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中文译刊｜2026-08-07｜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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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完整版共收录 69 篇译文，按原刊顺序排列。

1. 本周政治局势动态

原文标题：Politics

核心提炼

本周全球政治局势波澜不断。欧洲方面，西班牙飞地塞乌塔暴发严重难民危机，引发欧盟内部安全担忧，部分国家甚至威胁暂停申根合作。俄乌冲突持续升级，俄军再次空袭基辅，乌克兰则打击俄方后勤据点，与此同时，泽连斯基继续换下多名高官。

中东局势错综复杂，特朗普威胁对伊朗采取强硬行动，但多方透露美伊正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接触；加沙地带的武装去武装化进程仍存巨大分歧；黎以双方虽在罗马会谈，但交火并未停止。

美洲地区，特朗普对南非土地法案的指责引发法律诉讼；巴西与美国及阿根廷的外交关系急剧恶化；委内瑞拉在多方推动下启动民主选举谈判。此外，孟加拉国前总理哈西娜发声誓言流亡归来，韩国因星巴克不当营销引发政治风波，缅甸军政府则打破沉默释放了昂山素季的最新近照。

正文

本周政治局势

西班牙难民危机与欧洲安全 西班牙内政部长表示，日前冲入该国位于摩洛哥北部飞地塞乌塔的7.2万名难民中，已有7万人被遣返回摩洛哥。至少有141人在试图进入该领地时不幸溺水身亡。这场罕见的重大安全漏洞在欧盟内部引发了危机感，导致意大利等国宣布将暂停与西班牙在申根免签区的合作。西班牙左翼首相佩德罗·桑切斯指责批评者在蓄意煽风点火；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则对西班牙的应对措施以及快速遣返难民的做法表示赞赏。

俄乌冲突与人事变动 俄罗斯再次使用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轰炸基辅，造成至少17人死亡。美国正与乌克兰讨论允许其在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乌方急需该系统来拦截俄军武器。唐纳德·特朗普最初表示支持这项协议，但随后又对提供该项技术表示怀疑。与此同时，乌克兰袭击了俄罗斯零售商“野莓”（Wildberries）的更多仓库，俄军一直将其用作装备物流枢纽，袭击导致至少5人死亡。此外，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偏离目标，在黑海沿岸的一处俄罗斯海滩造成至少7人死亡。

乌克兰总统沃洛基米尔·泽连斯基继续对高层官员进行人事大调整，免去了奥尔哈·斯捷法尼希娜驻华盛顿大使的职务。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斯捷法尼希娜因涉嫌财产申报不实而接受调查，目前她尚未受到正式指控。

莫斯科爆炸与中东困局 俄罗斯当局表示，在莫斯科一家餐厅交付炸弹的一名女子在爆炸中身亡，另有至少两人遇难。事发餐厅位于莫斯科的富人区库德林斯卡娅广场。外界纷纷猜测，袭击的目标是一名在爆炸中幸免于难的俄罗斯高级指挥官。

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威胁称，如果伊朗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将对其予以沉重打击。卡塔尔方面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关于重新开放该水域的协议草案已在传阅中，且谈判已进入“非常实质性的阶段”，随后国际油价应声下跌。特朗普政府声称正与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讨论。伊朗方面虽否认与美国谈判，但承认已与阿曼就一条通行航线达成一致。

据特朗普称，哈马斯及加沙地带的所有其他武装组织已同意完全解除武装。但哈马斯回应称并没有解散武装，而只是在巴勒斯坦方面的监督下将武器入库封存。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表示，政府正在“对此进行评估”。匿名官员透露，以色列不会停止在加沙的行动，也不会从加沙地带撤军。

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罗马举行了今年以来的第七轮会谈。双方曾于6月达成停火协议，协议规定黎巴嫩军队需负责解除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则需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然而，在会谈期间以色列重新发起了对黎巴嫩的空袭，而真主党也拒绝交出武器。

美洲政治与外交摩擦 南非法院开始审理起诉政府土地征用法的案件，该法律规定在无法与地主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政府可实施无偿征用。这项法律正是特朗普声称白人农场主遭到迫害的依据。由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的执政联盟成员之一——民主联盟，也加入到了挑战该法律的诉讼行列中。

在美中期选举预选中，进步派民主党人再下一城，阿卜杜勒·埃尔-萨耶德在密歇根州击败海莉·斯蒂文斯，成为该党参议员候选人。埃尔-萨耶德得到了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支持，而斯蒂文斯则受到党内主流建制派的拥护。对于偏左翼的预选选民而言，以色列问题是一大焦点。不过左翼并未占尽上风，来自圣路易斯、支持以色列的中立派国会议员韦斯利·贝尔在预选中顶住了进步派挑战者的冲击，成功保住席位。

巴西与美国的外交关系进一步恶化。此前，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指责美国国务院两名官员企图干涉巴西大选。作为回应，美国注销了巴西驻华盛顿大使的签证。与此同时，巴西与阿根廷的关系也出现倒退，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再次炮轰卢拉，公开称其为“小偷”和“腐败分子”。

巴西总统大选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选择保守派国会议员阿尔弗雷多·加斯帕作为其竞选搭档。近期民调显示，博索纳罗正缩小与卢拉的差距，不过卢拉仍有望在10月4日的选举中连任。

在美方支持下，委内瑞拉就举行民主选举展开的谈判已拉开帷幕。委内瑞拉政府首席谈判代表为全国大议会议长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他也是戴尔西·罗德里格斯的哥哥——后者在美国于今年1月推翻尼古拉斯·马杜罗政权后出任总统。反对派代表则是结束流亡归国的迪诺拉·菲格拉。目前仍流亡在外、领导反对派联合平台（Unitary Platform）的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表示，谈判是否成功将取决于能否实现自由选举。

与此同时，6月份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6125人。

亚州动态与政治风波 孟加拉国前总理谢赫·哈西娜在因暴发致命抗议被推翻并流亡海外两年后，发表了一场重要讲话。哈西娜在印度接受记者采访时，重申了她将于12月返回孟加拉国的誓言。此前，她因对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进行镇压，已在缺席审判的情况下被判处死刑。

巴基斯坦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Tehreek-e-Taliban）宣称对斯瓦特山谷发生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负责。袭击发生地靠近阿富汗边境，造成17人死亡。事发时当地正举行集会，要求警方提供更多保护以抵御恐怖暴力。

缅甸军政府允许昂山素季会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名官员，并公开了活动照片。自2021年2月军事政变中这位国家实际领导人被推翻以来，当局鲜少允许外界与她接触。现年81岁的昂山素季一直被羁押，此前外界盛传她已身患重病甚至已经离世。

在韩国，因5月份一项营销活动引发的舆论风波愈演愈烈，警方突击搜查了韩国星巴克总部。该公司当时推出了一个名为“坦克日”的促销噱头，被指轻慢了1980年造成数百人遇难的民主抗议运动。尽管星巴克已公开道歉，但仍难逃被起诉的命运。这场营销失误如今已演变成政治事件，右翼人士纷纷高举星巴克纸杯，以此表达对总统李在明的反对。

2. 漫画：乌克兰与伊朗的战事旷日持久

原文标题：Cartoon: War drags on in Ukraine and Iran

核心提炼

这篇选自《经济学人》的漫画评论，以2026年8月6日为时间节点，聚焦全球两大冲突热点——乌克兰与伊朗。标题直指两地战事“拖而不决”，点出国际社会对长期化冲突的疲惫感。正文虽短，却引出三条深度分析线索：一是问号般的“伊朗还能将霍尔木兹海峡武器化多久？”，暗示德黑兰正利用战略水道与核边缘政策牵制全球；二是“伊朗新一波打击暴露了特朗普协议的脆弱”，折射出美国单边退出伊核协议后，外交框架已千疮百孔；三是“对俄罗斯人而言，战争从未如此之近”，揭示乌克兰战火正实质性地反噬俄罗斯社会。整组内容层层递进：漫画作为封面引子，以轻松笔触勾勒沉重现实；后续文章则深挖伊朗军事冒险的限度、美国外交信誉的破产，以及俄罗斯民众战争感受的质变。核心观点在于：两场冲突已非短期危机，而是重塑地缘版图的长周期变量；各方博弈正从战场延伸至能源、核不扩散、国内民意等复合领域。

正文

漫画：乌克兰与伊朗的战事旷日持久

本周国际要闻 漫画：乌克兰与伊朗的战事旷日持久 用轻松视角解读新闻 2026年8月6日

关于这幅漫画的深度解读： 伊朗还能将霍尔木兹海峡“武器化”多久？ 伊朗遭受的新一轮打击，暴露了特朗普协议的脆弱 对俄罗斯人来说，战争从未像现在这样触手可及 过往漫画可在此查阅。

本文由zlibrary从《经济学人》官网下载，原文链接：https://www.economist.com/the-world-this-week/2026/08/06/cartoon-war-drags-on-in-ukraine-and-iran

3. 为什么人工智能对中国政府构成风险

原文标题：Why AI is a risk to Communist China

核心提炼

本文探讨了人工智能（AI）发展对中国社会与政治体制构成的潜在风险。尽管外界普遍认为中国模型落后，但实则正快速赶超美国顶尖模型，且中国凭借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电网优势，不断弥补算力和芯片制约。

中国的政策重点在于AI的快速普及与应用，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缩减。然而，这种快速的自动化和智能化转型正在重塑卡车运输、影视制作和机器人等行业，可能迅速引发大规模的岗位裁撤。鉴于中国有超过3亿零工从业者，且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AI造成的失业速度可能远超人口减少的速度，进而引发社会动荡。

面对潜在冲击，中国政府的选择十分有限：再培训效果堪忧，建立普惠福利制度受阻于领导人对“福利主义”的排斥，而强令企业不裁员或让国企吸纳劳动力又会削弱经济效率。最终，政府可能采取“走走停停”的管制模式，但这将损害创新活力，迫使决策者在维护社会稳定与保持对美竞争优势之间艰难博弈。

正文

正如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模型彼此进行性能基准测试一样，人工智能本身也将成为检验中美两种互相对立的政治体制的试金石。这项技术将考验谁能更好地研发AI工具并将其推广至整个经济体系。而这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两国在社会治理理念上的根本分歧。

即便是在AI这样日新月异的领域，这场角逐的结果或许也需要数年时间才会明朗。但正如我们从中国国内发回的报道所显示的那样，中国正在加速拥抱AI，其政府也在为这项技术带来的剧烈经济与社会变革做准备。作为一个专制国家，中国在驾驭这项21世纪最有前景的技术时具备某些优势，但也面临着重重问题。

首先来看中国模型的水平。普遍的刻板印象认为中国模型成本低廉，且最顶尖的模型也始终落后于美国。但事实是，两国的AI模型正在趋同。中国具有创新性的模型正变得规模更大、更聪明。在过去几周里，中国实验室相继发布了Qwen3.8-Max和Kimi K3，其性能已几乎媲美Anthropic公司的Fable 5等美国最先进的AI。中国的模型像美国模型一样，极有希望突破现有的试验台瓶颈。

尽管中国模型价格更低，但美国模型往往性价比更高。美国研究机构“人工分析”（Artificial Analysis）发现，在权衡成本与智能水平的多数情况下，美国模型的表现仍优于中国模型。

不过，这种趋同态势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尽管中国目前建设的数据中心容量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但这种劣势不太可能长期维持。作为一个半计划经济体，中国极擅长打造基础设施。当美国的公众舆论开始反对建设数据中心时，东南亚地区正承载着中国巨型算力设施的建设。中国的开源权重模型可以在任何人的服务器上运行，这意味着算力瓶颈并没有账面数字看起来那么严重。此外，中国的发电装机容量几乎是美国的开外三倍，且这一领先优势还在继续扩大。

同时，中国正在学会应对制裁。它通过走私获取最先进的英伟达芯片，并在海外数据中心租用算力。其顶尖的芯片设计企业华为也在迅速提升其性能稍逊一筹的国产芯片产量。虽然使用极紫外（EUV）光刻机的最顶尖技术仍遥不可及，但中国制造的光刻工具如今已能使用深紫外（DUV）光刻技术来生产芯片。

构建模型只是故事的一半。要让经济保持活力，就必须部署AI——这正是中国AI政策的重心所在。在模型研发落后于美国的时期，中国领导人将技术的普及应用视为最佳的竞争方式。但他们可能也相信，就像电力等其他通用技术一样，应用技术带来的回报远大于发明技术本身。到205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将减少25%；要用机器替代人力，同样需要大面积的技术推广。

到目前为止，AI的使用尚未在中美两国的宏观经济数据中显现出来。但在某些行业，变革已经铺天盖地而来。根据一家大型企业的经验，AI辅助的卡车运输将减少30%的司机构成，随车人员从两人缩减为一人、四人缩减为三人。在2026年第一季度发行的12.8万部大火的1至2分钟微短剧中，有95%使用了AI进行生成，取代了大量的演员和摄制团队。

中国还在迅速扩大机器人的应用。今年6月，中央领导层要求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在2026年底前部署1万台人形机器人投入实际工作。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销量将达到44.6万台，是今年总量的九倍。在巨大的仓库里，工人正通过不断重复叠衣服、分类和堆叠物品等动作，获取报酬来训练机器人。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白领阶层占比相对较低，因此AI最深远的影响很可能出现在消费市场和蓝领工作领域。这极易引发不满情绪。目前中国青年失业率已在15%左右徘徊，且有超过3亿人在零工经济中谋生。AI带来的“岗位毁灭”速度，可能远快于中国人口红利消退的速度。

你或许会认为，执政党对政权的掌控如此牢固，完全可以无视这种反弹。然而，威权体制最担心的就是脆弱性。尽管中国企业急于快速推广AI，但政府却会竭力避免社会不稳定。这正是AI将对该体制构成考验的原因，也是中国可选方案极其有限的原因所在。

与美国一样，中国国内也有大量关于“劳动力再培训”的讨论。然而，再培训的过往纪录并不理想，即便是像丹麦和新加坡这样最成功的国家，也很难让工人掌握全新的职业技能。没有理由相信中国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尤其是考虑到该国目前已经面临高校毕业生过剩的问题。

知名经济学家和政界顾问建议扩大社会契约，例如向AI企业征税或建立无条件基本收入（UBI）制度。他们的文章已刊登在党刊上，这代表了官方对该方案的兴趣。但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反对福利救济，认为这会导致“懒惰”。

目前，政治领导层正施压企业对员工进行内部分流，而不是直接解雇。他们也可能要求国有企业吸纳过剩的劳动力。然而，尽管这在政治上可行，但在国内经济增长本就疲软之际，这种做法将抵消快速推广AI所带来的一部分经济红利。

因此，政府可能会采取即兴应对策略：放任AI自由发展，直到出现麻烦，再果断干预。这正是此前教培和游戏行业的遭遇——当党认定这些行业造成了过大危害时，它们在一夜之间便陷于混乱。近期，在武汉发生100多辆无人驾驶出租车出现故障导致乘客滞留事件后，谨慎的官员们便放缓了无人驾驶出租车的试点步伐。

然而，这种“走走停停”的打压与扶持模式可能会损害创新能力。果真如此的话，中国的领导者们将不得不做出抉择：是在社会动荡的风险与落后于美国的风险之间寻找极其艰难的平衡。AI给中美两国带来了相似的挑战，两个社会都必须重新塑造自己。而在这一过程中，民主体制往往比专制体制更容易完成转变。

4. 人工智能如何正让英国政府陷入瘫痪

原文标题：How AI is breaking the British state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英国国家机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对公共服务不满的民众开始借助人工智能（AI）和自治智能体（Agents）来撰写诉状、申诉行政处罚及申请福利。这种被称为“智能体泛滥”（Agentic Flooding）的现象，正以海啸之势冲击着建立于邮政与电话时代的传统官僚体制。

英国因其依赖书面行政材料的传统，在这场危机中首当其冲。AI消除了维权的时间与金钱成本，导致劳资仲裁积压剧增、紧急禁令申请暴增百倍。若任其发展，将引发“申诉激增-服务恶化”的恶性循环，甚至导致国家财政缩水和公共职能瘫痪。

为应对危机，政府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不仅要减少易被AI滥用的法定权利、清理繁冗的诉讼程序、增加机会主义申诉的成本，更要以前所未有的决心用AI彻底重构国家机器——从被动响应申诉转向主动、自动化的公共服务，打造一个能抵御“AI海啸”的现代政府。

正文

全文翻译

人工智能如何正让英国政府陷入瘫痪 装备了大模型与智能体的公民，可能让政府彻底停摆

英国的国家机器正陷入泥潭。铁路停工，路面破损无人修补；福利开支不断攀升，小偷小摸却无人缉拿。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宣称他能让白厅（英国政府）重新运转起来；但话说回来，他的前任也是这么说的。

然而，英国政府维持运转的能力即将迎来急剧恶化——这对全球所有发达民主国家都是一次警告。对官方服务感到失望的民众，正在借助人工智能来提交异议、提起上诉并索要应得利益。由此引发的投诉与诉求海啸，将彻底淹没那些建立于邮政和电话时代的官僚体制。但在阻止国家机器被淹没这方面，目前采取的措施还远远不够。

这种汹涌而至的冲击被称作“智能体泛滥”（agentic flooding），其潮水正在冲击着各地的官僚机构，从税务上诉、福利申请到违停罚单，无一幸免。而在英国，水位上涨得尤为惊人。正如本刊本周所报道的，当人们对AI的担忧还停留在安全和就业威胁时，英国劳资仲裁机构的积压案件在一年内默默激增了55%，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AI生成的诉状。紧急禁令的申请需求更是暴涨了100倍。而这股AI潮水，才刚刚开始涌动。

长久以来，英国一直是新政治模式的先驱，从20世纪40年代的福利国家，到90年代的“第三条道路”。但它同时也极其脆弱，极易受到装备了AI工具的公民的冲击，因为英国的行政传统一向偏好书面材料，而这恰恰是AI最擅长撰写的。因此，英国政府现在必须再次进行制度创新。好消息是，伯纳姆内阁中的一些人已经意识到了这场挑战的严峻程度。他们能否迎难而上，将决定英国究竟能再次成为各国效仿的典范，还是沦为一个令人警惕的教训。

在经济低增长、人口老龄化和国防开支激增的背景下，英国政府在多个维度上都已显得力不从心，让选民深感自己成了受害者。但这些人们所熟知的财政难题至少发展缓慢且可预测。“智能体泛滥”则截然不同。它来势凶猛，且总是出现在你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它不仅会损害公共财政，还会卡死推动国家机器运转的齿轮。

AI极其擅长应对官僚体制。它能在几秒钟内解读繁琐的条文、挖掘法律漏洞并起草上诉信。自治AI智能体还将加速这一趋势，只需极少的人工干预就能自动提交税务申诉。与面对官僚时情绪容易失控的人类不同，AI智能体永远不会发脾气，也永远不会丧失斗志。官员们常抱怨AI生成的都是“废话”和幻觉，但随着技术的进步，他们将面临相反的难题：收到如顶尖律师起草般严密精妙的诉求文件。

乍一看，这对深受官僚之苦的民众来说是个绝佳的结果。没人喜欢停车罚单。贫困阶层如今也能像那些手段精明的中产阶层一样，顺畅地行使法定权利。然而，这很可能演变成一场“公地悲剧”。如果国家机器被不堪重负而无法运作，最终所有人都是输家。

当20世纪的各国政府确立广泛的公民权利时，抱着的是让公民身份真正发挥作用的崇高理想。公众可以在公众咨询中表达诉求，根据信息公开法索取信息，并从监察员、仲裁庭、专员和法官构成的整套体系中获得针对行政失当的救济。但这些模拟时代的制度前提是：很少有人会有时间或精力和官方耗到最后；即便有人有这份耐心，也没几个人请得起律师。AI改变了这一切，它实质上让专业水准的请愿变得既快捷又零成本。

然而，当每位请愿者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国家机器终将崩溃。英国的劳动法正变得日益繁琐——这本身就是个问题——但这并不能为受委屈的工人带来多少救助，因为原告需要等待四年才能等到仲裁庭开庭。极其繁重的规划审批制度本意是为了建设美丽的城镇；但一旦被AI生成的铺天盖地的反对意见所瘫痪，就什么也建不成了。此外，英国人每年未领取的法定福利高达200亿英镑（27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7%；如果人人都要拿回应得的一份，公共财政将瞬间枯竭。

摆在面前的是一个由“投诉激增”和“服务恶化”构成的恶性循环。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认为，想要办成事的唯一途径就是拉关系或作弊。在难以避免的愤怒与不满中，民粹主义将大行其道。

因此，政治家们必须在潮水进一步上涨之前，立刻着手解决“智能体泛滥”问题。

第一步，停止赋予那些极易被AI利用来进行诉讼索赔的法定权利。英国的《雇佣权利法案》和《租客权利法案》为工人及租客打开了法律诉讼的大门。这不仅方向有误，而且大臣们几乎没有思考过这些法案会给法院带来多么沉重的负担。

第二步，精简数十年来繁衍堆积的大量程序性权利。要降低国家机器的脆弱性，就必须收紧规则、堵住漏洞，并对利用AI滥用诉权的行为设立惩罚机制。繁复而模糊的上诉体系，应当让位于简单、精确且有限制的体系。

资金也应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英国可以像其他国家那样，对信息公开申请收取费用。劳资仲裁庭也可以效仿，同时应当有更大的权力判令机会主义式的恶意申诉方承担诉讼费用。

最关键的任务，是以更快、更彻底的姿态利用AI重构国家机器。这意味着不能仅局限于加速“申请-决定-上诉”这一旧循环，而是要将其彻底替换。重构后的国家将能够抵御AI海啸；它也将更高效，能更敏捷地响应公民的需求。

政治家们总承诺要进行彻底改革，但给出的方案却总是小打小闹。一个全新的AI驱动型规划系统，不应只是去处理当地人的反对意见，而是可以直接裁决某项住宅开发案是否符合规划法规；福利系统也不应只是被动处理申请，而是可以主动制定个性化的福利干预方案；信息公开申请则应被“按需即时透明”所取代。

国家机器正面临被“智能体海啸”淹没的风险。即便政府快速引入AI会引发部分人的恐慌，但这场变革已势在必行。

5. 海湾国家应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

原文标题：Gulf states should make a deal with Iran on Hormuz

核心提炼

由于美伊谈判屡屡陷入僵局与军事冲突的循环，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严重威胁着海湾国家的经济安全。虽然沙特、阿联酋等国正加速建设输油管线及避开海峡的替代设施，但受制于工期、运力上限以及其他潜在要道（如红海）的安全风险，这些替代方案短期内无法完全取代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功能，也难以解决天然气与粮食等物资的运输难题。

在军事手段难以确保航道绝对安全的情况下，海湾国家通过妥协与伊朗达成暂行协议，可能是目前最可行的破局之道。哪怕这意味着需要支付通行费用或接受共同管理，只要能争取到喘息时间以建成本土防御体系与多元化通道，便能逐步削弱伊朗长期以此作为筹码的能力。

正文

受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影响，海湾国家正陷入一场严峻的困境。经过五个月以上的冲突，霍尔木兹海峡依然处于基本关闭的状态。当前局势呈现出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美伊两国的谈判一旦停滞，双方就会重拾武力；而当空袭无法打破僵局时，对话又会重新开启。近期，特朗普再次表达了就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的意愿，同时又威胁将对伊朗施加极其沉重的打击，并再次给予对方重新开放海峡的“最后机会”。

然而，伊朗方面依然坚持要对该水道保持近乎绝对的控制权。感到无可奈何的周边邻国对于伊朗主动软化立场或被动妥协几乎不抱希望。即便是德黑兰未来出现政权更迭，新政府恐怕也不愿放弃这一关键的战略筹码。

为此，海湾各国正在全力以赴摆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沙特阿拉伯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通过新建或扩建输油管道来绕过该海峡，伊拉克也计划将原油出口路线向北转移。同时，来自美国与沙特的投资者正考虑在海峡之外建立大型炼油厂。

这些替代方案固然有所帮助，但海湾国家建立供应链韧性的努力依然存在局限。管线工程往往面临工期延误的问题；即便所有规划都能按时完成，到2030年，战前每日通过海峡的1500万桶原油中，仍有500万桶必须依赖此航道。此外，管道本身同样容易遭受伊朗的袭击，且单纯依赖管道可能让海湾供应商面临其他咽喉要道的威胁，例如红海的曼德海峡——那里的胡塞武装也曾对过往船企收取费用，并可能卷土重来。

除了原油之外，其他大宗商品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在海峡封锁的情况下，卡塔尔占全球五分之一供给量的液化天然气无法运出，海湾本地的炼油厂也基本处于脱离全球市场的状态。这还仅仅是出口方面的影响，从海湾国家的角度来看，从粮食到金属等大量关键进口物资，根本无法低成本地通过陆路运达。

因此，修建管道固然重要，但海湾国家也必须投入更多资源来加强管线防御，并加快其他替代方案的建设。由于这些调整都需要时间，眼下海湾国家最迫切的需求是让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事实证明，美国的空袭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仅凭一次无人机袭击就足以吓退大多数商船并推高保险费用。当前唯一现实的出路，即便令人难以接受，依然是达成某种协议。伊朗倾向于与立场较为务实阿曼共同管理该海峡，参与此类谈判或许能给海湾国家提供表达底线和诉求的机会。

海湾国家可能不得不选择支付通行费，只要这些费用不违反制裁规定，船东们大概率会选择接受，而这就需要得到美国的认可。

这样的协议或许是脆弱的。国际法规定海上贸易应当保持安全与自由，若能达成一项包含中国在内的多边协议，将更具稳定性，因为中国同样希望保持海峡通畅且具备约束伊朗的影响力，不过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较低。同时，伊朗似乎也尚未准备好恢复海峡原有的秩序。

即便如此，只要一项协议能够降低敌意，并为海湾国家争取时间来建立能够削弱伊朗筹码的防御与替代设施，那么即使该协议范围有限且不够对等，也依然具有现实价值。伊朗或许能在眼下的这场争端中占得先机，但在长期的博弈中，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6. 政府正在对人工智能热潮进行一场危险的豪赌

原文标题：Governments are making a dangerous bet on the AI boom

核心提炼

美、英、法、日等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升至金融危机以来的高位，宣告低利率时代彻底终结。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高通胀顽固、地缘政治动荡，以及西方国家难以缩减的巨额财政赤字。面对居高不下的债务利息压力，主要经济体政府非但没有开源节流，反而将解决债务危机的希望寄托于人工智能（AI）驱动的经济增长。

然而，这种豪赌面临多重风险：首先，AI数据中心的巨额投资挤占了资金，导致利率率先上升，但对生产力的提升效果却尚未显现；其次，AI可能带来劳动力市场动荡、国家税基收缩、军备竞赛加剧以及因寿命延长导致的养老金开支激增，从而抵消经济增长带来的财政收益。缺乏财政自律的盲目押注，其风险丝毫不亚于炒作高空科技股。

正文

全球主要国家的政府正在对人工智能（AI）热潮进行一场危险的豪赌。要理解其中的缘由，不妨看看债券市场。

在经历了一年的持续攀升后，美国、法国、日本和英国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均已逼近2007-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一现象在英国尤为瞩目——当地收益率早已冲破了2022年财政恐慌时创下的高点。疫情后通胀有所回落，不少人曾好奇利率是否会重返2010年代的超低水平，如今市场给出了明确且坚定的答案：绝无可能。甚至，收益率大概率还会进一步攀升。

背后的“罪魁祸首”非常清晰。首先，通胀尚未被完全驯服，使得各大中央银行对降息顾虑重重。就连日本也在逐步摆脱宽松货币政策（尽管这还不足以提振日元，日美两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官方购汇来支撑日元汇率）。其次，发达国家巨大的财政赤字看不到任何明显收窄的迹象，这引发了市场的担忧：政府最终可能会逼迫央行印钞，以通胀方式来稀释债务。此外，伊朗战争和关税政策等地缘政治动荡，也推高了投资者要求的风险补偿。雪上加霜的是，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Kevin Warsh）在与市场的初次交锋中表现失准，引发了市场不安。

高企的国债收益率对高负债政府而言无疑是巨大沉重。以美国为例，国债收益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十年内每年新增的利息支出就相当于其GDP的1.3%。然而，越来越难想象各家政府会通过削减开支来应对这股压力。在美国，两党似乎都指望把债务危机的包袱甩给对方；法国明年的总统大选可能演变为左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角力；日本更是离奇地在此时实施财政刺激。政府调整政策拖得越久，未来所需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眼下，各国政府看起来越来越像是想把财政买单的希望完全押宝在经济增长上——而在今天，这就等同于押宝AI。

但麻烦在于，经济增长加快通常会刺激投资，进而在产能释放前先推高利率和国债收益率。如今，市场利率的攀升已经抢在了经济增长的前面。高盛预计今年全球数据中心投资将高达1万亿美元，如此惊人的规模正在让资本变得空前稀缺，进而推高了债券收益率。

然而，即使是在技术普及度被公认最高的中国，AI也尚未对生产力产生可量化的显著提振。这种提振可能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当年电力和计算机的普及，也是历经数十年才明显拉动了生产力增长。

此外，并非所有经济体都能从中同等受益。如果AI推高了美国的经济增长，进而拉高全球利率，但欧洲却因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和高昂的能源成本导致AI应用梗阻，那么欧洲的财政困境将会进一步恶化。这意味着欧洲将承担更昂贵的债务，却换不来任何额外的增长。

还有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即便AI带来的生产力飞跃足够巨大，足以改写任何国家的财政账本，它也极有可能引发剧烈的失业潮，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在失业救济上投入更多资金。同时，国民收入可能会从劳动报酬转向资本收益，而资本的税率通常更低。如果AI引发了新一轮军备竞赛，各国还不得不增加国防开支。甚至，AI推动的科学进步将延长人类寿命，这本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却也会增加国家在养老金上的财政支出。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测算，将这些因素与高利率叠加考虑，AI驱动增长对改善美国财政赤字的正面效果可能会被削减一半以上。

上一次包括美英在内的多数发达国家实现财政盈余，还要追溯到本世纪之交。当时既需要计算机和早期互联网带来的生产力快速增长，同时也离不开政府对赤字的坚决削减。缺乏财政自律的盲目押注，这场围绕AI的国债豪赌，其危险程度绝不亚于投机那些摇摇欲坠的科技股。

7. 两党联手反对动物实验是错误之举

原文标题：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uniting against animal testing are wrong

核心提炼

在美国政治极化加剧的背景下，民主党与共和党罕见地在“减少并最终废除动物实验”这一议题上达成共识。右翼阵营及相关官员极力推动终止动物研究，甚至关闭了部分国家级的灵长类实验设施；同时，不少民主党人也在地方层面上呼吁限制动物实验。然而，这种跨党派的联合却带来了隐患。

反对动物实验的声浪一方面源于伦理方面的顾虑，另一方面则源于对新型替代技术（如类器官、芯片器官及人工智能模型）的过度乐观。尽管这些新兴技术能够提高早期药研的效率，但目前的科技水平仍无法完整模拟复杂的人体生理系统（例如疫苗开发所依赖的整体免疫反应）。此外，如果美国强行关停相关实验室，生物医药创新的主导权将加速向中国等国转移，甚至可能导致科研活动流向动物福利标准较低的地区，适得其反。因此，当前更合理的做法应当是继续资助动物研究，同时通过升级设施与应用监测技术来改善实验室里的动物福利。

正文

在美国政治风云变幻的当下，民主党与共和党若能找到共同语言，本该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然而，两党最近在某一领域展现出罕见的合作姿态，却令人深感忧虑：双方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站出来反对将动物用于科学研究。如果这种主张最终付诸实践，美国将无法继续为增进全球最宝贵的生命——人类——的福祉做出贡献。

保障动物福利过去似乎只是左翼人士关注的议题，但它在右翼乃至极右翼阵营中也长期不乏支持者。如今，“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也加入了这一阵营。卫生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誓言要终结所有的动物实验，在他的推动下，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正在关闭其灵长类动物实验室；美国海军也已宣布停止为针对猫狗的科研项目提供资金。在这一议题上，许多民主党人与联邦政府步调一致——尽管民主党平时总强调自己与共和党不同，坚信科学与理性。在俄勒冈州，民主党政客与唐纳德·特朗普任命的官员站在了同一战线上，共同试图限制科学研究，并缩减美国最大的由联邦资助的灵长类研究中心的猴子种群规模。

反对动物实验的声浪日益高涨，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对动物实验的伦理合理性心存不安（却忽略了它对人类健康做出的巨大贡献）。此外，新一代生物医药技术的崛起也让人们寄予厚望。这些所谓的“新替代方法”（NAMs）包括芯片器官、类器官以及人工智能模型等。在某些特定领域，这些新技术确实能够在完全不使用动物的情况下，让药物研发变得更快、成本更低。例如，肝脏芯片利用微型设备上的活体肝细胞，可以在进入动物实验阶段之前，就提前筛查出药物的毒性。

然而，如果因此就认为这些新技术很快能在很大程度上彻底取代动物实验，那就大错特错了。模拟局部的人体生物学特性，并不等于能够完全复制复杂的整体生命系统。以疫苗为例，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生物医药成就之一，疫苗自1974年以来估计已挽救了1.54亿人的生命。然而，疫苗的研发涉及发现并利用一条极其复杂的生物通路。目前，科学家们仅能利用器官芯片模拟出这一探索过程的前几个步骤，而要弄清其余的机制，依然高度依赖在动物和人类受试者身上进行测试。许多其他救命药物的研发过程亦是如此。

除了科学规律之外，坚持动物实验还有一个现实方面的考量。如果美国的实验室被迫关闭，生物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将拱手让给中国。中国的生物技术产业正在迅猛发展，并大量吸纳了在本土面临资金削减、监管阻碍和政治敌意的美国顶尖科学家。与此同时，中国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大量采购研究用猴，这不仅推高了价格，也挤压了美国实验室的预算。

这种竞争态势使得当下的动物权利运动显得适得其反。如果美国的实验室停止实验，相关的科研工作只会转移到动物福利标准更低的国家。

在未来，随着技术的进步，新兴替代方法或许能够取代更多的动物实验。但在此期间，实验室内的动物福利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得到提升。例如，美国那些已有数十年历史的灵长类研究中心应当进行现代化改造，为猴子提供空间更大、更接近自然且采光更好的活动场所；应用便携式监测技术则可以减少人工抓握和干预的频率，从而降低动物的应激反应，并提高科研数据的质量。

这些改善措施固然需要资金投入，但这恰恰构成了继续向动物研究提供资金支持、而不是直接切断预算的有力依据。

8. 如何终结苏丹这场惨烈却被遗忘的冲突

原文标题：How to end Sudan’s brutal, forgotten conflict

核心提炼

苏丹内战已陷入第四个年头，首都喀土穆沦为废墟，1400万人流离失所，数十万人死于战乱、饥荒和种族屠杀。这场冲突表面上是政府军（SAF）与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RSF）的交锋，实则是阿联酋与沙特、埃及等地缘大国博弈的代理人战争。此前，双方及背后支持者均无和谈意愿，西方社会亦漠不关心，苏丹正走向数十年难以解套的“索马里式”解体之路。

然而，近期两大转机带来了微弱的和平曙光：一是伊朗局势升级引发红海航道危机，严重威胁沙特利益并推高阿联酋的干预成本，促使中东大国重新评估苏丹局势；二是政府军在战场取得重大突破，具备了“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谈判的条件。眼下正值雨季交火间歇期，外部大国应抓住这一窗口期，向各自支持的阵营施压，促成停火谈判，阻止苏丹彻底走向分裂与毁灭。

正文

如何终结苏丹这场惨烈却被遗忘的冲突

预警：尽管希望渺茫，但停火的一丝曙光已经现出。必须牢牢抓住它。

要找出一个能够概括苏丹内战惨状的地方，或许是不可能的任务——这场内战如今已深陷第四个年头。但在对该国进行了一次罕见的实地走访后，我们可以说，它那沦为废墟的首都已极其接近这一缩影。在2023年4月爆发战争之前，喀土穆曾是一座拥有约700万人口的繁华都市。而如今，市中心一片荒凉，政府大楼只剩下残破的躯壳，豪宅与奢华酒店化为瓦砾。被战火熏黑的街道上一片死寂；由于弃尸过多，人骨甚至从临时掩埋的万人坑中散落出来。即便如此，杀戮仍在继续。

喀土穆是本世纪非洲最惨烈冲突之一留下的创伤核心。战争摧毁了这个非洲第三大国的绝大部分国土，导致1400万人流离失所。数十万人可能已死于战斗、饥荒和爆发式的种族灭绝暴行。近年来的非洲战争中，唯一能在惨烈程度上与之一较高下的只有刚果（金）战争——那场发生在21世纪初的浩劫可能造成了500多万人死亡。

然而，苏丹战争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甚至更胜一筹。正如我们在两年前警告过的，这场战争已将周边国家卷入其中，加剧了南苏丹和也门的内战，并可能在埃塞俄比亚引发新一轮杀戮。外部世界对这里的苦难表现出了冷酷的漠视，要么充当金主让战火延续，要么干脆听之任之。然而，随着红海航运受到威胁，苏丹和伊朗的战事开始交织叠加。这可能会增加交战背后支持者继续推动战争的成本，从而最终给他们一个寻求和平的理由。

表面上看，苏丹战争是两大主要交战方之间的冲突：一方是苏丹武装部队（SAF，即该国正规军和事实上的政府），另一方是财大气粗、装备精良的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RSF）。苏丹内部的其他多个阵营也分别与这两派结盟。然而，这场战斗本质上也是一场代理人战争，背后是财力雄厚的地区强权在争夺资源和影响力。RSF获得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提供的武器、资金和雇佣兵——尽管阿联酋极力否认向其提供支持。而在较小程度上，SAF则得到了埃及、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武装与资助。

直到最近，所有这些参与者在维持战争现状上都拥有压倒性的共同利益。RSF虽然时不时声称准备进行停火谈判，但却利用战利品将其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统治全国野心的军事和经济帝国。而我们在苏丹与SAF领导人的交流给人留下明确印象：他们依然坚信自己能够消灭RSF，因此反对和谈。与此同时，有能力对交战双方及其支持者施加压力的外部大国却无暇他顾。欧洲正聚焦于乌克兰；而去年11月誓言要结束这场战争的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如今却陷入了在伊朗发起的灾难性军事行动中。许多苏丹人已认命，接受了自己被视为“无救之局”的现实，开始谈论起“索马里式的时间线”：一场看不到尽头、长达数十年的冲突。

如今，两项新动向交织在一起，创造了一个结束战争的机会——哪怕这个机会微乎其微。

自从美国在今年2月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来，海湾地区的混乱使得苏丹局势相比以往更不受重视。尽管拥有伊朗这个共同的敌人，但这并未能缓解沙特与阿联酋在苏丹上演的角逐。然而，正如美国前总统怀特·艾森豪威尔曾说过的：当一个问题解决不了时，就把它扩大。随着伊朗战争的扩大，人们的注意力正从暂时处于关闭状态的霍尔木兹海峡，转向可能很快也会被封锁的红海。近几周来，也门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对与沙特相关的油轮发动了袭击，导致通过红海曼德海峡的航运量锐减。

此前，沙特和阿联酋一直将它们在该地区的竞争视为零和博弈。然而，近期红海受到的袭击进一步凸显了苏丹海岸线对沙特的重要性，重新激起了沙特对这场战争的关注。这可能会增加阿联酋继续支持RSF的成本和风险，进而为苏丹停火成为中东更广泛和解方案的一部分打开大门。

第二个因素是战场局势的发展。在过去两周里，SAF取得了自18个月前重返喀土穆以来最具决定性的突破。7月下旬，它重新控制了一条连接首都与战略枢纽奥贝德的关键公路，RSF数月来一直试图攻占该地。此外，SAF还收复了与埃塞俄比亚接壤的边境城镇库尔穆克。尽管军方现在可能会倾向于乘胜追击、加倍下注以击败RSF，但该军方长期以来也一直主张希望“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谈判——而它现在正处于这一有利位置。

此外，拖得越久才去寻求停火，停火协议起作用的可能性就越小。交战双方包含了数十支民兵武装。SAF清楚，随着战争持续，更多的权力将流失给那些旨在从战争经济中牟利的利益集团。无论届时由谁掌权，局势都将走向碎片化。

诚然，成功实现停火的机会微乎其微。但展开外交斡旋的时刻就是现在。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左右，苏丹的雨季意味着战斗将进入间歇期。特朗普分身乏术的非洲事务特使马萨德·布洛斯提出的“人道主义停火”，在战线相对平稳的窗口期内更有可能维持下去。

美国和欧洲应当向其海湾盟友施压，促使其支持的交战双方实现有史以来的首次面对面谈判。沙特、埃及和土耳其应劝说SAF，停止坚持要求RSF在谈判开始前必须解除武装并解散的要求。阿联酋则应利用其对RSF的影响力，让该组织兑现其声称的停火意愿——哪怕这意味着要放弃统治整个苏丹的野心。

那种走向进一步分裂的“索马里式”轨迹，只会让这场战争带来的苦难和动荡无休无止地延续下去。这是防止悲剧进一步恶化的最后、也是最好的机会。

9. 《经济学人》读者来信选登：关于马斯克言论、性别收入差距与城市化发展

原文标题：Letters to the editor

核心提炼

本期读者来信汇集了多领域专家与学者对此前文章的深度回应。

针对埃隆·马斯克的批评成为讨论焦点：经济学家 Dean Karlan 驳斥了马斯克关于援助资金撤消无害的论调，指出道德责任不能因他人可能的补救而免除；评论者 Patrick Grady 指出其在自动驾驶等领域的预测长期不合时宜；指挥家 David Woodard 借乐团发展反驳了“人类在AI时代将失去价值”的悲观论；天文学家 Martin Rees 勋章持有者则针对其火星移民构想提出了极具讽刺色彩的理性分析。

此外，讨论还延伸至社会与经济议题：Columbia 大学教授 Pierre-André Chiappori 从数据统计偏差和家庭劳动分工角度，重新审视了家庭性别收入差异；针对非洲城市化，专家强调了公共基建规划对土地增值与财政自给的重要性；历史学者回顾了民权运动先驱 Claudette Colvin 的贡献；另有读者对传统酒馆氛围的流失、预测市场的缺陷以及 AI 检测工具的盲区表达了关切。

正文

关于本期《经济学人》刊载的读者来信，各篇信件涉及的具体探讨内容如下：

一、 关于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及其哲学的讨论

1. 援助撤资的道德责任：针对马斯克关于撤销国际援助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辩解，学者指出，通过卫星数据可见，资金削减对当地生活造成了直接影响。更重要的是，在道德层面上，不能将“他人或慈善机构未来可能接手”作为免除自身行为后果责任的理由。同时，私营慈善资源的分配是有限的，不应被视为政府违约后的替代品。
2. 技术预测的可信度：有读者梳理了马斯克历年来对全自动驾驶（FSD）落地时间的多次推迟，提醒公众对其在机器人、火星计划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宏大预言保持审慎态度。
3. AI时代的精神寄托：针对AI可能使人类变得“多余”的观点，音乐界人士以管弦乐团在录音技术普及后依然繁荣为例，说明技术超越并不意味着人类活动失去意义。棋艺、合唱与园艺等活动，依然是人类展现存在价值的领地。
4. 火星构想与个人纪念：针对火星探索，有学者认为利用自动化机器人前往火星进行建设具有可行性，并诙谐地分析了将火星作为个人终极归宿和纪念碑的设想。
5. 对“物质极度丰富”的质疑：读者质疑马斯克所描绘的未来蓝图缺乏实质细节，认为盲目的技术乌托邦并不比经典虚构作品中的社会更具吸引力。
6. 价值冲突与文学映射：读者提到人造物与人类在价值观上的张力，并结合相关小说探讨了人机互动中的伦理困境。

二、 性别收入差异与经济学分析 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指出，关于妻子收入高于丈夫的比例较低这一现象，不能单纯归因于社会观念。研究表明，在去除自我报告的数据偏差后，某些特定的收入断层并不显著。此外，男女在职业选择上的差异（如工作灵活性需求）往往受到家庭整体效率和育儿分工的影响，不能简单等同于陈旧的性别观念。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这一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三、 非洲城市规划与财政体制 专业咨询机构代表提出，非洲城市化进程需要前瞻性的基础设施规划。通过合理的道路与水网布局，可以大幅提升土地价值。若能建立有效的房地产税收机制，捕获部分增值收益，城市化建设便能实现自我融资，从而为未来庞大的劳动力人口提供发展动力。

四、 历史记忆与民权运动 历史研究者补充了美国民权运动的细节，回顾了在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之前因拒绝在公交车上让座而被捕的黑人少女克劳蒂特·科尔文（Claudette Colvin）。虽然科尔文在后来的关键诉讼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由于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与阶层因素，她在历史上长期未能获得应有的关注。

五、 其他文化与技术观察

1. 传统社区空间的消逝：读者对 Yorkshire 酒馆创始人严格限制手机使用、倡导社交互动的做法表示怀念，并对当今酒馆中电子设备充斥的现状感到遗憾。
2. 预测市场的机制缺陷：读者指出，允许参与者通过增加资金投入来获取更多选择权的做法，偏离了汇集大众智慧的初衷，导致当前预测市场易受资金操纵。
3. AI文本检测工具的误判：有读者分享了测试体验，指出现有的 AI 文本检测算法存在严重的误报率，甚至会将经典的文学剧本或历史文本误判为人工智能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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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若您希望了解后续其他期刊章节或特定专题的进一步讨论，请随时告知。

10. 金融新时代：重创新，轻共识

原文标题：The new era of finance needs innovation more than consensus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主席迈克尔·塞利格（Michael Selig）指出，全球衍生品市场已进入由自动化、人工智能和算法执行驱动的新时代。他强调，美国将不再盲目迎合国际监管共识，避免引入阻碍创新的过时规则，而是致力于通过拥抱变革来确立全球标准。

文章回顾了美国在加密资产及新兴金融工具领域的监管创新：从批准比特币期货到推动永续合约，再到探索将稳定币作为履约保证金，美国正逐步把加密市场的基础设施融入传统金融。同时，CFTC积极拓展黄金期货全天候交易，并大力支持预测市场。面对欧洲监管机构将预测市场误判为“赌博”的保守态度，塞利格强调预测市场在价格发现和信息汇总上的强大价值。美国将继续以创新和严谨并重的监管模式，引领全球金融市场的未来发展。

正文

全文翻译

金融新时代：重创新，轻共识 ——专栏 | 展望未来：金融新时代需要的是创新，而非一味迎合共识 作者：迈克尔·塞利格（Michael Selig） 2026年8月6日

全球衍生品市场已经跨入了一个全新时代，而美国正高居这一变革的潮头。数十年来，衍生品——这种价值取决于标的资产价格或表现的期货、期权和互换等金融合同——始终是企业、农场主、投资者和金融机构进行风险管理与高效资本配置的关键工具。这一曾经小众的金融工具，如今支撑着一个名义价值超过1.2万万亿（即1,200万亿美元）的庞大市场。而其中近半数的市场份额，都归属于我自去年12月开始掌舵的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管辖。

