，自互联网泡沫时代以来就从未经历过如此剧烈的波动。

韩国堪称一场将极端国家资本主义与极端市场投机相结合的大胆实验。去年在一场未遂政变后，该国总统曾试图通过喊高股市来提振国民士气（听起来是不是很眼熟？）。韩国综合股价指数（KOSPI）迅速达到了政府预设的目标。普通韩国民众纷纷从保险公司和银行提现入市。工人甚至以罢工相要挟，要求获取媲美华尔街级别的丰厚年终奖。最终，SK海力士和三星芯片部门的员工敲定了拿走公司营业利润10%的夸张方案。这意味着 SK 海力士的员工今年人均可分得50万美元，明年甚至可达80万美元。（作为对比，高盛去年给员工发放的平均薪酬也不过区区40万美元。）

然而，就在几周前还在拥抱市场自由化的政府，如今却不得不出来收拾残局并向公众道歉。今年4月，监管机构才刚刚批准了绑定单只韩国股票的杠杆型交易所交易基金（ETF）。这些基金利用衍生品将股票的每日收益放大数倍。例如，如果SK海力士上涨1%，投资者就能赚2%；但如果下跌10%，投资者可能就想跳楼了。当6月份抛售潮开启时，经纪账户面临追加保证金通知，数以千计的账户被强行平仓，促使监管机构暂停了新ETF的发行。在7月29日的紧急会议上，政界人士承诺将严格限制此类基金的使用，更有官员直言这个市场简直就像个赌场。随着人们预期奢侈品包将被束之高阁，韩国百货公司巨头的股价跌幅甚至追平了芯片制造厂。

对于韩国市场的投资者来说，价值万亿美元的关键悬念在于：存储芯片的价格何时见顶？看多者认为，数据中心建设和机器人技术的需求将推动存储芯片供不应求的态势延续至2030年代。但越来越普遍的观点认为，存储芯片终究逃不出历史长河中每种大宗商品循环的宿命——即一两年内爆发的新新增供应，终将导致价格和利润暴跌。尽管此前经历了一轮惊人的暴涨，但在过去一年里，三星和SK海力士的远期市盈率平均仅保持在个位数，这表明投资者普遍认为它们的利润已经或即将触顶。

作为第一个尝到AI财富甜头的国家，韩国或许注定要成为第一个被收回财富的国家。如果所有的产业红利都集中在供应链的某一个角落，没有任何行业能够健康长存。况且，韩国存储芯片巨头所面临的危险，同样潜伏在AI产业的其他角落。

首先是令人闻风丧胆的“产品通用化（低端化）”。SK海力士和三星的中低端存储芯片销售，正面临着中国竞争对手市场份额扩张的严重威胁（其中一家中国公司本周刚刚盛大上市）。美国的模型开发商同样面临类似威胁，来自中国开源模型的竞争甚至可能对它们构成生死存亡的挑战。

其次是客户那些看似铁板钉钉的采购承诺，很可能只是镜花水月。两家韩国巨头此前大肆宣扬它们与买家签订的“长期协议”，声称预付款和锁定价格为它们未来几年的利润提供了极高可见度。然而，明智的投资者已经开始担心，一旦局势不利，客户总能找到钻空子毁约的方法。投资者同样担心，一旦行业陷入萧条、模型开发商试图撕毁协议，那些数据中心租赁协议究竟能有多大的约束力。尤其是与Meta庞大的表外数据中心相关的累累负债，已经受到了严厉的审查。

在这场摇摇欲坠的危机中，英伟达扮演了关键的“稳定器”角色。身穿皮衣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对每一个争议话题都侃侃而谈：上周他还发表了一篇极具影响力的公开信，为开源模型辩护。但相比于嘴炮，他的支票簿显然更有分量。黄仁勋构建了一个庞大的财务利益网络，努力维持着这场资本派对。据本周报道，英伟达正在洽谈为ChatGPT母公司OpenAI承租数据中心的2500亿美元债务提供担保。更令人咋舌的是，英伟达在上周末宣布与SK海力士达成了一项模糊的“5000亿美元”合作计划，而本周投资者对此甚至显得有些麻木。

然而，就像试图干预市场的中央银行家一样，黄仁勋干预得越多，投资者反而越感到焦虑。毕竟，泡沫被吹得越大，最终破裂时的惨状就越难以想象。

56. AI营收增长虽快，但仍赶不上资本狂飙的步伐

原文标题：AI revenues are growing fast, but not fast enough

核心提炼

全球科技巨头正在展开史上规模最大的AI资本支出浪潮，预计2026年和2027年投资额将分别达9000亿和1.4万亿美元。然而，AI商业化回报面临巨大不确定性。要支撑目前的资本支出，全球AI行业每年需产生约2.5万亿美元的收入，但目前估算的实际年营收仅在1500亿至2200亿美元之间，差距悬殊。

文章指出，虽然AI扩散速度惊人，但企业使用率近期出现停滞，多数企业仅将AI视为边缘工具，依赖免费或低成本模型，缺乏付费意愿。此外，很大一部分新增算力并未带来市场扩容，而是消耗在抢夺存量用户的零和博弈中。AI若要实现收入爆发，关键在于能否显著提升企业生产力，并引发重塑业务流程的“无形资产”投资狂潮。但目前官方数据显示，这类结构性转型尚未发生，投资者面临严重的资本回报不足风险。

正文

好戏才刚刚开始。去年，包括亚马逊、谷歌和微软在内的美国顶尖科技巨头，在基础设施上砸下了45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推动人工智能（AI）的发展。这不过是一道前菜。到了今年，正餐开席：他们将花费9000亿美元购买芯片、建数据中心和采购电力；而2027年还将奉上一份价值1.4万亿美元的“甜点”。为了凑齐这场盛宴的资金，仅在今年，他们就已经举债超过4000亿美元。

这场AI资本支出（capex）狂潮正迅速演变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投资浪潮。如果超级智能触手可及，那么建造足球场般大小的计算集群，或许也将成为历史上最划算的资本分配实践。

然而，资本支出仍可能给投资者带来令人失望的回报。自今年6月触及顶峰以来，各大AI巨头的股价已下跌了20%，因为人们日益担心，整个行业不过是在靠科技企业之间的资金互转来维持繁荣，而非来自于终端用户的真实需求。与此同时，由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这两大芯片巨头主导的韩国基准股指，也已下跌了近40%。7月29日扎克伯格发布 Meta 第二季度财报后，尽管他极力为吞噬大量自由现金流的AI支出辩护，公司股价依然大跌超过7%。

粗略计算显示，若要靠明确的AI收入来覆盖当前的AI资本支出，全行业每年需要产生约2.5万亿美元的营收——这比当今整个科技行业的总收入还要高（而且远高于一年前资本计划尚属温和时的预期）。考虑到普通消费者中愿意为个人AI订阅买单的仅占极少数，真正的大钱必须通过向企业端销售来赚取。例如，交易员可能会使用微软的 Copilot 来构建更好的财务模型，学校可能会利用谷歌的模型来辅导学生。但在眼下，万亿美元级别的销售额依然遥不可及。

要实现AI收入的飞跃，必须有更多企业开始使用AI（经济学家称之为“广度边际”的扩展），同时企业使用AI的程度也要更加深入（“深度边际”的提升）。

在广度边际方面，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的双周调查显示，在前两周内，约有20%的美国企业在“某些业务环节”中使用了AI。英国官方数据显示，约有三分之一的企业声称使用了AI（尽管调查提问方式有所不同）。不论按什么标准来看，这都意味着技术的普及速度极快——毕竟在四年前，还根本没有人使用大语言模型。

然而，这些数字最近可能已经触顶。今年5月，人口普查局的经济学家指出：“在过去六个月里，许多行业的AI使用率保持相对稳定。”由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乔恩·哈特利（Jon Hartley）等人发起的一项调查发现，目前约有33%的人在工作中使用AI，低于2025年中期46%的峰值。

如果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要由发达国家组成）的成员国中，有三分之一的企业采用了AI，那么要凑齐2.5万亿美元的AI收入，这些企业平均每年需要在AI上花费约10万美元。这现实吗？或许可能，但至少就目前而言，鲜有企业将AI视为核心技术，这限制了它们的付费意愿。欧洲中央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025年底使用AI的欧元区企业中，只有十分之一表示在“深度”使用AI。德国联邦银行的研究人员发现，在采用AI的德国公司中，约有一半的企业员工使用AI的时间仅占工作时间的5%或更少。英格兰银行的伊万·约佐夫（Ivan Yotzov）及其同事估计，美国高管平均每周使用AI的时间为1.7小时——这时间只够做出一份像样的PowerPoint演示文稿，干不了更多事。

对于这些浅尝辄止的“爱好者”来说，免费或极度廉价的AI模型就足够用了。英国的官方数据表明，近一半使用AI的企业并未为此付费，大概是在靠美国模型的免费版或中国的开源模型将就着用。金融科技公司 Ramp 发现，只有极少数企业每月在每位员工身上花费数千美元用于AI。然而，今年6月中位数企业在每名员工身上的AI月均支出仅为10.66美元。追踪美、英、加三国中小企业的软件公司 Intuit 报告称，大约只有十分之一的中小企业购买了专门的付费AI工具。

由于数据来源模糊且局势变化迅速，AI的总支出只能靠推算。咨询公司 Exponential View 统计，截至今年6月，生成式AI的年化收入为1750亿美元。Anthropic 的安东·科里内克（Anton Korinek）和加拿大央行的帕特里克·麦凯尔维（Patrick McKelvey）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估计了“AI服务”的总收入。借鉴他们的套路，我们计算出目前这一数字约为2200亿美元（同样按年化计算）。Ramp 的数据则暗示，目前企业支出的2-3%用于AI，折合每年约1700亿美元。

所有这些复杂的计算，与另一个更简单的算法大致吻合：即把销售绝大部分AI产品的巨头们的AI收入相加。Anthropic 的年化收入大概在750亿美元；OpenAI 的收入在数百亿美元；谷歌通过其Gemini模型以及微软获得的收入可能略少一些。SpaceX 今年可能会从企业级AI中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收入。Meta 也能从AI中赚到一点钱。把这些加在一起，你得出的数字大约是每年1500亿美元。

AI的营收增长速度确实快得惊人。但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普里查伊·伦查荣吉库（Phurichai Rungcharoenkitkul）的计算，这种增速对投资者来说可能还远远不够。问题的关键在于，以 Token 消耗量为代表的AI使用量增长，可能比营收的增长还要快。这可能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只是在各个免费模型之间“跳羊圈”，而不是付费购买服务。

伦查荣吉库的分析揭示了一个重要隐含意涵：AI资本支出狂潮中，至少有一部分属于零和博弈。各大企业兴建的额外算力，相当一部分并没有用于扩大付费市场，而是用来从对手手里抢夺客户。该论文暗示，可能有多达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投资不太可能获得满意的回报。

话虽如此，如果满足以下两个条件，AI收入可能会在短期内实现更快的增长。

首先是AI能够显著提升生产力。目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AI正在重塑企业运作。靠机器人替代员工来省钱的企业凤毛麟角。根据约佐夫的研究，十分之九的高管报告称，在过去三年里AI对他们公司的生产力毫无影响。但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改变，就会有更多企业有理由为这项技术投入重金。它们也会更乐意接受涨价，从而进一步推高AI行业的收入。

其次是AI能够增加企业的“无形资本”。企业要想充分利用AI，绝非仅仅付费买个聊天机器人那么简单，而是必须自上而下地彻底重构业务流程，包括人员配置和数据应用。历史经验表明，企业在计算机硬件上每投资1美元，就需要跟进5到10美元的无形资产投资——这意味着，要让AI发挥出应有的潜力，企业每年需要投入数万亿美元进行内部改造。

