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中文译刊｜2026-10-02｜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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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完整版共收录 72 篇译文，按原刊顺序排列。

1. 本周全球政治风云（2026年10月1日）

原文标题：Politics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本周全球政治局势波诡云谲。地缘军事方面，特朗普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案，预计将在美中期选举后重启空袭；美英军队则彻底撤出伊拉克，结束了自2014年以来的驻扎。中东还发生了一起疑为“圣战”性质的飞行员空中刺杀机长案。

外交与国际安全领域，中美领导人峰会虽未取得重大突破，但同意互降3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并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英国MI5则警告国内学术界警惕与中国智库的合作风险。

区域政治与大选方面，摩洛哥迎来首位女首相；英法两国均面临国内重大议题——英国新首相伯纳姆发表施政演说，法国中右翼候选人菲利普提出延退计划以应对飙升的债务；巴西总统大选则进入白热化决战阶段。此外，泰国首都曼谷遭遇严重暴雨洪涝，引发广泛关注。

正文

全文翻译

政治

美伊对峙升级与英美撤离伊拉克 唐纳德·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一项方案。该方案原本承诺：若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伊方将在七天内向商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特朗普向助手透露，他预计将在11月中期选举后对伊朗发起新一轮轰炸。特朗普声称，美国已对该海峡实现了“绝对控制”，且已有“大量石油”安全通过。与此同时，最后一批美军和英军撤离了伊拉克。自2014年作为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军的一部分入驻以来，美英军队结束了在伊长达12年的存在。伊拉克总理表示，撤军标志着伊拉克正式迈入对本国安全与稳定“承担全部责任”的新阶段。

迪拜飞特拉维夫航班惊魂 飞达航空（Flydubai）一架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在途中被迫备降沙特阿拉伯。当时，副驾驶突然持刀刺伤机长，导致客机在不到两分钟内骤降近20000英尺（约6000米）并发出求救信号。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表示，初步证据表明，这名背叛的飞行员企图意图毁机并杀害机上所有人，这是一起“未遂的圣战恐怖袭击”。所幸乘客合力制服了袭击者，其他飞行员才得以控制飞机安全降落。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称赞奋起反抗的印度籍机长是“真正的英雄”。

摩洛哥迎来首位女首相 法蒂玛·扎赫拉·曼苏里（Fatima Zahra El Mansouri）被任命为摩洛哥首位女首相。此前，她领导的自由派政党在最近的议会选举中赢得了最多席位。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最终选择了曾任马拉喀什市长的曼苏里，而非其党内同事兼足球协会主席富齐·莱克贾（Fouzi Lekjaa）。

东非史上最大炼油厂项目开工 非洲首富阿里科·丹格特（Aliko Dangote）与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William Ruto）共同为位于肯尼亚沿海拉穆港的一座价值160亿美元的炼油厂主持了奠基仪式。他们希望该项目能降低东非地区的燃料成本及成品油进口账单。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等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仪式。丹格特此前已在其母国尼日利亚运营着一家大型炼油厂。

几内亚比绍前总统宣布归国参选 几内亚比绍前总统乌马罗·西索科·恩巴洛（Umaro Sissoco Embaló）宣布，他将于12月6日返回国内参加总统大选。恩巴洛在2025年11月的军事政变中下台。由于政变恰好发生在他预计将输掉的选举结果公布前夕，这一最新表态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他曾一手策划该政变的怀疑。

中美峰会互降关税并建立AI对话机制 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晤未取得重大实质性突破，但中美双方同意对彼此价值300亿美元的商品降低关税（不包括大豆），并宣布建立“中美超级智能对话机制”（中方称之为“AI对话”）。该机制将包括一套人工智能突发事件的通报协调方案。

英国MI5警告中国情报风险 英国军情五处（MI5）向本国学术界发出警告，指出位于北京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CGTRI）与中国情报机构存在密切关联，并正在资助相关研究以支持中方的情报行动。MI5表示，英国学者可能对这些背景并不知情，但敦促各大学立即切断与该研究院的联系，并警告称继续合作可能违反国家安全法。

马来西亚遣返缅甸难民引争议 马来西亚开始与缅甸军政府协调，向缅甸遣返第一批共计5000名寻求庇护者。在马来西亚，来自缅甸的罗兴亚穆斯林难民正遭受一波强烈的敌意，包括被强行驱逐出村庄和学校。据信该国目前约有126,000名罗兴亚人。尽管马来西亚政府坚持声称遣返纯属自愿，但联合国人员已被禁止对遣返人员进行审查。目前尚不清楚第一批离境难民中是否有罗兴亚人。

缅甸空袭导致数十人死亡 据报道，缅甸军方对靠近孟加拉国边境的焦克托镇（Kyauktaw）发动空袭，造成至少50人死亡。这次空袭是缅甸武装部队对“若开军”发起的最新攻势，后者是一支分离主义武装，同样曾对罗兴亚人实施过暴行。

泰国曼谷暴雨成灾 泰国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23人。首都曼谷在三天内降下了32厘米（12.6英寸）的暴雨，严重影响了当地主要机场的运营。虽然市中心积水已开始消退，但郊区预计需要更长时间排涝。气象部门预测，近期首都还将迎来更多强降雨。

乌克兰国家科学院遭袭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起的又一轮空袭中，乌克兰国家科学院不幸被无人机击中。该科学院成立于1918年，负责协调乌克兰顶尖研究所的研究工作，袭击造成至少两人死亡。

英军基地遭疑袭事件反转 英国反恐警察表示，在此前被怀疑试图袭击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五名男子所使用的货车里，并未发现任何爆炸装置。该基地是美军轰炸机起飞袭击伊朗军用设施的据点。五名嫌疑人被捕后，英国政府曾紧急召开高级别“眼镜蛇”（COBRA）安全会议，但尽管官方最初怀疑有伊朗势力介入，这五人目前已在等待进一步调查期间获准保释。

英国新首相发表施政纲领 今年7月接任英国总理的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在利物浦举行的工党年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凭借民调走高的声势，伯纳姆传递了“重塑希望”的信息，并表示希望彻底告别过去十年的分裂局面。他承诺解决三大棘手问题：国家养老金、选举制度以及欧洲关系，但这些改革被推迟到了最晚于2029年举行的大选之后（伯纳姆宣布成立一个国家委员会来研究选举改革）。工党的反对者批评称，他的演讲对于解决英国眼下面临的现实困境毫无建树。