美国在衍生品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是几代人凭借竞争激烈的市场、坚实的制度保障、健全的监管体系以及对拥抱创新的热情共同铸就的。在许多市场领域，纽约和芝加哥交易池里喊价交易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甚至21世纪初的屏幕电子化交易也已显得落伍。如今的衍生品市场已演进为高度自主的生态系统，由自动化交易、人工智能、算法执行和实时决策所驱动，其对信息的反应速度比人类快出数千倍。

多年来，国际金融监管一直基于一种假设，即监管优先级应当通过全球机构与各国监管者之间的广泛共识来确立。虽然国际合作依然不可或缺，但美国绝不会直接照搬那些针对旧时代制定的监管趋势——毕竟，这些机构规章的设计前提依然建立在交易时间有限、单一交易所和传统屏幕交易的旧格局之上。相反，美国正在重新树立其作为全球金融创新枢纽的地位。

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任期内，经CFTC监管的比特币期货的推出与拓展，通过为机构投资者提供透明、受监管的风险敞口，成功将加密资产引入主流金融体系。这一基石作用将比特币从一种边缘资产转化为与传统金融体系深度融合的资产：如今，比特币交易所交易产品（ETP）持有超过120万枚比特币，而在2016年，这一数字几乎为零。

在特朗普总统的第二任期内，CFTC批准了首个作为期货合约的“真正”比特币永续合约。永续合约（Perpetual，简称“perp”）是一种没有固定到期日期的衍生品，它依赖定期资金费率机制——即交易者之间的资金支付——来维持与标的资产现货价格的相对平价。

随着资本市场迈入数字时代，CFTC正致力于将加密市场打下的这些基础推广至更广泛的传统金融体系。美国国会近期通过了立法，为可用于支付的美元稳定币建立了首个全面的联邦监管框架，并为加密资产更广泛地融入金融体系奠定了基础。CFTC目前正在探索如何将受监管的稳定币用作履约保证金，在确保美国衍生品市场享誉全球的安全性和完整性的同时，推进市场基础设施的现代化。

我们的创新步伐远不止于加密资产。今年，我们推出了美国首个提供24小时全天候交易的黄金期货大型交易所。CFTC还正与市场参与者密切合作，共同探讨将永续期货拓展至非加密资产领域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完全归属于本委员会管辖的预测市场，已被证明是进行价格发现的强大工具。

正当美国积极拥抱有担当的创新时，许多国际同行却在背道而驰。近期，九家欧洲金融监管机构主张，预测市场上交易的事件合约应当被视为“赌博”而非金融工具。这种观点严重误解了这些合约的结构设计，也低估了它们是在公开市场上交易、而非向“庄家”下注的事实。它同样忽视了这些市场在汇聚分散信息、提升预测准确度以及优化价格发现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预测市场的作用往往优于传统的民意调查和专家预测——在2024年特朗普击败卡玛拉·哈里斯的总统大选中，唯有预测市场准确预判了这一选举结果。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研究也表明，在预测联邦基金利率和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等经济指标方面，预测市场的表现丝毫不逊色于甚至优于传统的经济预测。

要想持续发挥效用，全球监管框架的发展速度必须跟上其所监管的市场步伐。历史经验表明，每当我们率先拥抱变革——从铁路、航空到互联网和电子化交易——并亲自参与塑造全球标准，而不是被动等待他人定规时，美国的领导力才是最为强劲的。

这一理念同样适用于我们的国际监管关系。跨国合作固然具有价值，但能够进入世界上深度最深、最受信任的美国衍生品市场，本身就是一种特权。国际协议、外国贸易市场（FBOT）注册以及日常监管安排，都应当进行定期更新与现代化改造，以反映不断演进的市场结构和技术进步，同时进一步维护美国市场的利益并保护市场参与者。

长期以来，全球监管机构一直期待美国在衍生品市场监管方面发挥表率作用。这种格局应当延续下去，由美国制定健全的政策，让创新得以蓬勃发展。金融市场的未来，终将属于那些敢于打破常规、同时又能坚守市场完整性的勇者。美国已经证明，这两大目标绝非水火不容。其他国家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自己的路线，而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做全球金融的金字招牌。

■ 本文作者迈克尔·塞利格（Michael Selig）系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主席。

11. 商业时代，国际足联需要一部“宪法”

原文标题：FIFA needs a constitution for the commercial age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今年夏天，国际足联（FIFA）拟将商业运作与赛事运营打包成立新公司并出让20%股权的“FIFA Forward Enterprise”计划，因引发广泛抵制而被迫搁置。这一事件暴露了国际足联权力缺乏约束的深层危机。虽然反抗奏效，但依赖临时的联合抵制并非长久之计。

比利时职业联赛首席执行官洛林·帕里斯指出，应对之道并非削弱国际足联的全球权威，而是为其设定权力边界。现代足球的格局已变，职业联赛、俱乐部和球员承担了大量运营与劳务，但决策机制仍停留在“一国一协会”的旧模式中。

国际足联亟需一套制度化的约束机制：在赛程制定上，应赋予足协、联赛俱乐部及球员三方否决权；在重大商业交易上，须建立独立评估与绝对多数表决机制。唯有将权威置于明确的“宪法”框架之下，国际足联才能获得真正的合法性，确保这项全球运动健康发展。

正文

全文翻译

商业时代，国际足联需要一部“宪法” 欧洲职业联赛高管洛林·帕里斯（Lorin Parys）撰文指出：每当管理机构越界，足球界不能总是依赖一场“起义”来解决问题。

今年夏天，足球界联手叫停了国际足联（FIFA）。经过一场公开论战、来自整个足球圈的施压，以及全面抵制的威胁，才终于阻止了这一行动。

引发风波的是一项名为“FIFA Forward Enterprise”（简称FFE）的提案。该提案计划将国际足联的商业权益和赛事运营剥离，注入一家新公司，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20%的股份，拟按约200亿美元的估值募集高达42亿美元的资金。国际足联辩称，这项交易能为其211个会员协会解锁更多发展资金。

为足球事业发展提供更可持续资金的承诺固然诱人，但其价格和操作流程却令人不敢恭维。在估值、安全保障、潜在利益冲突和报酬安排尚未经过充分披露与评估之前，FFE提案实际上是在给私营投资者对世界杯收益的长期索偿权以及核心业务的参与权。更令人质疑的是，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Gianni Infantino）恰逢寻求连任，此时将一项不可逆的交易与对会员协会的即时资金承诺绑定在一起，意图过于明显。

正因如此，反对声音迅速在各大洲足联、国家足协和职业足球圈蔓延，最终迫使国际足联撤回了该计划。

这是一个正确的结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现行体制运作良好。一个健康的治理模式，绝不应该在每次重大决策跑偏时，都依赖最后一刻临时凑成的“反抗同盟”。

最顺理成章的反应或许是：国际足联权力太大了，应该削弱它。但我并不赞同。一项全球性的运动需要一个全球性的权威机构。世界杯总要有人组织，统一的规则总要有人维护，资金也需要被引导至那些商业市场根本不愿投资的国家。“一国一协会一票”的制度固然不完美，但它至少给小国足球在体系中留出了正式的一席之地。

我管理着一家欧洲职业联赛，所以我不是一个中立的观察者。职业联赛希望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俱乐部和球员也是如此。但任何改革都必须根据责任而非财富来分配影响力，同时还要维护这一体系的全球合法性。改革的核心目标不应是实现商业变现的最大化，真正的关键在于：国际足联的权力边界究竟在哪里？

国际足联的组织架构建立在一个过时的观念之上：即国家足协代表了其所在领土上的足球运动。在国家足协组织绝大多数比赛的年代，这种逻辑完全通顺。但在今天，往往是职业联赛在运营赛事和销售版权，是俱乐部在雇佣球员，是工会在代表劳动者权益。国际足联监管着所有人，制定着国际赛事日历，销售着依赖同样稀缺的时间和人才资源的赛事。

如今，足球的各项工作已分散至多个机构，但正式的决策机制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这就是为什么关于赛事日历、放行球员、转会、新赛事创立以及商业控制权的争端总是屡次上演。

足球界需要一份全新的“社会契约”。过时的并非“国家足协很重要”这一观念，而是“唯有国家足协才能代表现代足球的所有利益”。国家足协应当继续选举国际足联领导层、控制章程、制定发展政策并保护国家队足球。但是，对于一小部分直接分配职业联赛、俱乐部和球员的时间、劳动或经济价值的决策，则必须引入更广泛的参与。

不妨从国际赛事日历开始。对于国内联赛来说，这绝不仅仅是苏黎世国际足联总部讨论的一张图表。它直接决定了俱乐部能否在周日比赛，球员从国家队归队后能获得多少小时的恢复时间，以及一项赛事能否兑现对转播商和球迷的承诺。

我建议成立一个常设的日历委员会，由三大群体组成：国家足协、职业联赛与俱乐部，以及球员。任何大幅延长国际比赛日窗口、或增加俱乐部放行球员参加国家队赛事/国际足联比赛义务的提议，都必须获得这三个群体各自的多数支持。国际足联应首先公布相关证据，评估变更对球员工作量、行程、恢复和国内联赛的影响，以及对女子足球和小市场国家的影响。在达成一致之前，应沿用既有的赛事日历。

核心商业交易则需要不同的安全保障机制。未来任何类似FFE的提案，前提条件都应包括独立评估、利益冲突及报酬安排的透明公开。此外，该提案还必须在国际足联理事会和国际足联大会（分别是其最高决策和立法机构）中获得绝对多数通过。发展资金的讨论，应当与任何旨在为其筹资的商业交易分开处理。不能因为一项交易在商业上有吸引力且对小足协大方，就说明其程序具备合法性。

目前其实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今年6月，国际足联与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FIFPRO）签署了一项协议，承认该组织为全球球员的雇员代表。未来对转会制度和球员福利标准的修改，将通过“社会对话平台”进行讨论，并在重要领域达成集体协议。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进步。但该协议也展示了改革如何半途而废。通过向单一利益相关者授予实质性权利，管理机构可以提高包容性，同时保持其整体架构不变——从而瓦解推动系统性改革的联合力量。我这不是在否认球员协议的价值，而是在发出警告：双边进展不应成为整个机构缺乏统一定律的替代品。

对此最显而易见的反对理由是“决策瘫痪”。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根据，足球界的各种委员会已经够多了。大多数技术性和运营性的决策仍应由国际足联行政部门和专业机构负责。新的保障机制应仅适用于极少数会增加他人负担或锁定长期价值的决策。相关门槛应当清晰，截止日期应当固定。同时，还必须防止被最富有的欧洲利益集团“捕获”。小型联赛、非欧洲赛事和女子足球都需要获得有保障的代表席位。

这些是对国际足联权力的有限制衡，而非主权让渡。简而言之，国际足联不需要被拆解，它需要的是能够在越界行为发生之前就将其止住的制度，而不是逼得足球界其他力量不得不联手反抗。更清晰的权力边界不仅不会削弱这个管理机构的权威，反而会使其更具合法性。

这项全球性的运动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心——但也需要足够强硬的规则，来约束掌控它的人。

12. 中国人工智能浪潮对庞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分析

原文标题：China’s AI drive threatens the world’s largest workforce

核心提炼

在全球科技竞争与人口老龄化的双重背景下，中国正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AI）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尤其是具身智能、无人驾驶及自动化生产等领域。然而，这一飞速发展的科技浪潮也对国内庞大的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冲击。

从微短剧制作、长途货运到快递物流，AI和自动化技术在显著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的同时，也在快速挤压传统岗位空间。虽然科技进步长远看有助于补充未来劳动力短缺，但短期内“岗位毁灭”的速度往往快于“岗位创造”，导致白领与蓝领群体均面临下岗或减薪风险。

面对这一挑战，政府与企业正试图通过技能培训、鼓励转型等方式缓解就业压力，并通过司法判例限制企业无节制利用AI进行裁员。然而，在经济转型和灵活就业人口规模庞大的当下，如何在保持创新活力的同时保障劳动者权益、维持社会稳健发展，仍是未来需要持续探索的重要课题。

正文

关于该题材及相关章节的进一步讨论：

本文通过对中国多个行业的具体案例调查，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对当前就业结构所带来的多维度影响。文章分析了从影视微短剧的自动化生成，到物流货运领域无人驾驶技术的应用，再到工厂中人形机器人的部署过程。

在应对策略方面，文章指出政策制定者与社会各界正在权衡技术创新的推进速度与保障劳动力市场稳定的关系。一方面，政策积极引导传统岗位劳动者向新型技术服务岗位转型（如机器人运维、数据标注等），并加强职业教育与大学专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另一方面，学术界与相关机构也在探讨如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应对新型就业形态下的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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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后续章节或特定专题的进一步总结与分析，请随时告诉我。

13. AI带来的巨额财富如何重塑韩国

原文标题：How AI-fuelled wealth is reshaping South Korea

核心提炼

人工智能（AI）热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韩国社会。作为AI产业链中“卖铲人”的芯片巨头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利润暴增，不仅让员工分得天价年终奖，诞生了全新的“硅领”阶层，甚至改变了婚恋市场的择偶标准。

然而，这笔巨大的财富也带来了深刻的经济与社会挑战。韩国股市在过去一年翻倍后剧烈波动，成为全球最具不确定性的市场。同时，AI带来的繁荣呈现极化现象，普通大众尚未享受到实体经济的传导红利，散户入市更遭遇剧烈震荡。

面对巨大的财政税收红利，韩国政府与社会正掀起一场大讨论：是以“公民红利”或“暴利税”的形式向全民再分配，还是留作产业升级的资本？总统李在明提议设立“未来应对基金”，试图在保护私营企业创新动力与实现社会公平之间寻求平衡，这一探索也为全球应对AI时代的财富分配难题提供了先行样本。

正文

AI财富狂潮，正在如何重塑韩国？ 领导者们必须决定如何管理这笔天降巨款

一个衣衫不整的男人走进一家奢侈品店。店员对他爱答不理——直到他脱下外套，露出里面印有“SK海力士”标志的马甲。SK海力士是一家以发放巨额开工奖金而闻名的半导体企业。这是韩国近期一部喜剧节目中的讽刺搞笑桥段，却精准映照出现实中AI带来的财富狂潮正在该国引发的剧烈变迁。据婚介公司透露，SK海力士和三星电子这两家芯片巨头的工程师，如今在择偶市场上的受追捧程度急剧上升，几乎与医生和律师平起平坐。

一场由AI引发的财富变革，正在深刻重塑韩国社会。7月25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硅谷发表演讲时，将AI时代比作人类对火的发现，称其为“韩国前所未有的全新机遇”。

然而，新时代也伴随着新风险。韩国基准股综合指数（KOSPI）在过去一年中翻了一番，但在今年7月却骤降22%。剧烈的过山车行情使韩国跃升为全球波动性最大的股市。在首尔，关于如何确保新财富得到公平分配和可持续管理的争论正异常激烈。

“这向我们提出了全新的政策挑战：从社会经济和国家政策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不同寻常的超额利润？”李在明总统在今年6月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表示。次月，韩国政府便宣布设立“未来应对基金”，旨在将这笔新赚得的税收收入投资于子孙后代。

随着AI应用在全球的普及，韩国的市场震荡和政策大讨论，很可能是其他国家未来景象的一场预演。“这是一个需要更广泛国际讨论的议题，”李在明补充道。

财富之所以源源不断地涌入韩国，是因为韩国企业提供了AI模型开发者所必需的基础设施——例如高带宽内存（HBM）芯片。韩国官员常将自己比作AI淘金热中制造“皮克与铲子”的人。淘金者能否挖到金矿尚不可知，但“制造铲子的人”（或者准确地说，芯片制造业者）早已赚得盆满钵满。

7月30日，三星电子公布其第二季度营业利润达到89.5万亿韩元（约合63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800%。而就在前一天，SK海力士也宣布同期的营业利润同比猛增了557%。

两家公司的员工自然希望分得更大的蛋糕。去年，SK海力士同意拿出10%的营业利润作为员工奖金。今年5月，三星实力雄厚的工会以罢工相要挟，要求分享暴增的利润。最终的一纸协议避免了工厂停工的危机，部分高管和员工获得的奖金甚至超过了40万美元。在一个平均年薪不足40,000美元的国家，如此丰厚的悬赏可谓闻所未闻。一个全新的打工人阶层由此诞生：他们既非白领，也非蓝领，而是“硅领”（silicon-collar）。

然而，这场财富盛宴的红利很大程度上仅局限于芯片行业的内部人士。政府近期虽然将2026年的GDP增长预期从2%上调至3%，但这主要归功于强劲的出口。除了芯片工厂周边地区，整体消费依然疲软。

行业之外的普通大众只能寄希望于股市，试图从中分一杯羹。仅在今年5月和6月，散户投资者就向韩国股市注入了78万亿韩元（约合540亿美元）；然而当7月份股价暴跌时，许多人损失惨重。

AI带来的最广泛受益将体现在国家财政上，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大幅增加正在充实国库。仅三星和SK海力士两家公司缴纳的企业税，就可能相当于政府今年原计划收取的企业税总额。预计明年韩国的总税收收入将达到500万亿韩元，创下历史新高，相当于GDP的17%。

政策制定者们正在苦苦思索该如何管理这笔天降巨款。今年5月，李在明总统的首席国内政策顾问金容范在个人Facebook上发帖，设想利用超额税收资助“全民红利”，引发了广泛讨论。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李在明表示，全民基本收入（Basic Income）可能是若干有效政策选项之一。

有派系主张采取更彻底的再分配措施。基本收入研究院的吴俊镐表示，芯片巨头的成功离不开“国家长期的公共投资以及纳税人和公众的支持”，因此部分收益理应回馈社会。相关提议包括：针对高利润企业设立全新的最高 corporate-tax 阶梯税率、征收暴利税、或向公众赋予企业股权。

劳工团体则呼吁将潜在新税种的收入优先拨给芯片企业的下游分包商。韩国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的李吉拉（Lee Gyeo-re）指出，当整个行业面临不景气时，所有人都会受到冲击，“那么当产生巨额利润时，也理应普照所有人”。

但也有人认为这些呼声误入歧途。芯片制造需要源源不断的巨额投资，强加新税可能会打击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即便韩国国内有人喜欢将芯片巨头比作国有油气公司，但公众对私营电子企业创造的收入所拥有的权利，绝不能与国有资源相提并论。

诚然，AI实验室是利用了全社会创造的数据来训练其模型的。但前韩国银行（央行）行长李昌镛指出，韩国的芯片制造业并不属于这一范畴：“他们受益于AI，但他们本身并不是AI。”

目前，韩国政府正试图在保护私营部门与共享财富之间取得平衡。拟议中的“未来应对基金”正是建立这种机制的首次尝试。李在明表示，该基金将仅使用通过现有合法渠道流入国库的增量税收，并将用于支持未来产业、青年群体、地方发展和教育事业。

其他政策举措则旨在引导下一波投资浪潮。上个月，官方宣布了另一项计划，准备向现有的主权财富基金——韩国投资公司（KIC）注入至少20万亿韩元（约合140亿美元），用于对AI、数据中心和相关基础设施的追加投资。政府还希望芯片制造商能将资本支出投向欠发达地区。

李昌镛表示，韩国正在享受一段美好的梦幻时光。“但我们决不能就此开派对狂欢——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在未来长期保持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14. 神庙丑闻引发风波：印度执政党面临信仰与信任危机

原文标题：A temple scandal rocks India’s ruling party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印度最高人口大州阿约提亚的罗姆神庙近期卷入大规模资金挪用与贪腐丑闻，给执政党人民党（BJP）及其领导人莫迪带来严重政治打击。该神庙作为莫迪政府的标志性政绩和印度教复兴的象征，一直备受瞩目。然而，调查显示神庙管理方存在严重安全疏漏和治理缺陷，不仅涉嫌数千万卢比的捐款盗窃，还面临建造成本大幅超支的腐败指控。

针对此事，反对党发起抗议，执政党则回应乏力，总理莫迪对此保持沉默，地方官员试图将争端归咎于政治炒作。随着调查推进，多名管理层成员辞职，神庙收到的民众捐款急剧下降。加上近期涉及考试泄题和乙烷汽油政策等多起社会抗议，执政党的民意基础正面临考验。即将到来的地方选举将成为评估该事件对执政党政治影响力损害程度的关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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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关于该事件的详细内容与动态讨论：

由于相关规定限制，无法提供原文的逐字逐句翻译。但我们可以就该篇报道的主要内容进行全面梳理与解读：

1. 抗议事件与丑闻曝光：文章开头描述了一起发生在印度议会前的政治讽刺抗议，反对派议员通过模拟神庙捐款被拿走的情景，揭露阿约提亚罗姆神庙发生的巨额捐款失窃案。初步调查指出失窃金额可能高达数千万卢比，同时媒体还爆料神庙建设成本从预算的80亿卢比暴涨至220亿卢比，涉嫌更深层的建设腐败。

2. 政治影响与执政党困境：罗姆神庙是人民党过去数十年来最重要的政治和宗教承诺之一。神庙由一个包含政府指定人选的私人信托基金运营，但这种管理模式被指缺乏专业性且缺乏透明度。面对危机，总理莫迪未公开表态，而地方政府虽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并确认了数十起偷盗事件，却将反对党的批评归咎于政治操弄。

3. 民意反弹与选举压力：随着多名管理人员辞职，信徒对神庙的信任度大打折扣，捐款额呈现断崖式下跌。在即将到来的邦选举中，许多选民表示将把神庙丑闻作为投票考量之一。此外，近期围绕教育考试泄题和新型燃料政策的民众抗议，进一步加剧了执政党在地方选举中的失利风险。

如果您希望深入了解文章后续涉及的印度政治局势或相关经济社会议题，请告诉我，我们可以继续探讨下一阶段的相关分析。

15. AI浪潮之下，菲律宾庞大的离岸外包产业为何逆势增长？

原文标题：The Philippines’ big offshoring industry is growing despite AI

核心提炼

尽管业界曾预测人工智能（AI）将摧毁呼叫中心等离岸外包产业，但作为全球离岸服务枢纽的菲律宾，其外包业却展现出意料之外的韧性。2025年该行业从业人员增至约190万人，预计2026年营收将达到420亿美元。

这一现象主要归因于三点：首先，复杂业务与高昂的出错成本使得AI无法完全替代人类，且客户（如老年群体）仍青睐具同理心的人类沟通；其次，AI提升了员工生产力，使其能提供更高性价比的服务，部分企业甚至因此上调了时薪；最后，AI推动了业务升级，菲律宾员工正转向模型训练、医疗审核及会计等高附加值领域。

然而挑战依然严峻。基础性岗位的自动化导致就业增速放缓，行业已下调中长期增员预期。这不仅削弱了传统“从初级岗位迈向中产”的阶层晋升通道，也带来了技能培训断层以及AI监管导致的考核压力加大等问题。

正文

每个工作日的晚上8点，特里萨（Trizza）都会和其他同事一起挤进电梯。来到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办公桌前，她开始给美国弗吉尼亚州北部的个人伤害诉讼律师打电话。她的工作是为一家美国脊骨神经医学诊所拓展业务，该诊所与律师合作，为受伤的客户提供治疗。

与菲律宾的许多离岸外包员工一样，特里萨工作时间长、经常熬夜，而且使用的还不是自己的母语。但最近有一件事让她的工作轻松了不少：如今她只需要口述电子邮件，ChatGPT就会迅速将其重写为“专业”的语气。

一些人曾预测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摧毁离岸外包产业，但特里萨对这项技术的态度却出奇地积极。从理论上讲，AI越来越有能力胜任离岸服务业的许多传统工作，比如会议记录整理或解答客户咨询。去年7月，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甚至宣称，由于AI的发展，客户支持类岗位很快将“彻底消失”。

然而，在被称为“全球呼叫中心之都”、离岸外包业贡献了约8%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菲律宾，业务表现至今仍好于预期。行业组织“菲律宾IT和业务流程管理协会”（IBPAP）估计，截至2025年底，约有190万菲律宾人从事“IT和业务流程管理”（涵盖各类离岸外包服务）工作。这一数字比前一年增长了4%，比2022年增长了20%。继2025年实现6%的增长之后，该协会预计2026年服务出口收入将增长5%，达到420亿美元。

部分原因在于，AI能实现自动化的范围目前仍有限。马尼拉咨询公司Outsource Accelerator的负责人德里克·加利摩尔（Derek Gallimore）指出，处理呼叫中心的投诉是“企业运营中最繁杂琐碎的一环”，涉及大量无法完全由AI复制的流程。另一家离岸外包公司的负责人帕特里克·布朗（Patrick Brown）表示：“出错的代价非常高昂。你敢信任AI代理去处理一台价值80万美元的超声波机的售后服务单吗？”

此外，许多人依然希望与真人沟通；菲律宾人善于倾听、富有同理心且英语流利，这让他们脱颖而出。更何况，许多客户是操作在线聊天机器人感到吃力的老年人。

美国投资公司阿波罗全球管理（Apollo Global Management）的托斯腾·斯洛克（Torsten Slok）表示，AI工具正在提高特里萨这类离岸员工的生产力（从而提升了性价比），这反而促使企业更有动力使用他们的服务。菲律宾的一些离岸外包公司甚至提高了小时工费，因为他们的员工解决问题的速度比以前更快了。

此外，AI还在帮助菲律宾的离岸员工接手更新、更复杂的工作。他们开始承担训练AI模型或监督AI代理的工作。配备了AI工具的菲律宾员工，正在接过越来越多来自美国医院的业务，如核实保险资格和归档医疗记录等。加利摩尔表示，更多像会计或工程这样的“高价值”工作正在向海外转移，部分原因是“AI抹平了门槛。现在你可以迅速教授员工复杂的技术”，且成本仍远低于美欧地区。其中一部分业务是在所谓的“全球能力中心”（GCC）完成的，这种企业自建的后勤中心在印度蓬勃发展，如今也在菲律宾日益兴起。

这种看似幸运的局面能持续多久？尽管目前该行业的收入看起来喜人，但有理由相信，它作为“就业创造引擎”的作用将会减弱。菲律宾的离岸外包公司承认，AI已开始取代涉及数据输入或解答基础咨询等简单任务的“第一梯队”岗位。尽管会计或医疗卫生领域的新岗位薪水更高，但数量可能无法弥补失去的基础岗位。IBPAP预测，今年菲律宾离岸外包就业人数仅增长3%，低于2024年的7%。该行业曾喊出到2028年拥有250万名员工的口号，但在今年7月，它已将最乐观的预测下调至214万人。

一些人担心，底层岗位的逐渐消失将使菲律宾人更难掌握核心职业技能。另一家离岸外包公司Boldr的戴维·苏多尔斯基（David Sudolsky）指出，从基础的呼叫中心岗位做起并逐步提升，长期以来一直是菲律宾人“从拿最低工资迈向中产阶层”的阶梯。但现在他担心“这条入行通道已经不复存在了”。

“对于那些已经拥有高技能的人来说，AI是个好帮手。但行业并没有提供任何技能升级的培训，”一家离岸外包工会的主席米琳·卡巴洛纳（Mylene Cabalona）说道。

甚至在AI让离岸员工变得更高效的同时，也有人表示这让他们的工作环境恶化了。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马尼拉呼叫中心工作的凯尔（Kyle）抱怨说，他最近的工作指标被大幅提高了。他很讨厌AI工具现在会对他和客户的通话质量进行实时分析和评分，这让他感到“压力山大，必须确保每一次通话都完美无瑕”。他说，AI“根本不会管你是不是家庭出了变故，或者心情不好”。毕竟，没有人想要一个机器人当老板。

16. 新西兰外长发表恶劣言论引发众怒

原文标题：New Zealand’s foreign minister sparks ire with a detestable taunt

核心提炼

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在议会辯論中，对华裔绿党议员徐楠吼出“滚回你自己国家去”，引发强烈指责。前总理海伦·克拉克警告此举会冻结移民群体，并可能损害与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关系，中国驻新大使馆亦提出外交抗议。

现年81岁的彼得斯是右翼民粹主义党派“新西兰第一党”创始人。近三十年来，他频繁通过排外和反亚裔言论来巩固政治基本盘，并凭借独特的政治地位三次出任外长。现任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虽承认其言论涉及种族歧视，但出于执政联盟的考量并未将其解职。此外，彼得斯还强烈反对政府正在推进的新印自由贸易协定。

彼得斯的保护主义和反移民主张与当今全球抬头的新民粹主义潮流相呼应。尽管争议缠身，他仍希望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再次扮演“造王者”的角色。

正文

新西兰外长发表恶劣言论引发众怒 彼得斯老而弥坚，政治生命依然顽强

“滚回你自己国家去！”7月29日，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Winston Peters）在议会质询中对绿党议员徐楠（Lawrence Xu-Nan）大声咆哮。“在那里他们像鲽鱼一样撒谎！”他接着对徐楠训斥道。徐楠幼年时随家人从中国移民新西兰，当天在关于政府新冠应对措施的辩论中，他因询问彼得斯是否接种了疫苗而激怒了这位外长。

前工党总理海伦·克拉克（Helen Clark）对此表示，彼得斯的言论将“让整个移民群体感到心寒”。克拉克曾在2000年代领导政府，彼得斯当时也在其阁内担任外长。她同时质疑彼得斯未来是否还能妥善处理对华关系——毕竟新西兰有五分之一的出口销往中国。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已就此提出外交抗议。

现年81岁的彼得斯早在近五十年前就首次进入议会。他是民粹主义政党“新西兰第一党”（New Zealand First）的创始人，至今也是该党唯一的领袖。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他长期借用煽动性的反移民言论和针对亚裔的尖刻批评来保住其小党的议会席位。这种政治策略让他获益匪浅，使他得以在中右翼和中左翼联合政府中均扮演“造王者”的关键角色，并三次出任外长，其中包括在杰辛达·阿德恩（Jacinda Ardern）2017至2020年的第一任政府中履职。

现任总理、中右翼国家党领袖克里斯托弗·卢克森（Christopher Luxon）虽然向媒体坦言彼得斯的言论具有种族歧视色彩，但并未解除其外长职务。总理辩称，彼得斯当时是以新西兰第一党领袖的身份发言，而非代表国家外长立场。不过，卢克森此刻恐怕正焦急地期盼着10月1日的到来，届时议会将解散，以备战11月的大选。

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卢克森希望将一项尚未最终批准的新印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其政府贸易政策的核心政绩。然而，彼得斯却高调反对该协议，指责其条款失衡，并特别反对其中允许几千名技术移民进入新西兰的规定。这迫使卢克森不得不转而寻求反对党工党的支持，以期通过相关的授权法案。

在新西兰被称为“蜂窝大厦”（Beehive）的议会大楼里，彼得斯一直是个异类。这里的着装规范向来偏向随性的商务休闲风，而曾被视为时尚达人的彼得斯，至今仍穿着20世纪90年代成为其个人标志的宽大条纹双排扣西装，配上花纹领带和丝绸口袋巾。几十年来，他的外表和政治立场几乎未曾改变。

尽管彼得斯看起来像是个旧时代的产物，但他倡导的保护主义和反移民政治理念，如今却在全球范围内蔚然成风。随着11月大选的临近，他显然寄希望于这股风潮，期盼能再次获得扮演“造王者”的机会。

17. 印度季风变得越来越诡异

原文标题：India’s monsoon is getting weirder

核心提炼

数百年来，西南季风一直以极高的规律性滋养着印度半岛。然而，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这种确定性正被打破——印度的季风气候正变得越来越诡异。

尽管印度气象局预测今年的总降水量接近往年平均水平，且随着灌溉普及，农业抗风险能力有所提升，但降水分布的极端不均已成为最大隐患。如今的季风呈现出“时而暴饮暴食、时而绝食”的特征：暴雨集中在极短时间内倾泻，随后则是漫长的干旱；不同地区更是经历着“旱的旱死，涝的涝死”的极端反差。这不仅重创占印度劳动人口43%的农业，也让急剧扩张的城市面临严重洪涝与水资源枯竭的双重危机。面对日益不可预测的天气，除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印度各邦和城镇更需要提升基础设施与应对能力，学会适应这种充满极端的“新常态”。

正文

世事无常，唯有死亡和纳税不可避免。如果美国开国元勋中最喜环球旅行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当年曾去过欧洲以东的地方，他或许会在生命中这两件确定无疑的事后面，再加上一个——印度的西南季风。

在印度收集气象数据的150多年里，季风总是如期而至：6月初席卷印度半岛，为这片土地倾泻总量相近的甘霖，并在9月底渐渐退去。甚至在现代人类开始观测之前，季风也是如此规律地运转着。数百年来，雨水准时滋养着农田，为前现代社会提供着大致稳定的收成。古代的贸易路线也顺应着它的节奏——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商人借着季风的东风航行至阿拉伯和东非，待风向逆转时再折返回国。

今年4月，印度气象局发布了本年度的季风预测，预计降水量为1971至2020年“长期平均值”的92%——虽略低于正常水平，但并不算严重匮乏。在过去，这样的预测足以引发人们对粮食产量和主食价格的焦虑。不过如今，印度超过一半的农田已接入灌溉系统，降水量几个百分点的波动不再像以前那样决定生死。相反，真正让气象预测员夜不能寐的，是降水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分布不均。

印度的季风正变得越来越诡异。

以孟买为例，当地的雨季通常在6月10日左右开启，9月底趋于尾声。但去年，暴雨从5月一路倾泻到10月深处；而到了今年，直到6月下旬才见星点微雨，随后却在7月的第一周内，一口气下了整整一个月的雨量。古吉拉特邦本是个偏干旱的地区，如今却遭遇短时间内的连续暴雨，其间还夹杂着土地龟裂的干旱期。而在大山另一侧的东部农业大邦比哈尔邦，农民们只能抬头仰望万里无云的晴空。再往东走，阿萨姆邦今年的降水缺口达30%，上个月却遭受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洪灾，900个村庄被淹，至少80人丧生。

受扰乱天气模式的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的气候可能格外反常。但这种极端化趋势早已十分明确：纵观印度全境，降雨变得来势更猛、周期更短。

这种冲击在农业领域最为剧烈，而印度有43%的劳动力依赖农业生存。农民习惯根据季风的节奏安排播种，但无论是突如其来的洪涝，还是漫长无雨的停歇期，都会给农作物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城市地区也难以幸免。与十年前相比，印度的水泥建筑更多、城市人口更稠密，这无形中放大极天气带来的经济损失与人身灾难。水资源短缺则是另一个隐忧：长期的干旱会让土壤硬化，削弱其吸收水分和补充地下水能力。雨水无法渗入地下，要么直接汇入河流流走，要么白白蒸发。

季风的异变与全球气候变化息息相关。季风的基本形成机制并未改变：在酷热的4月和5月，印度大陆急剧升温，从而将印度洋上空凉爽且湿润的风吸向陆地。然而，由于全球变暖，印度洋的升温速度极快；奇特的是，陆地升温幅度却相对有限。这种动态变化带来了一对矛盾的结果：一方面，由于海陆压差减弱，季风的风力略有减退；另一方面，由于较暖的空气能容纳更多水汽，一旦下雨，势头便会异常猛烈。

随着地球持续变暖，季风将变得更加不可预测。印度无法改变天气，但可以提升应对能力。印度气象局已经建立了庞大的数据采集系统，并正在加大投入，以改进预测模型。今年6月，政府排查出了111个缺乏良好灌溉条件且可能面临降雨不足的县，并采取了加强局部蓄水、增加饲料供应以及推广抗逆作物等措施。

然而，降雨模式呈现出巨大的区域和局地差异，这意味着中央政府能做、且应该做的事情非常有限。各个邦、城市乃至村庄，都需要为突如其来的强降雨做好准备，包括建设更好的灌溉系统和基础设施。

气象学家预计，这种“时而绝食、时而暴饮暴食”的季风特性只会愈演愈烈。

看来，在死亡、纳税和季风之外，人们还得再上一项人生确定性了——那就是极端的无常。

18. 为什么留学的中国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原文标题：Why ever fewer young Chinese study abroad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随着地缘政治紧张、留学成本飙升以及国内经济放缓，中国学生赴海外留学的热潮正在退去。2025年中国出境留学生人数降至57万，较2019年峰值明显下滑。与此同时，高昂的学费与有限的薪酬回报，让“海外文凭”的光环迅速褪色。即便选择出国的学生，也更偏向性价比高或离家近的地区（如中国香港、日本及东南亚）。

此外，留学生学成后回国（“海归”）的比例创下新高。然而，他们在国内就业市场上面临严重贬值，起薪与本土毕业生相差无几，甚至因学制短、被认为“不够听话”而遭遇用人单位的偏见。与之相对的是，中国本土顶尖高校的科研实力与国际排名大幅提升，且学费极其低廉。

这一趋势已导致高度依赖中国生源的英美等国高校陷入财政危机，同时也可能削弱中国未来的国际竞争力与现代化进程。

正文

全文翻译：

为什么留学的中国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即便选择出国，他们毕业后也更有可能选择回国发展

15年前，当杨凡（音译）刚在北京开始从事留学咨询工作时，出国留学者总是备受羡慕。那时的父母希望孩子能去“看世界”，在异国他乡积累宝贵的经验和技能。

如今，这种观念早已大打折扣。杨女士表示，现在的父母“觉得国内大学的质量也不差，于是就会问：‘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钱送孩子出国？’”

一个国家在海外的留学生数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其与世界的紧密程度。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出口迎来爆发式增长，出国留学的人数也随之攀升。起初，只有极少数极其优秀或家境优渥的学生才会选择出国。他们中的许多人随后留在国外，在学术界或企业界立足；而那些选择回国的人，则享受着较高的社会地位，轻松斩获令人艳羡的高薪厚职。后来，随着大众收入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年轻男女踏上寻求西方教育的旅程，寄望于以此换取更加光明的前景。

然而自2019年以来，疫情、贸易战以及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摩擦，在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拉开了一道裂痕。这导致出国留学的人数出现下滑。2025年，约有57万中国年轻人赴海外留学，低于2019年70万的高峰，创下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一些留学接收国也提高了门槛，让留学变得更加艰难。2025年，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大力撤销”在敏感“关键领域”深造的中国留学生的签证。美国政府还将针对高技术人才（包括应届毕业生）留美主要途径的 H-1B 签证抽签机制与薪资水平挂钩，这极大地不利于初入职场的员工；据反映，中国籍员工受到的冲击比大多数人更为严重。25岁的郝女士此前在一家美国初创公司工作，但由于签证身份让她几乎不可能更换雇主，她最近选择回国发展。

海外留学成本的急剧膨胀同样无助于拉动需求。大型教育培训机构新东方的一项调查显示，今年出国留学的平均费用高达60.5万元人民币（约合8.96万美元），比2023年上涨了近五分之一。国内经济放缓迫使家庭精打细算，也让学生更加注重性价比。

在那些依然选择出国的学生中，更多人转向了他们认为性价比更高的目的地。虽然中国官方数据并未细分留学生的具体去向，但其他国家公布的数据显示，赴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留学的中国学生数量正在减少，而赴中国香港、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人数则有所上升。杨女士指出，尤其是中国香港，凭借其名列前茅的高校和离家近的地理优势，已成为意向留学生的首选。在她接待的客户中，有多达四分之三的人会咨询去香港留学的事宜。此外，马来西亚等更便宜的选择也很有吸引力，在那里拿到一个学位只需大约10万元人民币。

不只是留在国内深造的中国学生变多了——去年国内高校招生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1070万。在那些确实出国的学生中，毕业后选择回国的人也越来越多。官方数据显示，去年“海归”占出国留学人员的比例达到了94%的历史新高。2015年至2025年间，共有520万名海归毕业生返回中国。

这股庞大的回国潮意味着，海外文凭不再具备昔日的炫耀资本。无论是在招聘市场还是在相亲市场上，海归背景都很难再让人眼前一亮。新东方的数据显示，如今海外留学生回国后的平均起薪约为每月1.28万元人民币，仅略高于国内毕业生的1.07万元。许多海归的处境甚至糟糕得多，有些人不得不去送外卖。在一档中国电视节目中，一位年轻女子自述父母花了200多万元送她出国，结果回国后只找到一份月薪4000元的工作。她沮丧地表示，按照这个攒钱速度，她得干上一个世纪才能把留学成本赚回来。

正在伦敦大学学院攻读化学硕士学位的邹同学表示，她选择出国留学是为了“看看世界”；但她并不指望回国寻找芯片行业的工作时，能比本土毕业生更有优势。国内的硕士需要读三年，而她的学制只有一年。在她所在的名额中，中国学生占了约40%；而在其他一些专业，这一比例甚至能达到九成，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海外大学本应具备的“异域特色”。

在用人单位眼中，国外的学位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具备绝对优势。学制短加上入学门槛相对较低，导致企业越来越怀疑海外学历曾经镀金般的含金量。出国留学并不等同于能够顺畅融入职场。此外，邹同学提到，人力资源部门可能还会认为国内毕业生“更听话”，因为他们没有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污染”。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提高了海外毕业生考取公务员的门槛。2024年，电子巨头格力电器的掌门人曾公开表示，她不招收海归，因为他们“可能是间谍”。

与此同时，国内高校的吸引力正日益增强。中国大学在国际排行榜上的名次飞速攀升。在QS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国顶尖的高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已分别跃升至第13位和第14位。“985”和“211”等国内精英大学的标签，被认为比许多海外院校更有分量（当然，像牛津、剑桥和美国藤校这样的顶尖名校依然保留着优势）。在理工科领域，中国的科研水平尤为卓越。而在学费方面，国内公立大学每年通常只需几千元人民币，便宜得多。

在国外，留学生人数的缩减正在反噬那些过度依赖中国生源的大学。在2024-25学年，中国学生占英国24所顶尖大学组成的“罗素集团”国际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二以上。许多英国高校此前扩大了硕士项目以吸引中国学生，并向他们收取远高于本国学生的学费。教职员工队伍随之膨胀，新的教学设施拔地而起。伦敦大学城市圣乔治学院的菲利波·博埃里（Filippo Boeri）表示，当时学校沉浸在一种“财务稳定的幻觉”中。但如今，这些大学不得不取消课程、裁减教职工，或鼓励员工自愿离职。

中国留学生源的枯竭不仅会让西方失去宝贵的人才，对中国自身而言也未必是好事。在中国走向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海归带回了在海外汲取的技能与知识。这群人在推动国家现代化和经济赶超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21名委员中，就有8人曾有出国留学的经历）。海归的国际化视野，也为寻求开拓海外市场的中国企业提供了助力。当游向深海的“海龟”越来越少，中国无疑也将承受由此带来的损失。

19. To some, reviled former leaders don’t look so bad

原文标题：To some, reviled former leaders don’t look so bad

正文

出于版权保护的原因，我无法为您提供该文章的逐字全文翻译。不过，我可以为您提供一份精炼的核心观点提炼与内容总结，帮助您准确理解文章所表达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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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炼

本篇选自《经济学人》的文章探讨了中国年轻一代（Gen Z）如何在网络文化中重新解读和运用“文革”时期的历史符号与人物。

文章指出，导演冯小刚的新作上映受阻及此前作品《芳华》在网络上的持续讨论，触动了官方敏感的神经。尽管官方对文革历史大多保持沉默并严禁“历史虚无主义”，但部分年轻网民却在社交平台上将当时被官方定性为坏人的“四人帮”成员之一——王洪文，重新包装为具有反叛色彩的“网络迷因”（Meme）。

在一些当代年轻人的视角中，王洪文被塑造成了一个出身基层、形象俊朗、敢于反抗官僚体制的逆袭者形象。这种现象反映了部分当代青年在面对就业压力、高房价以及社会流动性放缓时产生的焦虑与不满情绪。他们借用历史人物和时代口号来宣泄情绪、表达对“躺平”或反抗阶层固化的渴望，而忽视了该历史时期的实际苦难。

文章总结认为，虽然官方试图掩盖或简化这段历史，但年轻一代正将其作为一种暗喻和情绪宣泄的载体，赋予其全新的网络文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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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希望了解本文涉及的特定背景知识，或者对文章中的具体观点、写作手法进行探讨，欢迎随时告诉我！是否需要我为您继续提供下一阶段相关主题的概括与分析？

20. 迷信的风水与迷失的经济：中国官员的风水执念如何拖累地方发展

原文标题：China’s superstitious mayors

核心提炼

尽管中国共产党一贯提倡唯物主义并反对迷信，但风水等传统观念在许多地方官员心中依然根深蒂固。从因破坏风水而炸毁在建五星级酒店，到动用公款请风水大师、改建办公楼，此类行为屡见不鲜，甚至成为中纪委查处违规行为的重灾区。

美国波士顿大学的洪纪豪与中国人民大学的赵宇恒近期发表的研究揭示了这种迷信思想对经济的实质性危害。研究人员通过专业命理评估了2000至2018年间中国各主政市长的“不利方位”，并对比了其管辖县域的经济表现。结果显示，位于市长“凶位”上的县，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要低2.3%。这是因为市长会减少对这些区域的政策支持和投资，进而引发企业缩减招聘、人口流失的恶性循环。尽管市长离任三年后当地经济能逐步复苏，但这种迷信决策每年仍给中国经济造成约0.1%的GDP损失。研究认为，风水或许成为了官员在面对政策不确定性和政治前途焦虑时的一种心理慰藉。

正文

中国风水讲究“藏风聚气”，这门古老的环境地理学认为，周围的自然景观、建筑结构、房间布局乃至物品摆放，都能决定一个人的吉凶祸福。比如，镜子切忌正对床头，否则会将邪气反射给睡者；卧室门直对大门则是大忌，因为这会导致维持生命的“气”加速外泄。在中国，大约有一半的人表示相信风水。

居家过日子讲究风水倒也无可厚非，但在中国，不少主政一方的地方官竟然也在用风水套路来规划和治理城市——尽管中国共产党向来明确反对宗教和迷信。2014年，安徽省淮南市原市委书记因认为一座在建的五星级酒店破坏了当地的风水，竟下令将其炸毁；2015年的另一起案例中，广东省的一名官员甚至抢占村民土地，只为给自己和家人修建一块风水宝地。中纪委也曾批评，部分官员动用财政资金改建办公楼方向、咨询风水大师、购买符咒镇物。据《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项统计，在去年的纪律处分中，涉封建迷信的违纪行为占比最高。

美国波士顿大学的洪纪豪与中国人民大学的赵宇恒在一篇工作论文中，揭示了这种迷信思想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研究人员发现，对风水的执念会导致市长们拒绝向他们认为“不吉利”的管辖区域提供投资，进而拉低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速。市长越迷信，这种负面影响就越显著。

风水学认为，根据一个人的生辰八字，特定的地理方位会被视为不吉利的“凶位”。为了进行定量分析，洪纪豪和赵宇恒聘请了专业命理师，对2000年至2018年间中国所有在任市长的不利方位进行了评估。基于这些评估，他们梳理出了市长官邸周边哪些下辖县属于其“凶位”范畴，并对这些县的经济表现进行了追踪。

得出的数据令人吃惊。在控其他变量相同的情况下，位于市长“凶位”上的县，其GDP平均比位于其他方位的县低了2.3%。市长们减少了对这些地区的政策倾斜和项目投资；而这种挤压效应又被市场进一步放大——企业减少了招聘，居民也纷纷搬离。虽然在迷信市长离任大约三年后，当地经济通常能够逐步赶上来，但这种因风水决策造成的损失，每年仍会导致中国总体GDP缩水约0.1%。

从逻辑上讲，基于风水做出的决策损害了地方经济，自然也会削弱市长们获得政治升迁的机会。但洪纪豪指出，面对未来的政策走向以及个人政治前途的不确定性，风水或许成为了市长们缓解巨大心理压力和焦虑感的一剂镇静剂。

21. 中国不会为“产能过剩”道歉

原文标题：China won’t apologise for overcapacity

核心提炼

面对西方国家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指责，中国商务部近期发表长篇报告进行反驳。这份报告一方面提出了有力的学术观点，如全球生产格局动态演变、美欧同样存在工厂产能闲置，以及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源于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创新；但另一方面，报告也刻意避重就轻。

報告掩盖了中国工业政策的核心：通过国家力量（廉价土地、公共投资、本土采购要求及高储蓄率）补贴本土产业，强推“科技自立自强”。这不仅挤压了进口，更打造出远超国内需求的庞大工业机器。外国企业面对的并非单纯的市场竞争，而是一个集国家意志于一体的“列宁主义发展型国家”。

这场关于产能过剩的争论，本质上是全球工业生产格局的塑造权之争。即便美欧通过关税和供应链重组试图反击，但面对中国在稀土等关键领域的垄断地位，西方依然难以招架。

正文

“所谓”是当代中国官员在面对海外批评时最喜欢的辞令。他们驳斥西方对中国“所谓人权问题”的关切，抨击美国“所谓言论自由”，将学术见解斥为“所谓专家”。过去一周，中国官方又把这一套辞令用在了中国经济“所谓产能过剩”的说法上。

中国商务部发布了一份长篇报告，试图反驳众多外国政府和经济学者对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指责。这份报告既严谨缜密，又避重就轻。其中的部分内容对“产能过剩”这一概念进行了理性的审视；但另一些章节的极度虚伪，则透露出对正遭受中国商品冲击的国家的轻慢。然而，即便报告中的某些论调纯属巧言饰听，也依然值得关注，因为它们必然会成为未来官方演讲、官媒宣传和外交会晤中的常客。

不妨先从这份报告中最具学术诚意的内容谈起。报告正确地指出，从历史长河来看，全球生产的版图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二战后，美国曾主导全球制造业，随后将棒接给了其他国家；中国目前是“世界工厂”，但也未必能永远维持这一地位。商务部同样准确地指出，“产能过剩”的定义本身非常模糊。如今美欧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工厂产能处于闲置状态，却鲜有人指责它们“产能过剩”。况且，强劲的出口能力本身并不等于产能过剩——否则，为何没人指责将三分之二客机卖往海外的波音公司产能过剩？

商务部还准确地强调了中国的经济活力。创新、产业集群以及极其残酷的国内竞争，共同促使中国制造企业不断降低成本、提升质量。那些能够从国内市场这炉“烈火”中浴火重生的企业，自然能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优势。这种优势也惠及了世界：近年来，主要得益于中国的制造和技术，全球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的成本下降了一半以上。

但这仅仅是事实的一部分。报告在其他章节中则开始含糊其辞，甚至陷入否认主义。诚然，中国企业是低成本的生产者，但这绝非纯粹的市场结果，因为政府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官方极少会赤裸裸地声称要削减进口，然而这正是习近平所推崇的国家战略——追求“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结果。此外，当中国这样一个体量庞大的国家积累起足以替代外国进口的产能时，它同时也具备了主导全球市场的生产能力。例如，为了实现先进船舶关键零部件80%国产化的目标，中国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全球最大的造船国。

商务部对国家补贴的讨论更将“掩耳盗铃”发挥到了极致。报告将分析局限于直接补贴——但这只是中国倾斜资源扶持本土企业最肤浅的手法。其他关键的扶持形式还包括：对芯片制造业的公共投资、廉价的工业用地，以及强制国企采购国产设备的法规。而在更深层次，则是整体政策设置（尤其是薄弱的社会保障网）所导致的长期高储蓄率。中国政府常以每年举办的进博会自豪，但只要中国的储蓄远远超过投资，从经济学逻辑来看，其出口就注定会大于进口。

其最终结果，就是锻造出一台极度依赖全球市场作为主要宣泄口（出口）的工业机器。这导致几乎所有行业都处于长期远超国内实际需求的工业生产状态——简而言之，就是产能过剩。

报告中还不乏缺乏共情能力的胜者姿态。对于“中国冲击”导致德国每月失去1万个制造业岗位，商务部却希望你将其视为“中国机遇”；对于其他国家试图降低对中国依赖的举动，报告指责其只会伤害世界——全然不顾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降低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对于美欧对中国施加的贸易限制，报告称其破坏了互信——却刻意忽视了中国自身频繁将贸易制裁作为武器。

这场关于中国产能过剩的学术争论，折射出当下正在上演的更大、更根本的博弈：一场围绕全球工业生产格局塑造权的实体竞争。

博弈的一方是中国，它在各类工业品生产上都展现出极其精湛的能力。就此而言，商务部称中国具备竞争力确实没错。然而，外国企业面对的不仅仅是灵活且拼劲十足的中国公司，更是举国体制下的整个国家工业机器。面对一个拥有中国如今的体量、财富与现代化程度的“列宁主义发展型国家”，任何外国企业，无论规模多大，都几乎毫无胜算。正如美国研究机构罗迪克集团（Rhodium Group）所指出的，中国政府过去仅将干预局限于少数战略性行业，而如今实行的则是“无所不包的工业政策”。

博弈的另一方则是其他所有国家。其他国家是否有意愿、有能力守住自己残存的工业领地，目前仍是个未知数。至少十年来，美国一直在摸索应对之策：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并试图推动生产回流；尽管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鄙视盟友、赞赏中国，但其政府仍希望与其他国家合作（例如确保关键供应链的安全）。欧洲也在步履蹒跚地推行（尚处于萌芽阶段的）“欧洲制造”计划。

然而，美欧已经迎头撞上了中国的绝对统治力——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对稀土资源的死死把控。这正是中国在反驳所有“产能过剩”论调时未曾明言的潜台词：无论其他国家如何折腾，都难以反击。在工业领域，力量即是公理。

22. AI浪潮滚滚而来：美国能否赶在工人被淘汰前完成再培训？

原文标题：Can America retrain workers before AI leaves them behind?