然而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无形资产投资潮已经到来。像 Palantir 这样提供数据梳理服务的公司，营收只有几十亿美元，而非数百亿或数千亿。美国员工的离职率接近历史最低点，这表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重组寥寥无几。最新数据还表明，美国企业在“组织资本”上的投资——本质上是改善工作流程、内部机制、企业文化、供应商关系和数据流的努力——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

只有当AI真正全面接管经济时，你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

57. 油价犹如易燃易爆品，随时可能暴涨

原文标题：Oil prices remain highly flammable

核心提炼

尽管美伊停火协议频繁重演“冲突—冲突升级—再次停火”的循环，国际油价暂回落至90美元/桶附近，但全球能源市场正面临极高的暴涨风险。

当前油市比数月前更加脆弱，原因有三：首先，霍尔木兹海峡地缘争端加剧，通航量和运油量暴跌九成，保费飙升；其次，新风险不断涌现，胡塞武装封锁红海，重创沙特转运出口，乌克兰对黑海终端的袭击也威胁着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石油供应；最后，市场缓冲机制已近极限，中国等国需求被压至冰点，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40年来最低，成品油及天然气供应极度紧缺。

分析师警告，中断每多持续一个月，油价每桶就可能上涨7至10美元。若风险溢价继续攀升，夏末油价突破110美元并非危言耸听，这将给全球经济及美国大选带来剧烈冲击。

正文

油价犹如易燃易爆品，随时可能暴涨。随着海湾地区局势再度紧张，油价可能在瞬间重回三位数时代。

讽刺的是，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似乎只在两次袭击的间隙才有效。过去两周里，人们对这种模式早已屡见不鲜：先是各方宣布停火，随后某方破坏协议，接着便是报复性打击和极尽威胁之能事，最后又宣布缓和。这种循环根本无法改变现实情况：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依然极其萧条，全球能源系统陷入重压。谈判毫无进展，伊朗坚持要求独家控制该海峡。

然而，石油市场对“持久停火指日可待”依然抱有乐观幻想。作为全球基准的布伦特原油价格目前维持在90美元/桶左右，远低于7月23日盘中创下的102美元的高位。

那么，油价面临的持续风险究竟有多大？五个月的冲突虽然未能将布伦特原油期货推高至150美元/桶，但与今年3月相比，当下的石油市场更为脆弱。原因有三：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愈发不可调和、新的威胁相继浮出水面，以及市场的安全缓冲屏障已被消耗殆尽。

霍尔木兹海峡正是近期局势升级的冲突焦点。美伊两国在6月签署了一份措辞含糊的停火协议，承认了伊朗参与“共同决定海峡未来管理方式”的权利。因此，每当美国护送油轮通过伊朗未实际控制的水道时，伊朗都视之为违约并发起袭击。这让其他船东和保险公司人心惶惶。一位交易员透露，战争风险保费现已飙升至船体价值的12%，而战前仅为0.25%左右。

这导致海峡通航量急剧萎缩，即便在冲突短暂平息后也难以复苏。7月28日，仅有9艘船只穿过海峡，远低于6月下旬60艘的高峰水平；原油运量更是暴跌九成，降至每天80万桶。敢于通航的油轮几乎无一例外地关闭了定位应答器。7月中旬，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招标出售的800万桶原油，仅有少部分被韩国、台湾和日本的炼油厂接盘，而6月时每次招标的成交量高达2000万桶。在美方做出实质性让步之前，伊朗显然不可能松开掐住海峡咽喉的手。此前开始提产的海湾国家如今不得不重新减产，这或许会将石油供应恢复正常的时间推迟至2027年初。

在层出不穷的新威胁中，最严峻的是胡塞武装于7月20日宣布对沙特出口实施封锁，以此报复沙特对其控制港口的封锁。随后，这支获得伊朗支持的武装力量袭击了沙特的部分石油设施，以及多艘在红海运输或准备装载沙特原油的船只。胡塞武装的行动开辟了这场战争的新战场，也让交易员的焦虑焦聚到了第二个海上咽喉要道。

自4月以来，由于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沙特每天将250万至350万桶原油（约占其2025年日均出口量的一半）通过管道运往红海沿岸的延布港（该港以往日均处理量仅70万桶），再经由曼德海峡运往亚洲。日本和韩国对这条通道依赖尤甚。但据数据公司Kpler统计，自7月初以来，沙特经由曼德海峡的出口量已暴跌四分之三，降至每天不足100万桶。这让亚洲炼油厂忧心忡忡，因为它们面临着8月到货延迟的风险。部分炼油厂正在取消延布港的订单，或者将货物转运至埃及地中海沿岸的西迪克里尔港——沙特原油可以通过管道绕道运抵那里，但代价高昂。随着买家竞相抢购海湾地区仅存的现货，阿曼原油的价格也被一路推高。

黑海方向同样不容乐观。7月中旬，乌克兰袭击了里海管道角头联盟（CPC）的终端，导致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每天约180万桶的出口瘫痪了一周。通常日均处理650万桶的俄罗斯舍斯哈里斯终端也一度暂停装载。虽然这两个设施随后恢复了运营，但随时可能再次遭受打击。

与此同时，市场的安全缓冲机制——削减需求与消耗库存——已经接近极限。自2月以来，中国的原油进口量已减少了500多万桶/日。中国以及许多贫困国家的需求已经被压到了骨髓里。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自3月以来已释放了1.08亿桶，目前库存降至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商业库存也已逼近运营极限。

布伦特原油的表面价格掩盖了日益加剧的恐慌：7月初曾短暂上扬的期货曲线如今再次翻转呈现逆差（现货贵于期货），这表明交易员预计短期内将出现严重短缺。成品油市场的供需失衡更为严峻：美国的汽油价格已飙升至150美元/桶，亚洲喷气燃料价格持平，而欧洲的柴油价格更是突破了170美元/桶。

其他大宗商品也未能幸免。随着欧洲与亚洲争夺液化天然气（LNG）资源，欧洲天然气价格已涨至2023年1月中旬以来的最高点。通常供应全球五分之一液化天然气的卡塔尔警告称，在10月中旬之前可能无法履行部分交货承诺。如果僵局持续下去，除美国外的其他国家将不得不消耗本就所剩无几的储备。

分析师警告，供应每中断一个月，每桶原油的价格就会增加7至10美元。再加上更高的风险溢价，到夏末时原油价格稳居110美元/桶以上是完全可能的。这将推动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几周冲向4.50美元/加仑。特朗普试图通过社交媒体发帖来干预石油市场的做法——不妨称之为“发帖保和平”——终究无法违背客观的物理规律。

58. 如何设计能代表欧洲的纸币

原文标题：How to design paper money that represents Europe

核心提炼

欧元纸币发行二十余年，即将迎来一次全新改版。欧洲中央银行希望借此彰显欧洲大陆的文化自信与共同认同。2002年首发及2013年小幅升级的旧版欧元，采用了虚构的桥梁与窗户等建筑元素，虽意在展现开放与连通，同时避免国家间的纷争，却被批缺乏灵魂、枯燥乏味。

目前，欧洲央行已锁定两大备选主题：一是“自然风光”，正面印上美丽的鸟类与河流，背面则是欧盟主要机构建筑；二是“文化盛宴”，正面呈现居里夫人、贝多芬等享誉世界的欧洲巨匠，背面展示合唱团、广场等日常文化场景。欧洲央行大胆就设计方案征求公众意见，结果引发了网友的幽默调侃。大家纷纷晒出心中最真实的“欧洲特色”：废弃的边境关卡、连着瓶盖的塑料瓶、悠闲享受生活的人们，甚至有人建议印上“休假中，九月回归”的自动回复，展现出独特的欧式生活幽默。

正文

在许多欧洲民众眼中，欧盟绝非仅是一个官僚化的技术性联盟，它更象征着一种共同的文化与生活方式。欧元区领导人则认为，对这套已被21个欧盟成员国使用二十余年、略显陈旧的纸币进行升级，是向外界展现欧洲自信的大好时机。

2002年发行的初代欧元纸币（曾于2013年进行过一次小幅改版），上面印有虚构的桥梁、门廊和窗户。这种设计本意是体现欧洲的开放与互联，同时避免因偏袒某个具体国家而引发争议。每种面额分别代表了从罗马式到洛可可式的某种欧洲建筑风格。然而，这些图案显得枯燥而缺乏灵魂，当时人们的兴奋感大多仅仅源于欧元这一新事物本身。

欧洲中央银行及其热爱古典音乐的主席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希望新版纸币能承载更多内涵。目前，欧洲央行已将主题范围缩小至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走自然路线，正面绘制美丽的鸟类与河流，背面则“藏”着几乎没人能认出的欧盟核心建筑（包括欧洲央行大楼）。第二个选项则更为自信地彰显欧洲文化：正面印有伟大的科学家与艺术家，例如曾两次荣获诺贝尔奖（物理学奖与化学奖）的玛丽亚·斯克沃多夫斯卡-居里（居里夫人），以及末乐章包含了欧盟盟歌《欢乐颂》的路德维希·凡·贝多芬；背面则呈现合唱团、图书馆或城市广场等日常文化生活场景（尽管这些场景并非欧洲所独有）。

欧洲央行非常大胆地就十套精雕细琢的设计方案征求公众意见。而在社交媒体上，欧洲网友们则趁机晒出了他们心中真正能代表“欧洲特色”的画面：废弃无用的边境检查站；连着瓶盖的塑料饮料瓶；或是两名意大利DJ在阳台上边抽烟、边喝金巴利酒、边做音乐，对外界的烦恼毫无察觉。还有人建议直接在纸币上印上一句自动回复：“人在休假，九月回归”。不过，《经济学人》最中意的方案，是在纸币上印上半打名人的面孔——那就是英国脱欧以来的历任首相们。

59. 债务高企阻路，欧洲统一安全资产仍遥不可及

原文标题：A common European safe asset is still unlikely

核心提炼

建立统一的欧洲公共债券（即安全资产）虽能深化金融市场整合并提升欧元国际地位，但在短期内依然难以实现，其根源在于各国的巨额债务与财政分歧。德国总理梅尔茨强烈要求削减新一期的欧盟预算，反对扩大债务规模。目前，欧盟债券因缺乏独立的征税权保障、不可循环展期且流动性不足，其收益率普遍高于德国国债。

尽管有学者和西班牙等国提出将部分国家债务转换为“蓝色债券”或联合发行短期国债等设想，但在缺乏统一财政与政治联盟的前提下，债务共担（债务共同化）无异于“盲目豪赌”，低债务国难以对高债务国产生信任。面对高龄化与国防支出的激增，若无财政盈余，部分成员国的高债务率将难以为继。在可预见的未来，欧盟共同债务仍将十分有限，欧洲金融一体化将不得不继续在缺乏统一基准债券的困境中艰难前行。

正文

债务高企阻路，欧洲统一安全资产仍遥不可及

7月28日，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专程飞抵都柏林，只为了亲手送达一个斩钉截铁的信号：不行（Nein）。受访者是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Micheál Martin），他在本月初刚刚接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主席，而欧盟正急需敲定一份新的七年期预算案。受国内财政紧缩和加税政策影响而处境艰难的梅尔茨坚称，目前约1.7万亿欧元（约合2万亿美元）的预算提案令人无法接受。“我们需要一份全面削减预算的草案，削减规模要达到几千亿欧元。”

如果欧盟还需要开始偿还既有债务，削减的力度甚至得更大。过去，欧盟已累计发行了8400亿欧元的债券（约占其GDP的4.5%），主要用于支持疫情后的复苏基金。仅偿还这些债务的本息，就需要从预算中拿走约1680亿欧元。即便如此，欧盟委员会还希望在现有的国防贷款计划和900亿欧元对乌援助之外，进一步扩大发债规模——他们拟设立一个超3000亿欧元、靠发债筹资的机制，以应对各种不可预知的危机。