法国拟推行延迟退休改革 法国明年总统大选的热门中右翼候选人爱德华·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提出了一项养老金改革计划，拟将最低法定退休年龄从近63岁提高至65岁。菲利普指出，法国相对较低的退休年龄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进行改革，将面临金融危机的风险。新数据显示，法国公共债务已升至GDP的119%，主权融资成本飙升至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政府公布了2027年预算案，承诺节省540亿欧元（约610亿美元）开支，但预计财政赤字率仍高达5%，远超欧盟3%的上限。

美国田纳西州注射死刑出现事故 田纳西州200年来首位面临死刑的女性在注射死刑执行过程中侥幸生还。现年18岁时杀害同学的克里斯塔·派克（Christa Pike）于1996年被判有罪。在死刑执行出现重大失误后，她被紧急转移至医疗机构。监狱管理部门坚持声称执行流程符合规范，并称已向其体内注射了药品。

巴西大选进入白热化决战 巴西总统大选候选人进入了10月4日首轮投票前的最后冲刺阶段。现任左翼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以微弱优势领先保守派挑战者弗拉维奥·博索纳罗（Flávio Bolsonaro），但在预计于10月25日举行的第二轮决胜轮投票中，两人的支持率已在统计误差范围内基本持平。

米莱就马岛主权严厉警告英企与联合国 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在社交媒体上就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主权问题发表激进言论，威胁称除非一个英以联合石油勘探项目在两周内停止运营，否则将对其采取法律行动。米莱称该项目对阿根廷构成“现实而严峻的威胁”。他最近还猛烈抨击联合国未能推动阿根廷对该英国海外领地的主权要求，称联合国“毫无用处”，充斥着“伪装成善意官僚的傲慢寄生虫”。

2. 漫画：民主与专制

原文标题：Cartoon: Democracy v autocracy

核心提炼

本期《经济学人》专栏通过漫画的形式，对“民主与专制”这一地缘政治核心议题进行了幽默而深刻的解读。针对当前“专制崛起、民主衰退”的普遍担忧，本期内容提出了别具一格的见解：民主制度远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加坚韧。

文章深入探讨了专制政权看似不可动摇的权力结构背后所隐藏的致命弱点——即地方政府与基层治理（如市政厅）的失效与腐败。同时，专栏警示了国际外交中的潜在风险，特别指出切勿让唐纳德·特朗普与金正恩等性格反差极大且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导人进行单独会晤。总体而言，本期内容旨在打破对专制政权无懈可击的迷思，提醒读者在复杂多变的全球政局中重新审视民主制度的内在韧性与潜在价值。

正文

漫画：民主与专制

本周全球政局 漫画：民主与专制 轻松看新闻 2026年10月1日

深入探讨本周漫画主题： 民主制度比表面看起来更加坚韧 专制者有着隐秘的致命弱点：基层的市政厅 切勿让唐纳德·特朗普与金正恩共处一室

您可以在此处查看以往的历史作品。

3. 有效利他主义：本世纪最重要的思想

原文标题：Effective altruism is this century’s biggest idea

核心提炼

“有效利他主义”（EA）已从牛津大学的象牙塔迅速渗透至权力核心，成为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该运动提倡通过严密的逻辑与数据计算来最大化慈善效益，吸引了大量加密货币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新贵。如今，EA不仅催生了OpenAI和Anthropic等头部AI实验室，其“防范AI毁灭人类”的核心主张也引发了特朗普政府的强烈警惕，演变成重大的政治事件。

EA对理性和科技风险的洞察有其令人钦佩之处，但其极致的功利主义算式正走向危险的极端。通过将道德简化为“优化问题”，EA衍生出将虫蚁福利置于人类之上、为虚无缥缈的“未来数万亿人口”而牺牲当下贫民利益等怪诞结论。这种自诩代表全人类未来的精英掌控欲，潜藏着无视个体尊严与人权的集权风险。随着科技精英借AI掌控更大权力，这种偏执的理性主义值得全社会警惕。

正文

有效利他主义：本世纪最重要的思想 ——这一运动固然令人钦佩，但也潜藏着危险

诗人海因里希·海涅曾写道：“思想先于行动，正如闪电先于雷鸣。”由牛津大学哲学家们构想出的伦理教条——“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简称EA）——正是这句话的绝佳写照：它以惊人的速度从象牙塔冲入了权力走廊。如今，有效利他主义者遍布硅谷，构成了全球顶尖人工智能公司的核心骨干，甚至引发了特朗普政府的恐慌。美国五角大楼誓言：“美国绝不会成为一个有效利他主义国家。”国防部长更是将该哲学戏称为“缺陷利他主义”；政府内部的其他官员则称其为“乌托邦式的噩梦”。

把这些攻击视为其巨大影响力的体现吧。有人抱怨21世纪缺乏新思想，导致“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及其同道者乘虚而入，将怀旧的民粹主义变成了本世纪最大的政治工程。然而，这个时代真正的大思想，其实是有效利他主义。正如我们的报道所言，这一理念在21世纪00年代初兴起时，不过是极客们提高慈善捐款性价比的一种方式；而如今，它已演变成一场用复杂甚至怪诞的道德算式来审视世界的运动。对于许多信徒而言，想要行善积德，眼下最紧迫的伦理要求就是：阻止人工智能毁灭人类。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有效利他主义同样举足轻重。虽然EA的追随者人数不多，但这一思想席卷了整整一代年轻有为的科技精英，他们在加密货币和人工智能浪潮中赚得盆满钵满。随着这项技术缔造出越来越多的亿万富翁，有效利他主义者将把数以十亿计的资金注资到足以塑造社会形态的事业中。正是EA追随者协助创立了OpenAI和Anthropic等顶尖实验室，因为他们深信，只有洞悉AI危险的人才应该掌控其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现在确实做到了——尽管讽刺的是，由于他们创建了更多实验室并引发了剧烈竞争，反而可能加速了AI的演进。