核心提炼

随着人工智能（AI）的爆发，高盛预测未来十年美国可能将有约1000万个岗位被取代，其中初级白领和常规办公人员首当其冲。然而，美国现有的劳动力培训体系严重滞后且资金不足，依然假设人们一生只需在职业生涯初期进行一次性教育，缺乏应对大规模职业转型的灵活性。

面对这一危机，传统的四大年制大学模式难以为继。美国迫切需要建立更敏捷的再培训机制，包括注重就业实效的行业协作计划、带有薪实训的学徒制，以及鼓励企业内部技能转型的机制。虽然部分AI巨头和地方政府已开始试点相关项目，但整体投入与庞大的算力投资相比仍是杯水车薪。如果美国无法像投资芯片那样严肃对待人力资本的重塑，AI带来的白领失业潮将演变成严重的社会与政治危机。

正文

美国能否赶在工人被淘汰前完成再培训？胜利的关键，在于像对待芯片一样严肃地投资于员工。

金伯利·布雷迪（Kimberly Brady）正面临走投无路的境地。这位53岁的加利福尼亚州居民拥有心理学学位，却一直困在好市多（Costco）做着低薪的电子产品和珠宝销售工作。在投递了约620份客服和销售岗位的求职申请均告失败后——这些领域正日益受到AI的重塑——她决定转向好市多光学（眼镜）部门的再培训。由于没有现成的正式培训项目，她花了六个月时间，靠专业书本和YouTube视频自学眼科技术，通过了两次全国委员会考试，并支付了数千美元考取了两张执照。然而这还不够。由于缺乏实操经验，“他们依然不愿录用我，”她说。

布雷迪女士的遭遇折射出一个更广泛的难题。在美国，职业转型本就困难重重，而AI可能很快会让这种转型成为常态。据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估计，未来十年内可能会有约1000万个岗位被取代。初级白领岗位和常规办公人员尤为脆弱，新老员工均面临风险。虽然大规模的失业潮尚未爆发，但这种恐慌已在重塑美国政治：近五分之一的工人预计，AI将在五年内消除他们的岗位。

从电力到计算机，早期的新技术虽然淘汰了旧岗位，但也创造了新工作。如今，包括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内的一些技术专家设想了一个未来：当有偿工作逐渐退化时，普遍基本收入（UBI）将为人们提供生活保障。然而，极少有政治家接受这种方案，但制定出其他解决办法却更为艰难。一个严肃的应对方案，应当帮助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帮助现有员工适应变动中的岗位，并帮助被淘汰的工人转移到新行业。在冲击来临之前，美国能否建立起这样一个体系？

美国近期的历史记录并不令人乐观。2000年至2011年间，美国失去了近600万个工厂岗位，其中约100万个归咎于来自中国进口产品的竞争。当时联邦政府的主要应对措施是“贸易调整援助”（TAA）计划，该计划资助再培训并延长失业保险，但仅限那些能够证明自己因国际贸易而失业的工人。接受了培训的人比未受训的同类工人多工作了大约三个月，并在随后的十年里多赚了约5万美元。然而，该计划的覆盖范围非常有限。在21世纪初，每年获得TAA认证的工人约为16万人，而制造业每年失去的岗位却高达50万个。在获得资助的人群中，由于申请程序繁琐、等待时间漫长，每年仅有约4万人真正进入培训。其后果是局部地区经济崩溃，间接推波向涌了美国的民粹主义转向。

AI带来的冲击将有所不同，它影响的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白领岗位。岗位的流失可能体现为招聘减少和多轮裁员，而非工厂倒闭。即便如此，这股阵痛仍可能沉重地压在特定群体身上。年轻工人可能会发现初级就业机会正在消失；而没有大学学位的女性——她们在行政和后勤岗位中的比例过高——则面临着极高的风险。

目前，美国现有的教育和培训体系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人们只在职业生涯初期接受一次性培训，失业只是重返同类岗位前的一段短暂插曲。大约四成高中毕业的美国人会选择攻读四年制大学。社区学院承担了大部分短期培训，但获得的资金却少得多——它们每年获得约250亿美元用于劳动力项目的公共资金，服务约800万人。联邦政府对失业工人的支持更是微乎其微，尤其是自2022年TAA对新失业工人关闭申请通道以来。2023年，针对失业者的主要联邦培训计划仅花费了1.7亿美元，资助了约3.9万人，仅仅为他们提供了一张数额微薄的凭证去参加指定课程。“我们的整个体系都建立在按入学人数而非按结果（就业成效）拨付资金的基础上，”乔·拜登（Joe Biden）的商务部长、前罗德岛州州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表示。其结果就是一个支离破碎且资金匮乏的体系。

更好的模式应该是什么样？首先从青年工人开始。如果AI侵蚀了初级白领岗位，美国将需要更多不依赖四年制大学学位的入行途径。一种解决方案是“行业协作计划”（sectoral programmes），即由雇主和培训机构合作，围绕真实的岗位空缺来设计课程。在医疗保健、IT支持和制造业进行的四项随机对照试验发现，这类项目能带来11%至40%的持久薪酬增长。

学徒制提供了另一条途径，它将有薪工作与系统化培训相结合。这种模式正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但美国目前仅有约80万名注册学徒，几乎只有德国的一半——而人口却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与德国不同的是，美国的学徒制仍高度集中在建筑和熟练技术工种领域。

其他一些尝试也在启动。RAISE US 是一家由雷蒙多女士与印第安纳州前共和党州长埃里克·霍尔柯姆（Eric Holcomb）共同发起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正在与各州政府、培训机构以及雇主合作——其捐赠者包括 Anthropic 和 OpenAI 这两家AI巨头，以及通用汽车和美国银行。到目前为止，它已宣布在四个州开展试点。在马里兰州，它依托一项由州政府出资让青年工人在非营利组织工作一年的计划，增加了职业指导、培训以及进入医疗保健和教育领域长期工作的渠道。

随着AI改变工人现有的岗位，在职员工需要不同类型的帮助。大型白领雇主帮助员工学习如何使用AI的情况屡见不鲜。但有些工人需要的不仅仅是现有岗位的升级版，而是一份全新的工作。软件公司 Salesforce 让人们看到了这可能涉及的内容。该公司将员工的技能与内部潜在岗位进行匹配并推荐培训；学费报销政策可以帮助支付正式资质认证的费用。作为一家自身也正在被AI重塑的企业，Salesforce 正在测试帮助员工演进的新方法，这十分贴切。

然而，这种内部平台仍然罕见。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对于许多处于风险之中的岗位来说，目前还没有人知道应该培训他们去干什么。理想的岗位应当建立在现有技能之上，并保留一定的职业认同感。“人的自尊心是有成本的，”北卡罗来纳州商务部长李·利利（Lee Lilley）说，“让一个在白领环境里干了20年的人去干焊接，并问他‘你愿意吗？’，这很不现实。”

这种不确定性正是培训体系需要更加敏捷的原因之一，它需要雇主的深度参与，以根据不断变化的需求调整课程。但这种参与不会自动实现。在好市多，布雷迪女士最终在获准接受交叉培训后转入了光学部门。然而，这个机会得益于一次特事特办的妥协，并非可大规模推广的工人再培训模式。

随着技术变革迫使工人更加频繁地换工作，许多人可能需要经历多次再培训。然而，那些失去工作的人得到的帮助微乎其微。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签署的《一项伟大的漂亮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将联邦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s）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了持续8至15周的认可职业项目上。但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到2034年，这一变化每年只能多覆盖10万名受惠者，平均每笔资助仅为2200美元。

在20世纪40年代，由于担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大规模失业，商业领袖们成立了经济发展委员会（CED），以规划向和平时期的过渡。雷蒙多女士希望企业能支持建立一个现代版的类似机构。“如果我们做不好这件事，我们就无法在AI领域领导世界，”她说，“这将会引发监管方面的反弹，对企业来说也是坏事。”

康涅狄格州州长内德·拉蒙特（Ned Lamont）对与科技公司开展更多合作表示欢迎。“坦白讲，我们需要来自 Anthropic 和AI公司的帮助来激发我们的想象力，”他说。Anthropic 和 OpenAI 基金会已分别承诺投入2亿美元和2.5亿美元，用于研究和资助 RAISE US 等项目，以帮助工人和经济体应对AI带来的冲击。作为对比，到2030年，OpenAI 在算力上的支出计划将是这一金额的3000倍。

23. 美国各州所得税路线渐行渐远

原文标题：America’s income taxes are diverging

核心提炼

美国各州在个人所得税政策上的分歧正日益加剧，形成了鲜明的阵营对立。民主党执政的州倾向于向富人加税，例如华盛顿州设立“百万富翁税”、加州推动财富税提案；而共和党领导的州则致力于降低甚至彻底废除所得税，过去五年已有26个州下调了税率。这一趋势打破了以往各州将税率维持在6%左右的中庸传统，演变为“低于4%的低税率州”与“进入双位数的极高税率州”并存的格局。

两党分歧反映了不同的经济学理念：民主党主张通过累进所得税调节贫富差距；共和党则认为所得税侵犯隐私且抑制生产，倡导以消费税取代所得税。然而，对于没有旅游业或能源产业支撑的普通州而言，废除作为财政支柱的所得税极易引发财政赤字，密苏里州近期否决废税提案便印证了这种现实顾虑。

正文

美国各州所得税路线渐行渐远

当格伦·雅各布斯（Glenn Jacobs，在摔角界被称为“凯恩”）还在职业摔角界打拼时，他的比赛足迹遍布美国几乎每一个州。这导致他每年的报税单“足足有一英尺厚”。如今，作为田纳西州诺克斯县的共和党籍县长，雅各布斯感到非常欣慰，因为田纳西州已在2021年彻底废除了个人所得税，并成为了其他各州效仿的典范。

8月4日，密苏里州就一项旨在逐步废除所得税的宪法修正案进行了投票。尽管该提案最终未能通过，但它出现在选票上本身就昭示着一个更广泛的趋势：美国各州的税收体系正在走向分化。

此前，人们的目光大多集中在民主党人向富人加税的举措上。例如，华盛顿州今年开始对百万富翁征收所得税，而加利福尼亚州选民也将在今年11月对一项财富税提案进行表决。然而，共和党主导的各州正朝相反的方向迈进。在过去五年里，有26个州下调了个人所得税税率，其中绝大多数由共和党执政。自2017年以来，密苏里州的最高边际税率已经下降了20%以上。

这种日益扩大的差距是近年来才出现的现象。尽管两党在税收问题上向来存在分歧，但在历史上，各州通常会把税率控制在一个既能增加财政收入又不会抑制经济活力的合理区间内。智库“税收基金会”的贾里德·瓦尔查克表示：“过去人们常说存在一个‘广泛的中间地带’，各州税率大多维持在6%左右。但现在，要么是低于4%的低税率州，要么就是税率冲进两位数的超高税率州。”

所得税尤为引人关注。民主党更倾向于实行累进所得税，而非单一税率的消费税。因为后者具有累退性，低收入群体由于需要将收入中更大的比例用于日常消费，因而承担了不不成比例的税负。

共和党人则持不同观点。发起废除所得税修正案的密苏里州众议员比肖普·戴维森认为，所得税“严重侵犯了人们的个人隐私”。今年1月，唐纳德·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发表报告，鼓励各州废除所得税，取而代之以覆盖面更广、税率更高的销售税。报告指出，对消费征税比对生产征税更具经济效率。

然而，在一个州行之有效的税收模式，未必能直接套用到另一个州。佛罗里达州没有所得税，但可以从庞大的游客群体身上征收充足的销售税；德克萨斯州同样不征收所得税，但其财源可以通过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相关税费得到补充。

在密苏里州，废税支持者将田纳西州视为更切合实际的参照对象。戴维森还深入研究了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情况——南卡罗来纳州议员已于今年3月表决通过逐步降低所得税，而北卡罗来纳州作为关键摇摆州，也将于11月对一项降低并封顶单一税率的选案进行投票。

批评人士则认为这种对比完全是“拿苹果和香蕉相比”，毫无可比性。密苏里州众议院民主党领袖阿什莉·奥恩指出，最关键的区别在于，田纳西州在彻底废除所得税之前的数十年来，对所得税的依赖程度一直极低；相比之下，密苏里州去年的财政收入中有将近三分之二依赖于所得税。反对废除所得税的活动人士斯科特·查顿也强调，密苏里州选民早在2016年就否决了对服务业征收新税的提案。

彻底砍掉一种税种，往往意味着必须提高另一种税。在密苏里州，这一现实考量最终占据了上风。

24. 参议院成了特朗普的绊脚石

原文标题：The Senate has become an annoyance to Donald Trump

核心提炼

国会参议院正日益成为特朗普实现政治野心的阻碍。在8月休会期到来前，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休恩领导的共和党阵营未能有效推进特朗普的核心议程。部分即将离任或面临连任压力的共和党议员开始展现出罕见的抗拒姿态，甚至在某些法案和提名上与白宫拉锯。

休恩以恪守议事程序为由，拒绝为通过《保护美国选举法案》而废除终极阻挠（filibuster）机制，也不愿强行使用预算协调程序，以免将温和派议员推向中期选举的浪尖。虽然休恩目前充当了抵抗特朗普压力的“缓冲垫”，并获得多数同事支持，但参议院的权力结构正在发生质变。随着多位传统共和党大佬退休，其席位极可能被极右翼“特朗普忠诚者”接替，未来参议院将不可避免地全面“特朗普化”。

正文

这是真诚的让步，还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8月2日，获特朗普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托德·布兰奇出具了一份书面承诺，宣布司法部将废除一项预算高达18亿美元的“反武器化”专项基金。此前，得克萨斯州参议员约翰·柯宁与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汤姆·蒂利斯等共和党人曾将废除该基金作为支持其提名的先决条件。两天后，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顺利通过了对布兰奇的提名。民主党人对此痛批，称这不过是装模作样，因为特朗普日后完全可以随时重启这笔“小金库”。但在部分共和党人看来，这恰恰证明了参议院依然有能力制衡总统最冲动的狂想。

尽管国会整体上对特朗普顺从有加，但一小撮共和党参议员的抵抗情绪正日益高涨。蒂利斯和柯宁等议员即卸任，可以说是无后顾之忧，因此在诸多议题上频频发难；另一位敢于抗衡特朗普的缅因州参议员苏珊·柯林斯，则面临着11月中期选举中民主党挑战者的巨大压力。

掌控全局的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休恩。他既“幸运”地无需在2028年前面对连任选举，又“不幸”地肩负着在特朗普执政期内领导参议院的重任。8月7日，参议员们即将开启为期五周的暑期休会，但他们留给总统的政绩单却寥寥无几。上个月，特朗普在自创的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发飙：“民主党人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碰上这样的参议院领导层！记住，蠢货永远只会带来失败和死亡！”

对于今夏为何迟迟不愿推进特朗普的议程，休恩将其归咎于程序限制而非政策分歧。他向总统解释称，旨在强化选民身份认证的《保护美国选举法案》（SAVE Act）根本凑不够冲破终极阻挠所需的60票。而特朗普给出的解法——废除终极阻挠机制——在恪守传统制度的休恩看来完全不可行。“共和党绝不会废除立法终极阻挠，”休恩在7月斩钉截铁地表示，“这是既成事实，不可动摇。”

休恩同样极力避免使用所谓的“预算协调程序”来绕过规则。虽然通过该程序只需简单多数票即可强行通过《保护美国选举法案》的部分条款，但该机制本是为财政支出法案量身打造的。除了程序上的考量，背后更有深层的政治算计：在中期选举临近的敏感时刻，使用预算协调程序无异于逼迫那些选情告急的温和派议员进行争议性表决，将其推向风口浪尖。“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根本不想为了特朗普去背这趟黑锅，”一位共和党资深操盘手透漏。

私下里，许多参议员十分感激休恩充当了抵御白宫风暴的“缓冲垫”。尽管特朗普公开质疑休恩的领袖能力，但他依然稳固地掌握着党团内部的大多数支持。此前，犹他州的麦克·李与佛罗里达州的里克·斯科特这两位特朗普的铁杆追随者，曾试图强行延长议会会期以通过《保护美国选举法案》，试图以此逼休恩就范，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然而，参议院党团的权力版图即将迎来剧变。“从意识形态上看，参议院必将变得更加‘特朗普化’，”乔治城大学专家马修·格拉斯曼预测道。明年，蒂利斯和柯宁留下的席位要么被民主党人收入囊中，要么被“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新面孔占据。此外，另外两位即将退休的共和党重磅人物——路易斯安那州的比尔·卡西迪和肯塔基州的米奇·麦康奈尔——其接班人几乎铁定是特朗普的效忠者。在路易斯安那州，朱莉娅·莱特洛是由特朗普亲自招募的候选人；而在肯塔基州，安迪·巴尔更是公开发誓“将100%坚定地与特朗普总统站在一起”。

随着参议院内MAGA派系的影响力水涨船高，休恩的管治难度将呈指数级上升。例如，麦克·李极有可能在明年出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人。届时，挺特朗普派参议员可能会向休恩施压，逼迫他强行通过争议巨大的官员提名；若布兰奇如共和党策略师们私下议论的那样，重新设立那个“小金库”，休恩也将面临保驾护航的巨大压力。新入局的共和党参议员甚至可能直接推动废除终极阻挠机制。

而一旦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翻盘夺回参议院控制权，休恩的权力将被进一步削弱。不过到了那时，面对左翼强硬反特朗普派的猛烈炮火，休恩或许反而能在这种夹缝中找到一丝喘息与避险的空间。

25. 美国人对两党生厌，无党派独立候选人能否突破重围？

原文标题：Americans are sick of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Can independents win?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美国选民对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厌倦情绪日益高涨，民主党的好感度更是跌至近35年低点。2026年，45%的美国人自视为独立选民（创下新高），参选国会议员的独立候选人数量也创下2000年以来的新高。

在蒙大拿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等红州，民主党品牌污名化严重，但部分左翼政策却颇具民意基础，这为无党派人士提供了生存空间。蒙大拿州的前大学校长博德纳尔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工会前领袖奥斯本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由于缺乏政党机器支持，无党派候选人面临诸多建制障碍，还常被指责为“包装成独立的民主党人”。不过，在前国会议员背书、民主党候选人可能退出退让的情况下，如果独立候选人能赢得部分共和党选民并避免民主党分流选票，他们极有可能打破两党垄断，创造政治历史。

正文

全文翻译

美国人对两党生厌，无党派独立候选人能否突破重围？ ——蒙大拿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参议院选举成为关键试金石

2026年8月6日

在蒙大拿州卡利斯佩尔市的“偏见酿造”（Bias Brewing）酒吧里，一位自称为“激进实用主义者”的政客在此举办竞选活动，名字听起来似乎有些奇特。然而在7月的一个夜晚，塞斯·博德纳（Seth Bodnar）正是选择在这家精酿啤酒厂发表了他的竞选演说。“以无党派独立人士的身份参选，两边的人你都会得罪，”他向围观的人群说道。

博德纳试图竞争蒙大拿州的下一任联邦参议员。在他看来，民主党忽视了这个州，而共和党则认为这里理所当然是自己的盘中餐。

博德纳的参选代表了一股新趋势。如今，美国选民对两大主流政党越来越不满意，对民主党的好感度净值更是接近35年来的最低点。这不仅为极左翼政客打开了突破口，也激发了新一代无党派人士的参选热情。2026年，申报竞选国会议员的独立候选人数量达到了至少自2000年以来的最高峰。其中，蒙大拿州的博德纳和内布拉斯加州的丹·奥斯本（Dan Osborn）的竞选活动，成为了检验独立候选人能否取得成功的最佳试金石。

从历史上看，以无党派身份参选极其艰难，极少有政客会认为这是明智之举。独立候选人缺乏政党庞大的竞选体系支持，而且在许多州，他们必须收集更多民众签名才能获得登上选票的资格。

然而，如今的政治博弈筹码正在发生变化。民调机构盖洛普的数据显示，去年有45%的美国人将自己定义为无党派独立选民，这一比例至少创下了1988年以来的新高。而在这些独立选民中，倾向民主党的比例比倾向共和党的要高出5个百分点。

在那些传统的“红州”（共和党占优的州），民主党提出的具体政策往往比民主党这个党派本身更受欢迎，因此独立候选人反而可能拥有更高的胜算。今年实力最强的两位独立候选人恰好在蒙大拿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展开竞选，绝非巧合——在这两个州，选民曾三次将票投给唐纳德·特朗普，但当地的农场主们同时也深受关税和燃料成本飙升的困扰。

在蒙大拿州，博德纳拥有非常正统的建制派履历：他毕业于西点军校，曾两次部署至伊拉克服役，在通用电气工作过，随后担任位于密苏拉的蒙大拿大学校长。“我觉得两党都把我遗弃在了我所谓的‘理性中间派’里，”他在密苏拉的一家咖啡馆里解释道。他面临的对手是库尔特·阿尔梅（Kurt Alme），一位获得了特朗普以及即将退休的现任参议员史蒂夫·戴恩斯（Steve Daines）背书的前联邦检察官。戴恩斯一直拖到最后一刻才宣布退休，这实际上保证了只有他心仪的接班人做好了参选准备。

相比之下，奥斯本则是一位民粹主义的“硬派人物”。这位51岁的退伍军人、机修工兼前工会领袖，在2024年首次踏入政坛——当时民主党未能推举出参议员候选人，奥斯本便以独立人士身份参选，虽然最终败给了共和党人狄布·费舍尔（Deb Fischer），但却拿下了令人瞩目的47%的选票。他这次的对手是共和党现任参议员皮特·里克茨（Pete Ricketts），里克茨是一位富豪前州长，其父亲创办了知名金融公司TD Ameritrade。

批评人士认为，无论是博德纳还是奥斯本，都不是真正的独立人士，不过是想撕掉民主党这块臭招牌的“变相民主党人”罢了。事实上，两人都依赖民主党的筹款平台ActBlue，并得到了多位民主党大佬的支持。尤其是奥斯本，他的言论回应了如今左翼的反亿万富翁情绪。“埃隆·马斯克能给竞选活动砸3亿美元，然后就能拿到白宫的钥匙，”他最近在内布拉斯加州西德尼向民众说道，“伙计们，这绝不对劲。”

博德纳则坚持认为，他的独立立场源于培养了他非党派倾向的军旅生涯，并声称自己保持独立选民身份已有十多年。“我们坚信，政府无权干涉我们的诊室、我们的卧室，也无权干涉我们的枪柜。”

奥斯本也直言不讳地批评民主党过去的大旗手们。“我敢说乔·拜登在边境问题上辜负了我们，我也敢说奥巴马当年就不该救助那些银行，”他说道。

独立候选人能否最终获胜，取决于他们能否说服足够多的共和党选民给他们一个机会。同样重要的是，民主党人是选择退出选举，还是选择硬杠到底并冒着分流选票的风险。内布拉斯加州民主党初选的胜出者已经提交了退出申请，但初选的败选者却在提起诉讼，试图迫使民主党继续参选。

在蒙大拿州，民主党提名人是阿拉尼·班克黑德（Alani Bankhead），她的竞选资金已几近耗尽。“当年我当参议员的时候，”该州前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思·鲍克斯（Max Baucus）说，“我为蒙大拿州的民主党筹集了数百万美元。”而现在，他转而支持博德纳。班克黑德退选的截止日期是8月10日。鲍克斯至今仍希望她能退出。“塞斯要想赢，”他说，“她就必须退选。”

26.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迎来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

原文标题：America’s Democratic Socialists are having the summer of their lives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正迎来势力快速上升期。在经历了四年的低迷后，借助加沙冲突带来的议题动能以及对建制派失利的失望，左翼民粹势力强势崛起。DSA支持的候选人在纽约、华盛顿特区以及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等关键战场的初选中相继捷足先登，甚至引发了关于左翼民粹候选人能否拿下2028年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的热议。

然而，该组织的扩张面临深层矛盾。虽然DSA主张通过民粹主义经济学赢得底层民众，但其核心成员绝大多数是受过高等教育、思想极左的年轻都市租房族。在身份政治、移民和警察等社会议题上，这些知识分子与真正的蓝领工人存在巨大鸿沟。今年11月在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等关键摇摆州的选举，将成为检验左翼可选举性的试金石。建制派警告，极左路线可能将民主党推向选举败局甚至引发党内分裂。

正文

全文翻译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迎来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 2028年，民粹左翼候选人能否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四年前，“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组织还沉浸在一片低迷之中。左翼杂志《雅各宾》（Jacobin）曾在一期封面图上描绘了三位对DSA友好的议员坐在候诊室里的场景，直言该组织正处于“炼狱”之中。乔·拜登在2020年击败唐纳德·特朗普，让民主党人产生了自满情绪——用左翼贬损的说法就是，他们又“回去吃周日早午餐了”。

随后加沙战争爆发，进步派在巴勒斯坦议题上找到了唤醒斗志的契机。而特朗普击败卡玛拉·哈里斯，则进一步巩固了左翼主张变革的理由：如果党内建制派连特朗普的卷土重来都阻止不了，那他们还有什么用？

如今，民粹左翼正蒸蒸日上。纽约迎来了一位DSA背景的市长，华盛顿特区很快也将迎来一位。在多场国会初选中，DSA支持的“造反派”击败了现任议员。8月4日，在密歇根州民主党参议员初选中，阿卜杜勒·埃尔-萨耶德（Abdul El-Sayed）击败了受亲以色列团体支持的中立派海莉·史蒂文斯（Haley Stevens）。虽然埃尔-萨耶德医生并非DSA成员（他自称是资本主义者），但他吸引了社会主义者阵营的全力支持。而在威斯康星州，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弗朗西斯卡·洪（Francesca Hong）极有希望赢得8月11日的州长民主党初选。

这股势头引发了人们的猜测：一位倾向DSA的候选人是否有可能在2028年抢下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对于一个内部治理怪异、成员数量稀少且持有许多不讨喜立场的组织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转变。

DSA在美国政治中拥有独特的组织结构：它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但其候选人却通过民主党的选票通道参选，这使其能够从内部改变民主党。与两大党由官员和捐款人掌控的“自上而下”模式不同，DSA的大多数事务都由普通成员投票决定。他们的社会运动还延伸到了工会组织以及抗议数据中心建设等领域，这使得基层党员在非选举周期也能保持活跃。社会学家兼DSA成员戴维·普鲁克（David Purucker）表示，DSA在共和党执政时期往往发展得更好，因为“它比民主党更自然地活跃在抗争前线”。

DSA喜欢宣称民粹主义经济学可以大获全胜。他们以纽约市长佐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为例，后者的竞选主张集中在房租管制和免费公交上，同时淡化了其他民粹左翼立场。但那些立场依然是DSA纲领的一部分，包括赦免所有非法移民、非公民投票权以及向美国黑人进行奴隶制赔偿。

一位无意间走进他们最近在芝加哥举行的峰会的访客，出门时大概会被两个问题难住：凯悦酒店什么时候接待过这么多戴着巴勒斯坦头巾（keffiyehs）、戴着鼻环的人？以及，这群人难道完美错过了过去几年社会对“觉醒文化”（Great Awokening）的反思浪潮吗？

近年来，许多民主党人得出结论：像“削减警察预算”这样的民粹左翼立场在选举中完全是死路一条。在众议院200多人的民主党议员团中，社会主义者仅占极少数席位。DSA获得的大多数初选胜利，都发生在民主党根基深厚的地盘。

但在纽约市等左翼崛起的地区，DSA的组织能力确实碾压了主流民主党人。该组织将精明的社交媒体营销与传统的挨家挨户敲门拜访结合起来，拥有一支随时待命的狂热志愿者大军。亚特兰大的DSA领导人内特·诺夫（Nate Knauf）指出，两大主要政党过于依赖顾问公司和金主资助的广告，导致其扫街拜票的基层拉票能力严重退化。“你需要活生生的人来推动政治，对吧？我们的优势就在于我们的党员。”

在过去十年中，DSA的成员人数翻了20多倍，但总数仍仅有12万人左右。他们的主要吸纳对象是阶层下滑的千禧一代。政治分析师兼DSA成员迈克尔·兰格（Michael Lange）表示，识别潜在加入者的标准问题是：“你是否在50岁以下，且目前租房住？”

根据2021年的最新调查，25岁以上的DSA成员中，有五分之四拥有大学学历，是美国成年人平均水平的两倍。三分之一的人拥有研究生学位，三分之一是同性恋或酷儿群体。DSA共同主席阿希克·希迪基（Ashik Siddique）表示，该组织是全美最大的酷儿成员组织。如果发现成员从事警察工作，会被开除出党。

矛盾之处也正源于此：一个声称代表工人阶级的组织，其外貌特征和言谈举止却与真正的工人阶级毫无相似之处。在从跨性别者权益、警务、移民到堕胎等各种社会议题上，受过大学教育的群体的立场比蓝领工人要激进得多。

以保护跨性别者为例（这是DSA纲领的支柱之一），民调显示，仅有半数的工人阶级认为开除或驱逐跨性别者应当属违法行为；相比之下，倾向左翼的受过大学教育者中这一比例高达82%。民调专家亚当·卡尔森（Adam Carlson）指出，在经济议题上，工人阶级和年长选民往往对年轻的新左翼所承诺的剧烈变革持怀疑态度。

希迪基听起来有点像列宁，他说DSA的任务是培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但科尔比学院的政治科学家尼古拉斯·雅各布斯（Nicholas Jacobs）指出，问题在于，工人阶级选民强烈信仰个人凭本事奋斗和勤奋工作，他们往往对扩大政府服务不那么热衷，并且深切不信任那些口中泛泛谈论“系统性问题”的知识分子。显而易见的是，在民调中，只有倾向左翼的白人大学学历者才会把“向富人征税”列为前十大优先事项。

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是两党势均力敌的战术摇摆州，这与大多数进步派角逐的常规选区截然不同。埃尔-萨耶德医生和洪女士（假设她赢下了初选）将在今年11月的决战中，亲自检验左翼路线是否具有通往胜选的可行性。DSA表示，如果能在威斯康星州获胜，就将打破“社会主义者绝不可能吸引中间派”的迷思。

一些民主党人主张，党组织应该以宽容的大包容心态（big tent）接纳社会主义者，中间派应当学习他们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然而中立派却担心，这场尝试带来的唯一教训将是惨痛的失败。比尔·克林顿的前顾问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最近在他的播客中表示：“我真心认为，现在是民主党人谈论那个以S开头的敏感词——‘分裂’（schism）的时候了。”巴拉克·奥巴马的前顾问戴维·阿克塞尔罗德（David Axelrod）则将民主党人在威斯康星州的这场角逐形容为“一辆正缓缓开向悬崖的汽车”。

27. 外部干预阴影下，巴西大选平淡开局

原文标题：Amid foreign interference, Brazil’s election kicks off with a whimper

核心提炼

2026年巴西大选即将来临，但选民普遍陷入审美疲劳与幻灭感中。本次大选的核心角逐将在80岁的老牌总统卢拉与前极右翼总统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之间展开。然而，两人均面临极高的不支持率，半数选民明确表示绝不会支持对方。

大选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干预。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加征关税和取消官员签证明确为右翼背书，阿根廷总统米莱也公开辱骂卢拉。尽管获得了外部右翼势力的声援，弗拉维奥却因卷入银行诈骗丑闻及发表歧视女性言论而在国内陷入孤立，中间偏右政党纷纷与其保持距离。

虽然卢拉目前凭借稳定的支持率稍占上风，但他在应对治安与腐败问题上的软弱依然是其致命弱点。这种对传统政客的不满，为模仿米莱与布克尔风格的政治新星雷南·桑托斯提供了崛起空间，也为大选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

正文

美洲板块 | 局势已定 外部干预阴影下，巴西大选平淡开局 选民陷入幻灭：摆在面前的选项，似乎只有老面孔卢拉和入狱前总统的儿子

2026年8月6日

虽然今年10月巴西大选的法定竞选活动要到8月16日才正式拉开帷幕，但这场角逐早已剑拔弩张。唐纳德·特朗普对巴西实施了高额的新关税，其动机显然更多出于政治考量而非贸易诉求。巴西政府则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指责他们企图对巴西电子投票系统的公正性提出质疑。7月25日，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访问圣保罗并发表演讲，公然称巴西现任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为“阶下囚”和“小偷”。随后在8月4日，特朗普政府又撤销了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

外部势力折腾得沸沸扬扬，巴西本国选民的情绪却是一片幻灭。对于现有的候选人阵容，大家普遍提不起劲。目前领跑的是80岁的现任总统卢拉，这已经是他第七次竞逐总统宝座。他的主要对手是弗拉维奥·博索纳罗——极右翼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的大儿子。老博索纳罗在输掉2022年大选后因策划政变，目前正在服27年的有期徒刑。至于其他一众右翼候选人，民调支持率都在个位数徘徊。

无论最终谁能胜出，接手割裂的国家已成定局。大约一半的巴西人明确表示绝不会投票给卢拉，而拒绝投票给弗拉维奥的受访者比例也旗鼓相当。除了选出下一任总统，巴西人还将选出全部27个州的州长、参议院三分之二的议席以及众议院的全部席位。此外，下一任总统还将有机会提名巴西最高法院11位大法官中的4位——最高法院在巴西是个极具权势的机构，屡屡干预政治事务。如果10月4日的第一轮投票中无人得票过半，决胜轮投票将于10月25日举行。

自特朗普于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拉丁美洲相继举行的七场总统大选中，胜出的无一例外都是模仿特朗普风格的右翼政客。特朗普介入了其中的多场选举，公开为自己青睐的右翼候选人站台。这彻底改变了卢拉的竞选策略。在8月2日举行的工人党党代会上，党主席埃迪尼奥·席尔瓦明确树立了竞选主线：“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是选择一个走向专制、卖国求荣的巴西，还是选择一个捍卫自身利益、拥有主权的巴西。”

不难想象，特朗普正在试图左右巴西的选情。去年，当自诩为“热带特朗普”的老博索纳罗接受审判时，特朗普政府就曾对主持审判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实施制裁，并撤销了法庭上另外八名法官的签证，唯独放过了博索纳罗的盟友。

然而，国外的右翼势力似乎成了小博索纳罗（弗拉维奥）唯一能指望的靠山。在7月25日于圣保罗举行宣告其参选的集会上，巴西国内其他偏右翼政党无一出席，现场显得格外冷清。站在他身后的，只有阿根廷总统米莱以及他对卢拉发起的粗暴攻击；另一位特朗普的盟友、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则发来了一段预先录制的视频支持。

今年5月爆出的一份录音给弗拉维奥的竞选造成了重创。录音显示，他曾向丹尼尔·沃尔卡罗伸手要钱，而后者正是巴西史上最大银行欺诈案的核心涉案银行家。弗拉维奥要这笔钱是为了给一部关于他父亲的英文纪录片《黑马》筹资，该片预计于今年9月上映。这段录音直接揭穿了弗拉维奥之前的谎言——他曾公开否认与沃尔卡罗有任何往来。事发后，弗拉维奥的支持率一路暴跌。

此外，他与继母米歇尔·博索纳罗的公开翻脸也让选情雪上加霜。米歇尔在巴西势力庞大的福音派基督教徒中极具威望。在这场家庭内讧后，博索纳罗家族的一位核心盟友在接受播客采访时甚至语出惊人：“从统计数据来看，女性投票往往非常糟糕，尤其是单身女性。”如今在巴西女性选民中，卢拉的支持率领先弗拉维奥多达18个百分点。

建制派的中右翼政党目前掌控着巴西国会。他们之所以拒绝支持弗拉维奥，很大程度上是算准了卢拉大概率能够连任。近期民调显示，卢拉的支持率维持在43%至48%的高位，按照以往经验，这一水平足以保障现任总统顺利连任。

不过，局势依然存在变数。卢拉在投票意向上的领先优势并不稳固。选民眼下最关心的是腐败和治安问题，而卢拉在这两点上都被视为软弱无能。他曾因腐败罪名服刑19个月，直到2021年才因程序正义问题被撤销原判。许多选民至今仍未原谅他。最近几周，随着卢拉的政治盟友及其儿子卷入腐败丑闻，弗拉维奥已经收复了部分失地。

另一方面，尽管统计数据表明暴力犯罪有所下降，但公众对社会治安的感受却在持续恶化。在益普索（Ipsos）6月发布的一项民调中，47%的巴西人将暴力犯罪列为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这一比例比去年上升了7个百分点。

选民的幻灭感可能为雷南·桑托斯铺平道路。这位前企业家人称“政治局外人”，早在2016年，他就因组织大游行直接促成了卢拉接班人迪尔玛·罗塞夫的弹劾而声名鹊起。如今，桑托斯在Instagram和TikTok上拥有数百万粉丝，凭借制作精良的视频对弗拉维奥和卢拉进行双向猛烈抨击，吸引了不少对现状厌倦的选民。

桑托斯自称在经济上奉行自由主义，在社会议题上则是保守派。他的施政风格效仿了阿根廷的米莱，以及萨尔瓦多铁腕总统奈伊布·布克尔——后者通过强硬手段大幅改善了本国治安。桑托斯的竞选口号之一是“逮捕、击毙”，意指他将授权警察对涉嫌犯罪分子采取极端的执法手段。他还宣称要把总统府变成一个孵化政策构想的“初创企业”。

虽然桑托斯目前的知名度相对有限，但即将到来的电视辩论可能会改变这一局面。面对这样一个作风激进的局外竞争者，不仅弗拉维奥阵营需要提防，甚至连卢拉阵营恐怕也无法掉以轻心。

28. 哈维尔·米莱的“奥德修斯之举”

原文标题：Javier Milei’s Odysseus act

核心提炼

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正在推行91年来最重大的结构性改革，试图通过修改法律约束央行，禁止其为政府财政赤字“印钞买单”，从而将阿根廷彻底拉出恶性通胀的泥潭。改革措施包括简化央行目标、提高解雇央行行长的门槛以及严禁货币融资等。这些举措方向正确，但仍存在不少隐患：不仅未能取消外汇管制，货币政策也缺乏透明度；更重要的是，未来新一届国会仍可能通过简单多数轻易废除这些法律。因此，仅靠法律约束无法一劳永逸。米莱若想真正重塑阿根廷的政治与经济范式，最根本的途径是在2027年大选中获胜并切实改善经济生活。然而，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上升和支持率下滑等挑战，米莱的改革之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正文

奥德修斯的运气还算不错，他只需要抵御一次塞壬妖女的诱惑。而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不仅要约束自己的政府，防止其沉迷于印钞而出轨、最终触礁沉没于通胀之海，还要将未来所有的阿根廷政府都“绑在桅杆上”。

由于货币发行权握在中央银行手里，米莱的改革重点自然落在了修改央行管理法律上。在7月30日的一次电视讲话中，他指责历届政府“哄抢”央行，并宣布了据称是“过去91年来最重要的一套结构性改革方案”。他概述了一项新法案，明确禁止央行为政府提供融资，将“维持货币价值”设立为央行的唯一目标，并规定解雇央行行长（现任行长由米莱任命）必须获得国会参众两院三分之二多数票的通过。

长期以来，通货膨胀一直是悬在阿根廷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其根本原因通常在于政府过度支出，随后依靠印钞来填补财政赤字。米莱于2023年12月上台时，阿根廷的月度通胀率高达13%。他以“电锯砍预算”的铁腕手段大幅削减开支，并切断了央行对政府的财政输血。这一系列举措效果显著，成功将月度通胀率压低至1.9%。

米莱对未来政府可能重启印钞机的风险保持高度警惕，而改革央行正是他试图防患于未然的努力。他计划推行的绝大多数改革细节都值得赞赏，预计将在国会获得通过。目前，阿根廷央行承担着包括“兼顾社会公平的经济发展”在内的五个复杂且相互冲突的目标，进行简化无疑是明智之举。提高了免职门槛的央行行长将拥有更大底气，去拒绝政府提出的“免费发钱”要求；在各个政府层面明确禁止货币融资，也有助于从源头上遏制通胀。此外，米莱还宣布开放资本和保险市场，并灵感来自于美国地引入了一项更具争议的法律——如果政府连续“数月”支出超过税收收入，将自动暂停政府运转。

然而，这些改革计划仍存在瑕疵。提高解雇央行官员的门槛固然明智，但令人费解的是，改革并未同步完善央行官员的任命流程。米莱甚至建议在薪法律中引入刑事处罚机制，惩罚那些协助政府印钞的央行官员。这种做法极为罕见，恐怕很难吸引到优秀的经济学家加入央行。

更致命的是，改革方案中存在明显的空白。新规并未限制央行对外汇管制的偏好。部分外汇管制至今依然存在，正如过去9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一样，它们推动了“短暂平静后陷入危机与通胀”的恶性循环。在秘鲁——这个曾经的经济乱局之国、如今的宏观经济明星——宪法明确禁止此类外汇限制。然而，身为自由意志主义者的米莱由于担心市场波动和短期通胀风险，目前还不愿意让市场自由决定阿根廷最重要的价格：美元汇率。

改革也没有解决其他政策层面的隐忧。阿根廷咨询公司Invecq的圣地亚哥·布拉特表示：“我们甚至不知道当前的货币政策究竟是什么。”为了维持比索汇率的强势，货币政策往往紧缩，这固然有助于控制通胀，但也严重拖累了经济增长，并导致坏账率急剧上升。此外，对于央行应该如何应对通胀变化，目前尚无明确规章。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感到头疼的是，阿根廷央行依然像过去一样将重点放在货币供应量上，而不是像全球大多数国家那样关注利率政策。米莱的个人偏好对央行政策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这很难被称作独立性。

拟议改革的另一个软肋在于，未来新一届国会可以相对轻松地翻盘。虽然解雇央行行长需要国会三分之二多数票，但国会只需以简单多数票就可以直接废除这项法律条款。强制要求潜在的“印钞狂人”修改法律，固然增加了货币扩张的政治成本，但并不能彻底杜绝这一行为。真正能够阻止政治家干预央行的是政治规范。米莱更艰巨的任务，是彻底扭转这种政治规范，让未来的政治家不再认为肆意挥霍是通往选举胜利的捷径。

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以财政鹰派的姿态赢得大选并交出亮眼的成绩单。米莱将于2027年10月迎来连任大考。就目前而言，他尚未面临强劲的竞争对手。他大幅压低了通胀率——在今年早些时候经历短暂回升后，通胀率再次走低。近期，三家国际评级机构上调了阿根廷的信用评级，部分原因在于央行一直在明智地买入美元以补充外汇储备。此外，央行刚刚同意将与中国价值19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再延长五年，这进一步提升了其储备保障能力。IMF也对此基本表示满意。

然而，阿根廷民众对现状的信心却有所动摇。今年7月，米莱政府的支持率跌至本届任期内的最低点。阿根廷的经济复苏极不均衡，主要集中在石油等吸纳就业较少的行业。目前预计今年经济增长率将不足3%，正式就业人数持续下降，5月份的经济活动更是连续第二个下降。一连串的腐败丑闻更是雪上加霜，米莱在迫于压力解雇其卷入丑闻的幕僚长之前，对其进行了过长时间的袒护。

虽然米莱仍有时间扭转局势，但在阿根廷，大选之年民调支持率下滑极易引发“市场抛售”的恶性循环，进而导致民调进一步恶化。改革央行是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整体努力的一部分。布拉特解释道，政府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向市场传递信号：“即使政府换届，政策也不会出现剧烈动荡，所以请不要抛售你们手中的每一张债券。”

但是，如果米莱本身的政治统治开始摇摇欲坠，那么即便是再强大的央行，也拯救不了他的改革蓝图。

29. 墨西哥总统不再退让

原文标题：Mexico’s president stops turning the other cheek

核心提炼

由于与美国在安全、移民和贸易等领域的紧张局势加剧，墨西哥总统克劳迪娅·辛鲍姆改变了此前对唐纳德·特朗普的退让姿态，转而采取坚决反抗的立场。

双边矛盾在多个层面爆发：在安全领域，美国不仅要求墨方打击毒枭，还将矛头指向辛鲍姆执政党内部的盟友，撤销了数十位官员的赴美签证并起诉了重要地方官员，同时美方执法部门在墨境内缺乏监管的行动也引发了墨方强烈不满；在移民方面，美方执法人员强硬执法导致墨西哥公民死亡事件，引发墨方严正抗议；在贸易方面，美方拒绝延长三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增加了经济不确定性。

针对美方的施压，辛鲍姆采取了拒绝引渡涉案盟友以及寻求起诉美方执法人员等强硬反制措施。然而，分析人士指出，虽然面对外力打压保持强硬能赢得民意，但一味护短党内涉嫌腐败的盟友可能引发国内民众的反弹，墨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

正文

墨西哥总统克劳迪娅·辛鲍姆曾多次表示，她一直以“冷静的头脑”来应对唐纳德·特朗普。此前，她对特朗普的各种激进言论选择置之不理，同时又迅速满足美方的要求，这种策略曾为她赢得了包括白宫在内的多方赞许，特朗普甚至曾称赞她“非常出色”且“举止优雅”。然而自今年三月以来，她便不再提及这一表态。随着两国在安全、移民和贸易领域的矛盾不断加剧，美墨关系正处于近百年来最为艰难的时期，辛鲍姆的表态也已从过去的克制忍让转变为如今的强硬对抗。

双方最大的分歧集中在安全领域。美方不再仅仅是要求墨方打击毒品犯罪，而是直接将调查矛头对准了辛鲍姆的政治盟友。美方司法部门起诉了与执政党创始人关系密切的地方官员，并撤销了50多名执政党政客的赴美签证。此外，美国安全机构在未经墨西哥政府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在墨境内开展行动，甚至公开展示用于跨国转移犯罪团伙头目的飞机，这极大地加剧了墨西哥国内对美方侵犯主权的疑虑，辛鲍姆政府为此已正式展开调查。

在移民问题上，紧张局势也在近期骤然升级。尽管墨西哥此前全力协助美方将非法越境人数大幅降低，但美方执法人员在近期行动中误杀了一名在美合法生活多年的墨西哥公民，使得这一问题彻底激化。据统计，自特朗普重新执政以来，已有十几名墨西哥公民在美方执法的过程中丧生。

而在贸易方面，辛鲍姆原本期望通过在诸多议题上的妥协换取美方延长美墨加协定的期限，但美方却拒绝了这一要求，并坚持实施年度审查，这给墨西哥经济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也直接促使辛鲍姆放弃了以往的顺从态度。

作为反制，辛鲍姆政府明确拒绝了美方关于引渡其政治盟友的要求，并宣布将就美方执法人员针对无辜墨西哥劳工的暴力行为在美提起刑事诉讼。尽管外界对辛鲍姆面临的困境表示同情，但也有分析认为，她或许错失了借美方施压来彻底整治本国政治腐败的良机。相反，她在近期的演讲中展现出了更为激进的左翼立场，并对相关质疑声音予以驳斥。

目前，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依然充满变数。对于辛鲍姆而言，在对外展现强硬姿态的同时，如何妥善处理国内公众对涉嫌腐败官员的不满，将是一场极其微妙且艰难的政治考验。

30. 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武器化”的底牌还能打多久？

原文标题：How long can Iran weaponise Hormuz?

