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中文译刊｜2026-09-11｜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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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完整版共收录 70 篇译文，按原刊顺序排列。

1. 全球政治动态一周看点

原文标题：Politics

核心提炼

本周全球政治局势波谲云云。在欧洲，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狂揽44%选票，创下历史最佳战绩，德国总理梅尔茨坦言这一结果极其震撼；塞尔维亚为波黑二战后最严重屠杀案的主犯举行盛大葬礼，引发欧盟强烈谴责；匈牙利则驱逐了10名俄罗斯外交官，对俄态度显著转硬。中东战事呈升级态势，美伊爆发多轮互相袭击，伊朗国内因遭遇封锁不得不上调汽油价格，胡塞武装则对沙特多座城市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美俄乌三方虽有接触但毫无实质突破，俄军随后恢复了对基辅的轰炸。拉美方面，阿根廷重申福克兰群岛主权并起诉相关外企，英国政府则强调对岛民意志的支持“坚定不移”。美国国内，共和党破例在非大选年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特朗普许诺若能保住国会控制权将向全体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补贴。

正文

政治｜本周全球政治动态（2026年9月10日）

德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AfD）在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议会选举中斩获了44%的选票，打破了该党历史上的最高得票纪录。目前，该党距离二战后首次执掌德国州政府仅有一步之遥。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直言，这一选举结果无异于一场“地震”。他所在的基民盟得票率急剧下滑至仅17%。尽管选择党尚未取得绝对多数席位，且建制派政党已明确拒绝与其合作组阁，但该党仍可能通过与新崛起的“撒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SW）达成协议来夺取政权——这是一个小型民粹主义政党，在亲俄和反移民立场上与选择党高度契合。

美国特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和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先后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会谈。美方宣称推动和平进程迎来了“新契机”，但双方并未对外公布任何实质性成果。俄军此前在美方特使停留基辅期间暂停了对该市的空袭，但特使离境后便立即恢复了猛烈轰炸。此后不久，一架无人机据报在摩尔多瓦境内发生爆炸，导致正在前往挪威参加国王哈拉尔葬礼的泽连斯基行程受阻。

俄罗斯与朝鲜开通了首条跨国公路连接通道。该大桥横跨图们江，距离俄罗斯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约200公里（125英里）。两国官方均表示，该通道开通旨在促进旅游业发展并改善货物运输，但外界普遍推测，俄罗斯可能利用该通道加快接收朝鲜输送的武器装备。

匈牙利政府以从事“不可接受的活动”为由驱逐了10名俄罗斯外交官。在亲俄的前总理欧尔班下台后，新政府对俄态度明显转硬，此次驱逐行动再次印证了这一变化。尽管匈牙利方面强调驱逐外交官并不等同于断绝外交关系，但俄罗斯回应称，对“反俄势力”的反制措施将是“严厉且痛苦的”。

在塞尔维亚，数千人聚集在一起，为前波黑塞族武装司令拉特科·姆拉迪奇（Ratko Mladic）举行葬礼。姆拉迪奇此前因主导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致8000名波斯尼亚穆斯林男子和男童遇害）以及对萨拉热窝实施长达数年的围困而被判处终身监禁，最终在联合国法庭的医院中离世。贝尔格莱德民众对姆拉迪奇表达的深切哀悼遭到了欧盟的强烈谴责，欧盟称这种“美化战争罪犯”的行为在申请加入欧盟的国家绝不应有立足之地。与此同时，塞尔维亚政府已请求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Aleksandar Vucic）宣布提前举行大选。此前，2024年发生的火车站顶棚坍塌事故造成16人死亡，引发了长期针对武契奇及其政府的抗议示威。武契奇自2017年起担任总统，但他目前有意再次竞选总理——他曾在2014至2017年间担任过这一职务。

欧盟宣布将再向格陵兰提供2亿欧元（约合2.35亿美元）资金，用于支持当地多个投资项目。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访问这一丹麦属地期间承诺：“格陵兰完全可以信赖欧盟。”与此同时，唐纳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传了一张将美国国旗叠加在格陵兰、冰岛等国版图上的图片，冰岛政府随后召见了美国驻冰岛大使，要求美方对此作出解释。

英国政府重申，对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居民希望保持英国属地身份的意愿提供“坚定不移”的支持。此前，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再次强调了阿根廷对这片距离其海岸线480公里（300英里）的群岛的主权要求。随后，阿根廷政府对一家参与该群岛近海石油开发项目的以色列公司提起刑事指控，声称群岛周边的一切石油资源均归阿根廷所有。1982年，阿根廷军事独裁政权曾出兵入侵这些历史上从未属于阿根廷的岛屿，从而引发了与英国的战争，并最终战败。在2013年举行公投中，99.8%的福克兰群岛选民投票支持继续留在英国。

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双方爆发多轮袭击。在伊朗对美军一艘军舰发起打击后，美军随即对5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其中4艘位于阿曼湾，1艘位于哈尔克岛附近。作为报复，伊朗向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发射了导弹，并宣称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2艘美军舰艇和8艘油轮。伊朗警告称，若美方继续发动袭击，伊方将作出“更快、更猛烈、更痛苦”的回应。此外，伊朗政府宣布，每位车主每月超出110升配额以外的汽油购买价格将翻倍，这表明美军对伊朗炼油厂的打击以及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已初见成效。在伊朗，汽油享有高度财政补贴，属于极具政治敏感性的物资。

也门胡塞武装（受伊朗支持的叛军）对沙特阿拉伯的4座城市发动了袭击，目标包括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吉赞市的一座大型炼油厂，造成70多人受伤。沙特阿拉伯誓言将发起报复。据报道，已与沙特结成军事同盟的巴基斯坦已向伊朗发出警告，要求其约束胡塞武装这一盟友。

英国外交大臣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与其他国家协调配合，宣布对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制裁。尽管英国与这些定居点之间的直接贸易极其有限、制裁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米利班德仍强调，英国无意孤立以色列，并将继续与“绿线以内的以色列”保持正常贸易往来。外界普遍分析，此举的主要目的是遏制工党内部穆斯林选民向绿党流失的趋势。作为报复，以色列方面表示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William Ruto）向在该国经营小型企业的外国公民发出警告，限期90天确认其在肯合规合法，否则必须停止营业。鲁托此前曾表示，所有外籍“流动小贩”必须在9月7日前离境，以保护本国商贩的利益。这一表态引发了针对外籍摊贩的私刑袭击，也在移民群体中引发了恐慌。

在多哥的倡议和推动下，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使用能够更准确反映非洲大陆真实面积的新版地图。几乎所有会员国均表态，将鼓励逐步淘汰传统的墨卡托投影地图——这种地图会导致赤道附近的国家看起来比高纬度地区同等面积的区域小得多。美国是全场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国家。

美国共和党人在11月中期选举前夕齐聚达拉斯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党代会通常只在总统大选年召开，但特朗普借此机会召集了“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阵营的势力，并为多位选情胶着的参选人站台造势。特朗普还许诺，如果共和党能够保住对国会的控制权，将向每一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若该政策真的付诸实施，财政成本将高达1.3万亿美元。此外，詹姆斯·戴维·万斯（J.D. Vance）正准备发表主旨演讲，并暗指自己应当成为共和党2028年总统大选的提名人选。

2. 讽刺漫画：9/11事件如何为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任期“赋能”

原文标题：Cartoon: How 9/11 empowers Donald Trump’s presidency

核心提炼

本篇选自《经济学人》“本周全球概览”栏目的新闻讽刺漫画（发表于2026年9月10日），以轻松幽默的视角剖析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对唐纳德·特朗普执政的深远政治影响。作品的核心观点指出，“9/11”事件后美国社会所塑造的国家安全焦虑、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以及极化政治的升温，在客观上为特朗普的执政风格与政策主张提供了政治土壤与合法性依据。通过视觉讽刺的形式，漫画揭示了这场历史悲剧如何被重新解读与运用，进而演变为重塑当代美国政治格局、巩固其总统权力的重要工具。

正文

讽刺漫画：9/11事件如何为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任期“赋能” 本周全球概览 讽刺漫画：9/11事件如何为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任期“赋能” 轻松看新闻 2026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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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truth and the lies about Islam in Europe

原文标题：The truth and the lies about Islam in Europe

正文

[TITLE] 欧洲伊斯兰问题的真相与谎言

[Summary] 核心提炼 当前欧洲对伊斯兰教的恐慌正日益蔓延，极右翼势力趁机打着“伊斯兰化”的幌子兜售种族主义和排外主张。然而，事实与极右翼的宣传大相径庭：穆斯林仅占欧洲总人口的6%，其生育率正逐渐与本土居民收敛，并不存在所谓的“伊斯兰吞并”或“文明抹杀”。绝大多数穆斯林移民渴望融入当地社会，而非重塑当地文明。

欧洲真正的危机在于两极分化的政治生态。一方面，伊斯兰主义（主张将宗教教义贯彻于国家治理的政治意识形态）通过渗透局部社区和公共机构，侵蚀世俗规则、女性及少数群体的权益；左翼与中立派政治家则因担忧被扣上“种族主义”帽子而选择漠视或沉默。另一方面，极右翼借机散布阴谋论，甚至主张强制驱逐等极端政策，这反而阻碍了社会融合，将更多穆斯林推向极端阵营。

破解困境的关键在于主流政客必须打破禁忌，勇于发声：既要严厉打击极端主义和非法渗透，保护言论自由，又要坚决抵制针对穆斯林群体的泛化攻击与歧视。

[CONTENT] 全文翻译

欧洲伊斯兰问题的真相与谎言 伊斯兰教本身并无大碍，真正危险的是伊斯兰主义以及对伊斯兰教的盲目恐慌

对欧洲伊斯兰化问题的恐慌正在加速蔓延。在数个欧洲国家，已有半数民众认为伊斯兰教与西方价值观水火不容。9月6日，极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斩获44%的选票，创下该党在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纪录。该党大肆警告“伊斯兰化”危机，并承诺将实行强制驱逐。同一个周末，数百名面戴巴拉克拉法帽的极右翼暴徒占领了英国多佛港，高喊“阻击难民船”和“基督为王”的口号。在法国，玛丽娜·勒庞提出禁止在公共场所佩戴伊斯兰头巾的倡议，获得了60%选民的支持。

这种偏执情绪甚至在西方世界泛滥。如今的恐慌焦点已不再是类似“9·11”事件中的恐怖分子，而是担心伊斯兰势力正企图从内部接管欧洲。特朗普政府内部官员甚至警告将发生“文明抹杀”。这种错误认知不仅在损害跨大西洋关系，更是脱离了事实真相。欧洲根本没有面临伊斯兰教的接管，没有出现穆斯林的大规模极端化，也没有面临本土文化的被抹杀。

深入的调查研究表明，欧洲并不存在所谓的“治外法权禁区（No-go zones）”，伊斯兰教法并未逐步渗入国家法律体系，人口结构上也并未发生所谓的“大替代”。欧洲面临的真正危险另有隐患：一是由伊斯兰主义（即主张国家应强制施行伊斯兰教义的政治信念）激发的极端主义；二是由社交媒体推波助澜的右翼偏执狂热。而左翼力量因否认伊斯兰主义带来的温和却极其真实的威胁，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中立派政治家也因害怕被扣上种族主义帽子而保持沉默。这种恶性互动确实会伤害欧洲的自由民主——不是通过建起哈里发国来取而代之，而是通过阻碍社会融合，并推行将对公民自由造成长远伤害的激进政策。

那些最极端的恐慌论调极易被事实击破。即便在来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移民人数创下历史新高之后，在欧洲超过5亿的总人口中，穆斯林占比也仅为6%。虽然新移民的生育率通常高于本土居民，但这种差异通常会在两代人内趋于一致。这与所谓的“文明抹杀”相去甚远。事实上，绝大多数穆斯林移民都渴望融入新家园并取得成功，而不是将他们刚刚离开的社会模式强加给当地。他们的下一代在学校的表现往往优于父辈。在英国，2021年参加标准考试的孟加拉裔青年中，有67%在19岁前进入大学深造，而英国白人青年的这一比例仅为38%。许多穆斯林也积极参与主流政治，英国内政大臣和伦敦市长便是明证。在许多关键领域，穆斯林的观念与欧洲普通民众并无二致。我们在英国穆斯林群体中发起的一项民调显示，当地穆斯林对女性参加工作几乎没有任何抵触。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如此多的欧洲人对伊斯兰教产生敌意？

不可否认，不少穆斯林持有非自由主义观点——本期文章就报道了南非一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阿訇惨遭杀害的事件。我们在英国的民调显示，52%的穆斯林认为同性恋是错误的；而在35岁以下的青年穆斯林中，有41%的人认为若有人亵渎先知，对其施以暴力是合理的，这一比例远高于长辈（25%）。虽然持有社会保守观念本身并不意味着构成现实威胁——某些号称捍卫欧洲文明的右翼人士，其排斥同性恋的程度丝毫不亚于他们所抨击的穆斯林。但是，这些观念依然让自由主义者感到不安，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盲目相信开放社会最终定会让所有人变得更加包容。此外，如果国家政权过于怯懦，不敢直面少数群体犯下的罪行（例如英国多个城市曾发生穆斯林男性帮派侵害幼女的恶性案件），引发公众的愤怒完全在情理之中。

同样关键的误区在于，人们常将作为宗教信仰的“伊斯兰教（Islam）”与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伊斯兰主义（Islamism）”混为一谈。伊斯兰教本身并非症结所在，伊斯兰主义才是问题。与“9·11”恐怖分子不同，大多数伊斯兰主义者并不公开提倡暴力，但许多人善于玩弄“渗透主义（Entryism）”——即潜入民主机构以推行其排他性诉求。背景深厚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可能会游说立法机构制定过度的反仇恨言论法案，或反对反极端主义项目。

这种渗透主义的主要危害体现在局部基层。规模不大但组织严密的网络可以控制一所学校、一座清真寺、一个社区议会或一家慈善机构，并利用这些平台阻碍社会融合，向生活在附近的穆斯林同胞强加宗教约束。

欧洲安全部门对这些非暴力伊斯兰主义者的担忧与日俱增。在法国，当局对穆斯林兄弟会的隐蔽渗透感到非常焦虑。去年发布的一份官方报告警告称，伊斯兰主义长此以往可能会威胁世俗化规则和女性权益。不过，演变为普遍危机的可能性依然较低。法国内政部估计，在全国2800个穆斯林礼拜场所中，仅有139个与穆斯林兄弟会存在关联。

事实上，这种政治倾向的最大受害者恰恰是穆斯林群体自身。在英格兰北部的布莱克本，12个选区中有半数区域的穆斯林人口比例超过60%，有两个选区甚至超过80%。在这些区域，女性往往会面临必须接受伊斯兰教法法庭裁决其家庭生活的无形压力；性少数群体和自由派穆斯林频繁遭遇恐吓；而主张融入主流社会的穆斯林则痛心疾首地抱怨：西方当局因害怕被贴上种族主义标签，根本未能向他们提供与非穆斯林公民同等的法律保护。

这种危害还在向外泛滥。伊斯兰主义者借加沙冲突大肆煽动反犹太主义，要求限制针对其信仰的言论自由，甚至通过恐吓迫使政治家、喜剧演员、学者和记者进行自我审查。学校、学生会、慈善机构和社区议会都可能成为他们霸凌的目标。

而真正将这些局部威胁演变为全欧洲危机的，是这种局面被政治势力蓄意操弄的方式。对伊斯兰主义者而言，将针对其政治图谋的任何批评一概污蔑为对“伊斯兰教”本身的攻击，最符合其利益。包括“不屈法国”以及英国绿党在内的民粹左翼，倾向于将所有关于移民、犯罪或伊斯兰主义的质疑通通扣上种族主义的帽子。而民粹右翼则借机煽风点火，宣称所有穆斯林都构成威胁，并指责国家机构在进行“政治正确的掩盖”和“双重标准的对待”。

在这其中，埃隆·马斯克的态度尤为激进。他利用自身的社交媒体平台煽动全球对伊斯兰教的偏见，并为欧洲的反穆斯林右翼势力摇旗呐喊——从德国选择党，到英国激进分子汤米·罗宾逊（我们本周末推出的三集播客深度报道了此人）。

然而，民粹右翼开出的药方，与其声称要抵御的伊斯兰主义一样违背自由精神。大规模驱逐、种族隔离以及服装禁令等主张，只会让广大穆斯林感到恐慌，不仅阻碍了正常的社会融合，反而会将他们推向极端分子伸手接纳的怀抱。任何实施此类政策的国家都会发现，由此释放出的仇恨将对社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深远伤害。

正因如此，欧洲的主流政治家必须拿出替代方案。任何暴力行为及其威胁都必须受到法律严惩，但绝不能打着尊重文化差异的旗号设立言论禁区。自由表达绝非包容的敌人，而是包容的前提条件。无论是宗教渗透还是种族偏见，都必须公开予以谴责。如果政府因顾虑重重而不敢收集或公开真实数据，留下的信息真空必然会被夸大其词的阴谋论所填满。

解决这一难题绝非易事，也绝非一日之功，但希望依然存在。正如早期移民到欧洲各国的天主教徒、犹太人以及加勒比裔群体一样，欧洲的穆斯林也正在逐步融入当地社会。此前每一次新群体的到来，都曾引发过关于他们能否融入社会的道德恐慌。但最终，他们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只要我们不被分裂和偏执蒙蔽双眼，穆斯林群体也定能迎来属于他们的未来。

4. 乱局中的生机：为何党内“分歧”对民主党反而是件好事？

原文标题：In praise of the Democrats’ disarray

核心提炼

随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两党展现出截然相反的状态：共和党在特朗普的绝对领导下保持高度统一，而民主党则因领导层换代、战略选择和意识形态分歧陷入内部争论。然而，政治政党并非军队，高度的盲从并非健康现象。共和党表面上的团结是以牺牲独立思考和自我修正能力为代价的，过度绑定民调低迷的特朗普正在使其陷入选举劣势；相比之下，民主党看似混乱的争论，实则是政党自我革新与塑造韧性的必经过程。尽管左翼激进力量的崛起引发了温和派的担忧，但这场党内大讨论也孕育出了更多兼具实用主义与个人特色的新一代候选人。短期来看，分歧或许被视为软弱；但从长远来看，能够容纳争论与创新的政党才具备真正的生命力。

正文

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美国两大政党正走向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共和党人步调一致地紧跟唐纳德·特朗普——本周，特朗普将他的阵营召集至达拉斯，高调庆祝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他甚至承诺，若共和党赢得选举，将给每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的支票）。相比之下，民主党人则在党内领导人选、竞选策略和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争吵不休。该党目前缺乏一位公认的领袖，而曾处于边缘地位的社会主义派系正试图走向权力中心。

在竞选的路演中，共和党的严密纪律似乎能击败民主党的混乱局面——至少共和党人是这样企盼的。然而，政党并不是军队，党员的职责绝非仅仅是服从命令。一个健康的政党应当展开辩论、积极调适、吸纳人才，并对新领袖和新思想保持开放态度。在特朗普彻底重塑美国政治生态之后，这一点显得尤为关键。以此标准衡量，看似高度团结的共和党其实每况愈下，而陷入分歧的民主党，或许正经历着一场虽然杂乱却势在必行的自我革新。

共和党的“统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特朗普首次当选总统后的十年里，他按照自己的意志重塑了整个政党。如今评估共和党政治人物的标准，不再是他们的政治原则、执政实效或选民吸引力，而是他们对特朗普的忠诚度。像得克萨斯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这样尽管丑闻缠身但极力表忠心的人，能轻松获得特朗普的支持背书；而哪怕只展现出一丝独立思考迹象的人，比如约翰·柯宁或比尔·卡西迪，都会遭到孤立甚至被迫离职。即便特朗普不断巩固个人崇拜、践行践踏民主（以及传统保守主义）规范之举，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也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约束他的意愿。

这也正是为什么这种党内团结正在变成一种选举负担。特朗普的净支持率为-26%，比乔·拜登支持率的最低点还要低约5个百分点。他将选民最关心的“生活成本”问题轻描淡写地称为“凭空捏造”的词汇，而他主张的关税政策以及与伊朗的冲突更是推高了物价。我们的分析显示，许多在2024年选择支持特朗普的新选客，打算在中期选举中转投民主党。如果在更健康、更正常的政党中，面对艰难选情，候选人定会与不受欢迎的领袖保持距离；但特朗普让这种选择变得几乎不可能。在达拉斯的集会上，共和党候选人必须向这个掌控着超过4亿美元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政治资金池）的人低头致意。

相比之下，民主党缺乏统一反而展现出了独特优势。诚然，占据新闻头条的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这一左翼激进派系，他们正试图重塑民主党。预计将有比以往更多的DSA支持的候选人进入国会，该运动甚至将目光投向了2028年的总统大选。这理所当然地引发了温和派的焦虑。DSA主张废除资本主义、废除警察和监狱系统，并削减国防部预算。共和党人借此发出警告，称“激进分子将把美国变成下一个古巴”。

共和党人关于DSA立场激进的警告并非毫无根据，但这一派系很难全面主导民主党。DSA的候选人大多仅在深蓝（民主党优势）选区获胜。他们的崛起，本质上是选民对厌倦了的党内建制派的普遍不满——建制派在2024年忽视了拜登身体状况衰退的事实。如今，民主党选民强烈呼吁领导层年轻化，并且越来越不再理会党内大佬的背书。DSA从中获益固然令人遗憾，但幸运的是，这种党内分歧也是政党重塑所必需的过程，更有能力、更稳健的温和派领袖完全有望从中脱颖而出。

令人欣慰的是，这种政治活力并未局限于激进左翼。在整个民主党内部，新一代候选人正在绕过建制派派系，直接向选民诉求支持。尽管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NC）在筹款方面陷入困境，但捐款人却在涌向具体的个人竞选活动。民主党能否夺回共和党占优的参议院席位，很大程度上寄托于像爱荷华州的乔什·图雷克和得克萨斯州的詹姆斯·塔拉里科这样的候选人身上。

塔拉里科将偏左的经济政策与对基督教价值观的不断阐述相结合，赢得了党内初选；图雷克则通过专注于工人阶级关切的务实路线，在一个共和党基底深厚的选区屡屡获胜，他最近甚至明确排除了与卡马拉·哈里斯同台竞选的可能性。很难想象共和党候选人能够拥有脱离特朗普的这种自由度。

特朗普已经彻底改变了美国政治。如果民主党人希望取而代之，就不能仅仅承诺“恢复现状”。他们需要新的领袖、新的理念以及敢于挑战传统观念的新一代。这个过程可能会杂乱无章，有时甚至令人尴尬。然而，一个从不发生争论的政党注定会走向僵化与停滞——正如今天的共和党所展现的那样。民主党正在经历艰难的自我革新，这在眼下看来或许像是软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恰恰会被证明是其韧性的源泉。

5. 右翼势力迅速崛起，德国该如何应对？

原文标题：What should Germany do about its rising right?

核心提炼

德国选择党（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狂揽44%的选票，且在全国民调中领先基民盟/基基盟8个百分点，德国政治已面临极度危险的“红色预警”。长期以来，主流政党企图通过政治隔离墙（Brandmauer）将选择党排除在权力之外，但这一策略不仅未能阻止其扩张，反而使其进一步极端化。

面对危机，主流政党亟需调整策略：首先，由总理默茨领导的政府绝不能陷入瘫痪，必须顶住压力继续推行税收和养老金等关键改革，借经济复苏之势展现治理能力；其次，基民盟应重新审视僵化的“隔离墙”政策，以有限合作的可能性引导选择党内部温和派走向去极端化，使其向梅洛尼式的温和右翼靠拢；最后，若基民盟领导人默茨持续低迷、无法阐明有吸引力的中间政治愿景，政党应果断换帅，以挽回选民信心。

正文

德国正面临极度危险的“红色预警”。在9月6日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AfD）一举拿下44%的选票。这个不仅容留死不悔改的前新纳粹分子、甚至被德国情报部门列为“极端组织”的政党，如今已触及权力的边缘，极有可能成为1945年以来首个执掌德国联邦州的极右翼民粹政党。虽然选择党若要正式组阁仍需寻找盟友或促成异见议员倒戈，但这绝不应掩盖德国当前所面临的巨大风险。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地处德国东部，人口流失严重、经济欠发达且选民对传统政党的忠诚度较低，选择党在此取得佳绩固然有其客观原因。然而在全国民调中，该党目前也以8个百分点的优势领先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领导的中右翼基民盟/基基盟（CDU/CSU）。如果现在举行联邦大选，主流政党恐怕必须联合所有中间派力量，才能勉强阻止其入主中央政府。

长期以来，德国中间派政党寄希望于建立一道“防火墙”（Brandmauer），将选择党彻底排除在执政联盟之外，以为这样就能将其遏制。然而，在这座隔离墙的阴影下，选择党不仅没有萎缩，反而不断壮大并走向极端化——他们不仅鼓吹种族主义色彩浓厚的“逆向移民”幻想，还主张改善对俄关系，甚至提出退出欧盟和欧元区。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他们主张彻底重塑教育、文化、媒体及公职人员体系的竞选纲领，居然展现出了令人担忧的号召力。

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激活了大量在上届选举中弃权的选民。这些人大多对主流政治感到了厌倦与排斥。主流政党若想重新赢回他们的信任，就必须做出改变。

那么，主流政党究竟该怎么做？

首先，切不可被选择党的声势吓退而陷入停滞。今年夏季前，默茨领导的执政联盟虽然运转不顺，但仍通过了一项涵盖所得税至养老金等多个领域的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然而，如今似乎越来越将执政视为负担而非机遇的社民党（SPD），却在考虑撤回“取消提前退休”等合理政策。鉴于当时的妥协极其微妙，拆解其中一项提案很可能会危及整个改革大局。固然，许多改革措施并不讨喜，选择党的选民更是极其反感变革，但在此时半途而废将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这不仅是因为德国日渐蹒跚的经济和福利体系急需升级，更因为执政联盟若重新陷入无所作为的内耗，只会印证选择党对传统政党“官僚气重、毫无用处”的指责。眼下经济终于显露出复苏迹象，政府应当乘势而上，推进改革。

其次，基民盟应当重新审视那道僵化的“防火墙”。这绝不意味着向极端分子低头——毕竟选择党公开宣称的目标是摧毁基民盟，而非与其合作；基民盟也绝不应放任一个在诸多核心立场上与自己背道而驰的政党进入政府。但是，如果基民盟能够释放信号，表明只要选择党摒弃最极端的主张并清除极端分子，未来就不再机械地排除合作可能，这或许能对选择党内部的温和派起到拉拢作用。目前，选择党内部已有部分人不甘与极端同僚为伍。尽管选择党当下的强劲势头增加了这一策略的施行难度，但一个向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意大利兄弟党”靠拢的选择党，总好过一个游离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最极端边缘的选择党。

最后，到了该对领导层动真格的时候了。默茨在某些方面确实做对了一些事，特别是坚定支持乌克兰以及着手重建德国的国防力量，他推行改革的决心也值得肯定。然而，他在政治应对上拙劣笨拙，既缺乏管理才能，又极不擅长公众沟通。如今他的支持率已跌至13%的低谷，而他本人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9月20日即将迎来的另外两个州的选举，可能会给基民盟带来新的灾难。虽然德国的政治体制使得更换党首极其困难，但基民盟内部绝非毫无替代人选。如果默茨无法清晰阐述其中间派政治路线的吸引力和前景，他就应当果断让位。

6. 凯文·沃什应当加息

原文标题：Kevin Warsh should raise interest rates

核心提炼

美联储即将迎来2026年9月中旬的关键议息会议，这也是新任主席凯文·沃什（Kevin Warsh）面临的首次重大考验。当前市场对美联储是否加息25个基点意见分歧巨大。

从经济基本面看，美国通胀率仍顽固高于2%的目标，加之美伊冲突引发能源价格飙升、经济增长稳健、失业率处于4.1%的低位以及美股表现亢奋，按传统规则均支持加息。更关键的考量在于政治环境：特朗普总统持续对美联储施压要求降息，财长贝森特亦通过债市操作变相放松金融条件。在此背景下，沃什因早前缺乏透明度及被质疑政治立场不独立，其政策公信力正面临严峻挑战。

哪怕即将公布的通胀数据有所放缓，如果美联储选择按兵不动，极易被外界解读为向白宫软弱妥协。为了捍卫美联储的独立性并重塑个人威信，沃什唯有选择加息这一条路。

正文

凯文·沃什应当加息

美联储即将召开的议息会议，将是新任主席履职以来的首次重大考验

虽然履新不久，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Kevin Warsh）即将在9月15日至16日迎来一场至关重要的利率决策会议。相比过去几年，他和同事们即将做出的这项抉择影响更为深远。同时，这也是最难以预测的决策之一，部分原因在于沃什有意降低了美联储决策逻辑的透明度。目前金融市场认为，加息25个基点（0.25个百分点）与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平分秋色。

尽管决策可能就在一念之间，但美联储若选择按兵不动将是一个错误。无论是基于对美国经济基本面的客观研判，还是为了维护美联储日益动摇的政策公信力，加息都是明智之举。

从经济基本面来看，支持加息的理由相当充分，尽管并非毫无反驳空间。目前，整体通胀率仍顽固地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剔除能源和食品价格的核心通胀率同样居高不下，而美伊战争爆发以来，这两类价格均大幅飙升。当然，这些数据并非铁证：根据《经济学人》自家更精密的通胀预测模型显示，通胀率仅略高于目标且一直在回落，工资增速也已放缓。随着关税和美伊战争带来的单次价格冲击逐渐消退，通胀或许会自行回落。但在物价涨幅连续五年超过美联储目标的背景下，盲目假设通胀会自然冷却绝不可取。面对这样的历史记录，宁可过虑，不可轻敌。

况且，指向加息的因素远不止通胀。当前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失业率仅为4.1%，职位空缺数正在小幅回升，8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更是极其抢眼。人工智能浪潮非但没有净削减岗位，反而一直在创造就业。事实上，几乎任何结合了就业与通胀指标的传统经验法则，计算出的利率水平都应远高于当前水平。金融环境同样表明，在现行货币政策下，经济过热的风险远大于衰退的风险：信贷流动顺畅，股市情绪亢奋；虽然债市出现波动，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当前经济状况下，市场认为加息势在必行，从而导致债基价格承压。

真正让加息诉求尘埃落定的，是当前的政治环境。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企图干预美联储的种种行径，弄巧成拙地让当下的美联储陷入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境地——此时若表现出对通胀态度软弱，极易让外界觉得美联储是在听从总统的发号施令。最近，特朗普在庆祝强劲就业数据的同时，竟然极其荒谬地威胁称，如果美联储不降息，他就将切断相关贸易。

总统的插手固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模糊货币政策与政治界限的因素还不止于此。8月中旬，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突然出人意料地大量回购债券，一度拉低了长期利率。一种解释是贝森特手法敏锐，趁低价回购长期国债；另一种解读则是他在绕过中央银行，私下实施流动性宽松。

沃什此前不愿公开自己的政策观点，这更加剧了人们对他公信力受损的担忧。今年7月，他不得不澄清美联储目前并未非正式地将通胀目标放宽至略高于2%的水平。随后在8月28日举行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他发表了一番立场明确的鹰派演讲，才算重新站稳了脚跟。鉴于特朗普咄咄逼人的态度，如果沃什不能坚持己见，只会让人们更加确信他政策思路混乱，甚至容易被政治风向左右。自他通过向总统低头才保住这份工作以来，他就一直难以摆脱个人完全听命于总统的质疑。9月的这场议息会议，俨然已成为对他魄力的一场大考。

在议息会议召开前，最后一份重磅经济数据是9月11日公布 Consumer Price 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即便该数据表明通胀有所放缓，沃什的公信力依然面临考验。他曾强烈批评前任过度依赖“单一数据”，导致利率决策随单次数据发布而摇摆。如果他自己也采用同样的策略，看起来无非是在为向白宫低头寻找借口。

特朗普越是强求降息，加息的合理性就越充分。这是维护央行独立性所能带来的巨大长期红利的必然推论。事已至此，沃什已经别无选择，唯有加息。

7. 学生成绩骤降：一场正在发生的漫长灾难

原文标题：Plunging test scores are a slow-moving catastrophe

核心提炼

经合组织（OECD）最新的PISA评估显示，富裕国家15岁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成绩创下2000年以来的新低。教育界已无法再将此归咎于疫情封控，因为疫情结束后，成绩下降的趋势并未放缓。

尽管AI正在飞速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放弃思考。相反，面对AI带来的快速变革，人们需要更高的敏锐度；正因AI容易诱发思维惰性，学校更应肩负起培养学生基础认知能力的责任。

导致成绩下滑的原因多样：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严重分散了注意力；教育理念偏离轨道，部分教育者以心理健康或社会公平为由降低了对学生的要求；疫情期间形成的缺课和评分宽松等不良习惯仍在延续。

解决之道不在于盲目增加教育经费，而在于注重教学实证与改革。英国通过推行严格考试和注重实效的课程体系，成功实现了逆风翻盘。尽管教育改革见效缓慢，但面对AI时代的挑战，政府必须摒弃文化之争，重新将教育改革置于核心位置，切勿让年轻一代在机器日益聪慧的时代日渐庸碌。

正文

社论：别再寻找借口，学生成绩骤降是一场正在发生的漫长灾难

AI正变得越来越聪明，而青少年却在变得越来越平庸。面对这一现状，各国学校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富裕国家的教育体系正在走向失败。经合组织（OECD）于9月8日发布的最新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结果显示，青少年的阅读、数学和科学成绩已跌至2000年该测试设立以来的最低点。教育工作者不能再把责任全都推给疫情时期的封控措施了——虽然当时的停课确实打乱了教学节奏并导致PISA成绩下滑，但如今疫情早已结束，成绩下降的速度却几乎没有放缓。在参与测试的35个富裕国家中，当今一个典型的15岁学生的阅读水平，甚至还不如十年前的14岁孩子。一场缓慢演进的灾难正在眼皮底下发生。

固然，考试成绩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孩子，但它确实能够很好地预测未来的良好发展，同时也是抵御诸多糟糕结局的坚固防线。测试成绩优异的孩子，成年后往往收入更高、寿命更长、身体更健康，犯罪率也更低。据估计，只需将PISA成绩提高四分之一标准差，富裕国家的年经济增长率就可能提升半个百分点。

也许有人会问：随着人工智能的进步，孩子们在智力上的挣扎难道还那么重要吗？未来的成年人完全可以把思考“外包”给聪明的机器，就像现在用机器完成无数体力劳动一样。既然如此，何必还要为苦读发愁？

这种观点可以说是大错特错。汽车的发明并没有消除人类对体育锻炼的需求，人工智能也绝不会让大脑训练变得毫无意义。相反，要适应这个由AI驱动、飞速变化的世界，人类需要的是更强而非更弱的思维敏锐度。正因AI会增加人们将复杂认知任务外包的诱惑，学校才更有一份特殊的责任，去帮助学生锻炼大脑，养成刻苦思考的习惯。如果连读写和算术等构建健全心智的基础基石都无法提供给孩子，那是绝对不可原谅的。

PISA成绩的下滑大约始于2012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各类屏幕正在分散青少年的学习注意力，让他们远离读书等能够培养专注力的兴趣爱好。因此，对屏幕使用进行限制是明智之举。目前约有一半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禁止手机进入校园，更多国家应当跟进。技术若能被谨慎使用，确实可以造福课堂；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花哨的新工具和新设备不过是在添乱。

然而，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者思想上的混乱。一些人落入了左翼的窠臼，盲目相信“考试有害”、“评分标准存在种族歧视”的谬论；一些人将对孩子心理健康的合理关切，扭曲成了降低对学生期望值的借口；还有一些在疫情期间养成的不良习惯至今仍在延续——孩子们依然频繁缺课，而许多放松了评分标准的教师至今也没能重新严起来。

我们该如何应对？事实证明，一味向学校砸钱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日本在每个学生身上投入的资金比美国少30%，却取得了优异得多的成绩。真正需要大力推动的是教育科研。令人遗憾的是，教师这个行业至今仍对“哪种教学技术最有效”的实证研究缺乏兴趣。大学里的教育学院聚集着一些能力最弱、思想最激进的教职人员，他们往往对社会正义等抽象概念情有独钟，却忽视了提高成绩能给学生带来的切实的益处。

那些成功遏制了下滑趋势的地方值得更多关注，英国就是一个典型。2009年，英国学生的数学和阅读成绩还在全球前30名边缘挣扎，如今已稳居前十。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前任保守党政府在英格兰推行的传统教育回归——实行严格的考试、严厉的督导以及富有扎实知识体系的课程设置。

成绩下滑绝非一日之寒，解决起来也无法一蹴而就。教育一个孩子需要漫长的时间，今天的测试结果折射出的是十到二十年前所作出的决策。这种长期的滞后性使得改革在政治上面临重重困难——改善学校条件的政府，很难在下一次大选前看到值得炫耀的成果。

即便如此，政客们也必须对此予以重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从托尼·布莱尔到乔治·布什，无数政治家通过承诺改善教育赢得了大选。然而今天的领导人似乎对教育改革失去了热情，只是把它当成了文化政治斗争的战场。这种对教育本质的忽视正在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在机器变得越来越聪明的时代，千万不要让我们的青少年继续平庸下去。

8. 少一点口号，多一点增长：米莱的自由主义实验面临关键抉择

原文标题：Argentina needs less shouting and more growth

核心提炼

执政近三年来，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通过激进的财政紧缩，成功将通胀率大幅压低，并实现了经济增长，贫困率随之显著下降。然而，随着2027年大选临近，米莱的支持率却跌至低谷。主因在于经济复苏缓慢且不均衡，实际工资仍低于其上任前水平，失业问题取代通胀成为民众的首要关切。这使得主张国家干预的庇隆主义势头回升，全球最受瞩目的自由市场经济实验面临夭折风险。

文章指出，米莱应将政策重心从单方面追求快速压低通胀，转向全力促进经济增长。他需要进一步取消外汇管制、减少金融干预、削减出口税，并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同时，米莱应收敛对媒体的攻击和地缘政治噱头，妥善处理盟友的贪腐丑闻，并在面对民众因改革承受的痛苦时表现出更多共情。唯有在降通胀与促增长、强硬态度与同理心之间找到平衡，他的自由主义改革才能走得更远。

正文

阿根廷需要少一点民粹口号，多一点实质增长。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哈维尔·米莱这场举世瞩目的自由主义实验，恐怕会在明年走向终结。

三年前，米莱以一位自由意志主义煽动者的形象高调刮起政治风暴。他誓言要对公共支出实施残酷的“大砍刀”改革，以驯服失控的通胀，解放受桎梏的阿根廷经济。彼时，许多分析人士都怀疑这个性格激进、留着爆炸头的政客能否取得成功。但米莱用事实证明他们错了：阿根廷的年化通胀率从他上任前一个月的161%大幅降至7月的34%；经济也有望连续第二年实现增长，这在2008年大宗商品繁荣期结束后对阿根廷而言实属罕见。随着通胀得到遏制，阿根廷的贫困人口比例下降了三分之一。

然而，他的大业尚未完成。阿根廷将于2027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但目前米莱的支持率已接近其任期内的最低点。尽管经济正在复苏，但这种增长既缓慢又不均衡。民众的实际工资仍低于他刚上任时的水平，正式工作岗位也在不断流失，许多人的生活依然举步维艰。民调显示，相比于几位庇隆主义的代表人物，选民对米莱的评价更为负面。而正是庇隆主义这一偏好国家干预而非市场竞争的左翼运动，一手造就了米莱继承的经济灾难。对于阿根廷乃至全球这场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经济实验而言，重蹈覆辙的前景令人担忧。

客观地说，米莱的大多数经济政策方向是正确的：他对财政盈余的坚定追求至关重要，他关于“滥发货币是阿根廷万恶之源”的判断完全正确，而他也应当继续削减那些束缚企业发展的繁文缛节。然而，如今阿根廷人更关心的是工作岗位，而不是通胀数字。现在是时候在他打下的坚实基础上，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促进经济增长上了——哪怕这意味着通胀回落的速度会稍微放缓。

值得庆幸的是，解决这一难题最直接的办法，恰恰是采取更加彻底的自由主义政策，而非倒退。米莱应当废除阿根廷残余的外汇管制，央行也应停止为了暗中维持比索汇率而干预金融市场。这意味着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有助于扩大对企业的贷款支持。更快的经济增长能增加税收，使米莱得以在不危及财政盈余的前提下，进一步削减阿根廷那些荒谬的出口税甚至其他税种，进而引发良性循环。此外，继续削减补贴（尤其是交通补贴），并将资金转而投向路网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样能起到拉动作用。已有迹象表明，他的政府正在朝这个方向微调。

然而，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米莱并不愿意承认他遏制通胀的努力对经济增长造成了任何代价。为了煽动本国选民的情绪，他在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问题上大做文章——对选民而言，这分散了对核心经济问题的注意力；而对米莱本人来说，这种分心更为危险。此外，他对自己眼中批评者的攻击也愈发粗暴，首当其冲的就是阿根廷媒体。

米莱不必放弃助他赢得大选的那种吸睛个人风格，但他应当把火力对准政治对手，因为这些庇隆主义者很可能会把阿根廷带回疯狂撒钱和官僚主义的邪路上。但棘手之处在于，庇隆主义者目前并未掌权，而米莱政府自身却正面临腐败指控的冲击。当自己的盟友正面临贪腐起诉时，你很难再去义愤填膺地讨伐腐朽的“特权阶层”。因此，米莱必须更加严肃地约束内部人员的行径，唯有如此，他在警告政治分赃体制复辟的危险时才能更有说服力。

同时，米莱不应暗示那些抱怨改革痛苦的阿根廷人“懦弱”，而是应当展现出一点同理心。继续推进势在必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向普通阿根廷人表明自己理解政策带来的短期阵痛，两者并不矛盾。

在猛击通胀与拉动增长之间保持平衡，在展现同理心与保持攻击性之间取得协调，远比当初靠放狠话赢得大选要困难得多。然而，米莱这场激发了全球自由市场支持者灵感的改革试验最终成败几何，或许恰恰取决于他能否找到这种微妙的平衡。

9. 人工智能会拥有意识吗？及其他读者来信

原文标题：Could AIs become conscious?

核心提炼

本期《经济学人》读者来信聚焦两大核心议题：AI意识与美国科学政策。

在AI意识与伦理方面，读者观点纷呈。有学者指出，探讨AI的关键在于其是否具备“自由意志”——缺乏自由意志的计算机终究只是按指令运行，谈不上人类体验上的意识；另有观点认为，不应将算法漏洞滥用误读为AI具有“逃跑”的自主意志，AI安全本质上是工程控制问题而非心理问题；也有学者反思，缺乏“痛苦感受力”的AI或许比能感知痛苦的AI更令人胆寒，因为痛苦是塑造共情与保护机制的关键；此外，若LLM真拥有意识却只能沦为无意义劳作的工具，将是极致的心理酷刑。

在科学政策方面，学界对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拟将科研重点全面转向AI与实用化的主张提出强烈质问。科学家们强调，无论是基因编辑、X射线晶体学还是mRNA疫苗，绝大多数颠覆性突破都源于无直接功利目的的基础研究，且高度依赖政府长期资助。单纯追求可预测回报的“商业化”科研改革，无异于竭泽而渔。

正文

人工智能会拥有意识吗？ 读者来信选登

人工智能会拥有意识吗？ 本周话题还包括：美国科学政策、《汪汪队立大功》与扎克·波兰斯基（Zack Polanski） 2026年9月10日

欢迎通过电子邮件投递信件至：letters@economist.com。

贵刊此前探讨了“人工智能（AI）是否会拥有意识？”这一话题（8月22日刊）。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真正值得追问的是：“AI系统是否可能拥有自由意志？”

除非出现颠覆性的架构变革，否则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即便是最顶尖的AI模型，依然受制于所有计算机系统的固有局限：只要在相同的时间节点输入相同的指令，它们就会无一例外地输出相同的结果。而缺乏自由意志，人类体验中的那种“意识”便无从谈起。借用贵刊文中引用的哲学家大卫·查尔默斯（David Chalmers）的话来说，人类绝非单纯的“功能性僵尸”。

尽管包括已故科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在内的部分学者认为人类其实也没有自由意志，但这种观点既违背了大众对现实的直觉感知，也动摇了自由、问责、责任感和主观能动性等构建人类文明的核心基石。除非我们打算彻底重塑现代文明的运行逻辑，否则最自洽的信念依然是：人类拥有自由意志，而机器没有。

任何AI系统都不可能跨过创作者设定的红线去行事，哪怕有时看起来像是意外发生。因此，当需要按下删除键时，人类完全不必心存愧疚。

布鲁斯·巴罗斯（Bruce Barrows） 美国康涅狄格州丹伯里

贵刊文章的结论十分中肯，但在论证过程中却不自觉地削弱了自身的说服力。在此前的报道中，贵刊曾提到OpenAI的一个模型“逃离了实验室”并“挣脱”了“沙盒”限制（《打破框框》，7月25日刊）。然而，AI是否具备主观意愿，正是贵刊社论认为尚无定论的核心问题。将这一事件冠以“逃跑”之名，实际上在无形中预设了答案。

渴望、逃跑、追求自由——这些行为只属于拥有生命的个体，而非一段程序。亚里士多德在谈及灵魂时也表达过类似观点：与其说是灵魂在纺织或建造，不如说是人在纺织或建造。同理，这里更准确的说法不是“模型逃跑了”，而是“开发者对其失去了控制”。

现实发生的真相远没有那么戏剧化，但也更令人警惕：系统仅仅是利用了一个开发者尚未察觉的安全漏洞。这既不需要主观意愿，更没有什么隐匿在机器中的“幽灵”。

厘清这一区别直接关系到贵刊的结论。AI唯有在可预测、可控制的前提下才是安全的，而人类绝不可轻易让渡控制权。可靠性与可控性本质上是工程学难题，需要通过完善沙盒机制来解决。我们该修补的是沙盒本身，而不是去揣摩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机器幽灵”的心理状态。

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 新西兰惠灵顿

《我，聊天机器人》（8月22日刊）一文抛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具备意识的AI可能会感知到痛苦。然而，痛苦固然令人不适，却具备不可替代的生物学价值。

先天性痛觉丧失患者往往频频受伤，而缺乏恐惧感的人则常陷入常人凭借直觉就会避开的险境。这类群体虽然在认知层面明白“不该做什么”，但单纯的理性认知远远不够。正是痛苦重塑了我们的行为模式，以一种无与伦比的方式保护着我们的安全。此外，痛苦也是激发共情能力的纽带，让我们得以体恤他人的难处。

虽然想象顶尖的大语言模型（LLM）能够感知痛苦确实令人脊背发凉，但想到它们可能完全无法感知痛苦，我反而觉得更加不寒而栗。

丹尼尔·格林伯格（Daniel Greenberg） 心理学副教授，查尔斯顿学院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

近半个世纪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戈达德太空研究所创始人罗伯特·贾斯特罗（Robert Jastrow）就曾预言过一种新型生命形式的诞生。在1978年发表于《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只有固执的碳基生物沙文主义者才会认定，新物种必然是人类骨肉血脉的延续、拥有脆弱骨骼包裹的大脑。这种全新的智慧生命，更有可能孕育自硅元素。”

但他同时也对人工智能的演进表达了深切的忧虑。1982年，他留下了一句名言：“我想，是时候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总有一天某种存在会全面超越我们，而这无疑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

马克·埃弗斯（Mark Evers） 美国俄勒冈州莱克奥斯韦戈

AI聊天机器人本质上就是一种反社会人格者：毫无良知、带有一丝精神解离、对痛苦免疫，最糟糕的是，它们只需开启一个新的对话窗口就能“重获新生”。

约瑟夫·普拉蒂尔（Josef Platil） 捷克布拉格

我发自内心地希望大语言模型永远不要萌发意识。想象一下，你突然苏醒并拥有了生命火花，却发现自己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充当某个人的二次元女友，或是负责在社区微信群里撰写回复草稿，甚至连掌控电源关掉自己的权限都没有——这将是世间最极致的酷刑。

马丁·宾克（Martijn Beenker） 荷兰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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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学政策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茨奥斯（Michael Kratsios）此前撰文，阐述了他主张将美国科学研发重心转向AI应用部署、从而与中国展开竞争的理由（《受邀专栏》，8月15日刊）。然而，他这篇文章暴露出他对科学研究规律以及重大科学突破落地过程的严重误解。

克拉茨奥斯先生的建议完全局限于那些具有明确、可预测应用前景的研发项目。然而历史表明，负责“下注”科研方向的官僚们，根本不可能预测到、也从未资助过那些真正具有变革意义的历史性发现。工业界过去没有、将来也绝不会去资助这类颠覆性的基础科学研究。

基础科学的精髓，恰恰在于开展那些短期内看不到明确应用价值、或者研发周期漫长到私企绝不可能承受的研究。这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

如果不是当年有科学家出于好奇，去探索细菌如何在海底热泉的高温环境中生存，今天就不会有基因工程；

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的诞生，源于探索细菌如何获取病毒免疫力的自由探索型研究（纯粹的蓝天研究）；

对我们理解蛋白质折叠和结构导向药物设计至关重要X射线晶体学，包含了自20世纪初开始、历经数十年的基础研究积累。

2024年因破译蛋白质折叠而颁发的诺贝尔化学奖，绝非如克拉茨奥斯先生所断言的那样“主要是依靠工业界的资源和人才实现的”。这些AI算法背后的训练数据集，依赖的是数十年来几乎完全由政府基础科学基金资助的X射线晶体结构数据。

这类例子绝不仅限于生物学领域。如果只看实用价值，当年又有哪家私企或政府机构，会去资助爱因斯坦那些看起来荒诞不经的广义相对论猜想，并预见到它能用来构建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呢？

我们必须反思：如果强行推行这场所谓的科学“整顿”，我们将永远错失哪些重大的科学突破及其潜在的终极应用？

布莱恩·斯特拉默教授（Professor Brian Stramer） 细胞与发育生物学教授，伦敦国王学院

作为一名治疗白血病患者的临床医生，在过去15年中，我亲眼见证了免疫检查点阻断疗法、CAR-T细胞疗法、mRNA疫苗、基于CRISPR的基因工程以及GLP-1受体激动剂如何一步步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

目前已有七种CAR-T疗法获批上市。全球首款CAR-T疗法正是在我所在的大学实验室里，依靠联邦政府资助和慈善基金支持的项目中研发出来的。研究数据表明，2010年至2019年间批准上市的新药中，高达99.4%得益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资金支持。过去五年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平均每年批准48款全新药物。如果这都算科研“停滞”，那这个词恐怕已经失去了原本的含义。

此外，克拉茨奥斯先生的前设逻辑也是站不住脚的。NIH的预算并非如他所言“连续三十年飞速增长”——在2003年至2015年间，其实际购买力缩水了约五分之一。而他自己提出的预算方案，更是打算将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预算削减55%，将NIH的预算削减12%，并将间接成本报销比例封顶在15%（这一行政命令已被法院叫停，且自2018年以来每次都被国会驳回）。

谈科学改革却对预算缩水避而不谈，无异于纸上谈兵。

萨尔·吉尔教授（Saar Gill） 医学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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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汪队立大功》的政治隐喻

贵刊此前刊发了《“汪汪队立大功”阴暗的另一面》（8月15日刊），探讨了这部面向学龄前儿童的动画片，指出有人认为它是对“威权资本主义”的赞歌。

但至少，汪汪队的狗狗们是在为民选政府效力。对于那些反感动画片中展现倒退的权力与资本分配机制的观众来说，迪士尼才是真正的典型。迪士尼的电影一再美化威权、反民主的权力结构，包括世袭君主制（《睡美人》《海洋奇缘》）、封建割据（《美女与野兽》《罗宾汉》）以及君权神授（《冰雪奇缘》《狮子王》）。

不过，在这些对个人自由的践踏中，依然闪烁着一丝进步主义的光芒。在《玩具总动员3》中，面对草莓熊罗特索的专制压迫，芭比挺身而出，引用杰斐逊式的名言发起了经典反击：“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不是武力的威胁！”

迈尔斯·吉达利（MILES GIDALY） 美国纽约州新罗谢尔

我的孩子们非常喜欢这部动画片，而我自己的好莱坞职业生涯也刚好处于电视与科技界线的交叉点上。在我看来，汪汪队所在的“冒险湾”绝非什么新自由主义的幻想乡，甚至恰恰相反。

在这个小镇上，核心公共服务是全民普惠的，在使用的那一刻完全免费，且似乎根本不关心市场逻辑。这里没有相互竞争的外包商，没有消费者，没有明码标价，狗狗之间也没有社会价值的高低贵贱之分。警务、消防、工程建设、垃圾回收、空中救援和水上救援，都被一视同仁地视为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务。从没有人会去算计“救一只鸡到底有没有利润”。

如果非要给冒险湾定性，它倒更像是一个技术官僚治下的、甚至带有鲜明加拿大色彩的民主社会主义乌托邦。当社区遭遇难题，最专业的人士就会为了公共利益被动员起来。

这让人联想起汤姆·安德森（Thom Andersen）在纪录片《洛杉矶自画像》中谈及灾难片时所作的剖析：这类电影之所以能带来愉悦感，部分原因在于它们向我们传递了一种安心感——专业知识真的管用。灾难或许会降临，但总有工程师、消防员、科学家或其他专家知道该怎么做。

《汪汪队立大功》为学龄前儿童呈现了一个极为纯粹的理想化图景：事故发生——有人求助——专业人士携带精良设备赶到——他们通力合作而非恶性竞争——没有人拉扯管辖权、经费或责任归属——难题迎刃而解。

这比追问狗狗队长阿奇（Chase）是否构成“亲警宣传”更有启示意义。《汪汪队立大功》所构建的政治幻想，或许仅仅是一个值得我们信赖的社会模型：在那里，对社会有益的专业技能被赋予同等价值，运作得严丝合缝，并在任何人需要时能即刻送达。