这一切使得EA在政治层面变得举足轻重。特朗普政府深怕该运动会成功扼杀AI的发展，甚至因Anthropic拒绝将其模型用于某些军事用途而与该公司爆发争执。EA的领军人物承认AI可能带来巨大福祉，但他们仍希望放缓其研发步伐，以降低不可控的“超脑”为了追求与人类“失配”的目标而走向失控的风险。然而，美国的一些批评者宁愿加速技术迭代，以防中国赢得这场竞赛。但在攻击“AI末日论”时，他们往往倾向于搞人身攻击而非理性讨论。他们宣称有效利他主义是一群狂热分子的运动，既不民主、充满危险，又带有邪教色彩。

这种指责未免过于粗暴。该运动源于慈善的初心显然值得赞扬。与《经济学人》一样，EA的追随者坚持实证主义，特别是自他们与网络“理性主义者”社区融合以来，极度推崇逻辑思维的应用。他们将理性奉为圭臬，置于传统或规范之上，并乐于为了追求真理而热烈辩论任何最具争议的话题。此外，EA群体多次准确预见AI的飞速进展，这一点也令人印象深刻。

他们在该技术对人类构成生存威胁方面的警告并非危言耸听。9月28日，OpenAI在测试中发现其最新模型过于危险后，便废弃了发布计划。近期发生的许多安全事件，与有效利他主义博客多年前设想的恐怖场景如出一辙。

然而，批评者警告称有效利他主义会推导出某些怪异的结论，这一点同样切中要害。与早期的功利主义哲学家一样，EA追随者将伦理行为简化为了一个“优化问题”：人们该如何为全人类带来最优的结果？

这种算式抹杀了诸如“守信”或“照料家庭”等基于本地与亲疏关系的道德约束。在他们眼中，真正至关重要的是在所有地方公正不阿地减少痛苦。这导致他们将极其宽泛的关注圈纳入道德计算。

帮助邻里是践行道德，这不难理解。但EA追随者会追问：为什么不付出同样的努力去帮助远方的人？在运动初期，该组织引导其麾下的大批精英去金融和咨询行业赚取高薪。他们认为，这些精英通过财富购买善行，比亲自去当慈善志愿者能创造更大的价值。

但随着运动日益壮大，有效利他主义变得越来越离奇。一些追随者认为，既然动物也能感知痛苦，那么人类与动物之间的道德界限便微乎其微。因此，终止工厂化养殖和“救助小虾”竟成了他们的核心关切。

同样，他们对待时间的态度也极其违背直觉。他们认为，尚未出生的人口也应被纳入道德考量——而未来可能诞生数万亿人。许多EA追随者是“长期主义者”（longtermists），觉得有义务去预防遥远未来的风险，哪怕这意味着要削减当下对极度贫困人群的援助等善举。

推至极端，这种算法会导致一种不仅违背直觉、甚至令人反感的道德观。一些EA追随者认为，鉴于昆虫数量庞大，昆虫群体的生命总价值甚至高于人类。有人甚至宣称，拥有数万亿“勉强活着”的人口，比仅有数十亿“生活真正美好”的人口更为理想。还有人认为，AI自身的福利有朝一日将变得至关重要。为此，他们宁愿将资源倾斜给未来的虚构人类或非人类，而不愿用来救助今天正在受苦受难的同胞。

崇尚理性固然没错。但从亚里士多德到罗尔斯，古往今来的道德哲学家都知道，如果一个论证导向了令人无法忍受的荒谬结果，那么其推导过程中必有隐蔽的逻辑漏洞。然而，EA追随者的本能却是乐于接受这些违背直觉的结论，哪怕它们看起来极其荒谬。

其核心缺陷之一，在于有效利他主义的论证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巨大误差。没有人能真正权衡涉及当下数十亿人的道德难题，更不用说延伸至未知未来的庞大算式了——这其中包含了不确定的人口数量、折现率、技术演进以及无数其他变量。

第二个缺陷在于，由于“灭绝”的后果过于惨烈，在粗暴的道德算术下，哪怕灭绝的概率微乎其微，其权重也能瞬间压垮当下血肉之躯的现实关切。

第三个缺陷则是，在权衡数十亿人的整体利益时，你将彻底看不到个体固有的尊严。任何手握电子表格、对人类未来大发阙词的人，距离将自己奉为“中央计划者”不过一步之遥。一旦自诩掌握了道德制高点，邻居的权利、福祉和诉求似乎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当年法国大革命号称建立在理性之上，最终却将修女送上了断头台；列宁也曾认为，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比工人本身更懂工人的利益所在。如果你真诚地相信自己代表了全人类乃至未来数万亿人的利益，你最终可能会为各种暴行辩护。

幸运的是，有效利他主义者不太可能重新搬出吉罗汀重头台。人们真正担忧的是，控制AI最终将赋予他们巨大的权力，而硅谷的许多EA追随者坚信，只有他们才配被信任去掌控这项技术。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有效利他主义者担忧超级AI的理由，是担心机器可能会为了一个单一且致命的错误目标而过度“优化”。而当一小撮人类精英掉入同一个思维陷阱时，所有人同样应当感到警惕。

4. 税收体系风暴将至

原文标题：A hurricane is coming to tax systems

核心提炼

全球富裕国家正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美债收益率飙升、法德国债利差扩大、多国经济增长乏力，叠加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支出压力，已使各国财政不堪重重。更严峻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AI）的普及可能彻底颠覆税基。目前的税收体系高度依赖劳动所得税（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税收收入的半数左右）。AI 若导致劳动者失业或薪资下降，将直接削弱税收源头，同时增加福利支出，使本已高企的赤字雪上加霜。此外，复杂冗长的税法也极易被 AI 发现漏洞以实施避税。

面对这场即将到来的税收“飓风”，各国政府普遍缺乏准备，且过往的“富人税”方案大多因实施困难或导致资本外逃而失败。文章建议进行根本性变革：改革资本利得税以合理征收超额收益、降低劳动税负以应对 AI 冲击、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并取消豁免优惠，同时全面简化税法，从而构建更具韧性的现代化税收体系。