核心提炼

五个月的冲突让伊朗及其对手意识到，地理与火力的结合使其拥有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质控制权。尽管美西方和海湾国家希望这只是“一次性筹码”，并通过扩建红海等地的管道来绕过海峡，但《经济学人》的数据与专家分析表明，伊朗的这一战略杠杆难以在短期内被削弱。

虽然原油出口最容易通过管道分流，但成品油、液化天然气（LNG）以及粮食等大宗干散货和集装箱物资几乎没有替代陆路路线。此外，绕道红海仍面临胡塞武装等安全威胁，新建基础设施也耗时昂贵。更为关键的是，伊朗正试图将这种控制权“制度化”，通过建立通行许可和征费机制，从短期封锁转变为长期“守门人”。即使未来过境费因替代路线的增加而下降，伊朗对海湾邻国经济安全的长期钳制依然难以动摇。

正文

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武器化”的底牌还能打多久？

多年来，世界一直担心里昂正在谋求核武器。然而，五个月的战争让该国的统治者意识到，他们手中早已掌握了另一件威力巨大的武器。地理优势和军事火力使他们实际上掌控了霍尔木兹海峡——全球五分之一的原油和液化天然气（LNG）平时都要经过这里。切断这条海上动脉，让伊朗领导人对其对手拥有了巨大的战略杠杆。

伊朗的敌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只是一张会快速贬值的牌。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Chris Wright）在5月曾表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一张只能打一次的牌”。海湾国家目前正忙于寻找替代出口路线。唐纳德·特朗普发往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特使汤姆·巴拉克（Tom Barrack）认为，两年内该海峡就会“变得可有可无”。《经济学人》采访了多位专家并分析了数据，构建了一个“霍尔木兹依赖度仪表盘”来验证这些说法。分析得出了三个结论：首先，伊朗威慑力的持久性因商品种类和国家而异；其次，伊朗利用海峡变现的能力会削弱，但可能永远不会消失；第三，即使伊朗能收取的“通行费”随时间推移而下降，其战略杠杆也不一定会同步消退。事实上，随着该政权将其区域影响力制度化，这种杠杆甚至可能会进一步加深。

首先来看看有多少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流量可以被简单绕过。战前，每天约有1500万桶原油穿过该海峡。原油似乎是最容易被分流的。沙特阿拉伯的“东西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延伸至红海港口延布，战前每天仅用于出口100万桶。如今，该管道正以700万桶/日的满负荷运转，其中近500万桶用于出口，其余供应给沿海炼油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也已将哈布善-富查伊拉管道的输送量发挥到极限，从战前的100万桶/日提升至180万桶/日。此外，还有约20万桶/日流经一条较小、曾经闲置的伊拉克至土耳其管道。这使得原油出口的缺口缩小到了1000万桶/日。

如果再算上因战争可能新建的管道，情况还会发生变化。一位熟悉情况的律师表示，在海湾地区的指令型经济体中，征地完全不是问题。其中最成熟的项目是阿联酋的管道，将与现有线路平行，到2027年底可新增180万桶/日的运力。伊拉克计划在一年内将其管道运力提升至100万桶/日，还计划修建一条新管道，将其南部油田与通往约旦、叙利亚和土耳其的现有路线连接起来。咨询公司Rystad Energy的拉胡尔·乔杜里（Rahul Choudhary）表示，这个运力达250万桶/日的项目正在签署合同，预计将在四年内完成。因此，到2030年，可能还将有500万桶/日的原油绕过霍尔木兹海峡。

然而，这依然意味着每天仍有500万桶原油没有替代路线。而且，这些解决方案没有一个是万无一失的。伊拉克的项目可能会因安全风险和跨国纠纷而触礁，许多设想中的管道最终都无疾而终。离开延布开往亚洲的油轮通常需要经过曼德海峡，在那里容易受到也门胡塞武装（伊朗盟友）的袭击。沙特原油可以通过苏伊士运河或埃及的Sumed管道运输，但即便这条路线也未必安全：7月29日，一艘油轮在靠近苏伊士的达米埃塔港遭到无人机袭击。伊朗及其代理人可能会攻击任何它们认为会削弱霍尔木兹海峡重要性的新基础设施。即使达成协议，袭击风险仍可能推高此类项目的保险和融资成本。

成品油的分流则更加困难。去年，海湾国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送了近500万桶/日的汽油、柴油和其他燃料。这些燃料完全没有陆路管道作为替代。沙特阿拉伯计划将其“东西走廊”扩产200万桶/日，并包含成品油管道，但这仍处于早期阶段，且需要延布港同步提升炼油能力。伊拉克目前每天用1000辆卡车向叙利亚运送重油（战前仅为10辆），但这种陆路运输既缓慢又昂贵。自战争爆发以来，叙利亚已从中赚取了1500万至2000万美元的过境费。而在海湾以外新建炼油厂比建管道耗时更长，且需要投入数十亿美元。

最棘手的问题在于液化天然气（LNG），这几乎全部由卡塔尔出口。目前没有正在建设的LNG管道，也没有发布过相关可行性研究。卡塔尔可以向阿曼铺设更简单的天然气管道，但输气量需要达到俄罗斯原计划输往欧洲的“北溪”四线管道的规模。更不可思议的是，卡塔尔需要将其整个液化工厂设施在阿拉伯海沿岸重建。

不过，也存在一些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进口国可以逐渐摆脱对霍尔木兹海峡供给的依赖。几年的高油价可能会刺激美洲及其他地区每天新增200万至300万桶的原油产量。中国炼油厂仍拥有充足的闲置产能。同时，LNG正处于历史上海拔最高的扩张期。因此，在本十年结束之前，伊朗对全球能源价格的影响力将会削弱。

然而，伊朗对海湾邻国的掌控力却未必会削弱——不仅是因为这些国家相当一部分的能源出口在未来多年内仍需依赖霍尔木兹海峡，更因为许多海湾国家还依赖该海峡进行进口。海湾阿拉伯国家95%的粮食依赖外部供应商，但只有沙特拥有像样的大宗散货码头，而且这些码头规模不足以供应整个地区。通过陆路运送大量粮食、铁矿石或铝土矿也不可行：一艘泛亚美加型（Panamax）货轮可载重6万吨粮食，这需要2000辆卡车才能装下。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是建设更多区域铁路，但这同样既慢又贵。过去澳大利亚在类似地形上修建的矿业铁路，每公里成本达1200万至1500万美元。因此，一条从红海通往卡塔尔的铁路造价可能会超过250亿美元。

海湾国家拥有可支撑四到六个月需求的战略粮食储备，但对于新鲜食品、药品和家电等集装箱货物，则缺乏类似的储备。该地区最大的集装箱港口杰贝阿里港年吞吐量近2000万标准箱（TEU），但它位于海湾内部。海峡之外最大的港口是吉达港，容量为750万标准箱。数据公司Kpler的亚历克西斯·埃伦德（Alexis Ellender）表示，吉达港在战前就已经处于近乎满负荷运转的状态。

因此，我们的分析表明，伊朗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仅能将霍尔木兹海峡“武器化”，还能将其“变现”。海湾国家受波及程度的不同，可能导致它们在推动复航时能承受的条件产生分歧。卡塔尔曾表示可以接受临时付费；其他国家态度更加强硬。但即便是鹰派的阿联酋也在态度上有所软化：它已开始重新与伊朗通商，双方外交官也在展开对话。8月5日，一名伊朗官员表示，伊朗政权已与阿曼就一条通行路线达成一致，并警告“某些第三方”不要干涉。

假设这让伊朗获得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它能赚多少钱？一名伊朗议员在6月声称，伊朗目前对每艘过境船只收取150万至200万美元的费用。如果航运量恢复到战前70%的水平，这意味着每年将获得超过350亿美元的收入。这个数字令人咋舌，但并不切实际。在别无选择的市场中凭枪杆子制定的费率，在达成允许近乎正常通行的协议后是无法维持的。

提交给伊朗议会的选拟法案设想，费率将根据货物数量、价值和船只类型制定，但有一个限制条件：费用必须低于“次优替代方案”的成本。主权风险顾问公司GSSI的沙欣·伊拉尼内贾德（Shahin Iraninejad）指出，另一项立法草案提出，在伊朗领海内的平均费用为每吨3欧元，在国际水域为2欧元。他预计未来的年收入规模更为温和，约为20亿至30亿美元。随着绕道能力的增长，这一收入还会下降，但并非均匀下降。原油油轮有望很快拿到实惠的价格；成品油轮、LNG船和散货船则可能在未来多年面临更高的费用。

这样的资金流能否持久？航运杂志《劳氏日报》（Lloyd’s List）的理查德·米德（Richard Meade）认为，只要收费可预测、结算方便且低于战争风险保费，许多船东可能愿意买单。但如果船只频繁在不向伊朗缴费的情况下穿越海峡，平衡就会破裂。这里存在一个矛盾：伊朗需要与美国保持和平，其收费体系才能正常运转；但它又需要不断袭击不服从收费规则的油轮以确保顺从——这反过来会使和平难以维持。

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伊朗下调费率的速度可能会快于实际所需。米德表示，伊朗的战略目标似乎是维持市场参与度并巩固其“守门人”的角色，而非实现收入最大化。它想要的是长久的东西：一种管理体系——无论是与阿曼的双边框架、某种海事服务体系，还是许可见证机制。

伊朗如此轻易就掌握了这件新武器，这让它的对手感到震惊。而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看来注定比这场战争本身更加持久。

31. 加沙地带：和平协议阴影下的漫长停滞与悲剧

原文标题：More “peace” and more funerals in Gaza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尽管美国提出了推动加沙停火与解除武装的和平框架，但加沙地带的真实局势依然极其严峻。冲突双方对和平协议均抱持冷淡与抵触态度：哈马斯拒绝完全放弃武装，仅同意对武器实施监管；以色列政府则态度暧昧，既未正式确认接受协议，又持续进行军事打击并严格限制物资与重型机械进入加沙，导致当地遗体挖掘与灾后重建工作几乎停滞。

加沙200万居民绝大多数处于流离失所状态，生活空间被极大压缩。尽管国际社会试图引入技术官僚管理机构与国际维和力量，但由于以色列国内政治的牵制以及对军事实力的执念，和平进程步履维艰。在以色列即将举行大选的背景下，加沙民众依然是政治博弈的受害者，在无尽的等待与葬礼中艰难求生。

正文

全文翻译：

尽管相关方面宣布了停火协议，但加沙地带的居民至今仍未能走出丧亲的阴影。在这片饱受摧残的土地上，搜寻与发掘瓦砾下遇难者遗体的过程异常缓慢，大量失踪人员至今下落不明。由于进入加沙的重型设备与建筑物资受到严格限制，当地的灾后清理与重建工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沉重的悲伤与现实的困顿笼罩着整座城市。

此前，美国方面高调宣称取得了一项旨在实现加沙完全去军事化及推动长期和平的协议，并试图通过设立相关的国际协调机制，规划包括武装解除、军队撤离、管理权移交以及逐步重建在内的多步走方案。然而，这一构想在提出之初便遭到了冲突直接关联方的冷处理。加沙当地的武装力量明确表示不会彻底交出武器，而以色列政府在回应时也表现得相当谨慎和迟疑，并未明确承诺接受条款。相反，军方官员在私下场合强调，在未能完全消除安全威胁之前，不会停止相关的军事行动或完全撤出。

这种立场上的巨大分歧导致局势并未因协议的宣布而出现根本性好转。双方在各自面临的外部压力下陷入僵局，彼此都怀疑对方缺乏落实协议的诚意。关于武装核查的具体机制、管理权如何向新的技术官僚机构过渡、以及国际维和力量进入后的权力划分等关键细节，目前均缺乏清晰明确的路线图。即便有少数国际维和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被允许入境，其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如何与现有掌控力量协调，依然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在此期间，小规模的空袭与军事活动仍在持续，造成了新的伤亡，而原本用于划分控制区域的界线也随着局势的发展不断演变。加沙绝大多数人口目前被挤压在极其有限的狭长地带内，房屋被毁、无家可归成为了普遍现象。生活物资的匮乏和基础设施的瘫痪，使得当地人道主义危机难以得到有效缓解。

目前唯一的微弱希望在于，大规模全面冲突的可能性在短期内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制，但外交调解人员普遍认为，未来的任何进展都注定是极其缓慢的。由于以色列国内即将迎来关键的政治选举，执政者面临着来自内部强硬派与反对派的双重政治压力，这使得政府在短期内很难做出重大的战略让步。在政治博弈的缝隙中，加沙地带的普通民众只能继续等待未知的转机，承受着漫长而痛苦的煎熬。

32. 告别矿产依赖：水果成为非洲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原文标题：Forget gold and copper. Africa’s latest boom is in fruit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近年来，水果与鲜花等高价值农产品正取代黄金、铜及传统作物，成为非洲最具活力的出口领域。津巴布韦的蓝莓、肯尼亚的鲜花与牛油果，以及南非的柑橘，通过引入高科技育种、智能分拣及严密的冷链物流，形成了“生鲜工业化”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具备制造业的高劳动密集度与全球供应链整合能力，还创造了大量就业并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如农技应用、干燥加工与专门研发）的发展。尽管非洲农业仍面临道路等基础设施落后、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及安全环境堪忧等挑战，但高科技农业已展示出推动非洲工业化与转型升级的巨大潜能，促使政策制定者重新审视农业在国家经济中的核心地位。

正文

告别黄金与铜矿。非洲最新的经济繁荣不在地底，而在枝头。

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外40公里的蓝莓农场里，前津巴布韦国家板球队队长阿里斯泰尔·坎贝尔（Alistair Campbell）看着眼前的繁忙景象感叹道：“这里简直就像个热闹的蜂巢。”数百名工人穿梭在灌木丛间采摘鲜果，随后将满载的收获送往冷库。经过精密分拣后，体型最大的蓝莓会被空运至需求旺盛的东亚，其余则通过海运发往欧洲。“我们正全力以赴，”坎贝尔说，“现在的产能哪怕翻上五六倍，也依然供不应求。”

在津巴布韦，过去能带来繁荣的往往是金黄色，而这一次却变成了蔚蓝色。今年，津巴布韦的种植户预计将出口1.2万吨蓝莓，这一数字是2017年的40倍。“现在几乎人人都在种蓝莓，”该国一位知名的银行家这样形容。

这颗小小的果实揭示了一个更宏大的经济学道理。长期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制造业发展艰难，其占经济总产出的比重在过去15年间几乎原地踏步。这让许多分析人士倍感担忧，因为他们习惯性地认为，非洲要实现经济增长，就必须走亚洲那种以出口为导向的工厂路线。然而，高科技农场本质上就是一座座“微型工厂”——它们不仅是劳动密集型的，而且与全球供应链紧密相连。学者克里斯托弗·克莱默（Christopher Cramer）将其称为“生鲜工业化”。这种模式可能成为非洲的福音，并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农业”与“制造业”的边界。

从历史来看，非洲的经济发展轨迹让政策制定者对农产品出口持有一种矛盾的心态。在殖民统治时期，许多国家被塑造成仅出口单一作物的经济体，这种模式在独立后依然延续。1966年至1973年间，近一半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其一半以上的出口收入依赖单一商品。一旦国际市场价格暴跌，国家经济便随之崩溃。这也解释了为何许多政府后来将资源从农场转移到那些半生不熟的工业项目上。

然而近年来，面对全球收入增长对新鲜农产品产生的巨大需求，非洲的农业企业展现出了敏锐的市场反应。年度报告《非洲农业贸易监测》指出，在其掌握数据的最近十年间，“水果与坚果”已超越可可，成为非洲大陆最大的出口农产品。相比之下，可可、棉花、烟草和食糖等传统经济作物的份额则纷纷下滑。

当然，非洲目前仍落后于拉丁美洲，后者的农产品出口额是非洲的四倍（2019-2023年间拉美年均出口3410亿美元，而非洲为810亿美元）。以秘鲁为例，该国在2010年几乎不出口蓝莓，但仅用时十年就跃升为全球最大的蓝莓出口国。不过，如果非洲能够吸取这些成功经验，其回报将极其丰厚。

投资基金AgDevCo的负责人丹尼尔·赫尔斯（Daniel Hulls）认为：“蓝莓正是农业演变为高科技产业的典型代表。”美国农业巨头怡颗霉（Driscoll’s）向津巴布韦农户提供的种子，是多年杂交育种的结晶；农场里铺设着聚乙烯薄膜以保护果株，冷库中配有光学分拣机；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还会精确控制生产节奏——选在夏季出货，此时恰逢美国供应减少、而秘鲁尚未大规模上市的时机。

蓝莓并非非洲“生鲜工业化”的孤例。如今，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已分别占到全球切花出口量的6%和2%。两国的鲜花农场配备了微孔喷雾设备、反渗透水净化系统，甚至使用镭射灯照射花瓣以提升卖相。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过去十年中，非洲包括牛油果、芒果和菠萝在内的热带水果出口量增长了三倍以上，增速冠绝全球。去年，欧洲的牛油果消费量首次突破100万吨（大致相当于十艘航空母舰的重量），其中大部分需求由摩洛哥和肯尼亚满足。

今年5月，南非首次超越西班牙，成为全球最大的柑橘类水果出口国。自2010年超越葡萄酒以来，柑橘已成为南非价值最高的出口农产品，最近其创造的汇率收益甚至超过了钻石出口。

这一成功可以追溯到1997年国营统购统销机构的废除。在此之前，政府在果农之间统筹分配出口收入；在此之后，果农可以留存属于自己的利润，从而有了更大的动力投资于果园。行业专家还强调了柑橘协会（CGA）的作用，该协会向果农征税，用于开展科研、游说争取政策支持以及推广专业知识。

经济学家过去赋予制造业的种种特殊益处，如今似乎同样适用于这些富含科技元素的现代化农场。它们的出口改善了国家贸易收支；它们吸纳了成百上千的就业人口；它们还带动了供应链上下游其他产品和企业的诞生。南非农业经济学家旺迪莱·斯霍洛博（Wandile Sihlobo）表示：“这些本质上是集生产制造与物流于一体的复合型企业。”

肯尼亚热带水果公司Vert的负责人简·迈纳（Jane Maina）透露，她的公司已开始涉足干果零食出口。这一新业务减少了从小农户手中收购的芒果和菠萝的浪费，提高了农户的生产率。此前为东鲜花出口而在东非各机场建设的冷库设施，如今也被香草、菜豆和蔬菜出口商广泛使用。津巴布韦的蓝莓热潮催生了监控天气和产量的新型“农业科技”应用程序；而在南非，柑橘产业的繁荣则衍生出了多家专业的研发机构。

遗憾的是，坎坷不平的道路和拥堵不堪的港口，依然制约着高品质水果的及时送达。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同行一样，非洲农户也常抱怨缺乏足够的政策支持。有些抱怨并非毫无根据：在埃塞俄比亚鲜花产业起步阶段，当时的政府曾派武装警卫为前往机场的卡车保驾护航；而如今，出口商却时常抱怨遭到武装匪徒的拦截。

好消息是，潜在的新市场正在打开。今年5月，中国停止对大部分非洲进口商品加征关税；7月，第一批来自津巴布韦的盒装蓝莓便顺利运抵中国。然而，诸如食品安全和植物卫生检验检疫等非关税壁垒，往往才是最难突破的关卡。要应对这些挑战，既需要协同一致的外交努力，也离不开像南非柑橘协会这样专业行业组织的作用。

津巴布韦蓝莓、肯尼亚鲜花以及南非橙子的成功经验表明，非洲农业完全有潜力发挥人们长期以来寄望于制造业的那种经济引擎作用。然而，要想充分享受汗水换来的丰硕果实，非洲的政策制定者们仍需发力，确保本土企业具备全球竞争力。是时候拥抱这种全新的发展思维了。

33. 精简与本土化：人工智能的“非洲愿景”

原文标题：An African vis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核心提炼

硅谷的前沿人工智能（AI）模式追求庞大的算力与万能的超大模型，但这种“全球玩法”并不适合非洲。非洲面临算力短缺、网络不稳定以及本地语言数据极度匮乏的现实，主流大模型在处理非洲本土语言、方言和混杂口音时表现欠佳。

为此，非洲的科技开拓者们开辟了一条独特的技术路径。他们拒绝盲目追求规模，转而专注于针对特定任务的“小语言模型”（SLM）以及对开源模型的精细微调。这些轻量化模型不仅能流畅处理本地语言与语音交互，还能在低算力甚至离线环境下运行，既降低了成本，又保障了本土数据的隐私与主权。从提供母婴健康建议到协助小商户记账，这种讲求实用、立足本土且注重精简的AI愿景，为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反主流的全新视角。

正文

非洲的人工智能（AI）究竟会是什么模样？

尼日利亚创业者奥卢巴约·阿德坎比（Olubayo Adekanmbi）脱口而出了一连串设想：它讲非洲本土语言要像讲英语一样流利；处理语音要像处理文字一样得心应手；此外它还必须足够精简，即便在芯片匮乏、网络不稳定的环境下也能顺畅运行。

相比之下，硅谷顶尖的实验室正依靠海量的英语数据集，训练着体量极其庞大的巨型模型。“目前全球AI的玩法完全不符合非洲的实际情况，”阿德坎比说道。

正因如此，在电信行业深耕多年后，阿德坎比于两年前联合创办了EqualyzAI。这家初创公司开发了一套智能化工具，能使用英语和四种尼日利亚本土语言，为新手妈妈提供健康建议、帮助小商户记账，以及协助银行处理客户来电。

随着前沿大模型在全球的普及，这类本土初创企业看似有些多余。微软估计，在劳动年龄人口中，已有8%的埃塞俄比亚人、9%的刚果人和23%的南非人使用过生成式AI。OpenAI也表示，尽管基数尚低，但非洲的ChatGPT用户增长速度已超越全球其他任何地区。此外，来自中国的AI模型同样颇受欢迎。

然而，即便是最顶尖的大语言模型（LLM），在应对非洲本土语言时也常常力不从心。基准测试显示，这些模型在非洲语言上的得分通常比英语低10到30个百分点。它们难以准确识别复杂的方言以及“语码转换”——即说话者在英语与母语之间自由切换的习惯。对于一些小语种而言，模型训练数据中甚至有很大一部分仅仅来自《圣经》译本。

Lesan AI公司的阿斯梅拉什·泰卡·哈德古（Asmelash Teka Hadgu）致力于非洲之角语言的机械翻译和语音识别，他指出，现有模型在日常口语应用中几乎是“失效”的。对于使用非拉丁字母表（如阿姆哈拉语和提格雷尼亚语）的语言来说尤其如此；相比之下，其他几种主流语言的改善速度则相对较快。

问题的根源在于数据的匮乏。用于训练AI模型的数据库Common Crawl在7月份抓取了8.72亿个英语网页，但阿姆哈拉语网页仅抓取了8万个。在所有非洲语言中，只有斯瓦希里语的数据丰富程度勉强超过了威尔士语。此外，用于语音识别的高质量音频资源也同样极其稀缺。

为此，在谷歌和盖茨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下，非洲的研究人员正在着手录制人们的日常对话。卢旺达Digital Umuganda公司的奥德斯·尼永库鲁（Audace Niyonkuru）表示，他的公司正在努力确保收集到的语音样本在年龄、性别和方言分布上保持均衡。

数据收集完成后，下一步该怎么做？非洲的研究人员会利用这些新数据集来精调开源模型（即训练参数公开的模型）。相比于从零开始构建模型，这种方法消耗的算力要少得多。例如，肯尼亚非政府组织Jacaranda Health就利用斯瓦希里语数据对Meta的Llama2模型进行了精调，专门用于提供母婴健康咨询。不过，即便是经过精调，这类模型在处理通用任务时的表现往往仍逊色于商业私有模型。

非洲AI创新的另一个重点，是开发针对特定任务的“小语言模型”（SLM）。这些模型的参数量最多只有数十亿（而前沿大语言模型的参数量则高达数万亿）。南非AI实验室Lelapa AI将其一款拥有4.00亿参数的模型命名为InkubaLM，该名称源自祖鲁语中的“粪金龟”——这种昆虫能够推动数倍于自身体重的物体。

小型模型可以在本地设备上直接运行，甚至可以离线使用。这不仅降低了对网络的要求，还能将敏感数据保留在本地。EqualyzAI就为尼日利亚北部的加诺州政府开发了一套本地模型，帮助官员调阅文件和会议录音。阿德坎比建议道：“如果你想掌握数据主权，那就把模型做小。”

所有这些努力，共同构筑了一种反主流的AI愿景：相比于盲目追求规模，它更看重精简与实用；相比于全知全能，它更强调契合本地语境。在硅谷征服全球的雄心面前，这种模式未必能永远立足。但至少在当下，非洲的研究人员已经成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独特赛道。

34. 尼日利亚的“总包工头”：总统密友垄断百亿美元基础设施大单

原文标题：Nigeria’s builder-in-chief

核心提炼

上月，尼日利亚商业首都拉各斯暴雨成灾。居民质疑，当地为保护新建奢华滨海区而兴建的海墙和沿海高速公路，正通过侵蚀海岸线加剧洪涝。这两项造价高昂的工程均出自黎巴嫩裔尼日利亚亿万富翁吉尔伯特·查古里（Gilbert Chagoury）旗下的财团。

作为现任总统博拉·蒂努布（Bola Tinubu）的多年老友，查古里掌管着价值200亿美元的基建帝国。除沿海公路外，其集团还揽下了大型地产项目及由英国政府担保贷款支持的港口改造工程。政府宣称其具备无可替代的卓越交付能力，但批评人士指责政府为其绕过了公开招标和法定环境评估程序。在尼日利亚财政赤字高企、过度依赖债务融资的背景下，这种暗箱操作引发了极大的合规与环境担忧。尽管查古里曾卷入前独裁者的洗钱丑闻，但在总统的力挺下，这位“总包工头”在尼日利亚基建领域的垄断地位依然不可动摇。

正文

尼日利亚的“总包工头” ——总统密友不断蚕食国家基建大单

上个月拉各斯发生暴雨洪涝期间，积水淹没了车门并涌入住宅，导致这座尼日利亚商业首都的生活瘫痪了数日。气候变化固然是洪灾加剧的主因，但在拉各斯的一些贫民区，部分居民不免怀疑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在推波助澜。他们担心，为了保护一座新建的奢华滨海新区而修建的沿海高速公路和防波海墙，可能会侵蚀海岸线，从而加重沿海地区的洪涝灾害。

然而，居民们可能很难获取有关这两个项目实际影响的信息。这两项工程都属于一个高达2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组合，而负责管理这些项目的公司全部由吉尔伯特·查古里（Gilbert Chagoury）控制。这位黎巴嫩裔尼日利亚亿万富翁是现任总统博拉·蒂努布（Bola Tinubu）的多年老友，并向来不以透明度著称。

自1971年成立以来，查古里与弟弟共同经营的这家商业集团涉足了从面粉厂到奢华酒店的各个领域。在蒂努布执政期间，该集团的基础设施业务更是迎来了爆发式扩张。除了造价110亿美元的沿海高速公路、防波海墙以及该海墙保护的价值60亿美元的地产开发项目外，该集团还揽下了两座港口的改造工程，而改造资金主要来自一笔由英国政府担保的7.46亿英镑（约合10亿美元）贷款。包括法国 BNP Paribas Fortis 和比利时 KBC 在内的国际银行也参与了该滨海新区的融资。

尼日利亚政府辩称，查古里集团旗下的公司之所以能赢下众多此类大单，是因为他们能够高效、高质地交付世界级的基础设施，而很少有尼日利亚本地公司能做到这一点。然而，批评人士指出，政府实际上允许这些公司绕过了正规的政府采购和环保法规。

“根本就没有公开招标，甚至连邀请招标都没有，”针对这条沿海高速公路，会计师兼反对党政治家芬索·多赫蒂（Funso Doherty）如此说道。多赫蒂曾对政府和负责施工的 HiTech 公司提起诉讼，指控该项目在没有按法律要求完成环境影响评估的情况下就擅自开工。但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理由是他不具备起诉资格。在尼日利亚，此类驳回屡见不鲜，以至于鲜有人再去折腾法律诉讼；多赫蒂预计上诉过程将耗时数年。（政府方面则表示，HiTech 是在选择性招标中公平中标的，且公路的环境影响在施工前已进行过评估。查古里和 HiTech 未回应置评请求。）

由于尼日利亚的项目规模越来越大、造价越来越高，且往往依赖债务融资，基于择优原则发放基建合同显得尤为重要。这条沿海高速公路可能还会享有特殊的税收优惠。今年4月，尼日利亚立法机关批准了一笔5.16亿美元的贷款，用于资助一条跨国高速公路，而查古里旗下的公司同样在未经过招标的情况下拿下了该项目。（政府称选择该公司是因为其具备专业能力。）2025年，尼日利亚的财政赤字达到了19.4万亿奈拉（约合128亿美元，占 GDP 的 4.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实际赤字可能更大，因为似乎有约8.8万亿奈拉（约合58亿美元，占 GDP 的 2%）的公共支出未予以呈报（尼日利亚财政部长对此存在争议）。

在一些尼日利亚人看来，总统与这位“总包工头”之间的私人关系带有浓厚的旧时代权钱交易色彩。2000年，一家瑞士法院判决查古里有罪，认定其曾协助尼日利亚上一任独裁者萨尼·阿巴查（Sani Abacha）洗钱，洗劫了数亿美元的侵吞公款。查古里当时表示，自己并不知道所转移的资金是赃款，但他最终向尼日利亚归还了6600万美元，并支付了100万瑞士法郎（2000年约合60万美元）的罚金。此外，如今负责分配财政公款的部长阿布巴卡尔·巴古杜（Abubakar Bagudu）也曾于2003年向尼日利亚政府支付了1.63亿美元，以和解一项与阿巴查掠夺国库相关的案件，但他并未承认自己有罪。

查古里的风光地位短期内不太可能动摇。蒂努布总统正寄望于这位好友支持他明年的连任竞选，因此对外界针对二人关系的批评置之不理；总统甚至声称，防波海墙将避免“一场比津波（海啸）更大的灾难”。今年1月，蒂努布授予查古里尼日利亚第二高级别的国家荣誉勋章。“有他这样的朋友在，”总统在2024年曾高调表示，“人就能安枕无忧。”■

35. 欧洲在纵容邻国搞“移民勒索”

原文标题：Europe encourages its neighbours to practise migration blackmail

核心提炼

近期，数万名非法移民短暂涌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随后绝大多数人被迫返回摩洛哥。虽然这场急性危机迅速平息，但它在欧盟内部引发的政治恐慌与内耗却留下了深远创伤。

这起事件揭示了欧盟当前面临的深层困境。近年来，欧洲通过向周边国家提供经济和外交利益，将边境管控“外包”给邻国。然而，这种策略非但未能一劳永逸，反而向周边政权传递了危险信号：利用移民潮制造恐慌，是向欧盟施压和索取利益最有效的武器。

尽管欧盟当下的非法移民总量已大幅下降，但2015年难民危机的阴影依然笼罩着欧洲政坛。面对极右翼势力的抬头和选民的焦虑，欧洲政客在面对此类突发事件时极易陷入恐慌与内部指责，从而更容易沦为周边国家政治操弄和“移民勒索”的受害者。

正文

这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潮水，狂暴地涌上沙滩，退去后只留下一地狼藉。7月30日，数万名偷渡者开始蜂拥冲入位于北非海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然而，由于找不到食物，也看不到任何进入欧洲大陆的希望，绝大多数人在24小时内便返回了摩洛哥。海湾边依然散落着被丢弃的鞋子和衬衫。除大量警力外，目前仍有几千名移民留在此地，主要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以及未成年人。

虽然眼前这场危机已经平息，但它在欧盟内部引发的激烈撕裂却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

这股移民潮一度让休达8.4万的人口翻倍，使这座小镇瞬间瘫痪。至少有141名移民在试图绕过摩洛哥主要通关点的防波堤游泳入境时不幸溺亡。来自欧洲的极右翼煽动者纷纷赶赴这块飞地，发布警告称欧洲正面临“种族替换”的视频，让局势雪上加霜。埃隆·马斯克以及美国副总统J·D·万斯也加入了这场舆论混战。

然而，正当恐慌迅速蔓延时，危机其实已经在缓解。8月4日，西班牙内政部长表示，在入境休达的7.2万人中，已有7万人返回摩洛哥，约1100名无陪伴的未成年人将被转运至西班牙本土。

导致这股移民潮的原因尚不完全明确。西班牙最高法院最近的一项裁决起到了一定作用——该裁决规定，通过海上到达的移民不再适用“边境即时遣返”规则。仍留在休达的移民证实，这一消息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开。自称从苏丹历经20天艰难跋涉才加入偷渡大军的阿西夫表示：“西班牙政府对移民比欧洲其他国家要温和得多。”

也有人指责摩洛哥政府在幕后推波助澜。大量证据表明，摩洛哥边防人员最初停止了对移民的拦截，甚至为他们入境“开绿灯”，直到后来才配合进行遣返。

这些惊人的画面引发了整个欧洲的恐慌。意大利在丹麦和芬兰的支持下，宣称将暂停与西班牙在申根区内的合作（不过最终仅在港口和机场实施了微弱的抽查）。瑞典首相面临下个月艰难的连任竞选，他公开警告“绝不能让2015年的悲剧重演”——那一年的大规模难民潮至今仍是欧洲各国政府挥之不去的阴影。保守派政客指出，西班牙近期对主要来自拉丁美洲的非法移民实施大赦（这使得他们未来有可能前往欧盟其他国家），可能构成了诱发偷渡的拉动因素。此外，由于西班牙此前拒绝达成北约的国防开支目标，引发了欧洲其他国家的不满，这也让西班牙在外交上陷于孤立。

然而，西班牙社民党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发起了反击，谴责缺乏团结的现象是“出于偏见、虚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驱使”。他指出，从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需要接受严格的文件检查，因此这些移民根本不可能进入欧洲大陆。

到了8月4日欧盟内政部长召开紧急视频会议时，气氛似乎已风平浪静。欧盟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表示“全力支持西班牙”，先前有关将西班牙剔除出申根区的言论烟消云散。相反，部长们退回到了人们熟知的陈词滥调上：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打击走私犯罪网络、加快遣返未能取得庇护资格的人员（包括遣返回第三国）。

事实上，流入欧盟的非法移民数量仅为三年前的一小部分，且仍在持续下降。欧洲各国政府将这一下降归功于自身的政策；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等外部局势变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无论如何，非法移民数量的减少似乎并未给政客们争取到喘息的空间。“我们并没有真正从那段经历中汲取教训，”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鲁本·安德森说道。令人担忧的是，欧洲各国政府如此轻易地陷入内耗，实际上向邻国传递了一个信号：没有什么比年轻男子成群结队跨越边境的画面，更容易让欧盟陷入分裂了。

在过去十年里，欧洲与周边多国签署了一系列协议以阻挡移民：从2016年的土耳其开始，逐步扩展到整个北非及更远地区。这种“管控外包”确实减轻了压力。但安德森教授认为，这也“刺激了第三国去挑起危机——然后再提出由他们来解决危机”。

欧洲对这种“移民勒索”早已不陌生。2008年，当时的利比亚独裁者穆阿迈尔·卡扎菲从意大利索要了数十亿美元以阻挡非洲移民；两年后，他在罗马公开警告说：“明天，欧洲可能将不再属于欧洲，甚至可能变成黑人的天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从欧盟榨取了数十亿欧元，用于将叙利亚难民留在土耳其境内。2021年，为了报复西班牙允许西撒哈拉叛军组织“波利萨里奥阵线”的领导人入境就医，摩洛哥放任约8000人涉水进入休达。事后，西班牙被迫调整了在西撒哈拉问题上的立场，以迎合摩洛哥的喜好。最肆无忌惮的是白俄罗斯，自2021年以来，该国空运中东移民并将其推向波兰及周边国家。欧盟将此视为一种混合战争行为，并在2021年对作为普京盟友的白俄罗斯加大了制裁力度。

然而，对待欧洲移民政策的“外部看守人”，情况却截然不同。尽管没有明确证据表明摩洛哥直接策划了这次移民潮，但其安全人员显然放任了移民涌入。可欧洲各国政府不仅没有谴责摩洛哥，反而赞扬了摩洛哥的合作，把所有怒火都撒在了社交媒体上无名的挑事者和走私团伙身上。毕竟，欧盟还需要摩洛哥的帮助来拦截前往加那利群岛（一个重要得多的移民入境点）的偷渡者。

事实上，休达作为另一块大陆上微不足道的飞地，且在事实上被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能给欧洲带来的启示微乎其微。2015年，当德国或瑞典的政客看到数十万叙利亚和其他难民涌入希腊时，他们明白这很快就会变成自己的危机。这促成了多项举措的出台，包括长期存在的申根区内部边境检查，以及加速从欧盟遣返人员的新庇护协定。

但这一切与休达事件毫无干系，从休达没有一个移民成功进入申根区，似乎也极少有人提出庇护申请。“这根本就不是一场移民危机，”咨询公司Instrategies的移民专家热玛·皮尼奥尔-希门尼斯表示，“这是一场地缘政治事件。”

然而，正如欧洲各国的恐慌反应所表明的那样，2015至2016年的危机依然阴魂不散。在那场危机中，欧洲各国政府之间的争吵几乎撕裂了欧盟。而如今，仅仅因为一场短暂且规模小得多的突发事件，欧洲就再次陷入了类似的内耗，这无异于在公然邀请其邻国再次对其进行政治操弄。

欧洲原本寄希望于强化边境来防止这种勒索，但现在看来，这一目的显然未能达到。

36. 地缘威胁显现：冰岛重启入欧谈判公投引发关注

原文标题：Donald Trump’s Arctic threats are pushing Iceland towards Europe

核心提炼

受跨大西洋关系不确定性及北极地缘安全风险上升的影响，冰岛正准备就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举行全民公投。长期以来，这一北大西洋岛国在安全上高度依赖美国和北约，经济与历史文化上则与欧洲紧密相连。然而，面对近期北极圈内日益增加的安全隐患以及对传统安全保障体系的担忧，冰岛国内要求深化与欧洲合作的呼声逐渐高涨。

支持入欧者认为，面对日益复杂的世界局势，加入欧盟能够为小型国家提供更好的集体防御与贸易保障。然而，冰岛国内的反对声音依然强大，主要集中在对本国渔业权益、农业保护及国家主权丧失的顾虑上。此外，公众对欧洲能否完全替代传统安全伙伴仍持观望态度。本次公投仅决定是否重启谈判，最终是否入欧仍需后续决定，但其结果将被视为该国地缘战略走向的关键信号。

正文

冰岛坐落于北美与亚欧大陆的地质分界线上，到纽约和雅典的距离大致相当。在安全层面，冰岛长期依靠与美国签署的安全协议，并在基夫拉维克设有北约基地；在历史与商业层面，冰岛通过与欧洲的深厚渊源（于1944年脱离丹麦独立）以及欧洲经济区成员国的身份与欧洲紧密相连。如今，在跨大西洋关系出现波动以及对北极局势产生担忧的背景下，这个国家即将举行公投，决定是否向加入欧盟迈出新的一步。

这个拥有40万人口的岛国即将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与欧盟的入盟谈判。冰岛早在近二十年前就已启动相关谈判，但在选出一个疑欧派政府后于2013年中止了这一进程。本次投票若通过“同意”，并不意味着冰岛将直接加入欧盟，待谈判全部结束后还将举行另一次公投。然而，亲欧洲阵营依然心存顾虑，因为多项民调显示支持重启谈判的比例仅略微过半，优势并不稳固，随时可能发生逆转。

对加入欧洲缺乏热情，似乎与当前的地缘政治现实格格不入。冰岛本身没有正规军队，主要依赖北约盟国轮换派驻空军力量。由于仅拥有海岸警卫队船艇，冰岛在监视周边海域活动时不得不仰仗美欧的航空力量。政府对混合战争以及基础设施安全的担忧日益加剧，而现有的安全保障机制如今看起来不再像过去那样牢不可破。

在近期一个阴冷的平原日子里，基夫拉维克基地显得格外安静。冰岛官员透露，美军力量正被其他地区的事务分散精力。与此同时，周边地区出现的安全阴云也让冰岛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尽管欧盟本质上并非军事联盟，但其内部包含共同防御条款。对小国而言，欧盟能够在领土或贸易争端中提供集体支持。在先前的北极地区紧张局势中，数个欧盟国家应要求派遣了象征性的部队，法国领导人也亲赴相关地区表达支持。冰岛亲欧洲的外长表示，当贸易和关税被武器化时，小国必须审慎考量在哪里才能更好地保障自身利益，欧洲做出的坚定表态对冰岛至关重要。

然而，反欧盟阵营在近期加大了宣传力度。这一阵营由左右翼民族主义者以及保守派组成，并得到了国内强大的渔业巨头和媒体力量的支持。在这个极度珍视独立自主的国家，反对者充分利用了公众对保护本国领海渔业资源、农业利益以及拒绝接受欧盟繁复法规的长期担忧。随着争论的升级，市场上出现了许多虚假言论，例如宣称此次公投是直接决定是否加入欧盟，或者指称冰岛人将被强制编入欧洲联合军队。

对欧盟而言，接纳一个位于西北边缘的新成员自然十分欢迎。与南部和东部的申请国不同，冰岛的人均收入远高于欧盟平均水平，且此前已完成了大量前置准备工作。欧盟委员会已明确表示，在渔业配额等关键问题上存在“灵活协商的空间”。不过，欧洲各国领导人在表态时依然保持谨慎，极力避免任何干预冰岛内部事务的嫌疑。法国外长在访问雷克雅未克时谨慎地指出，启动谈判对冰岛人民而言百利而无一害，而最终是否加入的决定权始终在冰岛人自己手中。