不过，梅尔茨或许应该看到其中积极的一面。一个更多依靠债务融资的欧盟，有助于培育出一个蓬勃发展的“欧洲债券”市场，而非割裂的各国国债市场。然而到目前为止，作为欧洲大陆标杆的德国国债相比，欧盟债券在交易时始终存在折价，其收益率要高出约0.3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为欧盟本身没有征税权，一旦爆发危机，德国必然会优先偿付本国债务。此外，欧盟债券并非永久性资产，按规定到期必须偿还而不能滚动展期。某指数提供商的一位高管表示，这就是为什么它被排除在主权债券指数之外的原因，而且这一状况短期内很难改变。定息收益资产管理公司品浩（Pimco）的康斯坦丁·维特（Konstantin Veit）补充道：“投资者还需要对较低的流动性获得补偿。”如果能建立一个流动性充沛的欧盟债务期货市场，就能降低风险对冲成本，但如今的衍生品市场实在过于萎靡。

即便推出依靠发债筹资的新项目，其规模可能也太小，不足以支撑起一个足够大且长期存在的欧盟债券市场。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案是将现有的国家债务转化为欧洲公共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奥利弗·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与对冲基金巨头资拓（Citadel）的安吉尔·乌比德（Ángel Ubide）曾主张，各成员国应通过欧盟发行相当于其GDP 25%的高优先级“蓝色债券”。西班牙最近也向欧盟提出了类似构想。另一个设想是联合发行所有期限在一年以内的短期国债（Bills）。由于短期国债极少被纳入债务重组，它们本质上属于优先债务。

但这两项提议的共同症结在于，它们都会创造出某种形式的连带责任：一旦出了岔子，谁来买单？“如果在没有财政和政治联盟的情况下实现债务共同化，无异于一场盲目豪赌，”一位欧盟委员会高官直言。低债务国根本无法信任那些高负债国。

按照国际标准来看，欧元区整体90%的债务占GDP比重似乎还在可控范围内。相比之下，美国的这一比率已超过120%，中国也快速上升至100%。但部分欧盟成员国（如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比率已突破100%。IMF预计，欧洲的名义经济增长率最高约为3.5%（实际增长率至多1.4%，加上2%的通货膨胀），这与当前的长期利率基本持平。这意味着，如果不实现主权财政初级盈余（即扣除利息支出前的财政盈余），债务占GDP的比重就根本无法下降。

据摩根士丹利测算，到2040年，利息支出、人口老龄化以及国防需求将使公共支出额外增加GDP的3%至5%。欧元区的主要救助机构——欧洲稳定性机制（ESM）估计，要想在2035年前让债务比率进入下降通道，各成员国必须在未来十年内将财政赤字减少GDP的4%至9%。即使是向来被奉为财政纪律典范的德国，目前也说不清该如何填补2028年后的预算缺口。

这一切使得发行统一欧盟债券的宏伟设想在当下变得遥不可及。欧盟债务的规模仍将十分有限，且仅限于针对特定公共支出项目（如对乌援助）。深化金融市场一体化以及提升欧元的国际地位，将不得不继续在缺乏统一欧洲基准债券的情况下艰难推进。而且，千万不要以为德国国债就能永远作为替代品。一位投资者就表示：“完全存在这样一种可能的情景——十年后，西班牙的财政状况会比德国还要稳健。”

60. 日本推行时机不当的财政刺激方案

原文标题：Japan pursues an ill-timed fiscal stimulus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新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了被称为“高市经济学”（Sanaenomics）的新经济路线。虽然她自视为安倍晋三的继承者，但其政策与“安倍经济学”有着本质区别。高市经济学摒弃了结构性改革与货币宽松，将核心完全聚焦于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旨在通过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产业政策来提升国家经济主权。

然而，这一方案推出的时机饱受质疑。当前日本经济并非需求不足，产出缺口已转正且通胀持续，强行刺激可能加剧经济过热。此外，高市经济学过度依赖政府举债来带动民间投资，试图弱化财政赤字约束。这种做法面临三大严峻考验：债券收益率上升推高融资成本、日本银行（央行）持续加息加重利息负担，以及通胀加剧对居民生活造成的冲击。依赖官僚选择胜出行业来带动长期增长的策略，在人口老龄化的日本面临极高风险。

正文

全文翻译：

自去年十月就任日本首相以来，高市早苗便将自己塑造为该国任职时间最长的领导人——已故首相安倍晋三的继承者。外界原本预期她会重启以超宽松货币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这“三支箭”为核心的“安倍经济学”。然而，本月公布的两份政策文件却表明她正偏离这一既定路线。

安倍经济学旨在让日本彻底摆脱数十年的通缩阴霾，而高市经济学则侧重于强化日本应对地缘政治冲突的能力。在被称为“骨太方针”的年度经济财政运营基本方针中，明确指出日本必须跟上全球产业政策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另一份新的增长战略文件则呼吁，到2040年新增120万亿日元（约合7330亿美元，相当于去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8%）的公共投资，以此撬动250万亿日元的民间资本。这笔资金将涵盖从造船到半导体等17个领域和62种产品。为了争取民意，高市还主张降低食品的消费税。

在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中，高市经济学仅保留了财政刺激这一支。尽管高市曾施压日本银行（央行）维持低利率，但央行仍将其基准利率从她上任时的0.5%上调至1%。与此同时，推动扩大移民和改善企业治理等结构性改革的政治意愿已然减退。

然而，当前绝非推行“大爆炸式”大规模财政支出的大好时机。与安倍时期不同，日本如今不再面临需求不足的问题。自2022年以来，尽管近期略有放缓，日本的通胀率大多维持在2%以上。据日本银行测算，日本目前存在0.5%的正向“产出缺口”，这意味着经济运行已略显过热。

但高市经济学提出了另一种刺激经济的依据。高市担忧日本失去经济主权，尤其是面对来自强邻的压力。她认为日本长期遭受投资不足和“过度紧缩”的困扰。咨询机构穆迪分析的斯特凡·昂格里克指出，日本的实际公共投资仍比2019年的水平低约8%。高市经济学的支持者主张，正是这种紧缩导致了日本最深层的经济沉疴——企业囤积现金。

这些资金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海外投资。知名学者会田卓司等高市经济学的倡导者主张，为了将资金引回国内，日本应该利用公共投资来拉动经济升温，甚至建议将产出缺口推高至2%。根据高市的增长战略，公共投资不仅能带动民间投资，还能增加就业、提升消费者信心和企业利润，从而开启增长的“良性循环”；届时无需提高税率，税收收入自然会增加。

这种对增长的执念，导致其对日本的财政极限持模糊态度。在最新的“骨太方针”中，原先确立的实现基础财政收支平衡（不含利息支出）的预算目标，已被强调降低债务占GDP比重的新目标所取代，而新型“桥梁债券”将被排除在该比重计算之外。咨询机构日本展望的托比亚斯·哈里斯指出，这种跨年度的新预算编制模式将在边缘化谨慎的财务省的同时，为高市偏好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放宽财政目标可能会彻底解开政府支出的枷锁。得益于通胀，自疫情以来，日本约占GDP 130%的净债务比重一直在下降。高盛银行预计，只要目前超过3%的名义经济增长率继续高于日本债务的实际有效利率（因锁定低利率，目前低于1%），这一趋势就会持续多年。

其中的诱惑显而易见。正如会田卓司所言：“唯一的财政负担是利息成本。因此，只要未来的收益超过利息成本，就应该毫不犹豫地通过发行国债来为战略性投资筹措资金。”

然而在现实中，高市经济学所面临的制约将比其制定者预想的更为严苛。

首要制约来自国债市场。今年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大幅飙升，从1月的2%升至2.8%。若市场进一步抛售国债，将逐步推高政府的融资成本。高盛估计，如果财政赤字扩大到GDP的2%左右，但10年期收益率维持在当前水平附近，债务比重在未来十年内仍会下降；但如果收益率上升到3.5%，债务比重在五年后就会停止下降。这引发了时间错配问题：高市的项目投资所带来的任何增长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显现，但用于筹资的借贷行为却会立即对金融市场造成冲击。况且，随着以往可靠的国内投资者逐渐被更加挑剔的外资所取代，国债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敏感。

第二重制约来自日本银行，该行很可能继续收紧货币政策。德意志银行计算，利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政府每年就要多支付5万亿日元（相当于GDP的0.7%）的利息。高市在就任前曾称加息是“愚蠢的”，她可能会像安倍当年那样试图驯服央行。但如果她真的这样做，国债市场可能会掀起反抗。上个月预发布版“骨太方针”中对日本银行的强硬表态，恰逢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三十年新高（最终版本保留了对央行独立性的表述）。

此外还有通胀问题，高市在此面临双重困境。由政府支出引发物价暴涨会给家庭带来痛苦，降低食品消费税正是为此做出的回应；但如果通胀率过低，又会拖累名义经济增长，进而恶化财政前景。增长战略设想日本能够完美穿针引线：实现1%的实际增长率和2%的通胀率。然而，即便是1%的实际增长，也需要生产率得到持久提升。在一个老龄化且增长乏力的经济体中，即便是对于一位雄心勃勃的结构性改革者来说也是极其困难的，更何况高市并非此类改革者。

归根结底，高市经济学实际上是一场赌博，赌的是日本干练的官僚们能够在17个领域中精准挑选出赢家，以至于其他一切问题都不再重要。即便对这些精英官僚而言，这也绝对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61. 散户投资者当心“永续期货” trap

原文标题：Retail investors should beware perpetual futures

核心提炼

“永续期货”（Perpetual Futures，简称Perp）这种源自加密货币领域的金融衍生品，正加速向主流金融市场渗透，散户投资者需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传统期货有明确的到期日，而永续期货取消了到期限制，通过“资金费率”机制维持其与标的资产的价格联动。这种产品本质上是一种带有极高杠杆的价格博弈工具。虽然它迎合了散户交易简便的需求，并提供高达数倍甚至数百倍的杠杆，但其底层机制却隐藏着对散户极不利的“抽血”规则。

资金费率中通常包含固定支付的利息费用（如每8小时0.01%）。在复利效应下，做多的散户一年需支付超过10%的持有成本，而这些费用大部分流向了做空的专业机构。如今，永续期货已从加密货币扩展至股票、黄金和原油等传统资产，年交易量达数十万亿美元。面对这种精巧的金融“收割”工具，散户切勿盲目跟风。

正文

金融与经济 | 梧桐树专栏（Buttonwood）

散户投资者当心“永续期货” 这种在加密世界风靡的奇特金融产品，正在吹向主流市场

2026年7月30日

任何声称自己“重新发明了旧概念”的人，都难免招人猜忌。但如果这个概念与钱有关，最明智的做法不是猜忌，而是立刻转身走人。因为“我重新发明了一个旧的金融概念”这句话，潜在的意思其实是：“只要你给我半点机会，我就要拿走你的钱。”

永续期货（Perpetual Futures，简称“永续合约”或“Perp”）最早于2016年由亚瑟·海耶斯（Arthur Hayes）推向市场，他是加密货币衍生品交易所BitMEX的联合创始人。衍生品本质上是一种金融合同。有些衍生品的细节繁琐复杂，连大多数专业交易员看了都昏昏欲睡；但传统的期货合同其实相当直观，且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期货就是指双方约定在未来的某个固定到期日，以预先确定的价格买入或卖出某种资产。早在18世纪日本的堂岛米市，人们就用它来交易大米。自那时起，从玉米到电力，世间万物皆可做成期货。十年前，海耶斯先生对其进行了重新构想，将其变成了押注比特币涨跌的工具。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猜到了接下来的剧情。海耶斯先生的创新之处，在于彻底废除了“到期日”。