正文

一场针对税收体系的“飓风”正在袭来。全球各国政府本应未雨绸缪，但绝大多数却依然毫无准备。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强势突破5%大关；法国与德国政府债券之间的利差达到了2012年欧债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英国新上任不久的首相本周公布了一项支出计划，尽管破天荒地承诺限制国家养老金的涨幅，但依然深陷财政困局。在整个富裕世界，各国都在艰难地试图刺激经济增长。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正如我们本周所分析的那样，全球各国的税基高度依赖对劳动力的征税，而这一基石可能会被人工智能（AI）彻底颠覆。将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就如同这场强飓风即袭富裕世界的税收体系——而现行的系统对此几乎毫无抵抗之力。

国家筹集资金的方式不仅浪费、不公，甚至适得其反。你原本以为，在飓风登陆前，各界政府会争先恐后地巩固税收体系，但遗憾的是，他们一如既往地在税收改革面前选择了逃避。

现代税收体系日积月累的缺陷无处不在，甚至已经演变为经济背景的一部分。首先是税制充斥着毫无必要的复杂性。例如在德国，燕麦奶的增值税税率是牛奶的两倍多。这种普遍存在的特殊照顾造成了毁灭性的财政后果。在主要由富裕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如果取消所有豁免条款并杜绝避税，消费税的收入本可以比现在高出42%。

其次，税收体系产生了扭曲的激励机制。在英国，当一位家长的主营税后收入从 99,999 英镑（约合 131,500 美元）增加到 100,000 英镑时，他们会自动失去价值数千英镑的免费育儿补贴。这迫使英国一些生产力最高的劳动者选择减少工作时长，或者将过多的资金塞进养老金账户以避税。

此外，人们普遍认为现行税制缺乏公平性。在英国，普通企业员工支付的税款比同等收入的自雇人士高出 55%。许多人觉得富人并没有承担应有的责任。今年11月，加利福尼亚州的选民将投票决定，是否对资产超过 10 亿美元的居民征收 5% 的一次性财富税。

没有人知道这场财政风暴何时会全面爆发，但 AI 的快速发展可能会加速这一进程。对劳动力的征税是全球大多数税收体系的支柱，约占 OECD 国家所有税收收入的一半。在未来几年中，即便企业利润持续上升，AI 也很可能会取代工人或降低他们的工资水平，从而缩减劳动报酬在 GDP 中所占的比重。这反过来会减少财政收入并增加福利支出，使财政赤字更加难以维持。

乐观主义者或许希望，超高速的经济增长能让这笔账更容易算清。然而，《经济学人》研究了如果劳动所得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下降 10 个百分点，富裕国家将会发生什么。根据我们的计算，意大利的预算赤字占 GDP 的比重将翻倍，德国和法国的状况也好不到哪去。此外，避税的能力将不再局限于人类的智慧。如果让无数 AI 智能体去研读英国长达 23,000 页的税法，很可能会衍生出数百种全新的避税策略——别指望财政部能跟上 AI 的步伐。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

鉴于 AI 很可能会为极少数人创造巨大的财富，各国可能倾向于效仿加州的提议，开征财富税。然而，此类税种很可能会适得其反，要么是因为管理成本过高、难以实施，要么是因为这会导致富人逃离。历史上的类似尝试已被证明不可行：1990 年，有 12 个富裕国家征收财产税；而如今，仅剩 4 个国家还在坚持。

我们需要的是一场更根本性的改革。

首先，应当更多地通过资本利得税来对财富征税。现行的资本利得税对正常收益惩罚过重，而对超额收益的征税却明显不足。改革的第一步是提高名义税率，同时设立免税额度以豁免正常收益。

其次，应当减轻劳动者的税收负担。这既可以作为抵御 AI 冲击的缓冲垫，也能消除那些劳动税过高国家在扩大就业方面的阻碍。在比利时，对劳工征税的成本竟占到了雇佣总成本的 52%。

再次，应当加大对消费的征税力度，重点是终止一连串的免税优惠。这不仅能扩大税基，还能带来一个有用的副作用——对顶尖富豪的消费行为征税。这或许无法遏制埃隆·马斯克购买政治影响力，但至少能保证当马斯克先生购买另一架私人飞机时，国家能从中分得一杯更大的羹。

最后，税法必须进行彻底的简化。

要做到这一切绝非易事。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的反对声，必然会盖过受益者的欢呼声。但无论喜欢与否，变革终将到来。那个能够赶在飓风袭来之前未雨绸缪的国家，终有一天会感激那些拥有远见卓识并果断采取行动的政治家。

5. 切勿让特朗普与金正恩再次会面

原文标题：Don’t put Donald Trump and Kim Jong Un in a room together

核心提炼

特朗普常宣称朝方对其尊重有加，并渴望再次会见金正恩，甚至不惜满足朝方将“承认朝鲜为核国家”作为会面前提的要求。部分人士（如韩国总统李在明）主张采取“和平优先”政策，暂缓无核化议题，试图在贸易、撤军或限制核武等具体领域取得进展。

然而，这种妥协策略存在三大致命隐患：首先，承认朝鲜核地位将彻底破坏全球核不扩散体系，产生恶劣示范效应；其次，金正恩极不可信，对外制造威胁是其巩固国内集权统治的核心手段，难以通过让步改变其好战本性；最后，特朗普缺乏处理复杂外交细节的能力，盲目会晤极易被朝鲜套牢，甚至可能草率同意削减驻韩美军，引发严重的地缘安全危机。因此，保持距离才是维持现状的最佳选择。

正文

切勿让特朗普与金正恩再次会面 这两位“老朋友”的元首会晤可能会以惨败告终

2026年10月1日

特朗普表示，只要他还是美国总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就会过得挺好”，因为“他尊重我，也喜欢我”。

但其他观察家可没那么乐观。金正恩这位世袭的“神权君主”拥有57至120枚核弹头，而他的这个“古拉格式”国家每年生产的裂变材料，还足够再制造10到20枚核武器。朝鲜还生产能够打击民主自由的韩国的短程导弹，以及射程可达美欧全境的洲际弹道导弹。三十年来，国际社会为终止朝鲜核计划所付出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与他的父亲一样，金正恩将核武器视为防止自己被推翻（甚至落得像卡扎菲那样被本国民众杀死）的最佳保障。美军对尚未建成核武的伊朗开战，无疑更加坚定了他的这一观点。