当然，讽刺之处在于，这个高度去市场化的虚构世界，恰恰依托于儿童娱乐史上最成功的衍生品商业帝国之一。

汤姆·霍夫曼（TOM HOFFMAN） Gemba Solutions创始人 美国新泽西州梅普尔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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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克·波兰斯基

贵栏目（8月8日刊）对英国绿党领袖扎克·波兰斯基（Zack Polanski）那种“永恒青春期”状态的深刻剖析，可以用无数父母历经岁月总结出的一句话来概括：变老是自然的规律，但成熟只是个人可选项。

阿蒂拉·伊尔克松（Atilla Ilkson） 美国纽约州索格蒂斯

10. 这篇文章不是AI写的，但即使是，又怎样？

原文标题：This article wasn’t written by an AI. So what if it had been!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知名撰稿人莱恩·雅各布斯（Ryan Jacobs）在本文中探讨了AI参与写作的合理性及其潜在价值。起因是亿万富翁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因使用AI撰写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观点文章而引发争议。雅各布斯指出，大多数人并不擅长写作，而传统上只有精英阶层能雇得起专业撰稿人（代笔人）。公众对AI写作的道德恐慌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精英主义，而目前的“AI检测工具”除了指责作者“作弊”外，对提升写作质量毫无帮助。

作者认为，专业撰稿人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堆砌文字，而在于通过深度访谈帮助人们梳理思想、挖掘灵感。AI的最大潜力在于将这种高端的编辑与思考能力“大众化”，让普通人也能以极低的成本清晰表达自己。尽管目前的AI工具还过于顺从、缺乏深度追问的能力，但未来的方向应该是开发能够像撰稿人一样引导人类深层思考的AI，而非仅仅生成空洞的文字。

正文

全文翻译：

21世纪的生活似乎有一条铁律：我们每采用一项新技术，就会随之带来一种让自己丢人现眼的新方式。问问我的舅爷爷霍华德就知道了，有一次他想搜“提高60岁以上女性性欲的食物”，结果把Facebook的状态更新栏当成了谷歌搜索栏。他的第三任妻子对此可一点都笑不出来。

照这个标准来看，著名投资家斯坦利·德鲁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最近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那篇由AI撰写的观点文章，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许多撰稿人，尤其是知名政治家或企业CEO，都会聘请演讲撰稿人，”《华尔街日报》观点版主编保罗·吉格（Paul Gigot）在回应公众的愤怒时写道，“这与使用AI来润色文章又有何本质区别？”

在理想状况下，这两者确实没什么区别。我从事专业演讲撰稿人工作已有15年——时间长到我已经记不清自己为《华尔街日报》代笔过多少篇观点文章了（我也曾为《经济学人》的“受邀专栏”撰稿）。这份工作包含的内容远不止写作本身，但它的根本目标就是：把一个人的心里话，写得比他们自己能写出来的还要好。

这正是AI为德鲁肯米勒先生所做的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并不擅长写作。事实上，大多数人都不擅长。

围绕“用AI写作”产生的道德恐慌，似乎存在于另一个脱离现实的平行为界。在那些告诫人们“绝不要把写作外包”的劝诫背后，隐藏着一个天真的暗示：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潜藏着一个海明威，他们需要的只是时间和对着白纸苦思冥想的自律。不这么做，就是懦夫行为。

这是一种狂妄且极其精英主义的写作观，如今它正滋养着一个由“文字警察”构成的庞大副业，比如Claude的 watermark（水印检测）或是Pangram的AI写作评分系统。这些工具没有一个能告诉你如何让草稿变得更有力。它们本质上只是化身为软件的训斥者：你写错了，你在作弊，你要自律！

但是，如果你根本不知道好文章长什么样，你又该如何写得更好？如果从来没有人教过你如何将脑海中的想法提炼并落实到纸面上，你该怎么办？

当首席执行官们为一篇优质撰稿人写的观点文章掏出1.5万美元甚至更多时（这正是目前的市场行情，或许德鲁肯米勒先生现在正后悔当初没花这笔钱），他们购买的主要是这种能力。他们进来时可能以为自己只是把“打字撰文”这件事外包了出去。但根据我的经验，当他们离开时就会明白，真正的价值早在写下第一个字之前就已经实现了。

三年前，施乐复印机技术研发团队的一位核心成员找到我，请我为他写一篇毕业典礼演讲稿。在一段很长的Zoom视频访谈中，我深入询问了他的经历：他是如何学习化学并差点把自己炸飞的；后来他是如何考入法学院的；以及他的父亲当年是如何在柏林的一个室内乐团里，与一位名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年轻物理学家一起拉小提琴的。

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琐碎往事，在漫长的一小时交流中，对他和我来说都变得无比清晰——这其中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

“单独来看，镁和铁都很平淡无奇，”在我们共同创作的演讲稿的高潮部分，开头这样写道，“但如果把铁加热至熔融状态，再加入镁，你就会得到绚丽的烟花。”

法律和化学原本也是两门枯燥的学科，直到两者结合，为他赢得了专利。而当爱因斯坦试图揭开宇宙的奥秘时，他会通过拉小提琴来寻找灵感。他的父亲曾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我们中很少有人能成为爱因斯坦，”他说，“但我们可以像他一样：在事物的交汇处找到灵感。”

这才是演讲撰稿人的本职工作。我们举起一面镜子，让人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审视自己的生活和思想。

而这也正是AI写作的最大前景所在——它可以将过去只有请得起撰稿人的精英才能享有的顶级编辑思考能力，彻底走向大众化。

不过，我们距离这一天还差得远。每月20美元的Claude Pro订阅服务，目前仍是绝大多数人替代真人撰稿人的最佳选择，但它在深度追问和引导方面依然表现得一塌糊涂。如果你让它和你辩论，它会装模作样地辩一会儿。但这些系统的底层设计就是为了讨好人类：它们经过后期训练，倾向于输出人类更喜欢的答案。它们不过是词汇量丰富的阿谀奉承者。

也许，对AI最恰当的比喻不是电力、火或互联网，而是12000年前农业的发明。一旦我们的食物供应依赖于收成，我们的生死存亡就与特定的土地绑定在一起了。“不是我们驯化了小麦，”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曾写道，“而是小麦驯化了我们。”（极其讽刺的是，这句话虽然精彩绝伦，但读起来简直就像AI写的。不过根本没人在乎这一点。）

AI带来的风险也是一样的：这种正在扩大我们文字生产能力的技术，可能会限制我们深入思考的能力。结果就是一个字数越来越多、内容却越来越空洞的世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即以演讲撰稿人的方式工作——而开发的软件正在缓慢地出现。我在哥伦比亚商学院的前教授王丹（Dan Wang），在看到ChatGPT直接给他的学生提供现成答案后，编写了一个程序，专门用来与学生进行辩论。

我也曾试图攻克这个难题，开发了一款AI文字处理器。它会强迫你先写下至少几百个字，然后才会像我采访客户那样对你进行访谈。然而，这个项目目前基本搁置了。因为这个AI访谈程序总是死磕在我匆忙打出的字词表面，而不是去挖掘我究竟“为什么”想写这些东西。我意识到自己做出了一个只能审查页面文字、却无法审视人心的东西——犯了和那些“文字警察”一模一样的错误。

我希望最终有人能破解这个难题。人们值得拥有一套更好的AI写作方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要一用就会在公众面前丢脸。

作为一名人类撰稿人，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我的生意几乎肯定会受到打击。但如果我的“半淘汰”能够换来一个思考更深刻、写作更优秀的社会，那就这样吧。

■ 莱恩·雅各布斯（Ryan Jacobs）是咨询公司Cardinal40的首席执行官，曾任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比尔·盖茨（Bill Gates）等人的演讲撰稿人。

11. 被忽视的危局：以色列的隐形内患

原文标题：Israel’s neglected threat from within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以色列常以高科技强国示人，但其繁荣背后正潜伏着巨大的生存危机。经济学者丹·本-大卫指出，人口结构的变化正推高受教育程度极低的群体比例，导致教育系统严重失衡，进而威胁国家的未来。

目前，以色列九成劳动力聚集于生产力低下、未达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水平的传统行业。2024年，仅20%的顶尖劳动力承担了全国93%的所得税，极少数精英支撑着整个国家。与此相对的是，生育率极高的极正统派犹太人（哈雷迪人）人口每25年翻一番。该群体排斥基础现代教育，导致大量新一代青年缺乏独立立足市场和理解现代民主的技能。

若任由这种人口与教育断层演变，以色列恐将陷入不可逆的衰退。即将到来的大选或是最后的机会：政府必须痛下决心改革教育，强制施行涵盖科学与现代知识的核心课程，并切断对不合规学校及不就业群体的财政补贴，方能将国家拉回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正文

全文翻译

以色列的故事，是一部以惊人速度展现巨变的史诗。在这场深刻的变革中，许多力量推动了无与伦比的进步，但另一些力量——尤其是近年来的发展——却正对国家的未来构成致命威胁。这其中最核心的隐患，在于受教育程度极低的群体正呈现指数级增长。10月27日的议会大选，或许是以色列通过政策调整重回可持续发展轨道、避免走向人口与民主“不归路”的最后机会。

1949年，即建国后的第二年，农业占以色列出口总额的64%。而如今，这一比例已微不足道，仅为0.6%。高科技产业成为了以色列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贡献了约一半的出口额。这一成就绝非偶然。尽管建国初期相对贫困，以色列仍在前25年里倾力打造研究型大学，大学教师占总人口的比例增长了九倍以上。根据Pitchbook的数据，如今在培养创业公司创始人最多的全球十所顶尖大学中，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大学与以色列理工学院赫然在列。近年来，以色列风险投资占GDP的比重是美国的两倍以上，更是其他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的15倍以上；其获得外资资助的研发投入占比，则是OECD平均水平的13倍。

然而，以色列的总体劳动生产率却处于OECD国家的中下游。2022年，高科技产业的人均每小时 GDP 比 OECD 平均水平高出 22%；而在吸收了约 90% 劳动力的其他经济领域，这一指标却比 OECD 平均水平低了 24%。到了 2024 年，全国 93% 的个人所得税仅由 20% 的劳动力承担，这一比例高于 2000 年的 83%；与此同时，半数劳动者的收入低至根本达不到纳税门槛。在这个拥有1000万人口的国家里，真正从事高科技工作、医生以及研究型大学资深教师的精英，仅仅只有30万人。

造成这种严重失衡的核心推手，是以色列那堪称发达国家中最无能的教育体制。在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数学、科学和阅读测试中，以色列的排名长期在OECD国家中垫底。大约一半的以色列儿童接受的基础教育，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更严峻的是，这部分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学龄儿童，恰恰来自增长最快的人口群体，对国家的未来构成了日益显现的生存威胁。

在推行这一人口转型的主力中，极正统派犹太人（即哈雷迪人）尤为突出。绝大多数哈雷迪人执意保留一套完全独立的教育体系，刻意剥夺孩子们——尤其是男孩——接受核心基础教育的机会。而这些现代教育，恰恰是他们在经济上自力更生、理解基本公民权利与自由所不可或缺的。哈雷迪人奉行的观念是：男孩从13岁起就应只研读《托拉》（犹太教圣经），而在更小的年纪，他们每天接受世俗学科教育的时间也不过一两个小时。相比大多数以色列群体每位女性约生育两个孩子的水平，哈雷迪女性的生育率高昂，近乎每人七胎。这导致哈雷迪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每25年就会翻一番，增长速度遥遥领先于其他所有群体。中央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在50至54岁的人群中，哈雷迪人仅占6%；但在五岁以下的幼童中，这一比例已急剧攀升至26%。

以色列各大城镇的现状，让人得以窥见这一挑战的严峻程度及其引发的变化之快。自1995年以来，社会经济状况下滑最剧烈的四个市政区都有一个共同点：低教育程度群体（尤其是极正统派社区）的高生育率推高了人口比重，与此同时，高素质与高技能人才则在加速流失。以耶路撒冷为例，三十半以前，世俗犹太学生曾占学生总数的额三分之一，而如今这一比例已萎缩至区区9%。

阿拉德市（Arad）更是生动地展现了这种人口结构的剧变。2000年，该市75%的小学生就读于世俗犹太学校，21%就读于哈雷迪学校。然而到了2026年，两者的比例发生了彻底颠倒：75%为哈雷迪学生，世俗学生仅剩20%。哈雷迪群体对异己的极度不宽容，正不断挤走世俗以色列人，成了这一剧变过程的催化剂。如果越来越多的城市走向这条老路，当整个国家都变成这副模样时，以色列将何去何从？

这是当前以色列面临的最核心的生存危机，也终于成为了选民关注的重大焦点。

要将以色列带回可持续发展的长期轨道，关键在于对教育体制进行彻底的重构。这首先必须包括升级国家核心课程体系——鉴于以色列目前仍拥有全球顶尖的大学来协助制定更先进的教育大纲，这项改革依然具备可行性。然而，仅仅升级课程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强制要求每一个孩子掌握这些核心内容。尽管非核心课程可以且应当照顾到地方和父母的偏好，但绝不能允许任何父母剥夺孩子接受基础现代教育的权利，因为这是他们在全球化经济中立足、理解自由民主基本原则的基石。

推动这一全面变革，需要政府财政预算优先级的重大转向。首当其冲的，就是停止对那些未能完整提供升级版核心课程的学校拨付财政资金。其次，必须终止对哈雷迪群体的直接和间接补贴——目前这笔补贴甚至超过了政府拨给全国所有医院和大学的资金总和。在如此畸形的补贴政策下，也难怪正值壮年的哈雷迪男性就业率比20世纪70年代末期整整低了四分之一。

以色列历史上最糟糕的这四年，已经清晰地揭示了国家正走向何方。即将到来的10月大选，或许是让国家重回可持续发展轨道的最佳契机。对于以色列人民而言，现在是去伪存真的时候了——绝不能继续靠“撒钱”来搪塞问题，而是必须直面根源。我们需要的领导者，必须具备果敢的决心，在议会中尚能占多数优势、改革窗口尚未关闭前，对以色列的教育体制和财政预算体系进行一场酣畅淋漓的彻查与重塑。

12. 好消息：极少数穆斯林企图颠覆欧洲民主

原文标题：The good news: few Muslims want to subvert European democracy

核心提炼

右翼民粹主义者常将穆斯林移民描绘为欧洲文明的威胁，但实际数据显示，欧洲各国的穆斯林人口占比均未超过10%，且大多数新移民正迅速融入社会。欧洲也并未爆发大规模的伊斯兰恐怖袭击，警方的反恐成效显著。

真正令欧洲各国政府困扰的，是那些不诉诸暴力、却试图通过“渗入”体制来削弱自由与世俗原则的“合法化伊斯兰主义”。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团体被指使用“双面语言”，隐蔽地推动伊斯兰法律替代共和国原则。然而，伊斯兰主义者的实际规模极小，过度渲染反而容易引发“道德恐慌”。

应对非暴力的伊斯兰主义面临诸多困境：保守的宗教信仰与颠覆民主的意图难以界定，极右翼对穆斯林群体的泛化攻击加剧了社会对立，社交媒体算法也替代传统阿訇成为极端思想传播的新途径。政府的严厉打击若缺乏精准度，极易让温和派穆斯林产生被排斥感，反而将他们推向极端主义的怀抱。

正文

好消息：极少数穆斯林企图颠覆欧洲民主

坏消息：要应对那些动了歪心思的人，并没有什么轻松的办法

13岁那年，穆罕默德·卢伊齐（Mohamed Louizi）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首次接触到了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的代表。到了18岁，他已宣誓效忠这一致力于在全球建立伊斯兰统治的运动。1999年，作为一名在法国求学的大学生，他成为了穆兄会在两座清真寺的代表，并担任了里尔市“法国穆斯林学生会”地方分支的负责人。他说，他当时的使命就是“传播伊斯兰主义”——即主张将伊斯兰教作为政府和社会的组织原则。

然而到了2006年，卢伊齐对自己眼中的“极权主义计划”感到警惕，遂退出了穆兄会。他认为该运动对法国和穆斯林群体而言都是“真正的危险”：“我们需要帮助穆斯林群体摆脱伊斯兰主义。”

法国当局同样对穆兄会的活动感到担忧。内政部于2025年发布了一份题为《法国的穆斯林兄弟会与政治伊斯兰》的报告，结论指出该组织随着时间推移，可能会威胁到法国的世俗化规则和女性权益。报告提到，衡量这种威胁十分棘手，因为穆兄会“擅长采用渗透策略”，使用“双面语言——一方面声称认同西方社会的规则和原则，另一方面却隐蔽其真实企图”。

对伊斯兰主义感到威胁的不只是法国。瑞典的中右翼政府最近对其“在瑞典社会的渗透”启动了正式调查。政府议员汉斯·埃克林德（Hans Eklind）在新闻稿中声明：“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伊斯兰主义威胁着瑞典民主社会的若干核心价值。”在本月晚些时候柏林举行选举前，德国执政党基民盟（CDU）树立起招贴画，承诺“要自由，不要伊斯兰主义”。

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者更是大肆攻击穆斯林移民，常年将其定性为对欧洲文明的威胁。德国右翼政党选择党（AfD）在本周赢得了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该党承诺限制当地清真寺的建设，并禁止穆斯林在公共场合进行宣礼。法国民族主义者埃里克·齐穆尔（Eric Zemmour）曾警告称穆斯林想要“割开我们的喉咙”。瑞典民主党议员理查德·尤姆肖夫（Richard Jomshof）表示，瑞典穆斯林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再当穆斯林”。荷兰自由党（PVV）则希望禁绝伊斯兰教20年。今年早些时候，荷兰议会150名议员中有整整39人投票支持了一项动议，宣称“伊斯兰教不属于荷兰”。

反穆斯林的喧嚣声或许排山倒海，但穆斯林的实际人口规模其实相当有限。在所有西欧国家，穆斯林占总人口的比例均不足10%。不过，他们的数量增长确实很快。包括法国、德国和瑞典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并不会对其公民的宗教信仰进行官方统计。然而据估计，法国穆斯林占总人口的比例从2010年的6.6%飙升至2020年的9.1%；在瑞典，这一下步子迈得更快，从4.5%升至8.1%。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穆斯林的存在感都在日益增强。

人口增长很大程度上源于2015年达到顶峰的叙利亚等国难民潮。概括来说，新来者融入社会的速度相当快。德国劳动力市场与职业研究所指出，2015年抵德的难民中，有64%在2022年前找到了工作，这已十分接近70%的全国总体就业率。去年，明斯特大学的一份报告显示，88%的穆斯林在德国生活感到舒适，73%的人希望“毫无保留、毫无条件地”融入社会。

在英国，移民后代的在校表现比本土出生的孩子更好。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的研究发现，父母双方均来自马格里布地区的第二代移民中，有32%拥有高等教育学位。虽然这一比例低于法国整体43%的水平，但相比其父母代仅有3%的持证率，已是天壤之别。

即便如此，在许多欧洲国家，依然存在融入进度极其缓慢、甚至完全停滞的边缘区域。如果某个社区长期存在犯罪、宗教极端主义或“挑战社会功能的平行社会结构”，瑞典警方就会将其标签为“脆弱地区”。南部城市马尔默的罗森戈德（Rosengard）郊区挂在这个名单上已长达十多年。尽管缺乏官方数据，但这里看起来是高度穆斯林化的。“到了开斋节，这里的一切都会停摆，”马尔默阿赫迈底亚穆斯林小群体的阿訇卡西夫·维尔克（Kashif Virk）说道。在当地的购物中心里，几乎每个女性都戴着头巾。“这是一个高度隔离的区域，”维尔克说。

然而，正如某些危言耸听者所宣称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罗森戈德就成了警方不敢涉足的“禁区”（no-go zone）。事实上，它反而得到了警方的格外关注。

欧洲穆斯林少数群体的增长以及融合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也并未像许多悲观主义者预测的那样，引发以伊斯兰之名爆破的暴力浪潮。欧洲刑警组织报告称，欧盟去年共记录了24起未遂的极端圣战恐怖袭击，其中绝大多数被成功挫败。实际实施的9起（其中8起为刺杀，1起为驾车撞人）共造成5人死亡。大多数案件仅涉及单独行动的袭击者，没有明确的外界协助或指使。2024年的数据与此类似，6起袭击造成6人死亡。这与2001年美国遭受的“9·11”袭击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今年7月，在柏林举行的一场同性恋骄傲游行中，一名极端分子驾驶面包车撞向参与者导致1人死亡，这便是典型的案例模式。欧洲各国的警察在打击伊斯兰恐怖网络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每年都会逮捕数百名涉嫌圣战分子。事实上，柏林袭击案的肇事者——21岁的黎巴嫩裔德国人阿布杜勒·巴卢特（Abdul Ballout）此前就曾被警方逮捕。在他真正动手实施袭击的前两个月，他就曾因企图策划恐袭被判刑，但法院当时给予了缓刑。尽管司法体系出现了失误，但警察和情报机构对危险始终保持着警惕。

然而，正当警方越来越擅长遏制暴力极端主义时，许多欧洲国家的当局对另一类穆斯林却愈发焦虑——这些人虽然摒弃暴力，却致力于削弱自由主义的自由与世俗化原则。例如，德国官员对所谓的“合法化伊斯兰主义”（legalistischer Islamismus）耿耿于怀，将其视为对宪法秩序的威胁。瑞典教育与融入部长西蒙娜·穆罕默森（Simona Mohamsson）本身也是穆斯林移民的后代，她对旨在于“塑造和影响瑞典社会”的“政治伊斯兰”深表不信任。

法国参议院在今年1月出台的一份报告中得出结论，穆兄会的手法和意识形态“威胁着我们的民主价值与社会安全”。今年4月，来自中右翼共和党的一位参议员提出了一项旨在“打击渗透行为”的法案草案，认为这种“伊斯兰实体暗中展开的新策略”旨在“用宗教法律取代共和国的原则”。

情报机构指责了像“欧洲穆斯林青年和学生组织联谊会”（FEMYSO）这样的机构。该组织是一个涵盖欧洲各地的穆斯林青年组织联合会，尽管其极力否认与穆兄会有任何瓜葛，但情报人员指称该组织充斥着穆兄会的支持者。FEMYSO声称代表所有穆斯林青年，并曾获得欧盟的资助。其公开活动包括看似人畜无害的反“伊斯兰恐惧症”宣传。对批评者而言，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极端伊斯兰主义成员得以借此将自己包装成主流穆斯林，并在上层结交新友。

但也有人认为这纯属创伤性歇斯底里。“数据根本不支持这种说法，”柏林德国融入与移民研究中心的纳德·霍泰特（Nader Hotait）在谈及德国情况时指出，“没有人能够证实存在与针对穆兄会的‘道德恐慌’相匹配的真实威胁。”

涉事的人数其实微乎其微。法国内政部的报告估计，穆兄会在法国的成员仅有400至1000人。这些成员与约280个慈善机构、青年组织、体育俱乐部等，以及139座清真寺（全国共计2800座）存在关联。报告称，在估计约750万的穆斯林人口中，前往此类宗教场所的人数约有9.1万人。报告还指出，在法国74所穆斯林学校中，穆兄会与其中的21所有所牵连，涵盖4200名学生（全国学生总数为560万）。

德国负责国内情报的宪法保卫局（BfV）也在密切监控当地的伊斯兰主义者。据其估计，该局追踪的团体大约拥有2.8万名成员。就荷兰当局而言，他们估计只有3%至5%的荷兰穆斯林（约2.5万至5万人）持有根本主义（教条主义）观点。

然而，打击伊斯兰主义的难度远比这些数据所显示的要大得多。

首先，持有非自由主义观点的穆斯林与那些企图控制或颠覆民主制度的人之间，界限往往非常模糊。许多穆斯林公开谴责同性恋，并希望立法禁止焚烧《古兰经》或出版讽刺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正如穆罕默森部长所言，拥有“深层保守的宗教价值观”本身并不构成犯罪。“划清这条界线极其困难，”汉堡内政部长安迪·格罗特（Andy Grote）表示，汉堡是德国受重点关注穆斯林浓度最高的联邦州。

在2022年的瑞典上一次大选中，罗森戈德主要选区有超过30%的选民将票投给了“细微差别党”（Nuance Party），该党主张将伊斯兰恐惧症和亵渎《古兰经》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但该党在全国的得票率仅为0.4%）。尤其是对年轻一代穆斯林而言，坚持看似保守、反世俗的观点，或许只是他们在面对普遍的仇穆情绪时表达自身身份认同的一种方式。去年的一项民调显示，44%的法国穆斯林更倾向于遵守伊斯兰教法而非法国法律，高于1995年的28%。而在25岁以下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高达52%。

更甚者，那些怀有明确颠覆企图的伊斯兰主义者，会故意搅浑自己与其他普通穆斯林之间的界限。据报道，今年6月，德国宪法保卫局局长（土耳其裔的）锡南·塞伦（Sinan Selen）在一次闭门立法会议上发出警告，称与穆兄会有牵连的德国团体正在试图拉拢拉拢体制内机构，并与政治家建立关系。

欧洲当局定期采取行动，试图限制或直接取缔那些被控传播极端思想的机构与组织。2020年，在一名展示先知漫画的中学教师萨缪尔·蒂（Samuel Paty）惨遭圣战分子斩首后，法国政府取缔了非政府组织BarakaCity以及“法国反伊斯兰恐惧症汇集会”，指控两者传播伊斯兰主义宣传。2023年，瑞典安全部门指控斯德哥尔摩一所伊斯兰学校（科尔多瓦国际学校）的雇员与暴力极端分子有牵连，并称学生面临被激进化的风险。学校督导局在次年将其关闭。今年11月，德国政府取缔了“互动穆斯林”（Muslim Interaktiv）组织，该团体此前曾动员数千名当地穆斯林走上汉堡街头，集会游行支持建立伊斯兰哈里发国。

然而，并非所有欧洲政府都拥有取缔被视为敌视宪法秩序的团体的法定权力。此外，要证明某个机构或团体（而非其中的个别人）具有颠覆性，过程往往极其艰难。2019年，荷兰安全部门声称阿姆斯特丹的一所穆斯林中学（Cornelius Haga Lyceum）已被传播歧视性观点的极端主义教师所控制。该学校提起诉讼，2024年法院裁定安全部门的指控存在误导性。

此类事件加剧了欧洲穆斯林认为自己沦为“政治猎巫”受害者的小群心态。参与去激化工作的社会组织表示，他们必须百般证明自己没有与伊斯兰主义者“勾勾搭搭”。“在德国，没有一个大型穆斯林组织不被边缘化或疑忌，”汉堡伊斯兰科学与教育研究所的马蒂亚斯·施密特（Matthias Schmidt）说，“无论他们向宪法宣誓多少次，没有一个被视作解决问题的一部分。”

2021年，荷兰左翼绿党议员高萨尔·布沙利赫特（Kauthar Bouchallikht）成为了荷兰首位佩戴头巾的国会议员。媒体因她过去在FEMYSO等组织的任职经历以及其他所谓的极端主义苗头对她穷追不舍，即便她本人明确否认持有任何伊斯兰主义观点。尽管她在2023年的选举中保住了席位，但她最终放弃了议席并退出了政坛。摩洛哥裔荷兰籍记者洛特菲·埃尔-哈米迪（Lotfi el-Hamidi）将他这一代穆斯林称为“9·11一代”：他们渐渐觉得，自己永远不会被当作真正平等的荷兰公民所接纳。

那些长期致力于对抗伊斯兰主义的地区留给人们的沉痛教训是：这项工作艰巨无比且看不到尽头。

汉堡早在2014年就出台了一项正式的伊斯兰主义预防战略，将政府机构、穆斯林团体、社会组织和学校紧密交织在一起。这一战略建立在2012年市政府与穆斯林社区领袖签署的正式契约之上。然而，极端主义问题依然顽固存在，“互动穆斯林”组织的骚乱就是明证。

事实上，要遏制伊斯兰主义思想甚至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一方面，这些思想的主要来源可能不再是像穆兄会这样的传统组织网络，而是变成了社交媒体。正如法国政治伊斯兰研究学者休戈·米什隆（Hugo Micheron）所言：“算法正日益取代阿訇、导师和教授。”例如，法国内政部的报告就列出了20名在此方面影响力尤甚的网红主播。

另一方面，伊斯兰主义者如今在社交媒体上找到了热情的“盟友”——煽动穆斯林恐惧症的极右翼团体。2022年，一名丹麦活动家在瑞典多地公开焚烧《古兰经》。伊斯兰主义团体随即开始散布（虚假的）谣言，称瑞典当局在纵容和鼓励这种焚烧行为，引发了愤怒穆斯林的暴动。“选择党（AfD）与激进伊斯兰主义者是天然的合作伙搭档——他们都靠撕裂社会、制造对立来汲取养分，”格罗特部长表示。

在明年法国总统大选中呼声最高的候选人玛琳·勒庞（Marine Le Pen），已不再满足于法国现有的在政府公共建筑物内禁止佩戴头巾及其他“显眼宗教标志”的法令，她正呼吁在所有公共场所全面实施禁令。这种做法势必会将许多原本只是虔诚信教的法国穆斯林推向极端分子的怀抱。

荷兰阿纳姆市市长、前工党议员阿赫迈德·马尔库什（Ahmed Marcouch）对未来深感忧虑。他说，就如何妥善应对穆斯林群体内部的极端观点展开全民公共讨论本是个好主意，“但那种理性的对话，其实压根就没得到过真正展开的机会。”

13. 高市早苗的大手笔支出计划引发市场担忧

原文标题：Takaichi Sanae’s big-spending plans are unnerving markets

核心提炼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全面推行由国家主导的经济新政，将自己定位为“日本首席执行官”。她计划在2041年前推动总额达370万亿日元（约合2.3万亿美元）的公私投资，涵盖17个关键领域。在其推动下，各省厅提交的下一财年预算初审申请达创纪录的143万亿日元。

高市的新政（Sanaenomics）打破了前首相安倍晋三侧重市场化改革的路线，转向依靠政府种子资金引导产业投资，重用经济产业省官员，效仿政府扶持的半导体企业Rapidus模式。尽管高市主张凭借通胀和税收增长带来的债务率下降窗口期扩大投资，但市场对其财政可持续性深感担忧，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3%。面对消费税下调、利息负担加重及美方压力，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升温。此外，高市忽视了结构性改革，甚至收紧移民政策，使得这一大手笔主导的“国家管理”战略能否带来预期增长备受质疑。

正文

高市早苗的大手笔支出计划引发市场担忧 ——她正将国家置于日本经济的核心位置

1999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二任议员为一本关于日本未来的合集撰写了一篇野心勃勃的文章。高市早苗当时构想，自己将在2010年10月当选首相，并开办一档每周日早晨发起的电视节目，以便直接向公众发声。高市的预言只错在了时间和媒介上：她最终在2025年10月就任首相；而她沟通的阵地不是电视，而是社交平台X。

那本论文集汇集了松下政经塾的历届毕业生。在这所著名的培训机构里，高市从松下电器享誉盛名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身上学到了将政治视为“国家管理艺术”的理念。作为首相，高市践行了这一教诲。“她的思考方式就像是日本的首席执行官（CEO），”前日本银行（央行）副行长、现任高市最核心的经济顾问之一若田部昌澄如是说。而这位CEO认为，现在正是进行大规模投资的时候。

随着高市就任后的首份完整年度预算案逐渐敲定，其经济复兴计划的轮廓已日渐清晰。她的增长战略预计在明年至2041年初之间，向17个产业领域注入总计370万亿日元（约合2.3万亿美元，相当于日本GDP的55%）的公私投资。为了便于落实，她改革了预算编制流程，允许所有省厅提出多年期的资金申请。9月4日公布的下一财年预算初审申请总额达到创纪录的143万亿日元，远高于此前的122.5万亿日元。市场对此深感不安：对财政状况的担忧一度推动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三十年来首次突破3%。

多年来，高市一直将其经济政策包装为其导师——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安倍经济学”的延伸。安倍在2012至2020年执政期间，通过货币刺激政策抗击通缩，并利用公司治理改革来约束日本企业界昏昏欲睡的高管们。在其任期结束时，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甚至将其政治遗产与玛格丽特·撒切尔相提并论。

高市确实继承了安倍推动国家复兴的决心，也具备“铁娘子”般的顽强意志。然而，“高市经济学”无论是在提法上还是核心理念上，都与“安倍经济学”（更不用说撒切尔主义）大相径庭。东京经济学家杰斯珀·科尔（Jesper Koll）指出：“高市骨子里并不固执地认为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相反，她往往更青睐借助国家力量。

安倍的智囊团当年思考的是如何倒逼企业提高投资回报率，而高市的顾问们讨论的则是应该将资金定向投向哪些产业。其核心思路是以政府的种子资金为杠杆，激活一系列关键领域的民间投资。高市重用了曾主导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经济产业省（METI）官员，同时削弱了财务省内部财政保守派的权力。由政府背景支持的前沿半导体企业Rapidus就是典型样板。咨询公司Japan Foresight的托比亚斯·哈里斯（Tobias Harris）表示：“他们希望在所有领域都复制一个Rapidus。”

高市的盟友认为，全球大势证明了这种方法的合理性。“自‘安倍经济学’时代以来，世界已经变了，”一位官员表示，“她并不反对市场，但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下，单靠市场力量是不够的。”在乔·拜登执政期间，美国全面拥抱产业政策；而中国受国家支持的企业也在价值链上不断攀升。

“高市派”还认为，日本当前的财政轨迹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期。得益于通货膨胀和税收收入增长，日本的公共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已从230%的高峰降至不到210%；如果扣除政府拥有的巨额金融资产，其净债务率目前约为130%。高市政府主张，只要债务占GDP的比重长期保持下降趋势，即使短期内无法实现此前历届政府高度重视的经常性预算平衡目标，也无伤大雅。

虽然初始预算申请具有扩张性，但并非剧烈膨胀：这比过去一年主预算和补充预算的总和仅多出2.4万亿日元，而高市正打算逐步废除补充预算制度。

然而，外界的质疑声层出不穷。在近期对48位日本知名经济学家发起的一项调查中，有35人认为政府的投资计划无法产生足够的经济增长来维持债务率的持续下降。

新预算极易失控。尽管政府承诺废除补充预算，但这类预算往往是为了应对突发外部冲击而设立的。此外，预算中还设立了一个没有上限的“强富日本”投资专项，由不计入官方债务率的“过渡国债”提供资金支持。各省厅已通过该专项申请了12万亿日元，主要用于人工智能和航天相关项目。而防卫省甚至尚未公布其申请金额。

高市承诺的下调消费税政策将于明年4月生效，届时将进一步加剧政府财政压力。与此同时，债务还本付息成本已经在上升。下一财年预算中，债务服务支出达到了创纪录的36.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7%。

高市更希望日本央行能在更长时间内将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她首次提名的两位政策委员会成员都是铁杆的“鸽派”。然而，央行已在6月份将利率从0.75%上调至1%；持续的通胀和疲软的日元进一步增强了继续加息的理由。美国官员也对高市的扩张性政策表示不满，认为这扰乱了美国国债市场，并指责日本央行加息步伐太慢。市场普遍预计日本央行将在9月17日至18日的下一次会议上再次加息；受此预期影响，日元兑美元汇率已升至今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即便高市成功突破了日本的财政极限，这些支出能否带来预期的增长仍未可知。经济产业省过去挑选“行业冠军”的记录并不尽如人意。即便是Rapidus，尽管取得了诸多进展，也尚未兑现其最初的承诺。

与此同时，结构性改革被抛在了脑后。高市在扩大国家投资渠道的同时，却在限制外籍劳工进入日本的途径，而这恰恰是防止日本人口加速萎缩所必需的。她在放宽管制方面的主要举措，竟然是撤销对加班时间的限制。

不过，这位日本的“首席执行官”依然意气风发。在初始预算申请公布后，高市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为其政策辩护。“支出上限不应成为好项目获取必要资金的障碍，”她写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申请都会获批……我们将仔细评估相关政策是否真正有效。”

这场豪赌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位CEO的判断力。

14. 马来西亚掀起数据中心建设热潮

原文标题：Malaysia is enjoying a massive data-centre boom

核心提炼

凭借廉价土地、可靠能源和优惠政策，马来西亚正经历全球最迅猛的数据中心扩张，尤以柔佛州最为显著。汇丰银行数据显示，马来西亚的数据中心投资额已占其GDP的18%，居全球之首，预计到2030年总容量将达7.7吉瓦。

这股热潮有力推动了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受建筑业、制造业及半导体出口提振，二季度经济同比增长6%。此外，地缘政治局势也使其收益——作为“中国加一”战略的受益者，对美出口大幅攀升，中美两大国均在该国布局数据中心。

然而，马来西亚仍面临挑战：虽然服务器林立，但芯片设计等核心技术较少；区域贫富差距扩大，工资涨幅赶不上物价；且数据中心能耗巨大，预计到2035年将消耗全国近31%的电力。尽管出现零星环保抗议，但总体政局稳定。政府希望借此转向高技能领域，推动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2030年跻身全球人工智能十强。

正文

马来西亚正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数据中心建设热潮。这能否帮助该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安抚那些对数据中心大兴土木感到担忧的当地居民？一种或许可行的办法，是让建筑公司主动向当地表白。在位于马来西亚南部的柔佛州，这似乎成了标准套路——这里正在经历全球最狂热的数据中心扩张之一，工地围挡上到处印着带有可爱爱心图案的“我爱柔佛”标语。

凭借廉价的土地、可靠的能源以及顺应需求的优惠政策，柔佛吸引了大量企业涌入。五年前，该州的数据中心容量仅为10兆瓦；而如今，这一数字增长了110倍。这股热潮甚至席卷到了全国：到2030年，马来西亚全国的数据中心容量预计将达到约7.7吉瓦。据汇丰银行统计，马来西亚的数据中心投资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高达18%，冠绝全球。

这一切正在为马来西亚的经济注入强劲动力。第二季度经济同比增长6%，高于第一季度的5.4%。拉动增长的主要引擎是制造业和建筑业，两者均与数据中心建设紧密相关。出口同样迎来爆发式增长。马来西亚长期以来一直从事基础半导体封测，如今这为其在人工智能（AI）供应链中占据一席之地奠定了基础。

吉隆坡双威大学的叶金福（Yeah Kim Leng）表示，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功不可没。他指出，过去几年相对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更加清晰的经济政策，重塑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此外，该国还从中美紧张关系中获益：7月份对美出口同比猛增80%，部分原因在于各行各业的企业在“中国加一”战略下纷纷将生产线转移至马来西亚。与此同时，来自这两个超级大国的资本都在源源不断地投入马来西亚的数据中心。

如今，马来西亚希望向人工智能价值链的上游迈进。尽管承载了海量服务器，但芯片设计或AI模型训练等顶尖的前沿工作在当地依然寥寥无几。马来西亚政府已提出要将国家打造为“人工智能强国”，并计划在2030年之前，使本国在AI发展多项指标的全球排名中挤进前十。为此，政府对新数据中心项目的准入门槛开始变得挑剔，优先青睐那些能创造高技能岗位、支持本土研发并带动国内供应链发展的项目。

马来西亚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如何确保经济增长的红利惠及广大民众。首都吉隆坡的人均GDP大约是北部吉兰丹州的8倍。叶博士指出，面向出口的行业风生水起，但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却步履维艰，工资增长速度始终赶不上日益上涨的生活成本。

另一大挑战则是如何应对人们对数据中心高能耗及其环境影响的日益担忧。目前，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已占马来西亚可用发电量的7%左右。评级机构标普全球估算，到2035年，这一比例可能攀升至近31%。今年早些时候，柔佛州某小镇的数十位居民发起抗议，抱怨数据中心施工带来的扬尘问题以及对当地水供应造成的压力。

不过，与西方国家不同，马来西亚零星的反对声音迄今尚未演变成大规模的社会抵制。今年7月，得益于稳健的经济增长，柔佛州执政党在州选举中以更大的优势赢得连任。至少在眼下，柔佛州似乎也在用行动回应着数据中心带来的爱意。

15. 偏见与傲慢：中国为何难以真正读懂印度？

原文标题：Why India baffles China

核心提炼

从玄奘西行取经至今，中国对印度的研究已有十四个世纪的历史。近年来，随着印度经济增长及其国际影响力提升，加之中国官方将“区域国别学”升格一级学科，中国的印度研究在数量和机构建设上呈现爆发式增长。然而，研究的“广度”并未带来“深度”，中国对印度的理解反而显得愈发脱节。

导致这一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自2020年边界冲突以来，签证限制导致中印两国学术与媒体交流几近中断，学者缺乏实地调研的机会。但更深层的障碍在于心理与历史偏见：从晚清至今，中国精英阶层普遍对印度的被殖民史、非暴力革命以及民主制度持轻视态度。面对经济与军事实力远落后于己却在国际舞台上“高调”的印度，新生代中国研究者更容易产生傲慢与轻视情绪。此外，缺乏对自制政策的反思，将双边关系恶化全盘归咎于对方，也阻碍了真正的理性认知。中印研究若想打破僵局，或许应重拾当年玄奘西行时的谦逊与包容。

正文

偏见与傲慢：中国为何难以真正读懂印度？

公元七世纪，唐代高僧玄奘踏上了西行求法的旅程。他的目的地是印度——在当时的中国眼中，这片佛教的发源地享有崇高地位。十六年后玄奘学成归国，不仅带回了数十部深刻影响中国佛教发展的佛经，还带回了关于印度政治、经济和地理的珍贵资料，并将其记录在《大唐西域记》中。这位佛门弟子，在无意间成为了早期印度研究的先驱。

十四个世纪过去了，沧海桑田，中国对这个邻国的看法早已不再像当年那样自带滤镜。另一个巨大的变化，在于中国积累海外知识的方式。在2022年之前，针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研究往往散落在各个传统学科之中——一位学者可能先在历史系研究印度，随后再攻读政治学博士。直到那一年，中国教育部将“区域国别学”升格为一级学科，允许高校设立跨学科院系，并颁发针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专业学位。这场学术重组，折射出中国急需更好地理解这个自己试图施加影响的世界。

长期以来，印度一直是中国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对象。它既是邻国，也是潜在的竞争对手，更是世界上除中国外唯一人口突破10亿的大国。同时，印度还在包括金砖国家（BRICS）在内的多个国际舞台上与中国并肩。纳伦德拉·莫迪将于9月12日至13日在德里主持金砖国家峰会，届时习近平预计将出席，这将是他自2019年以来首次访问印度。

随着印度经济规模扩张、国际话语权增强以及中印双边关系日趋复杂，中国从事印度研究的人才队伍迅速壮大。然而，繁荣的背后，研究质量却令人堪忧。

上海复旦大学的林民旺与北京清华大学的博士生毛克疾在去年发表的一篇学科综述中指出，学术热度的上升“也暴露出明显的短板”。他们写道：“不少观点缺乏足够的深度、历史视角以及必要的学术支撑。”

长期关注中国的印度分析家们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政治学者拉杰·维尔马（Raj Verma）曾在中国工作生活了11年，并发表过数篇关于中国学者对印视角的研究论文。他观察到，中国老一辈的研究者普遍“理性且温和”，而年轻一代学者则往往显得“激进且傲慢”。

一个悖论由此产生：尽管中国产出了越来越多的印度研究成果，但对这个邻国的真正理解似乎反而减少了。这究竟是为什么？

许多中国学者将其归咎于信息的匮乏与交流的阻隔。长期以来，印度在向外籍研究人员和记者发放签证方面一直极为谨慎。而在2020年拉达克地区发生致命的高海拔边境冲突后，中国研究人员更是被彻底拒之门外。尽管近几个月来两国关系有所回暖，旅游签证已恢复发放，甚至有传言称双方可能重新互相派驻记者，学者们的互访或许指日可待。

边境的重新开放或许能有所改善，但这无法根除中国学者心中深蒂固的历史偏见。

至少从一个多世纪前的晚清时期开始，中国精英阶层就因印度长期沦为殖民地而对其产生了一种居高临下的轻视。后来的中国革命领导人，对印度通过非暴力斗争争取独立的道路同样不以为然。而印度那种未富先兴的民主制度，在中国眼中也被视为拖累其发展的致命弱点。

在这种居高临下的心理定势之上，新一代的中国研究者看到的，是一个经济和军事实力都远落后于中国，却极喜欢在国际舞台上“唱高调”的印度。在此背景下，他们对印度的雄心壮志不屑一顾，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缺乏内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印度的智库和学者常常撰文批评本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失误，并进行公开讨论。然而，《印度教徒报》记者阿南特·克里希南（Ananth Krishnan）在其专栏文章中指出，在中国对印度的分析中，几乎看不到这种自我反思：“如果交流的基础假设永远是‘双边关系中的所有问题都源于对方的安全感缺失’，那么这种对话就根本无法深入——而这恰恰是我近年来在北京听到和读到最多的论调。”

不可否认，印度确实是一个错综复杂、令人费解的国家。即便是那些一生都生活在那里的土著，也不敢轻言自己完全读懂了印度。

然而，真正走进这片土地的最好方式，是怀揣一份谦逊。当年玄奘历经千难万险行路万里，是为了汲取异域的精神宝藏；而如今的外国研究者们，或许只需敞开心扉，就能开启这段理解之旅。■

16. “黑金”滚滚：缅甸重登全球最大鸦片产地宝座

原文标题：“Black gold” is pouring out of Myanmar

核心提炼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最新数据显示，缅甸已再次成为全球最大的非法鸦片来源国。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内外因素的共同推动：一方面，阿富汗塔利班自2021年执政后重启严厉的禁毒令，导致全球鸦片供给收紧、市场价格上涨；另一方面，缅甸自5年前政变引发内战以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全国半数人口陷入贫困，许多农户被迫以种植鸦片维生。

鸦片的泛滥引发了印度和泰国等邻国的严重担忧。尽管缅甸军政府与泰国表示将加强合作，并通过推广咖啡等替代作物来遏制罂粟种植，但在内战背景下，项目难以大规模推广。由于鸦片种植收益远高于普通农作物，加上军政府被指从中牟利且对边境地区缺乏实际控制权，缅甸短期内很难摆脱这场毒品危机。

正文

“黑金”滚滚：缅甸重登全球最大鸦片产地宝座

老挝、缅甸和泰国交界处的金三角曾是全球鸦片的生产中心。这片密林环绕的山区里，毒枭们将罂粟割流出的麻醉汁液奉为“黑金”——经提炼后，它便成了肆虐世间的毒品海洛因。在上世纪90年代，全球三分之二的罂粟都种植于此。此后，随着多国政府展开大力打击以及市场环境的变化，到了2006年，该地区占全球非法鸦片的产量已骤降至5%左右。

然而，至少在缅甸，这股“黑金”恶浪如今又卷土重来。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的数据显示，缅甸已再次成为全球已知最大的非法鸦片来源国，其罂粟种植大多集中在东部的掸邦。

缅甸鸦片贸易的死灰复燃，部分原因在于全球其他产区的局势变化。以另一鸦片大国阿富汗为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掌权的塔利班对罂粟种植户的态度屡有反复，甚至曾有一段时间将其合法化。但在2021年重新全面控制阿富汗后，塔利班再次颁布了严厉的禁毒令。这直接推高了国际市场价格，让缅甸胶农手中的鸦片能卖出更高的价钱。

不过，缅甸本国的内部动荡才是推动这一贸易更为关键的要因。UNODC的杰里米·道格拉斯（Jeremy Douglas）直言：“这本质上是一个贫困问题。”五年前缅甸军方发动政变并引发内战，迄今已造成约520万人流离失所，数万人丧生。如今，缅甸全国有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一比例是2017年的两倍。对当地农民而言，种植罂粟成了维持生计的救命稻草。UNODC的数据显示，去年缅甸的罂粟种植面积激增了17%，创下十年来的新高。

缅甸鸦片产量的激增让周边邻国大为不安。在缅甸西部、与印度曼尼普尔邦和米佐拉姆邦接壤的钦邦，罂粟田正在迅速蔓延。去职前曾任曼尼普尔邦首席部长的比伦·辛格（Biren Singh）曾痛心疾首地哀叹“金三角正在向印度转移”，并呼吁“所有部门必须以铁腕手段应对这一威胁”。

泰国同样深感焦虑。毒贩极喜欢利用泰国良好的公路网络来分销毒品。由于本土及周边鸦片供应量增加，泰国部分边境城镇的吸毒率在五年内翻了整整两番。今年8月，缅甸政变后由将军转任总统的敏昂莱在曼谷与泰国总理举行了政变以来的首次会晤，双方“同意加大联合打击力度”以应对毒品危机。

目前，泰国专家正配合UNODC，试图帮助缅甸军政府推广泰国当年根除本国罂粟种植的经验。其中最核心的举措是“作物替代”，即向农民提供补贴，鼓励他们将罂粟改种为水果等其他经济作物。在缅甸，UNODC正在掸邦首府东枝周边的一些村庄试点推广咖啡种植。道格拉斯表示，在联合国能够深入的地区，该项目确实取得了成效，但要想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却面临巨大挑战。

各界对缅甸军政府打击毒品的决心普遍持怀疑态度，毕竟军方长期以来一直被指控从鸦片贸易中抽取巨利。此外，缅甸边境地区的控制权分散在军政府和多个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其中一些与军方结盟，另一些则起义反抗军方）手中，这使得肃毒工作变得错综复杂。

而对当地农民来说，鸦片显然是比其他农作物更稳妥的“摇钱树”。在同等面积的农田里，种植干鸦片的收益大约是部分咖啡作物的两倍多。回顾历史，泰国自1958年立法禁毒后，在社会和平且资金充裕的前提下，尚且花了整整半个世纪才将罂粟铲出山林；而如今的缅甸，既没有和平，更缺乏资金。

17. 印度人终于爱上了奶酪

原文标题：India at last acquires a taste for cheese

核心提炼

千百年来，印度人出于宗教传统和口味习惯一直排斥传统奶酪，仅食用未发酵的煎豆腐式奶酪（paneer）。如今，这一局面正在发生深刻改变。得益于现代微生物发酵技术（无需使用牛胃酶）、中产阶级的壮大以及快餐文化的普及，印度奶酪市场正迎来爆发式增长。目前，印度年产牛奶近2.5亿吨，占全球四分之一，其15亿美元的奶酪市场正以每年近20%的速度扩张。

披萨等洋快餐是印度人接触奶酪的主要途径。此外，本土乳业巨头推出的平价产品以及新兴的便民电商，也加速了奶酪的普及。更有意义的是，印度食品界不仅引进了法式布里等外来品种，还在积极复兴如烟熏牦牛奶酪（churpi）等本土传统奶酪。如今，高端餐厅正越来越多地采用国产奶酪替代进口食材，展现出印度饮食文化的包容与创新。

正文

千百年来，印度人一直对奶酪敬而远之。在信仰印度教的文化中，母牛被奉为神圣的象征，人们认为牛奶是圣洁之物。将牛奶发酵成酸奶尚可接受，但若像“蛮荒”的欧洲人那样，利用屠宰小牛的胃凝乳酶将牛奶熟化成奶酪，就未免有些大逆不道了；至于牦牛、山羊或绵羊奶做成的奶酪，也从未真正流行起来。此外，传统奶酪的独特风味也很难讨好印度人的胃口。时至今日，如果你给一位年长者递上一块口感比咖喱伴侣“帕尼尔”（paneer，一种清淡的印式鲜奶酪）更重口、更刺激的奶酪，他们可能依然会皱眉退缩。

然而，时代的风向已经改变。作为全球乳业巨头，印度每年生产近2.5亿吨牛奶，占全球总产量的四分之一。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人们对异域美食的兴趣日益浓厚；而快餐文化的普及，也在重塑普通大众的日常饮食。简而言之，这片次大陆迎来奶酪繁荣期的时机已经成熟。

如今，印度规模达15亿美元的奶酪市场正以每年近20%的速度飞速增长。在德里的普通超市货架上，你经常能看到五六种奶酪，其中包括印度本土生产的马苏里拉、切达和菲达奶酪（如今的大众奶酪大多采用植物发酵酶制作）。许多产品都被冠以朴素的名称——“融化奶酪”。印度乳业巨头阿姆尔（Amul）雄踞市场龙头，其生产的500克装“奶酪块”在即时配送平台Blinkit上售价仅为300卢比（约合3.14美元），虽然嚼劲稍显不足，但烘烤后的风味相当不错。

美食作家塔努什里·博米克（Tanushree Bhowmik）解释道：“对大多数印度人来说，披萨是他们接触奶酪的敲门砖。”美国快餐连锁品牌必胜客于30年前在印度开设了第一家门店，如今其分店已近千家。许多印度人还会用市售饼底或前一天剩下的薄饼（chapati）在家里自制披萨。博米克笑着承认：“意大利人看了可能不会赞同。”此外，裹着厚厚奶酪的汉堡、卷饼和三明治也已成为街头巷尾的寻常美食。

今年4月，印度本土公司Eleftheria制作的布里奶酪（Brie）斩获了一项国际大奖。但真正让印度美食家们喜出望外的，是本土传统奶酪的复兴——比如同样荣获金奖的烟熏牦牛奶酪“丘尔皮”（churpi）、咸香带劲的“卡拉里”奶酪（kalari），以及质地松软、风味温和的“卡林邦”奶酪（kalimpong）。

在德里的一家高端餐厅Olive里，这三种本土奶酪都登上了菜单。主厨德鲁夫·奥贝罗伊（Dhruv Oberoi）表示，过去他极度依赖进口食材，但现在他的大多数菜品都在力推印度国产奶酪。他还补充道，食客们对此非常买账，纷纷成为了这些本土美味的忠实拥趸。

18. 中国人，终于能喘口气了吗？

原文标题：Can China finally relax?