要理解这一点，不妨把传统期货看作是一场针对资产价格的赌局，而不是交割标的资产的合同。如果在签订合同后价格上涨，“做多”的一方就赚了，因为他们可以低于市场价买入标的资产；而作为镜象的“做空”一方，则亏损相同的金额。反之，如果价格下跌，多头亏损，空头获利。永续期货的参与者签署的也是大致相同的盈亏结构，只不过双方压根没打算去真正交易标的资产。

既然如此，何必多此一举？原因之一是很多人天生好赌，而加密货币交易所里正聚集着大量投机客，期货恰恰是非常棒的博弈工具。一枚比特币的价格大约在64,000美元左右，这意味着拿100美元只能买到微不足道的一小点。如果比特币价格上涨1%，你只能赚到可怜的1美元。但如果用期货来押注比特币，某些交易所允许你将杠杆倍数放大至200倍。这样一来，同样是1%的价格上涨，就能为你带来200美元的净利润——当然，如果下跌1%，你也会立刻亏光200美元。

海耶斯先生表示，当时的问题在于他的客户金融知识“非常有限”，传统期货对他们来说“学习门槛太高”。特别是客户总问他为什么合同会到期：“他们以为我们在暗箱操作。”他的解决方案就是发明永续合约——一种永远不会到期的期货。

这需要相当精妙的金融工程设计。因为永续合约永远不交割，所以需要一种机制来确保其价格不会偏离标的资产太远。担此重任的是“资金费率”（Funding Rate），即每隔几小时自动结算一次的费用。如果永续合约的价格远高于标的资产，多头就要按照差价比例向空头支付费用——这会促使更多人去做空永续合约，从而拉低价格。如果永续合约价格远低于标的资产，过程则正好相反。

不过在批判者看来，资金费率机制掩盖了制造永续合约的一个更深层动机。这一费率中还包含一项硬性利息：多头每八小时需向空头支付合约名义价值0.01%的利息。在复利的魔力下，这项听起来微不足道的费用，每年会蚕食掉多头超过10%的持仓价值。不用说，绝大多数用永续合约做多的都是散户，而坐收这笔利息的，则是专业的空头机构。

对此，海耶斯先生的表现坦率得令人吃惊。“基本上这个规则就是我定的，”他说，“我说我想靠资金赚10%的收益……从那以后就再也没人改过。”

既然赌徒们乐此不疲，又有什么修改的必要呢？另一家交易所Hyperliquid每天的永续合约交易量高达100亿美元；而在全球范围内，这一数字每年的交易总量可能超过90万亿美元。过去，美国人只能在离岸平台交易永续合约，但自今年5月起，他们已经可以通过预测市场平台Kalshi在本土进行交易（该平台取消了利息成分）。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甚至因批准了这一业务，而被另一家大型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CME Group）告上了法庭。

不仅如此，永续合约早已超出了加密货币的范畴。如今市场上的永续合约产品琳琅满目，投机客们可以借此押注股票指数、单只股票、黄金、原油等各种资产。

遗憾的是，作为始作俑者的BitMEX近来日子并不好过，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收割成果。去年，因违反反洗钱规定等行为，一位联邦法官对其开出了1亿美元的罚单。今年7月23日，该交易所正式宣布将于9月永久关停。

不过，如果你依然想借助永续合约小赌一把，市面上还有许许多多的平台，正满欢喜地准备收下你的钱。■

62. 美国国际开发署关停后，究竟有多少人因此丧命？

原文标题：How many people are dying as a result of USAID’s demise?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2025年埃隆·马斯克协助特朗普拆解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后，关于该机构裁撤导致的死亡人数引发激烈争论。马斯克断言死亡人数为零，而《柳叶刀》发表的研究则预测到2030年将导致1400万人死亡。

真相介于两者之间。实际死亡人数远低于学界预测，但也绝非马斯克宣称的零。1400万的预测过于夸大，一方面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并非全面关停，健康和人道主义等核心救命资金仅削减约三分之一，并被转由其他部门管理；另一方面，研究模型假设“未来的援助效率与过去相同”，忽略了边际效应递减的经济学规律。然而，援助中断引发的混乱依然酿成了惨剧，如马拉维因急救交通中断导致产妇死亡，索马里因诊所关闭导致严重营养不良儿童无法得到救治。马斯克宣称的“零死亡”纯属虚妄，关停USAID确实造成了生命的损失。

正文

全文翻译：

美国国际开发署关停后，究竟有多少人因此丧命？ 死亡人数少于学者的想象，但多于埃隆·马斯克的承认

埃隆·马斯克至今毫无悔意。从2025年1月开始，在担任唐纳德·特朗普政府“首席成本削减官”的短暂任期内，这位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老板协助总统拆解了全球最大的对外援助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18个月过去了，他依然坚持认为，USAID的关停没有造成任何一条生命的消逝：“正好是0.0，”他说。

援助领域的官员们对此并不认同。比尔·盖茨指责马斯克“杀害了世界上最贫困的孩子”。在削减行动启动后不久，研究人员就对造成的人力成本展开了粗略估算。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成果于2025年7月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该研究估计，到2030年，USAID的解散将导致1400万人死亡。

然而，无论“死亡人数为零”的断言，还是“数千万人死亡”的预测，都经不起严密的推敲。

USAID曾每年分发600亿美元资金，约占全球对外援助的四分之一，资助范围涵盖从抗艾滋病药物、灾难救援到无线电台和司法智库的方方面面。该机构的骤然关闭打乱了许多救命的援助工作，这确实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永久性的资金削减还将导致更多人死亡。但那些最悲观的死亡人数估计，其前提是假设特朗普计划彻底取消USAID曾经资助的所有项目。事实上，许多项目被保留了下来，目前正由其他政府部门重新分发资金。

真实的情况往往错综复杂。在特朗普切断所有资金一周后，他临时给予了“拯救生命”类服务豁免权。但由于对哪些项目符合条件存在困惑，部分服务再未能重启，而另一些项目则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被永久放弃。

只要走访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USAID关停带来的悲惨后果就会呈现在眼前。在马拉维，大多数产科诊所依然保持开放，但提供偏远村庄救护车服务的公司却倒闭了。2025年3月，本专栏作者见到了25岁产妇普鲁登丝（Prudence）的家人，她在两周前因难产死于村里。当地卫生工作者表示，她是自当年1月以来死亡的10位产妇之一，如果当时有运输工具，她们本可以被送往诊所救治。

在粮食短缺日益严重的索马里，由于美国削减资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旗下四分之一的诊所被迫关闭。这些诊所主要用于救治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2025年，当地住院救治的人数翻了一番，达到768人，其中部分儿童不幸夭折。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即便得到救治，有些人依然可能无法幸存，但也必然有一部分人能够活下来。那么，具体有多少人呢？

决策者无法统计出所有像普鲁登丝这样的具体病例。同时，援助资金的削减也减少了卫生调查的经费，这使得量化USAID关停后果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目前关于死亡人数的估计，都是基于更宏观、也较不可靠的方法推算出来的。

巴西巴伊亚联邦大学的丹妮拉·梅德罗斯·卡瓦尔康蒂（Daniella Medeiros Cavalcanti）和卢卡斯·德奥利维拉·费雷拉·德萨尔斯（Lucas de Oliveira Ferreira de Sales）等人发表在《柳叶刀》上的论文，对比了2001年至2021年间，人均接受USAID援助金额不同的国家其死亡率下降的情况。他们发现，一个国家平均获得的资金越多，其死亡率下降得就越快。但众所周知，获得援助最多的最贫困国家，其死亡率本身下降空间也最大。

作者虽然对人均GDP进行了控制，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孤立出援助的真实效果。死亡率下降速率的不同还有其他解释——例如，援助官员倾向于青睐那些医疗卫生体系较好的国家，而这些国家本身的死亡人数就会更少。然而，作者们将这种推导出的关系直接套用到了未来五年。在假设美国援助将减少83%的错误前提下（与资金保持在2024年水平的设想相比），他们推算出了1400万人死亡的数据，其中包括450万儿童。

其他研究同样存在漏洞。波士顿大学的研究人员估计，营养不良将导致额外的儿童死亡：他们用USAID营养项目1.6亿美元的预算，除以救治濒死儿童所需营养包的150美元成本，得出将减少110万份营养包。若没有这些营养包，将有10%至20%的儿童死亡，这意味着至少会有16.8万人丧生。然而，这1.6亿美元中几乎没有多少是直接用于此类紧急救助的，大部分资金是拨给贫困国家的妇幼以预防饥饿，而非治疗饥饿。况且最终，该项目只是被移交给了另一个部门，并未被削减。

从根本上说，这类估算存在两大缺陷。

首先，医疗卫生资金的降幅并没有许多人预期的那样可怕。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的援助总额削减了约三分之一，但削减最严重的是教育和民主推广等领域。最能拯救生命的卫生和人道主义资金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2026年，特朗普政府的全球卫生预算为100亿美元，仅比乔·拜登2025年的预算少了24亿美元。

其次，研究人员假设援助在未来的影响将与过去相同。然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21世纪初是一个取得了非凡成效的特殊时期，且在援助削减开始前，这种红利就已经在放缓。大多数见效快、易实施的举措（如接种疫苗和发放疟疾蚊帐）已经普及。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死亡率从2000年的每千名新生儿79例骤降至2016年的42例。然而到了2022年，这一数字仅微降至37例。如果假设今天投入的额外资金能产生与20年前完全相同的效果，未免过于异想天开。

即便实际死亡人数远少于预估，这也不能为马斯克脱罪。他所谓的“零死亡”观念显然是错误的，仅普鲁登丝的故事就足以反驳这一点。人类付出的生命代价之所以有限，是因为削减资金的力度比他原计划的要温和。

马斯克还声称，他当时正在鼓励其他机构介入接盘。贫困国家的政府可能确实采取了行动，若真如此固然是好事；但富裕国家的政府并没有这么做，相反，他们把美国的退出当成了自己跟风削减援助的信号。

政治决策往往伴随着以生命为代价的残酷选择，这是一个冰冷的事实。尽管失去的生命比人们担心的要少，但不可否认的是，生命的消逝依然发生了。

63. 量子计算机的潜能与局限

原文标题：Quantum computers promise mathematical superpowers

核心提炼

量子计算机正展现出超越传统算力的巨大潜能，并引发了学术界、工业界与政府的投资热潮。其核心优势在于利用量子叠加与纠缠特性，以极高的效率处理复杂的数学结构，但这一特性也决定了它并非能够全面加速所有计算任务的通用工具。目前，量子计算最被看好的应用领域依然是破译特定加密算法以及精准模拟量子力学现象（如化学反应与新材料研发）。与此同时，虽然金融优化和物流等领域也在探索量子算法的落地可能，但实际加速效果仍有待验证。此外，硬件技术路线的多元化、高易错性以及逻辑量子位构建的难度，依然是当前发展面临的主要技术瓶颈。

正文

关于量子计算技术的突破、产业应用与未来发展前景的详细探讨如下：

加密机制与算力突破

互联网上的数据传输严重依赖于加密技术的保护。虽然现行加密方案尚未在实际操作中被有效破解，但也缺乏绝对安全的理论证明。随着量子计算理论的推演，特定的数学算法已经证明可以大幅缩减破译传统加密方式所需的时间。随着近年来量子计算硬件的快速发展，各界对该领域的关注度与资金投入均呈现爆式增长，多家初创企业相继上市并获得高额融资，各国政府和科技巨头也纷纷加大布局力度，力争在故障排除与系统稳定性方面取得关键突破。