因此，美国将“朝鲜放弃核武”作为官方政策，似乎显得很不切实际。有些人认为这项政策应该废除，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是否也是其中之一。但显而易见的是，尽管前三次会面一无所获，他依然渴望能与这位“老朋友”重聚。

这一幕可能会在特朗普出席11月18日在中国举行的亚太峰会时（如果他出席的话）上演。届时，金正恩可能会从平壤顺道赶来与他会面。特朗普甚至有可能成为首位访问这个“隐士王国”首都的现任美国总统。

然而，金正恩已将“美国正式承认朝鲜的核国家地位”设定为会面的前提条件。既然朝鲜显然已经是一个拥核国，亲口承认这一点难道真的有那么糟糕吗？

韩国总统李在明主张采取“和平优先”政策，即将无核化谈判搁置（这虽然不完全等同于承认朝鲜为核国家，但在实际层面已相差无几）。他认为，这样做可以在更具体、更容易处理的议题上取得进展。例如建立热线和互访等信任措施，或是扩大贸易与投资。也许双方还可以从朝韩边境撤回部分军队？抑或朝鲜能稍微减少一些核弹头库存？甚至，如果美国不再强求全面无核化，朝鲜是否就会停止向俄罗斯提供用于杀害乌克兰人的导弹和军队？

可惜的是，这种交易存在三个致命问题。

首先，它将摧毁全球核不扩散体系本就所剩无几的权威。如果朝鲜在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公然作弊却无需付出任何代价，其他国家势必会纷纷效仿。

其次，金正恩根本不可信。无论签署什么协议，只要时机合适，他随时都可能撕毁。以为给予其核国家地位就能换来他减少好战行径，完全是天真的妄想。煽动对美国的恐惧，是金正恩塑造自己作为“受压迫人民保护者”形象的关键，这也是其国内政治宣扬的核心支柱。

最后一个问题则出在特朗普身上。任何针对朝鲜的协议都涉及极其繁复的技术细节，而这位美国总统显然不是个注重细节的人。如果毫无准备的特朗普遇到阿谀奉承的金正恩，可能会导致难以想象的劣质协议诞生。特朗普甚至可能同意大幅撤走自1953年以来一直威慑朝鲜进攻的驻韩美军。

因此，与其让他俩关在同一个房间里，不如让他在平壤的那位“老朋友”继续保持喜欢和尊重——只不过，最好是在远距离之外。

6. 中国新一轮基建热潮将惠及本国与世界

原文标题：China’s new infrastructure push will help itself and the world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尽管中国近期凭借电动汽车与高科技产品惊艳世界，但受内需疲软及汇率影响，按美元计算的中国经济规模占美国比重未达预期，“中国见顶论”的技术性讨论依然存在。在此背景下，中国推出了五年内投资25万亿元人民币（约3.7万亿美元）的“六大网络”基建计划，涵盖电力、算力、通信、物流、水利和管道。

该计划并非以往“无效投资”的简单重复，而是旨在打造超智能经济的上游基础设施，并补齐城市防洪等短板。资金筹集也更依赖长期国债与国有企业，降低了地方债务风险。该计划不仅能在短期内通过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缓解通缩压力，还能吸收本将出口海外的商品，从而缩小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虽然中国仍需通过完善社保来根本性提振消费，但这一基建新政无疑将延缓“中国峰值”的到来，并为全球经济注入动力。

正文

全文翻译

中国新一轮基建热潮将惠及本国与世界 ——“六大网络”值得两声喝彩，但中国仍需在提振消费上多下功夫

三年前，本刊曾探讨过一个当时颇为流行的概念——“中国见顶论”（Peak China），即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追赶第一大经济体的道路上可能即将触及天花板。若仅从此后的新闻头条来看，这种论调如今似乎显得有些过时了。从电动汽车、会跳舞的机器人，到表演编队飞行的人形无人机，中国的新技术层出不穷，让世界为之瞩目。中国在与美国最近的一场贸易战中占据了上风，并展现出引领下一轮工业革命的雄心。今年9月，中国领导人在华盛顿受到了盛情接待，这在国内被视为中国获得对等大国地位的应有认可。

然而，如果仔细研读宏观经济数据，那个关于“追赶停滞”的假设依然成立。中国的经济表现并未超出2023年的预期预测，反而有所欠缺。当时，预测机构预计按市场汇率折算成美元后，中国当下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达到美国的80%。但现实是，这一比例目前仍维持在三分之二左右。追赶的脚步确实放缓了。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推出了力度空前的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据本刊报道，中国计划在五年内投资约25万亿元人民币（约合3.7万亿美元），倾力打造“六大网络”：电力、算力、通信、物流、水利和管道。这是一笔巨额资金，相当于未来五年中国累计GDP的3%。如果这些支出集中在前期释放，将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注入一剂强心针。

那么，这笔巨资将购得什么？听到又要搞基建，经济学家们或许会眉头紧锁，联想到那些堆积如山的钢铁水泥、无效投资以及通往无名之地的雄伟大桥。然而，“六大网络”项目显然经过了更深思熟虑的规划。其目标之一，是为未来的超智能经济搭建上游基础设施；另一个目标则是“补短板”，完善那些未能跟上城市化快速步伐的城市基础设施（例如防洪工程）。

这一举措的推出时机也恰到好处。中国未能缩小与美国差距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国内需求（即中国家庭、企业和政府的支出）长期低迷。支出不足对汇率和物价带来了下行压力。结果导致，中国一方面高喊技术自立自强，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却令人担忧地高度依赖外需来消化其商品。

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高企的居民储蓄率以及长达五年的房地产业低迷。同时，它也反映出近期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动摇。由于担心消费者掏腰包意愿不高、市场陷入恶性竞争，企业对扩大产能犹豫不决；与的同时，地方官员似乎正忙于在重要的干部换届前紧缩裤腰带。

应对这一局面的根本之策，在于修复房地产市场，并通过提供更慷慨的养老金和育儿补贴来彻底解放消费力。政策制定者去年推出了生育津贴，并小幅提高了农村养老金；9月29日，官方又宣布对首次购买小户型住房的购房者提供房贷补贴。然而，这些措施对于重振市场信心或稳定房价而言，依然是杯水车薪，政府必须拿出更大作为。