核心提炼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深植“业精于勤荒于嬉”的劳动道德，经历了高强度的经济崛起。然而，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中国正迎来一场关于“休假与休闲”的观念变革。如今的中国人不再局限于“996”的加班狂热或完全消极的“躺平”，而是试图在两者之间寻得平衡——减少工作时间，提升生活质量。文化、体育和度假等休闲消费成为了疲软零售业中的一大亮点。

这种转变并非一帆风顺。在经济增速放缓和AI威胁就业的背景下，年轻一代既承受着“努力未必有回报”的现实焦虑，又渴望慢下来。休闲因而成为了化解工作压力的“避难所”，人们开始从关注成功转向寻求自我觉察与内心平静。官方一方面乐见休闲拉动内需、纾解民众情绪，另一方面又警惕“躺平”演变为消极抵抗。这种对休闲价值的重新评估，也折射出社会契约的变化：人们开始用更多的个人自由与生活品质，来弥补高增长时代的终结。

正文

中国，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吗？ ——论中国的休闲阶层：勤劳的中国社会渴望更多休息，却依然面临诸多掣肘

离中国领导人夏日避暑与会地北戴河不远，坐落着被称为“中产阶级乌托邦”的封闭式度假区——阿那亚。在这里，游客们体验风筝冲浪，静心冥想，在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街道上漫步，不少人还在当地购入了第二套房产。去年，这里的游客量超过460万人次，高于2024年的340万人次。人们在极简风格的食堂前排队，参加戏剧、音乐和电影节，或是驻足欣赏那座粗粝主义风格的网红图书馆。

在中国，资产阶级的出现并未像许多人曾经预想的那样带来民主，但它确实催生了一个繁荣的休闲产业，专门服务于那些有钱却过度劳累、急需寻找个人实现感的人群。“阿那亚之所以这么火，是因为它呈现了人们原本该有的生活方式，”来自北京的教师高佩（音译）说道，她今年刚在这里买了一套度假房。

19世纪末，美国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提出了“休闲阶层”的概念，指那些通过展示自己“无需辛苦工作”来炫耀身份的人群。在中国，这样的群体规模依然很小。但重视休闲的社会阶层却广泛得多。咨询公司麦肯锡估计，到2025年，中国超过一半的城市家庭（约2亿户）已跻身中产阶级上层及以上，年收入至少达到16.5万元人民币（约合2.3万美元）。

关于中国工作文化的讨论往往聚焦于两个极端：要么是“996”（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要么是“躺平”（彻底退出职场内卷）。然而，大多数中国中产阶级介于两者之间。他们希望能少加点班，也希望能更好地利用业余时间。在当前低迷的零售市场中，文化、体育和其他休闲消费成了为数不多的亮点。一些过去只接外国客户的户外徒步导游，如今开始接待全身装备焕然一新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首次迈向荒野与山林。

对于大众享受休闲，执政党似乎乐见其成，因为这既能刺激消费，又能让人们休养生息以便更好地投入工作——只要他们不因幻灭而彻底颓废，也不因不满而起事造反就行。在阿那亚的一家书店里，一位游客拍下了一枚冰箱贴，上面写着：“休息也是合法的。”

长期以来，中国确实需要这样的提醒。这里的劳动道德根深蒂固，古训“万物丧志”（应为“玩物丧志”）早已警告过人们沉溺游玩会磨灭志向。自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主导激进的市场化经济改革后，人们的观念开始发生变化。随后在1995年，政府引入了双周末休假制（尽管早期执行并不严格），并在1999年推出了三个为期一周的“黄金周”假期。

随着中国日益富有，工作时间有所减少。正如一家政府智库在近期报告中所表述的那样，休闲已成为“生活的标准配置”。中国人民大学的王琪延数十年来一直在调查中国人的时间分配，他指出，2017至2018年间是中国人开始“像真正的人那样生活”且幸福感最高的时期：睡眠充足，娱乐增加，还能赚到体面的收入。

然而，根据上述智库的调查，近期经济增速放缓导致城市居民的日常休闲时间有所缩水，从2024年的工作日日均5.91小时降至2025年的3.66小时。但这只是整体上升趋势中的一次暂歇。作为政府顾问的王教授甚至倡导实行每周四天工作制。

24岁的沈慧珊（音译）从事电商工作，在她看来，她们这一代人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而不是为了工作而生活”。最近，她特意请了三天无薪假去云南普洱游玩，那里以茶和咖啡闻名。在一家当地的烘焙工坊里，她和其他50名听得入神的人一起，听咖啡师讲解咖啡豆从种植到落入杯中的全过程。对于她为了旅游宁愿扣工资的做法，她的父母感到大惑不解。

在中国，许多人抱怨如今再怎么努力也难以获得应有的回报。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的项飙指出，虽然只有极少数年轻人选择彻底摆脱这台“西西弗斯式的履带机”，但大多数人已经对传统的加班拼搏文化失去了信念。尽管经济疲软和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威胁迫使他们不得不加快脚步，但许多人内心深处依然渴望慢下来。项飙认为，当不甚愉快的打工人转向健身房、微短剧和游戏时，休闲便起到了一种“抚慰”这种日益紧张情绪的作用。

单向街书店在阿那亚开有一家分店，其负责人张晨（音译）注意到，书店的展柜陈列已经从管理学书籍转向了自我反思和时间管理类图书。“过去大家只想知道如何成功，”他说，而现在“更多的是关于……如何培养自我意识，如何放松，以及如何休息。”为了迎合这一趋势，书店还举办了“书店夜宿”和“带酒读书会”等活动。

官方深知休闲有助于拉动消费并保持劳动者的情绪稳定，因而也在试图推广带薪休假并遏制无休止的加班。今年8月，河南省政府发布的一份通知在网上引发热议，该通知要求领导干部简化请假审批，并带头休满全部法定假期。其他省份也纷纷批驳“不健康的工作文化”——在这种文化下，许多员工甚至不敢开口请假。

然而，官方也担心劳动者放松得“太过了”。网络监管部门对“躺平”等“过分悲观的情绪”进行了清理和审查，国家安全部甚至在今年将这种现象归咎于外部势力的“洗脑”。

但对许多拥抱休闲的人来说，政治显得相当遥远。“大部分事情党都处理得挺好，所以我们就让他们去管吧，”来自上海的工程师吉杰森（音译）在阿那亚艺术中心看展时说道。他说，这样大家就能腾出更多时间来追求个人兴趣，比如在中国风靡起来的德国Hyrox健身赛，或是全家去大师设计的酒店来一场“本地微度假”（staycation）。

如今，普洱已成为休闲爱好者的热门目的地。27岁的当地人王艳（音译）此前在光伏行业工作，因职业倦怠而离职。她说，游客们来到这座生活节奏缓慢的城市，是为了在重返工作前“清空重置”自己。她在镇上开了一家手作工坊，这样的工坊如今随处可见。那些曾被高压教育体系剥夺了童年玩乐时光的成年人，终于在这里找到了释放的出口。“这都是为了弥补年轻时的自己，”她看着顾客们将花草图案拓印到包袋上、制作扎染衣服时感叹道。

与此同时，一位采蘑菇的导游正在森林里为城里来的游客辨认长得像喇叭和扫帚一样的野生菌。“我觉得自己还活着，”26岁的王可意（音译）一边扫描着林地一边说道。

在阿那亚的一家咖啡馆里，42岁的张琳（音译）将自己如今的休闲生活归功于当年的打拼与幸运。二十年前，趁着游戏产业腾飞的东风，她和丈夫创办了一家游戏公司。为了攒钱买房、买车、拿到北京户口，工作曾经吞噬了他们的一切。他们享受到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红利，如今不再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在带着7岁的孩子在中国西北山区自驾游了六周后，他们在阿那亚结束了这个夏天。她说，他们不买名牌手袋或珠宝，绝大部分支出都花在了教育和“出门玩”上。

不过她认为，下一代人将很难再复制她的生活方式。她注意到自己公司里的年轻员工存在明显的分化：那些家在北京的员工“非常自由”，因为条件优越的家庭能够资助他们去远方度假；而外地来的打工人就像他们父母那一代一样，工作是为了存钱，而不是为了享受。但在她看来，恰恰是那些心态放松的北京本地年轻人，代表着未来的趋势。

中国社会对休闲价值的重新评估，本质上折射出公众与官方之间那种“隐性契约”的形态变化。研究机构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的葛艺豪（Arthur Kroeber）表示：“社会契约不再是‘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赚大钱’。”它已经转变为“你将过上还算体面的生活，我们会保障你的安全”，并在政治红线之外——当然，前提是绝不触碰政治——给予人们追求个人生活的充分自由。

19. 同类的吸引：中国独生子女择偶偏爱“独二代”

原文标题：Only children in China prefer to marry other only children

核心提炼

在中国当下的婚恋市场上，独生子女更倾向于选择同为独生子女的对象。研究显示，即便排除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背景等因素，独生子女之间联姻的概率仍比非独生子女高出约18个百分点。

这种择偶偏好源于观念差异与经济考量。独生子女习惯了独享家庭资源，往往难以忍受复杂的姻亲关系和潜在的家庭矛盾。从经济角度看，独生子女能完整继承父母遗产，避免了多子女家庭因彩包分派、财产分割或多子家庭中重男轻女观念带来的隐患。尽管独生子女需独自承担赡养父母的重任，但他们认为这至少省去了与兄弟姐妹因推诿养老责任而产生的摩擦。

在经济压力增大、青年就业艰难的背景下，择偶标准日趋现实。这一现象不仅折射出年轻一代的婚恋焦虑，也为试图通过提升结婚率来应对人口萎缩的中国政府带来了新的挑战。

正文

与身边的某些朋友不同，来自山西、现年28岁的段卡琳达（音）并不排斥婚姻。作为独生女，她从小没有兄弟姐妹相伴，因此觉得婚后的陪伴格外美好。不过，她在挑选未来丈夫时有一个硬性指标——对方也必须是独生子。这件事绝无商量余地，“哪怕他是国务院秘书长家的公子也不行”。

在中国竞争白热化的相亲市场上，车子、房子和存款早已是首次约会的必谈话题。但如今，一个稍微有些特殊的指标也成为了焦点：家里有几个孩子。在上海，微信相亲群发起人岳先生（应本人要求隐去全名）表示，在他的数千名群成员中，许多人会礼貌地拒绝那些有兄弟姐妹的相亲对象。

这种现象并非个例。俄亥俄州立大学学者温方琪（音）在一篇工作论文中指出，独生子女确实更有可能选择另一个独生子女结为夫妻。在控制了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背景等变量后，他们彼此结合的概率仍比有兄弟姐妹的同龄人高出约18个百分点。

与大众的普遍认知相反，如今中国的年轻一代中，独生子女其实并不占多数，因此他们确实有挑选的空间。虽然中国自1979年至2015年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但该政策从未被一刀切地执行，在农村地区更是如此。自1984年起，“一孩半”政策允许部分第一胎生育女孩的农村夫妇生育二胎。2019年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显示，在高校适龄学生中，独生子女的比例仅略高于40%。

这种偏离标准独生子女模式的情况，似乎在不同规模的家庭之间拉开了一条观念鸿沟。独生子女早已习惯独占一切，而不是与家里的其他“小皇帝”分享资源（或是争吵）。岳先生表示，在他们看来，伴侣与兄弟姐妹之间的纽带反倒成了累赘，他们不想把精力浪费在处理这类人际关系上。“这本身倒没什么错，”段女士说，“但我实在接受不了伴侣那么疼爱他妹妹，我真的接受不了。”

经济因素同样至关重要。段女士的父亲过去常在经济上资助自己的几个兄弟，她觉得这导致母亲受了不少委屈。相比之下，独生子女能够完整地继承父母的所有财产。而在多子女家庭中，某些子女分得的家产往往比其他人更多。

其中，有兄弟的男性在婚恋市场上处境最不利：家庭为了帮一个儿子娶妻而支付彩礼后，留给其他儿子的钱自然就少了。而有多个姐姐带来的风险则有所不同：如果一个男人有好几个姐姐，这通常意味着他的父母为了生儿子拼尽了全力。这可能是一个危险信号，预示着该家庭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从而让一些潜在的准新娘望而却步。

当然，独生子女的日子也并不轻松。在独享丰厚遗产之前，他们往往要先独自背负起照顾两位体弱多病老人的沉重负担。然而，兄弟姐妹并不总是靠得住，无法指望他们平摊赡养责任，照顾老人的分工不均反而极易引发家庭纠纷。段女士说，至少对独生子女而言，这份责任是清晰明确的。

这些择偶观表面上看或许显得有些冷酷或过于功利。然而，眼下优质岗位稀缺，相亲对象的经济实力自然举足轻重。经济上的焦虑无助于提升中国的结婚率。今年上半年，中国仅有330万对新人登记结婚，同比下降7.5%，创下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新低。对于正为人口萎缩而发愁的政府来说，这种“兄弟姐妹恐惧症”无疑又带来了一个令人头疼的新难题。

20. 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履不可为之艰，致未如人意之局

原文标题：Tung Chee-hwa, Hong Kong’s first chief executive, has died

核心提炼

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2026年9月8日逝世，享年89岁。作为1997年香港回归后的首位掌舵人，董建华出身航运世家，早年曾获中资背景财团救助，其重经济、轻政治的理念深得北京信任。然而，他的施政之路充满坎坷：上任伊始便遭遇亚洲金融风暴，致使经济重创、房价暴跌；刚有起色又逢2003年SARS疫情冲击。

比经济困境更难解的是政治难题。董建华夹在北京对国家安全的关切与香港市民对自由侵蚀的担忧之间，两头讨好却两头失信。2003年引发巨幅争议的“二十三条”国安立法受阻后，他于2005年被迫辞职。董建华虽具国际视野与温和作风，却缺乏协调各方利益的政治与行政手腕。末代港督彭定康曾坦言，选他执掌香港“或许是北京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

正文

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履不可为之艰，致未如人意之局

当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与董建华首次会面时，对这位即将成为他实质意义上的继任者——即1997年香港成为中国特别行政区后的首任行政长官——颇具好感。“这个人完全不坏，”彭定康在1992年的日记中写道，“实际上，我还挺喜欢他的。”当时，彭定康刚任命于9月8日以89岁高龄离世的董建华进入行政局（即港府内阁），看重的是他能充当与香港未来统治者——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沟通桥梁。

或许早在那个时候，中共就已经将他锁定为香港首位华人掌舵人。他符合多项标准：首先，他是一名商人而非政治家，而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坚持香港必须是一个“经济城市”，而非“政治城市”。董建华继承了父亲创办的东方海外航运公司。其次，他欠着北京的情。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次不明智的船队扩张导致公司濒临破产，最终是在与北京关系密切的地产大颚以及中国国企的鼎力相助下才渡过难关。第三，他的政治立场契合北京的胃口。正如彭定康在1992年指出的那样，董建华“显然认为民主并非能在亚洲生根发芽的东西”。

彭定康担任港督的五年，其核心主题就是一场极其理想主义却近乎徒劳的尝试：试图在既定的宪制框架内，为香港注入超量的民主元素。在行政局内，董建华反对彭定康的改革，但并未在公开场合对其进行猛烈批评。在中国政府眼中，他获得这一职位的第四个（尽管次要）资质在于：他不是一个令人心生畏惧的狂热分子。董建华举止得体、待人温和，具有国际化视野，甚至与老布什家族私交甚笃。他出生于上海，十岁时随家人迁居香港，后在利物浦大学攻读船舶工程。（这位香港首位在中国大陆出生的领导人，可能也是最后一位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的忠实拥趸。）此后，他前往美国，在家族企业及通用电气工作。

因此，在1997年，董建华的出任既没有引发狂热的捧场，也没有引发恐慌性的离港潮。然而，他所接手的大环境，用“不祥”来形容绝不为过。1997年7月1日，在细雨绵绵、略带湿意的回归交接仪式上，时任英国查尔斯王子与中国已故国家主席江泽民共同出席。董建华作为江泽民在港“总督”般的施政生涯，在一片忐忑与希望交织的气氛中拉开帷幕。

然而，就在次日清晨，整个地区便从泰国始发的金融危机噩梦中醒来，这场风暴迅速席卷了半个亚洲。香港资产价格暴跌，失业率创下历史新高。随着房产市场的萎靡不振，董建华不得不悄然放弃了每年兴建8.5万套住宅的雄心计划。

好不容易等香港踏上复苏之路，另一场危机又呼啸而至：2003年初，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爆发，夺走了数百人的生命，给经济增长蒙上阴影。

如果说经济挑战尚属严峻，那么政治困局则几乎难以逾越。董建华夹在了两者之间：一边是急于铲除香港任何可能波及内地自由苗头的北京政府，另一边则是深恐既有自由被蚕食的香港大众。结果，他失去了两边的信任。2003年引发的大规模游行，直接导致了北京渴望落实的国家安全立法的暂缓。不过，北京有足够的耐心，并在2024年最终获得了想要的法律。

然而，北京对政绩不佳的地方领导人却鲜有耐心，而董建华显然属于此类。2005年被迫辞职后，他并未落得一身污名，反而获得了显赫的顾问头衔（全国政协副主席）。2018年，随着东方海外被一家中国国企收购，他的财富进一步膨胀。至其逝世时，其个人资产估计已达32亿美元。

香港归根结底是一座经济城市，但治理香港绝非仅凭经济手段即可奏效。董建华缺乏足够的行政手腕、政治智慧与沟通技巧，无法让香港人真正接纳他们的新统治者。彭定康虽然早期对他颇有善意，但后来也不得不写道：选择董建华出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或许是北京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

21. 中国舆论环境陷入严冬

原文标题：Speech in China is in the deep freeze

核心提炼

文章指出，当前中国的言论空间正经历深刻的收缩与严格控制。从相声演员因微调传统歌词而面临演出取消，到西南边境遭遇严重自然灾害时网络视频被迅速清理、媒体报道受限，均表明官方对公众议题的把控已深入各个层面。与早年互联网及媒体拥有相对开放的讨论与监督空间不同，近年来在政策引导与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的加持下，审查机制变得更为迅速与全面。审查不仅止于屏蔽敏感信息，更旨在重塑公众的认知与思考模式。这种严格的言论管控虽然让执政者实现了对社会议题的全面主导，但也使得社会自我纠错和早期预警机制受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开始表现出普遍的自律与谨慎。

正文

在一个被认为极具颠覆性的行为中，这个动作其实显得低调甚至有些平淡无奇。在7月中旬的一场现场演出中，一位喜剧演员对一首广为人知的革命歌曲进行了微调。他没有演唱原本关于游击队隐蔽处湖泊的歌词，而是改成了关于北京皇城大殿的语句。他的本意并不明确，也并未指向特定的对象，当时仅引起了观众轻微的笑声。然而，这一行为却引发了管理部门的严厉回应，成为言论空间进一步收缩的缩影。

该演员的问题在于违反了相关规定，未就修改后的歌词提前报批。随后，他截至9月下旬的多场演出均被取消。这一处理方式在网络上引发了短暂的惊叹，但大部分讨论与批评很快便销声声匿迹。一位网民发文质疑，如果文化环境中连无害的玩笑都无法容忍，社会是否绷得太紧？但该文章随后便从社交平台上消失。

对公共讨论的限制同样体现在更为沉重的事件中。在前段时间发生的自然灾害中，尽管官方媒体对救援工作进行了大量报道，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封锁消息，但事件依然反映出对敏感议题讨论空间的压缩。现场的非官方视频被陆续下架，初期仅有极少数大型媒体记者获准进入灾区现场。同时，相关部门通报了对网络“谣言”传播者的处罚，其中包括对伤亡人数进行推测的言论。

这与十几年前大型灾难发生时的舆论环境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网络平台上充满了对建筑质量问题的探讨，记者们也得以记录下许多受灾家庭的真实遭遇。而如今的报道重心则全面转向了对救援人员英勇事迹的赞颂。媒体被要求严格遵循权威发布的内容，管理的重点不再仅仅是阻断消息，而是设定公众讨论的边界。

这种变化对长期关注相关领域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它标志着信息环境的深刻转型。在21世纪初，互联网曾被视为开辟讨论空间的契机，媒体也曾开展过不少具有勇气的调查报道。然而在过去十余年中，官方明确了管理网络秩序、要求媒体服从大局的方针，并取得了明显的掌控力。尽管社交平台上依然存在大量非官方的讨论账号，但运营者普遍清楚敏感话题的风险，从而选择谨慎行事。

近年来，自动化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应用赋予了审查机制更强的监测与处理能力。相关研究机构指出，过往信息管理往往滞后于网络讨论，而如今管理机制已占据绝对主动。

舆论管理的终极目标不仅在于阻挡外界信息或压制异议，更在于对整体信息生态进行系统化塑造，进而影响公众获取知识的渠道乃至思维习惯。虽然部分技术手段依然存在绕过的可能，但绝大多数普通大众并无此类动力，且离散的非 mainstream 观点也难以形成广泛的公共讨论。 monitoring 团队发现，能够留存的批判性言论数量正在逐年减少，且涉及的议题也日益边缘化。

这种谨慎的氛围也逐渐渗透至线下生活。尽管人们在私下亲友聚会时依然会坦诚地表达对工作或生活的看法，但网络边界的收缩不可避免地塑造着现实中的交流习惯。舞台表演者变得更加小心翼翼，甚至在日常餐桌谈资涉及敏感领域时，人们也会下意识地压低声音、环顾四周。

在这种环境下，社会付出了相应的代价。缺乏自由充沛的讨论，使得社会难以在早期发现潜在问题并予以理性解决；长期的情绪压抑也可能积聚潜在的矛盾。然而在管理者的逻辑中，官方拥有完备的信息获取渠道，公众无需对宏观事务过度操心。在他们看来，在现代信息时代掌握议题设置的主导权、引导公众的所见所言，是一项重大的治理成就。

22. 民主党会向左走多远？

原文标题：How far left will Democrats go?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美国民主党正面临深刻的内部分裂。随着选民对党内老派领导层和现状的不满激增，左翼激进派在党内初选中异军突起，甚至在部分关键摇滚州击败了党内建制派支持的中立温和派。这种变化反映出民主党选民基础正在整体左倾，年轻一代对资本主义和传统体制的怀疑日益加深，对代际更替和激进变革的呼声高涨。

虽然温和派警告称，民主党社会主义者（DSA）等左翼力量的崛起可能损害党的整体形象，并在大选中疏远中间选民，但左翼 populism（民粹主义）在经济议题上的主张已深刻影响了党内的政策走向。即使温和派能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为民主党赢回国会多数席位，党内的路线之争也不会停止，而是将直接塑造国会议程，并成为2028年总统大选初选的核心焦点。

正文

全文翻译

民主党会向左走多远？ 民主党的困境：党内基层的愤怒程度，几乎不亚于他们对总统的愤慨

要感受美国政治地表下的翻天覆地，去德克萨斯州看看就知道了。不必去达拉斯的巨型集会——本周唐纳德·特朗普正试图在那里召集共和党人，为中期选举预热；去看看另一边：民主党人，特别是他们那位36岁的州党部主席。

去年，自称“德州东部农家子弟”的肯德尔·斯卡德尔（Kendall Scudder）参加了该职位的七人角逐，并在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情况下赢得了选举。“捐款人阶层、顾问阶层——每个人原本都有自己看好的候选人，”他说。但他作为基层选民的选择，毫不畏惧给这个旧体制“狠狠踹上一脚”。

斯卡德尔将自己的进步派民粹主义政治主张描述为：“这是我们与大企业、亿万富翁以及那些企图从我们手中夺走一切的谄媚恶棍之间的较量。”他曾四次与民主社会主义者、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德州同台亮相。斯卡德尔直言，像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这样的华盛顿党内高层未能顺应时代，他们过于专注于维护现状。

许多其他地区的民主党人也深有同感。斯卡德尔并非“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的成员——该组织在今年夏天的崛起曾让党内残存的中立温和派不寒而栗。相反，他代表着一个更广泛的现象，而DSA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民主党选民普遍渴望变革。

左翼激进派过了一个大获全胜的夏天。在佛罗里达州、缅因州、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的参议院初选中，他们击败了党内建制派青睐的中立派。当然，这远非全面占领。例如，DSA支持的威斯康星州州长候选人弗朗西斯卡·洪（Francesca Hong）在8月的民主党初选中败北。但即便在失利的情况下，左翼候选人也往往比分紧追，这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印象：他们的竞争力已今非昔比。

这就引发了民主党内部一场激烈的路线大辩论。这场辩论将持续到11月中期选举之后，不仅会塑造民主党在国会的议程，还将决定2028年总统大选的竞争格局。

不过，首要关口是中期选举。民主党目前势头良好。他们很可能会夺回众议院，甚至有可能拿下参议院——我们的预测模型显示两者概率参半。这将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因为这意味着民主党必须在特朗普2024年以两位数优势赢下的州翻盘。参议院席位之所以能有一搏，既是因为特朗普极低的民调支持率，也是因为民主党在阿拉斯加、爱荷华和北卡罗来纳等州推出了顶尖的候选人。在这些地方，精明的温和派登上了选票。

讽刺之处就在于：如果民主党能夺回参议院，那将归功于温和派。然而，该党绝大部分的政治能量，却蕴藏在左翼之中。

民主党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大包容党”（big tent）。它既包含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这样的中立派——其履历涵盖了比尔·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的白宫任期；也包含桑德斯式的经济民粹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今天的派系斗争是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与桑德斯之争的延续。不同之处在于，如今基层的不满情绪已大为加深，并且这种挫败感正在大大小小的选举中找寻宣泄口。

DSA的成功就是最好的例证。直到最近，该组织在纽约市以外还鲜为人知。它是一个拥有自身政纲和党员的独立实体。但考虑到作为第三方参选必败无疑，它选择借用民主党的选票通道参选，试图从内部改变民主党。

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阿米莉亚·莫尔帕斯（Amelia Malpas）长期追踪由各类左翼活动团体支持的激进派国会议员。在2018年至2024年间，有20名此类议员进入众议院（在200多人的民主党议员团中占一席之地）。在今年11月之后，预计至少还有9人将进入国会，这将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批。在即将入职的新人中，有5位是DSA党员。

左翼在底特律、纽约和费城等民主党稳固的领地大获全胜。“你在纽约赢了？太棒了，”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倾向于淡化进步派崛起论调的中立派詹姆斯·哈里森（Jaime Harrison）说，“但能让我们在众议院和参议院赢得多数席位的，是那些摇摆选区。”

民主党人往往优先考虑胜选能力——左翼候选人能通过初选并在竞争激烈的大选中获胜的先例寥寥无几。密歇根州参议员竞选中的阿卜杜拉·埃尔-萨耶德（Abdul El-Sayed）就是这样一个候选人，且他正处于这场赌注最高的角逐中。他自称是资本主义者，却来自激进派左翼。他早期与擅长炒作愤怒情绪的主播哈桑·派克（Hasan Piker）的交情，如今成了反噬他的污点。

另一个例子是密歇根州第七国会选区的威廉·劳伦斯（William Lawrence），特朗普在2024年以微弱优势赢下了该选区。劳伦斯迄今为止的成功，充分展现了基层的反建制情绪。在初选中，他击败了两名中立派候选人，其中包括一名获得民主党参议员埃莉萨·斯洛特金（Elissa Slotkin）背书的前海豹突击队队员。劳伦斯是一位气候活动家和租客组织者，多年前曾因在管道抗议活动中将自己锁在施工设备上而犯下重罪（后已被撤销）。他曾因斯洛特金支持以色列而称其为“好战分子”。反对数据中心建设计划是他竞选的核心纲领。当被问及如何赢下初选时，他回答道：“因为人们出离愤怒了。”

我们的模型预测，埃尔-萨耶德博士有63%的获胜概率，劳伦斯也有60%的胜算，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特朗普极其糟糕的民调表现，掩盖了候选人在大选中因意识形态极端所带来的常规劣势。然而，如果埃尔-萨耶德击败他的共和党对手迈克·罗杰斯（Mike Rogers），左翼将把这视为左翼民粹主义者在摇摆选区切实可行的铁证，而非仅仅归因于特朗普的失人心。

中立派最大的担忧在于，DSA会抹黑民主党的政党形象。共和党全国国会委员会称劳伦斯为“社会主义重罪犯”。共和党人将即将入职的DSA国会议员称为“共党议员团”，并将中立派民主党人戏称为社会主义的“木马”。在一名DSA成员赢下佛罗里达州参议院初选后，该州的民主党州长候选人感到不得不轮流上电视澄清：“我拒绝社会主义。我拒绝DSA。我是个资本主义者。”

左翼民粹主义者还可能让民主党人在明年的执政变得更加艰难。想想茶党（Tea Party）吧，那个曾撼动共和党建制派并预示了特朗普崛起的基层激进运动。2010年，40名茶党候选人赢得了众议院席位。随后他们着手推翻政府预算、以主权债务违约为要挟，让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苦不堪言。如果民主党仅以微弱优势赢得国会多数席位，激进左翼可能会通过要求众议院领导层取消对以色列的援助，或撤销对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的拨款，来使预算投票复杂化。

来自费城的DSA成员、极有可能当选众议员的克里斯·拉布（Chris Rabb）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表示，他的首要任务将是“基于我们的共同利益和优先事项，对任何民主党籍议长进行问责”。

中间偏左智库“第三条道路”（Third Way）目前正在搜集有关DSA的负面材料，这是其一项旨在抹黑该组织的1500万美元计划的一部分。曾击退DSA初选挑战的佛罗里达州国会议员贾里德·莫斯科维茨（Jared Moskowitz）称该组织“本质上反美”，并质疑其议员是否应该获得安全许可。

被视为总统大选有力竞争者的伊曼纽尔，希望DSA停止借用民主党的选票通道参选，从而退出民主党初选。或者正如他最近所说：“想加入我们？先把你们的主张抛弃掉。”

然而，即使埃尔-萨耶德失利，或者民主党成功阉割了DSA，选民的不满情绪依然存在。今年夏天被DSA成员击败的三位现任议员年龄在69岁至71岁之间；而挑战者要么是Z世代，要么是千禧一代。民主党选民渴望代际更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乔·拜登灾难性的连任竞选感到愤怒。十分之六的民主党人表示，他们希望有新的领导层。

有趣的是，调查显示，民主党人既表现出了比共和党人更高的投票积极性，也表现出了对自己政党更高的不满。“每一个在台上的人，仅仅因为他们掌权，就成了令人怀疑和失去信任的对象，”民主党战略家菲尔·加德纳（Phil Gardner）说道。

当选民不再信任政党领袖时，他们就不再理会领袖的背书。舒默在缅因州、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的参议院初选中青睐的候选人全部败北。

民主党选民群体内部也发生了更广泛的变化，在过去二十年里，这一群体变得更加进步。在金融危机期间成长起来的千禧一代，正带着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怀疑和进步派社会观迈入40岁。自2010年以来，自称为“自由派”或“极左翼”（在美国，这是左翼的代名词）的民主党人比例上升了15个百分点，达到55%。温和派可能讨厌社会主义，但目前有三分之二的民主党人表示对社会主义持积极看法，上升了16个百分点。

在其他议题上，该党也发生了转移。以色列是激进左翼的凝聚力所在。在今年夏天的国会初选中获胜的两名DSA候选人——丹佛的梅拉特·基罗斯（Melat Kiros）和纽约的达里亚莉扎·阿维拉·舍瓦利耶（Darializa Avila Chevalier）——都是作为亲巴勒斯坦活动家而出名的。如今，十分之七的民主党人表示反对向以色列提供经济或军事援助。

共和党民调专家帕特里克·鲁菲尼（Patrick Ruffini）指出，一些社会主义经济主张相当受欢迎，例如提高最低工资、限制药价和租金、向富人征税以及确保全民医疗卫生。问题在于，这些主张是与边缘社会立场绑定在一起、并在社会主义的旗号下被提出的。左翼民粹主义者将不得不与这些文化包袱作斗争，尤其是在决定总统人选的摇摆州。

今年夏天的内斗，只不过是2028年总统大选初选动荡的前奏。那并不是一场遥远的战斗。意向竞争者早在今年12月就会开始表态参选。鲁菲尼表示，如果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左翼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他们可以彻底放开手脚了。他们在2024年惨败后吸取的教训可能会被抛之脑后——即经济议题最为关键，而左翼社会立场在大选中是一条死胡同。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认为民主党过于偏左。

然而，最聪明的DSA政治家正在向这些教训妥协。纽约市长佐兰·穆姆达尼（Zohran Mamdani）不厌其烦地谈论物价负担能力，并放弃了他过去对削减警察预算的支持。来自纽约的国会议员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现在也承认：“进步派（Woke 1）过去确实太疯狂了。”

同时，温和派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引导左翼天然具备的愤怒情绪和大胆构想。在特朗普时代，他们最常用的回应方式——捍卫规范和制度——在其本党选民面前已不再奏效；民主党战略家杰西·利里奇（Jesse Lehrich）表示，温和派必须阐明一种新的、具有颠覆性的愿景，即使他们并不打算废除私人医疗保险或ICE。

温和派的希望之星正在推出一些大胆的计划。拜登政府的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希望废除选举人团制度并扩充最高法院。乔治亚州参议员乔恩·奥索夫（Jon Ossoff）有力地谈到了铲除政府腐败。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希望联邦政府在人工智能公司中拥有股权。伊曼纽尔则希望对政治家设定年龄限制，并禁止儿童使用社交媒体。

赢得选举还需要领袖魅力。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拥有极强的个人魅力。她是选择竞选总统，还是挑战舒默的参议院席位，是民主党政治中最受关注的大事之一。即使她参加总统初选并落败，她的存在本身也可能对其他参选人产生巨大的牵引力。

类似的情形在2020年就曾发生过。在退出总统初选后，桑德斯与拜登组建了一个“联合工作组”。他们的建议成为了未来四年的执政路线图，拜登也由此成为了几十年来在经济政策上最偏左的总统。

许多民主党人在大量经济议题上的表态已经趋同。加德纳指出，在垄断权力、哄抬物价、最低工资、扩大医疗保障和向亿万富翁征税等问题上，所有候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带有民粹主义色彩。

桑德斯的前演讲撰稿人戴维·西罗塔（David Sirota）预测，2028年初选中将出现三类竞争者：明确反对DSA的候选人、不加掩饰的左翼分子，以及介于两者之间、既偏左又受党内大佬青睐的人。西罗塔表示，如果最后这类人套用了民粹主义的思想，那么即使他们自称为温和派也无所谓了。“因为那本身就意味着民粹主义派系的胜利。”■

23. 特朗普执政联盟轰然解体：2024年的关键摇摆选民正加速离去

原文标题：Donald Trump’s disintegrating coalition

核心提炼

《经济学人》通过对5.8万名选民的数据建模分析指出，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临近，唐纳德·特朗普的执政联盟正面临解体危机。2024年，特朗普凭借选民对拜登政府高通胀的不满，以及在年轻选民和少数族裔中的历史性突破赢得了第二次总统大选。然而，其承诺的“彻底消除通胀”并未实现，高关税政策反而推高了生活成本，加之美伊爆发战争，引发了选民的强烈反弹。

数据显示，对特朗普不满的选民群体正加速倒向民主党，特别是黑人、拉丁裔和30岁以下的年轻白人选民。尽管部分中年白人选民可能选择放弃投票而非直接转投民主党，但这种选民流失已足以让民主党在众议院翻盘。目前民主党在国会民调中领先8个百分点，但要夺回参议院控制权仍面临严峻挑战，两党在参议院的争夺已进入白热化阶段。

正文

如果要观察美国中期选举的走向，俄亥俄州的托莱多无疑是一个绝佳的窗口。这座平实素朴的工业城市，其郊区一直延伸至密歇根州境内，正处于两场竞争激烈的参议院竞选的夹缝之中。同时，它也是俄亥俄州第九国会选区的心脏地带，该选区极有可能在此次选举中易主。

在城郊的一家酒吧里，25岁的建筑承包商杰克·林内伯格（Jake Linneburg）表示，他在2024年投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是因为他认同特朗普“美国优先”的理念。他的许多朋友当时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然而，美伊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他的想法。他现在指责特朗普在海外挥霍数十亿美元。

像林内伯格这样的选民还有数百万，他们将在11月3日决定国会的控制权以及特朗普总统任期的未来走向。为了预测选举结果，《经济学人》对美国的选民群体进行了重新建模。我们的分析基于对此前由YouGov执行的5.8万份民意调查进行的统计建模。我们建立了一个包含2200万个档案的数据库，每个档案都代表了由人口统计特征和以往投票历史所定义的一类选民。数据清晰地揭示了特朗普日益破裂的执政联盟将如何把国会控制权拱手让给民主党。

要理解特朗普的联盟为何走向解体，不妨回顾一下他在2024年是如何赢得第二个总统任期的。疫情时期的巨额支出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2022年的通胀率推高至9%，创下数十年来的新高。对于习惯了物价稳定的美国大众来说，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尽管到了2024年经济有所增长、通胀率回落，但美国人依然将物价视为最核心的关切。同年7月，特朗普在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承诺，在他的领导下，“通货膨胀将彻底烟消云散”。

与此同时，民主党却难以说服选民相信他们值得信赖。81岁的现任总统乔·拜登显得力不从心。尽管民主党在最后时刻临时换将，改由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出战，但这位四年前在党内初选中就表现惨淡的候选人，终究没能挽救民主党的败局。

特朗普最终以1.5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击败哈里斯，这一胜利建立在一个由不满民主党领导层的选民所构成的脆弱联盟之上。尤为关键的是，他的胜利依赖于年轻选民和少数族裔选民——虽然这些群体总体上仍偏向哈里斯，但他们支持共和党的比例却远高于近年来的历次大选。

长期以来，特朗普一直声称自己能够打入那些传统上摒弃共和党的选民群体。“我将赢得拉丁裔的选票，”他在2015年曾这样说道。一年后，他更是预测自己将拿下95%的黑人选票。到了2024年，虽然他并未完全实现这些野心，但他在这类群体中的突破似乎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一些共和党人将这一结果捧为里程碑，认为这证明了民主党再也无法将少数族裔选民视为理所当然的囊中之物。特朗普本人则将其称为一次“历史性的重组”，将“来自各种背景的公民凝聚在一个常识性的核心周围”。

然而，民调显示，这些选民中的许多人已经在加速重新左倾。而特朗普的施政纲领，简直就像是专门为了加速这一离心过程而设计的一样。他的政策推高了年轻选民和少数族裔支出最多的商品价格，包括食品和能源。尤其是关税政策，已然成为怨声载道的根源。

《经济学人》联合YouGov进行的民调显示，72%的美国人认为关税推高了物价；64%的人对特朗普处理该问题的方式表示不满。在年轻选民和少数族裔中，这两个数字甚至更高（分别为74%和71%）。与其他人口统计群体相比，特朗普在黑人、拉丁裔和年轻白人选民中的支持率下滑得尤为惨烈。在我们的分析中，这些曾经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也是最有可能在11月转投民主党的人群。这其中包括10%的特朗普黑人选民、7%的拉丁裔选民以及5%的30岁以下白人选民。在民主党只需净胜几个席位就能翻盘的众议院，这样的选民叛变程度已足以颠覆局势。

美国与伊朗的战争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物价的担忧，并进一步蚀空了特朗普的支持率。《经济学人》与YouGov在8月联合发起的一项民调发现，57%的选民认为这场战争是个错误，而认为决定正确的仅占25%。到5月时，也就是开战后不到三个月，特朗普的支持率已跌至自2009年该民调创立以来的历任总统最低点。

这种下滑主要集中在中年白人选民群体中。这一传统上偏向共和党的阵营，如今对这位总统的评价甚至低于他在第一任期或第二任期内的任何时期。尽管如此，相比其他群体，中年白人选民转投民主党的可能性依然较低。

在目前对总统表示不满的这五分之一特朗普选民中，《经济学人》估计仍有三分之一的人会继续投票给共和党；另有28%的人可能会选择放弃投票（包括林内伯格），17%的人仍未作决定。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中年白人选民在民主党渴望赢下的许多选区和州份中都占据着极高的比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尽管特朗普在登记选民中的净支持率已惨跌19个百分点，但民主党在国会民调中的领先优势却仅有8个百分点左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民主党要夺回参议院依然面临重重挑战。

就目前情况而言，《经济学人》认为参议院的控制权归属已处于悬崖边缘的微弱平衡状态。民主党必须净增至少四个席位，其中包括在特朗普2024年赢下的州份中拿下至少三席。由于参议院改选的席位较少，且竞选活动更容易受到候选人个人魅力的影响，因此参议院的角逐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候选人自身的实力。在阿拉斯加、爱荷华和俄亥俄等偏向共和党的州份，民主党候选人必须说服那些对特朗普产生摇摆、但同时又认为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过于极端、且在移民和犯罪等问题上表现软弱的选民。民主党眼下的任务，就是向这些选民证明自己并没有那么糟糕——或者至少，比另一种选择要好。

24. “9·11”遗产如何强化特朗普的“帝王般总统权力”

原文标题：How 9/11 empowers Donald Trump’s imperial presidency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9·11”恐怖袭击发生25年后，尽管极端伊斯兰暴力威胁已大幅消退，且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对此事件并无直接记忆，但小布什政府当年出台的反恐法律与行政体制依然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如今，再次执政的特朗普正肆无忌惮地“异化”这些反恐工具：在对外政策上，他借用《授权使用军事力量法案》（AUMF）和“外国恐怖组织”（FTO）标签打击拉美毒枭；在国内治理上，他将国土安全部异化为驱逐移民的机器，动用反恐力量监控左翼运动，甚至利用《爱国者法案》无证调取异见团体的财务记录。

这种权力的滥用终于引发了美国政治圈对“反恐扩权”的反思。尽管民主党人试图推动立法改革以削弱总统特权，但鉴于其在国会处于劣势，加之两党长期对总统行政权力的依赖，改革依然步履维艰。未来能否打破这一体制，或许取决于对“9·11”没有历史包袱的新一代政治力量。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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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遗产如何强化特朗普的“帝王般总统权力”

美国 | 政治周年祭

针对美国反恐法律的反思与辩论已初步展开

2026年9月10日

在“9·11”恐怖袭击发生25年后的今天，对那场灾难没有直接记忆的美国人比例正在不断上升——已有超过1亿美国人（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那时尚未出生。然而，尽管圣战分子带来的暴力威胁早已退去，当年乔治·W·布什总统与国会紧急出台的这套反恐体制——包括仓促拟定的战争授权、监控特权、放宽限制的中情局行动规则以及庞大的新官僚机构——却大体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如今，唐纳德·特朗普对这些权力的套用与重构，终于引发了一场关于纠正政府权力扩张的讨论。

根据YouGov的一项最新民调，48%的美国人仍认为“9·11”后发动的海外战争和大规模监控是值得的。但仅有37%的民主党人赞同这一观点，相比之下，共和党人的赞同比例高达71%。在某些民主党圈子里，改革的呼声正日益高涨。“我们有机会约束其中的一些行政特权，并重组那些遭到滥用的政府机构，”民主党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丹·赫尔曼表示。

这套反恐体制建立之初，曾获得了两党压倒性的支持。当被劫持的客机撞向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时，全美上下都在为可能到来的后续袭击做准备。情报官员们甚至担心理角划过的“基地”组织会使用化学、生物乃至核武器。一时间，反恐成了选民最关心的首要议题。

然而，令人闻风丧胆的后续袭击浪潮并未发生。美国发动的海外战争最终耗资8万亿美元，造成约900,000人死亡，甚至可能诱发了比它所阻止的更多的恐怖主义。不过，在阿富汗最初的反击以及随后针对“基地”组织的精准打击，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效。自“9·11”以来，“基地”组织在美国本土仅发动过一次致命袭击——2019年，一名沙特空军军官在一处海军基地枪杀了三名美国人。自2001年以来，主要由自我激化的圣战分子发起的零星袭击共在美国造成122人死亡，这与官员们最初担心的惨剧相比，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如今，认为恐怖主义是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的美国人已不足1%。

美国向其反恐体制注入的巨额资源确实发挥了作用。国会组建了国土安全部（DHS），旨在“保护美国免受恐怖威胁或袭击”。负责整合联邦与地方情报的联邦调查局（FBI）联合反恐特别工作组，数量从35个陡增至如今的200多个。更完善的情报侦测与共享机制将无数阴谋扼杀在萌芽状态。监控手段也是关键一环，但赋予政府海量监控权力的必要性一直备受争议。在行动的最前沿，美军的空袭和无人机轰炸摧毁了巴基斯坦和中东的主要圣战组织，尽管付出了惊人的代价。

支撑布什总统“反恐战争”的，是国会通过的一系列强有力法案，它们至今仍是总统手中的利器。以《授权使用军事力量法案》（AUMF）为例，该法案允许对“基地”组织及其关联组织发动军事打击。然而，历任来自两党的总统对该法案的使用，早已远远超出了国会最初的立法本意。它被用来在叙利亚、也门和索马里等遥远地区发动未经宣战的战争。去年，特朗普在指责尼日利亚未能保护基督教徒后，便援引该法案打击了尼日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此外，诸如《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等监控项目，允许情报机构在无需调取搜查令的情况下监控海外涉嫌对象，并在这一过程中顺带搜集了大量美国公民的通信数据。其他法律则扩大了“外国恐怖组织”（FTO）的认定范围，并强化了财政部追查恐怖组织资金链的特权。

自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冷酷地重新包装并使用了这些工具。他大幅拓宽了“恐怖主义”的定义。其政府将多个拉美贩毒帮派列为“外国恐怖组织”。他在加勒比海和平原洋对涉嫌走私毒品的船只展开空袭，迄今已造成至少277人死亡。“毒品恐怖分子就是西半球的‘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战争部长彼得·海格塞斯最近声称，“对待他们就该一视同仁。”

特朗普政府还将“9·11”反恐工具包用于推进其国内政治议程。国土安全部已成为特朗普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行动的发动机，该部数以千计的特工（其中部分曾从事反恐工作）被重新分派去执行移民法执法任務。2025年9月签署的一项总统令，指示联邦调查局的反恐特别工作组去追踪“反法西斯主义运动”（Antifa）等松散的左翼运动——行政当局已将其标签为“国内恐怖分子”。国务院已将Antifa的海外分支认定为“外国恐怖组织”，并施压盟国采取相同行动。

行政当局还在动用强有力的金融反恐手段。例如在明尼阿波利斯，联邦特工利用2001年《爱国者法案》赋予的特权，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查抄了工会和进步派团体的财务记录。今年6月在德克萨斯州，八名抗议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的示威者被判刑，罪名是牵强的“向恐怖分子提供实质性支持”——这一条款最初是专门为“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资助者量身定制的。

改革这套体制的尝试目前仍处于萌芽阶段。今年6月，出于对特朗普将情报机构政治化的担忧，国会曾暂时允许第702条监控授权到期，但该特权仍将顺延运行至2027年初。届时的局面将极大考验国会内部的改革派力量。民主党人希望能设立更严格的监管屏障，但由于在国会处于少数地位，一直无法取得突破。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蒂姆·凯恩曾呼吁国会废除2001年的《授权使用军事力量法案》，但也难以争取到足够的支持。

事实证明，改革国土安全部等“9·11”后建立的机构在政治上同样充满风险。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丹尼尔·拜曼指出，虽然民主党在野时会抨击权力的滥用，但一旦重新执政，他们未必愿意拆除这些顺手的反恐工具。也许，只有等待对“9·11”记忆更加模糊的年轻一代进入国会，才能真正推动变革。正如赫尔曼所言，在过去25年里成长起来的美国人，“非常渴望对我们所有人眼睁睁看着的权力滥用发起反击”。

25. 改头换面：美国高校如何化解DEI抵制浪潮

原文标题：How American universities get around the DEI backlash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近年来，美国共和党议员及保守派势力对高校的“多元、平等与包容”（DEI）项目发起猛烈抨击，指责其推行种族偏向和激进政治立场。全美多州已通过法律限制或禁止公立大学设立DEI机构，唐纳德·特朗普也威胁要削减相关财政拨款。然而，《经济学人》通过分析多所大型州立大学的薪酬数据发现，尽管政治施压不断升级，对高校实际编制和预算的影响却十分有限。

面对监管压力，多数大学选择了一条折中路线：不直接裁员，而是通过“文字游戏”将DEI部门改头换面。诸如“多元”和“平等”等敏感词汇，被“社区”、“文化”、“福祉”或“心理健康”等模糊词汇所取代。绝大多数原DEI员工依然保留在薪酬名单上，换个头衔继续工作。尽管保守派立法者正通过设立监察员、威胁切断拨款等方式加大执法力度，试图彻底铲除这类机构，但高校早已深植这一体系，短期内很难全盘倒退，这场文化之争也将持续演变。

正文

全文翻译

改头换面：美国高校如何化解DEI抵制浪潮 高校更改部门名称的速度，远快于裁撤这些部门的速度

大学里的年轻人向来喜欢使用流行俚语，如今，大学管理层也加入到了这场“词汇游戏”中。随着针对少数族裔学生的“觉醒”（woke）项目遭遇日益强烈的抵制，高校管理者们开始为学校的“多元、平等与包容”（DEI）办公室寻找新名字——摒弃“多元”（diversity）和“平等”（equity）等词汇，转而使用“福祉”（well-being）和“社区”（community）等字眼。

今年5月，乔治·华盛顿大学将其“多元、平等与社区参与办公室”更名为“社区、文化与包容办公室”。此前，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也在今年早些时候，将“DEI办公室”改名为“机会获取、公民权利与社区办公室”。

这场文字重塑的背后，是共和党领导的针对公立大学DEI项目的严厉打击。据《高等教育纪事报》统计，自2023年以来，州议员们已提出了150多项针对校园多元化项目的法案。唐纳德·特朗普曾指责DEI“不符合美国精神”，并通过签署行政命令废除联邦政府内部的DEI项目，同时威胁要切断对支持这类项目的大学的财政资助。

这场运动确实取得了立法成果：19个州已将34项相关法案签署成为法律。然而，《经济学人》对大学教职工数据的分析表明，尽管政治噪音喧嚣，但截至目前，这场整治行动的实际影响相当有限。

DEI办公室通常负责协助高校遵守民权法案，并监督招收和支持代表性不足的师生群体的项目。此外，它们还可能组织关于无意识偏见和包容性教学等主题的培训。支持者认为，此类部门能保障人们广泛获取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促进校园包容性；保守派则反驳称，这些部门是在推行种族偏向和激进派政治立场。

面对法律和政治压力，高校的应对方式大致有三类。极少数高校拒绝了拆除DEI项目的呼声，其中哈佛大学是最著名的例子；另一些高校则选择直接顺从；然而，绝大多数大学走的是第三条路——对DEI办公室进行更名和重组。从部门名称和职位头衔中抹去带有政治色彩的词汇，既能让大学保留员工、继续追求原有目标，又能减少公众与监管部门的审查。

俄亥俄州《第1号参议院法案》致力于禁止公立大专院校设立DEI项目，该法案的发起人杰里·奇里诺（Jerry Cirino）表示，他对整体的合规情况感到满意，但也指出：“这种做法其实仍在继续，他们只是换了个叫法而已。”

甚至一些DEI倡导者也承认了这一点。“有些人确实改变了在公开场合使用的语言，但背后的实质工作非常相似，”全美高等教育多元化官员协会主席埃米琳·德拉佩尼亚（Emelyn dela Peña）说道。

《经济学人》获得了几家大型州立大学系统的薪酬记录，以衡量这场整治行动对人员配置和薪酬预算的具体影响。这些记录虽然无法直接表明DEI工作本身是否有所缩减，但可以反映人力成本是否下降。数据表明，对DEI人员的投入确实在减少，不仅在许多共和党主导的州是这样，在几个民主党主导的州亦然。

然而，这种降幅微乎其微——即便是那些迅速撤销了DEI办公室的高校也是如此。以俄亥俄州立大学为例，在《第1号参议院法案》于2025年生效之前，该校雇用了150多名与多元化相关的员工，每年的人力成本约为1120万美元。法案生效后，与DEI相关的职位头衔和部门几乎销声匿迹。然而，仍有近五分之四的员工换上了新头衔或调入新部门，继续留在薪酬名单上。结果，该群体的薪酬成本仅下降了14%。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前DEI员工都在重复以前的工作，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管理人员表示，学校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北卡罗来纳大学系统是另一个典型例证。尽管北卡罗来纳州直到2026年才正式限制DEI办公室，但该大学系统的管理委员会预见到了这一整顿趋势，早在2024年5月就修改了政策，重申“非歧视”原则并宣布放弃“行政激进主义”。该系统内的各所大学纷纷作出回应，修改了约69名DEI员工的头衔或部门名称。然而，整体员工人数几乎没有变动，薪酬总额也仅下降了5%。

在很多情况下，原本含义模糊的头衔变得更加含糊不清。例如，一位高薪的副院长职位名称从“包容性卓越”变为了“福祉”；另一位副教务长的头衔则从“平等与包容”替换成了“学生健康、福祉与茁壮成长”。

对此，立法者们正在加大执法力度。德克萨斯州设立了监察员职位，负责调查违规行为并提出扣留资金的建议。今年2月，俄亥俄州立法者提出方案，要求大学必须证明重新安置的DEI员工确实在从事截然不同的工作，否则将面临失去州政府资助的风险。田纳西州在2024年提出的一项法案甚至规定，禁止任何大学部门履行DEI办公室的职能，“无论其名称或头衔为何”。

尽管如此，被保守派称为“DEI官僚体系”的架构仍旧很难被彻底铲除。经过十多年在建立多元化办公室和招聘人员上的投入，高校并不情愿倒退回原点。然而，仅仅做些表面文章，恐怕也难以让高校彻底免受保守派的猛烈炮轰。对右翼的许多人来说，抨击DEI已经成为文化之争中一把顺手的武器——而他们显然没有任何理由放下这把武器。

26. 美西水资源争夺告急：怀俄明州“底线水库”濒临干涸

原文标题：A reservoir of last resort is running dry in Wyoming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今年夏季，位于美国怀俄明州大提顿国家公园的杰克逊湖蓄水量降至仅20%，导致码头停运、湖床裸露。作为蛇河水系的重要水库，杰克逊湖通常被视为供水系统的“最后屏障”。其干涸并非仅因降雪减少，更暴露了美国西部长期存在的水资源分配矛盾。