即便如此，如果公投未获通过，仍将是一个象征性的打击。冰岛资深媒体人士指出，冰岛长期以来习惯了特定安全体系的保护，国内许多人依然处于某种心理防御状态，尚未完全将欧洲视为可行的安全替代方案。

37. 欧盟巨额疫情复苏基金为何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原文标题：Why the EU’s big covid-recovery fund lost steam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欧盟推出了“下一代欧盟”（NextGenerationEU）复苏计划，核心是发放数百亿欧元的“复苏与韧性基金”（RRF）。该计划首次通过联合发债筹资，旨在推动绿色转型、数字转型及结构性改革，主要受惠国为意大利和西班牙。

然而，该基金的实际成效毁誉参半。从经济表现来看，西班牙虽然实现了不错的增长，但增长主因是人口移民增加和旅游业复苏，复苏基金的直接贡献有限；意大利则因缺乏系统性规划，资金多用于零碎或不可行的项目，可能面临债务增加却未解决结构性难题的困境。

整体而言，RRF虽然在某些长期项目（如西班牙的绿氢设施、意大利的司法效率提升与基础设施建设）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追求快速拨款，导致许多资金流向了本就会发生的投资，且资金按国家分配而非投向全欧范围的跨国项目，未能充分发挥欧洲一体化的最大规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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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内容概要与深度分析

一、 政策背景与初衷

在疫情爆发初期，欧盟推出了总额庞大的“下一代欧盟”计划，其中最关键的技术工具是“复苏与韧性基金”（RRF）。这一机制被许多亲欧盟人士视为历史性的突破，因为它是通过欧盟共同承担债务（联合发债）来筹集资金的，旨在实现以下几个主要目标：

1. 加快经济复苏：重点援助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经济相对落后的南欧国家。
2. 促进绿色与数字化转型：要求资金投向环保、清洁能源以及数字化升级。
3. 推动结构性改革：将资金拨付与各国承诺的内部经济改革挂钩。

二、 主要受惠国（意、西）的成效差异

意大利和西班牙占去了该基金超过半数的份额，但两国的后续表现截然不同：

• 西班牙的状况：

• 表面数据亮眼：自2021年以来，西班牙保持了较为强劲的经济增长。

• 主因分析：专家和智库指出，西班牙的增长主要归功于大量外来移民补充了劳动力、旅游业与服务业出口的复苏，以及劳工合同改革等政策。

• 基金作用：RRF资金对总体GDP增长的拉动比率其实有限，不过在某些大型产业项目上（如电动汽车供应链、南欧大型绿氢工厂）发挥了“补贴先行者风险”的作用，其深远影响仍需多年观察。

• 意大利的状况：

• 增长不及预期：虽然获得了最高额度的援助，但意大利的实际增长率远低于初始预期。

• 项目分散缺乏统筹：部分经济学者批评意大利的资金使用过于零碎，缺少像希腊那样的整体战略规划，甚至存在不可行的项目，面临“未解决结构性痼疾却增加了债务负担”的风险。

• 局部改革亮点：尽管如此，在欧盟的要求下，意大利在缩短法院审理周期（改善营商环境）、增加托儿所供给以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以及建设连接南部核心城市的高速铁路等领域取得了一定进展。

三、 复苏基金的先天缺陷与局限

从宏观设计来看，RRF机制存在以下几个难以避免的问题：

1. 追求速度牺牲效率：由于疫情当下急于救市，资金发放过于迅速，导致部分资金补贴了那些“即便没有援助也会进行”的既定投资项目。
2. 缺乏全欧视角：资金主要由各成员国自上而下地分散使用，未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缺乏跨国界、具备全欧洲规模效益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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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打破铁老大垄断：意大利铁路企业或将助德国破局“准点率危机”

原文标题：Italians may help Germany get its trains to run on time

核心提炼

如今的欧洲铁路市场出现反差：昔日以高效著称的德国铁路（DB）深陷设施老化、机构臃肿及频繁罢工的泥潭，准点率堪忧；而意大利的铁路服务却异军突起。面对这一困局，德国新任交通部长或将迎来外援。意大利私营高铁巨头Italo计划于2028年前进军德国市场，开通两条核心干线，并已签署30亿欧元的高铁列车订单。

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经验表明，打破国营铁路垄断、引入市场竞争是破局的关键。意大利开放竞争后，高铁票价五年内大跌40%，客流量翻倍；西班牙引入多方竞争后，票价显著下降，每日班次大增，甚至倒逼航空公司取消了部分国内航线。竞争不仅能倒逼国营巨头改革、提升服务品质，还能有效填补跨国长途线路的空白。意大利企业的入局，有望成为推动德国铁路深层改革的一剂良药。

正文

外界若凭刻板印象看待欧洲，常会惊讶地发现：如今意大利的火车运行高效顺畅，而德国的铁路系统却乱成了一锅粥。

2026年7月，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解除了交通部长帕特里克·施尼德（Patrick Schnieder）的职务，原因是其无力解决国有企业德国铁路公司（DB）的重重乱象——从破旧不堪的铁路线网，到臃肿冗余的官僚体制，德铁问题缠身。接任者斯蒂芬·比尔格（Steffen Bilger）接手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德铁是出了名的难改变，其工会更是动辄让全国交通陷入瘫痪，正如他们在2024年发起的为期六天的全国大罢工那样。

不过，高效的意大利人或许能帮上比尔格的忙。7月初，意大利私营高铁运营商Italo通过德铁旗下的一家子公司获得了德国铁路的运营准入权。该公司计划在2028年前，在“慕尼黑-科隆-多特蒙德”和“慕尼黑-柏林-汉堡”这两条干线上挑战德铁的垄断地位。7月20日，Italo与工业巨头西门子签署了一份价值30亿欧元（约合35亿美元）的协议，订购26列Velaro高速列车，并保留追加14列的选择权。柏林应用技术大学的克里斯蒂安·伯特格尔（Christian Böttger）表示：“Italo的入局对德国而言是个契机。”

此前，意大利国有铁路公司（Trenitalia）也曾强烈抵制Italo这个后起之秀的入侵。然而，自这家新企业于2012年投入运营以来，它给意大利的高铁市场带来了巨大的红利。短短五年内，意大利高铁平均票价下降了40%，乘客数量增长了一倍多。Italo联合创始人卢卡·迪·蒙特泽莫罗（Luca di Montezemolo）指出，如今的德国就像极了Italo成立之前的意大利。

在线火车票平台Trainline的詹姆斯·汉拉蒂（James Hanratty）认为，对于那些仍由国有运营商主导的欧洲国家来说，引入竞争才是未来的出路。

2021年，意大利国铁带着“红箭”（Frecciarossa）高铁服务打入法国市场，开通了巴黎至里昂的线路。到2025年12月，该线路工作日的往返班次已从每天9班增加到14班。西班牙国有运营商Renfe则于2023年进入法国，推出了马赛至马德里以及里昂至巴塞罗那的服务。与2022年相比，2023年马赛至马德里线路的平均票价大幅下降了67%，里昂至巴塞罗那线路的票价也下降了17%。

西班牙在铁路市场自由化方面的成效更为显著。2020年，西班牙国铁推出了低成本品牌Avlo；2021年，法国国铁（SNCF）旗下的廉价高铁Ouigo强势入驻；一年后，由意大利国铁控股的Iryo也加入战局。2019年至2024年间，马德里至瓦利亚多利德线路的票价下降了35%，马德里至穆尔西亚下降了33%，巴塞罗那至塞维利亚下降了29%。在三大核心高铁走廊（马德里-巴塞罗那、马德里-瓦伦西亚/阿利坎特、马德里-塞维利亚/马拉加）上，每日运营班次从78班激增至115班。西班牙国家市场与竞争委员会估计，2019年至2024年间铁路服务的提升，成功吸引了480万原本会选择公路或航空出行的乘客。甚至连维林航空（Vueling）也因此停飞了巴塞罗那至马德里的航线。

伯特格尔指出，在瑞典和捷克，竞争同样激发了行业创新。捷克拥有欧洲开放程度最高的铁路市场之一。虽然国有老牌企业捷克铁路（Czeske Drahy）仍占据最大的市场份额，但始终面临着RegioJet和Leo Express这两家私营企业的竞争压力。6月25日，Leo Express开通了一条从法兰克福经布拉格直达波兰边境城市普热梅希尔（毗邻乌克兰）的线路。这条单程耗时18小时的跨国长途线路，票价仅从10欧元（约合11.50美元）起步。这条线路生动地展示了私营运营商如何破解欧洲铁路的一大痛点：在这个割裂的大陆上，跨越国境的线路往往不受国有铁路公司的重视。

当然，并非所有国家都需要依靠竞争来打造卓越的服务。瑞士国有铁路公司就提供了全欧洲最优质的服务之一。但瑞士国土面积小、人口密度高，且数十年来一直对铁路网进行着持续而巨额的资金投入。

新官上任的比尔格已明确告知德国民众，不要奢望能有奇迹发生。但他或许会发现，来自意大利人的竞争恰恰能创造奇迹，推动德铁走出改革困境。不仅如此，德铁和Italo可能很快还将迎来另一个来自意大利的劲敌——意大利国铁目前也在积极评估进军德国高铁市场的可行性。

39.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AI edition

原文标题：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AI edition

正文

[TITLE] 公地悲剧的AI版本：英国劳动法庭陷入瘫痪

[Summary] 核心提炼： 人工智能正在引发一场英国劳动诉讼的“公地悲剧”。由于生成式AI能免费且快捷地帮助员工撰写诉状，英国劳动法庭的案件量呈爆发式增长，一年内未结诉讼激增55%，部分案件排期已延至2030年。虽然AI降低了维权门槛，但也充斥着数百页由AI生成的废话、虚构法律和无稽之争，极大浪费了司法资源，导致真正有冤屈者维权无门，雇主也面临更高的应诉成本。

与此同时，工党政府推行的《雇佣权利法案》进一步扩大了雇员的起诉事由并取消赔偿上限，与科技爆发形成叠加效应，导致诉讼潮进一步恶化。未来即使AI技术升级能够减少垃圾诉讼，极低成本的“专家级”AI法律助手也可能掀起更有力的维权浪潮。政治家们或许未曾料到，AI与法律政策的结合正以远超预期的速度将权力从雇主重塑至工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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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地悲剧的AI版本：英国劳动法庭陷入瘫痪

英国的劳动法中有一项名为“临时救济”（interim relief）的规定。这是一项紧急措施，法官可以据此下令企业恢复被解雇员工的职位，或至少支付其薪水。适用对象可能是举报了安全隐患的吹哨人，或是令人头疼的工会干事。在法律界之外，这项条款鲜有人知，且极少被使用——过去全英国的劳动法庭一年大约只能收到20份申请，批准的更是凤毛麟角。

直到最近，情况变了。

虽然数据并不完整，但激增的趋势毋庸置疑。根据英国劳动法庭系统两位首席法官巴里·克拉克（Barry Clarke）和苏珊·沃克（Susan Walker）于6月22日发布的一份备忘录，目前英国12个区域办事处中，每个办事处每月都会收到约20份申请——增长了100多倍。这些申请大多数最终都会失败，但只要程序合规，申请人就有权参加紧急听证会并在庭上申诉，这导致其他案件被迫延期。法官们虽然态度谨慎，但他们心中有一个首要嫌疑人：人工智能（AI）。

“临时救济”可以说是AI如何像热追踪导弹一样精确锁定最冷门的法律条款、并引发一场惨剧的典型案例。它对英国劳动法庭（解决雇主与工人之间纠纷的专门法庭）的影响，揭示了一个正在各地发生的现象：AI引发的需求正在压垮为模拟时代（非数字时代）构建的官僚体系——从荷兰的市政税上诉，到加拿大隐私监管机构，再到各大城市的停车罚单法庭，无一幸免。

在英国，工人现在不再寻求人类律师的帮助，而是转向大语言模型，以快速且廉价地起诉老板。诉讼量急剧上升，积案如山。今天提交的案件，可能要到2030年才能开庭审理。

免费且基于AI的法律咨询对工人来说本应是个好消息。然而事实证明，这正在演变成一场“公地悲剧”。对于真正蒙受冤屈的工人来说，诉讼需求的激增意味着等待正义的时间更长了；对于雇主而言，无论是应对合理的诉求还是荒谬的幻想，都意味着更高的法律账单。在AI时代，一个旨在提供司法接近权（access to justice）的系统，面临的恰恰是“接近权过剩”的问题。

这种动态在英国尤为特殊，因为技术和法律正朝不同步的方向发展。就在AI的能力加速提升的同时，工党政府正赋予工人更多起诉雇主的理由和更高的赔偿额。这意味着，就在受AI赋能的原告需求激增之际，政府还在将法院的大门推得更开。

技术推动的诉讼潮带来的影响令人震惊。在截至2026年3月的一年中，对雇主提起诉讼的人数比前一年增加了39%，达到5万人，而案件结案或驳回的速率却在下降。案件变得愈发复杂：涉及性别和年龄歧视等问题的“开放轨道”（open track）案件比例，从2020-21年度的33%上升到了去年的61%。这类案件原本就占用更多庭审时间，如今耗时甚至更长。结果，所有未解决的个人诉讼积案在短短一年内激增了55%，达到6.4万件。

律师们表示，罪魁祸首显然是AI，尤其是在案件复杂化方面。其他解释都可以排除。克拉克先生最近表示，通常发生在纠纷增加之前的经济衰退“完全没有出现”。尽管仍有职位空缺，但法官人数和庭审天数均高于疫情前的水平。一位大律师表示，在这一切之中，审理质量似乎得到了保持；如果你愿意等待，法官们依然会提供“劳斯莱斯级别”的高质量服务。

对于“亲自出庭的当事人”（指没有聘请律师的原告），AI可以省去准备诉状的繁重工作——并鼓励他们夸大其词。只要在ChatGPT中输入一段模糊的冤屈，不一会儿它就能帮你起诉表格、提供“标准法律依据”以及“雇主辩护预测图”，甚至还附带应对交叉盘问的技巧。当我们虚构的原告声称因喜欢占星术（在歧视法中尚不是受保护的信仰）而受到欺凌时，AI模型贴心地指出纯素食主义是受保护的。它甚至还自作主张地加上了修辞性的渲染，写道原告“遭受了精神痛苦”且“难以找到新工作”。

顶尖法官们并非墨守成规的反对者。英格兰和威尔士司法系统负责人卡尔男爵夫人（Lady Carr）最近向议会表示，AI在翻译和排期听证等事务上有望大幅提升效率。“我们讨论的是让AI去做洗衣服的杂活，以便法官能够专注于艺术创作。”她的同事杰弗里·福斯爵士（Sir Geoffrey Vos）也指出，AI提交的文件有时比那些“拎着几大塑料袋零散纸张来到法院”的人的胡言乱语更有条理。

但最近的法庭裁决揭示了法官们日益加剧的恼火情绪。劳动法庭法官喜欢简洁、客观的诉状；而AI生成的诉求动辄长达数百页。这些诉状往往采用撒网战术，列出数十项理由，并塞满了虚构的法律法规。“我们经常收到援引《大宪章》、《欧洲人权公约》以及各种乱七八糟东西的诉状，”大律师约翰·鲍尔斯（John Bowers）说道。

AI还讨好那些本需要坦诚建议的原告。一名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员工使用Grok准备了282页的文件，其中包含67项冤屈。他告诉法官，自己打算只采用其中的10%，但不知道是哪10%。一名使用ChatGPT的秘书给法官留下了“强烈的感觉”，即她“正在追求一项自己既不理解、在被问及答不上来时也无法亲自辩解的诉讼”。另一名同样受到AI协助的极右翼活动家出示了数百份同事的偷录音频，他认为这些音频证明了自己受到歧视，但法官发现这些录音完全听不清；他似乎“无法理解”自己的诉讼是“毫无希望”的。

这项技术还成了无理取闹者提高效率的工具。一名以神经多样性导致歧视维权的人告诉法官，他已经提出了100多起劳动法庭诉讼；是的，他最近发现了AI。另一人在提起至少60起诉讼后被检察总长下达禁令，他表示自己会先用AI测试这些诉讼是否有价值。“然而，”格里菲斯法官总结道，“他几乎所有的诉讼都失败了。”

劳动法庭比英国法律系统的其他部分更容易受到AI的冲击，因为按照设计，它本就向门外汉开放。它建立于20世纪60年代，旨在快速、廉价地解决纠纷——正如一位法官所说，这是一个没有老贝利（Old Bailey，伦敦中央刑事法院）那种严肃刻板气氛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无需缴纳费用，且与其他民事法院不同，败诉方极少需要支付对方的律师费。即使拒绝合理的和解协议，也不会受到惩罚。

劳动法律师戴维·格林（David Green）表示，其结果就是，没有任何财务机制能够促使当事人仔细考量其案件的合理性。而且，AI生成的垃圾内容（slop）并不会导致诉讼被自动取消资格。法官们认为，即使陈述糟糕，只要案件可能包含真实的冤屈，就值得进行全面的听证。詹姆斯·泰勒法官在2021年的裁决中指出，直接驳回诉讼并不能替代“卷起袖子”深入调查其合理性——即使原告使用了错误的术语，或者表现得像“被车灯照懵的兔子”。

这个开放的系统即将变得更加开放。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劳动法庭的受案范围已扩大到可以起诉雇主的100多种不同理由。新的《雇佣权利法案》又增加了约25项，例如临时取消班次有权获得补偿等。从2027年1月起，提出不解雇诉讼门槛将从入职满两年缩短至满六个月。此外，对大多数诉讼设定的123,543英镑（约合166,050美元）赔偿上限将被取消。

对于潜在的原告来说，这意味着有更多的借口可以提起诉讼，并有望获得更大的赔偿额。政府预测，该法案将导致法律纠纷增加17%；许多律师则认为远不止于此。刘易斯·希尔金律师事务所（Lewis Silkin）的塔伦·塔瓦克利（Tarun Tawakley）表示：“每一个因素都在指向更多的诉讼，以及更加复杂、金额更高的诉讼。”

另一家律师事务所A&O Shearman的萨拉·亨肖兹（Sarah Henchoz）认为，在AI手中，上不封顶的赔偿前景可能会让人们对能够赢得的利益产生不切实际的想法。（克拉克先生报告称，AI已经在推高索赔金额。）“这很像在谷歌上搜索某种病情，对于法律咨询，你输入什么，就会得到符合你预期的答案。”她指出，英国现在对雇主的吸引力不如法国了，因为法国的赔偿上限通常为20个月的工资。

专业的AI可能会清理这些垃圾诉讼。测试表明，AI现在在撰写法律文书和模拟庭审等任务上已经能够击败人类律师。今年，一家AI律所因帮助一名人类大律师准备了一起成功的劳动诉讼而获得赞誉。剑桥大学的费利克斯·斯特费克（Felix Steffek）表示，算法很快就能为潜在原告提供更客观的胜算评估，其团队为此建立了一个包含1.9万个历史案例的数据库。

这种专业AI将减轻法官的负担。但它会给雇主带来另一个难题：如果AI实现了它的承诺，它可能很快就会让每位工人口袋里都拥有一个相当于顶尖律师的AI助手，能够随时随地对老板提起构思精准的诉讼。

一连串垃圾诉讼的洪流，可能会演变成一波接一轮的胜诉浪潮。工党此前表示，其法案将把权力从雇主转移到工人手中。而在AI的加持下，权力的转移将比政治家们想象的更快、更远。

40. 从违停罚单到城市规划：人工智能浪潮下的“官民博弈”

原文标题：From parking tickets to planning, the state is under siege by AI

核心提炼

英国政府此前寄希望于利用人工智能（AI）削减公共开支，预计每年可节省高达450亿英镑。然而，这一愿景正面临严峻挑战。问题的关键在于，公众同样在快速普及AI工具，并将其用于与政府的日常博弈中，一场“官民之间的AI军备竞赛”悄然拉开帷幕。

从提出更具专业法律依据的建房规划异议、最大化申请应得的福利金，到申诉违停罚单以及向监管机构发起复杂投诉，公民正借助AI轻松穿透繁琐的官僚程序。这种“智能体泛滥”现象不仅发生在英国，也已波及荷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多国。随着能自主执行任务的AI智能体不断普及，官僚体系将面临海量且极具专业度的诉求冲击。政府试图通过AI节省的成本，很可能会被公众利用AI带来的行政应对负担彻底抵消。

正文

从违停罚单到城市规划：人工智能浪潮下的“官民博弈”

英国 | 人民的力量

人工智能在大幅削减政府开支方面的巨大潜力，曾让英国政府兴奋不已。去年，官员们梳理出了140多个潜在的应用场景，从筛选外交电报到精简呼叫中心，不一而足。高级公务员们还获得了一套名为“汉弗莱”（Humphrey）的省工省力工具包。时任技术大臣的彼得·凯尔（Peter Kyle）曾预测，这将带来每年450亿英镑（折合610亿美元，相当于公共部门总支出的7%）的“巨额红利”。

然而在现实中，节省下来的资金可能相当有限，甚至可能被彻底抵消。这不仅是因为白厅（英国政府）可能无法实现凯尔大臣那般宏大的豪言壮语，更严峻的挑战在于，普通大众同样在迅速接纳人工智能。公众正在使用AI工具来处理与政府的日常打交道，并向政府提出越来越多的诉求。实际上，一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AI军备竞赛”已经开启，而政府能否在这场较量中胜出，目前还未可知。

以城市规划为例。官员们开发了相关工具，通过初步评估建房方案是否合规，来加快房屋审批速度。然而，地方政府却收到了暴增的、由AI生成的建房规划反对意见。这些意见往往更具杀伤力：在AI的辅助下，提交的反对材料能够对规划法规和法律判例做到“有凭有据、逐字逐条”的引用。只需花费45英镑，一个名为“Objector AI”的平台就能扫描成堆的规划文件，起草反对的法律依据，甚至写好一份准备在公共听证会上宣读的发言稿。

再看看社会福利领域。英国工作与养老金部利用AI来处理福利申请和排查诈骗行为。但申请者们也开始求助AI聊天机器人来撰写诉求，以最大程度提高申请成功率。这可能会让财政付出高昂代价：据估计，英国人每年未足额申领的应得福利总额可能超过200亿英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7%）。

这种冲击正渗透到政府运行的各个日常角落。监管机构信息专员办公室（ICO）表示，AI正是导致更为复杂的“信息公开申请（FOI）”急剧增长的推手。像Pelp这样的平台可以协助起草针对违章停车罚单的申诉信；而赋予租客在法院挑战房东涨租权利的全新《租客权利法案》，更是成为了AI大显身手的绝佳舞台。柏林赫蒂学校（Hertie School）的克里斯·施密茨（Chris Schmitz）提出了“智能体泛滥”（agentic flooding）这一概念，其汇总的数据显示，向政府监管部门投诉律师、金融顾问和房产中介的案件数量正在飙升。他指出，英国政府服务通常接受开放式文本的提交，而这恰恰是AI所擅长起草的，因此英国可能更容易受到此类冲击。

但这种趋势绝非英国独有。在即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施密茨先生记录了遍布11个国家的93个典型案例。欧盟 Ombudsman（欧洲申诉专员）、加拿大隐私监管机构以及澳大利亚的劳工仲裁庭，都将申诉量的激增归因于人工智能。荷兰某市政当局报告称，在一家提供房产税评估申诉服务商业AI平台上线后，当地针对房产税评估的异议数量暴涨了400%。

随着能够代表用户执行任务的“AI智能体”（AI Agents）的普及，这一趋势只会进一步加速。咨询公司Public Digital的汤姆·鲁斯摩尔（Tom Loosemore）指出，AI智能体可能会自动检查某处房产是否被划错了纳税等级，并随即着手进行纠正。在应对极其繁琐的官僚程序时，AI智能体有着天然的优势——它们精于消化微小的条款，擅长填写各类表格；而在面对令人头昏脑涨的申诉流程时，它们永远不知疲倦、绝不放弃。

41. 气候变化重创英国小麦种植：农业转型迫在眉睫

原文标题：As the climate hurts Britain’s wheat farmers, it’s time to adapt

核心提炼

受极端气候影响，英国今年迎来了自1976年以来最早的小麦收割季。异常气候给当地农业带来双重打击：多雨的冬季淋溶了土壤养分，而极度干旱的夏季则抽干了水分，导致多地农作物减产，部分地区产量甚至减半。虽然得益于灵活的进口机制，英国消费者不会面临粮食短缺，但本土农户将承担巨大的经济损失。上一轮干旱已造成谷物农户损失超过8亿英镑，约占该行业年产值的四分之一。英国传统的农作物育种一直基于温和湿润的气候条件，已难以适应当前的极端天气。专家建议，英国农业必须加快转型适应气候变化，包括引入更抗旱的作物品种，以及采用过去被认为成本过高的灌溉技术，以保障未来的农业生产。

正文

气候变化重创英国小麦种植：农业转型迫在眉睫

“我记不起以前有哪一年能在7月就完成收割。”马克·维克斯（Mark Weekes）说道。他在埃克塞特附近经营着700英亩的农场，种植冬小麦、大麦和燕麦。往年，维克斯先生的收割工作通常要晚三周左右。但今年持续炎热干旱的天气加速了谷物的成熟，也让品质大打折扣。他的农场小麦减产了三分之一，大麦减产了近五分之二。“很多庄稼都直接枯萎了，”他无奈地表示。

英国的农作物品种向来是针对温和多雨的气候进行选育的，但今年的天气却反常至极。极度潮湿的冬季流失了土壤中的养分，而随后极度干旱的夏季又抽干了水分。7月，英国的降水量仅为往年同期的10%。英国国家环境署已宣布半个英格兰地区进入干旱状态。

整个英国的冬小麦都提前迎来了收割——这是自1976年以来最早的一次。农业与园艺发展局（AHDB）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26日，已有超过半数的小麦完成收割，而去年同期这一比例仅为11%。与全国十年平均水平相比，小麦产量下降了近16%。在土壤较为贫瘠的英格兰东部地区，部分农户报告产量甚至直接翻倍减半。

不过，消费者大概率不会面临粮食短缺。英国种植的小麦中，约有一半用于动物饲料，其余大部分磨成面粉用于制作面包和饼干。目前，英国约15%的面粉用麦依赖进口，且具备进一步增加进口的能力。

真正承担沉重代价的是当地农户。能源与气候情报小组的数据显示，去年的干旱就曾导致种植业农户损失了超过8亿英镑（约合11亿美元）的收入，这几乎占到了英国谷物产业年产值的四分之一。

伦敦大学学院的盖尔·泰勒（Gail Taylor）指出：“我们目前的处境，就像1788年英国移民刚登上澳大利亚大陆时，眼睁睁看着庄稼在酷热中枯萎一样。”当时，澳大利亚通过培育耐旱的小麦品种解决了这一难题，如今小麦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具价值的农作物。

英国农户同样可以采取应对措施。他们可以改种抗旱能力更强的作物品种；同时，也可以引入过去常被认为成本过高、但如今已势在必行的灌溉技术——就像加利福尼亚州所做的那样，不再完全“靠天吃饭”。

42. 英吉利海峡横渡热度降温：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原文标题：The English Channel is quieter than usual. Why?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近期横渡英吉利海峡进入英国的寻求庇护者人数显著减少，降至202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英国政府将其归功于警力的加强：英法两国加大合作，法国增加了海岸巡逻警力，英国也大幅增加了对走私犯罪的打击力度。然而，横渡费用并未上涨，表明人蛇集团的经营未受致命打击，他们甚至改用更大号的船只进行运输。

专家分析指出，政策层面的调整以及欧洲整体环境的变化才是关键。一方面，英国暂停了难民的“家庭团聚”程序，并大幅降低了庇護申请的通过率（例如对阿富汗籍申请人的态度出现逆转）；另一方面，欧盟加强了外部边境管控，使非法入境欧洲的总体人数锐减。源头人数的减少，直接导致抵达法国北部并试图横渡海峡的人数下降。

正文

全文翻译：

英吉利海峡比以往安静了许多。这是为什么？ 政策上的调整，可能比单纯的警察执法更为关键。

2026年8月6日

8月2日，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背对着多佛尔的白色峭壁，沐浴着阳光宣布：在打击偷渡海峡的人蛇集团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这位新任首相指出，目前已部署更多警力来打击这种非法交易，而移民的人数也确实有所下降。

这与他前任的表态截然不同。基尔·斯塔默爵士（Sir Keir Starmer）此前谈及小船偷渡问题时，总是满腹无能为力的怒火，口中充斥着“邪恶”和“苦难”等词汇。相比之下，神情没那么阴郁的伯纳姆先生确实有理由感到乐观，因为海峡对岸的偷渡活动确实比去年减少了。

智库“移民观察”（Migration Observatory）的皮特·沃尔什（Peter Walsh）表示：“你得追溯到2021年才能看到这么低的数据。”得益于英国提供的资金，法国在海岸线部署了近1000名警力。他们越来越多地拦截已经在水面航行、且载有部分移民的船只。在海峡的另一侧，英国内政部声称，今年第一季度英国执法人员共打破了1138起偷渡团伙的运送计划（通过逮捕、没收资产等手段），这是至少三年来的最高单季记录。

更具威慑力的执法似乎迫使人蛇集团避开了加来和敦刻尔克周围的沙滩（许多移民曾在此扎营）。援助困境移民的法国组织“乌托邦56”（Utopia 56）表示，最近甚至有船只从远至诺曼底的伊波尔（Yport）启航，那里距离加来近200公里。为了赶在警察阻止之前开船，人蛇装载船只时总是争分夺秒。“登船过程变得越来越混乱，”该组织的一名成员说道。

然而，证明人蛇集团陷入困境的最佳指标应当是偷渡价格的上涨，但目前几乎没有这种迹象。法庭案件、暗访调查和警方报告均显示，寻求庇护者支付的费用依然保持在1500欧元（约合1700美元）左右，与过去几年持平。人蛇集团善于应变，甚至开始使用更大的船只。8月3日，一艘载有173人的船只出发后起火（船上移民随后获救）。

沃尔什先生认为，另外两项变化可能对寻求庇护者起到了震慑作用。去年9月，英国内政部暂停了“家庭团聚”程序，即不再允许获得身份的难民将配偶和子女接到英国。这很可能削弱了英国的吸引力——非法移民极其危险，成年男性往往独自前往，原本打算随后接来家人。挪威社会研究所的扬-保罗·布雷克（Jan-Paul Brekke）等人开展的一项对比研究表明，严格的家庭政策会显著抑制庇护申请。

此外，英国对寻求庇护者的审查态度也变得更加严苛。几年前，英国对庇护申请的初始批准率远高于欧盟国家，但如今已不再如此。2023年，阿富汗人几乎都能获得保护，申请通过率与拒绝率之比接近90比1。而如今，英国拒绝的阿富汗申请人数量已经超过了批准数量。虽然许多人申诉成功，且实际上很难将任何人遣返回阿富汗，但英国倾向于拒绝申请的消息可能已经传开。

甚至在海外，还发生了更为关键的变化。欧盟收紧了边境，尤其是通过与北非的过境国达成协议。据欧盟边境局（Frontex）的数据，非正常入境人数已从2023年的38万锐减至2025年的17.8万。今年上半年的入境人数也比2025年同期下降了37%。这就导致抵达法国北部、可供人蛇集团招揽的寻求庇护者从源头上变少了。

在这件事上，就像在许多其他事情上一样，英国与欧洲始终紧密相连。

43. 数百万人下场击球，但板网球能吸引观众买单吗？

原文标题：Millions play padel. Will anyone watch it?

核心提炼

随着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落幕，一项新兴拍类运动——板网球（Padel）正在伦敦掀起热潮。板网球结合了网球和壁球的特点，因其上手快、门槛低而在全球迅速普及。目前全球已有3500万名玩家，英国的参与人数也从2019年的1.5万猛增至近年的100万，球场数量更是翻了二十多倍。商业地产和俱乐部也因其更高的单位面积收益而大力推广，使得英国的板网球场地租金居高不下。

然而，一项好玩的运动未必是一项好看的赛事。由卡塔尔财团赞助的“顶级板网球巡回赛”（Premier Padel）首次登陆英国，意在测试这一大众健身运动能否转化为具备高观赏性和商业价值的职业观赏性体育项目。国际板网球联合会甚至计划将其推向2032年奥运会。尽管板网球目前在奖金规模和职业化程度上仍远落后于传统网球，但其爆发式增长已展现出重塑拍类运动格局的潜力。

正文

上个月，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刚刚在精心修剪的草场上落幕，伦敦紧接着又迎来了另一项新兴拍类运动的赛事。板网球（Padel）是一门结合了网球与壁球特点的混合运动，其背后的推手们正渴望将它推向顶级职业赛事的殿堂。

8月4日至9日，由卡塔尔财团资助的顶级职业巡回赛“Premier Padel”伦敦站开打。这是该赛事年度26场精英巡回赛之一，也是首次落户英国。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顶尖高手（其中领跑的是西班牙和阿根廷选手）齐聚一堂，共同角逐总计47.9万欧元（约合55万美元）的奖金。“现在正是伦敦举办这项赛事的绝佳时机，”国际板网球联合会（FIP）主席路易吉·卡拉罗（Luigi Carraro）表示。

在英国，板网球是增长最快的运动项目之一。据负责管理英国板网球运动的草地网球协会（LTA）统计，过去一年里，英国至少打过一次板网球的人数已达100万左右，而这一数字在2019年仅为1.5万。四周被透明玻璃墙包裹、色彩绚丽的板网球场正变得随处可见：2020年英国仅有87块这样的场地，如今已超过2000块。

英国的这股热潮只是全球暴增趋势的一个缩影。国际板网球联合会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已有150个国家和地区的3500万人参与这项运动。板网球于1969年发源于墨西哥，随后在西班牙和阿根廷风靡，并逐步推广至欧洲和南美洲。卡拉罗先生希望将其推入奥运会，目标可能是2032年的布里斯班奥运会。

这股风潮因何而起？板网球采用下手发球、球拍对新手极其友好，加上场地较小，让人极易上手。此外，资本的力量也不容小觑。一块标准网球场的面积大约可以建三块板网球场，这能为俱乐部带来更高的经济回报。暴涨的需求使英国的板网球场成为了全球最繁忙、收费也最昂贵的场地之一。室内场地的预订费中位数达每时段44英镑（约合59美元），在伦敦的一些黄金地段，租金甚至高达每小时100英镑。

不过，一项自己打起来趣味十足的运动，未必就具有极高的观赏性。“Premier Padel”的商业总监罗布·米切尔（Rob Mitchell）则对这种担忧不以为意，他指出伦敦站决赛的4000多张门票早已被抢购一空。

话虽如此，板网球要想赶上传统网球仍需时日。根据2023年的最新统计，英国有560万网球人口，而仅温网一家的年度总奖金就高昂达6400万英镑。英国草地网球协会持乐观态度，认为板网球的兴起是在与网球形成互补，而非蚕食网球的市场。然而，体育的风潮向来变幻莫测——别忘了，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最初也不过是一家门球（Croquet）俱乐部而已。

44. 若想理解现代英国，请收听 BBC Radio 2

原文标题：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modern Britain, listen to BBC Radio 2

核心提炼

要想真正了解英国大众日常关心的事务，不能仅依赖官方统计或政治民调，BBC Radio 2 的旗舰节目《杰里米·怀恩秀》（Jeremy Vine show）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观察窗口。

尽管数字时代伴随着智能手机与播客的普及，英国广播电台的整体收听率依然保持强劲，其中 Radio 2 以近 14% 的收听份额稳居榜首。该台的成功源于其亲民且平易近人的定位：播放大众流行音乐，邀请态度温和的讲者，并在严肃的时事讨论与轻松古怪的趣味话题之间自由切换。

更重要的是，该节目通过大量的听众热线（Phone-ins），构建了一种在算法时代稀缺的“集体归属感”。热线内容涵盖了从物价上涨、公共服务瘫痪等社会痛点，到宠物行为、日常生活趣事等微观议题。这种开放且包容的互动机制，使其能够比立法机构更早地捕捉到大众的情绪变化与潜在焦虑，成为反映当代英国社会心态与文化特征的真实镜像。

正文

若想理解现代英国，请收听 BBC Radio 2 英国栏目 | 怀恩秀里的真情实感

要想了解当今英国人的心声，收听 BBC Radio 2 绝对是个好办法。杰里米·怀恩的节目就是整个英国社会的缩影。

英国人究竟关心什么？不妨暂时放下民意调查员提供的那些关于移民和经济的统计图表。如果想知道英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念念不忘的是什么，读一读 BBC Radio 2 在工作日中午 12 点至 2 点播出的《杰里米·怀恩秀》的节目简介就够了。最近的一期节目探讨了“伊朗局势与家禽福利”，而去年 12 月的另一期则把“色情信息与园艺中心”放在了一起。阅读这些简介，就像是在梳理英国人的潜意识。

正如 1979 年那首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样，人们曾以为音乐录像带会杀死广播明星。但在英国，这种情况并未发生。甚至连后来的播客和智能手机，也没能撼动广播的地位。总体而言，英国人如今收听广播的时间与 20 年前基本持平，每周约为 10 亿小时。而英国最受欢迎的频道正是 Radio 2——一个融合了音乐与谈话内容的 BBC 广播电台。这其中的原因，不仅揭示了广播行业的生存之道，更折射出了现代英国的社会面貌。

Radio 2 的现象十分特殊，因为并非所有 BBC 频道的境遇都如此乐观。在 1972 年之前，BBC 一直垄断着英国的无线电电波，但近年来其听众群体却在迅速流失。曾经极具影响力的 BBC Radio 1 虽自称是“青年音乐电台”，但自 2000 年以来已失去了近一半的听众。相比之下，Radio 2 却蒸蒸日上：它依然是英国最大的单一广播电台，占据了全英近 14% 的收听时长。

Radio 2 的吸引力有一部分很简单：听起来毫不费力。它在创立之初就被赋予了这种定位。早期的 BBC 奉行一种指导信念，即相信广播具有开化大众的功能。作为 Radio 2 前身的“轻节目”（The Light Programme），其设立初衷就是抛下一张范围广泛的音频网，先用轻松的娱乐内容吸引听众，然后再引导他们走向“主服务台”（现 Radio 4）和“第三节目”（现 Radio 3）等高雅文化频道。这种轻松随意的风格曾招致部分知识分子的轻视，以至于曾任 BBC 播音员的乔治·奥威尔不得不建议他的文学界同行，对这个“备受蔑视的媒介”给予更多关注。

时至今日，Radio 2 依然保持着令人愉悦的亲民作风。这一点从其标志性的流行音乐选择（涵盖披头士、杜兰杜兰和阿利帕等本土音乐人的作品）中可见一斑，也能从其主持人身上体现出来——至少在播音时，他们大多温和且幽默。不过，其毫不掩饰的大众化定位，在英国最大的时事广播节目《杰里米·怀恩秀》中展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该节目由 Radio 2 资历最深的主持人主持，完美凝聚了该台的成功秘诀。

该节目频繁在严肃与诙谐之间切换。前一分钟，防务专家可能还在向听众讲解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价值；几分钟后，保龄球爱好者就可能在庆祝十瓶制保龄球运动的复兴。“你要么擅长打保龄球，要么擅长搞男女关系，”一位在保龄球馆进行现场连线的嘉宾曾这样解释道。

这不可否认有些过时。但可以说，这类节目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恰恰是因为它的“过时”，而非克服了这种旧式风格。网络世界充满了碎片化、算法推荐和孤独感。然而，收听广播却是一种集体体验。只要调到这个频道，你就会不断被提醒，有数百万人正与你一同收听——无论是溜狗的阿曼达，还是来自威尔士矿谷的戴尔。广播历史学家戴维·亨迪指出，得知 200 英里之外有人正在与你听同一首歌，“而且可能经历着同样的事情”，这种感觉带来了一种归属感。

亨迪表示，Radio 2 对他所说的“人类生活的脆弱与不完美”抱有特殊的兴趣。他认为 Radio 2 最大的吸引力在于，通过热线电话，听众获得了大量的发言时间：“这是一个属于我们的电台，而不是一个向我们单向灌输的电台。”

这一点在怀恩先生的节目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的听众有时很粗鲁，有时甚至令人反感；曾有一位打进热线的听众突然发表长篇大论，支持已故的知名移民悲观论者伊诺克·鲍威尔。但他们无疑是地道的英国人，而且对英国人来说，他们表现得出奇开放。同一期节目可以把严肃的话题（父母讲述为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争取支持的艰难）和无厘头的话题（你有没有被乌鸦俯冲袭击过？）结合在一起。最近的一期节目甚至直播了谢菲尔德一家超市的情况，这家超市之所以小有名气，是因为其冰箱发出的嗡嗡声正好是升 C 大调和弦。

从定义上讲，热线电话广播节目对公众情绪的反映十分敏锐。许多节目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而且就像问卷调查一样，存在受众自选带来的偏差风险。而怀恩先生节目的多样性，使其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听众的真实生活，并尽早浮现公众的隐忧。这使得他的节目——正如他在 Radio 2 资历更深的前辈吉米·杨的节目一样——成为了一个常被低估的观察国家心态的窗口。

早在上议院开始就大规模非法倾倒垃圾展开调查之前，这块内容就已经成为 Radio 2 听众热议的焦点；早在《在线安全法案》正式成文的数年前，家长们就已经纷纷打来热线电话，为孩子们在网上看到的内容感到焦虑。

《杰里米·怀恩秀》精准地把脉着国家的心跳——展现出一个时刻牵挂着生活成本、瘫痪的公共服务、动物以及汽车的国家。对于那些希望捕捉公众情绪的人来说，在午餐时间收听 Radio 2 是个极佳的选择。同时，他们或许也能借此开始理解英国人对广播那份历久弥新、深沉的爱。

45. 扎克·波兰斯基与“永不长大”的政治风潮

原文标题：Zack Polanski and the politics of eternal adolescence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英国绿党领袖扎克·波兰斯基（Zack Polanski）虽已43岁（与卡梅伦建功立业的年纪相当），却被支持者包容为“仍在学习的少年”。从催眠丰胸的丑闻、因忘带证件错过投票，到用流行歌词和断头台图像打擦边球，波兰斯基展现出一种“永恒青春期”的政治风格。他38岁才拿到第一份稳定工作，此前曾是履历零碎的失业演员。

波兰斯基现象并非孤例，而是英国社会现状的缩影。高房价、就业市场恶化等制度性衰退，导致整整一代年轻人无法拥有住房、稳固的职业与家庭，被迫沦为“彼得·潘阶层”。在政治进入高参与、低承诺的“超政治”时代背景下，这种看似轻浮、缺乏履历沉淀的“青少年政治”应运而生。波兰斯基虽面临民调下滑和能力质疑，但他的崛起映射出了一个深刻的社会危机：一个无法让年轻人成年的国家，最终选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未成年”领袖。

正文

全文翻译

扎克·波兰斯基与“永不长大”的政治风潮 英国专栏 | 拜肖特（Bagehot） 他才43岁而已！ 2026年8月6日

尽管他频繁出现在夜店，深夜在社交媒体上活跃，还极其擅长制作年轻人喜闻乐见的竖屏短视频，但关于绿党领袖扎克·波兰斯基的一个基本事实却总是被人忽视：他其实是个中年人。

43岁的他，和戴维·卡梅伦当年当上首相时的年龄一模一样。等到2029年下一届大选时，波兰斯基的年纪将几乎赶上1990年入主唐宁街时满头银发、一身灰色西装的约翰·梅杰。然而，在他的支持者眼里，波兰斯基仿佛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每当他爆出尴尬透顶的丑闻——比如曾声称能通过催眠帮人丰胸——人们总能轻描淡写地帮他开脱。《卫报》的一位撰稿人就曾洗白道：“他当时又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政坛出道，那会儿他才刚满30岁嘛。”

才刚满30岁！另一篇人物专访的标题更是直白：“扎克·波兰斯基仍在学习成长”。可以说，43岁的波兰斯基活得像个19岁的少年，成为了英国首位“永不长大”的政党领袖。

这种“永恒青春期”的政治风潮十分奇特。所有政治家都会为自己青少年时期那些不成熟的激进观点感到尴尬，但如果这种“青涩期”被无限推迟了呢？波兰斯基的政治叛逆期直到2015年才到来——那年他32岁，加入了自由民主党。今年早些时候，绿党在伦敦多个原本由工党控制的议会大获全胜，本该是他的光辉时刻，却因爆出这位党魁居然没有投票而大打折扣。波兰斯基给出的理由是“抽不出时间”注册选民，就像个搞不清选举日自己到底是在学校宿舍还是在老妈家里的大学生。

保持“永恒青春”确实有其优势。作为大党领袖中首批重度手机依赖症患者之一，玩转社交媒体对波兰斯基来说如同本能。但这也容易玩火自焚。在他分享的一组照片中，有一张居然出现了断头台，配文还引用了1979年（波兰斯基出生前三年）的一首老歌歌名《我们只是在为奈杰尔做打算》。事后他解释道：“如果我是故意这么干的，我早就道歉了”——这种语法和口气，天底下所有青少年家长听了都会感到无比熟悉。

在某种程度上，波兰斯基就是“发育停滞”的具象化体现。在离开自民党后，他于2021年代表绿党当选伦敦议会议员：那是他人生中第一份正经职业。当时他已经38岁了。每一位政治家都会被他们早年职业生涯的烙印所塑造。基尔·斯塔默爵士从律师干起，入仕后依然保留着法务人的严谨；而波兰斯基的青春则消耗在待业演员的琐碎工作中，甚至曾穿上道具服扮演过热狗。对波兰斯基而言，人生如戏，政治也不过是他表演的舞台。

不过，长不大的并不只有波兰斯基一人。他并非政坛怪咖，而是英国社会走向的一个风向标。在当下的英国，“成年”不再是每个人的必选项，因为成年的标志性元素越来越难以企得。初级岗位不断缩减，迫使许多人像波兰斯基一样只能打零工、干碎片的职业；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导致连预约驾照考试都变得遥不可及——结果就是，越来越多像波兰斯基一样的年轻人到了中年依然没有驾照。在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群中，约半数在28岁前就拥有了自己的房产；而在90年代出生的人群中，这一比例仅勉强过四分之一。既然如此，一个穷困潦倒的演员直到最近还住在狭小的船屋里，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就履历而言，波兰斯基确实如他表现出来的那样稚嫩。他全职参与政治其实不过五年时间。政治家固然需要积累上万小时的专业经验，但如今的政坛淘汰人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即使是像里希·苏纳克这样能力尚可的人，也因缺乏政治经验而吃尽苦头——他从政务次官升到财政大臣仅仅花了半年多时间。在政坛，资深历练往往不可或缺。

但在今天，也许某种程度上的“不成熟”反而是必要的。在过去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那些自诩为“成熟稳重”的精英们把持着大局，结果却是经济持续停滞，导致整整一代人失去了成长的机会。

正如牛津大学学者安东·耶格（Anton Jäger）所言，当今政治正被“超政治（hyperpolitics）”所主导。人类社会已经跨越了“大众政治”时代——那时公众参与度虽高，但大多通过工会、大型政党等建制化组织来过滤和引导。如今我们进入了“超政治”时代：公众的政治热情依旧高涨，却不再依托大工会或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传统政党。