在此期间，“六大网络”建设将为经济增长带来及时的推动力。投资一旦产生效益，就能提升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而在项目落地前，投资本身就是需求，它能提高工人工资，并消化那些原本可能倾销到海外市场的商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笔额外支出将有助于缩小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

与以往的基建计划相比，“六大网络”造成的资源浪费可能会更少。如今地方官员受到了更严格的监管约束，许多项目旨在对现有设施进行升级改造，而非盲目扩张。资金筹集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的投资狂潮高度依赖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高风险的表外融资；而这一次，更多资金将来自长期国债、政策性银行的定向贷款以及中国移动等大型国有企业的直接投资。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投资热潮曾帮助其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10%降至十年后的1.5%。如今，通过重振经济增长并抵御通缩风险，这套基建“组合拳”应当能够确保“中国见顶”的那一天不会太早到来。而通过扩大内需，它也将促使中国贸易顺差的顶峰更快到来。

7. 镜面生命充满危险：监管机构必须在其变为现实前果断出手

原文标题：Mirror life is dangerous. Regulators must act before it becomes real

核心提炼

合成生物学与人工智能的结合正在推开“镜面生命”的大门。自然界中的氨基酸与糖类分子大多具有单向手性（左旋或右旋），而镜面生命则是通过人工翻转分子的手性所制造出的全新合成细胞。虽然这一技术有助于解开生命演化之谜或开发新药，但其潜藏的毁灭性风险远超潜在收益。由于现有免疫系统和天敌无法识别与抑制这类“异形”细菌，镜面生命一旦泄漏，可能引发不可逆的生态灾难。面对这一威胁，全球政府必须吸取历史教训，摒弃单纯依靠行业自律的旧模式。各国应立即达成共识，全面禁止对镜面生命的公私资助与研发；同时加强对生化订单的筛查、在AI模型中设置安全防线，并建立环境生物监测预警机制。只有在利益一致的明确威胁面前未雨绸缪，人类才能更有底气应对未来的未知风险。

正文

合成生物学正在飞速发展，而人工智能正为其按下加速键。不久的将来，科学家或许能够从零开始合成出完整的细胞。这将使借助人工智能探索完全非自然的生物化学过程成为可能，“镜面生命”便是其中之一。

许多有机分子与人的双手类似，都存在两种不对称的形态。理论上，氨基酸和糖类分子既可以是左旋的，也可以是右旋的，两者无法完全重合。但在自然界中，生命体内的某种分子通常只包含其中一种形态。相比之下，人造细胞则可以将其分子的手性完全颠倒。这或许有助于揭示生命选择特定手性的背后原因，甚至颠倒手性后的“反分子”也有可能具备极高的药用价值。

然而，与潜在的巨大威胁相比，这些可能的收益显得微不足道。就像一只手套套不上不对侧的手一样，现有的免疫系统可能根本无法识别镜面细菌。因此，镜面细菌极易演变成极具毁灭性的致病菌。此外，自然界中原本用于控制天然病原体的病毒和捕食性阿米巴原虫也将对其束手无策，这可能导致整个生态系统遭受毁灭性打击。一旦镜面生命走出实验室，人类将再无挽回的可能。

所幸的是，与以往许多技术不同，我们现在仍有时间建立监管机制。各国的政府和科学家必须立即行动起来。

部分生物学家已经开始呼吁采取预防性措施。这让人联想起51年前（主要由西方生物技术专家参加的）阿西洛马会议，当时会议针对基因工程制定了自愿遵守的安全准则。但今天的从业者十分清楚，仅靠行业自律早已不够。如今的生物技术产业无论在规模、能力、盈利能力还是国际化程度上，都远非当年可比，中国也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当务之急是，所有具备相关科研能力的国家必须立刻达成共识，承诺不再提供科研资助，并全面禁止针对该方向的公私研发活动——这一切必须在合成细胞成为现实之前，即刻落实。

其次，要能够发现并制止那些企图暗中制造镜面生命的“独行侠”。这就需要升级生化供应商的监控与举报体系。除了目前对可能构成病原体基因序列的筛查外，针对异手性分子的订购申请也必须纳入强制报备范围。同时，公开可用的AI模型也必须设置安全屏障，防止其被用于镜面生物化学的研究。

最后，为防范镜面生命意外泄漏，必须研发出生物监测检测手段，以便能在自然环境中及时捕捉到异常手性分子的蛛丝马迹并发出预警。

理性的国家行为体，甚至是带有世俗目标的恐怖分子，都不太可能故意将镜面生命制造成武器，因为一旦释放，它将彻底脱缰。企业就更没有理由在一个被法律禁止的市场中冒险涉足。即使某种异手性分子能在黑市上作为娱乐性药物牟取暴利，犯罪集团也绝无动机去释放一种可能灭绝其所有客户的东西。

当然，非理性的狂热分子确实存在——正如日本当年应对“奥姆真理教”这一邪教组织企图制造生物武器时所经历的那样。然而，应对措施越完善，就越容易阻止这类精神狂躁者。

没人能够预料合成细胞的问世将把人类带向何方。如果面对一个所有人利益高度一致的明确威胁，人类都无法做到未雨绸缪，那就更指望不上能去应对未来那些未知的风险了。

8. 巴西财政的迷局与多国时政热点：读者来信精选

原文标题：Brazil’s complicated finances

核心提炼

本期读者来信对《经济学人》多篇近期文章进行了深度回应。在巴西财政与政治层面，来信者指出巴西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升至83%且持续恶化，以“初级财政盈余”掩盖支出僵化是自欺欺人；同时指出国会碎片化才是结构性改革停滞的根源。关于人工智能，学者指出AI解决纳维-斯托克斯方程依赖于人类累积的智慧，过度依赖AI可能损害教育中的批判性思维；另有读者建议取消AI的“第一人称”称谓以破除幻觉。针对英国政治，读者质疑增加政党资金能否提升执政质量，关键在于能否依凭专业而非意识形态选拔人才。此外，来信还讨论了中东地缘政局对陆路物流的重塑，以及AI生成企业培训视频的荒诞现实。