应用场景与算力边界

量子计算机的强大算力主要来源于量子力学的独特物理性质。传统计算中的比特只能代表确定状态，而量子比特则能够处于叠加态与纠缠态，使得算力随比特数量增加呈指数级扩展。然而，这种特性并不意味着量子计算机能为所有日常计算带来加速。由于从量子系统中提取结果需要解除叠加态，只有当特定数学结构能够有效放大正确答案的概率时，量子计算的优势才能得以发挥。因此，对于绝大多数日常事务而言，传统计算机依然是更为高效且经济的选择。

硬件路线与技术挑战

目前，量子计算领域仍处于多种技术路线并存的探索阶段。包括超导电路、离子阱、中性原子、光子以及电子自旋在内的多种方案各具优缺点，涉及运算速度、稳定性和冷却成本等多方面的权衡。其中，环境干扰导致的计算错误是阻碍量子计算机走向实用的最大障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研究人员正在通过多物理量子位联合构建具备纠错能力的“逻辑量子位”，以期实现具备工业实用价值的容错量子计算机。

核心价值与潜在风险

在实际应用方面，破解现有加密算法和精准模拟物理化学过程仍是量子计算最明确的两大方向。针对量子破译风险，全球多国政府正推动向“后量子加密”标准的过渡，但庞大的旧系统升级面临极高的时间与技术成本。另一方面，量子计算机在模拟分子结构和电子相互作用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能够弥补传统近似计算的不足，为生物医药、电池材料以及超导研究带来革命性突破。尽管金融分析与约束优化等领域也在尝试引入量子算法，但由于数据准备成本等因素，实际加速效果仍有待进一步验证。随着硬件性能的不断迭代与实验范围的扩大，量子计算未来有望在更多未知领域展现其独特价值。

是否需要为您提供后续相关章节或专题内容的概要与分析？

64. 人工智能与量子计算：竞合相生的“亦敌亦友”

原文标题：AI and quantum computers will be frenemies

核心提炼

人工智能（AI）与量子计算并非零和博弈的竞争对手，而是互补互利的“亦敌亦友”关系。两者在三个维度深度交织：首先，在目标领域（如材料科学、化学与生物学），AI依靠模式识别进行预测，量子计算则擅长高精度的量子力学物理模拟，两者结合可形成闭环，极大提升科研与研发效率。其次，两者能相互赋能：AI可作为“解码器”协助量子计算攻克纠错难关并简化编程；而量子计算机则能通过“储能池计算”等独特机制，显著缩短AI模型的训练周期。最后，在资源层面，相比耗电惊人、依赖庞大数据中心的高端AI训练，量子计算展现出极高的能效优势。量子技术正逐步走向实用化，它不仅能以更高的效率加速AI发展，也将成为AI时代不可或缺的核心算力补完者。

正文

2013年，谷歌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联合成立了一家量子计算实验室。当时的想法是利用加拿大D-Wave公司制造的专用量子计算机，来改进机器学习算法训练中极其繁重的计算任务。然而遗憾的是，这个实验室的思想理念太超前了——甚至超前了整整两个时代。正如D-Wave现任首席执行官艾伦·巴拉茨（Alan Baratz）如今所承认的那样，当时无论是后来被重新定义为“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还是量子计算，都远未成熟。实验室成立次年发表在《自然·物理学》（Nature Physics）上的一篇论文指出，D-Wave的设备在处理AI任务时的表现并不比普通的图形处理器（GPU）更好。

尽管如此，AI与量子计算的命运依然紧密交织在一起。有人认为两者相辅相成：AI的进步推动了量子计算机的研制，而量子算法的发展也为改进AI提供了全新思路。但也有人视其为竞争对手。听听当今AI实验室的口风就会发现，他们认为等量子计算机真正投入使用时，恐怕世界上已经没有多少有价值的问题留给它去解决了。

然而，事实真相并没有那么戏剧化。AI与量子计算的交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们试图解决的问题领域；第二，两者相互构建与赋能的方式；第三，它们所争夺的资源。而在每一个维度上，合作似乎都是实现赢面最大的策略。

量子计算机最具前景的应用场景是模拟量子力学本身——在实际应用中，这意味着材料科学、化学和生物学等领域。即便是模拟相当简单的化学反应，所需的计算量也极其庞大，连超级计算机也只能做出容易出错的粗略近似。而一台足够强大的量子计算机，则可以在最底层的物理维度上对现实进行真正高保真的模拟。

不过，像Isomorphic Labs或CuspAI这样的AI初创企业，已经在致力于开发旨在解决相同挑战的系统，只是它们依赖模式识别来进行预测，而非依靠超高精度的模拟。CuspAI的联合创始人查德·爱德华兹（Chad Edwards）此前曾是剑桥量子计算初创公司Quantinuum的高管，直到AI的飞速进展说服了他“转投阵营”。

有时，这种竞争角力也会反向上演。今年3月，中国研究人员展示了一个能够超越传统天气预报方法的微型量子系统。香港媒体对该论文进行了报道，并将其视为对AI产业的一次重创，甚至可能让昂贵的数据中心面临淘汰风险。

IBM负责AI模型的副总裁戴维·科克斯（David Cox）认为，这种零和思维是个误区。他表示，量子计算机将始终拥有一席之地，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类型的计算机能够做到量子计算机能做的事”。一个试图预测化学反应的AI模型，首先需要在数百万个样本上进行训练，才能推导出其中的规律。既然量子计算机能够提供更精确的模拟，那么基于这些模拟训练出的模型就能做出更准确的预测。反过来，这些模型又能帮助挑选出其他有潜力的化学研究对象，指引量子计算机进行重点攻关。IBM研究院首席科学家鲁奇尔·普里（Ruchir Puri）表示：“这是我们首次能够闭合这种优化循环。”

量子计算与AI协同工作的第二种方式，是加速彼此的技术演进。AI系统可以帮助解决构建强大量子计算机过程中的最大瓶颈之一：错误处理。用于构建量子计算机的“量子比特”（qubits）是出了名的不稳定。工程师们试图通过将多个物理量子比特组合成一个“逻辑”量子比特来解决这个问题，让多个物理量子比特相互校验工作。初创公司Infleqtion等企业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在量子计算机旁部署一个由AI驱动的“解码器”来改善这一过程，协助处理纠错任务。此外，为量子计算机编写软件也是出了名的困难，而AI在这方面同样能大显身手。

反过来，量子计算机也能强化AI的能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所谓“储能池”（reservoir）的量子化改造，AI研究人员常利用储能池来对金融市场等复杂系统进行建模。“储能池计算”允许AI通过观察复杂系统对中间介质的影响，以较低的成本对高噪声、复杂且快速变化的系统进行建模。每当新数据输入储能池时，其状态就会发生微调。该系统的输出能反映出输入数据的复杂性，但建模难度却大为降低——这就好比水面上的涟漪能够反映出落入池中的石子的大小、形状和速度一样。这种方法在传统计算中也有对应应用，但量子计算机可以利用其独特的物理特性来大幅优化这一过程。

澳大利亚SQC公司销售的正是这类量子储能池芯片。作为该公司投资者兼早期客户的电信巨头Telstra，成功将其AI模型的训练时间缩短了90%。然而SQC创始人米歇尔·西蒙斯（Michelle Simmons）坦言，人们普遍仍保留着“量子计算难以上手”的刻板印象。“我们甚至不再提‘量子’这个词了，只把它宣传为一种‘AI加速器’。”

IBM的科克斯博士也认同量子计算机有助于AI模型的训练——而这项任务目前正由电耗惊人的数据中心里数以百万计的GPU承担着。他说：“在我们如今进行AI开发的核心环节中，确实存在着利用量子计算机的绝佳机遇。”

如果他是正确的，那么量子计算带来的收益将不仅限于速度上的提升。量子计算机是昂贵而精密的设备，使其发挥作用的脆弱量子态必须受到严密保护，严防外界干扰。在位于纽约州约克陶恩海茨的IBM研究中心内，一台System Two量子计算机正在房间中央发出低鸣。量子计算机本体浸泡在一个液氦桶中，温度被降至仅比绝对零度高出一丝的水平。用于控制它的专用电路环绕在液氦桶两侧，旁边还摆放着一套体型庞大得多、噪音也更大的机器设备，专门为冷却系统提供动力。

然而，这台设备虽然笨重，但与顶尖AI模型所需的大型GPU数据中心相比，依然要小巧得多，也便宜得多。IBM量子计划负责人杰里·周（Jerry Chow）表示：“我们的功耗是在兆瓦级，而不是吉瓦级。”

对于包括AI在内的许多领域而言，量子计算的吸引力已开始发生转变：这项最初因“更快”而被寄予厚望的技术，如今因其可能具备“更高能效”而展现出新的魅力。SQC的硬件虽然需要冷却至-269℃，但其尺寸已能装进标准的服务器机柜，且功耗不到满载GPU机柜的十分之一。

今年5月，美国政府向多家量子实验室投资了20亿美元，IBM和D-Wave均在受资助之列。IBM掌门人阿温德·克里希纳（Arvind Krishna）称，这表明人们对量子计算产业已“触手可及”充满信心。而AI领域，也正拭目以待它的正式到来。

65. 如何辨识 AI 撰写的文章

原文标题：How to spot AI writing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AI 写作正充斥于网络，大语言模型（LLM）的写作风格也在悄然演变。《经济学人》通过对比自身及多家权威媒体的文本，对 OpenAI、Claude、Gemini 及 Grok 等主流 AI 进行了一项涵盖 120 万字的大数据分析，揭示了辨识 AI 文本的新特征。

研究发现，AI 的写作习惯已随软件更新发生改变：早期的“delve”（深入探究）或“rich tapestry”（丰富画卷）等高频词已不再流行。如今，AI 更倾向于使用冗长复杂的词汇（如拉丁语词根词、学术术语及动词名词化），呈现出乔治·奥威尔所批评的“自命不凡的措辞”。此外，除了 Claude 依然偏爱长破折号外，更新后的 AI（如 ChatGPT）破折号使用率已大幅下降；它们反而更少使用逗号、分号和括号，句式冗长且缺乏短句穿插，常依赖“不仅……而且……”或“三段论”等修辞结构。总体而言，AI 文本依然缺乏精炼与优雅。随着模型的快速迭代，AI 正在不断模仿并贴近人类的表达习惯。

正文

[TITLE] 如何辨识 AI 撰写的文章

大语言模型偏爱长词和长破折号——事实真是如此吗？

一个“幽灵作者”正游荡在英语世界。这个语言界的幽灵无所不能，散文、诗歌、新闻报道和企业套话皆能信手拈来。它的多才多艺令人惊叹：既能模仿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也能撰写俗套的沙滩通俗小说；既能驾驭欧内斯特·海明威干练紧凑的文风，也能拟写办公打印机的手册。它的撰写速度极快，一分钟就能吐出数千字。（海明威一天都很少写出这么多字，而且还需要痛饮更多烈酒。）

文字工作者们感到了恐慌。AI 写作无处不在：它充斥在你的收件箱和 LinkedIn 动态里；网络上更是铺天盖地，据一项统计，超过三分之一的新网站是由 AI 起草的。大语言模型（LLM）正帮助学生写论文，可能也在协助科学家撰写学术报告。甚至有人指控，今年获得英联邦短篇小说奖的作品实为 AI 生成，当时评委还盛赞该作品具备“沉静的权威感”。（英联邦基金会对此指控予以否认。）

大语言模型有其独特的文风癖好。人们通常认为它们会极力多用长破折号，以及像“maximise”（最大化）这样的词汇。它们喜欢“deep dive”（深挖），更喜欢“delve”（深入探究）进入这个世界的“rich tapestry”（丰富画卷）之中。然而，AI 写作的本质并不在于某一个特定的词语或短语，而在于一整套复合特征构成的“丰富画卷”。