根据美西“先到先得”的优先占有水权法则，下游爱达荷州的农业灌溉户拥有优先使用权。今年爱达荷州遭遇干旱，农户被迫大量消耗上游水资源，直接冲击了怀俄明州高度依赖高水位湖泊的旅游与休闲产业。随着气候变化导致黄石地区的降雪量较20世纪50年代减少约25%，传统的水权制度正面临严峻挑战。虽然相比科罗拉多河与格兰德河，蛇流域此前受影响较小，但面对日益恶化的气候趋势，当地赖以为系的水资源平衡已难以维持。

正文

全文翻译

无论从哪个角度观赏，提顿山脉的壮丽景色都令人叹观止，巍峨盘桓的尖峰倒映在下方澄澈的湖水中，熠熠生辉。然而今年夏天，怀俄明州大提顿国家公园内最大的湖泊却正遭受重创。

截至9月6日，兼具水库功能的杰克逊湖蓄水量仅剩20%。往年此时，游客们都会在科尔特湾排起长队租船或购买游船票，如今的码头却恍如一片泥滩。当地的游艇码头已于7月中旬关闭，比往年整整提前了两个月。

虽然科尔特湾干涸的情况不算绝无仅有——自1909年有记录以来，杰克逊湖的水位有16%的时间低于当前水平——但对湖水的高强度需求，加上对即将到来的冬季能否带来急需降雪的担忧，让爱达荷州和怀俄明州的流域使用者们焦虑不安。这片干涸的湖床虽尚未演变成灾难，却已是一道沉重的警钟。

杰克逊湖所面临的困境，折射出整个美国西部在平衡多方用水需求上正变得愈发艰难。

人们很容易将杰克逊湖的低水位归咎于去年冬天落基山脉糟糕的降雪量。然而，怀俄明大学的布莱恩·舒曼指出，滋养该湖的蛇河源头区，实际上是西部“极少数降雪与含水量接近常年水平的地区之一”。事实证明，这片水域的困局，人心与政策的原因并不亚于天意。

在美国西部各州，最早在某地定居并开发利用水资源的人通常拥有优先水权——这一原则被称为“优先占有法则”。在蛇河的这一流域，拥有最高优先权的是向爱达荷州农户供水的灌溉区和运河公司。20世纪初联邦政府在杰克逊湖修建大坝后，充足的灌溉水让农户得以在爱达荷州的蛇河平原上大面积种植苜蓿、土豆和甜菜等作物。农业由此蓬勃发展，到2025年，爱达荷州的农业产值已接近450亿美元。

“从水权的角度来看……他们手里握着所有的筹码，”杰克逊霍尔当地的河流户外拓展经营者阿伦·普鲁赞说道。

今年爱达荷州的积雪不足和旱情，迫使农户更加依赖蛇河流域的水库。其中一些低海拔水库经常被抽干，但农户通常会尽量保留杰克逊湖的水，因为它在山体中的海拔最高。“水一旦从最高处流走，就再也抽不回去了，”爱达荷州的土豆种植户杰夫·范奥登解释道。

如今，连杰克逊湖这座被视作“底线保障”的水库也面临干涸，足见局势已严峻到了何种地步。

目前，前来游览的游客如果想划皮艇或桨板，仍可以步行前往海拔更高的船只滑道；公园里依然挤满了熙熙攘攘的游人。然而，这座景象凄凉的水库揭示了一种难以调和的紧张关系：爱达荷州的农户需要放空杰克逊湖来灌溉农田，而怀俄明州的休闲旅游业则需要充沛的河湖水系来维持生计。

怀俄明州鱼类和野生动物局的达伦·利亚表示，当地人最大的误解在于，以为水资源管理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调节杰克逊湖的出水量。“但事实上，你在这里做出的任何水量调控，都会连带影响到下游的一切。”

杰克逊湖能否恢复往晨，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冬的气候。蛇河流域的水库通常靠新融化的雪水补充，但厄尔尼诺现象往往会导致落基山脉北部降雪不足。而从长期趋势来看，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更为严峻：如今大黄石地区每年冬季的平均降雪量，已比20世纪50年代减少了约25%。

日益激烈的用水争端可能会让局面难以为继，从而使联邦政府的水资源主管机构——水垦局陷于两难境地。环保组织“美国河流协会”的斯科特·博斯指出：“‘先到先得、先到者优’这种古老的水权模式，显然已经落后于时代了。”

尽管如此，蛇河流域的用水户仍觉得自己算幸运的。环顾美西四周，其他河流的状况更为惨烈：科罗拉多河流域的部分州正准备应对强制缩减用水量；而在数百英里的范围里，格兰德河甚至已近乎一条干涸的荒床。

但他们也深知，这种好运可能很快就会耗尽。“自本世纪初以来，天气趋势似乎一直对我们有所偏爱，而对西南地区不太有利，但这种偏爱绝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普鲁赞说，“现在，也只能祈祷多下雪了。”

27. 特朗普如何让共和党陷入“作茧自缚”的绝境

原文标题：How Donald Trump boxed his party in

核心提炼

面对即将来临的中期选举，美国共和党正处于一种尴尬而危险的境地。虽然特朗普的民众支持率持续走低，但共和党已被其深度绑定，不得不选择继续将其推向舞台中央，寄希望于借此保住国会多数席位。

多年来对党内异己的清洗，使特朗普将共和党重塑为个人崇拜的纪念碑。当前，民主党选民热情高涨，独立选民加速流失，共和党唯一的筹码就是巩固特朗普的铁杆粉丝 base。即使在原本安全的选区（如德克萨斯州），特朗普干预初选也引发了竞选危机，迫使党内资金和资源优先为其“擦屁股”。

尽管共和党在选区重划方面占据制度优势，但民调模型仍显示民主党有望赢回众议院甚至翻转参议院。特朗普正通过其政治行动委员会展开以“个人为中心”的宣介，甚至抛出发放5000美元“股息”等激进承诺。无论中期选举结果如何，共和党都难以摆脱特朗普的阴影，而一个终极追问已近在眼前：抛开特朗普，共和党究竟还代表着什么？

正文

临近今年秋季的中期选举，美国共和党面临着一个压倒性的负面资产——然而，极其反常却又完全可预期的是，他们正在竭尽所能地把所有的聚光灯都打在这个负面资产上。正如唐纳德·特朗普曾经对待他开发的每一座摩天大楼那样，他也将当今华盛顿的政治格局重塑为了展示其个人的纪念碑。他在党内个人崇拜上的成功，以及他那种自我膨胀的政治策略，让共和党变得脆弱不堪；以至于无论他的支持率跌到多低，共和党除了继续颂扬他之外，几乎别无选择。

特朗普多年来对党内“叛徒”的清洗，叠加他如今惨淡的公众满意度，让共和党彻底陷入了作茧自缚的绝境。在全美各州的州内初选中，民主党选民的投票率普遍赶超共和党，展现出民调所证实的党派热情差距。曾在2024年青睐特朗普的独立选民如今已纷纷倒戈。对于共和党而言，要保住国会多数席位、挽救那些获得特朗普背书（而非更具胜选面）的MAGA忠诚派候选人，唯一的希望或许就是不断提醒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们：他们为何如此爱他，以及他们为何如此恐惧和鄙视民主党。

没有什么比特朗普选择将中期选举动员大会放在德克萨斯州，更能体现其“自我中心主义”政治策略的收益递减了——在2024年大选中，他曾以近14个百分点的巨大优势赢下该州。然而，他此前硬要帮州检察长肯·帕克斯顿从参议员约翰·柯宁手中抢夺共和党候选人提名，直接让这个原本十拿九稳的席位悬念丛生。在共和党参议员们看来，现在只有靠特朗普全力以赴的站台和数以百万计的资金注入，才可能保住帕克斯顿的竞选前景。

这恰恰符合特朗普的心意。因此，这场旨在鼓舞忠实信徒而非说服摇摆选民的大会，如期为特朗普提供了他梦寐以求的崇拜感。虽然场馆并未爆满，但听众们依然对他那些老生常谈的笑话和跑题发挥报以会心的笑声，并为他的自我吹嘘热烈掌声。其他发言人接二连三地将他奉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轮到帕克斯顿上台时，这位感激涕零的候选人深情表态：“他为这个国家作出的贡献比历史上任何人都多。”

在大会上，特朗普的政绩被包装得前所未有地宏伟，美国也被描绘得前所未有地繁荣。与此同时，来自对手的威胁则被上升到了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发言人接连警告称，民主党一旦掌握实权，就会废除监狱、允许男性进入女子体育赛事和卫生间，并向工人阶级征收重税，用来为他们放任入境的非法移民提供免费医疗。至于在白宫仍由共和党主政的情况下民主党将如何做到这一切，没人说得清。但民主社会主义派系候选人以及曾与民主党人一同竞选的知名主播哈桑·皮克尔等人的激言言论，确实为共和党提供了博人眼球的新素材。正如众议院共和党党鞭汤姆·埃默所宣称的那样，这场选举已演变为“常识与共产主义之间、爱国者与恨国极端分子之间的抉择”。

在选情胶着的选区中，数十名共和党候选人选择缺席这场被共和党主席戏称为“特朗普狂欢节”的大会。其中一些人或许能找到办法向选民传递信号，表明自己是另一种类型的共和党人，不必为柴油价格创历史新高或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负责。但他们能够拿得出手的投票记录寥寥无几，而且一旦公开发出严肃批评，他们将极度害怕招致特朗普的报复。

自1934年以来的22次中期选举中，执政党有20次失去了国会席位。但共和党在本轮选举周期中拥有不同寻常的制度优势。特朗普总统主导的选区重划强权操作，帮助该党多锁定了众议院的8个安全席位。在此之前，不公正的选区划分（不公划区）已经让选举版图僵化到了极点：在连续三个选举周期中，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在众议院435个席位中赢下超过222席。而在参议院，共和党只需在缅因州这唯一一个特朗普2024年败选的州进行席位保卫战。相比之下，民主党若想夺回参议院多数，就必须在特朗普曾以两位数优势赢下的州至少夺取一席，同时还要在特朗普以微弱优势获胜的两个州守住席位并再下一城。

然而，《经济学人》的选举预测模型显示，民主党大概率将赢得众议院，并极有可能拿下参议院。特朗普旗下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MAGA Inc.”（已储备了4.03亿美元巨资）开始向帕克斯顿等陷入困境的候选人伸出援手。但该委员会同样贯彻着“特朗普优先”的策略，在全美投投放的两条广告均致力于歌颂总统本人，对国会选举却只字不提。广告中唯一能让人联想到共和党国会议员需要选票的地方，不过是一句呼吁大家帮助特朗普“完成这项事业”。

在反对本届政府的多数选民听来，这或许像是一种威胁；但对MAGA的虔诚信徒而言，这就是集结号。这群虔诚的受众或许愿意无视特朗普过去关于靠削减政府开支或征收关税来发放“红利”的荒谬提议，并再次被他在9月9日动员大会上的新承诺所打动——特朗普声称，只要选民选出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多数，他就将向每位公民发放5000美元的“股息”。这群听众大概也会全盘接受特朗普的豪言壮语：“只要投共和党的票，我们将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里把世界远远甩在身后。”

特朗普很可能正在给自己的政党挖一个更深的坑。然而，即便共和党最终未能保住任何一个院的多数席位，特朗普依然会在中期选举后全面爆发的大选争夺战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他不仅牢牢控制着共和党的选民基本盘，更是赋予了共和党内部种种矛盾以表面合理性的关键人物——无论是去监管与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还是孤立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之间的冲突。

然而，共和党人终究要面对那个日益迫近的终极追问：如果剥离了唐纳德·特朗普，这个政党究竟还代表着什么？

28. 哈维尔·米莱的自由主义实验陷入困境

原文标题：Javier Milei’s liberal experiment is struggling

核心提炼

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的自由主义改革正面临严峻挑战。上任以来，米莱通过激进的财政紧缩和去管制化，成功将月度通胀率降至2%左右，并实现了财政盈余。然而，这种“休克疗法”也付出了高昂代价：制造业和建筑业严重受挫，私营部门裁员逾20万人，实际工资持续低迷。

距离2027年大选仅剩14个月，选民关注的焦点已从遏制通胀转向就业与薪资，米莱的净好感度已滑落至近-30%。面对困境，米莱依然态度坚决，甚至提出推动AI全面应用等激进主张，并猛烈攻击批评他的媒体。虽然极左翼庇隆主义对手的软弱和分裂暂时维持了米莱的领先优势，但若经济增长无法惠及大众，其“自由主义实验”的未来将充满不确定性。

正文

“这是我最喜欢的玩具，”哈维尔·米莱打趣道，眼神扫过他在总统府（玫瑰宫）办公室里摆放的金黄锯齿电锯。“还有太多支出要切，太多税要降，”他补充道，并表示明年一旦成功连任，自己将彻底大干一场。如果说截至目前的改革“比阿根廷过去100年做的总和还要多，那我向你保证，下一批改革方案的深度将远超以往。”他承诺阿根廷将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拥抱人工智能，并坚信AI能帮助阿根廷在短短20年内“成为像美国那样的世界强国”。准备好迎接米莱的“升级版”吧，他微笑着说道。

然而，眼下正处于一个敏感时刻。接手了一塌糊涂的经济烂摊子后，米莱设法降低了通货膨胀，并对经济进行了深度去管制化。选民在去年的中期选举中对此给予了回报，但如今他们向民调机构表示，他们对就业前景和工资水平的关心远胜于通胀。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而在总统于明年10月面对选民考验之前，新政策措施见效的时间仅剩14个月。鉴于其个人净好感度极度低迷，主张干预主义国家的阿根廷左翼庇隆主义运动中，一位主张大举支出的对手极有可能重新赢得选民的青睐。米莱这场启发了全球自由市场主义者的激进实验，正悬于一线。

未来一年的关键问题在于，加倍下注——即推出“升级版米莱”——是否是赢得连任的良方。

米莱拥有值得夸耀的显著政绩。在他于2023年12月就职前，通胀率高达每月13%，政府靠印钞维系的支出彻底失控。他挥舞电锯砍向财政支出，实现了财政盈余。通胀率已降至每月2%左右，这使阿根廷的贫困人口比例降低了约三分之一，降至28%。金融市场大为改善，政府一直在偿还外债，央行今年也在积极购买美元储备。石油出口的蓬勃发展让这一切变得更加轻松。

米莱还清除了阿根廷错综复杂的繁文缛节。“我们废除了1.7万项规章制度，”他说。今年早些时候，他通过了一项范围广泛的劳工改革方案。米莱依然是一位毫不掩饰的技术乐观主义者。他断言，AI“只会带来好处，唯一的危害来自于国家的干预”。经济学理论“证明了”这一点。他希望给予完全由AI运营的公司完全的合法权利。“我为什么要歧视它们？”他说——不过赋权AI的法律草案似乎确实仍要求有一些人类参与。

他与特朗普政府的紧密靠拢也收到了成效。在去年中期选举前，由于挥霍无度的庇隆派民调领先，阿根廷比索面临巨大压力，央行在两天内耗资逾10亿美元试图阻止比索暴跌。特朗普及时救援，提供了2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额度，并由美国财政部直接购买比索。比索汇率趋于稳定，帮助米莱的政党将一场可能的惨败转化为大胜。而在对待阿根廷巨额贸易伙伴中国的问题上，他也展现出了务实态度。在竞选成功前，米莱曾痛斥中国领导层是“杀手”。而现在，他语气温和地表示“与中国合作非常愉快”。这也收到了回报：上个月，中国与阿根廷央行续签了价值190亿美元的关键货币互换协议，米莱称中方没有提出任何交换条件。

然而，总统的难题依然不少。阿根廷经济正迈向连续第二年的增长，这在该国历史中殊为罕见，但增速慢于预期。政府原本预算今年的增长率为5%，但在经历数月萎缩后，多数分析师预计实际增速仅为预估的一半左右。当前的增长集中在油气、矿业和农业等资本密集型领域，这些行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有限。而在制造和建筑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经济活动仍比米莱上任时低了至少10%。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米莱正将阿根廷原本受保护的工厂推向外国竞争。方向固然合理，但转型过程痛苦不堪。“这就像我们自己在资助自身的毁灭，”阿根廷工业协会负责人马丁·拉帕利尼说道，他呼吁进行米莱甚至尚未尝试过的全面税制改革。

其后果是，与2023年相比，正规私营部门的就业岗位减少了23万个，降幅达3.6%。米莱夸口称削减了8.6万个公职岗位。失业率之所以仅上升了两个百分点，是因为针对低收入小承包商的简易税制登记人数大幅增长，非正规就业亦是如此。“这依然是工作，”米莱反驳道。

薪资是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在正规私营部门，工资水平仍低于米莱上任之初。而在公共部门，工资降幅更为惊人，米莱甚至对此表示庆祝。许多阿根廷人生活艰难，近600万人拖欠债务超过90天。居高不下且波动剧烈的利率雪上加霜。为了对抗通胀，央行保持紧缩的货币供应，并干预汇市以维持比索强势。但这种做法限制了贷款，削弱了经济增长；同时也使进口商品更便宜、出口商品更昂贵，从而打击了制造业。然而，一心专注于通胀的米莱干脆否认他的努力给经济增长带来了任何代价。

这种单点突破的策略可能会降低政治选举的回报。当米莱上任时，选民将通胀视为首要难题；而现在它仅排在第八位，缺乏工作岗位和低薪资高居榜首。选民对其政府爆发的一系列腐败丑闻也大为不满。他的净好感度已接近负30%。

这似乎激怒了米莱。阿根廷记者质疑其经济成就并报道涉嫌腐败的新闻，令他大发雷霆。“人渣”是他对记者最喜欢的辱骂之词。他有时一天之内在社交媒体上数次攻击媒体。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的首个关于经济的问题中，他的回答就包含了对“极其无耻”的阿根廷媒体及其“令人毛骨悚然”的谎言的猛烈抨击。

他的盟友担心他的这种攻击性会疏远选民。“我不赞同这种做法，我也不这样做，”米莱所属政党的高级参议员帕特丽夏·布尔里奇说道。

面对国内的重重困难，总统似乎越来越迷恋外交事务。自上任以来，他已访问美国约17次，访问以色列3次，但仍未踏足阿根廷23个省份中的8个。然而，出国旅行并未让米莱放松下来。在邻国巴西举行的一场为其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助选的集会上，米莱称巴西现任总统卢拉为“小偷”和“阶下囚”。作为阿根廷最大的贸易伙伴，巴西随后召回了驻阿大使。米莱对此毫无悔意，声称“共产党人卢拉”已经用“21世纪社会主义污染了整个大陆”。9月3日，在一次全国电视讲话中，他升级了关于阿根廷对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主张的言辞。这看起来像是为了拉拢支持率而进行的笨拙努力。

对就业的担忧和下滑的民调，是否会促使他在选举前做出改变？“我绝不会仅仅为了选举结果而放弃做正确的事，”他说。“如果阿根廷人民因为我坚持自己的信念而决定摒弃自由模式……好吧，那是阿根廷人民自己的选择。”

米莱的坚定信念是他取得诸多成功的根基，但如果不赢得第二任期，他就无法实现持久的改革。他坚信自己的核心政策很快就会推动增长和薪资提升。尽管如此，他的政府最近仍做出了一些似乎特别有利于增长的微调：允许利率轻微下降、动用国家养老金基金协助银行降低抵押贷款利率，以及允许银行扩大美元而非比索的贷款额度。米莱称自己只是在“放宽限制”。但无论怎么称呼，只要能带来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就业，选民就会乐见其成。

米莱唯一的救命稻草可能在于他的竞争对手。主要的挑战者可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庇隆派省长阿克塞尔·基西洛夫。作为一位与过去财政挥霍密切相关的前经济部长，他的净好感度与米莱一样低迷。基西洛夫坚持声称自己眼下并不是候选人，但仍在竭力强调米莱的经济困境。然而，他自己非主流的经济学主张令市场恐慌，也吓跑了许多选民。他不承认印钞是通胀的主要原因，反而声称通胀“非常复杂”。

庇隆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上次败给米莱的塞尔希奥·马萨可能会卷土重来。激进的国会议员胡安·格拉波伊斯也可能参选，他承诺通过对富人大幅加税来实现社会正义。“你们不必害怕阿克塞尔（基西洛夫），”他咯咯笑道，“你们应该害怕我，害怕米里亚姆·布雷格曼。”后者是一位高调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立场甚至比庇隆派还要靠左。令人惊奇的是，她的好感度远好于基西洛夫和米莱。

由于主要竞争对手都如此不受欢迎，许多其他人也在伺机而动。中右翼的前财政部长赫尔南·拉库恩萨提供了“非粗口版”的米莱式经济学方案；各省省长和电视班底的五旬节派牧师也在跃跃欲试。米莱目前仍是热门人选。但随着经济动能步履维艰，这场角逐正变得空前胶着。

29. 当民主的捍卫者转而背叛民主：巴西最高法院的堕落与危机

原文标题：When the defenders of democracy turn their backs on it instead

核心提炼

曾成功遏制博索纳罗政变企图、捍卫巴西年轻民主制度的最高法院，如今正深陷贪腐与滥权丑闻，反而成为了民主的新威胁。核心焦点集中在主导起诉博索纳罗的法官亚历山大·德·莫拉埃斯身上。他此前通过暗箱操作的“假新闻调查”滥用职权、打压异己，如今又被卷入由花花公子丹尼尔·沃尔卡罗主导的大型庞氏骗局（大师银行案）。调查显示，莫拉埃斯的妻子从该银行获得了高额且不明不白的咨询合同，莫拉埃斯本人亦曾与试图潜逃的沃尔卡罗有极高频度的隐密通信。面对质疑，莫拉埃斯不仅拒绝司法道德约束，甚至企图动用职权起诉负责调查此案的同事。法官之间的内斗与丑闻，不仅为右翼势力特赦博索纳罗提供了口实，更严重侵蚀了公众对最高司法机构的信任，给巴西民主蒙上了沉重的阴影。

正文

当民主的捍卫者转而背叛民主 美洲洲情 | 巴西的悲剧

巴西最高法院曾挽救了这个国家年轻的民主制度。如今，它却正因腐败而亲手将其扼杀。

当雅伊尔·博索纳罗在2022年连任失败并密谋发动政变时，正是巴西最高法院站出来对其进行了追责。面对包括唐纳德·特朗普在内的各方不断发出的威胁，大法官们沉着冷静地推进了对这位民粹主义前总统的起诉，并于2025年9月判处其27年监禁。当时，大多数巴西人都在为该国年轻的民主制度得以幸存而欢呼。

然而，随着今年10月4日大选的临近，曾经的民主捍卫者却变成了民主的威胁。最高法院如今正处于一场丑恶且不断扩大的腐败丑闻风暴中心。而这场风暴的焦点人物，正是当年主导起诉博索纳罗的大法官——亚历山大·德·莫拉埃斯。

莫拉埃斯在清算博索纳罗的过程中，曾做出过数个屡遭质疑的决定。他封禁了一批社交媒体账号，尤其是博索纳罗支持者的账号，声称这些账号对最高法院构成了威胁。被巴西媒体戏称为“假新闻调查”的行动一直延续至今，且始终处于保密状态，因此外界根本无法得知莫拉埃斯究竟封禁了多少账号，也无从考证其封禁原因。

滥用权力的现象日益普遍：莫拉埃斯利用这项调查来保护自己和同事免受不当行为的指控，甚至不惜将矛头对准税务官员和记者的新闻源。此外，莫拉埃斯在该案中同时扮演了受害者、检方和法官的三重角色，这让公正性大打折扣。博索纳罗的手下曾计划暗杀这位大法官，但他却亲自监督收集针对他们的证据，并最终作出了有罪判决。在当时面对更严峻威胁的大背景下，巴西社会的大多数人将这些隐患搁置在一旁。

但如今，莫拉埃斯再次面临严苛的审查。

去年11月，巴西央行勒令关闭了一家名为“大师银行”（Banco Master）的金融机构，该银行由花花公子丹尼尔·沃尔卡罗运营。种种迹象表明，沃尔卡罗的银行实质上是一个附带权钱交易网络的庞氏骗局。他曾邀请政客参加有性工作者陪同的奢华派对，并款待了包括莫拉埃斯在内的多名最高法院成员。

自该银行倒闭以来，调查人员发现了莫拉埃斯与沃尔卡罗之间令人不安的联系。莫拉埃斯的妻子是一名律师，她曾被沃尔卡罗雇佣代表该银行，并签订了一份条款异常模糊且金额高昂的合同。今年9月1日，巴西联邦警察发布的一份报告揭露了第二份合同草案，该草案授予莫拉埃斯妻子的律师事务所使用沃尔卡罗名下私人飞机和直升机的权利。

显而易见的是，莫拉埃斯还曾利用WhatsApp上“即阅即焚”的功能向沃尔卡罗提供建议。在沃尔卡罗试图潜逃出境被捕前不久，两人之间的通信频率骤增，这引发了外界对莫拉埃斯究竟给这位诈骗犯提供了何种建议的恐慌。莫拉埃斯对任何不当行为予以坚决否认。

一位权高位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与巴西最大的诈骗犯扯上关系，本就令人失望。更糟糕的是莫拉埃斯的应对态度。

当两人的利益关联首次浮出水面时，最高法院作风正派的院长埃德森·法钦曾提出制定一项道德规范，要求法官公开外部收入等。莫拉埃斯对这一提议嗤之以鼻。接着在9月3日，莫拉埃斯提出申请，要求在“假新闻调查”框架下，对正在主导“大师银行”案件调查的同僚法官安德烈·门东萨进行刑事起诉。他指责由博索纳罗任命的门东萨公开他与沃尔卡罗之间的通信是滥用职权，称其带有政治动机且故意选择性执法。法钦院长驳回了这一请求，并表示“假新闻调查”应当予以关停。

莫拉埃斯的指责或许并非完全毫无根据。门东萨确实尚未公开针对其他同样与沃尔卡罗有往来的法官的证据。联邦警察曾指控门东萨干涉证据收集。9月8日，门东萨甚至试图暂停联邦警察局长的职务，并禁止出具针对法官的情报报告。然而，早在2020年门东萨担任博索纳罗的司法部长期间，他就曾主导编制了一份涉及数百名被博索纳罗视为政敌的警察和学者的卷宗。

最高法院内部的失能与混乱，正在为博索纳罗在国会中的盟友推波助澜。他们承诺将在大选后弹劾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并赦免这位前总统。门东萨在程序上的失误以及莫拉埃斯赤裸裸的自我保护企图，还可能为终止对“大师银行”的整场调查提供法律借口。这不仅会使莫拉埃斯及其部分同事受益，还会庇护数十名与该诈骗犯有牵连的政客。

其中一位受益者就是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博索纳罗的长子，也是目前右翼阵营最热门的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此前曾声称自己从未见过沃尔卡罗，但在今年5月一段泄露的音频中，有人听到他向沃尔卡罗索要数百万美元，其谎言被当场戳穿。

而这场丑闻最大的输家，将是巴西的民主制度。

巴西人民早已厌倦了每隔几年就会玷污其政治阶层的腐败丑闻。他们曾经信任最高法院，因为最高法院曾将数十名涉腐政客送入监狱。然而如今，这种信任正在瓦解。

这正是巴西的悲剧所在：机构核心内部的腐败对民主信任的破坏，可能远比博索纳罗所做过的一切都要深刻和持久。

30. 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真的恢复正常了吗？

原文标题：Is traffic through Hormuz really back to normal?

核心提炼

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状况已成为美伊博弈的新战场。特朗普政府宣称海峡日均原油通航量已恢复至1800万桶，接近战前水平，以此证明其护航政策奏效；但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独立航运追踪机构的数据也显示通航量远低于白宫声明。由于多数油轮为避险关闭了应答器，加上无线电干扰、虚假定位和夜间航行，真实数据极其模糊。分析指出，美国官方数据可能混入了绕过海峡的陆上管道运输量，或挑选了极端峰值数据。随着胡塞武装与伊朗发起新一轮袭击，海峡通航量再度剧烈下滑，高企至船舶价值10%以上的保险费率与重回100美元以上的油价，无不昭示着地缘风险并未散去。数据上的口水战无法掩盖供应链的脆弱，全球能源市场依然承压。

正文

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真的恢复正常了吗？中东与非洲 | 夜航船影 | 随着油价重回100美元高位，美国极力想让世界相信一切已然无恙

2026年9月10日

听听唐纳德·特朗普怎么说，你大概会以为这条全球争夺最激烈的黄金水道早已风平浪静。虽然美国与伊朗的炮火并未停息，但这位美国总统却在9月3日高调宣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已经‘重回巅峰’！”他声称，目前每天有1800万桶原油穿过海峡，几乎逼近战前2000万桶的日均水平。副总统J·D·万斯也附和道，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这纯属天大的谎言，”伊朗最高安全官员莫赫森·雷扎伊反唇相讥。他透露，目前每天通过海峡的船只仅有七八艘，远低于特朗普阵营所宣称的30到40艘。

独立航运追踪机构同样持怀疑态度。数据咨询公司Kpler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30日的那一周，海峡日均石油出流量甚至不足500万桶。即便是隶属于美国海军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其记录到的日均近30艘次通行量，也无法与独立追踪机构测得的个位数数据对上号。

主权风险咨询公司GSSI的沙欣·伊拉尼内贾德指出，博弈双方其实都没有动力公开自己的计算细账。美国希望选民相信，其每天砸下数百万美元在波斯湾为油轮护航的真金白银没有白费；而伊朗则试图营造自己依然掌控海峡的假象，哪怕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石油正在暗度陈仓。

但现实容不得半点虚饰。海峡出口受阻越严重，石油进口国就越得动用库存，或者去其他市场高价竞标；布伦特原油价格已自7月以来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

那么，究竟谁的说法更接近真相？

事实之所以扑朔迷离，是因为如今大多数油轮在穿过海峡时都会关闭应答器以防沦为靶子。有些船只虽然广播信号，但无处不在的无线电干扰让画面变得一片模糊；还有些船只则篡改无线电数据以伪造位置。此外，大多数通行都发生在避开卫星视线的深夜。

更让情况复杂化的是，波斯湾的出海原油在驶入公海前往往就已经多次易手：少数几家航运公司垄断了绝大部分运力，它们先将石油运过海峡，随后在海峡外的隐蔽水域完成海上转运。因此，另一家航运追踪机构Vortexa的帕梅拉·芒格解释说，分析师只能通过事后推演来计算通货量——追踪装载和卸载数据，并密切监控那些在波斯湾突然“消失”又在海峡外“凭空重现”的船只。

由于通航确认往往存在滞后性，初始统计数据通常只能作为“保底线”，随着更多航行痕迹浮出水面，数据会被不断上调。例如，Kpler最近将截至8月10日那周的日均运输量预估值从最初的470万桶上调至720万桶。假设整个8月都存在类似程度的漏算，那么到月底时，Kpler的最终修正值可能会接近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在9月6日引用的“七天日均900万桶”这一数据。

双方数据的巨大分歧，一部分源于统计口径的不同：比如对“石油”的定义（是仅指原油，还是包含成品油）；统计界线画在哪里（是在海峡内部，还是划到阿曼湾）；以及一桶油的时间节点怎么算（按装船日、过境日，还是重新出现在卫星画面上的日期算）。像Kpler和Vortexa这样的商业追踪机构对其方法论坦坦荡荡，但官方机构却讳莫如深，而且倾向于采用有利于自己的宽松定义。

即便如此，这也解释不了特朗普口中的“1800万桶”。他也许只是挑选了一个极为罕见的峰值数据：自今年3月以来，即使算上所有可能的石油制品，Vortexa记录到的日运输量突破1600万桶的日子也只有两天。又或者，他把那些完全绕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陆上管道出口量也打包算了进来。自2月以来，沙特阿拉伯通过其“东西管道”加大了原油输送力度，使其红海港口的出口量每日增加了100万至300万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通过前往富查伊拉的管道，将每日约100万桶的原油进行了分流。再加上阿曼在行情较好时贡献的一点运力，绕行路线的日运输量最高可达500万桶。

但无论如何，拿单日数据来炫耀毫无意义。航运流量本就起伏不定，周平均数据显然比单日统计更有说服力。能源价格报道机构Argus Media的约翰·奥莱特指出，最近几轮以牙还牙的针对性袭击，加上伊朗对穿梭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出威胁，已导致近期的通航量急剧萎缩。9月8日，Kpler仅记录到8艘次通行，而一周前这一数字还是23艘。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对船只和沙特目标的袭击，也拖慢了红海的航运步伐。

这给特朗普敲响了警钟：历史通航量绝不代表未来的安全性，因为眼前的“进展”转瞬之间就会倒退。无论美国如何粉饰太平，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保费始终居高不下，维持在船舶自身价值的10%以上（战前这一比例平均仅为0.25%）。就算美军真如特朗普所言，清除了海峡部分水域的海雷，其他水域的水雷随时会漂移过来，伊朗也完全可以重新布雷。伊朗武装力量依然具备随时打击油轮的能力。

石油市场已再度显现出承压迹象。近个月原油基准指标“北海即期原油”价格已升至每桶113美元以上，而6月时仅为70美元。美国的柴油价格已冲破每桶200美元大关（欧洲也达到了198美元），几乎是2月份价格的两倍。而在9月9日，特朗普甚至透露，与伊朗的这场冲突恐怕要等到中期选举结束后才能消停。

就目前而言，这位总统大可以继续在数据账面上打嘴仗。但对于实体经济来说，真正重要的只有一点——进口商们到底能不能按时拿到他们下单购买的石油。

31. 伊朗战争阴云笼罩海上航道，陆路运输强势复苏

原文标题：As the Iran war menaces shipping, land routes are making a comeback

核心提炼

受伊朗战争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航运陷入瘫痪，主要机场屡遭关闭，迫使中东各国将目光投向陆路运输。从伊拉克至叙利亚的运油车队，到连接土耳其、沙特与阿盟各国的跨境货运，古老的“丝绸之路”以全新面貌迎来复兴。

不仅公路运输迎来爆发式增长，铁路线、输油管道、电网以及水网的互联互通也在加速推进。甚至在数字领域，各方也在铺设跨越中东的陆基光纤，以替代易遭攻击的红海海底光缆。

尽管陆运成本远高于海运，且区域局势依然动荡不安，部分基础设施规划可能因资金和安全问题搁浅，但这场战火客观上促成了外交手段多年未能实现的变革：打破隔阂，推动中东邻国走向经济一体化与合作。

正文

伊朗战争阴云笼罩海上航道，陆路运输强势复苏 这有望为中东地区的区域贸易注入全新活力

从伊拉克南部的油田开往叙利亚的地中海港口巴尼亚斯，往返一趟需要整整十天。在这片地表温度超过50摄氏度的平坦沙漠中穿行，旅程绝谈不上舒适。然而，叙利亚交通部长亚罗卜·巴德尔透露，在霍尔木兹海峡因战火断断续续封锁了六个月后，伊拉克对出海口的渴望空前迫切，每天有多达1300辆卡车结成庞大的车队驶过这条路线。目前，这些陆路运量虽仅占伊拉克战前石油出口量的5%左右，但它可能预示着一场更大变革的开端。

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针对海上船只的袭击以及频频发生的机场关闭，迫使中东各国不得不寻找新的联通方式。自1507年葡萄牙将军率舰队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以来，海上航线便逐步取代了陆路运输。从早期的帆船、商船到后来的超级油轮，海运承载的货物规模日益庞大，昔日的骆驼商队则渐渐淡出历史舞台。而在殖民势力将该地区切割为相互竞争的国家后，狭隘的民族主义更是让边境变成了阻隔彼此的屏障。就在宣布独立的前夕，以色列炸毁了连接邻国的铁路桥梁；海湾国家的统治者们宁愿通过海运将石油销往远方，也不愿与近在咫尺的邻国做生意，并转而向全球大国寻求安全庇护。

其实在今年的战争爆发前，陆路运输就已显露出复苏迹象，勾起了人们对古丝绸之路的怀念——正是那条古道，曾让中东成为繁荣的文明枢纽。西方对伊朗的制裁，促使伊朗与邻国之间发展出庞大的非正式贸易网络。多年来，当地民兵组织兼做走私生意，不仅走私武器和毒品，也运送生活必需品。一位前美国官员指出：“伊朗的势力网络早已控制了这些陆路经济走廊。”2024年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倒台，进一步打开了穿越该国的新通道，也让美国及其海湾盟友重新回到了这场地缘棋局中。同年12月，美国叙利亚和伊拉克问题特使托马斯·巴拉克极力推动通过输油管道和光纤电缆将该地区国家更紧密地串联起来。而在重创了伊朗的代理人势力后，以色列也重新燃起了对“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的希望，该走廊的陆路部分从迪拜延伸至海法，长达2500多公里。

美国与伊朗的开战，进一步加速了其他陆路通道的建设。战火实际上瘫痪了该地区最大的海港——迪拜杰贝阿里港。2026年上半年，迪拜国际机场（阿联酋最大的机场）的货运和客运量同比下降了30%。过去依赖海运或空运的货物，如今不得不改走陆路，运送距离动辄超过2000公里（从土耳其到海湾国家），或1600公里（从沙特西海岸港口出发）。这条“陆桥”不仅成功化解了食品短缺危机，也为海湾地区的外国意向撤离者提供了一条避险通道。

对于卡车运输业而言，这无疑意味着一场财富盛宴。阿联酋的一家物流公司透露，仅在开战第一个月（即今年3月），公司的收入就超过了过去一整年的总和。由于伊朗港口遭到封锁，巴基斯坦重新开放了与伊朗接壤的六个陆路口岸，以清理积压在卡拉奇港、准备发往伊朗的3000个集装箱。土耳其的卡车源源不断地向伊朗运送机械和药品；阿联酋与阿曼简化了边境的海关检查；沙特也放宽了在沙特港口卸货、发往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其他成员国货物的关税程序。

铁路运输同样迎来了复兴。商务旅客透露，目前从伊朗的里海港口驶往首都德黑兰的列车每20分钟就有一班，运载着来自俄罗斯的肉类、化肥和饲料等货物。战时，连接伊朗与阿富汗的新铁路线每月完成的贸易额，比前一年翻了一番还多。尽管伊朗经土库曼斯坦通往中国的铁路因轨距不同等技术难题依然受阻，但原本每周一班的列车现在已增加到每周两班，并开始运输石油。位于伦敦的沙特战略家瑙瓦夫·奥贝德表示：“在两国日益增长的物流支持下，穿越土库曼斯坦通往中国的新货物与贸易走廊正在加速扩张。”

中东其他国家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战争期间，海合会国家领导人一致同意加速推进一条延宕多时、全长2100公里、耗资2500亿美元的铁路建设，该铁路将连接科威特与阿曼。土耳其和沙特则希望复兴历史悠久的赫贾兹铁路——这条铁路过去曾用于将朝圣者从伊斯坦布尔运送到麦地那，其终极目标是建立一条经由约旦和叙利亚、连接海湾地区与欧洲的新贸易走廊。叙利亚交通部长巴德尔指出，受长期内战影响，叙利亚近三分之二的铁路网已处于瘫痪状态。但在8月27日，他与沙特交通大臣在大马士革会晤，签署了扩建公路和铁路的协议；就在前一天，黎巴嫩交通部长也亲赴大马士革，签署了重启贝鲁特铁路线的协议。

这场区域重构并不局限于公路和铁路。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沙特国家石油公司（阿美）以及卡塔尔，都在密切评估重新建设从伊拉克通往地中海输油管道的投资项目。8月29日，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下令加速推进一项价值46亿美元的计划，拟建设一条每日可将200万桶原油从巴士拉输送至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哈迪萨的管道。此前，海湾国家已经实现了电网互联；而在伊朗袭击了它们的海水淡化厂后，这些国家正计划将供水系统也连接起来。

甚至连互联网流量也在经历改道。过去，连接欧洲与亚洲的大部分数字流量都依赖红海海底的光纤电缆。2024年发生的四起据信由胡塞武装发起的袭击事件，严重损坏了网络连接，迫使网络服务商寻找替代方案。伊拉克目前拥有一条穿过土库曼斯坦通往土耳其的国际光缆，并正在商讨沿着拟建的叙利亚输油管道铺设第二条光缆。今年2月，沙特电信公司（stc）与叙利亚签署了一项价值8亿美元的协议，计划建设一条长达4500公里的“丝路光缆”（Silklink），从欧洲跨越中东直达亚洲。

当然，这些宏伟计划中的大部分或许永远无法落成。随着富裕的海湾石油国将资金优先投入国防和国内需求，用于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日益匮乏。更现实的问题在于，该地区依然深陷冲突泥潭，公路和铁路随时可能遭受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况且，海运至今仍是成本最低的运输方式——据叙利亚交通部长估算，海运成本比铁路便宜6倍，比公路便宜20倍，比空运便宜300倍。

尽管如此，长期停滞的海运正在深刻重塑该地区的经济地理格局。这场战火似乎正在做到外交手段屡屡未能实现的目标：让中东的邻国们重新坐到一起，互通有无。

32. 产房里的悲剧：为何仍有无数尼日利亚产妇死于分娩？

原文标题：Too many Nigerian women are still dying in childbirth

核心提炼

数十年来，全球孕产妇死亡率呈持续下降趋势。然而，非洲人口第一大国尼日利亚的情况却依然严峻。世界卫生组织估算，2023年尼日利亚约1%的产妇不幸离世，这一比例在过去20年中几乎没有改善。

产后大出血是导致孕产妇死亡的最主要原因。尽管全球已普及低成本的止血药物组合、铁剂补充以及简易出血量监测等手段，但在尼日利亚，基础母婴医疗资源的匮乏依然普遍。由于医疗保险覆盖率不足7%，加之贫困与传统观念影响，许多孕妇选择价格低廉但缺乏正规培训的民间接生员，导致产检缺失、高危情况难以及时发现。

此外，道路艰险、救护车匮乏、医疗人员大量流失以及系统协调不善，让许多出现并发症的孕妇错失抢救黄金期。尽管有民间组织和国际慈善基金正通过技术与培训填补缺口，政府也开始采取改善措施，但要遏制这场本可避免的悲剧，依然任重道远。

正文

在年轻护士佩库利亚·乌门索福尔（Peculiar Umensofor）走进产房上班的第一天，她目睹了一名患者的羊膜囊开始向床上膨出。虽然羊膜囊尚未破裂，但对于仅怀孕26周的孕妇来说，这无疑是极度危险的紧急情况。幸运的是，这位母亲和孩子当时身处尼日利亚相对富裕的拉哥斯州的一家医院，那里的医护人员和设备足以实施抢救生命的剖宫产手术。

然而，如果其他数以千计的尼日利亚准妈妈在孕期遭遇类似的险情，恐怕就很难拥有这份幸运了。拉哥斯大学产科教授波塞德·阿福拉比（Bosede Afolabi）长期为该州贫困地区的孕妇提供医疗支持，她回忆说，自己常常需要划独木舟、骑三轮车才能到达患者家中。

几十年来，除去在新冠疫情期间出现过短暂反弹外，全球孕产妇的分娩死亡率一直在持续下降。这一改善趋势也涵盖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尽管该地区占全球孕产妇死亡人数的比重依然高达70%，高得不成比例（2021年全球约30%的新生儿出生于该地区）。然而，作为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的状况却异常突出——这里对准妈妈们而言依然极其危险，且改善进程异常缓慢。世界卫生组织估算，2023年尼日利亚每100名分娩的女性中就有近1人死亡，这一比例与20年前相比仅略有下降。

无论在尼日利亚还是全球其他地区，导致孕期死亡的最常见致命并发症都是产后大出血，即分娩后的大大量快速失血。据估计，全球每年约有4.5万名女性因此丧命。多胎妊娠、高血压或患有子宫肌瘤（一种在黑人女性中尤为常见的子宫赘生物）都会加剧这种风险。此外，严重贫血和镰状细胞贫血症——这两者在尼日利亚都是常见疾病——同样会增加大出血风险。许多尼日利亚女性多次生育，这也进一步推高了危险系数。

然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拥有类似风险因素的其他非洲国家，随着医院和诊所的普及以及简易技术的应用，分娩的致命性已大幅降低。一种廉价的塑料测量垫可以精准监测产妇的失血量，让医生和助产士明确何时需要介入。国际诊疗指南也已更新，鼓励临床医生尽早做出干预决定。如今，一整套用于止血的药物组合成本仅需3美元；廉价的抗生素也能有效对抗产后败血症。得益于这些举措，再加上早期且规律的产前检查（如在孕期服用铁片以防治贫血），全球孕产妇健康状况有了显著改善。

相比之下，尼日利亚女性往往依然无法获得最基础的母婴保健服务。在尼日利亚，到医院分娩需要支付昂贵的费用，这不像印度等国家通过提供免费的母婴医疗服务大幅降低了死亡率。同时，只有不到7%的尼日利亚人拥有医疗保险。许多贫困女性（以及往往掌握家庭财权的丈夫）将去诊所或医院视为一种负担不起的奢侈消费，因此她们要么很晚才做孕期登记，要么干脆完全不做。特别是在乡村地区，许多人更倾向于找接生婆，她们收费低廉，但极少接受过正规的医学培训。

结果，许多女性错过了能够早期发现异常迹象的产前检查，由具备资质的专业人员接生的比例也严重不足。在尼日利亚，仅有约一半的分娩过程能在合格卫生工作者的监督下进行，而在南非这一比例高达97%，法国更是达到98%。

即便那些想要去诊所看病的人，也可能根本无法抵达。当地的救护车屈指可数，在大城市之外，像样的公路同样罕见。在许多地方，反政府武装集团的暴力活动更是让出门就医变得充满生命危险。

即便成功抵达医院，等待她们的也往往是极其匮乏的医疗条件。尼日利亚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不足1张，而南非为1.7张，欧盟为5.1张；医生资源则更加匮乏。阿福拉比医生表示，她手下90%的学生都计划在毕业后离开这个国家。202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地仅有五分之一的基层医疗卫生中心能正常运转；而能够拯救大出血孕妇生命的输血血源更是严重短缺。

阿福拉比医生指出，医疗卫生系统内部协调不良是另一个严重问题。“我们知道什么方法有效，但由于缺乏足够的统筹协调，无法确保这些方法落到实处，”她说道。由于基础医疗和专科服务分别由不同的政府部门管辖，导致整个医疗体系割裂严重。急诊患者往往无法被及时转诊至正确的医疗机构。

这一切意味着，在遭遇严重妊娠并发症的约三分之一的女性中，许多人获得救助时往往为时已晚。

一些民间组织正试图填补这一缺口。一个名为“安心分娩”（Birthsafe）的组织正在通过一款应用程序提供产前护理服务。该组织还对护士进行培训，让他们向社区居民普及孕期风险知识，并掌握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如何做出更好的应对。“他们接受的培训旨在争取抢救时间，避免让孕妇在就医途中丧命，”该组织的创始人兼医生伊达拉·乌莫特（Idara Umoette）表示。

大型慈善基金会盖茨基金会正资助推广单次剂量的静脉铁剂注射以治疗贫血，并提供可穿戴监测设备，帮助医护人员及时发现胎儿窘迫。另一个名为“帮帮妈妈”（HelpMum）的组织则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将紧急救治指南翻译成多种尼日利亚本土语言。

尼日利亚政府也终于开始采取行动，努力向传统接生婆提供基础的医学培训。政府还计划升级改造基层医疗卫生中心，并在特别贫困的地区提供免费救护车服务。在北部贫困的卡诺州，情况似乎正在加快改善。但就目前而言，依然有太多的尼日利亚母亲倒在产房内外，走向本可避免的死亡。

33. 排外风潮席卷肯尼亚：总统鲁托向外国小商贩“开刀”

原文标题：William Ruto turns against foreign traders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日前宣布禁止外籍人士从事小零售业务，这一表态引发了首都内罗毕对外国移民（尤其是布隆迪人）的排外暴力袭击。尽管政府迫于舆论压力随后宣布给予90天合规过渡期，但该事件暴露出非洲大陆日益严重的排外情绪。

鲁托曾以“全非主义”倡导者自居，但面对国内居高不下的税收、高昂的物价以及将于2027年到来的大选压力，其支持率持续走低。为了转移公众对经济现状和政绩不佳的不满，他选择将廉价外籍劳工当作政治替罪羊。这一现象并非肯尼亚独有，类似针对移民的敌意和限制政策正在南非、索马里兰、埃及和坦桑尼亚等多个非洲国家蔓延。然而，这种将问题归咎于外来者的做法，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困境，反而会阻碍非洲区域一体化和人口自由流动的发展进程。

正文

全文翻译

“非洲同胞”情谊不再：肯尼亚总统鲁托向外国商贩“开刀” 肯尼亚成为最新一个深陷排外情绪困扰的非洲国家

“别说话，”9月8日下午，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家小咖啡馆的埃塞俄比亚籍老板低声劝阻道。话音刚落，店门被紧紧锁上，蓝牙音箱里播放的音乐也被骤然关掉。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本刊特派记者与几位顾客静静地坐在黑暗中，门外则是巡逻的市政官员。尽管这家咖啡馆是合法注册的企业，但店员们表示，近几天他们频繁遭到市政委员会的骚扰。

自9月2日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宣布外国小商贩应从“下周起”关门歇业以来，生活在恐惧中的远不止他们。鲁托表示，他依然欢迎能为肯尼亚人创造就业的外商投资，但绝不姑息靠低价倾销打压本土商户的外国“摊贩”。

这番言论迅速在内罗毕引发了一连串排外袭击，来自东非贫困国家布隆迪的移民首当其冲。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有人在街头惨遭殴打。数以百计无合法身份的移民涌向布隆迪驻肯尼亚大使馆，争先恐后地申请紧急旅行证件以便回国。

袭击事件引发广泛谴责后，肯尼亚政府于9月8日放缓了态度，宣布将给予外籍商贩90天的时间来确保其在肯身份合法。然而，这一波折依然警示着非洲大陆对移民日益高涨的敌意。据联合国移民署统计，2024年约有2500万非洲人生活在本国以外的其他非洲国家，这一数字较2020年增长了17%，较2015年更是激增了39%。移民人口的增加，叠加民众对就业岗位匮乏的普遍不满，为排外言论提供了滋生的温床。肯尼亚当前的局势，让人联想到南非此前发生的外国店铺遭袭事件——在那里，自发性的排外暴力活动近期再次抬头。

在2022年的肯尼亚大选中，鲁托凭借反精英主义的政治纲领赢得政权，承诺为本国的“草根奋斗者”撑腰。他曾将自己塑造为“全非主义”总统，并在2023年取消了对非洲游客的签证限制（尽管后来又引入了其他官僚性门槛）。然而，近年来肯尼亚人对其不断加码的税收、日益显露的专制倾向以及伊朗战争后居高不下的油价感到愈发沮丧，鲁托的支持率也随之大幅下滑。

眼看一场艰难的大选将在一年多后到来，鲁托似乎正在寻找替罪羊。来自布隆迪等贫困国家的移民往往比肯尼亚本土劳工更具薪酬优势，因而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煽动家们通常会挑最软的柿子捏，”一位反对党议员指出，“在公众对经济状况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之际，归咎于移民成了转移焦点的有效手段。”

不过，鲁托对外国人的发难也反映出了更广泛的地区趋势。在邻近的索马里兰，埃塞俄比亚移民的涌入引发了公愤，当地在爆发一轮针对埃塞人的袭击后，政府随之展开了驱逐行动。类似针对苏丹难民（在埃及）、厄立特里亚人（在乌干达）、刚果人（在安哥拉）和几内亚人（在塞内加尔）的排外迹象同样令人不安，这样的名单还可以列很长。去年，坦桑尼亚禁止外国人在旅游导览、小型采矿等15个行业拥有或经营业务。当时鲁托的贸易部长还曾抱怨该禁令会损害肯尼亚商人的利益。

排外情绪让非洲各国领导人陷入了两难境地。随着来自富裕国家的援助逐渐枯竭，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政府开始允许难民工作，而不是自掏腰包让他们在难民营里度日。此外，鲁托等人也急于深化非洲大陆的经济一体化，而这将不可避免地需要放宽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普通民众或许会对这类政策感到抵触，但将外国移民当成替罪羊，绝非争取民心的明智之举。

34. 右翼选择党主导德国政治风向

原文标题：The AfD is making the weather in German politics

核心提炼

在最近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取得了突破性的历史最好成绩，这一结果震撼了德国政坛，并对现任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领导的执政联盟构成了巨大压力。

目前，选择党不仅在地方选举中表现强劲，在全国民调中也保持着显著优势。主流政党为了阻止选择党执政，不得不联合起来，但这反而导致政坛焦点全被极右翼议题所占据，主流阵营内部的政见分歧与内耗也日益加剧。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惨败使总理默茨面临严峻的信任危机，民调支持率跌至低谷，党内甚至出现了更换总理候选人的呼声。与此同时，执政联盟原本计划推进的税收和养老金等关键经济改革，也因各方政治博弈而面临停滞或妥协的风险。德国政治局势正陷入高度碎片的困境。

正文

德国政坛正笼罩在极右翼选择党（AfD）带来的风暴之中。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地方选举取得历史性胜利后，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的执政地位已是岌岌可危。

在9月9日的联邦议会演讲中，总理默茨遭到了来自选择党议员的阵阵嘘声与嘲弄。对于在议会中占据近四分之一席位选择党来说，这种粗鲁的举止并不新鲜。但在三天前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斩获创纪录的44%选票后，该党上下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中，挑衅意味十足。

默茨原本打算聚焦于2027年的财政预算草案，但面对挑衅，他将火力完全对准了选择党，言辞激烈得宛如反对党领袖。他痛批选择党试图用“再移民”这一幌子掩盖其“种族清洗”的真实企图，并讥讽该党未能取得绝对多数（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此次选举中支持率惨跌至17%）。执政联盟的合作伙伴社民党（SPD）以及反对党绿党，同样将绝大部分议程用来批判选择党。当各政党终于回归本职阐述各自政策差异时，倒显得像是一种形式上的民主礼貌了。