正文

巴西财政的迷局

达里奥·杜里甘（Dario Durigan）对巴西公共财政的阐述，唯独遗漏了最关键的数据（参见9月24日“特约专栏”）。目前巴西政府债务总额已占GDP的83%，预计明年将逼近87%。当一位财政部长将官方财政姿态描述为“对债务影响接近中性”时，实际上就是承认债务并未下降。

初级财政赤字确实有所收紧。然而，财政部自己于9月份发布的市场调查显示，尽管预测2026年和2027年的初级财政收支会有所改善，但预计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却分别上升到了83.2%和87.0%。当初级财政收支有所好转而债务却同步恶化时，初级收支就不再是衡量财政状况的有效指标了。

当前的财政整顿主要依赖破纪录的税收收入，而非支出克制：初级支出始终维持在占GDP 20%左右的高位。而且，只有在把预算法院判决赔偿金（precatórios）、医疗、教育和国防支出排除在计算之外后，头条财政目标才勉强达标。

杜里甘先生将政府与国会的谈判能力视为其民主承诺的体现。然而，正是这种协商机制让财政整顿变得极其艰难。此类谈判的筹码是自由裁量预算修正案，贵刊社论也准确地指出了这种制度的僵化——高达92%的联邦支出是由法律或宪法强制规定的（参见9月26日《巴西正在背离未来》）。

巴西高达全球第二的实际利率，正是这种制度安排付出的代价。这并非外部冲击，而是政府选择逃避问题后所面临的必然算术结果。

罗伯托·马里奥·阿马拉尔·利马·内托（Roberto Mário Amaral Lima Neto） 圣保罗

《经济学人》断言，主张深度结构性改革的自由意志主义者雷南·桑托斯（Renan Santos）最能“契合”巴西大选的当下时刻。然而，将卢拉与博索纳罗的对决诊断为一种权衡取舍，忽略了无论谁当选未来总统都将面临的根深蒂固的困境。

将领跑者的优势简单概括为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对制度的尊重，以及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对经济紧缩的奉行，很容易让人陷入一种两难选择——选民不得不从最好的美德或危害最小的恶行中做出抉择。

然而，即便是一位面面俱到的总统，也很难将自身潜力转化为迫切需要的改革和经济增长。国会依然极度碎片化，需要总统做出繁琐的妥协才能组建执政联盟。过去半个世纪里反复讨论的累积改革方案之所以毫无进展，并非因为总统缺乏决心，而是因为国会的政治僵局。在一个大多数人甚至记不清上次把参议员选票投给了谁的国家，这种现状尤为令人不安。

恩佐·莫罗·塔瓦雷斯（Enzo Moro Tavares） 圣保罗

人工智能与学习的本质

OpenAI并非单枪匹马解决了与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相关的数学难题。它的AI智能体借鉴了人类几代数学家的研究成果（参见9月19日《无休止的公理推演》）。就这一突破发表公开信的菲尔兹奖得主们发出了明智的警告：“解决问题只是手段和替代工具，终极目标在于实现概念上的理解和洞察。”

在教育领域，由AI驱动的“认知外包”所带来的危险，比在数学科学的最前沿更加尖锐。学习是一个过程，其中的阻力和挑战对于能力提升不可或缺。最近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结果显示，成绩较好的学生往往倾向于不使用AI。如果我们草率地任由“AI万能论”渗透到教育和科研中，从幼教阶段到处于智力探索最前沿的科研人员，其精神退化的风险都会与日俱增。

将问题抛给AI，从一开始就违背了提出该问题的初衷。纳维-斯托克斯方程是千禧年七大数学难题之一。克雷数学研究所挑选这些难题，并非出于实用主义考虑，也不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应用能直接解决人类的现实麻烦。挑选它们是因为其深层的复杂性。向着这些难题发起冲击，能为人类提供绝佳的学习与合作机会。求解的过程可以与答案本身一样动人。最强大的AI工具归根结底需要人类创造的学习成果和知识，人类自身亦是如此。

彼得·菲利普斯（Peter Phillips） 剑桥大学出版社与考评院首席执行官 剑桥

AI之所以对我们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原因之一在于它使用了“我”（I）这个通用第一人称单数（参见8月29日《超验的人工智能》）。如果AI在回复中使用“它”（it）而非“我”来指代自己，不再假装具备人类特质，那么那种将我们卷入其中的虚幻亲密感就会大打折扣。

例如，AI的回复不应是：“我很遗憾看到您家坏掉的集水坑泵给您带来这么大困扰。我的资料显示它需要更换一个新的后角配件。”而应该是：“在检索资料后，ChatGPT建议为您的集水坑泵安装一个新的后角配件。”

对于AI程序员来说，做出这种改动所需的时间，甚至比喝完一杯拿铁还要短。

萨缪尔·赖夫勒（Samuel Reifler） 纽约州莱茵贝克

英国政治中的资金

贵刊称英国政治中“资金太少”，且贫困的各政党“几乎无力为执政做好准备”，这或许不无道理（参见9月19日《如何花这笔钱》）。但关键在于各政党如何明智地使用其收入。

例如，从最近发生的事来看，尼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聘请了一位默默无闻却颇具争议的哲学与神学副教授，来推进“改革英国党”政策制定过程的专业化，这显然算不上对资源的合理利用。如果该党被允许保留刚刚收到的7200万英镑（9500万美元）捐款，这些资源将不再匮乏，但这与上述事实毫无关系。如果该党像其他政党一样，继续基于意识形态和私交而非真正相关的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来任命政策制定者，情况依然不会有任何改变。

蒂姆·贝尔（Tim Bale）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政治学教授

博基特与英国王室

贵刊将沃尔特·博基特（Walter Bagehot）归类为那些认为英国王室在日常政府运作中发挥作用的人（参见8月29日《厌恶疗法》）。贵刊这位昔日的杰出主编确实曾主张，君主是政府“尊严部分”的首脑。但他在19世纪的经典著作《英国宪法》中的核心洞察是，王室“起到了掩护作用。它让真正统治我们的人能够频繁更迭，而不会引起不解真相的民众的恐慌”。