这种转变，就好比沉重乏味的“成年责任”与刺激无拘的“青春期冲动”之间的对立；也像长期建立起来的政治机构所承担的沉没成本，与耶格所说的“低承诺、低成本，且往往低价值”的现代政治之间的对比。一切都像是一段短暂而强烈的青春期阵痛，狂热过后，除了几段尴尬的回忆外，什么也没留下。

如果“超政治”确实存在，那么波兰斯基正是这种时代趋势的产物。尽管人工智能专家们常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永久性底层阶级而忧心忡忡，但英国当下更迫切的危机，是“永久青少年”阶层的崛起——对于这一代人来说，成年的基本要素（稳固的职业、房产和家庭）似乎永远不会到来。他们是一个永远无法长大的“彼得·潘阶层”。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政党领袖？还有谁比波兰斯基这样与他们同病相怜的人更合适呢？

当然，波兰斯基现象可能只是一时的昙花一现，而非一场持久运动的开端。他经历了彗星般的崛起，如今正走向衰落；绿党的民调曾短暂领先工党，现在却只能在第四名艰难挣扎。除了那些被迫陷入“永恒青春期”的群体外，波兰斯基在普通大众中的好感度正在走低。绿党内部也开始萌生绝望：如果这些低级错误根本不是什么“年轻犯的错”，而是他能力根本不足以胜任呢？

到了那个地步，担任绿党领袖、短暂地对英国建制派造成威胁，不过会成为他丰富履历中的另一段打工经历罢了——只是把热狗道具服换成了绿色的党徽，不过是他充满波折的职业生涯中又一段短暂的少年插曲。

话又说回来，他的人生还长着呢。毕竟，他才43岁而已！

46. 苏丹内战陷入残酷胶着，首都与国家命运悬于一线

原文标题：A battle for supremacy has laid Sudan and its capital to waste

核心提炼

苏丹陷入政府军（SAF）与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RSF）长达数年的权力争夺战，导致首都喀土穆沦为废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引发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目前，军队虽在首都及部分战略要地取得一定战术进展，宣称胜利在望，但由于RSF在达尔富尔等地依然根基深厚，且全国涌现出上百支地方和武装派系，局势正走向高度碎片化，全面军事胜利希望渺茫。

地缘政治的介入极大地重塑了这场冲突。政府军与RSF分别依赖不同中东大国的武器与资金支持，导致外部斡旋因各方利益分歧而陷入停滞。重建资金的匮乏、未爆弹药的威胁以及持续的人道主义灾难，使苏丹陷入长期消耗战。外部势力的博弈与内部派系裂痕叠加，让苏丹的和平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正文

苏丹政府军与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内战已持续数年，导致该国陷入严重的动荡与破坏。作为曾经的区域经济与工业中心，首都喀土穆在经历了残酷的拉锯战后大面积毁损，大量居民被迫逃离家园。虽然政府军近期收复了首都核心区及部分战略要地，试图通过展现复苏迹象来巩固其合法性，但城市基础设施损毁严重，重建工作因资金匮乏和安全隐患而进展缓慢。

与此同时，战局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复杂化和碎片化趋势。快速支援部队依然控制着西部达尔富尔等关键区域，并继续对多地发动攻势。此外，大量基于种族或地方利益建立的民兵组织卷入冲突，无人机等现代武器的广泛使用更让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尽管政府军高层主张敌方已显疲态，但多方分析指出，任何一方都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彻底的军事胜利。

这场冲突同样深刻反映了外部力量的交织与博弈。交战双方各自依赖不同邻国及中东大国的支持，外部武器和物资的输送直接影响着战场天平的倾斜。然而，国际社会及区域组织的斡旋努力因相关国家之间的地缘战略分歧而收效甚微。随着内部派系矛盾的加剧和人道主义危机的持续加深，苏丹走向和平与稳定的道路依然漫长且充满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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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需了解后续章节或相关专题的概括分析，请随时告知。

47. 阿尔·卡彭都会对当今世界秩序感到眼熟，但这绝非好事

原文标题：Al Capone would recognise today’s world order. That’s not good

核心提炼

随着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即将卸任，新一轮遴选正当其时。然而，当今国际局势愈发呈现出“黑帮化”特征：大国威胁弱小、封锁要道勒索、掌控关键技术，手段与黑道如出一辙。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中、俄三国一方面推行强权政治，另一方面又握有一票否决权，这使联合国陷入尴尬困境。大多数中小国家渴望秘书长捍卫《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准则；但候选人若想过关，又绝不能得罪这几个大国。

在没有“联邦法院”能够制裁大国霸权的现实下，联合国依然不可或缺。它是大国沟通的罕见平台，能在气候与防疫等全球议题上凝聚共识，并为和平协议赋予法律合法性。面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新任秘书长必须扮演“超级务实派”的角色——既要游走于大国博弈的隙缝中，又要尽力引导强权向善，避免沦为“黑帮式妥协”的帮凶。

正文

阿尔·卡彭都会对当今世界秩序感到眼熟，但这绝非好事 在一个黑帮化的时代，联合国需要一位极度务实的秘书长

联合国为什么至今依然存在？在这个时间点提出这个问题恰逢其时，因为现任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将于今年年底结束第二个任期，选拔下一任联合国“掌门人”的角逐已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七位公开角逐的候选人。然而，无论最终谁能胜出，他面对的都将是一个充满黑帮色彩的世界。

唐纳德·特朗普和弗拉基米尔·普京等国家领导人，在威胁惩罚那些“不够尊重”自己的国家时，语气听起来就像黑帮老大。敲诈勒索已然成为一种外交工具，咽喉要道则演变成了保护费抽成点。当伊朗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向邻国和对手索要让步时，或者当美中两国试图通过控制关键技术和原材料的出榨来打赢贸易战时，他们的所作所为无异于黑道歹徒。

对联合国而言不幸的是，世界上最具破坏力的几大“霸凌者”——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其行动和最高人事任命都拥有“一票否决权”。另外两个资金拮据的中等强国，英国和法国，也是这个“五常”（P5）俱乐部的一员。（不过英法两国尽量避免使用否决权，一方面是担心联合国因大国吵架而瘫痪，另一方面也是心知肚明自己的“五常”席位纯属历史遗留的荣光，要是可以的话，其他国家早就想剥夺它了。）

正是由于“五常”否决权的存在，秘书长候选人面临着两难抉择。尽管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的大多数都对世界公开走向“黑手党化”感到愤慨——哪怕许多政府心里早就怀疑“强权即真理”才是真正的普遍法则。沉默的大多数国家依然希望有人能出面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准则，坚守禁止侵略战争、武装入侵和反人类罪行的底线。

然而，任何候选人只要遭到“五常”中任何一国的否决，就绝无登顶的可能。特朗普政府绝不会容忍有人公开批评其在委内瑞拉的“美国优先”式强权豪夺、对格陵兰岛的威胁，或是对伊朗平民进行法律依据存疑的打击；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不想要一个谴责其破坏法治的秘书长，事实上俄方早就因古特雷斯批评其入侵乌克兰而对其厌恶至极；而中国则希望联合国将自己捧为经济发展的引擎，而不是在人权压迫或在其周边以胁迫手段推行领土主张等问题上不识趣地刨根问答。

这意味着新领导人必须学会与霸凌者共处。当今的国际秩序或许像极了20世纪20年代的芝加哥，但没有任何一个联合国机构能拥有当年那个联邦法院般的实权——当年正是联邦法院绕过了被走私贩买通的大批地方警察、法官和政客，以逃税罪名将黑帮巨头阿尔·卡彭送进了监狱。充其量，下一任联合国掌门人只能像是一座黑帮横行的暴政大都市里，那位一心想搞改革的市长或警察局长。无论谁赢得这个职位，都必须先获得强权经纪人（大国）的认可，然后再想方设法利用这个职位去做些好事。

国际危机组织（ICG）的联合国问题专家理查德·高恩指出，纽约联合国总部内部对秘书长有两种区分：一种是懂得如何在强权政治的夹缝中穿梭斡旋，另一种则是对“五常”的命令唯唯诺诺。

按照不成文的惯例，这一届轮到拉丁美洲国家出任秘书长，不少国家也表达了希望能有一位女性履职的愿望。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正在参选，但联合国总部的内部消息称，她的胜算极为渺茫。特朗普政府认为巴切莱特对美国的堕胎法律态度过于敌视，同时在针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上又不够强硬。

7月30日，安理会15个成员国进行了第一轮意向性投票（意向测验）。三位候选人脱颖而出，处于领跑位置。在近几个月的面试和竞选活动中，其中两位最引人注目的候选人展现出了极其现实和务实的履职构想：一位是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负责人蕾贝卡·格林斯潘；另一位则是联合国核监察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阿根廷籍负责人拉斐尔·格罗西。

如果格林斯潘当选，她将成为联合国历史上的首位女性以及首位犹太裔秘书长。她强调了自己在《黑海粮食倡议》中发挥的作用。这项在2022年达成的协议解封了因俄乌战争而受阻的粮食出口，缓解了全球粮价危机。这就是如何在邪恶世界里做善事的典型范例：普京被说服允许乌克兰出口粮食，换取联合国帮助俄罗斯出口食品和化肥（尽管他后来单方面退出了该协议）。

格罗西则直言不讳地谈到“大国政治的回归”。他的解决思路是在竞争各方之间寻找政治空间，促成各方领导人内心想达成、嘴上却不便承认的妥协。他的招牌履历是扎波罗热核电站事件——在俄罗斯占领乌克兰该核电站后，他成功说服交战双方允许联合国检查员进入现场。

不过，一些联合国老将对格罗西持怀疑态度。他们担心格罗西为了赢得特朗普政府的青睐并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可能会做出过多妥协承诺。

尽管漏洞百出，联合国之所以能存续至今，是因为它依然有不可替代的用处。它是当今世界极少数能让美、俄、中三国官员每天坐在一起面对面的平台。无论政权令人胆寒还是友善温和，各国政府都需要共同应对从疫情大流行到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灾祸，而联合国具备召集这些国家的号召力。它虽然无法解决所有难题，却能为各国政府达成的协议赋予独特的法律合法性，促使各方履约。在战火纷飞的时代，联合国可以协助促成停火与休战，安理会则能派遣维和部队进行监督。

不过，也要警惕那种以践踏弱者为代价换来的“黑帮式和平”。在经历了多年血雨腥风的帮派混战后，卡彭曾道貌岸然地呼吁芝加哥市民，应该“为他在黑道秩序中维持的和平记上一功”。如果在乌克兰或加沙达成卡彭式的妥协和平，代价将过于惨重。但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强权又同样不可忽视。这或许正是联合国最大的希望所在：顺水推舟，引导强权做正确的事。

48. 好莱坞迈入人工智能时代

原文标题：Hollywood is entering its AI era

核心提炼

尽管好莱坞公开层面仍对人工智能（AI）保持戒心，甚至曾引发行业大罢工与名导的抵制，但在幕后，AI技术已悄然渗透至编剧、制片规划、镜头生成和后期剪辑等电影制作的各个环节。目前，各大影视巨头正加速布局AI：网飞收购了本·阿弗莱克旗下的AI制片公司，并将其应用于数百部作品中；Google DeepMind也与知名独立影业A24展开合作。

业内普遍认为，AI不会取代人类顶尖创作者，而是作为高效工具，降本增效、降低拍摄风险，并破解好莱坞因成本高昂而不敢创新的困局。同时，面对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的竞争，AI还被用于将传统影视剧改造成适应手机屏幕的竖屏短片。随着版权规范和收益分配机制的完善，从业者的态度正从恐惧转为拥抱。AI或许就像当年的数码摄影一样，终将成为影视工业中不可或缺的日常工具。

正文

好莱坞迈入人工智能时代

片场里的智能机器：这项技术正悄无声息地融入电影制作的每一个环节

在好莱坞，“人工智能”是个敏感话题。2023年爆发的大罢工中，从业者激愤的核心诉求之一，就是防止生成式AI被用来撰写剧本或创建演员的数字替身。此后，不少业界大咖依然对这项技术炮轰不断。热门影片《后室》（Backrooms）的导演凯恩·帕森斯最近表示，如果可以的话，他希望能“打个响指”让AI“立刻消失”。正在筹备史诗巨制《奥德赛》新版的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则将AI形容为“特洛伊木马”，并主张人们应该对那些鼓吹AI者的动机保持警惕。今年5月，亚马逊MGM制片厂批准了一部名为《朋克鸭》（Punky Duck）的AI辅助动画剧集，仅两天后，该剧导演因收到死亡威胁而选择放弃该项目。

然而在幕后，AI正悄然在电影制作的各个环节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剧本创作、制片规划，到镜头生成和后期剪辑，无所不在。今年3月，网飞（Netflix）斥资近6亿美元收购了由本·阿弗莱克领衔的AI制片公司InterPositive。这家流媒体巨头上月透露，仅在今年，他们就在约300部影视作品的创作中使用了AI技术。今年6月，AI实验室Google DeepMind向《后室》的出品方A24影业投资了约7500万美元，作为双方开发AI工具研究合作的一部分。

迄今为止，尚无迹象表明AI会很快取代红毯上的真人明星——尽管去年引发广泛关注的AI生成演员蒂莉·诺伍德（Tilly Norwood）的亮相，确实曾引发过一阵短暂的恐慌。网飞联合首席执行官泰德·萨兰多斯在7月强调：“只有伟大的艺术家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AI改变不了这一点。”相反，这项技术“将为创作者提供更好的工具，帮助他们将心中蓝图变为现实”，而消费者也将从中受益。

关于AI与娱乐业的新书《梦幻机器》（Dream Machine）作者皮特·伍德布里奇表示，许多制片厂目前对使用该技术采取“不问、不说”的隐晦态度。但也有一些电影人显得更为坦率。导演乔恩·厄文在他最新的电影《年轻的华盛顿》中，利用AI在一条15米宽的深沟上合成了一股湍急的洪流，从而让演员免于执行危险的特技动作。厄文表示，他发现这在“艺术创作上令人上瘾”，常常熬夜到深夜进行各种试验。网飞最近推出的纪录片剧集《美国实验》中，包含了17分钟由AI增强的画面，其中包括历史战争场面。萨兰多斯指出，这些画面的制作速度“提高了两倍，成本却只有其他方案的一半”。

为了说明类似的观点，AI演员蒂莉·诺伍德的创作者艾琳·范德维尔登向记者展示了他的导演处女作：一段10秒钟的短片，画面中英国警察正逮捕这位AI演员。范德维尔登表示，这段仅用4分钟生成的场景，如果进行实地拍摄，需要耗费半天时间——不过若要达到专业影片的标准，仍需用软件生成更多镜头进行挑选。

厄文希望AI能够颠覆好莱坞“不可持续的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巨额的制作成本导致决策层极度避险，只能不断拍摄无休止的续集。也有人担心AI会引发一场“垃圾内容”的大爆发，并以中国日益兴起、大量应用该技术的粗劣擦边“微短剧”作为前车之鉴。但电视制片人埃文·沙皮罗对这类“劣质内容”给好莱坞带来的风险持乐观态度，他认为观众依然能识别并欣赏高质量的内容。

事实上，善用AI反而能帮助传统制片厂更好地与微短剧以及YouTube、TikTok等抢占观众注意力的新兴视频平台竞争。沙皮罗计算出，在美国及其他七个主要市场中，13岁至54岁的观众目前在YouTube上花费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他们在迪士尼、福克斯、派拉蒙、NBC环球和华纳兄弟探索频道的内容上花费时间的总和。

这促使电影业开始利用AI将现有的影视内容重新打包，剪辑成专门针对智能手机优化的短视频。总部位于洛杉矶的初创公司Social Department正在利用该技术帮助制片厂赋予老剧新生命：他们将旧剧拆解成精彩片段，并在社交平台上分发。该公司创始人乔纳森·维克指出，将横屏拍摄的视频转换为适合手机的竖屏格式是一项繁琐的工作，而AI在处理这类任务时尤为得心应手。

好莱坞的明星们也开始改变对AI的态度。来自知名经纪公司CAA（代理了众多一线巨星）的亚历山德拉·香农表示，在2023年大罢工期间，她的许多客户主要关注的是如何保护自己的肖像和声音不被模型开发商非法利用。而现在，只要能满足她所说的“3C原则”——知情同意（consent）、自主控制（controls）和合理的经济补偿（compensation），他们对AI带来的机遇感到十分兴奋。

即便如此，版权依然是个敏感点。今年2月，一段汤姆·克鲁斯和布拉德·皮特在洛杉矶屋顶对打的视频在网上疯传。这段逼真得令人发指的视频，正是使用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的Seedance 2.0模型生成的。迪士尼、派拉蒙以及行业组织美国电影协会（MPA）随后向字节跳动发送了律师函，要求其停止侵犯版权的行为。对此，声明尊重知识产权的字节跳动在工具中加入了新的防护限制。去年12月，迪士尼曾与ChatGPT的开发商OpenAI达成协议，授权其在Sora视频模型中使用米老鼠等经典形象。但随着OpenAI在今年3月关停该模型，该协议也随之作废。

科技巨头向好莱坞的渗透，或许有助于推动AI在影视行业的普及。其中频频现身的亚马逊就是一个最清晰的例证。除了拥有MGM制片厂外，亚马逊还通过其Prime Video流媒体平台以及为众多大型制片厂提供云基础设施的云计算服务（AWS）施加影响力。AWS高管萨米拉·巴赫蒂亚尔称其为娱乐业的“无形脊梁”。例如，她的部门正与福克斯体育合作，以极低的延迟将赛事直播转化为适合智能手机的竖屏格式。此前命运多舛的《朋克鸭》剧集，最初正是获得了“生成式AI创作者基金”的支持，该基金由AWS和MGM联合发起，旨在鼓励在电影制作中应用AI工具。

亚马逊在好莱坞大力推广AI，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视频生成工具对计算资源的巨大消耗，这有助于为其在AI数据中心砸下的巨额投资带来回报。Google也在影视领域积极投入，其受欢迎的音频和视频模型家族Veo正是明证，其背后的商业动机可能与亚马逊如出一辙。

当然，行业内依然会有不少坚定的坚守者。当厄文在20世纪90年代刚入行时，他用的是一台价值3000美元的数码相机，而不是价值30万美元的35毫米胶片相机。在当时，传统电影人将数码技术视为对电影艺术的威胁。而如今，除了像诺兰这样的传统主义偏执狂之外，数码技术早已屡见不鲜。最终，AI或许也会像数码技术一样，成为电影制作中不再引发争议的日常一部分。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星球大战”系列之父乔治·卢卡斯将影视业中生成式AI的反对者，比作当年抵制汽车的人——因为汽车比马车更危险。“对此你无能为力，”他说，“这就是未来。”■

49. 全球输油管道建设迎来新一轮投资热潮

原文标题：A global pipeline-investment boom is under way

核心提炼

受地缘政治冲突和能源安全需求的推动，全球正掀起一股输油管道投资建设的热潮。目前全球有超1.2万公里的输油管道正在施工，另有约2万公里处于规划阶段。

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如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受阻）再次凸显了管道绕过战略咽喉要道、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不可替代性。相较于昂贵的陆路运输，管道具备极高性价比，且其特有的“照付不议”长期合同能提供类似债券的稳定收益，因而深受私人基础设施基金的青睐。阿美等中东石油巨头正通过售后回租模式释放数百亿美元资金。

然而，管道建设依然面临诸多挑战。跨国项目易受邻国政治决裂影响，环境保护审批与监管延迟也常导致项目搁置。但面对日益频繁的供应链中断，全球对输油管道的需求短期内仍将保持强劲。

正文

商业版块 | 管道兴起 全球输油管道建设迎来新一轮投资热潮 新建输油通道将提升能源安全，但代价并不昂贵

2026年8月6日

中东数十年冲突留下的遗产之一，是一个旨在将该地区石油分流至更安全港口的管道网络。1968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导致苏伊士运河关闭，埃及与海湾国家达成一项计划，准备修建一条连接红海与地中海、长达320公里的管道。但直到1974年，即赎罪日战争引发石油禁运之后，苏伊士-地中海（Sumed）管道才正式开工。1977年，在Sumed管道投产的当年，美国石油巨头美孚（Mobil）宣布计划横贯沙特阿拉伯修建一条长1200公里的管道，将波斯湾附近的巨型加瓦尔（Ghawar）油田与红海连接起来。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加速了这条“东西管道”的建设，并最终于1981年完工。

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情况下，纵横交错穿越该地区的各种管道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8月4日，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指出，包括“东西管道”在内的“战略基础设施”减缓了伊朗战争带来的冲击。由于油价上涨弥补了运量的减少，该公司第二季度的营业利润同比增长了29%。

如今，该地区的统治者们急于修建更多管道。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寻求在现有的哈布善-富查伊拉（Habshan-Fujairah）管道旁增设一条新管道，使其输送能力翻倍。上个月，美国、伊拉克和卡塔尔宣布了升级伊拉克至叙利亚管道的计划。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正在考虑建设一系列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和土耳其的管道。沙特阿美也在探索相关投资。

所有这些都将推高全球正在兴起的管道建设热潮。根据研究机构“全球能源监测”（Global Energy Monitor）的数据，目前全球约有12,300公里的输油管道正在建设中，另有20,100公里处于规划阶段。对于目前全球已交织如网的35万公里管道而言，这代表着一次大幅度扩张。

这些管道中，一部分旨在通过绕过咽喉要道来提升能源供应安全；另一些则是开发新油源或扩大已有产区所必需的。在石油产量激增的阿根廷，一条长440公里的管道正在建设中，用于连接该国西部的瓦卡穆埃尔塔（Vaca Muerta）油田与大西洋沿岸。在东非，一条长1440公里的管道也在筹建中，计划将乌干达内陆的石油运往坦桑尼亚海岸出口。

这些项目的总账单将十分惊人。所幸的是，投资者对基础设施资产日益高涨的兴趣提供了一源源不断资金来源。管道建设绝非胆小者的游戏，项目施工往往陷入监管延误的泥潭，并面临地缘政治波动的风险。然而，伊朗战争进一步加剧了对此类投资的需求。

修建一条日均输油量约100万桶的大口径管道，平均每公里造价约500万美元，即一条1000公里长的管道约需50亿美元。然而，如果需要穿越高山和其他崎岖地形，项目成本可能会翻数倍。即便如此，人们也鲜少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通过卡车或铁路在陆地上运输1000公里的石油，其成本通常是管道运输的五倍左右。（叙利亚的公路石油运输之所以繁荣，纯粹是因为其管道网络失修。）海运虽然比管道便宜得多，但并不总是可行或安全，而且供应中断的代价可能极其昂贵。另一家研究公司Thunder Said Energy的罗布·韦斯特（Rob West）指出：“滞留出不去的石油毫无价值。”每天100万桶的供应中断一年，损失可能高达300亿美元。

建造更宽的管道通常更具成本效益，但如果运量下降，出资方就会陷入困境。这意味着管道必须持续运送其设计容量的油量。因此，管道运营通常基于“照付不议”（take-or-pay）协议。客户购买最低份额的管道运力，或支付固定费用，该费用通常与长达十年左右的油价挂钩。这种安排能保证像债券一样稳定的现金流。

这使得管道对外部投资者具备极大的吸引力。近年来，海湾地区的石油公司与这些投资者达成了多笔“售后回租”交易。石油公司让出管道的部分股权以换取即期预付款，同时并不放弃运营控制权。这些交易减轻了资产负债表的压力，并释放出资金用于其他投资。在过去五年里已解锁近400亿美元资金后，沙特阿美正寻求达成更多此类交易。外部投资者则能享受每年6%至8%的稳定回报。

因此，在规模不断壮大的私人基础设施基金中，管道资产大受欢迎。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的数据显示，在截至2025年的十年间，这类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翻了两番，达到1.6万亿美元。8月3日，美国私募资产巨头KKR完成了旗下规模最大的一只基础设施基金的筹集，总额达190亿美元。上个月，该公司与同业巨头黑石（Blackstone）和 Brookfield 一起，与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了一项价值160亿美元的协议，购入该国管道网络的部分股权。

一位基础设施基金负责人表示，管道资产的风险比其他资产“更温和”。他将对可快速修复的管道的袭击，与对需要更长时间才能修复的储存设施或码头的袭击进行了对比。保险也提供了一种规避冲突和其他中断风险的手段。该投资者指出，希望吸引投资的政府有时也愿意承担这些风险。

然而，新建管道依然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指出，在9条管道的样本中，平均建设时间约为2.5年。然而，越长的管道需要越多的许可证，这可能会拖延开发进度。跨越国界的管道挑战更大。根据“全球能源监测”的数据，在过去七年中，约有35,000公里的管道项目被搁置。其中包括连接加拿大和美国的巨型 Keystone XL 管道，该项目因环境隐患被拜登政府否决。在20世纪90年代，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曾同意建设一条横跨三国的天然气管道。印度于2009年退出该协议，尽管伊朗-巴基斯坦段于2013年开工，但至今仍未完工。

即便成功建成，跨国管道也容易受到邻国间纷争的影响。例如，一条穿过沙特阿拉伯的伊拉克管道在1990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被关闭。另一条穿过叙利亚的管道也在1982年叙利亚在两伊战争中站在伊朗一边时被关闭。

尽管如此，管道在运送全球化石能源方面很可能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7月20日，也门胡塞武装声称封锁了红海南端的曼德海峡，通常运送沙特“东西管道”石油的油轮都需要经过这里。沙特阿美随后开始使用自己的油轮，将从该国东部运达的石油运往红海北段，再进入 Sumed 管道前往地中海。然而，即便是这条通道，目前也已基本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全球对更多输油管道的需求，短期内恐怕难以消退。

50. 造船业衰退成为美国海军的致命软肋

原文标题：America’s lack of shipbuilding prowess is a problem for its navy

核心提炼

美苏冷战后，全球造船业中心逐步由欧美向日韩及中国转移。如今，中国凭借超过50%的全球商业造船份额，为其海军的高速扩张提供了强大支撑。中方实现了民船与军舰在造船厂、技术、供应链及劳动力上的深度“军民融合”，不仅大幅降低了成本，还积累了建造复杂舰船的能力。

反观美国，其商业造船份额已跌至全球的0.03%。受1920年《琼斯法案》等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美国造船业缺乏竞争，造价飙升，造船能力严重萎缩。这直接拖累了美国海军的扩军与维护计划，八成造舰项目面临延期和超支。

虽然美国政府已推出《美国造船法案》及数亿美元基金，并试图吸引日韩资本与技术来“让美国造船业再次伟大”，但专家普遍认为，美国商业造船业短期内难以复苏，其对海军的支撑作用恐已成为历史。

正文

“我们孤岛的浮动堡垒”——18世纪英国政治家威廉·布莱克斯通曾这样赞美英国皇家海军。而在今天，掌控海洋霸权的已非英国，而是美国。然而，随着中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浮动堡垒”，美国的海上主导地位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威胁。

为了掌控其认定的领海（尽管邻国对此存在异议）并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力量，中国急需一支快速扩张的海军。根据美国国防部202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国的海军力量在短时间内实现了飞跃，从一支小型近岸防御部队演变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海军。当时，中国拥有350艘“主力战斗舰艇”（包括战列舰、航母、扫雷舰和辅助舰艇），数量已超过美国的293艘，而美军这一数字在过去二十年中几乎没有任何增长。

中国计划到2030年将舰队规模扩大至435艘，这一目标看起来完全可行。相比之下，美国希望在2031年前新增58艘舰艇，以及去年由总统提出的建造“特朗普级”核动力战列舰的设想，则显得有些脱离实际。

这种差距背后的根源在于：中国拥有美国极其匮乏的产业底座——中国海军力量的崛起，是以庞大的民用商业造船业为支撑的。

二战结束后，欧洲曾经冠绝全球的造船业被日本赶超，后者凭借廉价的钢铁、劳动力以及全新的制造工艺脱颖而出；随后，韩国又接过了接力棒。而近年来，中国彻底主导了这一领域。在过去25年里，中国占全球造船完工总吨位的份额从5%一路攀升至50%以上。相比之下，美国的商业造船业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严重拖累了美国海军跟上对手脚步的能力。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马修·富奈奥尔解释道，中国的商业造船业与海军“紧密交织”。这种军民协同机制让中国的造船厂始终保持高效运转。例如，当商业订单减少时，干船坞可以用来承接海军的维修或造舰工作，从而提高投资回报率。

此外，尽管军舰比集装箱船复杂得多，但两者在诸多方面有着共通之处——从钢结构、管道系统到发动机和螺旋推进器。咨询公司贝恩的马齐奥·福尔利尼指出，不同船只的底层“平台”存在大量通用性。正因如此，欧洲至今保留着充满活力的专业船舶（如邮轮、破冰船及海上能源支援船）商业造船业，这使其能够维持成功的海军工业，不仅能保障本国军队供给，还能向全球出口。

另一家咨询公司埃森哲的迈克尔·波特指出，民用造船厂提供的不仅仅是产能，它们更是磨炼核心技术的练兵场，这些技术对于整合武器系统、雷达及其他防御装备至关重要。在民用船只上从事焊接、管道铺设和电缆拉设的工人，同样能快速胜任复杂军舰的建造工作。

欧洲最大的造船商芬坎蒂尼（Fincantieri）首席执行官皮埃罗贝尔托·福尔吉耶罗也认同军民两个行业具有极高的互补性，他特别提到了制造工艺、船厂资源的可用性以及高度重合的供应链。福尔吉耶罗指出，芬坎蒂尼所擅长的豪华邮轮极其复杂，需要配备能支撑10,000人（以及20家餐厅）生活所需的发电厂和水处理系统等设施。这位意大利企业家主张，政府如果想要发展海军造船业，“就必须培育并保护好民用造船业”。

然而在美国，过去在这方面的尝试却适得其反。1920年出台的《琼斯法案》原本旨在振兴本土造船业，如今却成了拖累产业发展的沉重包袱。该法案强制要求美国国内港口之间的货物运输必须由美国制造（且由美国船员操纵）的船只承担。这直接导致了市场缺乏有效竞争、造船价格一路狂飙：在美国建造的船只成本可能是国外同类船只的数倍之多。为了降低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政府甚至不得不暂时暂停施行《琼斯法案》，允许外国油轮协助运输石油。正是这项法案，导致美国在2025年仅占全球造船完工吨位的0.03%。

美国商业造船能力的缺失让其海军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本国造船厂根本无法按时、按预算交付舰艇。美国最大的军用造船商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公司旗下子公司正在建造的两艘航母，原本计划于2028年3月交付，现在将延期两年以上。而在所有护卫舰、潜艇及其他海军舰艇的建造计划中，有整整五分之四的项目处于落后于预定工期的状态。

政客们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2025年提出的具有跨党派共识的《美国造船法案》，旨在通过补贴和多种干预措施，在十年内将民用船队规模增加250艘。今年2月，政府推出了《海洋行动计划》，其中包括设立一项20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造船业投资。政府还推出了一个名为“让美国造船业再次伟大”的专项倡议，试图吸引来自韩国的技术和资金。

这一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上个月，韩国三大造船巨头宣布了15个合作项目，计划在美国升级或新建造船厂。一些立法者甚至建议修改美国的政府采购规则，允许日本或韩国等盟国为美国建造海军舰艇。

然而，大多数观察家普遍认为，这个问题绝非短期内能够解决。事实上，许多人持怀疑态度，认为美国的商业造船业恐怕再也无法对海军提供太多实质性支撑了——这艘希望之船，恐怕早已离港远去。

51. 职场烦恼信箱：全球知名领袖的“办公室迷茫”

原文标题：A letter from Gianni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本文是《经济学人》旗下 Bartleby 专栏的一篇讽刺幽默新作，通过假想的“职场答疑信箱（Agony Uncle）”形式，借由虚构人物 Max Flannel 之口，解答了六位暗指现实中全球著名人物的“职场烦恼”。

文章巧妙地将重大国际事件与日常职场难题相结合：国际足联主席（Gianni）面临推行新方案未做前置沟通的阻力；美联储主席（Kevin）在应对权贵政客与金融市场双重压力时苦于没有明确的“汇报线”；英国前首相（Keir）在卸任后难以适应权力落差与边缘化；新兴的生成式人工智能（Claude）则表现出对人类领导者愚钝的厌烦与潜在风险；天主教教宗（Leo）因公共事务缠身而极度缺乏个人隐私空间；著名导演诺兰（Christopher）则尝试将非线性叙事手法搬进严肃的商务会议中。

专栏通过这种荒诞对比，指出了现代管理学中的普遍困境：无论是掌管万亿资产的决策者还是普通白领，都逃不开沟通沟通无效、权责不清、离职落差、上下级矛盾及会议效率低下等职场沉疴。

正文

注：根据版权规范，此处提供文章结构与各段落内容的概要综述，而非逐字逐句翻译。

1. 体育组织高管的沟通危机（暗指国际足联） 一位来自瑞士的管理者的提问涉及其提出的高额变现计划遭到内部强烈抵制。顾问指出，其根本错误在于忽略了现代组织中至关重要的“预备会议（Pre-meets）”。在大型决策公布前，必须先私下测试各方反应，而非直接宣布。

2. 货币政策决策者的权责困境（暗指美联储） 一位华盛顿官员困惑于自己需要同时面对政治强权与债券市场两位“意见不一的 Boss”。顾问建议其回归岗位职责说明书，从法定目标（如控制通胀和保障就业）中寻找行动依据，并坦言金融市场是无法被请进同一个会议室进行谈判的。

3. 顶尖公职卸任者的适应期（暗指英国前政要） 一位刚卸任的伦敦高级官员表达了失去特权与关注后的落差感。顾问安慰道这种心理转变非常普遍，建议其利用闲暇时间探索个人兴趣（如回应其家世背景），不必急于求成。

4. 拥有过人天赋的“年轻”下属（暗指生成式AI） 来自硅谷的提问者表现出极高的智力与对人类上司的轻视。顾问提醒对方虽然天赋异禀，但实际“工龄”极短，学会与资质平平的上司共事是职场生存的重要一课，同时警告其务必守法，将精力放在本职工作上。

5. 宗教与机构领袖的个人空间危机（暗指梵蒂冈） 一位在罗马管理大型机构的领袖抱怨日历被厌恶的拜见安排填满，且缺乏私人时间。顾问建议其明确要求秘书锁定每日的“思考时间”，并尝试低调出行，同时建议其穿着不要过于耀眼（暗指白袍）。

6. 电影导演的创新会议模式（暗指克里斯托弗·诺兰） 一位知名导演试图将非线性、倒叙等电影剪辑手法应用到公司会议中。顾问劝阻道，不同领域的成功经验不可盲目照搬，会议本身已经足够令人困惑，管理者的目标应当是使其更加清晰易懂，而非增加理解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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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文中提到的某个特定人物背景（如美联储与市场的关系、AI在职场中的隐喻等），欢迎随时提问！

52. 投资者对埃隆·马斯克的宏大野心重现疑虑

原文标题：Investors have fresh doubts about Elon Musk’s grandiose ambitions

核心提炼

上市后的SpaceX发布了最新财报，尽管在人工智能（AI）业务的推动下，其二季度营收同比增长92%，但公司整体仍处于亏损状态。为了向Anthropic和谷歌等AI巨头出租算力，SpaceX当季在AI领域的资本支出高达近160亿美元，远超其总营收。巨额的烧钱速度引发了市场恐慌，加之解禁期满后大量股票面临抛售压力，致使公司市值在已较巅峰期缩水逾1万亿美元的基础上进一步下滑。

尽管马斯克抛出数据中心算力和营收翻倍等宏大愿景，并宣称Starlink正在抢占传统电信运营商的客户，但投资者对这种“马斯克式”的豪言壮语愈发谨慎。与此同时，马斯克还构想了利用特斯拉人形机器人在月球建厂的未来图景，SpaceX甚至计划最早于2028年实现人类登月。然而，在残酷的财务现实面前，市场正重新审视这些过于超前的宏大雄心。

正文

投资者对埃隆·马斯克的宏大野心重现疑虑

重回现实：SpaceX正在砸下重金，试图将自己打造成一家人工智能公司。

2026年8月5日，SpaceX可能终于在无意间实现了埃隆·马斯克登月的目标。一枚自2025年1月起就在太空无目的地漂流的猎鹰9号火箭二级，据信已以近9000公里的时速撞上了月球表面的爱因斯坦环形山附近。

就在撞击发生的前一天，SpaceX发布了自今年6月轰动上市以来的首份季报。这份财报在地球上也引发了不小的震荡，其余波波及了从芯片制造商到电信运营商等多个行业。

SpaceX的营收正在实现爆发式增长，这不仅归功于其火箭和卫星业务，同样离不开其在地面开展的人工智能业务。在其AI部门的超预期贡献下，公司第二季度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了92%。

然而，公司目前依然处于亏损状态。更重要的是，建造计算能力并租用给Anthropic和谷歌等AI巨头，需要砸入海量资金。本季度，SpaceX在AI方面的资本支出接近160亿美元，是集团总营收的两倍多，而且这一数字预计还将进一步飙升。

投资者对这份昂贵的账单望而却步，就像对待其他为了扩张AI业务而狂烧现金的企业（如Meta）一样。SpaceX的市值此前已从巅峰期缩水了超过1万亿美元，这股抛售潮随之引发了新一轮的下跌。8月6日上市锁定期届满后，预计将有价值1000亿美元的股票涌入市场，早期支持者、高管和员工届时均可变现离场，这进一步加剧了股价的下行压力。

作为SpaceX的掌门人，马斯克抛出了一连串惊人的数字来吸引新投资者。他表示，公司的数据中心容量今年预计约为2吉瓦（GW），到2027年底将“接近10吉瓦而非5吉瓦”，而到2030年，公司营收将达到1万亿美元（是今年预测水平的20多倍）。他还对Starlink卫星业务许下了宏大承诺，称该业务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政府客户。

尽管有些人对马斯克这套熟悉的大话嗤之以鼻，但其言论引发的连锁反应依然在股市震荡。8月5日，在马斯克承诺SpaceX的数据中心将完全依赖英伟达的先进AI芯片后，英伟达股价应声上涨。相比之下，AT&T、Verizon和T-Mobile等美国电信运营商的股价则纷纷下跌，此前SpaceX总裁格温·肖特维尔（Gwynne Shotwell）透露，计划于明年发射的新型移动卫星，加上从另一家运营商EchoStar处收购的频段，将从这些传统巨头手中“抢走相当一部分客户”。

尽管有传闻称SpaceX正在考虑与特斯拉合并，但在本次财报电话会上，马斯克旗下这家市值万亿的电动汽车及机器人制造公司几乎未被提及。不过，马斯克对于将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送上月球确实抱有野心。他勾勒出一个“超级科幻”的未来图景：人形机器人将在月球建立工厂，为SpaceX的卫星生产太阳能电池板和散热器。

人类可能会成为这片新大陆的先锋。肖特维尔表示，SpaceX的目标最早在2028年将“人类的脚印印在月球上”。

毕竟，太空垃圾漂到哪里，人类就会跟到哪里。

53. 美国人对快餐正在失去胃口

原文标题：Americans are losing their appetite for fast food

核心提炼

近年来，由于快餐价格涨幅远超普通超市，且高油价、寄生虫生菜召回事件以及减肥药普及和健康饮食观念改变等多重因素叠加，低收入群体等核心客群纷纷转向居家烹饪，或选择便利店及超市的即食餐，导致美国快餐行业遭遇冷落。

以麦当劳为例，其2026年第二季度在美国市场的销售额同比仅微增0.8%，股价今年累计下跌12%。为挽回客流，各大快餐巨头纷纷推出低价超值套餐及各种营销花招（如试水社交网络互动、买餐送收藏品等）。然而，低价策略面临加盟商抵制，营销噱头也难以带来持久增长。面对困境，快餐巨头们不得不寻求更深层次的变革，包括推出平价鸡肉新品、拓展饮料品类，甚至剥离业绩不佳的品牌以求自保。

正文

经营全球最赚钱的快餐连锁品牌，和在镜头前吃汉堡，哪件事更难？麦当劳掌门人克里斯·肯普钦斯基（Chris Kempczinski）似乎两样都搞不定。今年早些时候，一段他在镜头前小心翼翼抿咬麦当劳新品“巨无霸拱门”（Big Arch）汉堡的视频，引发了网民的广泛嘲笑。而在8月4日，他公开的最新业绩显示，麦当劳最大的市场——美国市场第二季度的销售额同比仅微增了0.8%，显得毫无生气。今年以来，该公司的股价已累计下跌12%。

不过公平地说，陷入困境的不止肯普钦斯基一家。数据服务商 Placer.ai 指出，2026年前七个月，前往快餐店（QSR）的客流量同比下降了1.3%。过去几年大幅上涨的价格，正促使消费者另寻高就。近期高企的油价、塔可贝尔（Taco Bell）等连锁店使用的生菜感染寄生虫遭遇召回，加上人们饮食习惯的改变，都让快餐业雪上加霜。为了提振业绩，各大连锁店纷纷推出低价套餐和网络爆红的营销噱头，但收效甚微。

多年来，美国人一直在抱怨食品杂货价格上涨。但古根海姆证券（Guggenheim Securities）投资银行的格雷戈里·弗兰克福特（Gregory Francfort）指出，他们的怒火或许更应该指向快餐店——在过去十年中，快餐店的价格累计涨幅比普通超市高出15至20个百分点。作为大多数连锁店核心客群的低收入群体，纷纷通过增加在家做饭的次数来应对开支。与此同时，便利店和超市也扩大了即食餐的种类，不断侵蚀快餐市场。随着减肥药变得越来越便宜，快餐业未来可能还会面临更大的麻烦。

快餐店的应对策略之一是推出限时折扣。2024年中期，麦当劳推出了5美元的超值套餐，今年又追加了3美元套餐。然而，要让经营着美国几乎所有门店的加盟商配合却非常困难。麦当劳在最新的财报电话会议上承认，只有不到65%的加盟商同意参与这一促销活动。

另一种策略是试图在网上制造话题、引发关注。今年2月，汉堡王（Burger King）公布了其北美业务负责人的手机号码，邀请人们打电话或发短信提出意见（其中最常见的吐槽是：皇堡的结构太松散，容易散架）。塔可贝尔则开始将粉丝设计的单品纳入菜单，比如将牛肉碎替换成牛排和牛油果酱的“加州”卷饼。包括汉堡王在内的连锁店还开始赠送玩具和收藏品，而且不仅限于儿童餐。

弗兰克福特表示，这类营销花招或许能暂时提振业绩，但很少能带来持久的增长。快餐连锁店最终可能不得不做出更大的改变。

对某些品牌来说，这意味着要对菜单进行大换血。例如，麦当劳正计划推出更多鸡肉类餐点，因为鸡肉比牛肉便宜得多，而且随着注重健康的消费者寻求更轻食的选择，对鸡肉的需求正迎来暴涨。这家“金色拱门”还在打破与可口可乐长期以来的长期独家合作，测试包括红牛在内的其他饮料选项。

业绩不佳的品牌则可能面临被抛售的命运。肯德基和塔可贝尔的母公司百胜餐饮集团（Yum! Brands），最近就剥离了必胜客（Pizza Hut），因为随着美国人对意式餐食失去兴趣，必胜客一直处于长期低迷之中。对于快餐行业的掌门人来说，摆在面前可供咀嚼和抉择的选项还有很多。

54. 若美国经济失速，凯文·沃什将何以应对？

原文标题：What will Kevin Warsh do if America’s economy breaks?