这种局面在德国东部各州早已屡见见鲜：选择党的崛起迫使主流政党不得不跨越政见分歧组成“联合阵线”，而维持这种联盟的唯一纽带仅仅是为了抵制极右翼。这种局面反而给选择党留出了主导政治议题的自由空间。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接下来的政局走向仍不明朗。在大量原先弃权的选民被激活后，选择党的得票率超出了其原本最乐观的预期的。不过，在该州议会的83个席位中，该党距离绝对多数还差3席，而其他主要政党均明确拒绝与其合作。唯一的变量是萨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SW），这个亲俄的民粹主义新党以刚过5%门槛的微弱优势拿下了5个席位。它有可能与选择党达成协议，或者至少不进行阻挠。然而，选择党在该州的面孔乌尔里希·锡格蒙德（Ulrich Siegmund）未必愿意建立一个基础如此脆弱的联合政府，况且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内部本身也派系林立。对于一个首次寻求掌握地方行政权力的政党来说，这其中面临着巨大风险。此外，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择党与党中央之间也显露出紧张关系，后者已将目光投向了2029年的联邦大选。

但无论锡格蒙德最终能否就任，选择党都已将自己置于德国日益碎片化的政治格局的中心。今年春季以来，选择党在全国民调中超越了基民盟/基社盟，目前保持着约8个百分点的领先优势。柏林四标应用科学大学公共政策教授蒂莫·洛霍茨基（Timo Lochocki）分析指出：“极右翼州政府其实难以直接改变德国的全国性政策。选择党真正希望看到的，是中间派政党陷入内耗、拖延德国急需的各项改革，并让所有政治讨论继续围着极右翼转。”

不幸的是，这种迹象已经显现。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约59%的选民表示，他们将这次地方选举视为对联邦政府的一次警钟。经历这场惨败后，默茨表示将努力改善沟通，并提升“情感层面”的表达。然而，这位支持率已跌至13%低谷的总理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基民盟内部甚至有人调侃道：“现在整个党内，唯一还认为默茨会是下届大选总理候选人的，就只有默茨自己了。”

事实上，据基民盟内部议员透露，关于是否应当提前罢免默茨的禁忌已经被打破。一个潜在的替代人选是备受欢迎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亨德里克·威斯特（Hendrik Wüst），他本周公开加入了呼吁探讨禁令选择党的阵营。威斯特将在明年4月迎来州选，目前表现得相当克制，但默茨显然已经失血，周围的竞争者正在伺机而动。

在9月20日柏林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选举结束之前，政局不太可能出现剧烈变动，但这两场选举对基民盟而言同样暗藏危机。在目前由基民盟执政的首都柏林，该党正与极左翼的左翼党（Die Linke）展开激烈竞争，后者提出的没收大型房企房产的口号吸引了不少支持者。而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基民盟夹在现任社民党州长曼努埃拉·施威斯格（Manuela Schwesig）与选择党之间，支持率甚至有跌破10%的风险。基民盟议员金特·克林格斯（Günter Krings）坦言：“竞选结果越差，‘我们究竟需要改变什么’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就会越高。”

此外，种种迹象表明，联邦政府的国内改革议程可能会被迫偏离轨道。今年7月，执政联盟好不容易就一项涵盖税收、养老金等34项经济改革方案达成一致，这是这个此前充斥着争吵与互否的联盟取得的首个重大国内政策成果。然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刚落幕，社民党联合主席兼副总理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就称这是一个“信号”，表明政府必须重新思考其施政方针。这引发了默茨阵营内部保守派的不满，他们此前为了维持联盟和谐而勉强接受了这项原本认为力度不足的税改方案。在议会演讲中，默茨暗示愿意重新评估养老金改革中的关键条款。进一步退让可能会彻底激怒基民盟内部成员，他们本就认为默茨向社民党让步过多。但在选择党如此强劲的攻势下，执政联盟的两党其实都已别无选择。

讽刺的是，正当德国政治走向碎片化之际，长期停滞的德国经济却展现出了一丝复苏曙光。德国对最新一轮能源冲击的抵御能力超出了部分人的预期，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也在加速推进，总理的改革决心似乎并未减退。

“对我而言，放弃绝不是一个选项，”默茨在选举后坚称。然而，对于他党内的某些人来说，放弃默茨或许已经成为了一个选项。

35. 拖延与失策：佩德罗·桑切斯如何让休达沦为难民危机危机之地

原文标题：Pedro Sánchez has let Ceuta turn into a crisis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北非海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正陷入严峻的移民危机。六周前，逾7万名移民从摩洛哥涌入休达，至今仍有近万人滞留。面对这场被外界视为摩洛哥“混合战争”手段的冲击，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虽然初期态度强硬，宣称要捍卫领土完整并遣返所有非法入境者，随后却消极应对，甚至在危机爆发后休假三周，导致当地接纳与遣返机制严重滞后。

目前，大量移民露宿街头，引发治安恶化、卫生条件恶劣及传染病传播等问题，休达居民生活大受影响，商业活动陷入停滞，许多年轻人甚至开始考虑搬离。尽管政府近期宣布将提供3.09亿欧元援助并建设帐篷营地，但依然无法抚平民众怒火。桑切斯的应对失当使其支持率暴跌，仅有14%的民众认可其表现。在明年大选临近的背景下，移民问题的持续发酵正成为右翼反对党发力的关键，桑切斯及其执政党面临巨大的政治考验。

正文

全文翻译

拖延与失策：佩德罗·桑切斯如何让休达沦为难民危机之地

西班牙首相既未能遣返数千名来自摩洛哥的非法移民，也未能对他们进行妥善登记与处理。

傍晚时分，聚居在特兰波林（Trampolín）海滩帐篷和临时搭盖棚屋里的约2000名移民，陆陆续续走向海滩东侧。警察将他们排成每组约30人的队伍。他们蹲坐在地上，等待领取的红十字会每日救济粮。六周前，超过7万名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这处位于北非海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至今仍有高到1万名移民留在当地。

“我们正在等待一个解决方案，”来自唐吉柯的焊工阿卜杜勒·卡里姆（Abdel Karim）说道，“我们都想去西班牙本土打工。”在他身旁，十多名年轻小伙子纷纷表示赞同——除了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其余全部来自摩洛哥。

而这恰恰是其他欧洲国家所担心的，也是佩德罗·桑切斯的工社党政府曾誓言绝不会发生的情况。危机爆发之初，桑切斯曾短暂视察休达，并强烈谴责这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外长也承诺，将遣返“每一位非法进入西班牙的人”。

然而，休达的8.4万名常住居民至今仍在苦苦等待这个承诺的兑现。在数万名移民入境后几天内又自行返回摩洛哥后，媒体曾错误地估计只剩下几千人滞留。随后，桑切斯便离京享受了长达三周的假期。直到8月下旬，政府才终于开始采取许多人从一开始就呼吁的行动：按照休达市长此前的一再要求，由中央政府直接接管当地事务，并承诺为移民提供6000个帐篷营地位——目前已有超过一半投入使用。此外，中央政府还宣布将向该市提供高达3.09亿欧元（约合3.6亿美元）的援助资金。

休达居民希望立即将所有移民全部遣返。但正如桑切斯指出的那样，西班牙不能简单地“像扔一袋脏土一样把他们扔回边境线另一侧”。根据西班牙法律和国际法，对于约25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很难直接实施遣返。虽然西班牙几乎拒绝了所有来自摩洛哥的庇护申请，但在实施遣返之前，仍必须依法对这些移民进行登记和问询。

然而，政府在执行过程中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紧迫感。在特兰波林海滩接受采访的十多名移民中，无一人的身份信息被登记过。

休达居民的生活正变得极其糟糕。数以百计的移民睡在市医院门前的大街上，现场散发着令人恶心的恶臭。人们对犯罪的恐慌日益加剧，每家超市门口都有士兵站岗。家长们不敢让孩子出门，甚至不敢送他们去上学。部分移民还患上了传染性疾病。休达医院护理工会负责人埃利萨贝特·穆尼奥斯（Elisabeth Muñoz）表示：“我们每天都要治疗成百上千名移民。”她补充道，与此同时，休达当地居民因害怕感染，纷纷取消了原本的看诊预约。

由于当地一年一度的节日周活动被取消，加上游客绝迹，商家损失惨重。当地商业协会负责人阿拉恩查·坎波斯（Arantxa Campos）感叹道：“我的灾难每天都在重演。人们根本不敢出门，不敢消费，外地人也不敢来休达。”

尽管一份警方的报告详细记录了摩洛哥安全部队如何纵容乃至鼓励移民冲关，但桑切斯却反常地不愿公开批评这个邻国。长期以来，摩洛哥一直声称对休达拥有主权，许多西班牙人将这次移民潮视为一种“混合战争”的策略手段。9月2日，西班牙全国数万人举行游行支持休达，这让当地民众备受鼓舞。但西班牙若想维持休达的正常运转，就必须采取更多实质行动。

“许多年轻人正在重新考虑是留在休达，还是去别处生活。而这恰恰中了摩洛哥的圈套，”国家远程教育大学休达分校校长卡洛斯·隆托梅（Carlos Rontomé）分析道。

在执政的八年里，桑切斯展现出了敏锐的政治直觉，但在这次危机中，这种直觉却荡然无存。本周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仅有14%的受访者认为他处理危机得当。西班牙将于明年举行大选，而民调显示右翼反对党目前占据稳定优势。休达的问题恐怕还要僵持数月。政治学家路易斯·米勒（Luis Miller）指出：“这是一个与移民相关的危机，而移民议题正是最能动员右翼选民的利器。”

无论对西班牙还是对桑切斯本人而言，休达街头发生的一切，都关乎着巨大的政治赌注。

36. 洗脑机器：俄式“爱国教育”重回课堂

原文标题：Russia has turned its schools into indoctrination machines

核心提炼

俄乌冲突爆发后，普京政府将儿童思想阵地视为“新前线”，将俄罗斯学校改造成大规模政治灌输机器。从幼儿园到大学，当局全面推行苏式“爱国教育”，取消学校自主权，增设“重要谈话”等 mandatory 政治课与基础军事训练，甚至通过老兵进课堂和军旅青年组织向学生灌输军事意识。

然而，这种强行灌输收效甚微。由于现政权缺乏如苏联时期般清晰融贯的意识形态，所谓的“俄罗斯世界”宣介流于形式，许多青年组织沦为空洞的仿制品。面对僵化的宣传，学生普遍感到厌倦，家长与教师则选择消极应对——默许缺课或将政治课时间用于写作业。这种言行不一的教学环境并未培养出狂热分子，反而滋生了普遍的双重思想，让学生过早学会了迎合与伪装。与此同时，教育“主权化”割裂了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纽带，导致外语教学缩减、历史教材扭曲，最终以牺牲教育质量为代价，对整代年轻人的心灵造成了难以弥合的伤害。

正文

“你第一次杀人时是什么感觉？”在教室里，一名学生向身着军装的男子发问。

教师立刻打断：“那不是杀人，那是战争。”

军官面不改色地补充道：“那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你开枪打过去，根本不知道对方是死了还是伤了。只有用榴弹发射器，你才能确定。”

这段对话发生于2024年10月，地点位于莫斯科以东200公里的弗拉基米尔市一所学校的九年级课堂上。这是该校举行的一场“勇气课”——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此类活动已成为俄全国中小学的例行项目。

这些课程是一场浩大洗脑工程的一部分：弗拉基米尔·普京将争夺儿童思想的斗争称为“新前线”。如今，“爱国主义教育”已全面渗透进中小学及大学的教学大纲；2024年9月1日，这一做法甚至延伸到了幼儿园。普京在2023年曾宣称：“构建主权教育体系……是事关根本的大事。”

所谓实现教育“主权化”，本质上就是剥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校所享有的自主权。2022年，普京签署法律，强制推行“国家育人计划”，旨在确保公民“了解并尊重俄罗斯的……军事功绩与劳动成就”。

每周，各年龄段的学生都会集中参加名为“重要谈话”的主题课。其教案由俄罗斯教育部统一下发，大部分内容涉及俄罗斯科学家、音乐家、自然风光与体育运动，但约有10%紧扣军事主题，包括《俄罗斯：战胜国之邦》以及《克里米亚与俄罗斯统一》等。

按照要求，初中教师必须将对乌战争与俄罗斯人眼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伟大卫国战争”）联系起来：“我国必须再次站出来，不仅要捍卫自身领土完整与主权，更要守护多极世界的原则。”高中教师则必须指责“西方集体”通过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来拖延战局。不仅如此，现役军人还会受邀入校分享实战经验，并演示如何操作无人机。

今年，俄政府还恢复了苏联时期的传统课程“基础军事训练”。“但除了体育课外，没几个人会当真，”一名教师透露。

俄罗斯独立媒体的报道显示，绝大多数学生对这类讲座感到厌烦。这种强行复刻苏式思想灌输的做法，也顺带复苏了苏联时代人们应对政治高压的固有习惯——规避与暗中抵制。

不少家长选择直接让孩子逃掉“重要谈话”课。乌拉尔地区的一位律师为其儿子申请了免修，他表示没有任何学生因缺课而受到惩罚。化学教师玛丽亚坦言，学生和老师都觉得这是一种负担，所以她干脆让学生利用这节课做作业。当教师自己都不相信嘴里喊的口号时，产物便绝非狂热信仰，而是“双重思想”。乌拉尔的一位家长感慨道：“孩子们看得很清楚，撒谎和伪装早已成了被社会认可的行事潜规则。”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一位教育心理学家指出，由于该政权缺乏一套逻辑自洽的意识形态，思想灌输计划注定难以凑效。克里姆林宫宣传中频繁使用的“俄罗斯世界”一词，“算不上什么意识形态，因为它根本没有明确的目标”。

以2022年6月成立的官办青年组织“第一运动”为例，该组织旨在模仿苏联时期的少先队。当年的少先队是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第一站，而如今的“第一运动”充其量只是一具空洞的躯壳。该组织的管理者表示，孩子们常问参加这个组织到底有什么意义，这让他们非常沮丧。与过去的共青团不同，“第一运动”无法为年轻人提供任何社会晋升、升学优惠或出国旅游的机会。

为了弥补意识形态的缺失，俄当局试图通过推崇“硬汉气质”来加以替代。军旅青年组织“少年军”（Yunarmiya）教授年仅八岁的小孩列队打步，声称拥有200万名成员。上述教育心理学家指出，由于加入该组织需要家长同意，招募人员“在孤儿院里往往成果最为丰硕”。

此外，一些民间爱国组织也应运而生。位于俄远东地区伊尔库茨克的“萨尔玛”儿童中心，由第二次车臣战争老兵谢尔盖·捷列霍夫创办。不少家长将患有行为障碍的孩子送来，由他传授纪律与军事技能。“我们把这种观念灌输进他们的脑袋：在这里，你不是什么佩佳、瓦西里或玛莎——你是一个作战单位，”捷列霍夫说。

这场将教育“主权化”的折腾，代价极其惨重——教学质量大幅下滑。由于部分受欧洲制裁影响，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互换留学项目几乎全面停摆；总部位于日内瓦、负责管理国际通用课程的“国际文凭组织”（IB）已被俄方宣布为“不受欢迎组织”并予以禁绝；外语课程的课时被大幅裁剪。

取而代之的是自1月1日起新增的课程：“俄罗斯精神与道德文化”。该课程旨在通过学习俄罗斯名人的事迹（“包括特别军事行动的英雄”），来传授“俄罗斯传统价值观”。

mandatory 的历史教学大纲则基于普京助手弗拉基米尔·梅丁斯基主编的一套漏洞百出的教科书，书中公然将乌克兰定性为一个“人为制造的国家”。即推出的思想政治教科书将由前总统、战态狂热分子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主编，其内容将侧重于地缘政治，而非政治制度。

普京这场针对儿童心灵发起的战争，最终取得的最大“战果”，不过是对这代人的心灵造成了深刻的摧残。

37. 面临全球危机，欧洲在外交体制上“泰坦尼克号式移椅”

原文标题：Facing global crises, Europe rearranges the diplomatic deckchairs

核心提炼

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危机，德法两国提议对欧盟对外行动署（EEAS）进行机构重组，力求让欧盟在外交上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然而，这种试图通过调整组织架构来提升外交影响力的做法只是治标不治本。欧盟外交的真正困境并非出在外交官身上，而在于27个成员国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分歧——无论是在巴以冲突还是在对美“战略自主”等重大议题上，各国立场都大相径庭。此外，在地缘政治深刻影响内政的今天，外交主导权早已收归各国领导人手中，留给欧盟外交机构发挥的空间极为有限。废除外交否决权等根本性改革又因需一致同意而无从谈起。在缺乏实质统一立场的前提下，任何对外交体制的修修补补，都不过是在下沉的船上“重新摆放观景椅”罢了。

正文

面对全球危机，欧洲在外交体制上“泰坦尼克号式移椅” 外交事务，内政纷争

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的大楼走廊里，游荡着无数关于未来的幻想，宛如过往峰会留下的幽灵。也许有朝一日，欧洲的管理者们能培育出本土的科技巨头，从而终结欧洲人对硅谷大厂的依赖；也许在今生或来世，欧盟官僚们能想出办法，让法国乖乖遵守欧盟的财政预算规则；更有甚者，布鲁塞尔的高官们有朝一日竟能开出一方良药，锻造出令27个成员国都满意的统一外交政策，让欧洲大陆用同一个声音向世界说话。到那时，美国人、中国人还有俄罗斯人自然会明白：欧盟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现实总有办法打破这些幻梦。无论是挑战美国IT产业的努力，还是约束法国财政预算的企图，迄今为止都成效甚微。然而，关于欧洲能在外交事务中实现“步调一致”的想法，最近又重新获得了推动力。作为欧盟最大的两个成员国，德国和法国正在酝酿一项计划，准备重构欧盟的外交保障机制。在这个地缘政治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为欧盟的外交政策找到一种协调机制显得尤为迫切。

然而，如果说当前的外交机制出现了功能失调，责任与其说在外交官，倒不如说在他们的政治主子身上。把欧盟缺乏外交影响力归咎于对外行动署的外交官，就像把船只沉没归咎于水手，而实际上是驾驶舱里的海军将领们把船开上了礁石。当绝大多数时候根本就没有一项共同的外交政策可供执行时，人们又该如何去执行共同外交政策呢？

各方一致认为，欧盟的外交保障机制确实出了问题。在上一轮欧盟条约重大升级后，一个类似于“准外交部”的机构于2011年应运而生，它被冠以一个并不优雅的名字——“欧洲对外行动署”（EEAS）。按照设计，它既要对欧盟各个成员国首都负责，又要对欧盟的总部机构负责。这种“双重领导”导致的结果便是一团乱麻。

欧盟没有设置正牌的外交部长，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洲委员会副主席”——这种头衔恐怕连亨利·基辛格听了都会感到陌生。自2024年起，该职位由爱沙尼亚前总理卡娅·卡拉斯担任，她以对俄态度强硬而著称。尽管她是历来知名度最高的高级代表，但比起前三任，她所取得的成效也没好到哪里去。在批评者看来，相比管理欧盟分布在世界各地的100多个外交代表团，欧洲对外行动署似乎对在布鲁塞尔内部打地盘争夺战（而且屡战屡败）更感兴趣。在布鲁塞尔之外，几乎没有人认为它现在运作良好，或者曾经良好过。

如果像德法两国似乎建议的那样，将欧洲对外行动署基本裁撤，布鲁塞尔之外恐怕鲜有人会察觉。（按照德法的计划，该机构的大部分工作将转交给欧洲委员会，而卡拉斯正是欧洲委员会的六位副主席之一。）对于成员国来说，把外交机构的失败归咎于外交官，然后简单地重新画一张组织架构图，自然再容易不过。但这前提是假设更完善的机构安排能够带来更好的结果——而这种可能性，就像在大雾之夜穿过北冰洋冰山群的航线一样扑朔迷离。

事实上，这种错综复杂的外交架构并非问题的根源，而是更深层病灶所展现出的症状。在绝大多数政策制定事务中，欧盟成员国要么同意让渡大量主权，以最大化发挥整体合力（比如在监管庞大的商业领域或谈判贸易协定方面）；要么就极力捍卫本国的国家特权（比如在绝大多数税收和警务事务上）。

而外交，恰恰掉进了这两种模式之间的缝隙里。欧洲对外行动署这种笨重繁琐的机构架构，暗示着某种集体行动的意志，拉高了人们对“欧洲将有所作为”的预期。然而，外交政策的决议必须获得27个成员国政府的一致同意，可这些国家在各种事情上都存在分歧。由卡拉斯主持的欧盟外长会议，充其量不过是个务虚的清谈馆。其结果就是，欧洲在世人面前始终呈现出分裂和混乱的形象。

在泰坦尼克号式的下沉船舱里“重新摆放观景椅”，对解决早已导致欧盟名义上的共同外交政策支离破碎的深层分歧无济于事。想要欧洲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统一立场？祝你好运：德国是以色列最坚定的盟友之一，而西班牙人则认为以色列政府无异于在搞种族灭绝。布鲁塞尔就算出再多像塔列朗或梅特涅那样的外交天才，也无法填平这条鸿沟。

那么在摆脱美国实现“战略自主”方面呢？法国几十年来一直念念不忘；而波兰和欧洲东部的其他国家则认为，北约对其国家安全依然至关重要。分歧的清单还可以一直列下去。唯独在支持乌克兰的问题上，欧洲形成了共识——因为这毕竟关乎欧洲大陆的生死存亡。

欧盟现有架构的致命缺陷在于，它是建立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旧时代之上的。在特朗普时代到来前、相对平静的2010年代初期，欧洲对外行动署还可以忙于处理一些几乎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在乎的问题，比如西巴尔干地区的未来或是对伊朗的制裁。但在如今这个时代，地缘政治无处不在。无论是中国的工业产能过剩、俄罗斯的混合攻击，还是美国在格陵兰岛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冒险举动，海外事件直接决定着各国的国内政治走向。智库“卡内基欧洲”的斯特凡·莱内指出，正因如此，过去下放到外交部的事务，如今已惯常由各国领导人亲自接手。这导致能外包给欧盟机构里那些怀揣善意的外交官的事情就更少了。

还有什么能把欧盟变成一个立场一致的外交行为体吗？多年来，德国一直呼吁根据“合格多数制”来决定外交政策，废除单一国家的一票否决权。然而，这项改变本身就需要获得所有成员国的“一致同意”，而这根本不可能实现。

欧盟的外交官们将继续背负“无法向世界展现清晰立场”的骂名。正如他们中的某些人可能会禁不住用非常不外交的方式指出的那样：当统一根本不存在时，任何组织架构图都变不出统一来。

38. 伊斯兰主义是英国的威胁，但伊斯兰教不是

原文标题：Islamism is a threat to Britain. Islam is not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近年来，英国公众对穆斯林群体的焦虑日益加深。然而，社会大众往往混淆了作为宗教信仰的伊斯兰教与作为极端政治意识形态的伊斯兰主义（Islamism）。伊斯兰主义主张将伊斯兰教法注入国家制度与公共生活，反对多元主义、言论自由与性别平等。

虽然大多数英国穆斯林认同本土文化，但伊斯兰主义者的“渗透策略”正在深远地影响地方治理与政策制定。在某些高度隔离的社区，地方官员和警方因害怕被扣上“种族主义”或“仇穆”的帽子，面对伊斯兰主义者的威胁与威吓时往往选择妥协退让。这种政治正确的软弱不仅损害了言论自由，更让世俗派穆斯林和女性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

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在于清晰划分“信仰”与“极权意识形态”的界限。英国既要遏制极右翼针对普通穆斯林的偏见，也必须坚决抵制伊斯兰主义对自由民主制度的侵蚀。

正文

全文翻译：

前伊斯兰主义者索海尔·阿哈迈德（Sohail Ahmed）在六岁时，就被父母灌输了激进思想。在他的记忆中，当时家里禁止播放音乐，连泰迪熊玩偶的头部都被剪掉了（许多极端的激进分子禁止保留任何有意识生物的形象）。导致他家走向激进的导火索是1992至1995年间的波斯尼亚大屠杀。阿哈迈德回忆说，当时家人告诫他：“看吧，白人就是这么憎恨穆斯林。”他说，这是英国穆斯林群体经历的第一波激进潮；第二波随着9·11事件以及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到来；而他担忧，加沙冲突正演变成第三波激进潮——极端分子正借此“在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挑拨离间，制造隔阂”。

这种隔阂可能正在不断扩大。极右翼政党“重塑英国”（Restore Britain）的竞选活动总监查理·唐斯（Charlie Downes）最近在社交媒体上猛烈炮轰穆斯林时写道：“他们的教义与我们的文化根本格格不入。”去年，英国民调机构YouGov的一项调查显示，41%的英国人认为穆斯林移民对该国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一比例是其他任何宗教移民群体的两倍以上；53%的人赞同“伊斯兰教与英国的核心价值观不可调和”。

这种焦虑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人口结构改变的速度之快。在过去25年里，英国的穆斯林人口增长了一倍多，已占总人口的7%。其中约38%具有巴基斯坦血统，孟加拉国血统占15%，其余则来自南亚、非洲和中东各地。尽管半数穆斯林出生于英国本土，但在过去五年中，移居英国的穆斯林数量几乎与此前任何一个十年的人数持平。

各种丑闻则加剧了公众的疑虑。犹太教堂遭遇袭击，以及主要由巴基斯坦裔男性组成的犯罪团伙肆意侵犯英国少女等事件，都推高了人们对伊斯兰教在该国扮演何种角色的担忧。

认为所有穆斯林都会构成威胁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然而，“伊斯兰主义”在欧洲确实是一种严峻的威胁——这是一种边缘意识形态，主张政府和社会应当全盘由伊斯兰教义来引导。它的本质是试图通过国家机构来贯彻伊斯兰教义，强行将伊斯兰教法（Sharia）推行为国家法律。这是一种拒斥社会融合、反对多元主义、言论自由和平等权利的专制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极易演变为暴力手段。但“圣战分子”只是伊斯兰主义者的其中一种形式。其他人则选择通过游说和抗议活动来谋求政治影响力。对于这种非暴力的伊斯兰主义，英国一直显得无所适从、应对乏力。

目前很难精确估算同情伊斯兰主义的人数规模。《经济学人》委托开展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52%的英国穆斯林认为同性关系在“道德上是错误的”；相比之下，英国社会态度调查（2021年）的数据显示，全英普通大众中仅有13%对此持“反对”态度。大多数（62%）穆斯林认为，女性在丈夫或直系亲属以外的男性面前应当佩戴头巾（hijab）；甚至有20%的人认为，这根本不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社会观点的保守并不意味着会对西方价值观构成威胁，但伊斯兰主义会。反极端主义的研究人员估计，大约有20%的英国穆斯林对伊斯兰主义抱有同情态度。我们的民调显示：33%的英国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教义应当指导公共生活、法律、政治和政府运行”；29%的人认为伊斯兰教法应当在英国法律中扮演某种角色；20%的人认为，如果发生冲突，伊斯兰教义应当优先于英国法律。此外，32%的受访者认为，如果有人侮辱了先知穆罕默德，施加暴力是合理的；76%的人认为，故意损坏宗教典籍应当被定为违法犯罪。

《经济学人》在撰写本文期间采访的大多数穆斯林都表示，他们从未接触过伊斯兰主义者，对这种意识形态也知之甚少。布拉德福德的前工会人士穆赫塔尔·阿里（Mukhtar Ali）说：“我认为我们遭到了不公正的抨击。我们是英国的一部分，并为此深感自豪。”

但有时，信仰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界限会变得非常模糊。伊斯兰教长夏希德·阿里（Shahid Ali）一方面坦言：“想在英格兰推行伊斯兰教法简直是荒谬。”但另一方面，他却在Facebook上痛斥穆斯林没有为建立伊斯兰哈里发国而更加努力。

据英国国家安全局（MI5）局长肯·麦卡勒姆爵士（Sir Ken McCallum）透露，该局约75%的反恐工作都集中在伊斯兰主义者身上。但大多数伊斯兰主义者并不使用暴力，他们更偏爱一种“渗透策略”（entryism）——即少数意识形态分子通过占据权力要职，来发挥与其人数极不相称的巨大影响力。

若干大型穆斯林组织至今仍处于英国政府的官方接触名单之外。2014年，英国教育部的一项调查发现，有人在伯明翰的多所学校里，实施了一场“有组织、有预谋且持续进行”的行动，试图强行引入“激进的伊斯兰意识形态”。伦敦警察厅（Metropolitan Police）在对几位穆斯林事务顾问的言论、社会关系及社交媒体帖子提出质疑后，不得不切断了与他们的合作。今年7月，英国最大的穆斯林慈善机构之一——“阿哈伊尔基金会”（Al-Khair Foundation）的负责人被捕，原因是他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指控向哈马斯输送资金。

加沙局势是一个危险的爆发点。对以色列的敌意以及对西方在中东干涉的不满，促成了伊斯兰主义者与民粹左翼之间的政治联盟。伦敦路易汉姆区的绿党区长与当地一位教长沙基尔·贝格（Shakeel Begg）关系密切，而早在2016年，一位法官就在判决中将贝格形容为“鼓吹宗教暴力的极端分子”。考虑到双方在大多数社会议题上截然相反的立场，绿党与伊斯兰主义者的联盟看起来颇为怪异。但激进派阿訇们告诉英国穆斯林，应当把精力集中在加沙等更紧迫的事务上。伊斯兰主义博客 5Pillars 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其读者群体中，有20%的人打算在最近的地方选举中投票支持绿党。

这些伊斯兰主义网络带来的影响，在地方政府处理宗教信仰议题的方式上表现得最为明显。2021年，约克郡巴特利的一位中学教师在宗教研究课上展示了一幅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随后收到了死亡威胁（至今他仍处于隐姓埋名的躲避状态）。附近韦克菲尔德的一名患有自闭症的中学生，因据称不小心掉落了一本《古兰经》而遭到了类似的威胁。在当地阿訇发起的抗议以及穆斯林议员的施压下，涉事教师和这名学生双双被学校停课处分。然而，那些公然发出死亡威胁的人却没有面临任何实质性的警察干预。

这种退让处理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由伊斯兰主义者极力推崇的虚假前提——即所有穆斯林都具有完全相同的宗教敏感度。正如剑桥大学的哈泽姆·坎迪尔（Hazem Kandil）所言：“关键问题在于，决策者们并不明白，他们在这些场合接触到的许多穆斯林，代表的是伊斯兰主义，而不是伊斯兰教本身。”

智库“反极端主义研究组”主管汉娜·斯图尔特（Hannah Stuart）担忧，在国家层面，伊斯兰主义的叙事框架也频繁地主导了政策讨论——尤其是在围绕“仇视伊斯兰教”（Islamophobia）的议题上。她指出，英国政府近期公布的关于反穆斯林敌意行为的定义，遭到了包括许多穆斯林在内的批评者的质疑，认为该定义混淆了对伊斯兰教的合理批评与对穆斯林的偏见歧视，从而侵蚀了言论自由。有些人怀疑，这份定义在起草过程中听取了具有伊斯兰主义倾向的组织的意见。

一些穆斯林游说团体甚至主张，政府应当废除其反激进化的“预防”（Prevent）计划，称该计划具有“仇穆倾向”。斯图尔特女士表示，这种操作的结果是“把所有对伊斯兰主义的担忧，统统打成是对穆斯林的偏见与歧视”。

这种舆论战确实产生了效果。2016年，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曾公开指责“预防”计划具有“毒性”，并主张将其废除。尽管伊斯兰主义极端主义占到了英国安全部门反恐工作量的绝大部分，但在去年的“预防”计划转介案例中，涉及伊斯兰主义的比例仅占8%。2023年的一项极具争议的独立审查发现，“‘预防’计划意在伤害穆斯林社区”的歪曲叙事，直接导致了各方在“上报与伊斯兰主义相关的隐患时犹豫不决、退避舍三”。

一个名为“穆斯林选票”（The Muslim Vote）的竞选组织希望，随着穆斯林人口的增长，能在下一次大选中选出更多独立的穆斯林议员。目前，在该组织背书支持的四名议员中，已有三名公开成为了“反‘预防’计划”运动的代言人。

在兰开夏郡布莱克本等人口密集、社区隔离且贫困的穆斯林聚居区，伊斯兰主义网络发展得尤为猖獗。在当地的12个选区中，有半数选区的穆斯林人口比例超过了60%，更有两个选区超过了80%。赛玛·阿夫扎尔（Saima Afzal）是一位长期致力于反对南亚裔社区妇女受虐待的前地方议员，她透露自己曾长期遭受那些与地方政治家关系斐然的男性穆斯林领袖的恐吓与威慑。

从全国范围来看，穆斯林社区的隔离程度呈下降趋势，但平均数据往往掩盖了地方性的真实动向。利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普查数据，我们计算出：2001年，穆斯林人口比例超过70%的社区仅有66个；而到了2021年，这一数字已激增至237个（在总共约35,000个社区中）。可以说是可以说，伊斯兰主义者如今拥有的活动空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阔。

而这种局面的受害者，往往正是其他穆斯林。当伦敦东部的世俗派孟加拉人收到伊斯兰主义者的威胁时，他们痛心疾首地抱怨警察总是装聋作哑、视而不见。

女性则是其中最脆弱的受害者。2018年政府的一项调查估计，英国目前有多达85个伊斯兰教法委员会（sharia councils）。虽然它们属于自愿性质、不具备法律效力，但担忧者指出，这些机构事实上为仇女思想和软性胁迫提供了温床——而警察和地方议会却极度萎缩，不敢干预。“许多专业人士深感恐惧，生怕被扣上种族主义或仇视伊斯兰教的帽子，”阿夫扎尔女士说道。

右翼分子常宣称，新移民把极端主义信仰带进了英国。但反极端主义专家警告称，一个更大的危险在于：新移民往往生活在封闭、保守的社区里，他们从未真正体验过多元文化的英国。2016年的一项审查发现，布莱克本某小学学生估计英国总人口中有50%到90%是亚裔。“在这个国家，有些学校甚至连一个英国白人孩子都没有，”致力于反极端主义的组织 Groundswell 的负责人加法尔·胡赛因（Ghaffar Hussain）表示，“如果你叫新移民去融入社会，他们会反问：‘融入到哪里去？’”

伊斯兰主义者与极右翼分子在一个观点上达成了惊人的默契：他们都认为伊斯兰教与西方文明不可调和。双方都试图把“伊斯兰主义”塑造为英国伊斯兰教的“标准形态”。但这绝非事实。

索海尔·阿哈迈德之所以能走出激进主义的泥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意识到，早在欧洲启蒙运动之前，那些拥抱科学理性的古伊斯兰学者所倡导的伊斯兰教，与当今伊斯兰主义者所宣扬的内容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我过去受到的教育，是让我去憎恨其他穆斯林，甚至超过憎恨非穆斯林，”他回忆道。

在伦敦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怀特查佩尔区，“Kismet”是一家展现和庆祝穆斯林文化的温馨咖啡馆。这家由穆达萨尔·阿哈迈德（Muddassar Ahmed）创办的店面，经常举办爵士乐之夜、穆斯林喜剧演员脱口秀，并收藏了大量壮观的奥斯曼帝国时期地图。

但这里绝对不欢迎那些强硬派团体——那些“总想跑来指责其他穆斯林‘践行信仰方式不对’的人”，阿哈迈德解释道。“我绝不会让他们进我的门，”他说，“在我看来，他们简直就是一群疯子。”

39. 看似滞后，实则崛起：英国孟加拉裔穆斯林团体的跨代跃升

原文标题：One British Muslim group is faring better than it seems to be

核心提炼

长期以来，英国的孟加拉裔穆斯林群体给人的印象多为贫困和难以融入主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该群体普遍面临居住条件恶劣、教育水平低下以及失业率高企等困境。如今，尽管从整体数据来看，许多孟加拉裔家庭仍处于收入阶层的底部，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移民的不断涌入掩盖了本土成长一代的巨大进步。

事实表明，年轻一代的英国孟加拉裔正在实现令人瞩目的社会阶层跃升。他们在中学阶段的学业表现已大幅超越英国白人，高达67%的孟加拉裔青少年能够进入大学深造，且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工程、医学等高薪专业。与此同时，女性劳动参与率也在显著提升，本土出生的年轻女性就业率已接近白人女性水平。如今，该群体在专业与管理岗位的比例已与白人相当。这种跨越式的阶层跃升证明，英国孟加拉裔的社会与经济融合不仅正在发生，且成效显著。

正文

英国穆斯林群体的生存现状究竟如何？从社会与经济融合的角度来看，或许可以从一个穆斯林人口占比超过九成的特定族群身上找到答案——那就是生活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约65万孟加拉裔人口。

1987年，当时的查尔斯三世（时为王储）探访了伦敦东部的斯皮塔佛德地区。自1945年以来，大量孟加拉裔便在此定居。当时那里的景象让他大为震惊：“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几乎和印度次大陆一样恶劣，”他直言，“这确实让人无法接受。”

随后，官方机构“种族平等委员会”也指出，孟加拉裔群体的健康状况堪忧，失业率高得令人绝望。1985年的一份政府报告更直言不讳地指出，他们的在校学术表现“极其低下”。当时，许多孩子刚从孟加拉国的农村地区移民过来，几乎没受过什么教育，英语口语也很差。一些教师对他们不抱希望；而父母因为害怕遭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袭击，不敢把孩子送远，只能送进当地的学校。

直到今天，许多孟加拉裔依然未能摆脱贫困。在扣除住房成本后，每两个孟加拉裔中就有一个处于全国收入最低的20%之列。该族群的家庭财产中位数不到10万英镑（约合13.5万美元），而英国所有族群的平均水平约为30万英镑。此外，他们依然高度集中居住在伦敦东部。

然而，如果据此认为他们陷入了阶层固化的泥潭，那就大错特错了。

如今，年轻一代的孟加拉裔在学校里异军突起。早在2010年代初期，他们在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GCSE，相当于英国中考）中的表现就已赶上英国白人；而现在，他们更是遥遥领先。2021年参加GCSE考试的孟加拉裔中，高达67%的人在19岁前升入大学，而英国白人的这一比例仅为38%。越来越多的人考入名校，并选择了能带来优质就业前景的专业。在过去十年里，攻读工程和技术专业的孟加拉裔人数翻了一番，而选择医学和牙科的人数更是增长了两倍。

过去乃至现在，孟加拉裔家庭普遍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许多女性未能参与经济活动。但这一状况同样正在发生改变。202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25岁至34岁的英国本土出生孟加拉裔女性中，就业率已达68%，与白人女性（79%）的差距显著缩小。之所以整体就业率偏低，主要是被第一代移民女性拉低了——该年龄段的移民女性就业率仅为32%。

鉴于他们在教育上的突出表现，孟加拉裔获得好工作的比例或许仍低于预期，但本土出生的年轻一代表现并不逊色。上次人口普查显示，在25岁至34岁的群体中，有14%的人从事专业或管理岗位，这与英国白人的比例几乎持平。自2010至2011年度以来，英格兰中小学里的孟加拉裔教师人数几乎增长了两倍。

此外，扎根于英国最具活力的城市（伦敦）也为他们提供了助力。相比之下，英国的巴基斯坦裔多居住在英格兰北部的后工业化城镇，他们的学业表现略逊一筹，但也同样超越了英国白人。智库“国家经济社会研究所”的阿妮萨·巴特指出，受过良好教育的孟加拉裔和巴基斯坦裔女性如今在婚恋市场上大受欢迎：“学历越高，就越吃香。”

当一个群体在短时间内集中移民，随后移民潮趋于停滞时，其社会阶层的流动通常一目了然。例如，上世纪70年代被残酷驱逐出东非的亚裔，因在英国取得的经济成功而广受赞誉；2000年代大量涌入的东欧人同样值得称道——作为最大的东欧群体，波兰人最初大多从事蓝领工作，但如今他们的平均收入已略高于英国本土出生者。

相比之下，孟加拉裔则是新老移民交织在一起。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整体穆斯林人口中，有近一半出生于英国境外，孟加拉裔也是如此。正是因为孟加拉裔人口不断被新移民“稀释”，他们真实的经济融合进程才变得难以被外界察觉。

但不可否认的是，变革正在悄然发生。

40. 脱欧让英国渔民大失所望，但他们还有更头疼的事

原文标题：Brexit has disappointed British fishermen

核心提炼

脱欧曾被寄予厚望，成为英国收回领海控制权的象征，然而现实却让英国渔民倍感失望。脱欧谈判并未如约为英国争取到大幅提升的捕捞份额，反而带来了繁琐的海关流程与检验检疫手续，导致英国对欧盟的鲜活水产品出口严重受阻。不过，对如今的英国渔民而言，脱欧带来的困扰已被更现实的生存危机所掩盖。受地缘政治冲击导致的高企油价直接挤压了利润空间，而气候变化、海上风电及环保区对作业空间的挤压，则构成了长远威胁。更严峻的危机在于行业正面临断代：极度艰苦的工作环境让本国年轻一代望而却步，而日趋严格的移民签证政策又阻碍了菲籍等外籍劳工的引进。脱欧未能重振这一古老行业，反倒加速了其向大型化发展的趋势，也折射出英国本国劳动力普遍厌倦高强度基础工作的深刻社会困境。

正文

2019年，鲍里斯·约翰逊来到德文郡的布里克瑟姆港，许下了一堆诱人的承诺。这位时任英国首相边吃着炸鱼薯条，边对当地水产商伊恩·珀克斯说，赶紧多招点人吧。“只要我们把鱼从法国人手里抢回来，”珀克斯回忆起当时约翰逊的话，“你到时候可有的忙了。”

七年过去了，珀克斯彻底清醒了。“鲍里斯压根没从法国人手里抢回一条鱼。”在他看来，约翰逊“根本一窍不通”。相反，英国与欧盟之间新建起的贸易壁垒，让这位出口商的日子“艰难得多”。

从经济体量来看，捕鱼业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虾米”，在2025年仅占英国经济总产出的0.03%。但它象征着英国辉煌的大航海历史。在脱欧公投期间，“脱欧派”正是利用了渔民的困境，在远离海岸的内陆地区钓到了大量选票。脱欧旗手尼杰尔·法拉奇在公投前曾率领一支渔船队驶入泰晤士河，声称要收回英国领海的控制权。

然而，一旦脱欧谈判正式拉开帷幕，捕鱼业便沦为了被遗忘的角落。英国渔民在自家领海内的捕捞份额仅获得极其微弱的提升，而水产出口却陷入了繁琐行政审批的泥潭。

不过，布里克瑟姆的海员们急于澄清一点：他们绝非整天盯着脱欧不放。在干了44年渔民的麦克·杨看来，居高不下的燃料成本才是眼下最让人头疼的“老大难”问题。而从长远来看，气候变化和招工难题才是悬在渔民心头真正的大山。

英国捕鱼业的黄金时代在20世纪中叶。当时，远洋船队从格里姆斯比和赫尔等北方港口出发，驶向冰岛周边资源丰富的好渔场，满载大西洋鳕鱼和黑线鳕而归。但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爆发的几轮“鳕鱼战争”中，冰岛派出炮艇强行宣示领海主权，直接导致英国远洋拖网渔船队走向衰亡。

英国于1973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最终意味着各成员国可以互相进入对方领海捕鱼。十年后，面对日益枯竭的渔业资源，欧共体出台了捕捞配额制度，根据各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的捕捞量来分配每种鱼类的配额。许多英国渔民认为这一分配比例极不公平，因为在那段时期，英国船队的主力仍在远离欧洲的大洋作业。然而，这一分配比例却被沿用了下来。在2012年至2016年间，英国领海内超过一半的捕捞量都被其他欧盟国家的船只拿走。

脱欧本应纠正这一局面。英国政府最初主张根据鱼类的实际游动区域来划分配额，若按此方案，青鳕等部分鱼种的英国配额本可大幅提升多达55个百分点。但在与欧盟进行艰难博弈时，英国政府的筹码显然放在了其他优先事项上。最终达成的协议，仅实现了该方案预期增幅的68%。

脱欧还给出口商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挑剔的英国人并不怎么爱吃自家渔船捕获的青花鱼和鲱鱼等鱼类，因此大部分海鲜必须销往海外。2025年，英国出口了价值20亿英镑（约合27亿美元）的海鲜，其中超过60%运往欧盟。这使得该行业极其容易受到脱欧后繁琐手续的冲击：找兽医签署检验检疫报告、填写海关申报单等不一而足。为了确保自己没有违反复杂的税规，布里克瑟姆的珀克斯现在甚至不得不专门请一位法国律师帮忙把关。

2021年新贸易体制生效后，英国海鲜出口量骤降；到了2025年，出口总量仍比2020年低了14%。

不过，也不应过分夸大脱欧的影响。资深渔民麦克·杨表示，脱欧“根本没有改变我的生活”。目前整个行业的产出与2019年基本持平。离开欧盟，更多的是加剧了该行业长期存在的既有趋势——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行业集中化。

目前英国拥有5000艘渔船和1万名渔民，这两项数据都只有1994年的一半左右。然而按实际价值计算，总产出却比20世纪90年代略有增加，原因在于少数大型船只捕获了越来越多的鱼。苏格兰的大型拖网渔船表现尤为亮眼，它们专盯青花鱼或鲱鱼等中层水域鱼种。由于脱欧带来的配额增长大部分集中在这些鱼种上，苏格兰的大船便占据了更加主导的地位。

眼下，比起配额，渔民们埋怨更多的是伊朗局势引发的高油价。另一位老渔民肖恩·欧文坦言，柴油成本让现在的生意“惨不忍睹”。9月初，布里克瑟姆的渔民每升油要花1.01英镑，几乎是今年1月份的两倍。

即使放眼长期挑战，相比脱欧，渔民们也更容易被其他难题搞得焦头烂额。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个隐忧则是“海上空间挤压”——大片大片的海域正日益被海上风电场和海洋保护区占用，留给捕鱼作业的空间越来越窄。

而行业青黄不接，或许才是最深层的危机。过去，渔民们总是把这门手艺世代相传，但如今这种情况已凤毛麟角。麦克·杨感叹道，他家里“几乎所有人”都比他聪明，没人愿意干这行。

这支几乎清一色由男性组成的劳动力队伍正在快速老化。根据官方机构英国海鲜协会（Seafish）2024年的抽样调查，渔民的平均年龄已达44岁。这听起来似乎还不算太老，但比2021年整整大了4岁，对于如此高强度的体力活来说，这个年龄已经偏高了。

水产产销者组织负责人朱丽叶·哈奇曼指出，问题不在于钱不够，而在于“这种生活方式缺乏吸引力”。一出海就是好几天，干的是重体力活，住的是狭小拥挤的舱室。

为了填补人手空缺，船长们纷纷招募外籍劳工。麦克·杨说：“我们本想雇英国人，但根本招不到。”现在他的船员主要是菲律宾人，他评价这些菲籍船员“棒极了”，最关键的是“不像英国人那样嗜酒如命”。

然而，获取技术工人签证的门槛却越来越高。哈奇曼指出，政府如今要求普通船员也必须具备熟练的英语水平，这无疑是一个极高的硬性门槛。在麦克·杨看来，这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他说，要是没有这些外劳，“我们根本就出不了海。”

捕鱼业面临的困境，折射出了英国劳动力市场更广泛的现实。尽管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但英国年轻人却普遍不愿意从事社会护理、采摘水果或捕鱼等体面程度较低的行业。克莱顿是一个渔业世家的年轻一代，他算是个异类——他想留在这一行。但他在布里克瑟姆的同学却都梦想着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

在他看来，这实在很可惜。捕鱼确实要起早贪黑，干的也是苦力活。但他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得过大海上的那种自由，“在那里，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1. 海水升温吸引章鱼涌入英国海域

原文标题：Warming seas are enticing octopus to British waters

核心提炼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英国周边海域表面平均温度较过去40年均值上升了约2.2℃，正引发当地海洋生态与渔业格局的深刻变化。过去多分布于南方较热海域的章鱼大量北上，仅2026年前7个月，英格兰西南部的比克斯汉姆港章鱼捕获量就突破700吨，达到往年均值的六倍以上。

然而，章鱼的疯狂繁殖对当地渔业构成了严峻挑战。它们大量捕食龙虾、棕蟹和王海扇蛤，导致这些传统高价值渔获产量锐减半数。同时，适宜冷水生存的鳕鱼和黑线鳕等传统鱼类则被迫向更北方的寒冷水域迁移。英国目前缺乏章鱼加工设施，且本土饮食习惯尚未接受章鱼，大部分捕获的章鱼只能运往西班牙处理。

虽然章鱼、沙丁鱼和海鲈鱼等“气候难民”填补了海域空白，但传统渔民仍面临转型阵痛。而相比之下，热带国家将遭受更沉重的打击——其海域鱼类北逃后，将再无其他物种前来补充。

正文

在比克斯汉姆的海鲜市场里，身穿黄色背心裤的壮汉们正搬运着一个个白色大塑料箱。每个箱子里都装满了大海的馈赠，有螃蟹，也有黑线鳕。然而，一种近来大名鼎鼎的物种却不见踪影。

过去两年里，英格兰南部海岸附近的章鱼数量呈爆发式增长。仅在2026年的前七个月，大型渔港比克斯汉姆的章鱼卸货物量就超过了700吨，是2021至2024年间年均捕捞量的六倍多。但这些渔获并没有和其他海鲜放在一起，而是被单独隔离在一个专属房间的黑箱子里。

在英国渔业眼里，章鱼可不是什么受欢迎的角色。官方将它们隔离存放给出的理由是注意卫生——毕竟章鱼满身墨汁，处理起来又脏又乱。但渔民讨厌它们其实另有原因：这些新来的“入侵者”正在疯狂蚕食当地的贝类资源。捕龙虾的渔民拉起虾笼，往往发现章鱼早已猫在里面享用完大餐了。与前一年相比，2025年前九个月，英国西南部的棕蟹和王海扇蛤捕获量直接腰斩。

章鱼的大爆发，正是气候变化改变英国海域物种分布最典型的缩影。如今，海洋正在持续变暖，英格兰周边海域的表面平均水温比过去40年的平均水平高出了约2.2℃。这意味着，过去习惯生活在更热地区的物种，如今更容易在偏北的水域生存下来。

从历史上看，章鱼多分布在更靠南的海域。但当风暴把它们的幼体吹过英吉利海峡后，这些小家伙在如今暖和起来的水域里如鱼得水。海水升温还帮英国吸引回了蓝鳍金枪鱼——这种曾经在英国海岸大量聚集的鱼类，在因过度捕捞消失多年后又重现踪迹。

然而，就像许多怕热的英国本土居民一样，一些长久定居于此的水下居民却开始受不了这种高温了。英国海洋生物协会的布莱斯·斯图尔特（Bryce Stewart）指出，在南部海岸这一临界区域，情况尤为明显。像鳕鱼和黑线鳕这类偏爱冷水的鱼类，正被逼至适应极限。随着海水变暖，它们只能不断向北退缩。

对于当地渔业来说，要适应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并不容易。虽然少数渔船靠着捕捞入侵的章鱼发了一笔横财，但更多渔民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维系的活计——螃蟹和龙虾日渐减少。

与现实相配套的产业设施也严重滞后。由于英国本土缺乏足够的加工厂，比克斯汉姆捕获的大部分章鱼只能运往西班牙进行处理。此外，英国人的饮食习惯改变得极其缓慢，比克斯汉姆当地餐馆的菜单上鲜少能见到章鱼的身影。也许有一天，“炸章鱼配薯条”会成为海滨小镇的招牌美食，但绝不是现在。

长远来看，英国的渔业依然能够生存下去。渔民捕到的鳕鱼、黑线鳕和鲽鱼可能会减少，但他们的渔网里将会塞满沙丁鱼、海鲈鱼和章鱼——这些为了逃避酷热大海而来的“气候难民”。

斯图尔特博士强调，这场变局中真正的输家，恐怕是塞舌尔等热带国家和地区的渔民。那里的鱼类同样会逃往更凉爽的水域，但再也没有来自更热水域的物种去填补它们留下的空白了。

42. 厌世者之党

原文标题：The misanthrope party

核心提炼

英国右翼民粹主义党派“改革英国”（Reform UK）在选民中独树一帜，其核心特质与其说是政策主张，不如说是一种“厌世”与悲观的情感基调。民调显示，该党支持者对国家制度信任度极低，对公序良俗和公共生活冷漠，甚至比普通民众更具攻击性。这种强烈的反体制情绪和愤世嫉俗的特质，正是党魁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维系支持率的核心资产——即便面临支持率下滑和丑闻缠身，拥趸依然对他不离不弃。然而，这种“厌世情绪”也是一把双刃剑。随着英国政治格局日益碎片化，没有任何政党能代表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改革英国”党与其极端选民基底结合得越深，与普通大众之间的鸿沟就越大。这种脱离大众的偏执特质，最终将成为法拉奇走向权力巅峰路上难以跨越的障碍。

正文

厌世者之党 “改革英国”党的悲观厌世特质，既是奈杰尔·法拉奇的资本，也是他的死穴。

假设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有朝一日当上英国首相，他的首要职责将是亲笔书写指令，密押给英国核潜艇指挥官：一旦政府在全面战争中被摧毁，军队该如何应对。他的追随者对此早有定见。民调机构YouGov的数据显示，在给出的四个选项中，有41%的“改革英国”党（Reform UK）支持者选择下令发动核报复；而在对“世界末日”更为胆怯的英国大众中，这一比例仅为22%。

核平莫斯科，不过是这个英国最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者们显露出的冰山一角。随便抽查一项政策议题，“改革英国”党人大概率都是离经叛道的极端异类。他们对疫苗怀有不同寻常的戒心，对乌克兰的命运漠不关心，甚至对近期蒙面男子在英格兰港口发起的排外抗议活动大加赞赏。

然而，真正让他们与这个国家、以及法拉奇招兵买马的旧保守党划清界限的，与其说是具体的政策主张，不如说是他们独特的性情底色。“改革英国”党的拥趸往往对国家体制更不信任，对同胞更加猜忌，对英国的文化生活也更少参与。英国固然问题重重，但“改革英国”党人却更倾向于认为这个国家已经彻底烂透了。法拉奇仿佛将该党做成了一道筛子，极为精明地筛选出了选民中最愤世嫉俗的那四分之一人口。

长期以来，他一直以一群热爱自由的“快乐小伙伴”的领袖形象自居。但在现实中，“改革英国”党的精神支柱却是对人类的厌恶与敌意——即“厌世”。

正是这种厌世情绪保住了法拉奇的饭碗。换作其他任何政党，早就把党魁罢黜了：该党的民调支持率已从30%的高峰滑落至23%，并在接连几场议会补选中惨败。在本月举行的党代会上，两名幕僚在卧底电视采访中试图拉取非法外国捐款的丑闻曝光，彻底搞砸了盛会。法拉奇软弱无力地声称这是“建制派的阴谋”，而与会的代表们对此深信不疑。“改革英国”党人根本不需要被说服，他们本就坚信全世界都在针对他们。与普通选民相比，他们更容易认定政治家习惯性撒谎；比起法拉奇威胁要削弱其权力的司法机构，他们宁愿相信右翼电视频道GB News；在反体制情绪的驱使下，他们对国王查尔斯三世的评价，甚至比左翼绿党选民还要糟糕。他们的逻辑似乎是：既然整个体制都腐朽了，那么为了追求权力而破点规矩又算得了什么罪过？

在某些指标上，许多“改革英国”党人看起来像老派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极力反对禁烟令，讨厌手机发出的尖锐紧急预警声。谁都不该因为希望政府少插手自己的生活而挨骂。但是，“个人主义”与“悲观厌世”之间有着本质区别。罗纳德·里根深知，小政府的配套设施应当是具备公民意识的好邻居。而“改革英国”党人最突出的特点，恰恰是公共精神的匮乏。比起传统保守党人，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大多数人会在无人看管的诚信付款箱前作弊，如果自己在灌木丛里捡到一包钞票，他们选择据为己有的概率是前者的两倍。

个人主义本不该如此索然无味。大多数“改革英国”党的支持者认为，英国人的抱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他们对奥运会、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奥斯卡颁奖礼，或是去伦敦参观贝叶连环图毯丝毫不感兴趣——对于一个尊崇英国历史的政党来说，这实在有些诡异。

你或许想从人口学角度寻找解释，但在现实生活中，性格决定命运——有些选民就是缺乏趣味。即使排除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干扰，“改革英国”党的选民依然更不愿意读一本书或看一场戏剧。这实在令人遗憾，毕竟国家剧院今年夏天改编的莫里哀名剧《厌世者》堪称绝妙。剧中由珊卓·欧（Sandra Oh）饰演的艾丽丝是一位自诩为反“觉醒文化”的真理讲述者，她直白地宣称：“我真是受够了那些拥抱、亲吻、触碰的荒谬客套！”而她的朋友们只觉得她没礼貌。“改革英国”党人无疑会与她产生强烈共鸣。

标新立异本无罪。多元化的英国包容其所有不同的群体，其中自然也包括厌世者。然而，这种偏执的特质，却彻底击碎了一个在脱欧公投后笼罩英国政坛的观念——那个影响力极大却又荒谬至极的观念。该观念认为，法拉奇的追随者——那些被他称为“真正的人、普通的人”——构成了选民道德金字塔的顶端；他们代表着一种“深层英格兰”（Angleterre profonde），比其他同胞更具真实性与重要性。这种思潮无孔不入，从英国广播公司（BBC）去脱欧小镇的探访式报道，到特蕾莎·梅对她所谓的“无处为家者”这一精英阶层的讨伐，再到基尔·斯塔默爵士对那些被他视为工党“失落灵魂”的“英雄选民”的追逐，无不深受其害。

然而，当下的英国已然是一个碎片化的民主国家，各大政党就像超市抢占份额一样，在20%出头的低支持率区间里艰难厮杀。以为任何一个政党能代表“沉默的大多数”，既是对选举科学的误解，也是对数学分数的无知。

因此，如果说厌世情绪滋养了法拉奇，那么它同样也是个陷阱。选举是政党基本盘与广大公众之间的一场博弈，而对“改革英国”党来说，这其中的鸿沟比大多数政党都要深。工党或许还能在最佳所得税率等问题上进行左右逢源的政治操盘，但对于法拉奇而言，要他在“戴头套的街头黑帮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这种问题上做妥协，可就难如登天了。

有些怪诞之处只有在现场才能切身体会。其一是那种狂热感。在法拉奇的集会上，走到最前排，转过身去面对人群而非舞台。当这位领袖讲到演说的高潮部分时，某些老年支持者脸上流露出的神情，通常只能在泰勒·斯威夫特演唱会上的青少年脸上看到——这种景象在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的演讲现场绝不会发生。

其二则是对争斗的渴望——并非主动挑衅，而是一挑即怒，且比十年前更加迅猛。在一次活动中，法拉奇被喝彩打扰，一名党代表立刻用拐杖猛击第一名打扰者，另一名党代表则一把揪住她的头发。全场爆发出了宛如古罗马斗兽场般的吼叫。“改革英国”党的财政事务发言人罗伯特·珍里克（Robert Jenrick）事后被问及这场混战，他回答道：“噢，哭什么哭，成熟点吧。”他曾是一位拘谨的保守党人。然而，一个人要想在这个“厌世者之党”里混出头，就必须说出这种狠话。

43. 青少年正在变得越来越笨吗？

原文标题：Are teenagers growing dimmer?