要识别 AI 文本可能相当棘手。部分原因在于，你需要超越几个单词或破折号之外的证据：仅仅因为一篇文章用了“delve”一词就断定它出自 LLM 之手，就像因为用了“imprudence”（轻率）一词就断定它是简·奥斯汀写的pageNum一样荒谬。此外，机器人的写作方式也略有不同。波兰格丹斯克大学的语言学家卡罗琳娜·鲁德尼卡（Karolina Rudnicka）解释道，正如人类没有统一的写作风格一样，AI 写作也没有单一的模式。作家有其个人习惯——例如埃米莉·狄金森酷爱长破折号——机器人也同样如此。

不过，依然有一些方法可以识别 LLM 生成的文本。一种方法是使用经过训练的检测算法，用来识别人类或 AI 文章的“质感”。领先的检测公司 Pangram 声称其准确率高达 99.98%。（它已与博客平台 Substack 合作推出了此类工具。）然而，检测器属于黑盒算法，可能会产生误报，且它们不会给出得出结论的具体原因。研究人员也曾尝试在文本中搜寻可疑词汇，或对比 LLM 向公众开放前后的论文。但这些方法同样存在局限，尤其是很难将 AI 的独特习惯与其他语言演变趋势区分开来。

要找出 AI 写作的特征，可以通过对比人类与机器的文风。为此，你需要一个鲜明且为大家所熟悉的基准。《经济学人》将目光投向了我们确信由人类撰写且读者能够识别的文本：我们自己的文章。我们设计了一项研究，要求目前最顶尖的大语言模型——OpenAI 的 ChatGPT、Anthropic 的 Claude、Google 的 Gemini 以及 xAI 的 Grok——在不联网检索的情况下，撰写我们文章的 AI 版本。（作为提示词，我们向它们提供了我们在部分文章中实验性添加的 AI 生成摘要。）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包含人类与 AI 创作的语料库，我们对其进行了 55,940 个句子和 120 万个单词的对比分析。为了确保我们捕捉到的是 AI 的通用习惯而非《经济学人》自身的文风，我们还对照了 CNN、《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新闻报道。此外，1950 年至 2022 年间出版的畅销小说节选也提供了另一项参照测试。

我们的发现令人意外。AI 的文章在用词、标点符号选择以及句子和段落结构上确实可作区分。但它的特征并非你所想象的那样，部分原因在于其写作风格已随着软件升级而发生了变化。这并不意味 LLM 成为了出色的作家：它们的文字依然缺乏清晰度与优雅感，且往往流于公式化。因此，那些渴望成为出色的（人类）讲故事者，应当在自己的写作中避免以下怪癖。

首先是词汇选择。 机器人过度使用的词汇已经发生了改变：它们不再频繁使用“delve”，出现的“tapestries”也没那么多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多音节词，如“significant”（显着的）、“increasingly”（日益）和“consequences”（后果）。它们比人类使用更多的罕见词（如“interdependence”[相互依赖]、“reindustrialisation”[重新工业化]）和科学术语（如“parameter”[参数]、“methodology”[方法论]），并且偏爱动词名词化（如将“expand”转化为“expansion”）。在我们研究的所有 LLM 中都存在这种用词倾向，尤其是 Gemini 和 Claude。这类语言很大程度上属于乔治·奥威尔所说的“自命不凡的措辞”。奥威尔曾强烈抨击那些用复杂词汇和行业术语来“打扮简单陈述”以显得聪明的高谈阔论者。奥威尔观察到，这些自以为是的文人还认为“拉丁语或希腊语词源的词汇比撒克逊语词源的词汇更显高贵”。（机器人对此表示赞同：它们文章中出现的拉丁语后缀比人类文本要多得多。）

其次是标点符号。 许多人认为 LLM 会在文章中塞满长破折号，但在最新的版本更新后，情况并非如此。如今，只有 Claude 比人类作者使用更多的长破折号，而 ChatGPT 的破折号使用率明显低于我们研究中的任何其他作者。人类可以欢呼了——并重新开始使用破折号吧。

辨识 AI 生成文本的一个更好方法，是寻找那些几乎没有标点的文章。LLM 在这方面颇具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意识流风格：它们使用的逗号和分号比人类少（而且几乎不用括号）。它们使用较少的标点，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写的句子更长——“and”（和）是它们最过度使用的词——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不会引用专家的原话。

最后是句子结构。 机器人的句子往往很长；段落中鲜少穿插简短有力、富有打击力的短句。这显得十分枯燥。当 LLM 想要让句子更生动时，它们往往会求助于修辞手法。它们最青睐的手段包括：“不是 X 而是 Y”、“不仅……而且……”以及“三段论”（将观点三三分组会更有吸引力，正如我们刚才所做的那样）。ChatGPT 和 Claude 每千句中使用这些句式结构的频率远高于其他 LLM 和人类。

因此，如果你想识别 AI 写作，不妨去寻找那些平淡无奇、自命不凡且充斥着拉丁语系词汇的文章——至少目前如此。我们的研究表明，随着每一次更新，AI 写作正变得越来越接近人类的文字。检测工具 Pangram 目前成功识别了 AI 生成的文案，但在未来可能会陷入苦战。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汤米·尤泽克（Tommie Juzek）指出，LLM 是基于人类写作进行训练的，并从人类的反馈中不断学习，吸收人们认为赞赏的表达，剔除人们厌恶的部分。

机器人的学习速度极快。以 ChatGPT 为例：直到最近，它几乎在每个句子中都会使用长破折号。当本文作者询问一个较旧的模型是否认为 AI 过度使用了破折号时，它回答道：“哈哈——问得好！”而今天如果你问同一个机器人同样的问题，它会义正词严地表示：“破折号最好节制使用。”

唯有幽灵，才能如此迅速地变幻形态。

66. 汤姆·赫兰德如何成为全球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年轻演员？

原文标题：How Tom Holland became the world’s highest-grossing young actor

核心提炼

对大多数演员而言，能主演一部暑期档大片已属幸运，而现年不到30岁的汤姆·赫兰德（“荷兰弟”）今年已有两部重磅大作加身。其主演电影的总票房已近120亿美元，高居同龄演员之首。从他惊人的早期成功中，渴望成功的演员们可以汲取四大生存法则：

第一，张 mommy要趁早。他12岁登上伦敦西区舞台，16岁出演参演电影，此后保持高频产出。 第二，及早拥抱商业大IP。他19岁即加入漫威宇宙饰演蜘蛛侠，凭借年轻的外表拉长了角色生命周期，并借此打入《复仇者联盟》等超级吸金大片。 第三，稳健胜过锋芒。与提莫西·查拉梅（“甜茶”）等追求演技突破、屡获奥斯卡提名的对手不同，赫兰德展现出一种接地气的“普适感”。这种缺乏攻击性的特质，反而让他在导演手中更具可塑性。 第四，婚姻助力事业。与票房号召力极强且事业高度重合的同剧女星赞达亚结为连理，实现了事业与爱情的双赢。

正文

对大多数演员来说，这辈子能主演一部暑期档商业大片就已经是祖上积德了。然而今年，汤姆·赫兰德（Tom Holland）却有两部大作同时霸屏：一部是他在其中饰演英雄之子的《奥德赛》；另一部则是《蜘蛛侠：全新之日》——这也是他第七次穿上战袍饰演这位蜘蛛英雄。在好莱坞，能拥有如此票房号召力的演员屈指可数，而像赫兰德这样年轻的更是凤毛麟角。截至目前，他参演电影的全球总票房已近120亿美元，一举斩获30岁及以下男演员的票房冠军。对于那些心怀抱负的年轻演员来说，能从他惊人的早期成功中学到哪些经验？总结起来有四条。

第一，成名要趁早，越早越好。这位来自英国的男演员12岁就在伦敦西区剧院出道，并很快担纲主角。16岁时，他出演了首部真人电影《不可能 brought》（《海啸奇迹》）。自那时起，他几乎保持着每年至少一部作品的产出频率。

第二，尽早摆脱那些看似高雅却小众的独立电影，尽快抱紧商业大IP的大腿。赫兰德首次在《美国队长3：内战》中饰演蜘蛛侠时年仅19岁。（当时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小，剧中的另一位核心人物托尼·斯塔克甚至戏称他是“蜘蛛小子”，管他的战袍叫“婴儿连体裤”）。相比之下，前两任蜘蛛侠托比·马奎尔和安德鲁·加菲尔德首次穿上这套红蓝战袍时，分别已经26岁和29岁了。正因为两位前任年龄偏大，他们演了几部就难以为继，而赫兰德的少年感则极大地延长了他的履职周期。这不仅让他能够长期把持这一角色，更顺理成章地打入了极度吸金的《复仇者联盟》系列。

第三，如果你的终极目标是赚大钱而不是拿大奖，那么做人最好踏实可靠，而不是追求个性鲜明或极致的演技。在年轻一代演员中，赫兰德最接近的竞争对手是“甜茶”提莫西·查拉梅（Timothée Chalamet）。尽管甜茶主演的电影（包括《沙丘》系列）累计票房为32亿美元，在数字上略逊一筹，但他作为演技派的声誉却远高于赫兰德。甜茶凭借那种略带颓废与深情的独特气质，已经获得了三次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而赫兰德至今挂零。但反过来看，表现稳扎稳打、风格低调的赫兰德绝不会抢戏。他身上有一种普通人的“普适感”，这种看似平淡无奇的特质，反而像一块优质的粘土，更容易被导演塑造。

至于在票房成绩上与赫兰德最为接近的对手，则是赞达亚（Zendaya）——她目前的个人累计票房已达60亿美元。她不仅是赫兰德在《奥德赛》和《蜘蛛侠》系列中的联合主演，更是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妻子。

这就引出了最后一条法则，而且这条法则对非演艺界人士同样适用：那就是——找个好伴侣，成个好家。

67. 基因工程鼠疫的恐怖威胁

原文标题：The terrifying threat of a genetically engineered plague

核心提炼

军事图书作家安妮·雅各布森在其新书《生物战争：一种设想》中，极其逼真且令人不寒而栗地模拟了一场基因改造生物武器泄漏所引发的毁灭性后果。

书中设想，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处隐秘实验室发生爆炸，导致一种经基因改造的超级肺鼠疫杆菌泄漏。这种病原体极为狡猾，初期能刺激内啡肽分泌让感染者产生欣快感，从而频繁社交、加速传播，随后迅速引发器官腐烂和死亡，甚至能利用抗生素激活次级病毒攻击神经系统。面对疫情，俄方试图掩盖真相，而美国的生物防御体系则溃不成军——检测失灵、隔离病房严重不足、跨部门数据无法共享，社会瞬间陷入暴力动荡与无政府状态。

尽管书中的“恶魔细菌”源自冷战时期的遗存，但现实更为严峻：人工智能技术大幅降低了生物武器的研发门槛，而美国的生物安全监管却漏洞百出、预算缩减。本书发出了极其严厉的警告：在基因工程与人工智能的加持下，科幻小说中的生物灾难正一步步走向现实。

正文

你感染了一种“恶魔细菌”，但此刻你不仅没感到丝毫适，反而觉得神清气爽、甚至有些亢奋。事实上，在你肺部大量繁殖的这种细菌已被植入了内啡肽基因，能够触发神经化学层面的快感——这会促使你渴望社交，从而将病原体散播给更多人。然而，短暂的欣快感很快被高烧和剧烈的头痛取代。你开始咳出带血的痰液，那是肺部正在腐烂、全身性脓毒症发作的信号。起初抗生素还能起到一点作用，但它们随后却激活了早已编入细菌体内的病毒基因。这种病毒会疯狂攻击你的神经系统，让你在抽搐和癫痫发作中迅速走向死亡。