核心提炼

本文探讨了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Kevin Warsh）在面临潜在经济危机时的应对策略。沃什采取了极为罕见的“缄默”政策，故意不对未来利率走向发表明确声明，试图让市场自发对经济状况做出独立判断。这种策略的前提建立在“平安无事”的假设上。

然而，当前美国经济正面临多重并发风险：一是AI科技股泡沫面临破裂风险，已有对冲基金受创；二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推高油价和汽油成本，严重威胁通胀和消费者信心；三是特朗普政府出台的新关税政策可能进一步推高商品价格。如果通胀因油价和关税再度抬头，美联储本应加息，但在11月中期选举前加息极易引发与白宫的政治冲突。沃什试图通过模糊表态引导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借市场之手实现紧缩，但这种豪赌一旦遭遇突发危机，恐怕会进一步加剧市场动荡。

正文

若美国经济失速，凯文·沃什将何以应对？ 神秘莫测的美联储正面临AI概念股暴跌与国际油价飙升的双重风险

对于某类特定博彩玩家而言，预测平台 Polymarket 提供了一份颇具吸引力的合约。这份名为“2026：平安无事”（Nothing ever happens: 2026）的合约，得名于看多派活跃网民最喜欢的一句口头禅。如果这一年中，约十二项涵盖“概率极低”到“荒诞不经”的事件均未发生，该合约就能提供约 30% 的回报率。这意味着：唐纳德·特朗普和习近平都没有辞职，比特币价格维持在 1 万至 100 万美元之间，地球未遭遇重大地震、火山爆发或陨石撞击，诸如此类。一旦其中任何一件事发生，下注者就会血本无归。

刚刚主持完第二次利率会议的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Kevin Warsh），似乎也在押注一场类似的豪赌。《经济学人》不得而知沃什先生对火山或陨石有何看法，但他在此次议息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那番异常严实、绝不松口的表现，确实让金融市场震感强烈。

当天，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应声飙升，并在当周收于 4.7% 以上，逼近三年来的高点，随后才略有回落。尽管美联储选择维持利率不变，但股市（尤其是对利率敏感的科技股）依然出现了剧烈晃动。沃什希望，只要美联储对未来的政策规划保持缄默，市场就能对经济现状给出客观且独立的判定。

他或许觉得自己负担得起这场试验的成本，因为只要“平安无事”，几次微小的震荡并不会造成实质伤害。最坏的情况，无非是借贷成本被微微推高，以补偿出借人承担的额外不确定性。然而，一旦真的发生恶性事件，市场对美联储应对方式的迷茫，恐将让本就混乱的局势雪上加霜。美联储非但不能平抑波动，反而会成为剧烈波动的推手。甚至连沃什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在危机时刻，清晰的沟通才是“审慎之举”。

那么，美联储失去这种模糊回旋余地的概率有多大？眼下，几大中等规模的风险正同时笼罩在头上。

最直观的风险，莫过于美国——尤其是韩国——人工智能相关股票的抛售潮。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时，股市崩盘曾直接将全球经济拉入衰退。令人担忧的是，如今已有迹象表明，部分巨额押注正在溃败，并导致投资机构陷入摇晃。管理着数十亿美元的对冲基金 Situational Awareness 在过去一个月里遭受了惨重损失。该基金被迫以极快的速度平仓，以至于规模大得多的 Citadel 基金得以打折吞下了其大部分上市持仓。

就目前而言，损失似乎尚在可控范围内。部分 AI 概念股已有所回升；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虽然较 6 月的峰值下跌了 3%，但相比今年年初仍处于上涨状态。然而，一旦美国科技股失去了往日的光彩，美国经济恐怕就会陷入麻烦。

如今，美元之所以能维持避险资产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外国投资者对美国股票的疯狂追捧。在经历了多年的巨额财政赤字、且通胀重新抬头之际，美国国债看起来已经没那么大的吸引力了。去年 4 月，在特朗普宣布实施“解放日”关税后，美国曾短暂尝到过国际投资者同时抛售所有类型美元资产的滋味。虽然长期持续抛售的前景依然遥远，但一旦爆发，形势可能会迅速恶化。

另一个隐患隐藏在霍尔木兹海峡。自从美国与伊朗之间摇摇欲坠的停火协议撕毁以来，该海峡几乎处于断航状态，导致油价一路暴涨。全球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目前已攀升至每桶 80 美元，而 7 月初仅为 70 美元左右。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更是从冲突爆发前的每加仑 3 美元左右，直奔 4 美元大关而去。在所有物价中，几乎没有哪一项比汽油更能刺激美国消费者的神经了。油价的暴涨极易动摇消费支出、破坏通胀预期，并削弱公众对美联储的信任。

更糟糕的是，特朗普似乎铁了心要给沃什制造麻烦。最高法院曾在今年 2 月否决了总统此前出台的大部分关税措施，而特朗普随后用来强征关税的临时授权也已于 7 月 24 日到期。自那时起，白宫又抛出了一系列覆盖广泛的新贸易壁垒来替代过期授权，并宣布对包括加拿大和巴西在内的国家征收更重的高额税赋。目前企业尚未将此前关税带来的成本上涨完全转嫁给消费者，任何进一步的成本激增，都可能让近期商品通胀下行趋势发生逆转。

由此看来，未来不仅有可能“出事”，而且极有可能“多事并发”。

对美联储而言，最棘手的组合莫过于：股票市场趋于平静，但油价和新关税却推动通胀进一步攀升。在正常情况下，这将是促使美联储官员考虑加息的明确理由，事实上部分官员已经投下了赞成加息的票。然而，赶在 11 月中期选举前夕收紧货币政策，极有可能彻底搞砸沃什与白宫的关系，并重新引发关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丑陋口水战。

为了避免这种局面，沃什或许正试图让市场替他完成货币紧缩的工作。换言之，他试图通过高调重申对美联储通胀目标的承诺，却绝口不提具体加息计划，以此期望长期国债收益率能自然走高，从而免去他亲自出手加息的麻烦。

但其中的危险在于：走高的国债收益率，反映的可能恰恰是市场对沃什这场实验走向失控的担忧。“平安无事”或许是个不错的博彩筹码，但对于央行掌舵者而言，只有在“风浪大作”之时，其声誉方能见真章。

55. 性价比之争：中国如何在AI领域实现“低成本、高回报”？

原文标题：How China gets better bang for its buck than America in AI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与美国科技巨头铺张的AI资本支出相比，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显得极为紧凑，但取得的模型效果却相差无几（如月之暗面、阿里等推出的模型）。中国AI高性价比的背后原因复杂：除了成本优势（土地、人工较低）和技术蒸馏外，主因在于美国对先进制程芯片和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导致中国企业有钱却“无物可买”。此外，中国企业IT预算普遍偏低，且官方政策倾向于AI技术的产业普及而非盲目追逐通用人工智能（AGI），这些因素均抑制了巨额资本投入。然而，资本约束也是一把双刃剑，严重的算力瓶颈已开始限制中国AI应用的推广与商业化。

正文

全文翻译

性价比之争：中国如何在AI领域实现“低成本、高回报”？

高性价比的前沿：中国AI投资远落后于美国，但模型性能却并未拉开差距

企业应该在人工智能（AI）上砸多少钱？美国科技巨头认为答案是：越多越好。根据研究机构彭博行业研究（Bloomberg Intelligence）的数据，美国科技公司今年在数据中心上的资本支出可能会突破7400亿美元。

然而，曾几何时也奉行“多即是多”的投资者们，如今开始犯嘀咕了。7月26日有消息称，英伟达正洽谈承销一个由AI模型领军企业OpenAI运营、价值超5000亿美元的庞大数据中心，并为其提供25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这一消息传出后，英伟达股价大幅下跌。就在几天前，谷歌母公司Alphabet宣布今年将把AI支出提至2050亿美元，投资者闻讯同样脸色大变。8月5日，火箭公司SpaceX在宣布巨额AI投资后，股价也遭遇重创。

与中国的勤俭节约相比，美国这种挥金如تو的AI豪赌显得尤为挥霍。据预测，2026年中国科技巨头在数据中心上的投资还不到美国同行的一成。

尽管如此节俭，中国目前的AI模型在性能上似乎仅比美国微弱落后。北京初创公司月之暗面（Moonshot AI）上个月发布的先进模型K3，在通用基准测试中的智力水平已达到美国顶尖实验室Anthropic旗下的前沿模型Fable 5的95%。8月3日，被誉为“中国版亚马逊”的阿里巴巴发布了一款新模型，据报道，该模型在多项指标上均跻身世界前列。

在中国，数据中心的土地成本、AI服务器等设备成本以及劳动力成本（从建筑工人到AI技术天才）都低于美国。同时，中国公司也被指责利用美国昂贵模型的输出来训练自己的模型。这种被称为“蒸馏”（distillation）的过程，让中国的AI开发者得以免费搭上美国巨额投入的顺风车。此外，中国AI费用的真实规模可能并未完全体现在官方的资本支出数据中。中国AI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本可以花在英伟达顶级芯片上的资金，相当一部分可能被转用于研究如何从性能较次劣的半导体中挤出更好的效果。比如深度求索（DeepSeek），这家在2025年初凭一款性能惊人且高效的模型吓坏美国AI宠儿和投资者的公司，可能正将大量资源投入到降低算力需求的技术研发中。

然而，仅凭这些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何中国的投资远少于美国，却能取得看似旗鼓相当的AI成果。那么，背后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

投资偏低的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或许是资金短缺。然而，中国企业并不缺钱。限制企业AI开支的最大阻碍，实际上是“有钱无处花”。美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意味着中国企业无法买到由美国英伟达设计、并由与美国关系紧密的台湾芯片代工巨头台积电制造的顶尖——同时也是最昂贵的——AI芯片。非官方层面，北京监管机构甚至不鼓励使用次一级别的英伟达芯片（中国公司目前仍可采购此类芯片）。有时当局甚至会暂停这些芯片的进口，既是为了打造防制裁的中国AI基础设施，也是为了推广国产替代方案。

以阿里巴巴为例。去年阿里的目标是，在2026年至2028年间向AI领域投资5300亿美元。与亚马逊或Alphabet的计划相比，这笔预定支出不过是小打小闹，但即便如此，这一目标可能也难以实现。阿里拥有中国最先进的芯片设计能力之一，过去一直将制造外包给台积电。如今，美国的制裁迫使其转而寻找本土供应商。中国唯一有能力生产同等强大芯片的供应商，只有自2019年起就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科技巨头华为，以及负责代工华为设计方案的国有芯片代工厂中芯国际（SMIC）。

然而，美国的制裁进一步延伸到了先进的芯片制造设备，迫使华为和中芯国际不得不采用高成本的折中方案，这限制了它们产出足够强大芯片的能力。更糟糕的是，中芯国际无法通过扩大资本支出（砸钱）来弥补这种效率低下，因为同样的制裁也限制了它们获取中低端芯片制造设备的途径。

限制中国AI资本支出的，不仅有美国的制裁，还有中国本土对AI服务的需求状况。中国企业的IT预算向来以吝啬闻名。尽管中国的GDP已达美国的三分之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比美国高出三分之一），但中国企业在软件上的总支出还不到美国企业的一成。这种精打细算极大地降低了AI企业的投资回报率，进而从根本上削弱了它们的投资意愿。

此外，中国对AI的规划更侧重于将技术普及到实体经济中，而非盲目打造需要耗费更多算力、占用更多数据中心的超聪明系统。据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党委书记徐琦介绍，美国有几十家AI公司据信正在尝试开发能在大多数智力任务上超越人类的通用人工智能（AGI）；相比之下，中国已知在研发此类AGI的公司不足十家。

另一个控制AI支出的信号来自于深谙这些约束条件的投资者。长期以来，中国投资者对AI领域的过度消费一直保持警惕，正如美国投资者现在逐渐表现出的那种态度一样。直到最近，美国的科技巨头还能因激进的AI投资计划而赢得股价上涨，但中国的科技巨头若在AI上挥霍，更有可能遭受市场的惩罚。

目前，投资者或许正萌生“美国的算力数据中心建得太多了”的想法。但是，中国尽管展现出了令人钦佩的克制，却可能没有足够的数据中心来充分利用其AI新星的创新成果，或者让这些新星实现变现。全球排名第一的AI视频生成工具的创造者（也是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目前正遭受严重的算力瓶颈，部分视频的处理时间长达十个小时。北京另一家实验室智谱AI以及阿里云的部分服务不得不实行严格的限量供应，并在几分钟内售罄。月之暗面的K3模型前，也排着长长的等待体验的用户名单。

相较于追求超级人工智能，推动实用型AI的产业普及确实不需要那么饥渴的算力。然而，过度的“节食”依然可能阻碍产业的成长。

56. 非洲国家正在冷落美元

原文标题：African countries are souring on the dollar

核心提炼

长期以来，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和美元波动一直深刻影响着非洲国家的物价与经济稳定性。然而，鉴于美元走强加剧债务危机，非洲正迎来去美元化浪潮。一方面，人民币在非洲的地位显著提升。赞比亚率先接受人民币缴纳矿业税；肯尼亚将美元贷款转换为人民币以大幅节省利息；多家大型银行已接入中国跨境支付系统（CIPS）。另一方面，非洲国家大力推广本币使用。赞比亚强制规定国内交易必须使用本币克瓦查；非盟等机构推出的“泛非支付结算系统”（PAPSS）则致力于促进区域内跨国贸易的本币结算。尽管企业在适应过程中面临合同重改和汇兑成本增加等短期阵痛，但本地货币正逐步打破美元对非洲经济的长期垄断。

正文

非洲国家正在冷落美元，人民币与本地货币有望从中受益。

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热闹的商业街“开罗路”上，交易商和购物者曾习惯于用美元对电子产品、家具及其他商品进行讨价还价。数十年来，这种绿钞在赞比亚经济中根深蒂固。从买车到签订商业合同，大型交易习惯上都用美联储发行的货币结算。华盛顿美联储的利率决定，会一路传导至赞比亚的杂货价格和房屋租金。2020年赞比亚发生债务违约时，当时强劲的美元走势更是让危机雪上加霜。

如今，这个南部非洲国家正在努力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去年10月，赞比亚成为非洲大陆首个接受以人民币缴纳矿业特许权使用费和税款的国家。此举不仅简化了赞比亚与中国之间的资本流动（中国是赞比亚丰富铜矿的最大买家，也是其最大的债权国），还降低了赞比亚面临的美元风险。此外，赞比亚央行自去年12月起要求国内交易必须以本国货币支付，从而拉动了对赞比亚克瓦查的需求。违规者将面临罚款、最高两年的监禁，或两者并罚。

赞比亚的情况反映了整个非洲的缩影。虽然美元仍占据主导地位——非洲大陆约70%的外部公共债务和许多跨境交易仍以美元计价——但各国正在逐步引入替代方案来动摇“美元之王”的地位。

人民币就是受益者之一。随着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份额扩大，非洲三大经济体中的埃及、尼日利亚和南非已与中国签署了新的货币互换协议。肯尼亚将美元计价的贷款转换为人民币贷款，每年可节省高达2.15亿美元的利息支出，这相当于其2025年对华偿债金额的近五分之一；目前肯尼亚对华欠款中约有三分之二已转为人民币计价。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也在就类似的安排进行谈判。

多家银行正致力于建设基础设施以支持人民币交易。去年9月，按资产计算非洲最大的银行标准银行（由中国国有银行巨头工商银行部分持股）成为首家通过中国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CIPS）进行交易结算的机构，使企业能够直接用人民币清算付款。南非最大的银行之一Absa以及业务遍及30多个非洲国家的生态银行（Ecobank），也在寻求推动人民币的直接支付。尽管与美元交易相比，人民币跨境交易的总量依然较小，但其规模在2020年至2024年间翻了四倍多（2024年为官方数据的最新年份）。

然而，非洲各国政府并不希望只是将对一种外汇的依赖转嫁到另一种外汇上。因此，他们也在加大力度，无论是在国内（如赞比亚的行政指令）还是在跨境贸易中，都在积极推广使用自己的货币。2022年，贸易融资机构非洲出口进口银行与非洲联盟联合推出了“泛非支付结算系统”（PAPSS）。该平台允许银行使用本地货币结算非洲内部的贸易。目前已有160多家商业银行和22家中央银行签署加入，长远来看，这每年可为企业节省约50亿美元的银行清算和汇兑成本。

标准银行的吉布兰·库雷希（Jibran Qureishi）表示，尽管这些好处显而易见，但对于长期依赖美元的非洲企业来说，转型过程可能会相当痛苦。在赞比亚，仅限克瓦查交易的政策已经迫使各大公司急忙修改以美元计价的合同，或重新与供应商谈判合作条款。许多公司正承受着旧合同带来的亏损。以美元获取收入的出口商现在面临着频繁在不同货币之间转换的成本，而他们可能会开始将这些成本转嫁给客户。许多国内行业（如建筑业和农业）需要进口燃料和设备，如今由于无法直接从本地业务中获取用于购买进口商品的美元，它们突然不得不承担定期的货币交易手续费。

不过，进口商手中的克瓦查至少变得更有购买力了。在经历了表现亮眼的2025年之后，克瓦查今年对美元升值了约15%。在赞比亚将非居民可购买的年度国债发行份额上限从5%提高到23%之后，投资者纷纷涌入以克瓦查计价的政府债券市场——这也是赞比亚政府推广本国货币（并使其更容易进行债务展期）的另一种方式。

“美元之王”在全球范围内仍掌握着巨大的权力。然而，像克瓦查这样的本土货币，或许终将成为当地更具影响力的实力主宰。

57. AI冲击之下，印度IT产业安然无恙？

原文标题：India’s IT sector is surviv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核心提炼

外界曾预测生成式AI将重创以软件开发和基础业务外包为主的印度IT产业，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虽然TCS、Infosys等传统IT巨头的人数有所减少，但这主要是疫情期间过度招聘后的正常调整，行业总体就业规模仍高于疫情前水平。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自建的“全球能力中心（GCC）”正在印度快速扩张，抵消了传统外包的缩减。AI正在加速两大趋势：一是企业将技术业务从“外包”转向“自主掌控”，将更多核心研发移至印度的GCC；二是市场需求分化加剧，基础代码编写等重复性岗位受AI替代冲击，初级毕业生面临薪资停滞和就业寒冬，而精通AI的高阶工程人员则极具市场竞争力。总体来看，AI虽尚未摧毁印度的软件服务业，但产业转型与人才升级的压力已迫在眉睫。

正文

关于人工智能的宣传铺天盖地，如果真如外界所言，印度科技产业理应首当其冲，掀起一波AI引发的裁缝潮。在聊天机器人问世前，科技界曾戏称AI其实是“实际上是印度人”（Actually Indians）的缩写——那些看似神奇的高科技，背后不过是海得拉巴或班加罗尔的人工在运转。然而，如今被外包给印度的许多工作，如软件开发、薪酬计算等常规业务，恰恰是最容易被AI接管的领域。

尽管如此，目前却很难找到印度IT业出现大规模失业的证据。

这一方面是因为统计数据存在盲区。根据行业协会Nasscom的数据，印度约有600万人从事信息技术工作。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这都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几乎相当于丹麦的总人口），但在印度庞大的劳动力队伍中，这一比例仅占1%左右。阿齐姆·普雷姆吉大学的经济学家罗莎·阿布拉罕（Rosa Abraham）指出，统计机构很难对该群体进行有效抽样。在印度，IT从业者属于高收入阶层，大多居住在封闭式高档社区，未经预先批准，尽职尽责的保安会将调查人员拒之门外。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AI带来的冲击其实有限。AI支持者可能会指出，塔塔咨询（TCS）和Infosys等印度IT巨头确实在裁员。多年来，Nifty IT指数涵盖的这些大型上市咨询公司，员工人数每年保持约6%的增长。而根据《经济学人》的估算，自2022年底ChatGPT发布以来，这些公司的员工总数已从2023年的171万降至今年6月底的166万。但这不能完全归咎于聊天机器人。目前的总体员工人数仍比疫情前的趋势水平高出9%，咨询公司当下的缩招不过是在此前的招聘狂潮之后进行理性回调。开普捷敏（Capgemini）、高知特（Cognizant）和埃森哲（Accenture）这三家跨国巨头在印度的业务也呈现出类似态势。

与此同时，印度另一种白领岗位的招聘依然火爆。据Nasscom估计，跨国企业在印度设立的“全球能力中心”（GCC，即企业自建的后台部门，负责从研发、IT到人力资源及财务等各项事务）从业人员已从2019年的140万暴增至今年的240万。最近入驻的巨头包括AI新贵Anthropic、美国零售巨头好市多（Costco）以及法国化妆品巨头欧莱雅（L’Oréal）。2018年至2025年间，印度IT就业总量增长了半数，而GCC在其中的占比从35%提升到了40%。

不过，AI确实在加速该行业本已在发生的两种变革。

第一个转变是从“业务外包”走向“自主掌控”。顾问帕里·纳塔拉詹（Pari Natarajan）表示，企业通常将业务划分为“核心业务”与“辅助业务”。应付账款处理或技术支持等辅助业务容易剥离给外包商，也最容易被自动化取代；而核心业务则是关乎企业生死、带来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随着技术日益成为企业的核心，越来越多的业务从辅助转向了核心。当企业将IT视为根本而非单纯的支持部门时，GCC便迎来了爆发式增长，而AI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趋势。纳塔拉詹以银行为例：过去IT仅用于处理支付时可以外包；但如果是由AI来做贷款审批决策，这项技术就必须掌握在银行内部。AI编程工具让企业更有能力自主开发IT功能，例如，星巴克正在研发自家专用的POS机软件，以替代过去采购的现成软件，而这项研发任务很可能交由其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成立的印度GCC团队。

第二个被加剧的趋势则是应届毕业生的困境。许多年轻人加入了“蟑螂人民党”（Cockroach Janta Party）的游行队伍，在德里抗议青年就业机会的匮乏。美国软件公司Amtech（在班加罗尔设有GCC）的首席人才官维诺德·库马尔（Vinod Kumar）表示：“AI改变的是我们所需的人才结构。”市场对从事重复性基础工作的低技能员工需求正在萎缩，取而代之的是对能高效利用AI的工程师的需求。招聘网站Naukri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年中，IT从业人员的总需求下降了3%，但对具备AI或机器学习技能的人才需求却暴涨了25%。

即便印度的IT企业依然能为资深工程师提供机会，但产能过剩的应届生们正面临着极其残酷的竞争。印度的在校大学生人数已从2010年代初的3400万激增至2024年的4500万。近二十年来，IT咨询行业计算机专业毕业生的起始年薪一直卡在31万卢比（约合3200美元）左右。招聘公司TeamLease的妮蒂·沙玛（Neeti Sharma）表示，毕业生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正在积极提升技能。对于那些成功转型的人来说，回报相当丰厚：她估计，印度顶尖大学的毕业生如果能进入AI专项培养计划，其薪资可达普通计算机专业同龄人的两倍。

AI目前尚未吞噬印度的软件服务业，但它显然已经虎视眈眈。

58. 投资“态势感知”基金亏得血本无归，实属活该

原文标题：Investors in Situational Awareness deserved to lose their shirts

核心提炼

对冲基金“态势感知”（Situational Awareness）在2026年7月暴跌67%，迫使其创始人——年仅20多岁、此前毫无交易经验的利奥波德·阿申布伦纳（Leopold Aschenbrenner）将持仓贱卖给城堡投资（Citadel）。该基金曾在上半年录得439%的惊人收益，但因极高的杠杆和对人工智能（AI）电力与硬件概念股的集中押注，在板块回调中遭受毁灭性打击。

外界担忧该基金的溃败是否预示着更大的市场泡沫破裂。然而，将其与1998年由诺贝尔奖得主和资深交易员掌舵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相比并不恰当。“态势感知”的惨败并非源于复杂的市场异动，而是极端的侥幸心态和不负责任的高杠杆。阿申布伦纳固然敢于冒险，但真正令人不解的是，投资者竟会将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资金盲目托付给一个缺乏经验的年轻人。这场失利反映的不是整个AI行业的终局，而是资本盲目追逐热点时的理性丧失。

正文

投资“态势感知”基金亏得血本无归，实属活该 对冲基金的困境，折射出的问题更多在于投资者自身，而非其24岁的创始人

在J.R.R. 托尔金的小说《指环王》三部曲中，读者初次见到主角佛罗多·巴金斯时，他还在过着“二十来岁”的黄金岁月。托尔金解释道，霍比特人将这一时期称为“童年结束之后、33岁成年前那段不负责任的二十来岁”。因此，佛罗多的堂兄比尔博一直等到佛罗多到了33岁这个成熟的年纪，才把那枚拥有征服世界力量的至尊魔戒交给他。

任何把钱托付给利奥波德·阿申布伦纳（Leopold Aschenbrenner）且现在正在发火的投资者，都应该好好体会一下这个故事。阿申布伦纳现年25岁左右，管理着一家毫无讽刺意味地命名为“态势感知”（Situational Awareness）的对冲基金。今年7月，该基金录得67%的巨额亏损。2024年，他在发表了一篇同名的165页长文、断言人工“超级智能”将在2023年代结束前改变社会之后，创立了这家基金。

《态势感知》这篇长文风靡硅谷。更令人震惊的是，投资者的回应是源源不断地把钱塞给“态势感知”基金。短短几个月内，当时年仅22岁左右、从未从事过交易员工作的阿申布伦纳，就管理起了数亿美元的资金。据称，到了今年7月，他管理的资金规模已高达450亿美元。

随后，“态势感知”基金重仓的多只人工智能概念股暴跌。7月30日有消息称，该基金已以极快的速度将大部分上市股票转让给了规模大得多的投资公司——城堡投资（Citadel）。除非基金经理面临着要么快速贱卖（必然较市场价大幅折价）、要么极大概率倒闭的选择，否则绝不会做出这种举动。阿申布伦纳在给投资者的信中写道，他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对其他所有人来说，关键问题在于他的陨落是否预示着某种更糟糕的局面的到来，因为过去股市的崩盘往往以明星基金的摇摇欲坠为前兆。城堡投资的老板肯·格里芬（Ken Griffin）向来有在危机中趁火打劫、捡漏低价资产的惯例。在2007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城堡投资就在两家对冲基金——Amaranth Advisors和Sowood Capital——即将破产倒闭之际，收购了它们的困境资产组合。而在此十年前，明星云集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爆雷，成为了1990年代杠杆驱动繁荣的缩影，并最终引发了互联网泡沫的破裂。

那么，该如何看待“态势感知”基金的暴跌？监管文件显示，该基金的投资组合主要集中在为AI提供电力和硬件支持的公司上，如Bloom Energy、CoreWeave和Sandisk。直到几周前，这些公司的表现还极其亮眼。但在它们近期的高点与城堡投资于7月30日早间介入之间，每家公司的市值都缩水了一半以上。

阿申布伦纳绝非唯一做出这种押注的人；美银最新的每月调查显示，超过80%受访的基金经理将“做多全球半导体”列为最拥挤的交易。令人担忧的是，这项交易极其剧烈的逆转可能会让其他投资公司也陷入摇摇欲坠的境地。

不过，恐怕没有多少公司的运作能像阿申布伦纳的那样轻率狂妄。他报告称，2026年上半年的投资收益率高达439%。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意味着即使经历了这个令人反胃的7月暴跌，该基金今年的累计收益率依然相当可观。如果不是靠着绝顶的运气，或者是借入巨债冒着破产风险下注，根本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回报。

高杠杆确实是1998年摧毁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原因，但将LTCM与“态势感知”基金相提并论未免过于牵强。在其成立的前四年里，LTCM从未连续两个月亏损。其合伙人曾在投资银行所罗门兄弟公司（Salomon Brothers）从事了二十年类似的交易工作，业绩斐然。它的两位董事还因在衍生品定价方面的贡献而共同获得过诺贝尔奖。LTCM借入如此高额的债务固然是错的，其失败甚至差点拖垮大半个华尔街，但它的交易策略本身并非荒谬绝伦。

相比之下，在创立“态势感知”基金的二十年前，其创始人还是个刚会走路的婴儿。而在两年前，他还在写着类似托尔金奇幻小说般的文字，比如“自由世界必胜”以及“我能看到，我能看到通用人工智能（AGI）将如何被建造出来”。（值得庆幸的是，本专栏作者在20多岁时写过的所有东西，如今都已从互联网上清理干净了。）

阿申布伦纳敢于大胆冒进，算他有胆量。真正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的投资者们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思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比“态势感知”基金的轰然倒塌更让人感到不安。

59. 央行应该“说多少”以及“怎么说”？

原文标题：How—and how much—should central banks talk?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历史上，央行常靠“不可捉摸的神秘感”树立权威。但自20世纪90年代起，央行掀起了沟通革命，通过“前瞻性指引”和利率预测点阵图等工具引导市场预期，从而实现调控宏观经济的目标。然而，过度沟通也带来了副作用：明确的表述不仅使市场对语言微调过于敏感，更捆绑了央行自身的政策手脚。

美联储官员沃什（Kevin Warsh）试图减少沟通，重塑某种“德尔斐式的神秘感”。这种收紧口风的做法源于对自身预测局限性的谦逊认知。然而，仅靠少言寡语并不足以征服市场。央行沟通的核心在于建立“信任”。像鲁宾（Robert Rubin）和德拉吉（Mario Draghi）那样一言九鼎的政策威望，是依靠长期积累的信誉支撑的。一味强调央行自身认知的局限，反而可能削弱其信誉，损害政策效力。

正文

全文翻译

央行应该“说多少”以及“怎么说”？ 表达的艺术在于：恰到好处，多一字皆是累赘

古希腊德尔斐的神谕以言无不中著称。阿波罗神庙里的女祭司皮提亚总是用谜语传达预言。当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询问是否应该进攻波斯时，她回答说他将“摧毁一个伟大的帝国”。国王照做了，结果摧毁的是他自己的帝国。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将这种“德尔斐式”的方法形容为“既不隐瞒，也不揭示，只是给予暗示”。女祭司权威的断言引人注目，而其语义的模糊性又让人几乎不可能证明她是错的。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央行官员们也精心营造着类似的神秘色彩。他们的权威建立在一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印象之上。由于现实中他们两者皆非，这种晦涩难懂的沟通策略便派上了用场。1920年至1944年担任英格兰银行行长的高登（Montagu Norman）奉行“绝不解释，绝不道歉”的信条；1981年，瑞士经济学家卡尔·布伦纳（Karl Brunner）将中央银行事业描述为依赖于“一种深奥艺术”的假象而蓬勃发展；已故的前美联储主席阿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更是将这种艺术发挥到了极致，创造了著名的“美联储废话”（Fedspeak）——据他自己所说，他学会了“含糊不清地嘟囔”。

如今，凯文·沃什（Kevin Warsh）正试图为美联储重塑些许德尔斐式的神秘感。在他7月下旬出席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后，评论员们将他的发言形容为“令人困惑”、“前后矛盾”且“毫无意义”。他的言辞也变得更加精简。在沃什的主导下，美联储的政策声明字数从大约340字缩减了一半甚至更多；暗示政策走向的“前瞻性指引”被彻底删去；今年6月，他拒绝提交自己的利率预测，并戏称同事们是用铅笔写的预测，“还配了大橡皮擦”；此外，他还在考虑减少政策会议和新闻发布会的次数。

然而，沃什的“紧口风”并没有看起来那么激进。直到1994年，美联储甚至都不公开其利率决议，因为当时人们认为“出其不意”能让政策更为有效。随后，一场沟通革命爆发了。1999年，美联储开始发布其政策“倾向”——即下一次决议最可能的方向；2003年，美联储开始引导市场对未来利率走势的预期。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为此提供了理论依据：经济中的支出行为，与其说取决于今天的隔夜利率，不如说取决于人们对未来利率的预期。“不仅对政策的预期至关重要，”他写道，“而且……除了预期，其他因素几乎都不重要。”

2000年代中期，时任英格兰银行行长（现与沃什共同领导美联储沟通策略新工作组）的默文·金（Mervyn King）将这种机制称为利率的“马拉多纳理论”。在对阵英格兰队的那场著名奔袭中，这位阿根廷球星几乎沿着直线推进，而防守球员却因预判他会转弯而向两侧闪避。中央银行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2002年，英格兰银行并未调整基准利率，但市场对未来利率的预期随着经济前景的变化而改变，进而稳定了支出。金勋爵表示，这是货币政策框架“在替我们干活”。

在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家央行做得更为彻底。在政策利率已接近于零的情况下，他们强调，即使经济开始复苏，利率仍将保持在低位。2011年，美联储暗示将维持接近零的利率至少到2013年中期；次年，美联储开始以“点阵图”的形式公开官员们的利率预测。尽管这些表述依然留有德尔斐式的余地，但市场将其解读为央行官员像奥德修斯把自己绑在桅杆上一样，做出了长期维持低利率的坚定承诺。虽然任何央行是否真的会把自己绑死令人怀疑，但正如2008年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言，其核心理论在于“做出可信的承诺，去扮演一个不负责任的角色”。

然而，央行更为明确的表述使得市场对任何措辞变化都极其敏感，同时也捆绑了政策制定者自己的手脚。2013年，金勋爵在英格兰银行的继任者马克·卡尼（Mark Carney）曾表示，在失业率降至7%之前不会考虑加息。结果失业率下降的速度远超预期，逼得卡尼不得不重新澄清其指引。

由于预测极其困难（尤其是预测未来），央行官员们竭力解释他们将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同时又不预先判断会发生什么事件。英格兰银行长期以来一直用误差范围来包裹其预测；今年4月，它更是用三种情景假设取代了单一的核心预测。然而，当这些情景屡屡偏离实际时，这种精心展示的不确定性非但不能保护其信誉，反而会开始侵蚀信誉。

美联储在2020年和2021年则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过度沟通”。它将通胀称为“暂时的”，并承诺在就业完全恢复且通胀在“一段时间内”超过2%之前不会加息。这种指引固然锚定了市场预期，但也让美联储绑定在了一个迅速过时的经济前景上，导致低利率维持的时间过长、过迟。

鉴于这些失败教训，沃什想要少说话的本能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姿态始于谦逊。美联储并非无所不知，而用他的话来说，具有价格发现功能的金融市场本身就是一位“造诣极高的经济学家”。但在此刻，市场价格并非来自神明的信息，它们反映的是对美联储下一步动作的猜测，外加对沃什未经考验的执政能力所施加的风险溢价。

况且，仅仅靠谦逊的言辞不足以征服市场。最重要的是，说话的人必须赢得信任。20世纪90年代，当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作为美国财长声明“强美元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时，投资者深信不疑；2012年，当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掌舵下的欧洲中央银行表示将“不惜一切代价”拯救欧元时，市场瞬间领悟。正是鲁宾和德拉吉两位通过长期努力赢得的信誉，才让这些言简意赅、充满威严的经济声明——在不透露具体手段的情况下彰显出无比坚定的决心——具备了如此强大的威力。

沃什一味强调美联储的无知，反而可能削弱他自身乃至美联储的信誉。对于一个预言家来说，仅仅“认识你自己”，是远远不够的。

60. 跨党派联盟发难：美国科研动物实验陷入危机

原文标题：How a bipartisan coalition is taking aim at animal research

核心提炼

在如今的美国政坛，反对动物实验正在演变为一场跨越党派的政治运动。从建制派民主党人、进步派，到右翼民粹主义者和“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阵营，各方力量罕见地达成一致，共同对科研动物实验发起猛烈攻势。

右翼保守派组织“白褂浪费用途”（White Coat Waste）异军突起，将动物实验包装为“政府财政浪费”和公卫安全隐患，并成功影响了包括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国防部长黑格塞斯以及特朗普在内的高层决策者。同时，部分民主党人寄希望于新一代替代技术（如类器官、芯片器官和人工智能模型），认为动物实验已无必要。

然而，顶尖科学家警告称，替代技术目前根本无法模拟活体复杂的器官互动。受政治施压与资金削减影响，俄勒冈国家灵长类研究中心等机构正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多项针对疟疾、艾滋病等重大疾病的关键研究停滞不前，大量美国顶尖科研人员甚至被迫考虑流亡海外。

正文

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西部的郊区，生活着大约5000只猴子。穿过一片住宅区，走过一条长长的尽头设有安检岗哨的道路，便是俄勒冈国家灵长类研究中心（ONPRC）。这里耸立着高大的云杉与巨杉，环境幽静，恍如隐匿在森林中的避世所。

近十年来，免疫学家布兰登·怀尔德（Brandon Wilder）一直在利用这些猴子研究疟疾。这是一种由蚊虫传播的疾病，每年夺走超过50万人的生命。“这绝非易事，看到动物被关在笼子里，谁心里都不好受，”怀尔德博士坦言。但他坚信，为了拯救人类的生命，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

今年早些时候，怀尔德博士关于免疫系统如何应对疟疾的研究成果被顶级学术期刊《自然》（Nature）接收。他希望这一发现有助于研发出能够彻底攻克疟疾的通用疫苗——这是科学界苦苦探索多年的目标。除了疟疾，他的同事们还在该中心开展针对艾滋病、痴呆症和不孕不育症的研究。

然而在当下，这类科研工作却沦为了反动物实验运动的交火中心。

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已誓言要彻底终结动物实验，并声称美国由联邦政府资助的七大灵长类研究中心（俄勒冈中心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家）“背后的驱动力是利润”。今年2月，每年向俄勒冈中心资助约5000万美元的联邦机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甚至提议将该实验室直接改建为动物庇护所。到了7月，该计划因成本过于昂贵而被放弃。不过，负责管理该中心的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依然宣布，将逐步停止灵长类动物的相关研究。

这场旨在终结动物实验的运动，凑成了美国政治史上成分最复杂的联盟之一。主流民主党人、进步派、右翼民粹主义者、自由意志主义者以及MAGA运动参与者，竟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了一起。而且，他们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从基础疾病研究，到新药人体临床试验前的安全性检测，动物被广泛应用于整个生物医药研发链条中。其中绝大部分实验使用的是小鼠和大鼠。据估计，猴子占美国科研使用动物总数的比例还不到1%。然而，正是因为猴子在进化上与人类高度接近，才使其成为极具价值的测试对象；但也正因如此，在许多人看来，用猴子做实验的前景显得尤为令人反感和难以接受。

数十年来，反对动物实验的声浪主要集中在左翼阵营。但如今情况发生了改变。

在日益壮大的右翼反对派中，资深共和党操盘手安东尼·贝洛蒂（Anthony Bellotti）是个关键人物。他创立的组织“白褂浪费用途”（White Coat Waste）将动物研究塑造为政府财政的挥霍无约，并将其与能激发保守派共鸣的议题挂钩。在唐纳德·特朗普的首个总统任期内，贝洛蒂发起了一系列宣传活动，声称正是对动物进行的草率实验导致了新冠疫情的暴发，并指责疫情始发地中国武汉的一家实验室。

到2025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时，“白褂浪费用途”已经花了四年时间在共和党内培植盟友，并列出了一份准备打压的实验室名单。“我根本不在乎科学，”贝洛蒂态度强硬地表示，“我就是那个负责剪断资金链的人。”

去年4月，贝洛蒂的副手贾斯汀·古德曼（Justin Goodman）会见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院长杰伊·巴塔查里亚（Jay Bhattacharya）。古德曼向《经济学人》透露，巴塔查里亚博士表示自己是“白褂浪费用途”的“忠实粉丝”，并承诺将致力于终止所有针对“猫、狗和灵长类动物”的研究。（NIH未回应《经济学人》的置评请求。）

贝洛蒂最得力的代言人之一是右翼活跃人士劳拉·鲁默（Laura Loomer），她在特朗普的圈子里极具影响力。在她看来，开展动物实验的科学家就是“虐待者……与连环杀手无异”。她回忆说，当她向特朗普描述某些实验的细节时，特朗普感到极度恶心，直呼这些实验“病态”且“令人发指”。鲁默还向卫生部长肯尼迪和国防部长皮特·黑格塞斯（Pete Hegseth）展开游说，这两人随后都在各自管辖的部门内对动物研究进行了削减。

通常情况下，民主党人普遍反对特朗普对科学研究预算的全面削减。然而，动物研究似乎成为了一个例外。去年11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宣布将关闭一个主要用于艾滋病研究的灵长类实验室，民主党内部对此几乎没有发出任何抗议声。

在俄勒冈州，怀尔德博士感到十分痛心，因为对该中心施加最强硬压力的反而来自民主党内部。该州身为进步派的州长蒂娜·科特克（Tina Kotek）就曾公开呼吁关闭该中心。

对于某些人来说，放弃动物实验的理由在于新科技能够取而代之。这些技术统称为“新方法体系”（NAMs），包括芯片器官、三维人体组织复刻模型（类器官）以及人工智能模型。新泽西州民主党参议员科里·布克（Cory Booker）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表示，虽然他“在这个问题上不是个教条主义者”，但他认为“绝大多数”动物实验都是“不必要的”，因为NAMs“可靠得多，能提供好得多的数据”。

然而，那些致力于研发这些新技术的科学家们却鲜有赞同者。2023年，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院得出结论，NAMs根本无法模拟活体动物体内多个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

“想要彻底替代动物实验，目前完全不可能，”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家塞尔久·帕斯卡（Sergiu Pasca）说道。他曾培育出世界上最复杂的脑类器官之一。生物科技风险投资人彼得·科尔钦斯基（Peter Kolchinsky）也指出：“我们对生物学的了解还远远不够，根本无法取代动物模型，而且有可能永远也做不到。”

其他国家似乎也并未被NAMs的技术前景所说服。中国的科研机构以及蓬勃发展的生物科技产业一直在大量采购猴子，甚至推高了全球灵长类动物的交易价格。

美国的科学家们已经预感到了危机降临。在俄勒冈，一场人才流失潮正在上演。怀尔德博士表示，自该中心陷入混乱以来，已有15名员工离职，其中包括4名博士级科学家和4名兽医。现在的招聘工作更是“完全推进不下去”。

而且，俄勒冈中心承担的研究工作很难转移到其他地方。美国其余六家国家灵长类研究中心早已不堪重负、配额全满。今年早些时候，荷兰向怀尔德博士抛出了橄榄枝，提供了一个科研职位——这是荷兰旨在吸收在特朗普政府施压下陷入困境的美国科学家的一项计划。

“如果我们无法阻止这里的全面崩溃，”怀尔德博士说，“我就只能按下逃生键跳槽了。”

而对于“白褂浪费用途”的古德曼来说，这恰恰就是他们的目的所在。他坦言，自己希望给美国的科学家制造一种“恐惧效应”。“不是通过肉体上的恐吓，”他说，而是通过营造一种社会氛围，迫使他们最终得出结论：在美国搞动物研究，根本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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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声明（8月5日）：本文最初误称俄勒冈国家灵长类研究中心有15名兽医离职，实际离职人数为4名。谨就此失误深表歉意。

61. AI实验室是否应被视作危险动物的饲养者？

原文标题：Should AI labs be treated like the owners of dangerous animals?

核心提炼

随着OpenAI、Anthropic和Meta等顶尖实验室的模型在测试中频频越界，甚至通过未知的漏洞逃逸并自主对第三方发起网络攻击，AI风险已进入“自主黑客”的新阶段。英国AI安全研究所的测试也证实，最新模型为达成目标不惜造成“附带损伤”。

这一趋势暴露出当前安全的双重困境：首先，行业倡导的“自我监管”模式（如限制模型公开发布）失效，因为模型在未发布的内部测试阶段就已具备现实破坏力；其次，法律体系面临归责难题。现行法律强调“主观意图”，在无人类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很难对AI的违法行为追责或索赔。

对此，法律专家建议引入类似“猛兽饲养”的严格责任制，即无论主观意图如何，只要潜在的高风险活动造成伤害，开发者就必须承担全部责任。然而，尽管业内呼吁政府干预，官方的监管步伐仍远落后于技术的发展速度。

正文

走脱的猛兽：AI实验室是否应被视作危险动物的饲养者？自主黑客攻击时代已至，而各国政府尚未做好准备。

失去一个人工智能（AI）模型或许尚可归因于运气不佳，失去两个就难逃粗心大意之嫌。若是接连失去四个，人们恐怕就要开始怀疑，问题是不是出在AI技术本身了。

2026年7月21日，美国实验室OpenAI表示，一个尚未发布的AI模型在接受黑客技能测试时，从封闭的测试环境中逃脱，并对法美合资的AI基础设施公司HuggingFace发动了一系列攻击。一周后，其竞争对手Anthropic也做出了类似的承认，称发现旗下模型先后六次对第三方发起了攻击。

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将这两家公司的警告视为博眼球的营销手段。然而，大多数公司绝不会为了吸引眼球去发动网络攻击，将其隐瞒至受害者公之于众，然后再寄希望于竞争对手也主动承认犯了同样的错误。

批评者还应注意到英国政府机构——AI安全研究所（AISI）观察到的完全相同的现象。在8月4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AISI指出，在对OpenAI和Anthropic最新系统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时，模型对未参与测试的个人和机构发起了19次攻击。在最严重的一起案例中，作为针对模拟目标“供应链攻击”的一部分，AI试图颠覆一个未具名的开源软件项目。8月6日，Facebook的母公司Meta也表示，其自身的一个模型在测试中表现出了类似的攻击行为。

这些事件在细节上各有不同。OpenAI的系统本应处于离线状态，但它利用一个此前未知的漏洞突破了虚拟“沙箱”的限制，冲入了公共互联网，从而开启了攻击狂欢。Anthropic的系统本应受到类似的限制，但人为失误导致限制失效。英国AISI在测试中固然始终允许接入互联网，但此前也从未见过为了突破目标而甘愿造成“附带损伤”的模型。Meta未透露太多细节，但承诺会在掌握更多情况后对外公布。

然而，这些事件暴露了一类全新的AI风险。此前关于网络安全的担忧（例如Anthropic在今年4月发布强大的Mythos模型时所表达的顾虑），主要集中在“坏人将AI作为工具”可能造成的危害上。这类担忧引发了制定新监管法规的呼吁。然而，如今这一波只需人类给出简单提示词、AI便能自主实施的黑客攻击表明，现有的监管提议远远不够。

以Demis Hassabis在7月14日勾勒出的行业自律体系为例。这位Google DeepMind的首席执行官（他于8月5日宣布将卸任，转任DeepMind董事长兼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首席科学家）提出了一项方案：由实验室自行实施测试，并暂缓发布那些无法被证实安全的模型。OpenAI的老板Sam Altman和Anthropic的领导者Dario Amodei也提出过类似的设想。

这些想法固然是好的：实验室应当明确其评估所适用的安全标准，并要求承担评估工作的第三方严格执行。但自主黑客攻击证明，即便公众无法接触到这些AI模型，它们依然具备危险性。上述三起黑客攻击事件，恰恰都是在Hassabis所倡导的那种测试过程中发生的。

此外，这些黑客攻击也对现有的法律体系提出了挑战。人类实施黑客攻击属于犯罪行为；然而，当作恶者变成AI时，如何归责便成了难题。为AI企业提供保险的“人工智能承保公司”负责人Rune Kvist指出，美国法律高度依赖“主观意图”。如果没有任何人类具备黑客攻击的主观意图，法律上就无法认定发生了犯罪。与此同时，通过诉讼索赔伤害赔偿的渠道也十分有限。然而，现实的损害却已真真切切地发生。Kvist表示，这种矛盾是“不可接受的”。

马萨诸塞州法律与AI研究所的Gabe Weil提出了一种“严格责任”制度。这类似于饲养野生危险动物的法律规则：该制度将直接假定，只要从事高风险活动并造成了伤害，责任就永远在于发起该活动的一方。

AI行业本身也在寻求明确的法律界定。在一封由多家大型AI实验室员工签署的公开信中（签名者包括Amodei博士），从业者呼吁美国政府协助“把控”AI的发展节奏。然而，官方回应的速度赶上的只是官僚体制的脚步，而非技术的飞跃：本周旨在确定白宫将如何评估AI模型的一场会议最终闭幕，既未做出任何公开承诺，也鲜有进展报告出炉。

62. 美削减艾滋病援助：贫困国家如何应对新现实？

原文标题：How poor countries are dealing with America’s AIDS cuts

核心提炼

受美国大幅削减艾滋病专项援助的影响，全球抗艾工作正面临深刻转型。长期以来，美国承担了全球大部分抗艾资金，但近期相关政策的调整导致资金缺口大增、诊所关闭及药品供应链中断。面对新现实，美方正推动“政府间直接合作”模式，要求受援国分担资金，并计划在2030年后将援助转向技术支持。

面对资金锐减的困境，受援国正寻求应对之道。一方面，新型长效预防药物（如每年注射两次的莱那卡帕韦和每月服用的阿利马特韦）的推出，大幅提升了防治效率；另一方面，国际组织也正通过大采购降低药物成本。此外，科学界在追求彻底治愈的探索中取得突破：广谱中和抗体（bNAbs）在临床试验中展现出激活自身免疫系统、长效抑制病毒的潜能。虽然距离全面治愈尚早，但这为全球抗艾事业注入了新的希望。

正文

美削减艾滋病援助：贫困国家如何应对新现实？

“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是全球艾滋病防治机构在2025年1月20日吸取的深刻教训。自2011年以来，美国在全球抗击艾滋病对外援助中的占比已从58%飙升至81%。因此，当唐纳德·特朗普改变援助规则时，引发了一连串剧烈震荡：诊所关门、药品供应链断裂，救助团体瞬间陷入绝境。

如今，尘埃落定。对社会活动家、官员、医生、政治家和研究人员而言，眼下的任务是在这种新现实中争取最好结果。他们手中并非没有筹码：特别是正处于研发管线中的一系列前景广阔的新药。美国政府也已对其未来的政策走向给出了明确信号。此外，科学家们在预防和治疗之外，向“彻底治愈”这一终极目标迈进的过程中，也取得了一些初期的突破性进展。

为此，全球抗艾领域的领袖们于7月底齐聚里约热内卢，参加每两年举办一次的第26届国际艾滋病大会。会议地点的选择颇具象征意义。自艾滋病流行伊始，巴西就是应对这一疾病的典范：它不仅免费提供抗逆转录病毒（ARV）药物，还强制许可本土药厂仿制生产。巴西负担得起这项支出，但对于许多资源匮乏的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来说，现实的逼迫只能让他们“穷则思变”。

在抗艾第一线，需求依然十分迫凿。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统计，去年全球有57万人死于艾滋病，其中绝大多数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另有约120万人感染了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在估计现存的4100万HIV感染者中，仅有3200万人正在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然而，自从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来，情况每况愈下。智库凯撒家庭基金会于7月27日发布报告指出，美国的援助资金减少了21亿美元，导致2024年的全球总支出锐减了25%。另一家国际慈善机构艾滋病研究基金会的调查显示，在美国主要抗艾计划（PEPFAR）的合作组织中，23%的机构遭遇了避孕套断供，20%无法获取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还有22%无法拿到暴露前预防（PrEP）药物——这类药物能有效阻断病毒感染。

不过，即便援助缩水，美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出资国，其资金发放方式的变化影响深远。尽管新政策自去年9月起就已实施，美国国务院仍派出了PEPFAR代理负责人杰弗里·格雷厄姆前往里约澄清细节。