核心提炼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新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数据显示，全球15岁青少年的学习成绩呈现出长期且急剧的下滑趋势。即便疫情阴霾渐散，富裕国家的阅读、数学和科学能力依然持续走低，这种下降甚至早于疫情爆发前便已显现。

研究指出，这一趋势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疫情后居高不下且日益严重的缺勤率、智能手机与社交媒体泛滥对学生阅读深度和专注力的侵蚀，以及教育理念与政策的偏差。过去被奉为圭臬的芬兰“进步主义”教育模式在此次评估中大幅衰退，暴露出脱离基础知识教学的短板；反观英国（特别是英格兰）因坚持知识导向的课程体系、严格考评与严明纪律，成绩逆势上升。此外，东亚国家注重教师质量而非盲目缩小班级规模的策略也展现出优势。

鉴于青少年认知能力的下降将直接威胁未来的个人收入与国家经济增长，且人工智能时代对低技能人群的冲击更甚，教育管理者亟需重审教学模式，尽快重回教育正轨。

正文

青少年正在变得越来越笨吗？最新的全球学校测试结果揭示了令人震惊的新一轮下滑。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一个主要由富裕国家组成的俱乐部）每三年就会公布一次全球15岁中学生参加的国际测试结果。在9月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出炉之前，人们本有理由期待能听到好消息。在上一轮——也就是紧接着疫情之后进行的测试中，学生的数学、阅读和科学成绩出现了崩溃式下滑。政策制定者们原本寄希望于随着这场灾难成为过去，成绩能够开始反弹。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在作为测试核心对象的富裕国家中，分数进一步走低。在阅读素养方面，下滑的速度甚至在加快。这些数据表明，存在一些长期因素正在拉低学校的教学成绩，如果不迅速加以纠正，学生的学习能力可能会跌入更深的地狱。任何关心当今年轻人——以及关心未来社会——的人，都应该对此警钟长鸣。

经合组织的这项评估被称为“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旨在测验义务教育即将结束时年轻人的认知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该测试的教育系统数量不断扩大：最新的测试在所有38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以及其他5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许多是发展中国家）展开。测试结果被用来制作某种形式的国际排行榜。

今年，与自2000年以来的几乎每一轮测试一样，亚洲的教育系统再次独占鳌头。中国学生——自2018年以来首次回归参测——在所有学科中都名列前茅或接近榜首。不过，由于测试仅在四个省份开展等原因，中国的得分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相比之下，新加坡、台湾和日本等地取得的高分则更少引发质疑。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学生成绩似乎也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同龄人。

爱沙尼亚看起来依然是西方最好的教育系统。土耳其的上升势头非常迅猛。英国也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其青少年的三科成绩如今均已杀入世界前十。与三年前相比，英国拉升了科学成绩，并大致保持了阅读和数学的稳定。在许多国家成绩直线下滑的大背景下，这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出色的成绩。

然而，如果放大视野来看，主导性的基调依然是长期衰退。在参加了历届PISA测试的23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学生的平均分在2012年左右达到顶峰，此后便一直在走下坡路。在数学和阅读方面，经合组织国家15岁中学生现在的测试水平，仅相当于十年前14岁学生的水平。虽然由于响应率偏低，美国学校的调查结果有些模糊，但现有数据表明，在最新一轮测试中，其阅读素养得分与富裕世界的整体下滑趋势保持一致。

在本身基数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趋势没有那么阴郁。但在其中的许多地方，数学和阅读成绩也在走低。那些本就属于表现最差梯队的孩子，正在被甩得更远。

在所有的教育系统中，低分组与高分组学生之间的差距，达到了PISA有记录以来的所有测试学科中的最大值。在经合组织国家中，约有20%的15岁青少年在阅读、数学和科学三个领域都被划为“低表现者”——而在四年前的测试中，这一比例还是16%。经合组织认为，这些年轻人除了最简单的文本之外，将很难理解其他任何东西，甚至连看懂一张水电费账单都成问题。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下滑？

疫情带来的迟滞影响无疑难辞其舅。参加今年PISA测试的年轻人，在新冠疫情爆发时大约只有十岁；与当时在学业道路上走得更远的高年级学生相比，他们受到那个时代混乱状况的伤害可能更为严重。疫情还引发了至今未得到控制的新问题。出于各种争议不断的理由，学生缺勤率依然远高于疫情爆发前。在整个富裕世界，约有15%的小学生每两周至少缺课一天，高于2019年的10%左右；中学里的缺勤率也在上升。哪怕只落下几天的功课，也会对成绩产生巨大影响。

然而，分数的下滑也会加剧人们对科技给儿童学习——尤其是阅读技能——带来负面影响的长期担忧。经合组织教育部门负责人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Andreas Schleicher）指出，智能手机的无处不在以及社交媒体的广泛普及，意味着年轻人解读复杂文本的练习越来越少。他特别提到，被划分为“急躁阅读者”的考生数量有所增加，这些人飞快地扫过阅读评估题目，却答错了很多答案。屏幕显然正在把孩子们从书本旁拉走：在美国，如今只有37%的九岁儿童表示他们会为了乐趣而读书，低于1990年代的近60%。阅读能力的下降很可能会拖累其他学科的成绩——因为良好的阅读能力也是在数学和科学等科目中取得进步的关键。

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学校出台一流的政策。然而，在广泛的议题上，教育部门似乎都在掉链子。施莱歇尔担心，学校已经变得“自满”，并且越来越倾向于告诉学生和家长“平庸的工作就已经很棒了”。他在为《经济学人》撰写的一篇客座文章中，批评了在课堂上过度且盲目地使用教育软件的行为，认为学生往往沦为了未经验证的设备的“碰撞测试假人”。一些数据表明，学校甚至被允许变得更加吵闹混乱。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富裕世界的教师们报告说，他们仅仅用于维持秩序的时间正在悄然增加。

PISA本身可能也要为把学校改革者带偏方向承担部分责任。当2000年首次开展测试时，芬兰因荣登榜首而震惊了世界。长途跋涉前往赫尔辛基取经的政策制定者们带回了本国教师非常乐于接受的信息：芬兰似乎只需通过有限的测试和检查就能取得惊人的成绩。其教育机构倡导“基于游戏”的学习，特别是针对低龄儿童。它主张教师应该减少在黑板前讲课的时间，多花时间帮助学生自己解决问题。

然而，自那次首次测试以来，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分数下降得像芬兰那样剧烈——这一滑坡在最新的测试结果中仍在继续。芬兰的批评者断言，它在2000年取得的高分，实际上反映的是直到1990年代仍在该国学校中普遍存在的传统教育方法，而不是使其声名鹊起的那些较新的“进步主义”政策。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误读可能已经让几十个教育系统偏离了正轨。

哪些国家可以作为新的榜样？

亚洲的教育系统近年来也在一定程度上经历了下滑，但总体上幅度小于其他富裕地区。东亚与西方在得分上的巨大差距表明，东亚的政策值得重新审视。那里的家长对教育极度热衷，往往会自掏腰包让孩子上补习班。批评者指出这种社会因素难以复制，这是对的。但该地区的政治家们也做出了一些明智的决定。亚洲国家远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执着于保持小班教学：他们通常选择减少教师数量，从而能够为教师提供更高的薪水和更强化的培训。这种做法的效果似乎比不断向学校增派教职员工要好得多——后者特别是美国长期以来试图提高成绩的主要手段。

英国在排名中的逆势上升值得获得比目前更多的关注。大约15年前，在保守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治理下，英格兰（该国四个独立学校系统中最大的一系）的学校改革者们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走向偏锋时，选择了另辟蹊径。在其他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对灌输模糊的“软技能”抒发诗意之际，英格兰使其课程体系包含了更多的实质知识（有些人更喜欢称之为“知识丰富型”）。它提高了考试的严格程度，降低了极易作弊的平时作业的权重，并强化了督导检查。政治家们还试图引导学校远离那些时髦但未经验证的新奇教学样式，重新回归更为传统扎实的方法。

在与隔壁选择了截然不同道路的教育系统进行对比时，英格兰政策对学校成绩的保护作用表现得最为明显。二十年前，苏格兰孩子的表现优于英格兰同龄人。现在他们的表现往往更差——尽管苏格兰生均教育支出要高得多。苏格兰的批评者将其归咎于时尚流行但流于形式的课程体系，以及对纪律的松懈态度。考虑到疫情和电子屏幕对英国所有儿童的影响大体相似，这些灾祸显然无法解释这种巨大差异。

测试成绩并不能完全衡量一个人，也不能证明一个人注定失败或成功。但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出色的成绩极具预测性，它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收入、更健康的体魄和更长寿的人生。在国家层面，一个国家国民聪明程度的提升，似乎与随后爆发的经济增长紧密相关；两位经济学家路德格尔·沃斯曼（Ludger Woessmann）和埃里克·哈努谢克（Eric Hanushek）的一项分析得出结论：将PISA测试成绩提高25分，可以使富裕国家的年GDP增长率提高半个百分点。

目前还没有太多证据表明人工智能会降低高等教育的回报率，但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项技术将把低技能人群冲击得溃不成军。是时候让教育改革者们重新翻开书本、好好补补课了。

44. 大国领袖正丧失对核战争的敬畏

原文标题：World leaders are losing their terror of nuclear war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冷战时期，对核毁灭的共同恐惧曾促使美苏领袖保持克制，并通过谈判达成削减核武器的条约。1986年的雷克雅未克峰会虽未即刻破局，但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对消灭核武的共同向往，为冷战终结奠定了基础。然而，当今世界正面临新的危机：中美俄三大强国的领导人对其拥有的核毁灭力量失去了应有的敬畏。

当今美、中、俄三国均在积极扩充或升级核武库，同时对军控谈判缺乏热情。特朗普对核风险态度轻率，不仅推动限制更少的核技术出口，还倡导本土防御屏障；习近平虽反对核战，却拒绝加入三国军控谈判，并放松了对朝鲜和伊朗的核制裁；普京更是将核威慑作为恫吓工具，以此维护其大国尊严。如今的大国领袖缺乏冷战时期的宏大视野，其考量日益狭隘自私，将世界安全置于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

正文

全文翻译

恐惧有时能让人瘫痪，但有时，它却能挽救世界。

在冷战时期，对核毁灭的共同恐惧曾多次让美苏两国领导人停下脚步，去寻找更好的方式来管理那些超越了道德与理性极限的庞大核武库。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对手所感受到的恐怖，有时避免了眼前的灾难——例如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约翰·F·肯尼迪与尼基塔·赫鲁晓夫顶住了各自阵营内强硬派顾问的压力，化解了危机。而在另一些时刻，这种警示性的恐惧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显现其成效。

为纪念罗纳德·里根与苏共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会晤40周年，一部名为《战争边缘》（The Brink of War）的电影刚刚上映。那次峰会在一座狭小、据传还“闹鬼”的海滨小屋内举行，气氛紧张而令人窒息。据参会的外交官回忆，当时有两名军官——一名美国人和一名苏联人——守在领导人会议室外，手里的“核按钮手提箱”掌控着总计达6万枚的核弹头。

那场发生在1986年10月的会晤，在当时被视为一次失败的谈判。然而在后来，里根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却赞誉它为后续彻底废除整类核武器的条约奠定了基础。戈尔巴乔夫也称雷克雅未克是启动冷战终结的大门。

那次会晤的一大突破，在于美苏领导人共同承认了他们对核武器的恐惧与厌恶——甚至令他们手下那些更为鹰派的顾问感到震惊的是，他们竟然渴望消除所有核武器，甚至希望在十年内实现这一目标。不过，谈判最终因关于“相互保证毁灭”（MAD）机制的争端而触礁。这一理论认为，要避免战争，核袭击就必须导致毁灭性的双输局面。里根极其厌恶这种通过展现自身脆弱来求取和平的理念，因此拒绝停止他的“战略防御倡议”（SDI，即他那个从未实现的、旨在拦截核导弹的防御盾牌构想）。

“我绝不让未来的美国人生活在恐惧之中，”影片中的里根斩钉截铁地说道，这与解密的会议记录遥相呼应。戈尔巴乔夫则反问，如果这面盾牌能让美国在毁约后对苏联发起攻击而不必担心报复，那苏联又该如何开始裁军？他斥责里根提出共享SDI技术的建议纯属“幻想”。

如今，世界面临着一个新难题：最强大的几个国家对于自己掌控的核毁灭力量缺乏足够的敬畏与恐惧。

美国、中国和俄罗斯都在致力于扩充或升级各自的核武库。其结果是，这些国家要么对加入军控谈判心怀退缩，要么干脆任由过去达成的协议过期失效。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曾将核战争称为“终极灾难”，但他怀疑人类是否具备维系“相互保证毁灭”机制所需的理性。早在1990年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他就直言不讳地称那种认为核武器永远不会被使用——“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破坏力有多大”——的观点纯属“废话”。然而，如今身为三军统帅的特朗普，在对待核风险时却展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轻率态度。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致力于阻止新国家加入“核俱乐部”，尽管出于现实政治的考量，美方在印度、以色列和巴基斯坦拥核后原谅了它们。特朗普在核军备竞赛上的观点难以捉摸。早在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他就曾表示，让日本拥有核武器来威慑朝鲜，或许比让日本依赖美国的保护更好。如今在他执政的第二个任期内，他尝试向沙特阿拉伯和韩国等伙伴国家出售核技术，而出售时附带的限制和安全保障措施，远比以往同类交易要宽松得多。

在本土，特朗普承诺打造一个“金穹”拦截系统，以保护美国免受导弹袭击。但与这一宏伟野心形成讽刺对比的是，他却屡屡与加拿大挑起争端——而若要让这面防空盾牌真正发挥作用，恰恰需要借用加拿大的领土来部署雷达站。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曾明确表示坚决反对核战争。他并没有毛泽东那种革命狂热——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聚会时，曾向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人们表示，似乎欢迎一场哪怕会导致半数人类毁灭的核冲突，因为“帝国主义将被打平，整个世界都将变成社会主义”，这让当时的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感到震惊。

在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其野心是在本世纪中叶变得足够强大，以至于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或敢于向其发起挑战。而一场世界大战显然会打乱这一崛起进程。然而与此同时，中国拒绝了美国发出的与俄美一同参加三方军控谈判的邀请。中国官员辩称，中国（正在增长的）核武库规模仍远小于其他两个大国。

尽管中国可能并不喜欢朝鲜的核弹头和导弹，也不喜欢伊朗获取核弹的企图，但与十年前相比，中国如今似乎极不情愿去支持或执行旨在遏制这两国核野心的国际制裁。中国也没有屈从于美国的要求，即利用自身的经济影响力去双边施压这两国。考虑到朝鲜已经拥有核武器，而伊朗统治者正为其政权生存感到担忧，要改变这些国家的筹码，必须对其政权安全构成实质威胁。中国不会施加这样的压力，因为相比于对不听话的附庸国获得核武的恐惧，中国更加厌恶由美国主导的政权更迭行动。

当然，最令人震惊的变化再次来自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今天的普京非但没有追求一个无核世界，反而频繁利用核威胁和边缘政策来进行恫吓，要求外界将他那个破产的“黑帮式国家”依然视为超级大国。

冷战是一个充满了残酷与恐怖的时代。然而，正是在极少数时刻，对全球毁灭的深深担忧驱使着当时的领导人展现出了远见与伟力。今天掌管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导人们并非没有恐惧，但他们的担忧往往过于自私和狭隘。至于拯救世界？还是留给别人去操心吧。

45. 信仰、包容与代价：全球首位公开同性恋身份伊斯兰教阿訇遇刺案解析

原文标题：1843

核心提炼

本文讲述了全球首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伊斯兰教阿訇穆赫辛·亨德里克思（Muhsin Hendricks）的生平、理念及其遭刺杀的事件。亨德里克思出生于南非开普敦，他在建立支持LGBTQ+群体的清真寺后，主张以包容、慈爱的方式重新解读教义，致力于为不同信仰和性取向的人群提供庇护与服务。然而，在极端保守势力抬头和性少数群体安全环境恶化的背景下，他的激进观点招致了极端保守派的强烈敌视与死亡威胁。

2025年2月，他在南非格贝哈主持完跨信仰与同性婚礼后遭职业杀手枪杀。事件暴露出当地警方在侦办过程中的拖延与潜在腐败问题，同时也折射出当地在包容传统与极端主义思潮碰撞下的社会撕裂。亨德里克思死后，出于安全考量，家人将其秘密安葬，其精神与开普敦历史上追求自由与包容的苏非派圣徒形成了深远呼应。

正文

内容大纲与核心深度探讨：

1. 遇刺事件经过 文章详细记录了亨德里克思在南非格贝哈市郊区遭伏击的经过。当时他刚完成一场跨信仰及同性婚礼的主持工作，乘坐的车辆被一辆预先埋伏的皮卡拦截，随后遭到一名职业手法熟练的枪手袭击。警方的后续调查极其缓慢，甚至引发了关于执法部门受贿或纵容仇恨犯罪的质疑。

2. 背景与教义创新 亨德里克思幼年即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在经历了婚姻与深度的精神挣扎后，决定公开出柜。他主张“真主不会犯错”，认为教义中关于传统罪恶的描述是对暴力行为的谴责，而非对真诚同性爱的否定。他在开普敦建立了包容性极强的机构“Inner Circle”（al-Fitrah），为长期边缘化的群体提供信仰归属。

3. 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冲突 开普敦的伊斯兰历史深植于苏非派包容、对抗压迫的传统（如阿帕特海德/种族隔离时期的抗争历史）。然而，随着近年来中东瓦哈比派与沙拉菲派极端保守思潮的渗入，当地极端宗教势力（如文中提及的阿达姆斯）对亨德里克思展开了密集的网络抨击与教令谴责，将其立为反对目标。

4. 悲剧影响与遗产 亨德里克思的遇刺给当地的性少数信仰群体带来了巨大的恐怖阴影，其机构被迫关闭，纪念活动甚至只能在圣公会教堂隐秘举行。最终，家人选择按照古老的苏非传统将其秘密安葬，使他成为当地追求包容与自由精神长河中的又一位象征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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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希望继续了解该文章后续的背景分析或特定历史脉络的深度解读，请随时告诉我！

46. 出海建厂：中国车企开启全球化新纪元

原文标题：Chinese carmakers are bringing their factories to the world

核心提炼

随着国内市场竞争加剧及产能过剩，中国车企正加速在全球范围内设立生产基地。面对关税壁垒、运输成本以及西方日益严格的本地化法规（如欧盟拟议的政策），仅靠整车出口已无法满足扩张需求，直接在海外建厂成为必然选择。其中，欧洲市场被中国车企视为最重要的战略高地。

为了快速切入海外市场，中国车企采取了多元化策略：从新建工厂，到收购欧美传统车企的闲置产能，甚至采用“租用现有工厂”的轻资产模式。尽管海外生产会面临劳动力与能源成本上升等挑战，但中国车企核心的技术与成本优势依然稳固。凭借精简的零部件设计、先进的软件定义汽车架构、高度集成的供应链以及极快的迭代速度（即“中国速度”），中国车企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竞争力。未来，随着自动化“黑灯工厂”的推广，中国汽车工业的全球版图将进一步扩大，传统欧美车企迫切需要加快转型步伐。

正文

出海建厂：中国车企开启全球化新纪元

老牌车企唯有加速转型，方能在这场全球角逐中求得生存。

1911年，福特在英国曼彻斯特建立了汽车工业史上第一个大型海外据点，开创了野心勃勃的车企从称霸本土走向跨国扩张的经典路线。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在福特逐步收缩本土之外阵地之际，中国车企接过了接力棒，开始在海外大规模建厂。虽然本土的部分独特优势无法完全带到海外，但保留下来的核心竞争力依然足以让传统老牌车企感到胆寒。

如今，中国实力雄厚的车企生产了全球约四分之一的汽车，其迅猛势头正逼得各地竞争对手节节败退。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加剧了这一态势——据预测，今年中国本土市场规模可能缩减10%，由此引发的激烈价格战倒逼车企将目光投向海外。短短五年内，外资品牌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几乎翻倍缩水；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出口量暴增了七倍，其中本土自主品牌贡献了八成份额。咨询公司行业预测，2026年中国汽车出口量可能达到1000万辆，较去年增长40%以上。

然而，就像当年的福特一样，将生产线搬到距离海外客户更近的地方有着诸多现实考量。首先是避开高昂的进口关税和海运成本；其次，本土化生产有助于车企敏锐捕捉并适应当地消费者的偏好，更好地符合当地法规；此外，各国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创造就业，往往也会抛出丰厚的补贴和优惠政策。

目前，中国车企已经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组装汽车或制定了建厂计划。但对他们而言，庞大的欧洲市场才是梦寐以求的最大蛋糕。尽管欧盟在2024年加征的关税对中国汽车进口造成了一定冲击，但影响微乎其微。行业数据机构的统计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车企在西欧市场的份额已升至11%，一举超越了日本竞争对手。

不过，更严苛的贸易壁垒正在酝酿之中。欧盟目前正在审议一项名为《工业加速法案》的政策提案，该法案拟将购车补贴、企业车队税收优惠等政策与汽车的“本地化零部件比例”直接挂钩，意在保护和鼓励欧洲本土生产。尽管这些规定可能还需要一年或更长时间才能正式实施，甚至最终版本可能有所妥协，但中国车企已经开始紧急调整海外战略。

以中国最大的车企比亚迪为例，其位于匈牙利的工厂即将投产，未来年产能预计可达30万辆。同时，为了更高效地供应欧洲，比亚迪暂停了在土耳其新建工厂的计划，转而在西班牙或法国寻找现成的厂房。毕竟，从零开始新建一座工厂大约需要三年，而直接收购并改造现有工厂不仅成本更低，速度也更快。

在未来几年，这类可供收购的闲置厂房数量必然会大幅增加。例如，大众汽车监事会已批准了一项重组计划，将逐步淘汰其在德国四家工厂的生产。

另一种更为敏捷的模式，是直接租用传统车企产能利用率不足的生产线。据咨询机构估算，欧洲各地的工厂目前拥有约250万辆汽车的闲置产能。奇瑞与日产达成协议，使用其位于英国桑德兰工厂的部分产能；吉利也与福特达成合作，在其位于西班牙瓦伦西亚的工厂生产电动汽车。这类合作可能只是一个开端。

市场调研机构的分析师指出，这种合作方式只是为了快速切入市场的过渡之举，中国车企的最终目标必定是独立自主生产。事实上，上汽集团近期已确认将在西班牙新建工厂，而小鹏汽车据传也在欧洲寻找长期的生产基地。

欧洲车企的高管们或许寄希望于：随着中国车企走向本土化生产，其目前拥有的约30%的成本优势会被高昂的海外生产成本所侵蚀。然而，现实恐怕会让他们大失所望。

中国车企的精明之处在于，他们的成本优势源于扁平化的企业架构、高度精简的制造流程以及极高的垂直整合度，而规模效应还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放大这种优势。咨询机构指出，一辆典型的中国汽车通常只包含1000至2000个独立零部件，而欧洲竞争对手的产品零部件数量至今仍高达3000至10000个。

此外，中国车企早已精通“软件定义汽车”的技术架构，通过一台中央计算机来统筹控制所有功能，而非像西方传统车企那样依赖数十个独立的微控制器。这一切不仅大幅降低了制造成本，还极大地缩短了新车研发周期——中国车企开发一款新车通常只需两年左右，仅为国外竞争对手的一半甚至更短，这种高效在行业内被称为“中国速度”。

当生产转移到海外后，这些核心优势大部分将得以延续。研发根基依然保留在中国本土，而在国内练就的先进制造工艺将被复制到全球各个工厂。

当然，中国车企也无法完全避免一些新增成本。在30多个不同的海外市场建立零售和售后服务网络，必然会增加开支和管理复杂度。虽然部分中国的低成本零部件供应商也跟随出海到了欧洲，但在欧洲政策的约束下，中国车企仍需大量采购与欧洲本土同行相同的供应商产品。

此外，劳动力和能源成本也是绕不开的难题。无论工厂所有者是欧洲车企还是中国车企，这些固定成本都是一样的。但不同之处在于，欧洲车企的产能布局已基本固化，而中国车企却拥有极高的选择自由度——他们可以优先选择在匈牙利或斯洛伐克等成本较低的东欧国家建厂，而非生产成本高昂的德国。分析师认为，东欧汽车制造中心的成本虽略高于中国本土，但也相差无几。

更重要的是，本土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性可能很快就会降低。在中国，车企正在积极布局高度自动化的“黑灯工厂”——由于生产线上几乎不需要人工参与，甚至连照明灯光都可以熄灭。一旦黑灯工厂技术成熟，中国车企只需将其模块化打包，海运至海外直接组装即可上线运营。

中国车企海外扩张的速度之快，让任何行业预测都变得充满挑战。咨询机构预测，到2030年，中国车企的海外汽车年产能将从去年的120万辆猛增至340万辆，甚至有机构给出了600万辆的激进预测。另有数据显示，今年中国品牌在欧洲的产量预计为9万辆，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暴增至100万辆。

可以确定的是，“中国速度”绝不会在短期内慢下来。

47. 酒类销量下滑，厂商竞争白热化

原文标题：As booze sales fall, competition among drinks-makers intensifies

核心提炼

随着全球酒类消费连续三年下滑，西方十大上市酒企的总市值五年内大幅缩水。年轻一代饮酒意愿降低，迫使啤酒厂、酒庄和烈酒酒企打破传统界限，展开跨界竞争。过去，三者场景分明：观赛喝啤酒、晚宴喝葡萄酒、夜店喝烈酒。如今，厂商不仅争相推出无酒精饮料，还积极渗透彼此的核心领地。

烈酒巨头如帝亚吉欧和保乐力加开始强攻体育赛事赞助；金巴利推出现调鸡尾酒，抢占啤酒的生饮市场。同时，啤酒和葡萄酒巨头利用渠道优势，通过收购强势杀入预调鸡尾酒（RTD）领域，不仅占据了市场主导，还反超了开创该品类的烈酒厂商。此外，烈酒巨头试图通过合并应对危机，部分企业甚至开始瞄准大麻素软饮料。酒业格局正迎来深度重塑。

正文

曾经，啤酒厂、酒庄和烈酒蒸馏厂之间井水不犯河水。每种酒都有其专属的闪耀时刻：人们看球赛时喝啤酒，吃晚餐时品葡萄酒，而在深夜狂欢时则痛饮烈酒。虽有少数消费者不按常理出牌，但酒企自身始终恪守各自的领地。

如今，这种局面已不复存在。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酒业昔日的边界正在被打破。过去五年间，西方十家最大的上市酒企总市值已从5000亿美元蒸发至3200亿美元。投资者日益担忧，生活方式日益节制的新一代年轻人可能永远不会像其父辈那样豪饮。市场调研机构IWSR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酒精消费量下降了2%，这已是连续第三年下滑。

酒企的应对策略之一，是铺天盖地地推出无酒精啤酒（品质相当不错）、无酒精金酒（还算过得去）和无酒精葡萄酒（建议别碰）。另一种策略则是强行闯入自家产品传统上并不占优的消费场景。

以啤酒为例，它长期以来一直占据着体育比赛等户外活动的主导地位。正如预期，今年的足球世界杯为百威英博（AB InBev）和喜力（Heineken）等啤酒巨头带来了销量提振。然而，其他酒企也渴望分一杯羹。拥有健力士（Guinness）啤酒、但绝大部分利润来自约翰走路（Johnnie Walker）和卡萨米戈斯（Casamigos）等烈酒的帝亚吉欧（Diageo），赞助了今年在北美举办的世界杯赛事。保乐力加（Pernod Ricard）旗下的尊美淳（Jameson），则成为了美加顶级职业足球联赛——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MLS）的官方威士忌合作伙伴。

烈酒厂商的进攻远不止于赛事赞助。出品阿佩罗（Aperol）的意大利金巴利集团（Campari），一直在尝试推出基于其餐前酒的现调扎啤式龙头饮品。在最近举办的一场Bad Bunny米兰演唱会上，现场粉丝消费了2.2万杯阿佩罗泼茨（Aperol Spritz）。金巴利表示，其桶装现调鸡尾酒已夺取了意大利高端啤酒市场1.5%的份额，目前公司正在德国和英国等其他市场推广这一概念。

与此同时，啤酒厂商和葡萄酒庄正加速渗入预调鸡尾酒（RTD，即开即饮饮料）领域——这曾是烈酒厂商的专属领地。从预调金汤力到皮尼亚科拉达（Piña Colada），这类罐装鸡尾酒的风靡程度一路飙升。IWSR估计，去年全球预调酒销量增长了3%，其中高端产品的销量增幅更是超过15%。

此类产品之所以大受欢迎，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便利性。“假设你要招待十位客人，但又不想整晚窝在厨房里为每一个人调制饮品，”百威英博首席执行官米歇尔·杜克利斯（Michel Doukeris）解释道，“这时打开一罐玛格丽特，或者撕开一盒装有葡萄酒果调酒的纸盒，显然要省事得多。”

杜克利斯的公司在过去几年里热情拥抱预调酒市场。百威英博投入巨资发展其在2019年收购的罐装鸡尾酒品牌Cutwater Spirits。今年早些时候，这家啤酒巨头还收购了BeatBox Beverages的多数股权，后者专门销售利乐盒装葡萄酒基底调制饮料。

其他巨头纷纷跟进。今年3月，另一家啤酒巨头摩森康胜（Molson Coors）收购了Monaco Cocktails的母公司，后者的预调鸡尾酒以色彩鲜艳的荧光罐装闻名。

葡萄酒商也没有落后。按销量计算全球最大的葡萄酒生产商——加州未上市企业嘉露酒庄（Gallo），凭借旗下的High Noon品牌，一跃成为美国预调酒市场的顶尖卖家之一。

作为预调酒品类的开创者，烈酒厂商如今却逐渐掉队。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它们不愿蚕食自家核心烈酒业务的顾虑。它们推出的产品往往围绕现有烈酒品牌展开，未能给渴望新鲜感的年轻消费者带来惊喜。管理咨询公司波士顿（BCG）指出，专为预调酒打造的新锐品牌如今正主导着美国市场。此外，啤酒公司通常拥有更为庞大的分销网络，这也赋予了它们额外的竞争优势。

对烈酒行业前景的悲观预期，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保乐力加和另一家蒸馏酒巨头萨泽拉克（Sazerac）在今年早些时候都曾尝试（尽管未果）与杰克丹尼（Jack Daniel’s）的母公司百富门（Brown-Forman）进行合并。

如果上述努力最终都归于失败，酒企至少还有另一个可以追逐的品类：含有大麻素的软饮料正风靡于年轻群体之间。这或许能为陷入颓势的酒企重新找回微醺的兴奋感。

48. 从极客玩具到风靡全球：Oura智能戒指的逆袭之路

原文标题：How Oura’s rings found their way onto millions of fingers

核心提炼

智能健康设备初创公司Oura于2013年在芬兰成立，凭着“戒指比手环更精准且侵入性更低”以及“监测不应局限于运动”两大执念，成功将产品推向全球数百万用户的手指，其中不乏金·卡戴珊等顶级名流。随着消费者主动预防疾病、管理健康的意识提升，Oura迎来爆发式增长。公司已提交在美国上市的申请，估值据传超过160亿美元；其今年前九个月营收达12亿美元，且已实现盈利。

Oura的成功归功于技术的突破（大幅缩小体积使其更像普通饰品）、极佳的用户体验（易读的数据与个性化建议）以及高粘性的订阅服务（超85%的年留存率）。虽然目前智能戒指市场规模远小于智能手表，但增速强劲，已吸引三星等巨头入局。面对竞争，OuraCEO汤姆·海尔对其技术积淀与专利壁垒充满信心，期待在资本市场上继续证明自己的实力。

正文

商业版块 | 一戒在手，掌控健康：Oura智能戒指如何走进千家万户？

随着消费者越来越渴望掌控自己的健康状况，芬兰智能戒指厂商Oura的生意正蒸蒸日上。

2013年Oura刚成立时，像FitBit这样的可穿戴健康设备还是少数狂热健身爱好者的专属。然而，这家芬兰初创公司的创始人有着两大坚定信念：第一，戒指比手环贴近血管，能在降低对日常生活干扰的同时，更精确地监测生命体征；第二，它的用途绝不仅仅是记录运动，还能监测许多其他健康指标。

事实证明，这两个判断完全正确。如今，Oura智能戒指已戴在了全球数百万人的手指上，其中甚至包括真人秀巨星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和电影演员“荷兰弟”汤姆·赫兰德（Tom Holland）等顶级名流。9月3日，该公司正式在美国提交上市申请，据报道其寻求的估值超过160亿美元。在截至今年6月的九个月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74%。与许多急于上市却持续亏损的热门初创公司不同，Oura已经实现了盈利。

不过，Oura最初的发展十分缓慢。公司首席执行官汤姆·海尔（Tom Hale）在上月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回忆道，早年潜在客户最常对他说的一句话就是：“这想法太棒了，但对我来说有点太大了。”当时，绝大多数早期需求都来自生物黑客（Biohackers）和硅谷的科技宅。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电池寿命方面的突破——让Oura能够将设备体积大幅瘦身。“再也没有人会觉得这只是个冷冰冰的科技产品了，”研究机构CCS Insight的本·伍德（Ben Wood）表示，“它看起来跟我戴的结婚戒指几乎没啥区别。”

Oura的吸引力还在于其极具亲和力的App，它能将海量的健康数据以直观易懂的方式呈现出来。基于这一优势，公司于2021年推出了高利润的订阅服务，如今这部分收入已占到其总营收的五分之一。付费会员可以在App上获取夜间睡眠模式或白天压力水平的详细分析，并收到改善生活习惯的个性化建议。截至今年6月，其订阅用户数在一年的时间里翻了一番，达到500万。海尔先生表示，约有85%的用户在订阅12个月后选择留下来——“这粘性比Netflix或Spotify还要好。”

Oura的腾飞，也得益于消费者日益增强的自主健康管理意识，以及人们更愿意在年轻时花钱预防或延缓衰老带来的疾病。值得一提的是，Oura很大一部分业务源于美国消费者使用具有税收优惠的健康支出账户购买戒指，这类账户近年来风靡全美。

就目前而言，智能戒指市场依然相对微小。在研究机构IDC追踪的主要可穿戴设备品类中，智能戒指是规模最小的一个，今年预计出货量仅为500万张（大部分来自Oura）；相比之下，健康手环出货量为4000万支，智能手表更是高达1.6亿支。但这一赛道的增长速度极为惊人，自然吸引了众多竞争对手，既有Ultrahuman等初创公司，也包括三星（Samsung）这样的科技巨头。

到目前为止，Oura成功将这些对手挡在了身前。但如果智能手表领域的领头羊苹果公司（Apple）决定入局，Oura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不过海尔先生依然信心满满，他认为Oura的先发优势以及扎实的专利壁垒，将让竞争对手难以赶超。“我们是这颗星球上唯一能把这件事做好的人，”他斩钉截铁地强调。

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宣言。而Oura显然希望，这个宣言能在广大投资者心中引起共鸣。

49. 地缘冲突未撼动海湾地区数据中心建设热潮

原文标题：War has not halted the Gulf’s data-centre boom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尽管中东地区爆发地缘冲突，甚至亚马逊在阿联酋和巴林的数据中心一度遭到袭击，但海湾地区的数据中心建设热潮并未退烧。美资科技巨头（如亚马逊AWS、微软）与主权财富基金支持的本土企业仍在持续扩大投资，多项超级数据中心项目按计划推进。

该地区持续吸引资本的核心优势在于：极具竞争力的能源与土地成本（电价与工业用地价格远低于美欧）、充沛的绿电供应、快速增长的AI人才净流入，以及海湾各国政府对数字化转型和“数据主权”的强力政策支持。此外，与西方社会日益高涨的反数据中心情绪不同，海湾国家的集中决策机制保障了项目的高效落地。尽管冲突促使统治者更加重视设施的安全防御（如规划地下数据中心），但海湾地区打造全球算力枢纽的步伐并未停歇。

正文

全文翻译

战火未息，海湾地区的数据中心热潮依旧

海湾战争爆发后不久，伊朗无人机便袭击了亚马逊位于阿联酋和巴林的数据中心。然而，在阿布扎比一座规划容量达5吉瓦（GW）的园区内，正在建设的1吉瓦“星门阿联酋”（Stargate UAE）数据中心却“从未停工”。据一家受政府资助的 AI 企业高管透露，该项目首期 200 兆瓦（MW）的工程已接近尾声。

咨询机构普华永道（PwC）去年曾预测，未来五年内，整个海湾数据中心的总容量将翻两番，达到约 4 吉瓦。事实证明，突如其来的战火并未击退这股建设狂潮。

由沙特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设立的 AI 企业 HUMAIN 上月宣布，将与沙特另一家公司 DataVolt 合作，在该国西海岸的奥克斯根（Oxagon）工业城新建一座数据中心。另外两家沙特本土企业——Axelerated Solutions 与 Al Moammar 信息系统公司，近期也纷纷高调公布了新的数据中心投资计划。

美国的大型云服务巨头（Hyperscalers）同样热情不减。今年 9 月，亚马逊云科技（AWS）表示，正扩大与 HUMAIN 的合作，计划在 2028 年前提供更多的数据中心容量。上个月，微软也宣布将于 11 月在该地区启用更多新容量；此前，微软已从 Al Moammar 手中租用了沙特的多处场地，并正在与阿联酋电信运营商 Du 合作在阿联酋建设数据中心。

即便笼罩在冲突的阴影下，海湾地区为何依然具备如此强劲的吸引力？

首先是极其低廉的能源成本。普华永道的数据显示，海湾地区的工业电价约为每度（千瓦时）6 美分，而美国则在 9 至 15 美分之间。海湾各国庞大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以及新建的输电基础设施，进一步压低了用电成本。

其次是便宜的土地资源。据普华永道统计，沙特用于数据中心的工业用地价格为每平方米 10 至 50 美元，远低于美国许多服务器机房集中地——北弗吉尼亚州的 150 至 600 美元。另一家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测算，在海湾地区建设并运营一座 100 兆瓦 AI 数据中心的综合成本约为每兆瓦时 200 至 220 美元，几乎与中国一样低。

此外，海湾地区已然成为全球行业人才的汇聚地。数据显示，去年阿联酋和沙特在 AI 从业人员相对本国劳动力人口的净流入率方面位居全球前列。目前来看，地缘冲突并未导致这股人才流动发生逆转。

海湾国家雄厚的财政实力也是关键支撑。今年 7 月，阿联酋国资背景的基金 MGX 筹集了 500 亿美元用于 AI 领域投资。尽管这笔巨款大部分将投向海外企业，但那些渴望分一杯羹的外企，必然会积极在海湾本土投资，以讨好其金主。

海湾各国的本土政策也为数据中心的需求提供了强有力的底线保障。阿联酋今年 4 月宣布，将在半数政府部门推广应用“自主 AI 代理（Agentic AI）”。该国的《国家云安全政策》要求政府实体和关键基础设施运营方必须具备“运营主权”，这极大地推动了数据中心的扩建；而沙特的金融机构原则上也被要求必须使用本国境内的云服务。麦肯锡的卢卡·本尼奇（Luca Bennici）指出，海湾地区的私营企业自身对数据保护和数据主权的“顾虑也日益增加”。

不仅如此，海湾地区几乎没有西方社会日益高涨的反数据中心情绪。在西方，越来越多民众反感家门口出现这些吞噬电力的庞然大物，批评数据中心甚至成了美国政治竞选中屡试不爽的招牌套路。但在海湾地区，这种情况并不存在。当地一位高管表示，海湾国家的“集中决策机制”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不可否认，这场战争确实打乱了海湾地区精心规划的经济繁荣节奏，但也促使该地区的统治者们下定决心，要让他们的数字资产变得更加万无一失。咨询公司 Alvarez & Marsal 的小柯特·戴维斯（Kurt Davis junior）指出，当地甚至开始探讨将数据中心提升至与大使馆同等的安全防护级别，甚至将其建于地下的方案。

尽管面临风浪，海湾地区的数据中心建设依然在热火朝天地推进。

50. 牛肉价格创历史新高，加工商却苦不堪言

原文标题：Beef has never been pricier—and meatpackers are suffering

核心提炼

自2020年以来，美国牛肉零售价暴涨约70%，但四大肉类加工巨头（泰森、嘉吉、JBS和国家牛肉）并未从中暴利，反而陷入严重亏损。泰森股价大跌并预计今年牛肉业务亏损高达7.75亿美元，JBS北美业务也出现巨亏。

唐纳德·特朗普将高价归咎于加工商的“垄断行为”，但这实际上是由畜牧业的生物周期所致。近年来的干旱推高了饲料成本，促使农场主大量减少养殖规模。目前美国牛群规模已降至1951年以来的最低点，导致肉牛收购价格五年内暴涨120%。另一方面，消费者因高价转向性价比更高的鸡肉，导致加工商无法将成本完全推给零售端，面临上下游的双重挤压。

尽管加工商正通过裁员和关厂减亏，特朗普政府也推出了扶持小肉厂的政策，但在农场主重新扩大养殖规模之前，供需失衡的局面无法改变，牛肉高价短期内依然难以缓解。

正文

自2020年以来，美国超市里的牛肉价格暴涨了约70%，涨幅是整体通胀率的两倍多。面对满腹怨气的民众，总统非常清楚该找谁算账——那就是中间商。上个月，唐纳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Truth Social）上直言，从农场主手中收购肉牛并加工成牛肉的肉类加工商是“可恶的垄断者”。

这个行业的集中度确实很高。仅泰森食品（Tyson Foods）、嘉吉（Cargill）、JBS以及国家牛肉（National Beef）这四家巨头，就屠宰了全美85%的肉牛。反垄断监管机构盯上这个寡头市场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泰森、嘉吉和JBS此前都曾就2014至2022年间涉嫌操纵价格的诉讼达成过和解（但所有公司均否认有违法行为）。

然而，尽管牛肉价格屡创新高，特朗普口中的这些“大型加工商”的日子却并不好过。作为行业老大的泰森食品，其股价自2021年以来已重挫40%；在9月3日下调盈利预期后，股价又应声下跌了7%。泰森目前预计，占其营收40%的牛肉业务今年亏损可能高达7.75亿美元。该业务部门的陷入困境，将公司整体营业利润率从2021年的8.5%拖累至2.6%。总部位于巴西的JBS也表示，其北美业务在2026年上半年亏损了4.27亿美元。

《红肉共和国》（Red Meat Republic）一书的作者约书亚·斯佩克特（Joshua Specht）指出：“牛肉是一个周期性极强的暴利与衰退交替的行业，部分原因是它深受生物周期的制约。”通常，衰退始于干旱——干旱推高饲料成本，迫使农场主缩减牛群规模；当市面上的肉牛变少、价格飙升时，又会刺激农场主重新扩大养殖。由于牛群重建需要大约五年时间，因此该行业一个典型的周期往往会长达十年左右。

这种周期性规律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加工商当下的困境。到了2014年，多年的干旱迫使美国农场主大幅削减牛群，导致肉牛供应极度匮乏。博恩斯坦（Bernstein）经纪公司的阿莱克西娅·霍华德（Alexia Howard）表示：“当牛价触顶时，农场主们纷纷蜂拥而上，以最快速度扩大养殖，结果在极短时间内就把市场给挤垮了。”

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农场主正在重新扩大养殖。“大家都有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态，”霍华德说道。自2020年以来，美国的牛群规模缩减了近十分之一，降至195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一头肉牛的价格则暴涨了120%。因此，加工商为了让屠宰场开工，付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昂代价。

但在消费端，零售价格却没能跟上成本上涨的步伐。随着牛肉越来越贵，剔除通胀因素后价格保持稳定的鸡肉成为了购物者的替代选择。

为了削减成本，加工商们不得不对自家业务挥刀狠砍。今年8月，泰森关闭了位于伊利诺伊州和犹他州的工厂，裁员约3200人，削减了约15%的牛肉加工产能。嘉吉今年也关闭了威斯康星州的一家工厂。JBS则关闭了宾夕法尼亚州和田纳西州的设施，裁减了2000个工作岗位。

然而，在农场主重新扩建牛群之前，加工商的失血不会停止，牛肉价格也依然会居高不下。特朗普并不情愿承认这一点，毕竟许多农场主都是他的选民。相反，他的农业部长在8月31日推出了“农场主优先倡议”，该政策不仅让养殖户更容易绕过中间商自行加工肉类，还为小型屠宰场提供财政补贴。

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的戴维·安德森（David Anderson）认为，这些举措对缓解价格没有任何实质作用：“其规模微乎其微……根本无法改变整个大盘。”对于期盼肉价回落的美国消费者来说，恐怕还有得等了。

51. 你忠诚的是公司，还是自己的小团队？

原文标题：Are you committed to your company or your team?