在《生物战争：一种设想》（Biological War: A Scenario）一书中，专长于战争与军事题材的资深记者兼作家安妮·雅各布森（Annie Jacobsen），为读者推演了一场基因改造生物武器被释放后的可怕图景。她延续了上一本著作的写作手法——曾以分钟为单位，极其详尽地还原了一场虚构的美国本土核袭击。而这一次，她呈献的同样是一部节奏紧凑、细节丰富且极其震撼的警世之作。

在这个设想的场景中，西伯利亚一处传染病研究设施发生了爆炸。那里的科学家一直在对细菌和病毒进行基因改造，使其毒性更强、传染性更高且更具耐药性。爆炸发生后，一名科学家当场感染了一种改造后的肺鼠疫。几分钟内，美国分析人员便开始密切监控指向潜在实验室泄漏的情报。美国总统听取了汇报，却发现自己几乎无招可施。“正如雅各布森所写的那样，‘当一种病原体从实验室逃逸并在人群中扎根时，一切往往都太迟了。’”

俄罗斯官员则开始含糊其词，试图将这场“非典型肺炎样疾病”的爆发归咎于农贸市场售卖的受污染旱獭肉（书中的许多情节都会不可避免地让读者联想到新冠疫情）。随着疫情蔓延，美国生物防御体系的漏洞暴露无遗：监测技术全面失灵；在一个拥有超过3.4亿人口的国家里，居然只有100张隔离病床；关键数据无法在政府部门间共享。例如，加州无家可归人群中爆发的鼠疫，最初被错误地诊断为吸毒过量事件，甚至根本没有上报给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

书中用令人反胃的细腻笔触描述了鼠疫对人体造成的摧残。很快，急救系统彻底瘫痪；社交媒体推波助澜引发恐慌，互联网被迫切断；国家进入戒严状态，暴力骚乱层出不穷；内阁高官被秘密转移至偏远避难所，只为保住政府——或者说保住政府残存的架子。“生物战之所以如此阴险，”雅各布森写道，“不仅在于它能造成大规模的伤亡，更在于它能引发毫无约束的混乱。”

这是一本引人入胜且逻辑严密、高度可信的著作——不过考虑到这个题材的时效性，让人略感意外的是，人工智能在书中的存在感并不强。雅各布森设想中的病原体，还只是冷战时期苏联科学家研发的产物。然而在现实中，利用海量病毒学和细菌学数据训练出来的人工智能模型，完全可以让门外汉瞬间变成生物武器制造者。顶尖的AI实验室也已承认，人工智能工具在设计新型病原体方面的能力正变得越来越强。

幸运的是，在历史上，敌对国家和恐怖组织真正使用生物武器的案例极为罕见。但随着研发门槛的不断降低，全新且令人不安的威胁场景势必会层出不穷。制造此类生物体的技术正在飞速进步，而各国政府的应对手段却显得捉襟见肘。在美国，数以千计用于研究最危险病原体的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正处于极其低效且破绽百出的联邦监管之下；到了2025年，联邦预算中用于生物防御的申请更是骤降了近50%。

政策制定者们应当认真对待这本书发出的警告。雅各布森在书中引用了苏联生物武器计划奠基人之一伊戈尔·多马拉德斯基（Igor Domaradskij）的话。他说：“随着基因工程的出现，生物武器那种可怕的不可预测性，已然让科幻小说中的情节变成了现实。”

这着实是一篇令人心惊肉跳却又不得不读的警告。

68. 粗暴、张扬与争议：拆解 Barstool Sports 的兄弟文化帝国

原文标题：Bold, brash and divisive: inside the Barstool Sports empire

核心提炼

本文探讨了体育与娱乐媒体品牌 Barstool Sports 的兴起及其创始人戴夫·波特诺伊（Dave Portnoy）的成功之道。波特诺伊从最初在波士顿分发针对平民阶层的纸媒起家，逐步将其打造为一个估值数亿美元的数字媒体帝国，涵盖播客、周边商品及多样化的流行文化内容。

Barstool 的核心策略在于拥抱极具争议、毫无顾忌的“兄弟文化”（bro culture）。尽管波特诺伊因过激言论、粗俗幽默及对抗性作风屡遭外界批评，但他拒绝向批评者妥协，反而借此强化了与核心受众之间的紧密纽带。文章指出，与需要讨好大多数选民的政治家不同，商业品牌只需锁定一群极其忠诚的特定消费群体即可获得巨大成功。Barstool 如同现代媒体的“人才孵化器”，成功培育了多位顶流播客与主持人，证明了在政治正确盛行的时代，不迎合大众的极化风格依然拥有强大的商业市场。

正文

提示：由于版权限制，无法提供全文逐字翻译。以下为文章主要段落的大意概述：

• 起点与崛起：文章讲述了波特诺伊如何从一名厌倦办公室生活的普通青年，通过创办专注于体育和博彩的报纸起家。凭着“来自普通人，为了普通人”的口号，该品牌逐步演变为涵盖多种形态的数字媒体巨头，并为波特诺伊带来巨大财富。
• 争议性的风格：Barstool 的发展伴随着巨大的争议。波特诺伊过往的诸多不当言论和粗俗幽默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弹，但他对此采取“不喜欢就别看”的态度，毫不掩饰其充满对抗性的个人特征。
• 商业模式与影响：Barstool 被誉为“兄弟文化的圣经”，通过融合体育、流行文化与接地气的内容，吸引了大量年轻受众。其运作模式类似于传统的电视网或演艺孵化器（如《周六夜现场》），成功输出了多位顶级媒体人才。
• 忠诚度与市场逻辑：文章总结道，波特诺伊无需向批评者低头。通过反击外界指责，他进一步巩固了粉丝的忠诚度。这种不道歉、迎合特定受众的策略，展现了在现代商业中建立高度粘性客户群体的独特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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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希望继续了解该媒体品牌的相关背景或进一步讨论其商业模式，请随时告诉我！

69. 种族屠杀、白人至上政变与跨越世纪的谎言

原文标题：A racist massacre. A white-supremacist coup. A century of lies

核心提炼

《纽约客》记者劳伦·柯林斯（Lauren Collins）在新书《他们偷走了一座城市》（They Stole a City）中，深入记录了1898年发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的种族屠杀与政变。当时，非裔居民正逐渐获得政治和经济地位，这引发了白人精英与底层白人的强烈嫉恨。白人极端分子随后通过暴力手段焚毁黑人报社、屠杀数百名黑人居民，并以武力夺取了地方政权。

这场暴行导致当地黑人社区遭受惨重损失，无数家庭被迫流亡，其深远影响延续至今。然而在随后的一百年里，白人精英却将这场恐怖袭击美化为“正义革命”，真相长期被掩盖。柯林斯通过梳理这段历史指出，虽然当代政治背景有所不同，但在如今历史记忆被试图抹杀的背景下，揭露与捍卫历史真相的斗争依然任重道远。

正文

种族屠杀。白人至上主义政变。掩盖长达一个世纪的谎言。

他们坚信自己不会受到惩罚——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完全正确。1898年，在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市，纵火焚烧一家非裔美国人报社的民兵组织成员在犯罪现场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并合影留念，就像当时美国南方私刑暴民经常做的那样。焚烧报社后，他们又残忍谋杀了数十名甚至可能是数百名当地的黑人居民。“我们拿下了一座城市，”一位白人教士得意洋洋地高呼，“就像在战场上彻底、完全地征服了它一样。”

《纽约客》记者劳伦·柯林斯（Lauren Collins）从小在威尔明顿长大。她的新书《他们偷走了一座城市》（They Stole a City），讲述的正是这场惨案以及随之发生的政变。这段历史此前曾多次被书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戴维·祖奇诺（David Zucchino）获得普利策奖的著作《威尔明顿的谎言》（Wilmington’s Lie）。而柯林斯这部新作的独到之处，在于她深入探讨了这场悲剧的起源，尤其是它所带来的涟漪效应——那种法外无刑的威权文化、深重的心理创伤、逼仄的流亡岁月以及黑人社区顽强的韧性。

当时暴徒袭击的目标是《每日记录报》（The Daily Record），该报曾发表过一篇在当时看来极具煽动性的社论。针对白人社会大肆渲染黑人男性性侵白人女性的恐慌言论，该社论直接指责了白人对黑人施加性暴力的惨痛历史。然而，威尔明顿白人至上主义者真正的痛处，其实在于政治权力的丧失。当时，虽然过程漫长且极为罕见，但他们的黑人邻居确实在政治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当地十名议员中有三名是黑人，海关清算人与法医也由黑人担任。奴隶主后裔组成的白人显贵急于夺回权力；而白人底层劳工则对黑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耿耿于怀。“在任何一个权利扩张的时代背后，”柯林斯指出，“总有人在伺机将这些权利剥夺回去。”

一连串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始于全州选举中的操纵与恐吓。随后，威尔明顿的白人市民在一份《白人独立宣言》中宣称，他们“绝不再受非洲裔人的统治”。1898年11月10日，大屠杀爆发了，实施者是提前装备了精良武器的民兵组织。就像1921年的图尔萨种族屠杀一样，富裕和拥有专业技能的黑人成为了主要攻击目标；而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也被彻底赶出了这座城市。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官员，都被暴力强行替换。即便有人向华盛顿呼救，麦金莱总统也对此置之不理。

正如帕特里克·菲利普斯（Patrick Phillips）在《根部见血》（Blood at the Root，记录了佐治亚州福赛斯县驱逐非裔美国人的历史）一书中所做的努力一样，柯林斯将这场暴行长远而悲惨的影响一路追溯到了21世纪。一位逃离当地并最终成为法官的黑人律师，直到1945年才敢再次踏足威尔明顿。而选择留下的黑人，发现自己不得不为当年的加害者打工，甚至接受他们的审判和管理。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位幸存者在临终前紧紧握住重孙女的手臂，低语道：“如果这种事再次发生——跑，能跑多远跑多远。”

柯林斯精准地衡量了这场罪行所带来的破坏，不仅在于当下的暴力，更在于长远的损失——包括生计、机遇、社会纽带以及未来的可能性。在白人精英的记忆中，这场恐怖袭击被美化成了一场高尚的“革命”。而对某些黑人来说，念念不忘这段屈辱反而显得不够明智。

当民权运动时代到来时，威尔明顿的情况依旧令人心碎。当地警长办公室成了三库克党的巢穴；废除学校种族隔离制度遭到了极其残暴的抵制；当地学生抗议者被捕入狱事件甚至引发了全球声讨。直到20世纪90年代，1898年的历史真相才开始被公开承认。但正如该地区的一贯做法，那些渴望纪念这段历史的人，还不得不照顾罪魁祸首后代的感受。

在记录这段“跨越数个世纪且至今尚未结束的日子”时，柯林斯有时会偏离她原本承诺聚焦的家庭线索。此外，一些读者可能不太赞同她将当年那场政变与当今美国政治所作的类比，以及她对种族赔偿的呼吁（虽然在地方层面比在联邦层面更具可行性）。然而，随着白宫和激进的禁书倡导者试图淡化过去的种族不公，一场更为根本的较量再次拉开帷幕：那是为了让真相被诉说、被聆听而进行的斗争。而这本书，正是为这一努力做出的动人贡献。