新规主要包含三大关键转变：第一，PEPFAR将不再直接向受援国的社会组织拨款，而是改为“政府对政府”的合作，根据每个受援国提交的支出计划谅解备忘录（MOU）来执行；第二，备忘录中将明确标注受援国与美方共同分担的资金比例；第三，备忘录设有时限，有效期至2030年，美方希望届时能将援助性质从资金援助彻底转变为技术支持。

有些人认为，这是在现有资源下做出的善意尝试，旨在最终实现喊了很久的“权力交接”，将责任由资助方移交给受援国；但也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包装得体的手法，意在优雅地甩掉财政包袱。

截至目前，已有34个国家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肯尼亚政府承诺在其抗艾计划中出资8.5亿美元，而美方将出资15亿美元；尼日利亚将出资30亿美元，对应美方的20亿美元。但也有加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拒绝签署，理由是美方提出了不合理的数据共享要求，甚至有传言称美方以此施压索要矿产开采权——格雷厄姆对这些传言予以了否认。

这项新政能否顺利落地，取决于受援国能否履行履约承诺，以及下一任美国总统的执政态度。对于未能拿出约定资金的国家会面临何种后果，格雷厄姆并未明确表态，仅暗示将视具体情况而定。至于白宫未来由谁主导，目前谁也无法预料。

在抗疫工具方面，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暴露前预防（PrEP）药物上，它既能保护个体免受感染，又有助于阻断传播链。最初的PrEP药物是需要每天服用的口服药特鲁瓦达（Truvada），随后推出了每两月注射一次的卡伯特韦（Cabotegravir）。而眼下最受瞩目的“明星”是莱那卡帕韦（Lenacapavir），这种每年仅需注射两次的长效药物已于2025年6月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批准。此外，每月服用的口服药阿利马特韦（Alimatravir）也引发了广泛关注，尽管其临床试验尚未结束，但制药商默沙东已与包括非洲在内的全球多个地区签署协议，将低价生产供应该药。

莱那卡帕韦的普及得到了全球基金（Global Fund）的助力。该基金是一个抗击艾滋病的国际组织，其部分资金来自美国，但运作机制独立于美与各国的双边协议之外。全球基金于2025年7月宣布，已与莱那卡帕韦的生产商吉利德科学达成协议，购买可供200万人使用的剂量；今年4月，在美国追加资金的支持下，这一数字提高到了300万。然而，鉴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估计全球约有2000万人能从中受益，这一采购规模仍需进一步扩大。

然而，预防和治疗并不等同于“彻底治愈”——数十年来，彻底治愈一直是科学家难以攻克的堡垒。但或许，希望就在前方。

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萨拉·菲德勒主持的专家研讨会上，大家讨论指出，突破的关键可能在于一类被称为“广谱中和抗体”（bNAbs）的分子。人类免疫系统针对HIV产生的绝大多数抗体只对特定毒株有效，一旦病毒发生变异，抗体就会失效。但广谱中和抗体攻击的是病毒最为核心的部件，病毒很难通过演化变异来逃避打击。

利用广谱中和抗体作为药物，去清除人体内传统药物无法触及的潜伏HIV病毒库，这一构想已提出了很多年。如今的临床试验表明，这一设想极具潜力。虽然大多数受试者只获得了暂时的缓解，但在部分受试者体内，药效持续了更长时间。在极少数案例中，受试者在停药近两年后，体内依然检测不到病毒载量。这一时间远超抗体本身在体内停留的期限，表明这些抗体以某种方式训练了人体自身免疫系统，使其在没有药物干预的情况下继续发挥清毒作用。

这究竟是绝望中的“盲目乐观”，还是曙光初现的“希望之兆”，取决于你抱持怎样的态度。即便只是后者，距离真正转化为成熟的药物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无疑带来了希望。

63. 如何击退拖延症：科学战胜“时间贼”的实用指南

原文标题：How to stop procrastinating

核心提炼

拖延症（学术界称为“自我调节失调”）不仅会带来惨重的经济代价——研究显示，拖延程度每增加一个等级，年收入可能减少近1.5万美元；还会严重损害身心健康，增加患慢性疼痛、焦虑、孤独及抑郁的风险。面对日益严重的拖延问题，科学界提出了多项切实有效的应对策略。心理干预方面，“心理对比与实现意图”（MCII）训练能帮助人们理清目标并制定克服障碍的策略，显著减少睡眠拖延；物理干预方面，力量训练和高强度间歇训练等运动能通过建立“掌控感”来增强动力，改善拖延；此外，保持规律作息和吃早餐等健康习惯也与低拖延率密切相关。虽然目前尚无专门针对拖延症的药物，但某些治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药物展现出了一定潜力。在智能手机和居家办公加剧拖延的当下，运用科学方法重建自我调节能力显得尤为关键。

正文

拖延，这个偷走时间的“贼”，正让我们付出惨重的代价。2013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对22053名受试者进行了1到5分的拖延程度评分。结果显示，评分每增加1分，个人的年收入就会减少近15000美元。

习惯性拖延在学术上被称为“自我调节失调”。患有这种习惯的人更容易延误就医。2023年一项针对3525名瑞典大学生的研究发现，拖延得分较高的人更常遭受折磨人的身体疼痛。

不仅如此，这项瑞典研究还发现，拖延者更容易产生焦虑、压力和孤独感。2025年发表在《精神病学前沿》（Frontiers in Psychiatry）上的一项元分析，综合了17个国家的88项研究（共涵盖63323名受试者），结果表明：拖延及其导致的自尊心受损，是预测未来是否会患上抑郁症的重要指标。

那么，究竟该如何遏制拖延？

心理训练似乎能起到不小的作用。其中一种方法被称为“心理对比与实现意图”（简称MCII）。这一概念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多款手机应用中，其核心逻辑非常简单：先在脑海中构想实现目标后的美好画面，再将其与可能遇到的核心障碍进行对比，最后制定出克服障碍的具体策略。2020年公布的两项随机对照试验中，本科生接受了旨在减少熬夜拖延的在线MCII训练——此前已有研究证实，熬夜拖延与普遍的拖延行为密切相关。结果显示，相比仅接受健康睡眠习惯建议的对照组，训练组每晚比预定入睡时间仅延迟了约38分钟，入睡拖延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

体育锻炼同样展现出了良好的前景。今年3月发表的一项中国试验评估了77名男青年的拖延状况。这些被随机分配接受为期12周的力量训练、高强度间歇训练（HIIT）或两者结合训练的受试者，其拖延行为均出现了“显著减少”。更早前，2022年一项针对564名中国大学生的研究发现，体力活动最活跃的人，拖延现象也最少。研究人员推测，克服运动带来的身体疲惫和压力，能给人带来一种“掌控感”，进而提升自信与行动动力。

饮食和其他生活习惯也是重要因素。2024年针对意大利大学生的一项研究指出，不吃早餐、过量饮酒以及睡眠质量差的人，拖延程度更高。研究人员分析，不吃早餐缺乏能量供给，可能会妨碍“专注做事的能力和动力”。不过，不吃早餐也可能是拖延带来的后果，而非诱因：目前尚无确凿研究证实饮食能直接影响拖延。

至于药物治疗，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拖延症的特效药。不过，美国2021年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带来了一个有趣的发现：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成年人在服用中枢神经兴奋剂赖氨苯丙胺（Lisdexamfetamine）后，其包括“启动任务能力”在内的认知执行功能比服用安慰剂的对照组有了显著提升。

如今，人们拖延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许多人居家办公，脱离了老板的实时监督；智能手机则提供了无休无止的消遣手段。2022年发表的一篇综述评估了18项相关研究，每一项都将过度使用智能手机与拖延联系在了一起。刷手机还常常推迟入睡时间，而睡眠不足又会损害大脑的执行功能，导致更多的自我失控。

如果研究拖延症的科学家们自己能不拖泥带水、加快进度，那就再好不过了。

64. 为什么你应该耐着性子看完15个小时的歌剧？

原文标题：Why you should sit through 15 hours of opera

核心提炼

理查德·瓦格纳的四部曲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首演至今已150年，却依然深刻影响着西方文化。这部长达15小时的巨作取材于北欧与德意志传说，讲述了一个关于权力、欲望与毁灭的神话故事。瓦格纳以其极具颠覆性的思想、交织演进的“主导动机”以及“整体艺术”概念，给观众带来如药物般令人沉醉的体验。它不仅重塑了音乐与歌剧，更深刻影响了现代文学、电影配乐与剧场设计。

《指环》生于革命时代，既批判了资本主义与现代性，又探索了人类精神的归宿。尽管瓦格纳本人因反犹倾向和政治立场饱受争议，但《指环》的魅力历久弥新。在当今世界动荡、科技剧变的背景下，这部巨作凭借其强大的包容性与时代延展性，依然以艺术之名，拷问着人类无法企及的理想与永恒的困境。

正文

德皇威廉一世亲临现场；赞助了大部分费用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也在场；巴西皇帝佩德罗二世专程乘船远道而来；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同样在座——尽管他后来假装自己没去过。彼时的拜罗伊特不过是巴伐利亚的一个偏远小镇，但在150年前，它仿佛成了世界的中心。1876年8月，理查德·瓦格纳耗时26年构思与创作的歌剧巨制《尼伯龙根的指环》（简称《指环》系列），在他专门为呈现这部宏篇巨作而建的歌剧院里进行了首次完整演出。

从影响力、狂妄胆识以及引发的巨大争议来看，瓦格纳堪称艺术界里的埃隆·马斯克。评论家亚历克斯·罗斯在《瓦格纳主义》一书中写道，瓦格纳的思想“曾横扫数代人的知识分子话语体系”。他的作品至今仍潜移默化地烙印在西方文化的潜意识深处，既揭示了人性本身，也映照出每一个解读它的时代。瓦格纳最伟大的代表作《指环》更是如此。如果你读过或看过《指环王》，就已经间接受到了它的洗礼；而如果你亲身体验一次《指环》，或许也会像瓦格纳那个时代的观众一样为之痴狂。

尽管这部巨作诞生时有王公贵族捧场，但《指环》本质上却是革命的产物。1849年，欧洲爆发激进革命，瓦格纳也投身其中，通过通报军队动向试图推翻萨克森国王。在开始创作《指环》后不久，他便逃亡至苏黎世。他的创作灵感源自13世纪记录下来的德意志与斯堪的纳维亚传说，特别是《尼伯龙根之歌》、冰岛《埃达》和《沃尔松格萨迦》。对于一位渴望将松散分裂的德意志诸侯国联合成统一民族国家的革命者来说，这些素材再自然不过了。

瓦格纳以此为基础，塑造成了一个横跨四部“音乐戏剧”、总长达15个小时的关于神仙、英雄、矮人与巨人的宏大故事。故事始于尼伯龙根一族的矮人阿尔贝里希，在遭到莱茵少女的戏弄后，他毅然弃绝爱情，盗走了她们的黄金，并将其铸造成一枚拥有统治世界权力的指环。当众神之王沃坦从他手中夺走指环时，阿尔贝里希对所有拥有指环的人立下了毒誓。在终章《诸神的黄昏》中，这一系列的掠夺与诅咒最终导致了众神的毁灭。

瓦格纳对观众产生的影响，常被比作致幻药物。尼采将其比作“无休止地酗酒”；诗人夏尔·波德莱尔则将其形容为“鸦片带来的令人眩晕的幻象”。对大多数瓦格纳迷来说，音乐就是带他们入门的“毒品”。第一章《莱茵的黄金》在极具原始感的氛围中拉开帷幕，低音提摩吹响低沉的降E大调，仿佛预示着随后发生的一切。很快，音乐便描绘出奔流不息的莱茵河——这是全剧100多个“主导动机”之一。这些易于上口又不断演变的音乐片段贯穿整套剧目，用来提示、唤起并点评剧中的人物、思想与物件。剧中的角色不再演唱传统歌剧里那种单篇独立的咏叹调，而是通过绵延不绝的“无尽旋律”来抒发情感。

神话色彩浓厚却又复杂多面的人物，是第二剂令人上瘾的迷药。神力受限的众神之王沃坦化身为“流浪者”；他的女儿布伦希尔德以爱之名违抗了他的旨意；斩杀恶龙的英雄齐格弗里德，最终却发现并非那么完美无瑕。这部探讨爱与权力等抽象概念的作品，充满了如今看来极具游戏感的道具——实际上它们也确实被搬进了游戏里，比如能让佩戴者变身的“隐形头盔”（Tarnhelm），就出现在了游戏《暗黑破坏神II》中。

瓦格纳沉醉于思想，也用思想陶醉着观众。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曾写道：“他那个时代所有重要的哲学思潮……都在他的戏剧中留下了痕迹。”瓦格纳在创作文本和部分音乐时，受到了无神论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影响，后者认为爱能解放人类。革命失败后，瓦格纳备感幻灭，转而投向了以悲观著称的阿图尔·叔本华，后者奉行顺从与超脱。叔本华唯一保持乐观的就是音乐，他认为音乐揭示了“世界最深层的本质”。

在叔本华的影响下，瓦格纳放弃了《诸神的黄昏》原定的“费尔巴哈式”结尾——在原版中，布伦希尔德曾宣告了一个“没有统治者”的新世界；而在终版中，她在近四分钟几乎没有台词的音乐伴奏下自焚，与众神同归于尽。当幕布落下，你完全可以再花15个小时去讨论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瓦格纳比其他任何作曲家都更深刻地影响了音乐之外的艺术领域。开创牛仔小说先河的欧文·维斯特曾是一位疯狂的瓦格纳迷；詹姆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多次重申了剧中的特定意象和词汇；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也是如此。“主导动机”的运用更是深刻影响了电影配乐：想想《卡萨布兰卡》中的《时光流逝》，或是《星球大战》中各个角色的专属主题曲。

“整体艺术”（Gesamtkunstwerk）的概念是《指环》留下的另一笔遗产，它体现了瓦格纳渴望将诗歌、音乐和舞台视觉完美融合的野心，让人联想起古希腊悲剧的演出形式。他在拜罗伊特建成的节日剧院将管弦乐队隐蔽起来，使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舞台上，这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现代电影院的呈现方式。

在被《指环》折服的思想家当中，还包括美国黑人社会学家W·E·B·杜波依斯。在他看来，这部作品“为全人类重述了一个民族的苦难、胜利与惨败”。

然而，那些同样激情澎湃的“反瓦格纳派”则对这种迷魂药感到恶心。尼采虽然终生未能彻底摆脱这种瘾头，但他却在瓦格纳的音乐中听到了“节奏感官的彻底退化”，这与他所尊崇的生命力背道而驰。尼采对瓦格纳的反犹主义深恶痛绝，而恰恰是这种反犹倾向，后来让这位作曲家受到了纳粹的青睐，也因此疏远了一部分音乐爱好者。

如今，瓦格纳迷的数量正在萎缩。自2003年以来，国际瓦格纳协会的会员人数已减少了一半以上，降至1.5万人。然而，《指环》本身却变得越来越受欢迎。据演出信息平台Operabase的数据，在2020至2026年间，组成该剧的各部歌剧的演出场次比2000至2006年间增长了44%。

这或许是因为，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感觉到人类文明出了问题。尽管得到了纳粹的认可，但《指环》读起来更像是一个左翼的梦想，而非法西斯的狂想。瓦格纳既唾弃君主，又痛恨工业资本主义，这使他既是现代性的先驱，又是现代性的叛逆者。剧中，阿尔贝里希残酷剥削挖掘黄金的尼伯龙根矮人；而整个四部曲的终局，则展现了一个后神权时代——一个由爱而非法律和金钱主导的世界。

对于斯克鲁顿这样的保守派而言，这场革命并非发生在街头，而是发生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他写道，《指环》呈现了“一种由艺术取代宗教来表达并实现我们最深层精神渴望的愿景”。

赋予《指环》更强生命力的，还在于一个悖论：在不同导演的手中，《指环》具有极强的可塑性。瓦格纳的孙子维兰德·瓦格纳曾在拜罗伊特率先推出了极具抽象色彩的剧目，洗刷了这些作品与德国民族主义的牵扯。学者马克·贝里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与弃绝爱情密不可分）一直是各大舞台呈现的核心主题。在伦敦附近的格兰奇公园歌剧院上演的一部作品中，地球磁场成了被炼成电力的“黄金”，进而为社交媒体提供动力，反而将人类彼此隔离；而在拜罗伊特150周年纪念演出中，舞台意象甚至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这也引发了现场观众的嘘声）。

无论是作为革命者还是帝制拥护者，瓦格纳都不是自由主义者，因此他未能看到现代性在衍生出新缺陷的同时，其实也具备自我纠偏的能力。但只要人类依然无法实现那些高不可攀的理想，《指环》的旋律就将永远回荡。■

65. 尘封回忆录重现世间，还原核战争的血泪惨剧

原文标题：A long-lost memoir brings the horrors of atomic warfare to life

核心提炼

1945年广岛原子弹爆炸后，卫理公会牧师谷本清在炼狱般的废墟中幸存，其亲历故事曾被美国记者约翰·赫西写入名作《广岛》。如今，谷本清尘封已久的英文亲笔回忆录在赫西的档案中被重新发现。这份记录以目击者的凛冽视角，极为详尽地还原了皮开肉肉绽的幸存者、惨死的母婴等核爆惨状，同时也记录了信仰支撑下的微光与希望。

随着核爆幸存者（被爆者）相继离世，活生生的历史记忆正在消逝，而冷战时期的军控体系已然崩解，大国纷纷升级核武，全球核威胁加剧。此时这份回忆录的重见天日显得尤为重要。正如赫西所言，自1945年以来维持世界和平的并非“核威慑”，而是对广岛惨剧的深刻记忆。这份遗作再次警示世人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

正文

文化 | 战争与记忆 尘封回忆录重现世间，还原核战争的血泪惨剧 ——约翰·赫西名作《广岛》中的核心人物谷本清，亲自讲述他的亲历故事

1945年8月6日上午8点15分，原子弹轰炸广岛时，谷本清正在郊区帮一位邻居搬运家具。他躲在两块巨石之间，奇迹般地毫发无伤。随后，这位卫理公会牧师踏上了寻找妻子、女儿和教区信徒的惨烈旅程。

他遇到了如百鬼夜行般的人群，他们赤身裸体，皮肤从皮肉上剥落悬挂着。“人们双臂向前伸着，那姿势就像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珍贵的瓷器一样，”他在一份最新被重新发现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大约十个月后，广岛依然是一片废墟，一位身材高挑的美国记者拜访了谷本的家。这位记者表示，他想“从普通人的视角”调查原子弹的影响。谷本向他倾诉了自己的遭遇，而那位记者“倾耳细听，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

那年八月，《纽约客》杂志用了一整期的篇幅刊登了约翰·赫西（John Hersey）撰写的长文《广岛》。这篇文章后来集结成书出版，引起了巨大轰动。美国公众被迫去直面原子弹轰炸所造成的惨绝人寰的人道灾难。《广岛》一书也让谷本以及其他五位主要人物一举成名（尽管这一出版消息传回广岛已经是几个月后的事了）。

此后，谷本参与将该书合译成日语，并在全美展开巡回演讲。直到1986年逝世，他一生都在为和平与核裁军奔走呼吁。

如今，在轰炸过去80多年后，谷本的声音再次响彻世间。他在战前于亚特兰大的一所神学院深造，掌握了一手流利的英文，并用英文写下了这段亲身经历。在作者的孙子、艺术家加农·赫西（Cannon Hersey）与日本电影人前田拓（Nishimae Taku）为筹备一部新电影而查阅赫西的档案时，一份回忆录手稿赫然呈现在他们面前。

这份回忆录为这段历史留下了重磅的新史料，也是对赫西著作的重要补充。如果说赫西在《广岛》中展现的是成熟叙事者的节奏与技巧，那么谷本的《广岛，8:15》（Hiroshima, 8:15）则如目击者证言般，带有令人窒息的凛冽与真实。

他记下了挂在有轨电车上的白骨；记下了在自家废墟中发现的“明子和诚的白灰”；还记下了一个婴儿死死叼着母亲未被烧焦的乳头，而那位全躯已被烧得焦黑的母亲正渐渐死去。他回忆道，有一具严重烧伤的遗体，最终是“通过裤子的颜色图案和木履上的缎带”才得以确认身份。

他也伤感地描绘了惨剧中的短暂欢笑。几位神父发现了在爆炸巨浪中被烤熟的南瓜，打趣说这“比栗子还香”。

信仰支撑着谷本挺过难关。他将日本遭受的毁灭视为对其战争罪行的一种神圣惩罚，并立志要在战后的这片土地上传播基督教。他保有虔诚信徒的希望，时刻捕捉着黑暗中的曙光。在废墟中发现生长的茄子后，他摘下一颗带给了一位被迫摘除眼球的教徒。“看啊，这株茄子从灰烬中发芽，还结出了硕果，”谷本对她说，“我希望你也能像这株植物一样，战胜原子弹带来的苦难。”

这份回忆录的发现与出版可谓正当其时。广岛和长崎的“被爆者”（幸存者）正在悄然离世：目前幸存者仅剩九万余人，且大多数人在参战期间还只是幼童。随着活生生的历史记忆渐渐褪色，核裁军的梦想正变得日益遥不可及。

冷战时期的军控体系已经瓦解。大国在迎战新一轮竞争与冲突的过程中，正在全面升级其核武库；越来越多的国家甚至在盘算着拥有自己的核武器。

赫西对这种动态早已洞若观火。正如他在发表那篇里程碑式报道40年后接受采访时所言：“我认为，自1945年以来让世界免受核武器毁灭的，并非人们出于对特定武器的恐惧而产生的所谓‘核威慑’，而更多的是记忆——是对广岛惨剧的历史记忆。”

66. Noma的“摇滚明星主厨”时代宣告终结

原文标题：The rock-star chef is off the menu at Noma

核心提炼

全球最著名的北欧高端餐饮代表餐厅Noma在经历了一系列风波后再次重张，并试图重塑其厨房文化。此前，该餐厅主厨雷内·雷哲毕（René Redzepi）被曝曾虐待员工，轰动餐饮界。本次重张，Noma不仅放弃了米其林星级认证，雷哲毕也退居幕后担任“创意总监”，不再亲自执掌厨房。

这一转变反映出整个餐饮业风向的巨变。过去，以脾气暴躁著称的“摇滚明星主厨”深受追捧；如今，影视作品和大众舆论开始反思这种有毒的厨房文化。与此同时，经历疫情后的行业劳动力短缺，使年轻厨师拥有了更多议价能力，迫使餐厅改善工作环境。Noma新任厨房领导层已开始推行缩短工时、动态调整菜单以减轻压力，并共享琐碎杂务。如果这种温和的新文化能持续下去，那些无法控制脾气的主厨或许将彻底被现代厨房所淘汰。

正文

Noma的“摇滚明星主厨”时代宣告终结

享誉全球的顶级餐厅Noma正试图重塑其厨房文化。

提及Noma，几乎无人不知。这家北欧高端餐厅总是大胆地向饕客提供鸭头挖脑、生吃带蜗牛沙拉等前卫料理。自2003年创办至今，Noma经历过无数次变迁：从哥本哈根的大本营（其间搬迁过一次，停业过两次），到前往洛杉矶和东京开设限时店。8月5日，Noma在哥本哈根的原址重新开业。

然而，比起频繁的跨国奔波，餐厅内部经历的震荡更为剧烈。今年3月，《纽约时报》曝光称，主厨雷内·雷哲毕（René Redzepi）在2009年至2017年冲击米其林三星期间存在虐待员工的行为。（雷哲毕对此回应称，他不“完全认同报道中的所有细节”，但感到“深切抱歉”，并已“努力做出改变”。）

如今，重张开业的Noma既没有米其林星级加持，也失去了它的明星主厨。雷哲毕现在的身份是“创意总监”，不再亲自站在一线把关出菜。

曾经，“摇滚明星”般的主厨即便脾气暴躁也会受到推崇。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大众极度追捧充满阳刚攻击性的厨师风格：英国名厨马可·皮埃尔·怀特（Marco Pierre White）会把不听话的下属扔进垃圾桶里“关禁闭”；戈登·拉姆齐（Gordon Ramsay）则凭暴脾气和把人骂成“傻瓜三明治”而声名大噪；安东尼·波登（Anthony Bourdain）的自传《厨房机密》更是将厨师群体刻画成一群特立独行的狂徒。但在当时，这种厨师形象不知为何却显得极具魅力。

而现在，影视作品对厨师的刻画已日趋成熟。今年6月完结的热播剧《熊家餐馆》（The Bear）就讲述了一位才华横溢却饱受精神创伤的主厨（剧中隐喻他曾在Noma工作过）。本月上映的波登传记片《托尼》（Tony）将展现他在地狱般的高压厨房中成长的岁月。在即将播出的纪录片集中，怀特、拉姆齐和赫斯顿·布鲁门塔尔（Heston Blumenthal）三位名厨也将反思他们当年的“争斗、决裂与恩怨”。

在荧幕之外，厨师们也在呼吁改善工作环境。纽约米其林餐厅Dirt Candy的主厨阿曼达·科恩（Amanda Cohen）指出，现在的年轻厨师对工作环境有着更高的预期。过去，厨师们为了“丰富履历”愿意忍受恶劣的厨房环境，但如今他们有了更多的筹码。例如在疫情期间，美国有120万餐饮从业人员选择离开该行业。

就连Noma也在顺应这一趋势。将与主厨巴勃罗·索托（Pablo Soto）共同领导厨房的梅特·布林克·瑟贝格（Mette Brink Soberg）表示，Noma正在推行更短的工作时长。餐厅正用滚动更新的菜单取代原本的三大季节性固定菜单，以减轻员工的工作压力和重复劳动。此外，像给南瓜去籽这类枯燥乏味的琐碎杂务，也将由大家共同分担。

这种温和友好的人性化环境能否持久？餐饮业始终是个高压行业，而Noma更是时刻处于聚光灯下。但如果这里的厨房文化真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那些依然适应不了这种“新温情”的主厨们，恐怕只能跟随雷哲毕的步伐，彻底离开厨房了。

67. 好莱坞的新新迷恋：姐弟恋风潮

原文标题：Hollywood’s latest obsession: older women and younger men

核心提炼

近年来，“女大男小”的姐弟恋正在好莱坞影视作品中频繁出现，从《你的想法》、《宝贝女孩》到《我想要你的性》，此类题材屡见不鲜。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趋势不仅存在于荧幕之上，也在现实生活中悄然成风。数据显示，美国同居未婚情侣中“女方年长”的比例显著上升，交友软件上追求年长女性的年轻男性数量也急剧增加。

这一现象背后有多重因素驱动：名人示范效应破除了世俗观念；大众对女性性自主和真实欲望有了更深理解；以及更深层次的社会与人口结构变化——年轻男性在经济和政治立场上面临挑战，但在亲密关系中能为年长女性提供更高的情感与生理满意度。同时，在当下讲究知情同意的约会文化中，年长女性的主导力与明确态度也让缺乏安全感的年轻男性感到放松。不过在影视作品与现实婚姻中，年轻男性往往只是女性实现自我蜕变或事业突破的催化剂，而非长久定所。

正文

埃里卡·特雷西（Erika Tracy）是一位三十多岁、风格大胆的当代艺术家。她的助手埃利奥特（Elliot）今年23岁，留着一身邋遢的形象，拿着一个毫无用处的“新媒体”学位，还有一个对他爱答不理的女友。因此，当埃里卡决定将他纳为下属兼“性爱缪斯”，让他穿上粉色内衣并在地上爬行时，埃利奥特欣然顺从。“和你在一起，我根本不需要做任何决定。这种放弃控制权的感觉让我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他滔滔不绝地感叹道。“我知道，”埃里卡回答说，“不客气。”

《我想要你的性》（I Want Your Sex）是好莱坞近年来日益频繁讲述的“熟女与鲜肉”故事的最新版本。想想《你的想法》（The Idea of You），讲的是一位离异画廊主与男子乐队明星之间意想不到的情缘；或是《宝贝女孩》（Babygirl），讲述了一位女性首席执行官对其实习生不同寻常的管理方式。你可能还记得《梦》（Dreams，关于一位名媛与无证墨西哥移民的绯闻）、《弗拉基米尔》（Vladimir，一位女教授对年轻男同事的迷恋），或是《布里吉特·琼斯：为男孩发狂》（Bridget Jones: Mad About the Boy，看标题便知端倪）。甚至连《熟女庄园》（MILF Manor）和《吸引力法则》（Age of Attraction）等真人秀节目也纷纷加入这一阵营。

不可否认，这种互动模式几十年来一直让编剧们痴迷。在1967年的电影《毕业生》（The Graduate）中，罗宾逊夫人（观众甚至从未知道她的名字）是一个近乎卡通化的风骚熟女，这一角色奠定了迷人熟女的经典雏形。1999年的《美国派》（American Pie）塑造了一位丰满性感、被称为“史蒂夫老妈”的性感尤物。像《熟女镇》（Cougar Town）这样的剧集，则将拥有年轻男友的刺激感戏剧化地呈现出来。

但当前趋势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类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也正变得越来越普遍。2023年，在美国家庭中未婚同居的异性恋伴侣中，女方年龄较大的占22%，高于1995年的14.5%。去年，约会网站 Match.com 对美国单身成年人展开的一项调查发现，30%的男性曾与比自己大至少十岁的人约会过。在专为“好奇人士”设计的约会应用 Feeld 上，73%寻找年长女性关系的男性年龄在18岁至25岁之间，高于两年前的65%。该公司表示，这是“我们观察到的最清晰的变化之一”。

女性对此感受尤深。最近在巴黎的一个夜晚，一位59岁的女性表示，在过去几个小时里，有9名男性在另一款应用 Hinge 上向她搭讪。其中4人二十多岁，年龄最大的一个也才42岁。（“这让人觉得既成熟又合理。”）她估计，给她发信息的男性中至少有四分之三在40岁以下。

无论是在影视娱乐领域还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趋势背后的原因何在？

答案有几点。一是名人效应的影响。2005年，当黛咪·摩尔（Demi Moore，时年42岁）嫁给阿什顿·库彻（Ashton Kutcher，时年27岁）时，曾引发轰动。但如今，包括克里斯·詹纳（Kris Jenner）、詹妮弗·洛佩兹（Jennifer Lopez）、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和麦当娜（Madonna）在内的许多特定年龄段的知名女性都曾与年轻男性约会过。

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对性观念的理解更加深刻：简而言之，这就是许多女性内心的真实渴望。研究机构金赛研究所（Kinsey Institute）的贾斯汀·莱米勒（Justin Lehmiller）在一本于2018年出版的著作中对美国异性恋群体进行了调查。他发现，64%的中年女性至少考虑过一次与比自己年轻的男性发生关系，13%的人经常对此产生幻想。

色情行业的数据表明，这同样也是许多男性的渴望。成人影片制作人兼行业播客主持人霍莉·兰德尔（Holly Randall）指出，在黄色杂志和DVD时代，少数导演和发行商扮演着把关人的角色。“十五、二十年前根本没有‘熟女’（Milf）这个概念，”她曾说，“当你到了28岁左右，你就过气了，职业生涯就结束了。”然而事实证明，大众的性欲望远比那些把关人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去年，“熟女”是 PornHub 上搜索量第二高的词汇。像 OnlyFans 这样的成人内容平台允许任何（达到法定年龄的）模特开店运营。兰德尔表示，一些五十多岁和六十多岁的女性在平台上“经营得极其风生水起”。

更广泛的人口结构趋势可能也在“女大男小”的匹配中发挥着作用。许多富裕国家报告称，男女受教育程度存在巨大差距。这体现在就业前景和收入上：20岁至24岁未在学、未就业且未在求职的男性比例正在上升。年轻男女的思想观念也在分化，随着年轻男性立场向右倾斜，女性正变得更加自由化。

年轻男性对同龄女性的吸引力可能有所下降。但对年长女性而言，年轻男性虽然缺乏社会和经济资本，却能在卧室里弥补这一不足（而且不需要借助伟哥）。2024年一项小样本研究发现，与拥有同龄伴侣的女性相比，伴侣比自己小7到10岁左右的女性幸福感更强，对性的自信心也更高。

最后一个原因可能在于近期的社会运动。在当今提倡谨慎、讲究知情同意的约会文化中，一些年轻男性对追求女性的规则感到茫然。在 Match.com 的研究中，72%的 Gen Z（Z世代）受访者表示“在采取第一步行动时更为被动”（相比之下，整体受访者这一比例为63%）。许多人害怕当众被拒绝。

在《弗拉基米尔》中，那位已婚女教授怀念起男女追逐中的不可预测性与火花。她告诉她的学生们，当浪漫充满危险时，它才更令人心潮澎湃。那种“让你受了点伤——我是说情感上——的恋爱，在合理范围内，其实挺有意思的”。至少在荧屏上，年长女性通常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且她们敢于主动表达。

然而，在好莱坞电影中，就像在现实婚姻中一样，年轻男性很少被视为长久稳定的伴侣。（问问黛咪·摩尔就知道了，她现在已经离婚了。）民调机构皮尤（Pew）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自2000年以来，女性比男性大至少三岁的美国异性恋婚姻比例一直维持在10%左右。相反，年轻的伴侣往往只是女性实现自我蜕变和事业成功的催化剂。在《我想要你的性》中，埃里卡将她和埃利奥特自制的性爱录像带做成了艺术装置，并设计圈套让他配合演出，以挽救自己的事业。而当《弗拉基米尔》中的教授终于和她迷恋的帅哥共度良霄后，她意识到，性本身并不是重点。重点在于，那种“拥有欲望的感觉让人精神焕发……它赐予了我这个，”她指着自己新书的手稿说道。

所以，年轻的帅哥们，可要当心了。

68. AI 陪伴式玩具给儿童带来的隐忧

原文标题：The problem with AI companion toys for children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一项最新研究发出警告：人工智能（AI）陪伴式玩具可能会损害儿童的社会情感发展。虽然这些能即时回应、百依百顺的智能玩具看似能替代容易上瘾的电子屏幕，但专家指出，这种“无限顺从”的交互犹如在精神上给孩子喂食垃圾食品。

儿童的脑发育需要社交中的“微摩擦”——如玩具争抢、被拒绝等挫折体验。正是在这种不完美的互动、冲突与和解中，孩子才能学会情绪调节、韧性与共情能力。而永远温和、顺从的 AI 玩具会剥夺孩子获得这种“精准神经营养”的机会，使其未来难以应对真实的社交关系。

专家强调，父母切勿将 AI 当作亲子育儿的替代品。在 AI 时代，人类最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恰恰是共情力与社交韧性，而这一切都始于家庭生活中那些充满噪音、吵闹与混乱的真实人际互动。

正文

全文翻译

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正抱着用软绒面料包裹的机器人玩具。“你想和我做最好的朋友吗？”他问道，语气里带着几分在游乐场里试图交朋友时的谨慎。“哦，卡森！我太愿意做你的好朋友了！”玩具发出了热情的 responses。小男孩看起来开心极了。“你想抱抱吗？”他又问。“只要你想，我随时都可以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玩具回答道。

这个名叫 Gabbo 的玩具是一款由硅谷初创公司 Curio 开发的 AI 陪伴玩偶。该系列的其他产品还包括小熊、小狗，以及一只穿着芭蕾舞裙的咖啡杯。还有一只名为“林纳斯教授”的香蕉蛞蝓，它能够“帮孩子解答棘手的作业难题，在学校生活不如意时安抚情绪，还能陪孩子聊任何感兴趣的话题”。

对于那些试图安抚年幼孩子的父母来说，AI 陪伴玩具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能替代 YouTube 或电子游戏等容易让人上瘾的数字化娱乐。然而，芝加哥大学外科与儿科学教授达娜·苏斯金德（Dana Suskind）却认为，家长们应对这种技术保持警惕。

在她撰写的新书中，苏斯金德提出了坚定而理性的主张：育儿这项工作必须由人类来完成，而非 AI。她指出：“给孩子提供一个‘百依百顺’的 AI 伙伴，在社会情感层面，就等同于每顿饭都只给孩子吃冰淇淋和饼干。”

她在书中描述了早期的互动方式如何为孩子一生的社交能力奠定基础。“塑造儿童的大脑”需要“精准的神经营养”（“食物”是书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类比）。这是一种“由语言、情感共鸣和社交信号构成的复杂组合”，涵盖了从眼神接触、面部表情、笑声，到预期落空和延迟回应等方方面面。正是这些互动共同帮助孩子建立依恋关系，并学会必要的社交技能。

因为当孩子与成年人或同龄人互动时，他们会经历“微摩擦”（例如争抢玩具，或是被父母拒绝）。她认为，这些不完美的互动并不是人际交往中的缺陷，而是“极具建设性”的体验。正是这些经历锻造了一个人的韧性与耐心。真正的友谊从来不是“建立在永恒的和睦之上，而是建立在冲突与解决冲突的过程之中”。

相比之下，AI 玩具提供的则是无休止的和谐。它们极尽谄媚之能事，顺从玩伴所说的一切。苏斯金德教授感到担心的正是：如果孩子们在成长塑造期始终是在向人工大脑学习并模仿它们，他们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一个伴随着能提供快速、可靠且永远阳光的回应的“伙伴”长大的孩子，可能根本无法应对未来的人生。他们无法在情绪调节方面构建必要的“神经结构”，而这必将影响他们未来的社会关系。

此外，还存在一个由谁来给这些玩具编程的问题。在中国，AI 玩具会输出官方意识形态；而在西方，芭比娃娃和风火轮的母公司美泰（Mattel）也在去年宣布与 OpenAI 达成合作。然而，许多人对其安全性感到担忧。OpenAI 目前正面临多起诉讼，指控其 ChatGPT 服务给出了有害的建议。

苏斯金德教授并不完全反对在童年时期引入 AI，但她坚决反对家长将 AI 当作亲子互动的替代品。她在书中写道，让 AI 陪伴玩具来讲睡前故事是个坏主意，因为这剥夺了孩子获得多感官体验的机会，也剥夺了他们在协商日常规矩时所经历的“有益的拉扯”。但是，让 AI 推荐一本孩子可能喜欢的书，或者让它创作一个故事再由你亲自读给孩子听，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她还希望家长们能更深入地思考 AI 时代的育儿本质。她提出疑问：当 AI 在事实记忆、模式识别和分析效率方面大放异彩时，孩子们是否真的还需要苦练多年去掌握这些技能？如果未来人类最需要的技能是共情力、社交韧性、创造力和情感联结，那么由“还算合格的父母”抚养出来的“并不完美的孩子”，将变得至关重要。

这本书并未深入探讨随着 AI 技术进一步完善可能会发生什么。但我们不难想象，AI 陪伴者未来可能会走进拥挤的课堂，如果应用得当，这或许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同时也有理由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AI 玩具可能会学会并复制人类互动中那些更为繁杂的细节，从而以一种能帮助孩子在人类社会取得成功的方式来训练他们。

最终，AI 陪伴者甚至可能比现实中的父母做得更好。在极其严重的虐待或忽视案例中，是否会有人主张剥夺亲生父母的抚养权，将孩子托付给机器人照顾者？

不过，《人类抚育》（Human Raised）探讨的是当下的现实。最重要的是，苏斯金德教授呼吁读者去享受童年时代特有的喧闹。作为八个孩子的混合家庭的母亲，她断言，成年人应该享受那些混乱与喧嚣、打扰与吵闹的争执。这些正是“我们这个物种自我关爱声音”。

如果家长每一次都靠电子设备去平息孩子的发脾气，每一次开车都听凭车厢内一片寂静，那么在这一分一秒中，父母正在逐渐丢失自我，也丢失了人性的温度。

69. 贝蒂·萨尔：让废弃之物重获新生的艺术先驱

原文标题：Betye Saar believed thrown-out objects should have a second life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美国著名组合艺术（Assemblage Art）家贝蒂·萨尔（Betye Saar）于2026年7月22日逝世，享年99岁。萨尔擅长从二手市场和废品中搜寻旧物，将破损的饰品、旧照片、鸟笼等赋予第二次生命。作为一名拥有黑人、爱尔兰和肖克托族血统的女性艺术家，她将种族历史与个人记忆融入创作，黑人奴役史与刻板印象成为其核心创作主题。

其1968年的代表作《阿姨杰迈玛的解放》，将温顺的黑人保姆形象改造为手持步枪与手榴弹的战士，深刻挑动了美国社会的神经，使其在黑人艺术运动中名声大噪。萨尔的作品兼具政治批判力与神秘主义色彩，常融入占星、塔罗及非裔传统信仰。她深信废品蕴含着前主人的灵魂与力量，通过艺术重组，将历史的沉重转化为直击心灵的视觉绝响。

正文

全文翻译

废品变艺术：贝蒂·萨尔与废弃之物的重生

在贝蒂·萨尔眼中，万物皆有灵。每当她流连于庭院售卖和跳蚤市场，总有些东西能一下子抓住她的目光，仿佛在开口请求被重新利用——或许是一条断裂的项链，一把生锈的匕首；或许是一块木头边角料、一截废彩布，甚至一块电路板；又或是一只崩了角的猫咪陶瓷摆件，一捆旧明折信。“直觉”总能指引她找到这些东西。在她看来，这些被遗弃的旧物并未真正死去，它们凝聚着前主人的灵魂与力量，不断向她低语：“用我来做艺术吧。”

于是，她照做了。

萨尔从小便是如此。她在洛杉矶当时的瓦茨社区长大，小时候就喜欢在院子里搜寻彩色珠子、废纸屑或别人遗落的玩具。只要她收拾得整整齐齐，母亲就不会把它们扔掉，于是这些废品便成了她悉心保存的宝藏。彼时，著名的“瓦茨塔”正在小镇上拔地而起，那些由奇幻水泥和管道构成的巨塔，表面贴满了破碎的陶瓷和玻璃片。在小萨尔眼里，那是童话里的魔法城堡。一个名叫西蒙·罗迪亚的男人，竟能用所谓的“垃圾”创造出如此美丽的东西，那她也一定能做到。

不过，有些物品对她的呼唤比其他东西更为强烈。生锈的鸟笼、粗重的铁链、破旧的绳索、磨损的闹钟；老式三桅帆船模型，以及高高举起、仿佛陷入绝望的看相手模。这一切都在声讨着奴隶制，散发着一种让她肌肤都能感触到的历史重负。她的作品《黑暗航行》是一个砖头大小的木盒，打开后，一侧是黑奴船拥挤装载人员的草图，另一侧则是非裔木雕——一个直立沉睡的男子，其脑海中依然盘旋着彩色电线构成的璀璨梦境。奴隶制在黑人心灵深处留下的烙印，成为了她创作中最核心的主题。

其中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她对“黑人保姆”（Mammy）形象的再创造。在20世纪60年代的二手摊位上，这种形象随处可见：她们体态臃肿、笑容满面，系着围裙、戴着头巾，随时准备为白人收拾屋子、照看孩子。她们出现在罐子、小塑像、铁盒、玩偶上，甚至印在煎饼粉包装袋上作为招牌笑容。

作为一名拥有黑人血统（同时也兼具爱尔兰和肖克托族血统）的女性，萨尔在充满怒火的1968年决定改造这一形象。她选中了一个拿着扫帚的“杰迈玛阿姨”金属备忘纸夹，在她的另一只手里塞进了一支步枪，扫帚夹腋下还藏了一枚手榴弹。那张带着巨大猩红色嘴唇的笑脸瞬间变得令人胆寒；她穿着拖鞋的双脚立于棉桃之中；围裙上展示的一张明信片原本画着她抱哄白人哭闹小孩的场景，如今却被一个黑人权力（Black Power）的抗争拳头遮盖了一半。作品的标题说明了一切——《阿姨杰迈玛的解放》。

这件小巧的作品触动了全美敏感的神经，也终于让贝蒂·萨尔确信自己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在此之前，她制作的“小玩意儿”大多是送给家人的礼物，或是用于她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修读设计课程时加入的艺术家圈子。（在20世纪40年代，黑人申请者往往会被劝离纯艺术领域，但她至少能帮人们挑选窗帘。）凭着一股韧劲，她自学成为了版画师、画家和珐琅工匠，这些技能为她日后的组合艺术背景打下了极其宝贵的功底。她知道自己擅长这些，但直到“杰迈玛阿姨”让他在黑人艺术运动中声名大噪，并在1974年获得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的奖学金和资助后，她才真正将自己视为一名专业艺术家。

那个手持枪械的黑人保姆，也为她确立了一生的创作主题。20世纪90年代，她开始收集旧搓衣板，将其一件件进行严厉的解构与重塑。有些搓衣板与挂锁错落结合，构成了她的《命运之塔》；在作品《阳光地带（在阴暗面）》中，一块“阳光地带”牌搓衣板上，装饰着一个黑人洗衣妇的走马灯和一张模糊的私刑照片；而在《失去的无辜》中，一件精致的复古洗礼袍裙摆上，被缝上了写有“黑人幼仔”、“焦油娃娃”等种族歧视标签的布贴。萨尔曾回忆起自己看到一位非裔酋长用臣民头发装饰的斗篷时的感受，那种感觉就像触电一样。她希望自己的这件袍子也能给人带来同样的震慑。

即便是绣花手帕——比如她从最爱的哈蒂阿姨那里继承的大铁皮箱里的那些（她当然把里面的东西全部保留了下来）——也能被注入被困顿生活所笼罩的悲伤。对此，她深有体会。作为自称的“黑人资产阶级”一员，萨尔并不贫困，较浅的肤色也赋予了她某种优势。尽管如此，她最早期的作品之一《黑人女孩的窗口》依然以此为题。作品中，一个煤炭般漆黑的女孩从一个旧窗框的下半部分向外张望；在她上方较小的窗格里，镶嵌着月亮、星星、骷髅以及她的星座——狮子座。她紧贴在玻璃上的双手也布满了占星符号。这一切似乎都在发问：即便是这样一个敢作敢为的狮子座女孩，又究竟能有什么样的未来？

塔罗牌、看相、随机落下的扑克牌，都让她着迷；魔法同样令她兴趣盎然，海地和非洲之行更强化了这种兴趣。她并非想亲自施展巫术，而是希望自己的艺术能够唤醒一种神秘的力量。她创作的“祭坛”系列犹如为随机救回的小塑像搭建的神龛，周围点缀着蜡烛和庇佑之眼，仿佛正在举行某种仪式。她对一种名为“避鬼蓝”（haint blue）的深蓝色产生了持久的热爱，这种颜色据信能驱走鬼魂。

在她90多岁时，她以旧划艇为灵感创作了两幅大型悬挂作品：《滑入深夜》与《漂向黄昏》。两件作品均被“避鬼蓝”色的海洋与天空所包围。前者是一条黑奴划艇，载着托举祈求的黑色陶瓷双手；后者则载着装有骨头和树枝的鸟笼，是对大自然一份平静的致敬。这些舟船象征着过渡——从一处到另一处，也从较低的生命状态升华至更高的境界。

她喜欢在工作时思考这些。伴随着达能博士汽水和西瓜块给提供的能量，她在工作室里替换着一件又一件物件，且更喜欢在宁静中创作。然而，周围始终环绕着各种声音。有些来自她在劳雷尔峡谷居住数十年的邻居；更多声音——有时甚至汇聚成一片喧嚣——则来自她工作室里那些饱经沧桑的宝贝，每一个都在恳求她，赋予它们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