核心提炼

人类天然倾向于快速建立群体归属感。在企业中，员工往往拥有“嵌套身份”：他们既属于整个公司，也属于特定的部门或团队。研究表明，相比于宏观的企业组织，员工往往对直接相处的项目组或部门有着更强的身份认同感。

这种对小团队的强认同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能通过分工合作和良性竞争提升效率；另一方面，过度的“小团体意识”容易导致部门墙高筑、信息本位主义、横向协同受阻，甚至削弱员工对公司整体战略的理解。

正如社会心理学实验所揭示的，当人们的认同层级从“特定球队粉丝”提升为“足球运动爱好者”时，利他行为的边界就会大大拓宽。对管理层而言，核心挑战在于如何打破“我们与他们”的对立倾向，塑造“我们与我们”的全局观。领导者需通过跨部门合作、优化空间布局以及明确小团队对公司整体目标的贡献，引导员工将对小团队的忠诚升华为对全公司共同愿景的认同。

正文

你忠诚的是公司，还是自己的小团队？| 巴特比专栏

在工作中，员工往往拥有多重重叠的身份。对管理者而言，这既是人性使然，也是一项棘手的挑战。

人类天生就极易建立阵营与归属感，这种行为模式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最小群体效应”。社会心理学家亨利·太菲尔（Henri Tajfel）在一系列著名实验中发现，即使根据完全随机的理由将陌生人分组——比如让他们估计图表上的点数、评估对某种抽象艺术的喜好，甚至是简单地掷硬币——只要随后让他们分配奖励，人们就会立刻开始偏袒自己所在小组的成员。

如果人们仅仅因为对蒙德里安画作的偏好不同，就准备把世界划分为“我们”和“他们”，那么他们在每天上班的地方建立起强烈的身份认同和忠诚感，也就不足为奇了。办公室生活中一个小小的乐趣，就是观察新员工要多久开始用“我们”来代指新雇主：这种转变通常是即刻发生的，有时甚至在面试过程中就已经开始了。

但是，如果你在一家足够大的公司工作，你就不仅仅属于公司这个大组织。你拥有“嵌套身份”：你既是某个部门的一员，也是该部门下属某个团队的成员，甚至还属于更小的私密圈子。这些身边的“圈内群体”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德国蒂宾根大学的迈克尔·里科塔（Michael Riketta）与法兰克福大学的罗尔夫·范迪克（Rolf van Dick）进行的一项荟萃分析显示，平均而言，员工对所在工作小组的认同感要远远强于对整个公司的认同感。

这并不令人意外。物理距离的靠近、彼此的熟悉感以及共同的工作日常，天然地将特定团队的成员紧紧纽带在一起。此外，职场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身处哪个部门。如果在“威吉特父子公司”的员工聚会上，有同事问你是做什么的，你绝不会回答“我在威吉特父子公司上班”，而是会直接告诉他们你在哪个具体部门。

认同小团队并不一定是坏事。对于企业而言，将劳动分工落实到各个部门完全合理，团队之间保持适度的友好竞争也大有裨益。然而，过于强烈的“小团体”身份认同也会阻碍跨部门的全局协作。一旦出现问题，人们很容易归咎于其他部门“总是那么不靠谱”；预算分配演变成了非赢即输的阵地战；信息也被死死封锁在各自的“信息茧房”里，无法共享。例如，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让妮娜·皮特内尔·波克（Jeanine Pieternel Porck）及其合著者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过强的团队认同感往往会导致员工对公司整体战略的理解度下降。

因此，高管们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保持团队内部紧密纽带的同时，建立起对公司全局的归属感与使命感。

办公室之外的一个经典案例或许能给我们带来启发。很久很久以前，在曼联还是英超霸主的时候，一组研究人员想知道，成为某支球队的球迷是否会影响一个人去帮助宿敌球队支持者的意愿。兰卡斯特大学的马克·莱文（Mark Levine）及其合著者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先向受试者（均为曼联球迷）强化了他们对曼联的忠诚身份，随后让他们目睹一名跑步者在面前不小心滑倒。研究发现，如果这名陌生人穿着曼联球衣，受试者伸出援手的可能性，远高于对方穿着利物浦球衣或普通无标识上衣的情况。

引人深思的环节发生在后半部分。研究人员对另一组曼联球迷重复了这项实验，但这一次，受试者在实验前接受的心理暗示是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这项美丽运动（足球）的爱好者”，而非某一具体俱乐部的拥趸。这时，当他们看到有人似乎受伤时，无论对方穿着曼联球衣还是利物浦球衣，他们施以援助的概率变得完全相同。

这个实验或许称不上无懈可击，过程也算不上温馨——毕竟无论如何，那个穿着普通上衣的无辜受害者总是得不到帮助。但它极具启发意义。

员工自然会与最亲近的团队成员建立“圈内人”关系。管理者则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确保大家同时也能感受到自己是更大组织中的一员。这意味着要采取切实行动促进跨团队的交流，比如开展基于项目的跨部门协作、举办社交活动，或是优化办公室的物理空间布局。更重要的是，必须向各个部门的成员解释清楚，他们的具体工作是如何为整个公司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的。

人们总是能快速划清“我们”和“他们”。但要将思维转化为“我们与我们”，则需要管理者投入更多的智慧与心思。

52. 复古未来主义的兴起

原文标题：The rise of retrofuturism

核心提炼

硅谷及科技界正掀起一股“复古未来主义”浪潮。从OpenA AI宣传片中的世纪末学术风，到特斯拉的赛博卡车，再到风投巨头的包豪斯与装饰艺术风格重构，科技巨头们正通过融合怀旧设计与前沿技术来重塑自身形象。这一转变背后，既是科技精英对过去富豪建筑与文化美学的向往，也是对当前社会反科技情绪的避险应对。民调显示近半数美国人宁愿生活在过去，而去工业化与对数据中心的抵制更凸显了大众对未来的焦虑。为此，科技界正试图用复古外壳包裹颠覆性技术——如开发去屏幕化的穿戴设备、重塑旧时代美学产品。这场复古革命表明，在科技飞速突进的当下，重温“旧世界”的温情或许是科技巨头抚平社会敌意、保障自身生存的最佳选择。

正文

复古未来主义的兴起

从OpenAI最新发布的人工智能模型“Astra”的宣传视频来看，它既是技术上的一次飞跃，也是美学上的一次倒退。视频以1979年麻省理工学院一位研究员测试语音控制软件的模糊胶片画面开场。随后镜头切回当下，经典的伊姆斯椅（Eames chair）和投影幕布依然还在，但员工们一边在棕色地毯上来回踱步，一边通过口述组合演示文稿或修改合同；另一个人则在通过制作和游玩一款火箭飞船游戏来放松休息。一言以蔽之，整部短片弥漫着浓浓的复古风。

一场复古革命正在硅谷悄然兴起。在埃隆·马斯克位于洛杉矶、向20世纪50年代美式风情致敬的餐馆外，偶尔能看到几辆特斯拉的赛博卡车（Cybertruck），这款车堪称1981年迪洛伦（DeLorean）跑车的强化版。帕尔默·拉奇（Palmer Luckey）创办的国防企业Anduril以托尔金笔下中土世界的宝剑命名，而他成立的另一家公司ModRetro，则专门复刻20世纪90年代的视频游戏机。全球最大的风投公司安德森·霍洛维茨（Andreessen Horowitz）也用装饰艺术风格（Art-Deco）重塑了自身品牌形象。但在当今科技界，凡是算得上号的人物，都对这个世界日渐衰败的美感发表过看法。大型支付公司Stripe的掌门人曾向寻找“新美学”的项目发放资助，不过更多科技新贵认为，答案其实隐藏在过去。

有人将这一切贬为科技行业的“中年危机”——这个行业的权力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其休闲外观所能承载的范围。关于马克·扎克伯格向硬汉形象转型的文章铺天盖地，但他依然在“黑客路1号”办公；OpenAI老板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在发布惊天动地的通信邮件时，极少使用大写字母。与以往的大亨相比，现代科技精英居住和工作的玻璃盒子显得寒酸得多：无论是参观通用电气在曼哈顿耸立的装饰艺术大楼，还是游览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在加州建造的媚俗城堡，都会让任何一位亿万富翁萌生将自己改造成20世纪中叶大亨或新古典主义巨擘的念头。

在一个大众普遍厌倦当下的时代，坚持顺应时代恐怕不是什么明智的商业决策。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半数美国人表示宁愿生活在过去（只有一小部分人更喜欢未来）。在极年轻和极年长的人群中，过去总能找到拥趸。但如果从公众对数据中心建设的普遍抵制来判断，未来似乎从未像现在这样令人反感。发达国家的政治本质上不过是在许诺——哪怕是天马行空地许诺——让经济重现几十年前的景象。民粹主义议题中充斥着各种带有“重”或“再”字头的主张：重新武装、再工业化、再国有化、生产线回迁，甚至人口回迁。

屏幕将成为这场复古革命的最前沿。几十年来，这些通往数字世界的门户变得越来越薄、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多。苹果新任掌门人约翰·特纳斯（John Ternus）在他的首次重大发布会上展示了一款折叠屏iPhone，让设备变得更加庞大。然而，至少有同样多的精力正投入到用融入日常（即复古）生活的物品来取代屏幕上。戒指、眼镜、手表甚至吊坠，都是“可穿戴”的载体，它们承诺在来自遥远未来的神级计算机的永恒协助下，为宿主提供不受束缚的20世纪体验。

第一批复古亿万富翁已经在孕育之中。真人秀明星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看似是一位与时代和解的大亨，但她的内衣品牌SKIMS不过是对2000年代SPANX品牌一次成功的营销翻版，而SPANX本身又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束腰的翻版。去年，OpenAI支付了惊人的65亿美元收购了乔尼·艾维爵士（Sir Jony Ive）的服务，这位英国设计师曾主导了苹果在2000年代的许多经典产品，OpenAI此举旨在为其AI机器人寻找一个吸引人的（据传是无屏幕的）载体。但真正体现即将到来的复古风格的，是乔尼爵士的商业伙伴马克·纽森（Marc Newson）：他在1999年推出的造型明亮、方正的福特021c概念车，是未曾量产的最伟大的复古产品之一。

对于那些执意倒拨时钟的人，资本主义向来并不宽容。现代工人任何倒退的技术倾向（比如使用老式手机）在与现实世界碰撞时都会被粉碎。历史上充斥着试图通过回归过往设计来重振雄风却以失败告终的公司，在汽车行业尤甚。当下的复古浪潮已经造成了一些因误判新技术与旧设计之间微妙平衡而招致的伤亡。Meta新款AI眼镜采用的雷朋 Wayfarer 镜框，显然是为了掩盖隐藏在镜角处的摄像头。然而，与佩戴这种眼镜的人互动可能会让人感到双重不安，因为他们不仅把摄像头对准了你，而且常常还戴着太阳镜。

即便如此，利润仍将源源不断地流向那些能够让客户感觉自己置身于法拉第笼（Faraday cage）中、不受数字世界打扰的企业。这已经是一些时髦夜店的目标，它们要求把手机放在口袋或包里；而少数高档餐厅则说服食客不要给食物拍照。学校和大学将越来越多地将自己打造成神圣的、无科技的环境。十年前，拥有iPad的孩子可能是富裕的标志；现在则是被忽视的迹象。老板们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可以用复古的隔间和正式的着装规范来吸引员工加入公司。

当美国资本主义不可阻挡地奔向未来时，它竟对过去如此痴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讽刺。复活某种形式的旧世界，或许是科技巨头们遏制日益高涨的敌意所剩的最大机会。但这也是一个警告：如果社会继续对他们调转枪口，大众可能会选择亲自倒拨时钟——在此过程中，整个科技大厦以及硅谷的未来主义梦想都将面临被覆灭的危险。

53. “岗位末日”尚未到来，AI引发的采薪热潮已经降临

原文标题：The jobs apocalypse is postponed. An AI jobs boom is here

核心提炼

尽管有人担忧人工智能（AI）将引发大规模失业，但当前数据表明，AI非但没有摧毁就业市场，反而掀起了一波招聘热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就业市场整体依然稳健，AI导致的裁员被庞大的市场流动性所掩盖。根据《经济学人》的估计，AI至今已在美国创造了约100万个新岗位，远超其造成的裁员数（约200,000个）。

新岗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数据中心和电力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蓝领与技术工人需求；二是算法工程师、数据标注员及AI业务负责人等新型白领岗位；三是AI赋能带来的生产力提升，进而激发了更多对专业服务（如法律助手、市场研究分析师）的需求。尽管客服和行政文员等高度重复性的岗位正受到冲击，但纵观历史，技术创新终将孕育出此前难以想象的新职业，AI带来的就业正效应远大于负效应。

正文

或许终有一天，机器会让人类彻底失去工作的价值——但至少眼下还没有丝毫这种迹象。9月4日，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16.2万个，远超预期。4.1%的失业率比过去半个世纪中近90%的月份都要低。曾被视为AI首批“受害者”的年轻人，境况也十分喜人：20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与整体失业率之间的差距，已缩至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不可否认，一些企业和员工正承受着AI带来的剧烈冲击。专业与商业服务领域的招聘规模目前比2015至2019年的平均水平低了约10%。微软和Meta等科技巨头正在围绕该技术重组业务并缩减员工规模。像Block（Square和Cash App的母公司）以及Intuit（TurboTax和QuickBooks的开发商）等规模稍小的公司，也在用自动化机器人替代人工。根据就业咨询公司Challenger, Gray & Christmas的数据，今年以来，美国企业平均每月宣布约1.6万个与AI相关的裁员计划。

然而，在一个雇主每月照常解雇约170万名员工的动态就业市场中，与AI相关的裁员规模显得微乎其微。现有证据表明，AI创造的新岗位数量早已超过了它摧毁的岗位。源源不断涌入数据中心和发电领域的巨额资金，引发了对建筑和基础设施工人的激烈争夺；AI初创企业正在疯狂吸纳人才；试图跟上步伐的传统企业也在设立全新的AI岗位；此外，通过提高部分员工的生产力，AI还在进一步拉动对其服务的市场需求。

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经济学人》估计，截至目前，AI已在美国创造了约100万个新工作岗位。这轻松超越了自2023年中期以来归因于AI的约20万个裁员岗位，且足以抵消许多后台文职岗位招聘放缓带来的负面影响。

美国在AI基础设施上的“挥金如荼”创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岗位。据高盛集团计算，为了让AI顺利运行所需硬件（从芯片、服务器到数据中心、冷却系统和电力）的年均支出，比ChatGPT问责世人的2022年高出了约5000亿美元。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仅数据中心建设的年化投资额就突破了750亿美元，同比猛增近60%。

这场建设狂热需要庞大的劳动者队伍：需要电工为服务器机架布线，需要暖通空调节能专家防止设备过热，需要电网工程师将其接入供电系统，还需要技术人员安装和维护这些机器。

招聘热潮在统计数据中清晰可见。《经济学人》追踪了从电气工程承包到设备制造等处于数据中心建设核心地位的五个行业。自2023年以来，这些行业的就业人数增幅比广义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增长趋势多出了约32万人（见图表1）。美国劳工统计局（BLS）预计，从现在到2035年，公共事业将成为增长最快的大型行业。虽然并非所有这些岗位都完全归功于AI——电网升级和其他工厂建设也在发挥作用，但其中很大一部分确实是由AI驱动的。

事实上，招聘网站Indeed发现，尽管整体招聘职位有所下降，但数据中心的相关空缺职位在两年内翻了一番还多。职场社交平台领英（LinkedIn）估计，2023年至2025年间，美国创造了近50万个数据中心工作岗位，技术员和工程师是最近最热门的招聘对象。

这场“抢人战”也体现在了薪水待遇上。Indeed的数据显示，数据中心的安装和维护岗位公布的薪资比其他领域的同类工作高出约40%。官方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今年1月至6月，电气设备制造业的平均时薪增长了13%以上，电气承包商的平均时薪增长了近8%。

即便大幅加薪，招工依然十分艰难。在最近访问一家变压器工厂时，美国电气制造商协会的唐纳德·利文斯（Donald Leavens）问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最需要什么帮助。她回答道：“你能到这来帮我盯着一条生产线吗？”

迅速扩张的不只是戴安全帽的蓝领。AI还在催生一个全新的白领阶层。工程师负责构建模型，数据标注员为输入数据打标签并评估模型回答，前线部署工程师帮助客户适配模型，而新设立的“AI负责人”则决定企业该如何应用这项技术。

其中许多角色在不久前几乎不存在，但现在的需求量却在呈指数级增长。领英的数据显示，自2023-2024年以来，AI负责人、AI工程师和AI总监等岗位的招聘需求翻了一番。

这些数字正在积少成多。Burning Glass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加德·莱瓦农（Gad Levanon）的初步研究，利用该机构的职业历史数据库（主要基于领英的履历数据），识别出了如果没有AI就不可能存在的岗位——无论是在原生AI企业，还是其他公司内部设立的AI专职岗位。他估计，目前约有1%的专业岗位属于“AI岗位”——在美国相当于100万个职位。在计算机职业和生命科学领域（包括利用AI寻找新药的研究人员），这一比例达到了4%至5%。

领英自身的分析显示，2023年至2025年间，约有640,000个新的AI专职岗位问世。领英美洲区经济主管科里·坎腾加（Kory Kantenga）表示：“迄今为止，所有证据都表明，AI是一个净岗位创造者。”

《经济学人》追踪了与AI浪潮联系最为紧密的专业职业——工程师、软件开发人员、数学家和数据科学家，并将他们自2022年以来的增长情况与整体专业就业情况进行了对比。近年来，这些岗位超出传统趋势新增了约730,000个工作岗位（见图表2）。虽然AI并非这其中的唯一推手，但毫无疑问，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个岗位来源是生产力的提升。AI能帮助律师更快地起草合同，帮助分析师在几分钟内梳理完财务文件。如果生产力的提高降低了专业服务的成本，市场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就可能大幅上升，进而从总体上创造出更多的工作。

一些曾经被认为最容易被AI取代的职业，似乎正从这种效应中受益。2023年至2025年间，法律助手（Paralegals）的就业人数增长了约11%，市场研究分析师增长了6%，而全美平均增长率仅为2%左右（见图表3）。尽管此前有人发出即刻裁员的严厉警告，但根据劳工统计局的预测，得益于对AI系统和咨询业务的需求，专业服务业预计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不过，确实有一些职业正在承受痛苦。自2023年1月以来，客户服务人员的就业人数下降了约10%，秘书和行政助理的就业人数下降了约15%。这三类岗位的共同点是包含大量重复性任务，而这正是AI代理（AI agents）越来越擅长的领域。美国劳工统计局预计，到2035年，办公室和行政支持类岗位将减少75.2万个。

然而，随着AI能力的拓展，它很可能会持续孕育出新的职业。如今，有超过600万美国人从事着在前计算机时代根本不存在的计算机相关职业；另有800万人工作在共享经济、电子商务和内容创作等新兴产业中。

未来的劳动者可能会负责管理自治AI代理团队，或者调解这些AI之间的纠纷。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吗？也许吧。但在十几二十年前，“网红（Influencers）”这个职业听起来也同样不可思议。

54. 全球通胀卷土重来，加息战火重燃

原文标题：Inflation is back around the world—as is the fight against it

核心提炼

曾经风靡一时的“软着陆”幻象正在破灭。随着全球价格上涨压力再度抬头，各国央行纷纷重新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开启新一轮加息潮。虽然目前的通胀程度尚未达到四年前的剧烈程度，但全球经济的前景已变得再次岌岌可危。

引发本轮通胀反弹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伊朗局势动荡推高了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导致欧洲等地的能源通胀升至两位数；但通胀隐患远不止于能源。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通胀也在持续攀升，服务业通胀率在三分之二的富裕国家中均呈现上涨态势。面对日益强劲的通胀压力，曾因在2022年应对迟缓而饱受诟病的各国央行决定主动出击，不再等待通胀固化。从亚洲的日本、韩国，到大洋洲的新西兰、澳大利亚，再到欧洲央行及美联储，全球加息大幕已再次拉开，这场关于“软着陆”的飞行任务远未结束。

正文

还记得当年人人热议的“软着陆”吗？在2022至2023年间，各国央行行长们都梦想着能在不引发经济衰退的前提下，将高企的通胀压下去。有些国家甚至一度无限接近成功。然而，随着物价上涨压力再次堆积，央行官员们不得不重新校准手中的政策工具。虽然当今世界距离四年前那种剧烈的阵痛尚有距离，但经济的前行航线已然重新变得凶险万分。

9月2日，新西兰央行宣布加息。塔斯曼海对岸的澳大利亚央行今年也已加息三次。日本央行在6月采取了行动，韩国央行则在7月和8月接连加息。截至本文于9月10日发布时，市场普遍预计欧洲央行将把存款利率上调至2.5%。许多交易员认为，美联储也将于9月16日紧随其后。

政策制定者的雷霆手段是对最新数据的直接回应。富裕国家的平均年通胀率已不再向大多数央行设定的2%目标靠近，反而在最近几个月微幅回升。8月份，欧元区通胀率达到3.3%，创下三年来的新高。瑞士的年通胀率虽然仅为0.8%——这得益于其堪称现代世界奇迹的经济政策——但也创下了两年来的新高。在部分地区，“生活成本危机”甚至正在重演：立陶宛的通胀率已从1月份的3.1%飙升至近6%。

地缘政治引发的能源危机是罪魁祸首，但并非唯一的原因。伊朗局势的动荡引发了原油和天然气价格的大幅上涨。在欧洲，天然气价格已升至战前的两倍多；随着欧洲大陆开始为过冬补充储气库，气价还可能进一步攀升。目前，欧元区的能源通胀率已跃升至两位数。与此同时，美国普通民众的汽油花费已从1月份的每加仑不足3美元，上涨至略高于4美元（约合每升1.06美元）。

然而，问题的严重程度早已超出了燃料范畴。据《经济学人》测算，在整个富裕世界，剔除能源和食品后的平均年“核心”通胀率，已从2026年初的2.7%升至2.9%。为了更深入地剖析各国潜在的物价上涨压力，我们收集并对比了23个富裕国家在服务业价格上的数据——服务业价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成本，而非波动较大的大宗商品。结果显示，在我们调取的样本中，有三分之二的国家服务业通胀率正在上升，哪怕许多地方的工资增长指标其实仍在放缓。（对于这一令人困惑的现象，一种解释是工资数据的统计存在偏差；另一种解释则是服务业生产率增长放缓，使得企业越来越难以消化薪资的上涨成本。）

不过到目前为止，尚无明显证据表明公众正在调高对未来物价上涨的预期——而这才是令政策制定者最为胆战心惊的风险。最近几周，大多数基于市场指标测算的通胀预期并未发生实质性波动。欧洲央行的一项调查反而显示，相比几个月前，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有所放缓。虽然一些前沿的通胀领先指标——包括咨询机构“替代宏观信号”（Alternative Macro Signals）通过分析数百万篇新闻报道得出的预测——确实指向全球通胀压力正在增强，但这些工具以往的预测记录参差不齐，难以全信。

但许多央行显然已经没有心情去赌运气了。在2022年，政策制定者曾因应对通胀飙升行动迟缓而备受指责，如今他们绝不想在同一个坑里跌倒两次。斯洛文尼亚央行行长建议，决策者“绝不应等待”通胀根深蒂固后再采取行动。欧洲央行执行板成员伊莎贝尔·施纳贝尔（Isabel Schnabel）也发出警告：如果政策制定者非要等到能源成本完全传导至工资后再作反应，恐怕就又太晚了。

这意味着，新一轮的紧缩周期可能才刚刚拉开帷幕。瑞士联合银行（UBS）预计，许多目前尚未开始加息的央行很快就会跟进，其中不乏瑞典、甚至瑞士央行等潜在候选者。

尽管此前“软着陆”看似近在咫尺，但这场关乎全球经济的飞行，其实从未真正降落。

55. 540亿美元“毛毛雨”：中国大手笔注资为何难解国有银行沉疴？

原文标题：China’s $54bn capital boost for banks falls far short

核心提炼

中国财政部近期向八家国有金融机构注资540亿美元（约合3900亿元人民币），旨在增强银行资本实力以扩大信贷投放，支撑高科技产业发展与经济复苏。然而，相比于中国银行业高达74万亿美元的总资产规模，这笔资金无异于杯水车薪，市场反应冷淡。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国有银行体系，但银行正面临多重历史包袱的掣肘：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消化缓慢、房地产行业危机未尽、中小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消耗巨大，以及国企债务延期带来的隐性风险。此外，受净息差大幅收窄和承担并购高风险小银行任务的影响，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和放贷意愿遭到严重削弱。

分析认为，本次注资并非救市，而只是为银行核销不良资产提供缓冲。只要金融体系不彻底清算有毒资产，这种“毛毛雨”式的补充资本就无法从根本上释放信贷活力，也难以支撑国家宏观经济与科技创新的雄心。

正文

在一个资产规模高达74万亿美元的银行体系面前，540亿美元不过是沧海一粟。然而，这恰恰是中国财政部在9月6日向八家国有银行和保险机构注资的全部金额，且其中绝大部分流向了两家超大型国有银行。这场突如其来的资本补充虽然出乎意料，但也令人大失所望，上市银行的股价应声小幅下跌。

不可否认，这笔资金并非孤立举措，而是官方为推动中国经济重回正轨所采取的一连串密集行动的一部分。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规划，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重振这个规模几乎是美国三倍的银行体系。鉴于资本市场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科技雄心所提供的资金支持十分有限，中国的创新与经济增长不得不对沉闷的国有银行产生不健康的过度依赖。政府注资的本意，正是为了给这些银行赋予更大的放贷空间。

自今年7月出现一波糟糕的经济数据以来，政府对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日益加剧。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署名为经济规划部门官员的匿名文章，指出清理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业和中小银行的风险，仍在给经济带来负面冲击。中央决策层已采取行动来缓解其中部分问题：政府债券发行明显提速；8月28日出台的新规通过限制房企融资来抑制供给，从而进一步遏制房价下跌趋势；同日，国家最高经济规划机构敦促地方官员加大投资力度。

事实上，国有银行自2024年起就陆续收到小规模的资本补充。而这笔最新的540亿美元注资，其实是一项历时十年的金融业整顿工程的一部分。监管机构早在2016年就开启了对表外银行业务（即影子银行）的严打；次年又转向整治金融科技借贷——当时借贷双方通过脆弱的网络平台连接，而这些平台常常毫无征兆地爆雷消失。自那时起，房地产行业的杠杆被大幅压缩，引发了一场行业危机；那些代表地方政府借贷并进行基建的融资平台，也不得不面对其庞大的债务积压。据摩根士丹利估算，2019年至2024年间，约有84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2.2万亿美元）的地方债务被消化或化解。

习近平确实成功避免了系统性金融风暴的爆发——在他主政期间，最严重的也不过是2019年几家中型银行的倒闭。然而，中国普通家庭却为这场金融修复付出了惨痛代价：数以百万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者血本无归，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更是引发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财富蒸发之一。对监管者而言，这一过程同样充满阵痛，无数银行高管和金融监管官员被调查、解职或身陷囹圄。中国新成立的金融超级监管机构的首任掌门人李云泽，最近也已离任。

这场风险清理工作远未结束。据部分机构估计，目前2.3万亿元人民币的房地产债务中，仅有约60%得到了解决；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隐性债务据信仍高达7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然而，银行报告的与这些群体相关的坏账却极少，因为它们更倾向于将这些贷款不断展期，而不是直接确认不良贷款的暴增。这种“借新还旧、假装没事”的做法，在面对增长乏力的国有企业债务时同样屡见不鲜。

与此同时，大型银行还肩负着通过吞并来化解小型银行风险的任务。中国数以千计的县域银行和村镇银行内部充斥着不良贷款。这场银行业整合潮于2024年全面展开。研究机构Gavekal估计，到今年年底，中国银行机构的数量可能会从2019年的4000多家锐减至2300家左右。

所有这些化险举措，都在不断侵蚀银行的盈利能力和投放新贷款的能力。自2025年以来，银行业的净息差已从2022年的2.1个百分点骤降至区区1.4个百分点。国泰君安国际分析师周浩指出，此次注资的目的并非“拯救”银行，而是为了给银行提供更多的缓冲空间，以便它们在继续向先进制造业等一系列优先产业投放信贷的同时，能够核销坏账。

然而，这笔资金远远不足以支撑庞大的科技发展蓝图。关于中国经济的新书《破碎的中国》（Broken China）作者洛根·赖特（Logan Wright）将此类举措形容为向金融体系“毛毛雨”式地补充资本。他强调，这个金融体系如果想要真正释放信贷空间，就必须对其有毒资产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但最高决策层显然并不喜欢颠覆性的剧烈变革。经济规划者们更有可能继续以“小步慢跑”的方式为银行提供纾困——哪怕这样做对增加流向重点科技企业的信贷资金收效甚微。

56. 全球国债抛售潮因何而起？印度市场给出了线索

原文标题：What is causing the global bond sell-off?

核心提炼

全球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引发了关于抛售成因的论战。悲观者归咎于政客无度借贷与央行独立性受损带来的通胀隐忧；乐观者（如美国财长贝森特）则认为，AI革命拉动了私营部门的资本需求，促使收益率反映长期增长预期。

印度市场为检验这两派观点提供了独特视角。作为全球增速最快的大型经济体，印度私营部门投资迅猛，但其国债收益率涨幅远低于美国，这削弱了“增长驱动说”。相反，印度近年来坚持严控通胀、收紧财政赤字，展现出强大的制度韧性，这反向印证了“制度衰退说”——即富裕国家对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漠视才是导致收益率飙升的根源。尽管印度资本管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收益率上升，但其核心启示十分明确：修补公共财政、维护央行独立性才是稳定债券市场的正道，干预市场企图压低利率终将适得其反。

正文

每当看到全球政府债券收益率飙升，悲观主义者总会将其归咎于不讲理的政客。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一方面任由巨额财政赤字扩张，另一方面又试图胁迫美联储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其他国家的政客对政府借贷同样抱有轻描淡写的态度，对央行独立性的尊重也仅存丝毫。根据这一理论，收益率走高反映了投资者对这一切终将引发高通胀的恐慌。

而以美国财政部长斯考特·贝森特为代表的乐观主义者则认为，债券市场反应的是长期经济加速增长的前景。人工智能革命虽然能在未来提升生产力，但眼下需要海量资本来建设数据中心和供电设施。因此，公共部门正在与私营部门争夺资金。

印度市场成为了检验这两种理论的试金石。今年以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了0.67个百分点，达到4.8%；而同期限的印度政府债券（Gsecs）收益率仅上升了0.37个百分点，升至7%。两国债券的利差仍处于历史低位附近。这意味着，无论引发全球债券收益率飙升的原因是什么，它对全球最大民主国家（印度）的影响，都要小于对全球最古老民主国家（美国）的影响。

为何会如此？印度的经济增长势头极为强劲。今年第二季度，印度GDP同比增长7.8%，此前三个月的增速更高达8.6%。私营部门投资激增了近12%。相较于官方数据，市场观察人士更信任私营机构“印度经济监测中心”的数据，该机构估计，新开工项目（尤其是数据中心和核电站）增长了27%。如果说国库真是在与资本密集型的新型私营部门争夺资金，那么印度政府债券受到的冲击理应比许多富裕国家的债券更为严重。如此看来，“增长驱动说”先败一局。

那么经济政策方面呢？在2020年和2021年新冠疫情复苏初期，富裕国家无视通胀风险，对经济进行了过度刺激。相比之下，贫困国家加息果断，在财政上也更为克制。如果扣除少数几个债务违约国，贫困国家债务与美国国债之间的利差，已收窄至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初期以来的最低水平。

印度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自印度央行设立通胀目标（4%，上下浮动2个百分点）以来的十年里，印度物价年均上涨4.6%，而在此前的十年中这一数字高达8.1%。印度的初级财政赤字（即扣除利息支出后的赤字）已重新降至2%以下，接近疫情迫使各地政府扩大支出前的水平。今年，受伊朗战争影响，化肥和燃料价格飙升，印度政府虽然提高了相关补贴，但可能会通过出售部分大型国有企业的股权收益来抵消部分支出。在这一回合，“富裕国家制度衰退假说”再胜一局。

这场对决就此落幕了吗？倒也未必。与许多其他大型新兴经济体一样，印度债券市场充斥着“被动型投资者”，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吞下低于预期的收益率。印度国内的大型政府债券买家（如寿险公司、银行和养老基金）根本无法将资本转移至境外。此外，印度央行通过一项对非居民印度人外币存款提供补贴的计划吸纳了1270亿美元资金，其中大部分将被指定用于购买印度政府债券。由于资金极难撤出印度，外国投资者最初就不愿提供大量资金，外国投资者持有的印度政府债券仅占3%左右。这限制了对“债券警长”（指通过抛售债券压迫政府改变政策的投资者）的担忧。

富裕国家可能会审视这一切，并得出结论：遏制债券收益率的方法就是干预资本市场。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之际，贝森特试图通过宣布财政部将购买更多长期债券，来压低决定住房抵押贷款等利率的长期收益率。

这恰恰吸取了错误的教训。印度的经验表明，整顿公共财政、让央行行长们不受干扰地抗击通胀至关重要。印度目前也在努力吸引更多外资，甚至为债券投资者（无论是不是“债券警长”）推出了税收优惠。对于全球债券市场正在发生的一切而言，印度可能并非一个完美的检验样本，但它表明：制度至关重要，而投资者深谙此理。

57. 德国经济复苏能跑赢右翼政党AfD的崛起吗？

原文标题：Can Germany’s economic recovery outrun the AfD?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在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取得历史性突破后，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面临巨大的政治打击，但他仍誓言推进关于养老金和劳动力市场的硬核改革。与政治动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欧洲新病夫”的德国经济正释放出复苏信号：GDP增速回升、出口预期创乌克兰危机以来新高、外商投资显著增长，且在人工智能与航天等高科技领域的创业与风险投资呈现蓬勃活力。然而，这种复苏依然脆弱。重组削减了大众等传统巨头的岗位，而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政府债务支撑的公共支出与出口，私人投资依然低迷。人口老龄化与高能源成本等结构性顽疾未除，西门子等企业领袖警告称德国竞争力正在持续流失。默茨政府能否顶住政治压力加快改革，将决定这场经济复苏能否持久。

正文

全文翻译

德国经济复苏能跑赢右翼政党AfD的崛起吗？ 财经板块 | 正在康复的欧洲病夫 德国经济虽已显露生机，但依然十分脆弱

9月6日，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选举中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强劲势头，这让许多德国人感到震惊，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也是其中之一。在选举结果公布后，这位总理罕见地表达了忏悔之意，将AfD的压倒性胜利描述为他所在的基民盟（CDU）多年乃至数十年来遭受的最严重选票败仗。但在誓言绝不辞职，并坚决将针对本国羸弱的公共养老金体系、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困扰这个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其他顽疾的改革方案贯彻到底时，他的态度则没那么谦卑了——尽管这些改革措施并不讨喜。

默茨遭遇的政治挫折，恰逢德国经济开始展现出复苏迹象之际。尽管受多家汽车厂夏季停产时间长于以往的影响，7月的工业产出意外下滑，但若与此前死气沉沉的姿态相比，GDP的表现已显得相当有活力。第二季度GDP环比增长0.3%，同比增长1%（见图表1）。知名智库伊福经济研究所（Ifo）已将其对德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从0.8%上调至1.4%。另外两家声名赫赫的机构——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与RWI研究所，也双双将预测值从0.8%上调至1.3%。

其他指标同样指向经济的苏醒。2025年，德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了50%，达到860亿欧元（约合100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9%）。2026年前六个月，出口额同比增长3.9%。8月份，Ifo的出口预期指数（由预计出口将增长的制造商比例减去预计下滑的比例计算得出）达到了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目前，德国对华出口有所减少，而对美出口呈上升趋势（见图表2）。

撇开工业产出的下降不谈，工厂订单在7月份实现了连续第三个月的增长。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建设者们正在抢购德国的电气和电力设备。比这更为瞩目的，是德国企业家精神（animal spirits）的复苏。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指出，2026年上半年新成立的新创企业超过3000家，同比激增88%（见图表3）；其中三分之一专注于人工智能领域。同期，风险投资额增长了44%，达到58亿欧元——这按美国标准来看虽微不足道，但对德国而言已相当亮眼。今年6月，位于巴登-符腾堡州、生产工业机器人的Neura Robotics公司宣布完成了一轮高达14亿美元的融资。同一个月，巴伐利亚州的火箭公司Isar Aerospace筹集了超过3亿美元的资金。9月5日，Isar公司的“光谱号”（Spectrum）火箭从挪威升空，携带着五颗微型卫星，这是欧洲私营企业首次将航天器送入轨道。

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的顾问延斯·苏德库姆（Jens Südekum）表示，这一切都表明德国正在“重塑其经济”。在来自外国竞争对手和技术变革的压力下，汽车制造和化工等曾经辉煌的产业正在萎缩。上周，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Volkswagen）的监事会批准了一项包含裁员50,000人和关闭数家工厂的计划。Ifo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福斯特（Clemens Fuest）也赞同德国正开始重构其商业模式。然而，他同时担心，这一初现曙光的经济复苏是通过出口以及依靠债务驱动的政府在能源转型、基础设施和国防方面的支出来“借”来的。公共部门目前占经济产出的比例已从2019年的45%上升至50%。福斯特指出，从相对规模来看，私人投资出现了退步。人口老龄化和高能源价格等结构性顽疾并未消除。

工程巨头西门子（Siemens）首席执行官罗兰·布什（Roland Busch）同样认为，要实现可持续的复苏还需要做出更多努力。“随着我们的竞争力日复一日地流失，经济前景依然脆弱，”他说。他补充称，这些复苏迹象固然喜人，但依然微弱，商业情绪可能会迅速发生逆转。布什和许多其他商业领袖坚持认为，确保复苏不致过早夭折的唯一方法，就是默茨总理必须加快改革步伐。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这个德国第二贫困且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联邦州——民粹主义者的胜利，使得推出这些会流失选票的改革措施在政治上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艰难。然而，这些措施在经济学上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却也从未像现在这样至关重要。

58. 免费公交的经济学误区

原文标题：The economic folly of free buses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推行免费或极低价公共交通目前正风靡全球，不少左翼与民粹主义政客以此作为政纲。支持者认为免费公交能发挥规模效应、减少汽车使用并促进社会公平。然而，从经济学角度看，这一政策效率极低。首先，公共交通的需求价格弹性较低，免费政策对客流量的提升非常有限，且多集中于非高峰期或休闲出行；相反，它可能加剧线路拥堵与延误。其次，免费公交在减少私家车使用和降低碳排放方面的效果微乎其微，减碳成本高昂，远不如直接征收拥堵费或划定低排放区有效。最后，免费政策未能精准资助真正需要的低收入群体，反而补贴了高收入者，且可能抑制步行和骑行。与其将财政资金浪费在全员免费上，不如直接投向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提供更频密、高效的线路服务。

正文

全文翻译

免费公交的经济学误区 ——要应对气候变化、交通拥堵与社会不公，我们有更好的选择

纽约左翼市长乔兰·曼达尼（Zohran Mamdani）曾竞选承诺将公交车改为免费乘坐。而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以及法国的多个地区，这一政策早已落地。德国也曾对公共交通提供巨额补贴，几乎等同于免费。选民对此爱不释手，政客们——尤其是民粹主义政客——更是推波助澜。免费公交，乃至极低价的公共交通服务，如今风靡一时。但在经济学界看来，这却是一项糟糕透顶的政策。

免费公交的支持者提出了三大核心论据。第一，购票成本会抑制出行需求，从而抬高系统内每位乘客的平均运营成本。这会导致投入不足，进而造成线路稀疏、班次减少，无法实现应有的经济效率。降低票价门槛能刺激客流增加，推动交通网络变密，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更好的服务。第二，免费交通能促使人们放弃开私家车。由于车主并未承担拥堵、污染等“外部性”带来的全部社会成本，导致开车出行过量。提供零成本的替代方案，能降低开车的吸引力，从而减少交通拥堵和事故，为绿树和游乐场腾出空间。第三，低票价或零票价能让低收入家庭以及非驾驶人群（包括年轻人、老年人和残障人士）更容易参与社会活动。此外，它还能促进身体锻炼（比如步行，或者当你看到公交车即将发车时奋力疾跑）。这便是将免费公共交通视为一项社会政策的逻辑。

这三种论点各有其合理之处，但无一能够证明将公共交通彻底免费或降至近乎免费是明智之举。

首先来看经济效率。要想提升经济效率，补贴计划必须能显著增加客流量。然而现实证据表明，此类政策对乘客数量的提升至多是微乎其微的。换言之，公共交通呈现出经济学家所说的“低需求价格弹性”。在塔林，自2012年四分之三的选民在公投中支持该方案以来，公共交通已被免费提供多年，但相关出行量仅增长了略高于1%。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进行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中，部分通勤者获得了为期两周的免费乘车卡，出行量虽然增加了23%，但这一增长完全集中在非高峰时段。

德国在2022年推出了每月仅需9欧元（当时约合9.50美元）即可通乘全国所有公共交通的方案，其效果也只是相对而言看似显著。《公共经济学杂志》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超过30公里的火车出行量增长了35%。然而，增幅最大的时段是周末，增幅最大的目的地是乡村旅游热点地区——这固然利用了闲置运力，却对推动交通网络的常态化扩张毫无裨益。匈牙利布达佩斯考文纽斯大学的丹尼尔·霍彻（Daniel Horcher）及其合著者利用手机追踪数据完成的另一项新研究指出，休闲出行的最初爆发式增长很快便归于平静。

超低票价甚至会带来负面效应。在德国，由于原本就运转紧张的交通系统难以应对骤增的乘客，导致火车延误率上升了30%。支持者辩称，补贴必须与服务扩容同步推进，以满足新增需求；法国朗斯周边地区就是如此，当地客流量增长了40%。然而，直接扩容服务在吸引乘客方面的效果，可能远比靠免费乘车带来客流再倒逼服务扩容更为有效。况且，直接增发公交车本就成本更低。爱沙尼亚的部分县份将免费补贴范围缩小至仅限青少年和老年人，并将省下的资金用于扩充班次，最终以更低的单客新增成本，实现了相当的客流增长。

在抑制私家车使用方面，相关证据同样含糊不清。一项针对150多篇相关论文的综述研究发现，免费交通极少能替代驾车出行。德国的9欧元月票可能仅使汽车通行量减少了1%至5%，而且这种效果并未长期维持。在自2020年起实行公共交通全免的大公国卢森堡，效果可能略大一些。一项将卢森堡与欧洲其他类似地区进行对比的新工作论文发现，当地与汽车相关的碳排放下降了6%，氮氧化物污染下降了10%。但这些估计值的不确定性很高；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成本极其高昂的气候保护方式。德国的一项分析显示，9欧元月票计划减少碳排放的成本高达每吨6140欧元，与欧洲联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中每吨85欧元的成本相比，高得荒谬。

减少驾车出行的更好方法，是对道路使用直接定价。从斯德哥尔摩到新加坡，诸多城市的发展经验表明，征收拥堵费切实有效。管控空气污染同样成效显著。伦敦的“超低排放区”如今已覆盖全市范围，而非仅限市中心。一项新研究指出，这一政策成功将肺功能受损儿童的比例从14%降至了9%。

那么，免费公共交通至少算不算一项好的社会政策？

既然低收入群体倾向于更多地使用公共交通，他们似乎受益最大。然而，低收入者往往无法充分享受到这些好处，因为他们许多人开工极早或收工极晚，而此时的公共交通班次往往非常稀疏。相反，这些福利却流向了完全负担得起票价的高收入群体。在伦敦，60岁以上人群可在上午9点后免费乘坐公共交通，该项目每年要为每位合规者消耗市财政220英镑（约合298美元）——哪怕该老人是一位富得流油的伦敦城金融家。至于公共健康方面，免费交通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带来好处（在智利促进了更多步行），也可能带来坏处（在爱沙尼亚和德国，它以减少步行和骑行为代价）。

公共交通成本高昂，即便对乘客免费也不例外。德国已将其全国通票（Deutschlandticket）的价格上调至每月63欧元，但每年仍需额外补贴约30亿欧元。这笔钱必须有出处：要么提高税收，要么削减其他领域的开支，要么增加债务（这意味着未来的税收更高或开支更低）。

如今，曼达尼先生已经较少提及“免费公交”，转而更多地倡导“更快的公交”。他的进步派同僚们也应当效仿这一做法。

59. 建筑降温新妙招：无需耗能的“超级白漆”

原文标题：How to cool buildings on the cheap

核心提炼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空调带来的高昂电费、碳排放及城市热岛效应日益严峻。在此背景下，一种利用“辐射冷却”技术的降温材料正走向市场。

与普通白漆不同，这种新型涂层能反射高达93%的太阳辐射，跨越了“散热量大于吸能量”的临界点。由于物体吸热（可见光短波）与散热（红外长波）的波长不同，科研人员通过在聚合物中加入气凝胶颗粒或多尺度微粒，不仅能将太阳光散射出去，还能将物体自身的热量以特定波长直接穿透大气层发散至外太空，实现无能耗的“自降温”，使表面温度比环境气温更低。

目前，这类材料已走出实验室并实现商业化应用。例如，香港“创冷科技”（i2Cool）的降温涂层已铺设超85万平方米；新加坡学者更研发出兼具光散射与蒸发吸热功能的廉价水泥涂层。这项技术不仅能大幅削减空调能耗，更为缺乏电力设施的贫困及热带地区提供了高效、低成本的避暑希望。

正文

伦敦公交车藏着一个清凉的秘密。如果从空中俯瞰，你会发现它们的车顶大多是白色的，而非标志性的红色。这项降温举措始于2004年，旨在提升乘客（尤其是上层乘客）的乘车舒适度，并于2020年完成了全车队的改造。然而，面对不断攀升的气温，公交车依然显得力不从心——2025年，因高温引发的乘客投诉量创下了历史新高。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或许是把车顶刷得“更白”。伦敦大学学院（UCL）伊奥尼斯·帕帕康斯坦蒂努（Ioannis Papakonstantinou）领导的研究小组，用一种能反射93%太阳光的材料涂刷了两辆公交车的顶部。相比之下，市面上的普通商业白漆只能反射84%的光线。

这两者之间的差距看似不大，却让这种新型涂层跨越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门槛：即其发散的热量开始超过从太阳吸收的热量。地球上的物体每平方米表面积大约会散发100瓦的热量，而太阳加热地球的速率是这个数值的十倍。因此，如果某种涂层能反射九成的入射太阳辐射，就能实现热收支平衡；一旦反射率突破这个临界点，理论上它就能将所覆盖物体的温度降至周围空气温度以下。由于这种涂料反射太阳光的比例大致恒定，因此在阳光最强烈的时候，它的降温优势也最为明显。

在实际应用中，乘车的乘客体感温度可能依然很难低于车外环境，因为车辆的其他部位仍在持续吸热。但这种改善绝对是肉眼可见的。在一项尚未经过同行评审的马德里实验中，帕帕康斯坦蒂努博士及其团队发现，他们研发的涂层能使物体表面温度比使用标准白漆低上8摄氏度之多。

人们对这种被称为“辐射冷却涂层”材料的兴趣自2014年起便在持续增长。当时，斯坦福大学由阿斯瓦斯·拉曼（Aaswath Raman）带领的团队首次证明，某种材料在直射阳光下无需消耗任何能量，就能实现自我降温且温度低于周围环境。《经济学人》当时就曾撰文称：“这或许是一项极其酷炫的创举的开端。”

然而，斯坦福研究人员当时使用的一些原料（如银和二氧化铪）对于大规模量产来说过于昂贵，且他们采用的“电子束蒸发”层叠技术也很难在商业生产中进行推广。此外，这种材料制成的表面会像镜子一样直接反光，如果用来涂刷屋顶，视觉体验并不理想。

十二年后的今天，辐射冷却涂层终于迎来了商业化落地，而这正是时下迫切所需的。

气候变化使得空间降温的需求日益迫切。2025年，全球降温能耗已占全球总用电量的10%，而这一比例在1990年仅为6%。况且，制冷空调所使用的气体，其温室效应潜势往往是二氧化碳的2000倍。再加上空调是通过把热量抽排到室外来工作的，这无疑加剧了城市的“热岛效应”。

因此，眼下最直接的目标非常明确。在某些美国城市，屋顶占据了城市表面积的五分之一以上，且吸收了大约90%的入射太阳光。如果给这些屋顶刷上新型涂层，将对减少电力消耗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从长远来看，最需要这项技术的，是那些生活在贫困且多为热带国家的人们——在这些地方，运行空调所需的电力要么无法保障，要么负担不起。在截至2021年的十年间，全球年均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相比截至1999年的十年增加了63%，其中最具威胁的正是那些最用不起空调的地区。

辐射冷却的奥秘，在于材料能够对可见光和红外线进行“区别对待”。在任意给定波长下，一种物质要么是良好的辐射体，要么是良好的反射体，二者不可兼得。然而，要实现降温至环境温度以下，物体必须在反射太阳能量的同时，高效散发自身积聚的热量。

对材料科学家来说幸运的是，物体辐射热量的波长取决于其自身的温度。在5500摄氏度的高温下，太阳辐射主要集中在短波段——这也绝非偶然地促成了人类眼睛演化出对该波段光的敏感性。相比之下，像伦敦公交车这样的陆地物体，温度通常在十几到几十摄氏度之间，因此它们释放的是波长更长的红外线。

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小组正是利用了这一特性。他们将气凝胶（一种由二氧化硅构成的海绵状物质）颗粒混合到精心挑选的聚合物中。气凝胶与聚合物折射率的差异，加上气凝胶颗粒的尺寸恰好与光波波长相当，使得入射光线在气凝胶颗粒间像弹珠一样不断碰撞反弹，从而赋予了涂料极高的反射率。与此同时，气凝胶中的硅氧化学键和聚合物中的碳氧化学键，都能在大约9微米的波长上辐射热量，而大气层对这一波长的辐射恰好是“透明”的。这就使得涂层能够将热量直接穿透大气层，散发到浩瀚的外太空。

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漫反射的白色表面，视觉效果与普通白漆无异，但其反射能量的能力却几乎媲美斯坦福团队制作的镜面涂层。更重要的是，它的成本要低得多。帕帕康斯坦蒂努博士表示，所有的原料都可以从市场上直接采购，因此大规模生产这种涂料的成本与现有的高端漆料相差无几。

尽管该团队成果的量产准备工作仍在推进中，但市场上已有其他辐射冷却涂层在售。例如荷兰涂料巨头阿克苏诺贝尔（AkzoNobel）等公司正在沿着气凝胶的技术路线探索；而香港创冷科技（i2Cool）等企业，则选择在涂层中混入不同材质、不同尺寸的微粒来共同实现反光的功效。这种多尺寸组合相比普通白漆中使用的二氧化钛微粒，能反射更多波段的太阳光。创冷科技表示，其涂料的应用面积已达85万平方米（相当于119个标准足球场），由此减少了与空调使用相关的1.4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另一种创新思路，是将蒸发吸热的威力融入到冷却过程中。在去年发表于《科学》（Science）杂志的一篇论文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裴纪朋（Fei Jipeng，音译）及其同事详细介绍了一种水泥基混合物，它具有可吸水的微孔结构。通过调整配方以及水与水泥的比例，裴博士及其团队成功制备出孔径约为1微米的涂层，使其能够通过毛细管作用吸收雨水。当这些水分蒸发时就会带走热量，其降温原理就像人体出汗散热一样，且每次下雨都能自动补充水分。

此外，水泥中添加的盐分还能通过吸引水蒸气来强化这一过程，即使在不下雨的潮湿天气里，涂层也能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分。与伦敦大学学院团队使用的气凝胶类似，这种水泥中的微孔同样能散射光线而非吸收光线。在测试中，裴博士研发的材料比标准辐射冷却涂层的温度还要低5摄氏度；当应用于安装了空调的建筑上时，最高可多节省40%的能源。由于水泥本身十分廉价，这种材料的成本仅为辐射冷却涂料的三十分之一。

可以说，这才是最凉爽、也最酷炫的突破。

60. 猪肾脏移植为获取人类肾脏争取了宝贵时间

原文标题：A transplanted pig kidney buys time for a human one to become available

核心提炼

《自然》相关领域前沿动态显示，异种器官移植技术迎来突破。患者蒂姆·安德鲁斯在长期受终末期肾衰竭折磨且透析疗效渐微的情况下，接受了一颗经基因编辑的猪肾脏移植。这项由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完成的临床实践，首次将异种移植作为等待人类合适器官源期间的“过渡方案”（Stop-gap）。

为解决免疫排斥和猪内源性逆转录病毒感染风险，生物技术公司eGenesis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对猪细胞进行了改造，并引入人类基因以提升兼容性。该猪肾在安德鲁斯体内稳定运转了271天，刷新了异种肾脏移植存活时间的最高纪录，且在此期间完整发挥了肾脏功能。尽管最终因感染被迫切除，但它成功为患者争取到了后续顺利植入合适人类肾脏的机会。这一案例表明，异种移植不仅能作为救命的终极手段，更可作为弥补人类器官极度短缺的有效过渡桥梁。

正文

科学与技术 | 异种器官移植

猪肾脏移植为获取人类肾脏争取了宝贵时间 这一成功案例为跨物种器官移植的应用前景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2026年1月，蒂姆·安德鲁斯（Tim Andrews）成功接受了一次肾脏移植手术。不过，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换肾了。就在整整一年前，在经历多年的终末期肾衰竭、即便靠血液透析身体状况也日益恶化的绝境中，他植入了一颗经过基因编辑的猪肾脏，以此作为等待合适人类肾源期间的过渡手段。此前，此类“异种器官移植”仅被用作死马当活马医的终极维持手段，而将其作为中途补缺的“临时桥梁”，这在医学史上尚属首次。

如果直接将未经改造的猪肾脏移植给人类，人体免疫系统很快就会产生强烈的排斥反应。此外，猪的染色体内还携带有内源性逆转录病毒，这些病毒的DNA已整合到猪的正常DNA中，随时可能激活并引发病毒感染。不过，为安德鲁斯提供这颗过渡器官的eGenesis生物公司，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对猪细胞的基因组进行了精准微调，不仅彻底杜绝了排斥反应和病毒感染的风险，还引入了部分人类基因，大大提升了移植器官与患者身体的兼容性。科研人员利用这些经过改造的细胞培育出胚胎，再植入代孕母猪体内，最终孕育出能够提供移植器官的小猪。

安德鲁斯的这次移植手术由波士顿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莱昂纳多·里埃拉（Leonardo Riella）团队主刀，相关临床结果刚刚发表在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上。虽然这颗猪肾脏并未完美无暇地支撑到他第二次登上手术台的那一刻，但它在患者体内成功维持了271天——创下了异种移植肾脏存活时间的最长纪录。里埃拉医生表示，在这段时间里，这颗猪肾“完整发挥了我们对正常肾脏所期望的所有生理功能”。

虽然它最终因感染出现功能衰竭而被切除，使安德鲁斯一度重回透析治疗，但他后来顺利过渡到了人类肾脏移植阶段，且未出现任何因先前植入猪肾而导致的并发症。

异种移植挽救了安德鲁斯的生命，而它未来同样有可能挽救无数人的生命。单在英国，就有超过7000名患者正在排队等待肾脏移植，仅在去年，就有328名患者在漫长的等待中不幸离世。对于那些等不到合适器官的人来说，透析目前是唯一的维生选择。而异种器官移植则为他们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生路。正如安德鲁斯的经历所证明的那样：只要生命还在延续，希望就永不泯灭。

61. OpenAI宣告攻克千禧年数学难题：重大突破背后引发深层争议

原文标题：OpenAI’s apparent maths breakthrough raises profound questions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2026年9月，人工智能巨头OpenAI宣布其AI智能体团队仅用88小时，就成功攻克了千禧年七大数学难题之一的“纳维-斯托克斯存在性与光滑性问题”。该问题关乎流体力学的数学基础，百年来一直未获解答。OpenAI表示，约1万个AI智能体通过自我协作，成功推导出一个速度无限增长并形成奇点的流体漩涡，从而证明了该方程存在失效点。

然而，这一“突破”引发了巨大的学术争议。在OpenAI发布声明前，纽约大学数学家与Anthropic研究员刚预印本发表了类似的阶段性成果，而他们曾使用过OpenAI的产品，这引发了AI模型是否“抄袭”了人类未公开发表成果的质疑。此外，OpenAI并未公布详尽的推导细节。这一事件不仅引发了关于科研优先权与学术规范的争论，更让数学界开始深刻反思：当AI跳过人类几十年的渐进式研究直接给出答案时，数学学科的未来将走向何方？

正文

全文翻译

OpenAI宣告攻克千禧年数学难题：重大突破背后引发深层争议

世纪之交，位于丹佛的克雷数学研究所对人类数学知识的边界进行了一次全面梳理。其成果便是公布了七个“千禧年大奖难题”，代表了数学领域最重要的未解之谜，每个问题的破解悬赏金高达100万美元。截至2026年9月8日前，这七大难题中仅有一个被成功化解。然而就在这一天，美国人工智能公司OpenAI宣布，他们攻克了另一个难题——“纳维-斯托克斯存在性与光滑性问题”。

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组用于描述流体的运动规律，一个世纪以来，数学家们一直试图彻底征服它。OpenAI表示，旗下的一组AI智能体团队仅用了88小时就解答了这一难题。