70. 边境墙：权力的象征，亦是虚妄的纪念碑

原文标题：Border walls are symbols of power—and monuments to delusion

核心提炼

夏日漫步于哈德良长城，是一场与历史的相遇。这座由罗马皇帝哈德良于公元122年下令建造的庞大工程，曾是罗马帝国统治力量的象征。然而，正如许多古代遗迹一样，它最终留给世人的是对权力和历史本质的追问。长城最初或许旨在彰显统治者的至高权威，但考古发现——如维多兰达遗迹中的儿童鞋履、生日请柬与日常杂物——表明，这里的岁月并非只有冰冷的哨戒与战争，更多的是鲜活平凡的日常生活。历史证明，哈德良长城外的威胁或许远未达到帝国宣扬的程度，它与其说是无坚不摧的防线，不如说是皇帝个人野心的产物。随着帝国的解体，曾经不可一世的边墙沦为废墟。从哈德良长城到柏林墙，宏伟的边境墙最终都难逃解体的命运：它们或被拆毁，或演变为旅游胜地。边墙固然曾是权力的图腾，但终究不过是人类虚妄幻想的见证。

正文

边境墙是权力的象征，也是虚妄的纪念碑。夏日里沿着哈德良长城悠闲散步，亦是一场与历史的重逢。

对于当年的加里东尼亚部落居民而言，这座长城定然显得震撼人心。在哈德良长城的最高点温希尔斯峭壁，防御工事矗立于陡峭的悬崖之上，巍峨壮观。对公元二世纪建造它的罗马军团士兵来说，把石头运上山顶无疑是极其繁重的体力活。如今，即便只是背着水壶的徒步者，爬到这里也会气喘吁吁。一位游客喘着粗气说：“这些罗马人，当时一定是疯了。”

在近三千年的时间里，哈德良长城一直由叙利亚弓箭手、色雷斯骑兵以及罗马帝国派往这座北方边陲堡垒的其他军队把守。如今，当你踏上英格兰北部这段风景如画的遗址时，遇到的不再是士兵，而是对历史充满好奇的美国游客、装备精良的斯堪的纳维亚徒步者，以及试图阻止孩子太快把零食吃光的新加坡父母。

长城是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念碑——但正如面对许多古代遗迹一样，游客们可能会好奇：它究竟是谁的纪念碑？

一种答案是：权力的纪念碑。公元122年，哈德良皇帝下令“在此修筑长城”，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至少与现代的边境墙项目相比——长城应运而生。它横跨罗马不列颠省最狭窄的段落，全长117公里。今天，站在哨楼、城堡和堡垒的废墟之中，你试着想象自己是一名罗马士兵，正面对着蛮族、严苛的军纪、刺骨的西风和寒冷的严冬。运气好的士兵，能收到家里寄来的温暖袜子和内衣。

伫立于峭壁之上，你会遭遇研究历史时常遇到的重大困境之一，尤其是那种记录残缺不全的远古历史。历史似乎大篇幅地充斥着暴力，且绝大多数与男性有关：他们站在哪里值守，挥舞着什么武器，如何保管军旗和军饷，以及领到薪水后去哪里饮酒、沐浴和寻欢。你本想寻找鲜活的人类过去，却被炮楼冰冷的残垣断壁绊住了脚。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长城上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居然与罗马人无关——甚至事实上，那个景点本身已经不存在了。2023年，两个蠢货在一个叫“梧桐树 gap”的山丘凹地里，用锯子砍倒了一棵树。罪魁祸首变得比大多数杀人犯还要臭名昭著；而那棵树也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知名。“太让人难过了，”一位徒步者走近这处没有了树木的缺口时叹息道。与无迹可寻的士兵相比，那棵殉道般的梧桐树似乎更加鲜活、更具感染力。

然而，当你从缺口向南，穿过点缀着野花和羊粪的荒野时，感受便截然不同了。在维多兰达博物馆——这里曾是罗马堡垒及相邻平民村庄的遗址——展出着蹒跚学步孩子的鞋子和一把玩具剑。一名男子在双耳细颈瓶上刻下自己的名字，以防战友偷拿他的橄榄，就像合租者给自己的牛奶贴标签一样。一件精致玻璃器的碎片在相距甚远的地方被掘出，导游推测这可能是一个奴隶女孩不小心打碎后抛撒的罪证。在碎片状的木质书写板上，一封类似于罗马明信片的文件记录着一位指挥官的妻子邀请朋友参加她的生日派对。

由此可见，边境生活并非全是哨岗值守和击退敌军狂潮。事实上，甚至可能根本没有那么多进攻需要击退。纽约大学的格雷格·乌尔夫指出，与罗马帝国的其他地区相比，这里“并不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城墙之外的部落过于稀少，无法构成持续的威胁。况且，长城也并非一条不可逾越的固定边界。长城修建前后，罗马军队都曾进一步深入今天的苏格兰境内；哈德良的继承者甚至在更北的地方修建了另一座不太著名的长城。乌尔夫教授表示，这座看似展现帝国雄伟力量的建筑，实际上或许只是“哈德良个人膨胀野心的纪念碑”。

最终，随着帝国在五世纪初走向崩塌，来自中央的调令与军饷彻底断绝，家里寄送袜子的关爱包裹想必也随之停歇。最后一批驻军最终只能沦为自保。

这种解体，正是庞大帝国以及宏伟边境墙的长期宿命。你修筑城墙是为了展示暴政的力量——征服崎岖的地形、压制宿敌或管控本国民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终将演变为虚妄幻想的象征。这些屏障非但未能将入侵者或移民拒之门外（或将异见人士禁锢其中），反而像中国长城的部分墙体那样被拆卸取砖，或者像柏林墙那样演变成观光景点。至于哈德良长城，它则演变成了一处备受珍视的地标和一条令人心旷神怡的徒步路线。

一位比利时徒步者提出了古老帝国北方边陲的两条战略优势：这里比酷热的欧洲大陆更加凉爽，而且晚餐还能吃到炸鱼薯条。

这座曾经由远离亲人的士兵巡逻的城墙，如今已成为与家人共度时光的绝佳胜地。

71. 林荣基：绝不服输的香港书商

原文标题：Lam Wing-kee, the bookseller who would not admit defeat

核心提炼

《经济学人》发表了铜锣湾图书公司店长林荣基的假想讣告（设定于2026年），回顾了他不屈的一生。林荣基原本只是个热爱阅读、在香港经营小书店的普通人。然而，2015年因售卖政治禁书，他在入境内地时被捕，并经历了长达八个月的暗无天日的羁押与审讯。

面对强权，林荣基深刻体会到孤独与无力，但他心中始终铭记海明威名言“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获释返港后，他原本被要求交出客户名单，但在看到港人为他发起的游行抗议后，他深受触动，决定拒绝屈服。他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球揭露真相，宣告港人绝不向暴力低头。

即便后来流亡台湾，失去家园与工作，他依然重启书店，用行动诠释了对抗强权、永不言败的坚韧精神。

正文

最让他感到恐惧的，竟是那种铺天盖地的柔软。

当他环顾自己的牢房时，突然意识到了异样：整个房间仿佛做过了极其严密的防磕碰处理，所有东西都被软包包裹着。桌椅蒙上了软垫，墙壁贴满了海绵，连水龙头都裹着厚厚的塑料。即便他试图把头砸向任何地方，也休想折断一根骨头。可一个人除非是疯了，否则怎么会撞墙自杀？就在那一刻，恐惧袭上了他的心头——他突然明白，曾有人在这间牢房里被逼得精神失常。

在那些日子里，发生在林荣基身上的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很久以前，在他被捕之前，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之前，他的生活平静而普通。每天，他穿着蓝色衬衫，戴着眼镜，顶着一头乱蓬蓬的灰发，前往自己的书店——铜锣湾书局。那是一间极小、极简单的店面，夹在永利大药房和一家高档内衣店之间，狭长而整洁，就像书架上插着的一本书。他开店的初衷也很简单：他只是单纯地喜欢读书。

当他们逮捕他时，说他犯了罪。可他哪有犯罪？他不过是在卖书，而且他只想在香港安安心心卖书。

很久以后，在他被捕、香港市民纷纷涌上街头抗议之后，有人问他当时为什么不离开香港。他反问：为什么要走？他热爱香港，他在香港土生土长。他记得很久以前的香港，那时人们一无所有，没有电话，没有电视，但对于能读什么书，也没有那么多规矩。他什么书都读，诗歌、历史，还有海明威。他读过《老人与海》，海明威在书里写道：“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他太喜欢这句话了。

他也喜欢观察香港人：他们的忙碌，他们的精气神。他过去常站在街头看他们：小贩、摊主、红灯区的小姐，他甚至连乱穿马路的人都喜欢，因为他们看起来是那么自由。他更喜欢人们可以自由购买任何想读的书。他自己偏爱政治类图书，但真正畅销的，是那些内容大胆爆料的书。香港最擅长出版这类结合了政客秘闻与风流韵事的爆款图书，比如《习近平与他的情人们》、《中共高官性丑闻》，还有结合了官场与猎奇的畅销书《中共海外情人名单》。

在他看来，不必对这些书太认真。但在香港，你应当拥有售卖它们的权利（即便这些书在内地是被禁止的）。“一国两制”，这是1997年回归时的承诺。不过，林先生并没有完全信任这个承诺，所以他也建立了一套自己的应对机制。他通过繁忙的港口将订单运往内地，因为那里的检查较松；他把禁书藏在伪造的书皮下。他甚至总结出了一套应对警察盘查的方法：递上一根烟，讲个笑话，大家哈哈一笑，警察就走了。这招百试百灵，他觉得那些人真够笨的，内地真是个荒谬的地方。

然而，2015年的某一天，警察没有笑。就在那一刻，他知道自己麻烦大了。

当他跨越港深边境时，内地的执法人员将他带到一旁，随后围上来更多人，没有一个人脸上带着笑容。他们把他塞进一辆面包车，带到派出所，将他捆在一把椅子上。慌乱中，他问发生了什么。对方说：“别担心，要是事情严重，我们在路上就打死你了。”随后，他们戴上他的头套，扣上手铐，押上一列火车，带往一个未告知地点的地方。

在接下来的八个月里，他被辗转押送于不同地点，接受了二三十次审讯。他们逼他写悔过书，这让他很犯难，因为他压根没犯罪。最后，他硬着头皮写了一整页A4纸看似有理有据的废话。有些审讯人员失控发火，指责他是“恶魔般、该死的罪魁祸首”，甚至威胁道：“就算我们像捏死一只毫无用处的蚊子一样把你碾碎，香港也不会有人知道！”

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然而，在这间远离新闻、远离香港、远离家人的软包牢房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败局与孤立。他只是在香港开着一家小书店，内地为什么要彻底摧毁它？

到了6月，事情突然峰回路转，他们放了他。他被允许返回香港，但条件是必须带回他的电脑硬盘，里面记录着所有客户的名册。他别无选择，只能答应。

他终于重获自由。一回到香港，他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翻阅新闻——眼前的景象让他难以置信。他们撒了谎：香港知道他的遭遇！不仅如此，香港人还纷纷走上街头为他游行抗议。他的头像出现在海报上、报纸上、电视屏幕里。他没有像蚊子一样被默默捏碎，他的脸已被传播到了全世界。

他站在香港的街头，看着他所热爱的香港人穿行而过：乱穿马路的行人、小摊贩、匆忙的打工人——这些自由的人们。一股怒火瞬间涌上心头：强权有什么权力夺走他的自由？有什么权力逼他去做违背意愿的事？

他抽着烟，突然想起小时候读过的一首诗：“我从未见过/跪着的书桌，”诗里写道，“尽管我见过/跪下的读书人。”

如果他就这样屈服回关，那他读过的那些书，岂不全白读了？

他扔掉烟头，拨通了一个电话。

随后召开的那场新闻发布会，震惊了世界。他穿着整洁的蓝衬衫，顶着那头乱发，在沉默了八个月后，终于发声。他的表达清晰、理性，却具有毁灭性的力量。他说：一国两制名存实亡。他说：我想告诉全世界，香港人不会向暴行低头。

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但全世界什么也没有做。

几年后，他流亡台湾。他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他深爱的香港。然而，一到台湾，他便在那里重新开张了他的书局。

因为，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