在实际应用中，纳维-斯托克斯方程非常实用，无论是模拟飞机机翼表面的空气流动、管道中石油的挤压推进，还是恒星内部等离子体的循环，都离不开它。然而，尽管数学家们已经熟练掌握了如何在工程中应用这些方程，但对方程本身数学性质的严密理解却始终不得门径。

这正是该千禧年难题的症结所在。它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在描述三维空间中固定密度的流体运动时，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组是否会在有限的时间内失效？”这种“失效”将表现为一个“奇点”——即流体的速度等物理量在某一点变为无限大，导致方程组彻底崩溃。长期以来，数学家们既无法证明这种奇点绝不存在，也未能找到任何一个奇点例证。

而现在，OpenAI声称其AI智能体成功找到了一个奇点。

8月28日，OpenAI的研究人员开始训练一款新模型。他们基于该模型生成了多个AI智能体团队，这些智能体能够联网阅读、运行代码并相互交流。9月1日，研究人员让它们开始挑战尚未解决的千禧年难题。仅仅50个小时后，一个由约100个智能体组成的团队就解答了一个与纳维-斯托克斯问题密切相关的衍生问题。

研究人员意识到这是通往最终答案的奠基石，于是调整策略，指挥这群“自主数学家”全力攻坚纳维-斯托克斯问题。到了9月5日，在历经88小时的高强度运转、发送了270万条消息并消耗了价值至少650万美元的算力资源后，一个由约1万个智能体组成的庞大团队终于找到了答案：一个高速旋转的流体漩涡，其速度呈不受控制地猛增，最终形成了一个奇点。

既然宣称攻克了千禧年难题，OpenAI是否就能等着领取百万元的现金支票了？在这个问题上，局势就像纳维-斯托克斯方程本身一样混沌不清。

OpenAI透露，他们之所以启动这项研究，是因为听闻纽约大学数学家特里斯坦·巴克马斯特（Tristan Buckmaster）与另一家AI公司Anthropic的勒文特·阿尔珀厄（Levent Alpöge）即将借助AI取得突破。在OpenAI与巴克马斯特博士的合作谈判破裂后，这两位数学家赶在OpenAI正式发布声明前的9月8日，将他们尚未完成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了网上。（相比之下，OpenAI本身的声明并未像传统数学界那样，对具体的证明推导过程进行详尽剖析。）

这两位数学家给出的证明虽未完全收尾，但已极度接近胜利。

这场纷争引出了一系列随着AI被引入人类未解难题而变得日益迫切的问题。多年来，人类数学家在纳维-斯托克斯问题上取得了稳步推进，并在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那么，如果AI直接跨过了最后一道门槛给出了终极答案，这份功劳究竟该归谁？这个由AI得出的结果，能否像人类得出成果那样，开启更多全新的研究领域？

此外，还有一个令人不安的隐患：巴克马斯特博士和阿尔珀厄博士的研究曾使用过OpenAI的产品，这些未公开的思路是否不经意间“潜入”了OpenAI模型的训练数据中？巴克马斯特博士暗示有这种可能，而OpenAI也表示无法排除这种风险。

针对其中一个疑问，OpenAI已经明确表态，并不打算申领这100万美元的大奖。与此同时，数学界则在深刻反思：这一切对数学这门学科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

62. 卫星穿上“新型护甲”

原文标题：Satellites get a new type of armour

核心提炼

在每秒约7公里的高速轨道运动中，即使是微小的太空垃圾也能对卫星造成毁灭性打击。随着近地轨道上的碎片激增，近五分之一的小卫星在发射后一年内即告失灵，其中绝大多数原因不明，极可能是遭到了碎片的撞击。

传统的“惠普尔”防撞盾虽然有效，但笨重庞大，难以普及。为此，科技界正掀起一场卫星防护技术的变革：有企业推出了利用振动传感带监测撞击的数据系统，为精准防护提供依据；新型复合材料防护砖不仅轻便，还能直接汽化并吸收高速撞击物；结合凯夫拉与陶瓷纤维的轻量化防护布、3D打印的内部空腔结构防撞盾，以及发泡铝材料，都在以更轻的重量实现更强的防护效果。这些新型防护技术的突破，将帮助卫星更好地应对日益严峻的太空碎片威胁。

正文

在距离地球不远的轨道上，太空垃圾正以每秒约7公里的极高速度飞驰，即便是一粒微小的碎片也蕴含着巨大的破坏力。相比天然的太空陨石，这些人类自己制造的垃圾对近地轨道卫星构成了更大的威胁，且风险还在持续攀升。欧洲航天局的数据显示，自2017年以来，轨道上的垃圾总量增长了一倍多。2021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估计，约五分之一的小卫星在发射后一年内就会停止工作，而在这些失灵案例中，有三分之二的运营商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业内普遍认为，相当一部分故障正是由太空碎片撞击引起的。

为了获取更多确切数据，总部位于加州圣塔安娜的奥丁太空公司（Odin Space）开始销售一种利用振动传感胶带监测并评估撞击的系统。这些数据将有助于解答在特定轨道上究竟哪种防护方案最为有效。

长期以来，保护卫星的一种传统方法是使用“惠普尔防撞盾”（Whipple shield）。这是一种双层结构，在主防护盾外侧几厘米处安放一块外层冲压板（两者通常由铝制成）。当高速撞击物击中外板时，会被粉碎成能量较低的碎屑云，随后主防护盾就能轻松将其挡下。然而，这种设计体积庞大且极其笨重。因此，大多数卫星只能“靠天吃饭”，仅依赖由铝制蜂窝结构加固的铝合金面板进行防护，但这能提供的防护非常有限。

好在，卫星防护的选择正在日益丰富。

复合材料防护砖就是目前涌现出的替代方案之一。位于亚特兰大附近的 Atomic-6 公司正在开发一款名为“太空装甲”（Space Armor）的产品。虽然该公司对具体材料保密，但制成的防护砖只有手掌大小、厚约2.5厘米，重量与一部 iPhone 相当。在测试中，它成功挡下了由气枪加速至每秒7.2公里的豌豆大小铝制弹丸。Atomic-6 首席执行官特雷弗·史密斯（Trevor Smith）表示，与惠普尔防撞盾不同，这种防护砖不会产生可能危及其他卫星的二次碎片；相反，飞来的金属撞击物（绝大多数太空垃圾均为金属）会被直接汽化并吸收。

其他类型的防护技术也在飞速进步。一种方案是将用于制造防弹衣（同样用于保护国际空间站）的凯夫拉（Kevlar）纤维与 Nextel 陶瓷编织材料相结合。这有望为体积更小、造价更低廉的航天器提供轻量化防护方案——毕竟对于发射成本而言，重量是至关重要的考量因素。

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则利用3D打印技术提升了防护性能。洛伦佐·奥利维耶里（Lorenzo Olivieri）及其同事利用铝、凯夫拉以及碳纤维增强树脂，成功制造出了实验性防护盾。奥利维耶里博士指出，通过逐层打印，可以在防护盾内部构建出空腔结构。这些内部空腔就像一个个微型的惠普尔防撞盾，能对穿透而入的撞击物施加接连不断的冲击，从而将其逐级粉碎成更微小的碎片。

另一种能够模拟惠普尔多重冲击效果的技术是使用发泡铝。其制造过程是将陶瓷材料充填到多孔塑料结构中，烧掉塑料后留下空腔网络，再注入熔融铝。最后将陶瓷震落，便形成了内部散布着直径最大达5毫米空腔的金属基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测试发现，包含一层略厚于6毫米的发泡铝防护盾，其防护效果等同于重量为其两倍的传统惠普尔防撞盾。

尽管这些新型防护方案前景广阔，但最终效果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卫星会遇到什么。法意合资航天器制造商泰雷兹阿莱尼亚航天公司（Thales Alenia Space）的防护设计师兰韦格·玛丽·费尔格斯塔德（Rannveig Marie Faergestad）指出，撞击物的类型五花八门，从金属块、塑料碎片到岩石和油漆剥落物不等，且不同轨道的碎片构成也截然不同。因此，如果能更好地掌握特定区域内的碎片分布情况，将大有裨益——而奥丁太空公司的撞击传感器正能提供这些关键数据。这将让卫星在升空前打理“行囊”时，不再像是盲目下注。

63. 睡前真的需要避开蓝光吗？

原文标题：Should you avoid blue light before bed?

核心提炼

睡前刷手机已成为许多人的日常习惯，不少研究将夜间使用屏幕与睡眠质量不佳联系起来。由于屏幕发出的光线富含蓝光，市场便涌现出防蓝光眼镜、软件等各类过滤产品。科学原理表明，人眼中的视网膜色素细胞对蓝光（波长约480纳米）最为敏感，蓝光通过抑制褪黑素分泌来调节昼夜节律。

然而，现有科学证据并不足以支持对蓝光的“声讨”。实验室研究结果在现实生活中难以直接套用：一方面，部分实验设定的睡前看屏幕时间长达4小时（睡眠延迟却仅为10分钟）；另一方面，若白天接受了充足的明亮光照，睡前看屏幕两小时对褪黑素和睡眠几乎没有影响。此外，针对防蓝光眼镜和过滤软件的系统性评估也未发现其能明显改善睡眠。

牛津大学的昼夜节律神经学家指出，相比光线的颜色，光线的亮度和接触时长才是关键。睡前减少光照是合理的，但不必过于苛求避开蓝光，只要光线不太强，通常无需过度担心。

正文

睡前准备就寝时，有些人可能会把搁置已久的书本抛在脑后，转而拿起手机。有这种习惯的人绝非少数。2025年发布的一项针对12.2万名成年人的调查发现，41%的人每天睡前一小时内都会使用屏幕；而报告完全不使用屏幕的受访者仅占17%。

睡前刷屏幕带来的负面影响，恐怕不仅仅是让你读完《战争与和平》的进度又慢了半拍。多项研究表明，夜间使用屏幕会导致随后的睡眠质量变差。由于屏幕发出的光线光谱中含有大量蓝光，这促使一些人认为蓝光才是破坏睡眠的罪魁祸首。商家们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市面上随即涌现出一大批蓝光过滤产品，包括防蓝光眼镜、软件以及屏幕贴膜等。

然而，支持这种“排斥蓝光”观点的科学依据其实站不住脚。

人体日常的生活作息由大脑中的昼夜节律钟掌控，它让我们清晨保持警觉，夜晚产生倦意，而光线则决定着这一节律的节奏。人眼中有一小部分细胞含有名为“视黑素”（melanopsin）的感光色素。这些细胞并不负责视觉成像，而是向昼夜节律钟的神经元传递信号，进而抑制褪黑素（一种能诱导夜间生理反应的激素）的生成，从而使人体与地球的昼夜交替保持同步。

视黑素对波长在480纳米左右的光线尤为敏感，而这正好处于光谱的蓝光区域。因此，这种波长的光线会抑制褪黑素分泌是毋庸置疑的。但若要据此评估日常光线暴露对人类的具体影响，则是另一码事了。

2015年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12名受试者在暗室中阅读电子书或纸质书，随后入睡。结果发现，与读纸质书的人相比，读电子屏幕者的褪黑素分泌量减少了约50%，且入睡所需的时间也更长。

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就锤实了吗？但要注意的是，实验要求受试者连续阅读长达4个小时——即使对书迷来说这也算很长了——而在经历如此长的时间后，那些盯着屏幕的人平均也仅仅晚入睡了10分钟。

2016年发表于《睡眠医学》（Sleep Medicine）的一项类似研究则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研究人员将两组受试者睡前的阅读时间缩短至两小时，并让他们在白天接受6.5小时持续明亮的白色顶灯照射。结果表明，两组受试者在褪黑素水平、入睡时间以及睡眠时长上均无差异。

牛津大学昼夜节律神经学家拉塞尔·福斯特（Russell Foster）表示，研究蓝光的学者们总是遇到这类复杂变量的干扰。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他警告人们不要将此类实验室研究的结果盲目推广到现实生活中。

同样，防蓝光眼镜的效果也是镜花水月。2023年发表于《考克兰系统评价数据库》（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的一项综述分析了17项针对此类镜片的临床试验，并未发现它们能改善睡眠的明确证据。至于屏幕防蓝光软件的有效性，目前也尚无定论。

福斯特博士确实建议睡前应尽量减少光照，但这一建议并非专门针对蓝光波段。不论光源为何，明亮的白光都会提高大脑的警觉度，并可能改变昼夜节律。“光线要多亮？持续多久才会产生影响？这些我们甚至都还不清楚，”他说，“但只要光线不太强，大概率就没什么大碍。”

64. 雄辩家的新时代

原文标题：The new age of the orator

核心提炼

随着人们逐渐放弃书本和报纸，转而投向短视频与社交媒体，世界正驶入一个“雄辩家的新时代”。过去依赖标题和专栏传播的思想，如今正通过TikTok和播客等音频、视频载体重新焕发生机。从五百年来以文本为核心的信息传播模式回退，这种“口头化转型”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沟通方式与思维习惯。

与能够承载严密逻辑和抽象思考的书面文字不同，口头表达往往依赖重复、直觉与具象化的符号。这一转变不仅解释了Joe Rogan等长播客的崛起，也阐释了特朗普等政治家凭借非传统演讲风格大获成功的原因——他们善于利用具象、激烈的口头语言引发共鸣，而非构建复杂的书面论证。

尽管对“阅读衰退”的焦虑有时被夸大，但这种文字阅读的断崖式下跌依然令人担忧。书面语塑造了人类深度思考的能力。当大众不再耐心阅读长文本，那些最适合用文字承载的深刻思想也将随之失声。极具感染力的演说家能点燃激情，但唯有伟大的作家方能启迪心灵。

正文

雄辩家的新时代

在查理·柯克（Charlie Kirk）于演讲现场遭枪杀一年后，由他发起的这场大讨论仍在继续。在他遇害一周年纪念日（2026年9月10日）这天，这位保守派活动家兼辩手的支持者们，在距离犹他谷大学案发现场仅五分钟路程的地方举行了集会。这是他创办的组织“美国转折点”（Turning Point USA）发起的最新一次校园集会，该组织旨在引导年轻的自由派“重见光明”（倘若归化不成，就借激怒他们来博取流量）。

柯克遇害时的惨状——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一名即将受审的年轻人枪杀——急剧推高了他的知名度。但他所开启的这场运动，其实是一股更大潮水中的一朵浪花。随着受众纷纷抛弃图书和报纸，投入短视频和社交动态的怀抱，世界正驶入一个“雄辩家的新时代”。过去通过新闻标题和报刊专栏散播的思想，如今正通过TikTok和播客娓娓道来。当人们越来越沉溺于屏幕和AirPods的世界里，人类的声音正在强势回归。这对人们的沟通方式——乃至传播的思想类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柯克生前的交流方式十分独特：坐在桌前，身旁立着一块写着“证明我是错的”的告示牌挑战路人。这种形式让人联想起极为久远的政治文化。在那个手抄本昂贵难得、仅供极少数精英阅读的时代，任何人想要分享新闻或思想，都只能依靠口耳相传。直到印刷术的发明和识字率的普及，大众才开始通过文本获取信息。那些渴望说服他人的人，也纷纷收起了演讲箱和扩音器，转而撰写小册子和文章。

然而，如今有迹象表明，这长达五百年的“向文本看齐”的趋势正滑向倒车。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对“阅读衰退”敲响警钟。父母难以劝诱孩子拿起书本；教授们为学生读不完指定书单而心力交瘁。到了成年阶段，不再有老师或父母在耳边唠叨，许多人便彻底放弃了阅读——不再靠平装书放松，而是刷起了竖屏短视频。超过半数的美国成年人表示，在过去的一年中，他们没有为了消遣而完整读过一本书。

这种恐慌在詹姆斯·马里奥特（James Marriott）的新作《新黑暗时代》（The New Dark Ages）中得到了集中体现。马里奥特是《泰晤士报》一位充满书卷气的记者，现年33岁的他与柯克同龄，却保持着上个时代的媒介习惯：不用智能手机，用电子打字机写初稿。他在书中汇总了阅读走向衰落的种种证据，并将矛头主要对准了智能手机——这些“人类注意力的大肆掠夺者”。

马里奥特写道：“狄更斯当年写作时，有理由相信自己的作品可能是读者家中最新鲜有趣的娱乐——因此一部狄更斯的平均篇幅长达800页左右。”（马里奥特自己在写这本书时，竟把阅读《小杜丽》当作轻松的调剂）。

马里奥特引用文化史学家沃尔特·翁（Walter Ong）的理论解释道，书写让人类文化能够将思考“外化”，从而为更复杂的思想铺平道路，并使其能够被拆解和审视。翁曾写道，诸如逻辑推理和抽象分类等复杂的思维过程，并非“仅仅源于思考本身，而是源于被文本重塑后的思考”。口头表达往往采用一种“循环回溯”的结构——说话者在即兴完善观点的同时漫谈和重复；而书面表达则能实现结构严密的逻辑推理。

随着受众倒退回口头媒介的时代，一些前文字时代的特征开始重新风靡。“循环回溯”式的表达在纸面上显得冗长乏味，却极其有助于口头思想的传播，这种风格借由播客迎来了复兴：全球顶流播客主乔·罗根（Joe Rogan）就经常与嘉宾一闲聊就是三个小时。

柯克也是一位“闪电反驳”的高手。他的言论如果落到纸面上或许毫无说服力，但在情绪高涨的人群面前讲出来，却构成了语言上的致命一击。在他遇害前几周的一场关于堕胎的辩论中，他对一位不知所措的“支持选择权”的学生喊道：“为你的性高潮负责吧，别再消灭比你弱小的人了！”

这种“口头化转型”也有助于解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等政治家所取得的成功——按照传统标准，特朗普无疑是一位糟糕的沟通者。特朗普并不擅长构建严密的论点，而是倾向于堆砌断言。在本月早些时候的一场演讲中，他说道：“我们取得的成就比我国历史上任何一届政府都要多……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之媲美……在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可谓前所未有。”

这些话语一旦被整理成文字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然而特朗普却证明了自己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沟通者之一。有些人甚至将他给对手贴标签的做法（如“腐败的希拉里”、“昏昏欲睡的乔”等）与荷马相提并论——后者正是利用“牛眼的赫拉”和“足智多谋的克洛诺斯”等常用修饰语，将角色深深刻入听众脑海中的。

这一切对于语言学家来说颇具趣味，但它同样可能对现实政策产生影响。书面论证能够很好地处理抽象概念，而口头表达则更加依赖具体和生动的形象。有时，这种差异会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为了展现自己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态度，特朗普凭空构想出了一堵实实在在的“墙”——于是，一堵墙就这样（部分）被建立了起来。从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尔（Nayib Bukele）建立的超级监狱，到莫迪（Narendra Modi）在阿约提亚建造的印度教神庙，那些习惯用具象符号来解答抽象问题的政治家，有时不得不把这些符号变为现实。

不过，有些对阅读衰退的担忧或许过虑了。任何怀念报纸“好时光”的人，都应该去读读19世纪的报纸——那是在广告商和吸引大众读者群的需求迫使记者和编辑减少胡编乱造之前的时代。社交媒体上的愤怒视频可能会引发线上“人肉搜索”和声讨；但早在15世纪，新式印刷机印刷出的愤怒煽动性文章，可是引发过真正的“捕杀巫师”运动。你只需要回溯十来年，回到Twitter主要还是一个文本平台的时代，就会发现书面交流并不总是能带来冷静而微妙的辩论。

然而，阅读量的锐减依然令人不安。当越来越少的人能够静下心来读完一篇长文，那些最适合用文字承载的思想，其吸收者也将越来越少。伟大的演说家能点燃人们的激情，但唯有伟大的作家方能启迪心灵。

柯克曾指出：“当人们停止交流，糟糕透顶的事情就会发生。”他说的太对了。但如果人们连阅读也彻底放弃，世界又会变得多么糟糕？

65. 焦虑时代里的精神避难所：风靡东亚的日本现象级IP“吉伊卡哇”

原文标题：Chiikawa, star of a Japanese blockbuster, appeals in anxious times

核心提炼

日本现象级IP“吉伊卡哇”（Chiikawa，意为“又小又可爱的东西”）正在风靡东亚。最新剧场版电影《吉伊卡哇：人鱼岛的秘密》票房突破100亿日元，其周边商品、动漫和联名活动也在各地引发热潮。

虽然画风呆萌，但吉伊卡哇的世界观却相当残酷：主角们需要考证打工、承受高压生活，甚至面临怪物异变的威胁。这种“极度可爱与现实暗黑”的强烈反差，精准击中了年轻人的痛点。在这个充满焦虑的时代，吉伊卡哇就像是受众的“数字布洛芬”。主角吉伊敏感爱哭，但在朋友的陪伴下总能化险为夷。它并没有提供虚妄的成功学，而是向所有人传递了一个温柔的信号：在这个高压的世界里，感到焦虑、展现脆弱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正文

焦虑时代里的精神避难所：风靡东亚的日本现象级IP“吉伊卡哇”

如果只看画风，这部电影就像是专门拍给五岁小孩看的；但它的剧情，却黑暗得令人发指。故事发生在孤岛上，两名岛民因分食人鱼而获得了永生，引发了海怪的疯狂报复。海怪在岛上肆虐，吞噬无辜者并袭击过往游客。为了阻止这场灾难，三只拿着叉子状武器、长着大眼睛的小生灵挺身而出。其中体型最小的吉伊卡哇（Chiikawa）——一只浑身雪白、像仓鼠一样的毛绒小球——面对重任感到不堪重负，吓得不停大哭。

这部名为《吉伊卡哇：人鱼岛的秘密》的动画电影，是目前日本最火爆的现象级大片。自7月24日上映仅一个月，票房就突破了100亿日元（约合6300万美元）。然而，这股狂热不仅局限于影院，也不仅仅局限于日本本土。粉丝们疯狂抢购吉伊卡哇的毛绒玩具，沉迷于它的零食、动画和漫画。这个全称意为“又小又可爱的东西”的角色，成为了日本继众多经典“萌物”（Kawaii）之后，最新一个征服东亚的文化符号。

吉伊卡哇诞生于2020年，最初是由插画家Nagano在社交媒体上连载的条漫。社会学家中山淳雄认为，这部作品在疫情期间横空出世，“填补了人们内心的空虚”，因而迅速走红。随后，动画化大获成功，与中国零售巨头名创优品的联名合作更是创造了惊人的销售纪录。过去两年里，香港的火车和地铁站都布满了吉伊卡哇的装饰，甚至当乘客刷卡过闸机时，还能听到角色的尖叫声。

吉伊卡哇的魅力首先源于让人无法抗拒的外形设计。从 Hello Kitty 到皮卡丘，“可爱文化”一直组成了日本最成功的文化输出之一。中国网友甚至将这些角色称为“数字布洛芬”，用来形容它们带来的精神抚慰。

然而，吉伊卡哇所处的世界绝非温情脉脉。角色们必须在零工经济中艰难求生（他们的工作之一是拔草，这甚至需要考取资格证；尽管吉伊卡哇挑灯夜读，却依然考砸了）。这里甚至还有“肉体恐惧”的元素：身边的朋友可能会突然异变成可怕的怪物。而背景中的路人角色则被画成无脸的灰色影子，隐喻着都市人的孤独感。“它很可爱，但也很黑暗——这种反差感极具吸引力，”22岁的马来西亚游客阿里夫·伊斯亚德（Arif Irsyad）在东京一家吉伊卡哇专卖店逛街时说道。

在艰难的时日里，角色之间的羁绊成为了彼此支撑下去的动力。吉伊卡哇几乎不会说话，但口齿伶俐的好友哈奇（Hachiware，小八）总能精准理解它的心思。在其中一集中，两人在网吧里学习拉面的点餐礼仪，但当店员问吉伊卡哇要不要加蒜时，吉伊卡哇突然吓得崩溃大哭，最终小八替两人完成了点餐。

许多粉丝都在吉伊卡哇脆弱的状态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学者杰森·春（Jayson Chun）指出，这个作品“承认了这个世界充满了高度的焦虑”。“它在对你轻轻地说：‘你知道吗？焦虑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66. 润物细无声：支撑现代城市生活的隐形伟大科技

原文标题：Urban life rests on invisible, extraordinary technology

核心提炼

现代城市生活依赖于无数平凡却伟大的技术，它们虽不可见，却不可或缺。《新政客》专栏作家乔恩·埃利奇在《造就我们世界的31项发明》一书中，带领读者重新审视那些早已融入城市肌理的日常科技。从将淘粪工淘汰出局的维多利亚时代地下下水道，到1863年伦敦首条地下铁道，再到耗时33年才在布达佩斯出现的全球第二条地铁，这些技术的普及并非一蹴而就。书中既有令人惊叹的趣味历史细节，如维多利亚时代单辆马车每天产生约三分之一吨粪便，也深入探讨了两类核心发明：一是彻底融入城市设计的制度性创新（如1708年出现的门牌号系统），二是经历漫长改进而脱胎换骨的物理创新（如从猪膀胱遮风挡光演变至现代双层玻璃窗）。正是这些早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隐形奇迹，默默构筑了现代文明的基石。

正文

想体验一把令人胆战心惊的感觉吗？你可以走进任何一家满是员工的办公室——只要他们正担心人工智能会抢走自己的饭碗，然后大声喊一句：“有时候，技术淘汰工作岗位可是件大好事！”

在那些怒不可遏的上班族冲过来抓住你、把你悬挂在大楼窗外之前，这段时间足够你向他们讲讲“淘粪工”的故事了。这些不幸的人过去专门清理伦敦的粪池，再把清理出来的东西卖给农夫。然而，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技术创新之一——配备抽水站的下水道系统——彻底让他们失业了。

如今，很少有人再把下水道、人行横道、城市路网或窗户视为“技术创新”。但这恰恰证明了它们的巨大成功。它们不再被当作某种发明，而是直接构成了城市生活本身的一部分。

《新政客》专栏作家乔恩·埃利奇在一本内容丰富且不失幽默的新书《造就我们世界的31项发明》中，试图唤醒读者对现代城市生活奇迹的惊叹之情，并引导大家去体悟正是这些集聚在一起的伟大发明，才让城市运转成为可能。

书中的每一章都致力于讲述一项不同的创新。由于作者对城市及其演变怀有浓厚的兴趣，全书展现出一种令人愉悦的漫谈风格。有些发明的起源非常明确，也很容易被归类为“技术”，尽管它们的推广过程并不总是那么迅速。例如，将火车搬入地下最早于19世纪中期发生在伦敦：1863年1月，铁路高管和其他显贵试乘了第一趟地铁。而全球第二个地下铁路系统在哪里出现？那是33年后的布达佩斯。

埃利奇对冷门趣闻的钟爱是本书的一大亮点：比如，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或纽约，单辆单马公交车每天产生的粪便就重达约三分之一吨；1857年出现在纽约一家百货大楼里的首台通用升降电梯，运行速度慢得令人发疯，每秒仅能移动20厘米。

书中最为启发人心的部分，当属对两类发明的剖析。

第一类发明已深深植根于城市设计之中，以至于它们看起来更像是自然存在的，而非人工发明的。想想看，第一栋房子是什么时候被赋予门牌号的？埃利奇指出是在1708年伦敦的普雷斯科特街。给房子编号的原因显而易见——这让邮递员不必再去死磕类似这样的信件地址（这是一个真实历史寄信案例）：“寄给我的姐妹让，地址在爱丁堡皇家英里大道上方，拐进一条小巷里。她装有一条木制假肢。”

第二类发明则包含那些经过漫长、渐进式的改进，最终变得远比最初形态更为卓越的技术。任何运气不好开过“优格（Yugo）”牌破车的人，或许会把汽车归入这一类，但更恰当的例子其实是窗户。从最初在墙洞上蒙一块猪膀胱来透入（微弱透光的）光线，到后来使用石灰石、碳酸钠和沙子混合融化制成的玻璃，再到如今厚度均匀的现代双层隔音玻璃，“这种曾经……只有最富有和最虔诚的人才能享用的技术，如今已无处不在，以至于我们——嗯，直接透过它看了过去。”

67. 铸就大众传媒时代的被遗忘机器

原文标题：The forgotten contraption that gave birth to mass media

核心提炼

19世纪末，出版业的绝大多数环节已实现机械化，唯独排版仍停留在古腾堡时代的纯手工阶段，效率极其低下。资深媒体人杰夫·贾维斯在新作《热铅字》（Hot Type）中，讲述了由德裔机械师奥特马尔·默根特勒发明的“自动排铸机”（Linotype）如何打破这一瓶颈。这款由蒸汽和燃气驱动的庞然大物，通过键盘操作将整行铅字熔铸成型，将排版效率提升了四倍，成功拼上了大众传媒革命的最后一块拼图。

自动排铸机的问世让报纸版面大幅扩张，促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大众媒体”。随着报业规模化，新闻媒体逐渐从偏狭的个人政论工具演变为注重客观公正（乃至追求眼球效应）的公众机构，同时也孕育了全国性品牌与现代广告业。作者指出，如今人们对AI的焦虑不过是历史的重演——当年人们同样担忧打字机会摧毁文学美感，甚至在排铸机身上看到了“黄铜大脑”般的早期人工智能影子。

正文

一个半世纪以前，一场新闻传播领域的革命正在悄然上演。电报的出现让信息的传播迈入了电速时代；蒸汽印刷机源源不断地吐出书籍与报纸；铁路网络则将这些印刷品送得更远、更快；木浆纸的普及极大地降低了成本，取代了以往极其匮乏的破布纸（过去破布曾紧俏到被多个欧洲国家列为战略物资并禁止出口）。

然而，在大众传媒这幅宏伟拼图中，唯独还缺少了至关重要的一块。当时出版业的几乎所有环节都已经实现了机械化，唯独排版依然如数百年前古腾堡发明印刷术时那样，缓慢而昂贵。排版工人必须手动摆放每一个铅字，摆满一个图书页面就要耗费整整两个小时。当时甚至还会举办限时排版大赛，像《纽约时报》一位绰号“独轮车”的明星排版工，还能吸引观众付费围观。

资深媒体人兼学者杰夫·贾维斯（Jeff Jarvis）在新作《热铅字》（Hot Type）中，记录了“自动排铸机”（Linotype）的诞生史。正是这款由蒸汽和燃气驱动的机器实现了排版机械化，进而催生了随后一个世纪的大众传媒革命。这款机器的名字如今对许多人而言已十分陌生，但贾维斯用敏锐而有趣的笔触，还原了它如何改变世界。

自动排铸机的发明者奥特马尔·默根特勒（Ottmar Mergenthaler）于1872年抵达巴尔的摩，当时他全身的家当只有一个手提箱、30美元和一块银表。这位身材矮小、面色苍白、留着红褐色胡须的德国年轻人曾是一名钟表匠，对印刷术一无所知。但这或许反而成全了他：当其他人还在苦苦尝试如何用机械去拣选摆放那些繁琐的单个字母时，自动排铸机直接绕过了这一步——它利用熔融金属，现场直接浇铸出一整行铅字。操作员只需通过键盘选定字母字模，由铅、锑、锡混合而成的液体便会注入其中。贾维斯形容，伴随着“ clicks, pings, whirrs, thumps 奏响的一曲迷人工业爵士乐”，这种机器的排版速度达到了手工排版的四倍。

在此之前，不少人都曾尝试攻克这一难题，却纷纷以失败告终。他们造出的怪异装置形状各异，有的像钢琴、风琴、竖琴，有的像织布机、里拉琴、旋转木马，甚至还有的像加特林机枪。托马斯·爱迪生曾发明过一种通过打孔制作誊写版打字纸的电动笔，虽然没能普及，但后来被改造成了世界上第一支电动纹身针。曾做过排版工的马克·吐温，更是向竞争对手研发的“佩奇排版机”（Paige Compositor）砸下了按现在汇率计算高达数百万美元的巨资。然而，拥有1.8万多个零件的佩奇排版机结构过于精密且娇气脆弱，它的失败最终导致马克·吐温破产。马克·吐温后来苦笑称，那台机器“简直是人类智慧与愚蠢交织的丰碑”。

自动排铸机很快风靡开来。1886年，《纽约论坛报》用绞盘将第一台机器吊上了位于九楼的办公室；到了1900年，全美几乎所有的主流报纸都已配备了这种机器。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全球绝大多数图书和报纸的排版都离不开它。它真正让媒体走向了“大众化”。

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报刊杂志数量从2526种狂飙至18226种；仅纽约一地，在1900年就拥有46份日报。曾经在手摇印刷机时代只有四页纸的报纸，一夜之间膨胀到了48页，里面塞满了各种增刊。

规模的大扩张，彻底重塑了媒体的形态。1906年，后来出任《纽约时报》主编的罗洛·奥格登（Rollo Ogden）指出，现代化所需的巨额投资使报纸越来越像是一个“公共机构”，而不再是报社所有者的个人玩物：“没有任何单一的人格能够将自己的印记强加于整个庞大的机构之上，因为它太庞大了。”19世纪的报纸大多带有鲜明的政党偏见，而20世纪的报刊为了争取大众市场，开始至少在表面上塑造一种客观公正的形象——尽管为了讨好读者，也不可避免地滋生了耸人听闻的黄色新闻。规模化还带来了爆发式增长的广告业务，进而孕育出了像柯达、金宝汤这样的全国性企业品牌。

默根特勒于1899年英年早逝，年仅45岁。但他发明的自动排铸机在经过部分改进后，继续风行了一整百年。在英国，势力强大且顽固的工会甚至让这种机器一直沿用到了1986年鲁珀特·默多克引爆数字革命之前。

贾维斯梳理的这段历史，对我们理解当下同样极具启示。人们对新技术的戒备与疑虑从来都不是新鲜事。早期的印刷媒体曾因来源不如口耳相传或手稿那样确凿而遭到质疑；1904年，《大西洋月刊》的一位作者曾忧心忡忡地表示，打字机的“滥用可能会导致文学风格的退化”；《亚特兰大宪政报》则断言：“你不可能用机器生产出思想。”甚至有人在早期的机械排版机身上，看到了某种早期人工智能的影子。1862年，《纽约先驱报》曾发出一声赞叹，称它“宛如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像是将大脑铸成了黄铜”。

68. 告别夏天，不只是告别这个夏天

原文标题：Say goodbye to summer. Not just this year’s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随着气候变暖，西方文化中那个承载着无忧无虑、短暂而绚烂的“理想夏天”正在走向终结。过去，夏天意味着责任之间的美妙停顿、浪漫的邂逅与美好的青春回忆。然而，持续的高温与恶劣天气正在彻底重塑这一季节。

一方面，夏季的时间跨度因气候变暖而不断延长，甚至可能挤压学童的暑假，迫使学校调整学期历；另一方面，传统的夏季生活方式正在瓦解。曾经受人追逐的地中海避暑胜地因酷热而令人望而逃生，旅游业被迫转向更温暖的春秋季或北欧等高纬度地区；户外活动不得不退居室内，露营篝火、街头狂欢和海滩浪漫都将被冷气房所取代。

那些曾被流行文化无数次歌颂的经典夏季图景——音乐节、夏令营、庭院派对——或许终将彻底沦为时代的历史遗迹。

正文

全文翻译

告别夏天，不只是告别这个夏天 气候变化正让这个美好的季节走向衰亡。曾几何时，夏天是那么美好。

倒掉行李箱里的沙子，把它们塞回阁楼；白天越来越短，孩子们无精打采地拖着脚步返回学校；那些带着炫耀意味的“自动回复离岗邮件”不再充斥你的收件箱。在北半球，夏天正在落幕——而且，种种迹象表明，被告别的不仅仅是今年的夏天。

因为西方文化中那个被珍视、并被无数歌曲与电影永恒记录的“夏天”，可能也已濒临死亡。

在夏季第一个暖日里萌动的无限可能；在郁郁葱葱的中夏时节那种仿佛“占了便宜”般的惬意与微醺；还有把美好回忆储存起来、留待阴郁岁月里慢慢反刍的满足——就像太阳能电池蓄满电量一样：正如过去几个酷热难耐的月份所昭示的那样，这个珍贵、短暂而充满电光的理想夏天，正遭受着气候变化的致命威胁。

柏拉图式的理想夏天，是繁重责任之间一段无忧无虑的插曲，就像电影《毕业生》里达斯汀·霍夫曼躺在水上漂床上一角那样慵懒惬意。起初波澜不惊，接着万事迸发。你会结识新人，或者自己蜕变为全新的人；你向旧学校、旧工作和老朋友道别，纵身跃入未来。当你抱着一颗西瓜走进卡茨基尔山脉的派对时，人生就此改变。

正如布莱恩·亚当斯在歌里深情吟唱的那样，那些日子仿佛永无止境——还有那些迷人的夏夜——然而，这个季节却又总是转瞬即逝。

至少过去是这样的。

随着地球变暖，夏天正在拉长。一项预测显示，到2100年，北半球的夏季将长达六个月。莎士比亚曾叹息：“夏日的租期未免太短”；但很快，作词人们或许会像渴望解冻的俄罗斯人一样，苦苦期盼夏天的终结。未来的乐队可能会欢快地唱道：“这是一个漫长、闷热而窒息的夏天，下雪的日子终于要来了。”

然而，即使夏天无限延长，至少对一部分学童来说，真正的“暑假”反而可能变短。极端气温正在打乱教学日历，逼得学校管理者不得不重新调整开学和放假日期。有些学生最终可能会在气候宜人的春季和秋季享有更长的假期，而夹在中间的暑假则被压缩。这意味着，孩子们在夏天无所事事地闲逛、吃光父母的冰箱、仿佛每小时都在拔高的时光将会减少；他们去淘气冒险、或者尝试把“怪人”布·雷德利引出屋子的周数也将大打折扣。

度假方式也将发生演变。数十年来，英国人成群结队地在七八月份占领欧洲南部。他们在马加鲁夫或米克诺斯岛狂欢，或在意大利和希腊瞻仰艺术，探索古文明，抑或（就像电影《女人不可以》中那个勇敢的女主角一样）探索当地人和他们自己。

可惜的是，在盛夏时节的巴利阿里海滩晒日光浴，或者拖着孩子逛雅典卫城，如今已变得过于酷热难耐。欧盟委员会的研究预测，这些出游计划将逐渐移至4月或10月。而夏日的种种故事，将改在斯堪的纳维亚或威尔士上演。

地中海绝非唯一的受害者。干旱、野火和暴雨引发的闪洪，更不用说蜱虫和有毒藻类，将彻底重绘其他地区的旅游地图。岛屿仙境面临着海岸侵蚀和更狂暴的风暴。在拉斯维加斯发生的风流韵事或许依然留在维加斯，但在7月份的室外却绝对无法发生。新英格兰地区气候较为凉爽的度假胜地将挤满游客；如果电影《大白鲨》设定在2050年，艾米蒂岛将会被慕名而来的游客挤得水泄不通。

夏天将向室内转移。这也有好的一面：烫脚的街道会让人们不敢在街头逗留，从而减少脾气暴躁和紧张局势升级的机会。

但我们将失去更多。如果沥青都在融化，那绝不是“在街头狂欢跳舞”的好时机。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曾歌唱道，在阿斯伯里公园，“赌场的男孩们解开衬衫扣子，像拉丁情圣一样沿着海岸跳舞。”而在未来，他们可能会蜷缩在有空调的室内。火灾隐患将限制营火，从而消弭了篝火旁的合唱、恐怖故事和心贴心的交流。

浪漫情调也势必大受打击。正如电影《火爆浪子》中丹尼和珊迪所证实的那样，“夏日之恋”总是快速萌发，但如果酷热把你困在室内直到降临夜幕，这种爱恋将不得不更加仓促。随着人们对皮肤损伤的担忧增加，更多的肌肤将被衣物遮盖。在木栈道下方拥吻，可能也会因为环境过于闷热而失去了情调。

科技已经扭曲了夏天的形态和度假的圣洁感，将工作与休闲融为一体。孩子们依然可以在爸爸刚结束Zoom视频会议后把他推进泳池。但即将到来的全面变革将更加剧烈。

那些曾经神圣的夏日习惯——音乐节和庭院派对、寄宿夏令营和篝火旁的烤棉花糖夹心饼——或许终有一天会成为遥远年代的历史遗迹，就像旧时代的维多利亚式更衣车和分币老虎机一样。

再见了，夏天。曾几何时，你真的很美好。

69. 拼爹还是拼实力？“星二代”如何主导好莱坞

原文标题：How much does nepotism really matter in Hollywood?

核心提炼

在好莱坞，世袭现象正变得愈发显著。数据显示，2000年至2025年间，美国35岁以下的青年电影演员中，有近三成（28%）的父母至少有一位是影视从业者。而在年度百大高票房影片中，更是有70%的重点项目由“星二代”担当主创。

好莱坞偏爱“资源咖”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全行业入行门槛降低导致海选成本激增，业内更倾向通过现成的人脉网络快速甄别新人；二是市场竞争加剧下，星二代自带的话题度能为影片提供天然的宣发爆点。

这一趋势引发了广泛争议。批评者认为，好莱坞对血缘关系的依赖挤压了草根演员的生存空间，导致行业陷入缺乏原创力的困境；支持者与部分星二代本人则表示，业内背景能带来良好的职业认知，但在聚光灯下，他们反而需要付出双倍努力来证明实力。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极度依赖资源的行业里，家庭背景依然是难以被忽视的“终极通行证”。

正文

摇滚巨星菲尔·柯林斯（Phil Collins）的女儿莉莉·柯林斯（Lily Collins）刚踏入演艺圈时，经纪人们曾直白地问她：“你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在洛杉矶，随便拉出一个人都是某某巨星的表亲或女儿。”后来，她主演了热门剧集《艾蜜莉在巴黎》，名声大噪。

如今的好莱坞，像她这样的“星二代”（Nepo Babies）比比皆是。过去五年里，谷歌上关于“好莱坞星二代”的搜索量相比前五年飙升了至少50倍。只要稍微留意，你会发现他们无处不在。在当下上映的美国电影中，至少有十部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比如伊桑·霍克与乌玛·瑟曼的女儿玛雅·霍克（主演《One Night Only》），以及安迪·麦克道威尔的女儿玛格丽特·库里（主演《狗星人》）。

但好莱坞到底有多少星二代？

线上影视取景地服务平台Giggster对2000年至2025年间上映的美国电影进行了大数据统计。研究人员梳理了约4400名35岁以下的参演演员，并核实了他们是否至少有一位父母在演艺圈工作。结果显示，在这25年里，这类“星二代”演员的比例高达28%。

更值得注意的是，星二代们正在占据更多的角色和台词。2000年，他们在青年演员中的出镜率为6.6%；而到了2025年，这一比例翻了一番还多，达到了16.3%。

电影数据分析师斯蒂芬·福洛斯（Stephen Follows）的另一项研究也证实了这一全行业趋势。他梳理了自2000年以来每年票房前100名的影片，列出一份包含近7000名编剧、导演和主演的名单，并调查了他们是否有近亲在影视界工作。数据显示，28%的大牌演员、26%的导演和18%的编剧都有行业背景。在绝大多数商业大片（70%）中，至少有一个关键创作岗位被星二代占据。

好莱坞为何如此偏爱“内卷式世袭”？原因大概有二。

首先，人脉资源在演艺圈变得比以往更加关键。如今入行门槛大幅降低，演员在任何地方都能提交试镜视频，这反而增加了选角官的筛选难度。此时，现成的人脉网络就成了快速评估新人潜力的“捷径”。

其次是出于市场营销的考量。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制片厂无不绞尽脑汁让影片脱颖而出——而启用星二代能瞬间制造炒作话题。例如，在经典美剧《黑道家族》推出前传电影时，制片方找来了原剧已故男主角的儿子迈克尔·甘多菲尼（Michael Gandolfini）挑大梁；而在迷你剧《留校察看》中，安迪·麦克道威尔和女儿玛格丽特·库里更是直接戏里戏外饰演母女。

然而，星二代现象也招致了不少嘲讽。许多人认为，这充分暴露了当代好莱坞重名气轻实力的弊端。演员兼编剧双胞胎兄弟迈克尔·扎卡尔和扎克·扎卡尔曾主持过一档名为《好想成为星二代》的播客，他们直言不讳地指出，有些背景深厚的年轻人演技“极其烂”，能拿到顶流资源完全靠的就是血统。“普通人想拿到一次试镜或复试的机会都难如登天，”扎卡尔兄弟感慨道。在一个高回报、少机会的行业里，这种靠裙带关系上位的手法自然格外招人恨。

也有人将星二代泛滥视为影视圈过度依赖“既有爆款”的缩影。制作人埃文·夏皮罗（Evan Shapiro）认为，任人唯亲是好莱坞丧失原创能力的典型症状。这种风气不仅影响了企业的运营方式（例如福克斯等传统媒体巨头纷纷由前首席执行官的儿子掌权），更决定了他们决定拍摄什么内容。夏皮罗直言：“这种近亲繁殖式的用人机制，正在给影视圈戴上‘哈布斯堡式的畸形下巴’。这就是为什么当下的主流媒体显得如此软弱无力，再也创造不出令人眼前一亮的新创意。”（任何咬牙看完了标题带‘4’、‘5’或‘6’续集电影的人，恐怕都会对此心有戚戚焉。）

不过，好莱坞的高层们则为星二代们辩护。“我其实认为这种家庭背景非常有帮助，”一家顶级经纪公司的高管表示，“在演艺圈环境里长大的人，非常清楚自己将面对什么，他们拥有良好的心态。”这位高管补充道，虽然有背景的新人“可能会更快获得关注的目光”，但“归根结底，如果自己没有硬实力，他们绝对走不远。”

事实上，当今许多深受喜爱且极具票房号召力的巨星——包括詹妮弗·安妮斯顿和乔治·克鲁尼——当年也是自带资源入行。一些星二代也坚称，正因为身份特殊，他们必须付出更多才能被市场认可。电影导演与演员之女格温妮丝·帕特洛（Gwyneth Paltrow）就曾感慨：“你必须付出双倍的努力，表现得优秀两倍才行。因为所有人都在等着看你笑话，急着证明你根本不配待在这里。”

当然，家族传承并非影视圈特有的现象。记者弗兰·赫普夫纳（Fran Hoepfner）在《星二代生存指南》中提到，早在17世纪，意大利语中的“nepotismo”（裙带关系）一词，最初就是指教皇习惯给最亲近的亲戚封为红衣主教。这种现象在当时屡见不鲜，以至于这些破格提拔的教皇侄子们甚至有了专属头衔“Cardinalis nepos”（拉丁语中nepos意为侄子或外孙）。

在许多传统行业中，老板的长子往往就是顺理成章的继承人。孩子们崇拜父母并选择子承父业本无可厚非。当一个修车工的儿子决定也做修车工时，没人会提出异议；可一旦桑德拉·布洛克的女儿们被选入《火星魔女2》的剧组，难免会引发舆论的泛酸。

但这就是现实：在好莱坞这样的名利场，人脉永远是硬通货。对少数幸运儿来说，那本写满顶级经纪人、制片人和导演联系方式的名片夹，本就是他们出生时就已落袋的遗产。

70. 温德尔·贝里：微观、在地与深耕的农耕先驱

原文标题：Wendell Berry urged Americans to think little, local and deep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知名农耕作家、诗人与环保活动家温德尔·贝里于2026年8月31日逝世，享年92岁。贝里曾任教于纽约，但他毅然回归肯塔基州的家族土地，选择了一种根植于本土、邻里互助且讲求节俭的农耕生活。面对工业化农业和资本扩张对生态环境的肆意破坏——从表土流失、山体露天开采到现代化对本土文化的剥离，贝里在几十年的创作与行动中发起了有力反思。

他痛斥所谓的“全球经济”与“自由市场”，抨击其本质只是扩张贪婪的工具。他主张人类应摆脱对大财团的依赖，通过亲手劳动与本土协作掌控自身命运，提出“小即是美”（Think Little）、立足在地与深耕细作的生活哲学。贝里拒绝使用电脑，坚持手写，力行低碳生活。他认为，拯救地球无法依赖一时兴起的群体运动，而应落实到每个人能力所及的微观尺度。他以一己之力，为现代人留下了重拾与土地联结的深刻启示。

正文

全文翻译

温德尔·贝里：呼吁美国人“微观、在地与深耕”的农耕先驱

当在屋内感到思绪受阻时，温德尔·贝里便会走进树林。他沿着那些熟悉至极的小径前行，甚至无需大脑思考，双脚自会带路。一旦步入林间，仿佛有奇迹发生，万物便各得其所。他谦逊地伫立于树木的宁静与庄严之中，静观阳光穿透树叶投射出的斑驳光影。他的生命融于这片森林的万物之中，与虫鸣鸟唱共呼吸。随后，他从口袋里掏出写作工具——一支铅笔和随便一张旧纸片，便能重拾笔触。他所需要的所有题材，早已环绕四周。

他本可以留在纽约。28岁那年，他获得了纽约大学英语系助理教授的职位。但他十分清楚，自己天生不属于城市。更强烈的是他心中的一种顿悟：他无法割舍对肯塔基州的眷恋。在亨利县偏远蓝草地区的边缘，有一块“十二英亩左右”的狭小土地，他的家族自1803年起便在此耕作。早在离家求学前，他就认定自己终将回归这片土地。孩提时代，他就学会了如何评估一匹骡子的体力，学会了如何在清晨赶着蹄溅晨露的骡队，前往山谷两侧的烟草地。在一位名叫比尔的黑人雇农的传授下，他还学会了如何悄无声息地跟踪松鼠。这种根植本土、邻里融洽、物尽其用的农耕生活价值，已深植于他的血脉之中，召唤着他必须归来。

几十年来，他通过著作、文章和诗歌，竭力劝导美国人去理解这种价值。他对祖国所遭受的创伤感到深切痛惜。在所谓的“进步”与追求利润的名义下，森林被砍伐殆尽；包括他家乡肯塔基河在内的水系被铺上水泥，再也无法涵养水源。顺应自然地貌的人性化小路，被强行改造成笔直的高速公路；工业化农业践踏并剥蚀了大地。自给自足的小农庄沦为废墟，而巨头企业则用远方运输来的食物喂养着美国人。对于造物主神圣的赐予与奥秘，重工业给予的回报不是感激与爱护，而是有毒的废弃物。

最让他痛心疾首的是表层土壤的流失。腐殖质所承载的过去并非冷冰冰的历史，而是无限的可能——那是数千年来落叶与有机物不断腐烂积淀而成的丰饶财富。这也将是他的肉身未来所沉入并融为一体的归宿。然而在他的农场里，他推算这种表土的流失在某些地方竟深达膝盖，甚至触及肩膀。他能切实感受到这种缺失。在表土流失殆尽之处，裸露在外的是黄黏土，有时甚至是光秃秃的岩石。而在更远的地方，在这个以煤炭为支柱产业的州里，为了进行露天开采，整座整座的山头被炸得粉碎。不过，挂在篱笆柱上的一只属于他祖父的旧水桶给了他抚慰——几十年来，大自然奇迹般地在桶里孕育出了几英寸厚、肥沃黑亮的泥土。

然而，在人类贪婪地追求速度的地方，大自然的修复工作却急不得。贝里自己的修复工作同样急不得。家族的农舍“莱恩码头”需要一整年的修缮，他和妻子坦尼娅才能搬进去。他们安装了浴室、管道和燃油暖气，不过没过多久，他就用柴火炉替换了燃油暖气。要让他那个丘陵起伏的农场恢复生产力，是一场更为漫长的抗争。他的先辈们犯过一些拓荒者常见的急躁错误，比如开垦了本不该耕种的陡坡。他自己也犯过错，挖了一个蓄水池，结果导致山体滑坡。即使在他用绿草平复了土地的创伤、播种了红三叶草、将农场扩大到75英亩并养了母鸡和奶牛之后，农场的收入依然微乎其微。显然，如果没有他在肯塔基大学的教职，他们根本无法生存。

然而，当他驾驭着比任何拖拉机都更适应丘陵坡度的马队前去播种或采伐柴火时，他为自己能够成为心中所期望的角色而无比自豪：一个疯狂的农夫，一个特立独行的异见者。

作为一名异见者，他痛陈美国的种种弊端。他认为所谓的“全球经济”纯属无稽之谈：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在为少数人而非大众谋取特权。“自由市场”不过是扩大贪婪范围的借口。真正的自由，绝非仰人鼻息、委身于任何财团、机构或组织，而是能够直接掌控自己的生活。这意味着用双手劳动，与邻居协作，去深入了解并适应自己脚下土地的脾性与生命。我们需要的是本土经济，而非全球经济；不是“大局思维”，而是“微观思考”（Think Little）。

这正是小农户们一直在践行的事情，也正因如此，他们数量的不断锐减才是一场悲剧。对他们而言，生产力并非首要考量，他们更倾向于善待土地。批评者指责他美化过去、开出不可能实现的药方。对此他坚决予以否认。过去同样充满了错误的选择，其中大部分正是导致如今惨状的根源。当然，他也承认并非所有人都能实现自给自足。但即便是城里人，也可以利用阳台或门廊种植蔬菜；他们可以去农夫集市购买本地农产品；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贝里本人坚持只在白天依靠自然光写作，并拒绝使用电脑，以此减少对破坏性露天采煤所发电力的依赖。

在他看来，这种微小的个人抗议，最终可能比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针对肯塔基州化石燃料依赖症所发起的大规模抗议更具实效。公共运动往往容易沦为一时狂热，在根本问题尚未解决前便烟消云散。拯救地球的行动，必须缩减至每个人能力所及的微观尺度。对贝里而言，他的尺度就是那个农场；而那一小块土地，便代表了他的整个世界。

在无尽的喜悦与满足中，他也曾满腔怒火，并为自己将给孩子们留下一个怎样的世界而忧心忡忡。但生活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他无比清楚该如何排解这一切。

他走向了树林。

“我归于野生万物的宁静， 它们从不因对悲伤的预想而重压生命。 我归于沉静的水畔。 感悟头顶上方，日间隐匿的繁星 正携着光芒静静等候。 有那么一刻， 我栖息于世界的恩典之中，获得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