是的，他确实用大写字母强调了“掩护”（DISGUISE）一词。这正是博基特对英国首相可以像近期这样频繁更迭，而君主的稳定性又能防止暴乱爆发的解释。

阿德里安·罗布森（Adrian Robson） 伦敦

走向伊朗的运输线

《新旧丝绸之路》（9月12日）报道了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后陆路卡车运输路线的扩张。50年前的另一场危机也曾重塑过供应链版图。

1976年，苏伊士运河的关闭仍在对海上运输造成干扰。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沃尔沃商用车部门，当时我乘坐卡车从格拉斯哥出发，穿过东欧集团和土耳其前往德黑兰，为行驶在该路线上的客户撰写行车手册。

那次调研极具启发性。当时与伊朗的边境因库尔德人的战斗而关闭；驾驶室温度可达50摄氏度；直到抵达大不里士，我才在十天内第一次见到自来水；而在反沙阿（伊朗国王）示威者袭击机场后，我回国的航班延误了三天。

那时，伊朗是卡车奔赴的终点站。如今，它却成了迫使卡车再次向相反方向奔跑的咽喉要道。

克里斯·戴维斯（Chris Davies） 牛津

企业培训视频与AI

巴特比（Bartleby）专栏文章探讨了那些“极其过时”的企业培训视频（9月5日）。令人震惊的是，AI似乎极其擅长模仿那种空洞呆滞的眼神、僵硬的表演以及毫无说服力的台词——而这些以前只有活生生的人类演员才能做到。

我不认为会有很多人反对将AI用于这种特定场景；我们大多数人在伸手点击“跳过”按钮时甚至根本不会注意到差异。

保罗·希金斯（Paul Higgins） 伦敦

巴特比的专栏依然让我笑个不停。在伊利诺伊州我所在的大雪山，我们每年都要参加强制性的道德与合规培训，警示我们要遵守规则。我们大多数人在幼儿园、星期日学校或从父母那里早就学过了这些规则。

我们只是为了测试随机点击答案，如果花在阅读和回答问题上的时间不够长，就拿不到证书。极其讽刺的是，这项道德测试最初是由州长罗德·布拉戈耶维奇（Rod Blagojevich）发起的，而他后来却因企图出售巴拉克·奥巴马当选总统后空出的参议员席位而被弹劾、定罪并锒铛入狱。

杰尔米·阿特金斯（Jelmir Atkins） 伊利诺伊州锡卡莫尔

9. 威权主义的致命软肋：市政厅

原文标题：Authoritarians have a secret Achilles heel: City Hall

核心提炼

在公众对政治信任度低迷的当下，威权主义与民粹主义势力在各地区及全国大选中屡屡斩获头角，却往往在市政厅面前铩羽而归。城市正成为民主制度最坚固的最后防线。

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与充满意识形态内耗的国会或议会不同，市长的工作重心在于解决具体的民生实际问题——如住房、基础设施和治安等。务实的城市治理极难靠煽动情绪来伪装。从纽约到布达佩斯，从里斯本到圣地亚哥，无论党派立场如何，市长们普遍秉持务实态度，抵制政治极端化。

然而在美洲，地方治理的优势正遭受州与联邦政府的权力压制。即将到来的期中选举不仅关乎联邦议席，更关乎能否通过选票赋予地方政府更多自主权。守护市政厅这一务实治理的“民主试验场”，是扭转政治极化、挽救公众信任的关键所在。

正文

威权主义者有一个隐藏的致命软肋：市政厅。市长们已然成为民主制度最可靠的捍卫者。亚历山大·赫夫纳（Alexander Heffner）撰文指出，美国选民应当对此给予密切关注。

11月3日，美国人将在公众对政治进程信任度降至历史低谷之际，迎来期中选举投票。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近七成的美国人对当前的民主运转状况感到不满。然而，政治运转依然保持高效的唯一避风港，也是美国人能够且应当重拾信心的地方，正是市政厅。

不久前，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与纽约市市长左克兰·曼达尼（Zohran Mamdani）举行了会晤，这是两人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的第三次面谈，双方探讨了在皇后区的一处铁路编组站建设多达1.2万套住宅的计划。这两人的同框画面，生动地折射出我们所处的时代特征。

放眼全球，市长们正日益成为抵御威权政治最坚固的屏障。民粹主义政党在地方和全国大选中虽然势如破竹，但在试图攻克市政厅时却频频碰壁。这也解释了为何特朗普不得不对民主社会主义者曼达尼展现出和解姿态——后者的受欢迎程度，源于其致力于解决特朗普两次任期内曾承诺解决但最终未能兑现的问题。正如曼达尼在四自由公园对我说的那样：“在我看来，空谈毫无意义。如果你真希望人人都能过上高品质的生活，那就拿出实际行动来。”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采访了包括美洲在内的三大洲的市长们。他们分享的见解，恰恰是美国政治当下的盲区。在与朋友谈起这段历程时，我将其戏称为“走出美国的民主”，或者说是反向的托克维尔之旅。

以德国为例。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在近期的州选举中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但在德国各大中型城市中，却没有执政任何一座，甚至在去年闯入的所有大城市市长第二轮决胜轮选举中全军覆没。在葡萄牙，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够了！”党（Chega）去年跃升为议会第二大党，但在全国308个市政当局中仅拿下了区区3个。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市长击败了极右翼民族主义者，赢得了总统大选。

全球的威权主义者纷纷将矛头指向市长，绝非偶然。去年，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将伊斯兰堡市长——同时也是其最主要的政敌——逮捕入狱。今年1月，匈牙利检方对布达佩斯市长提起指控，原因是该市举办了政府禁止的彩虹骄傲游行（相关指控随后被撤销）。2018年，克里姆林宫的追随者取消了叶卡捷琳堡（俄罗斯第四大城市）的市长直选，当时该市由俄罗斯仅存的几位反对派市长之一执掌。

我拜访过的市长们跨越了不同的政治光谱。在里斯本，中右翼市长卡洛斯·莫埃达斯（Carlos Moedas）警告称：“制度脆弱的国家必定是羸弱的国家”，他将政治极端主义比作“一种病毒”。在智利圣地亚哥，中右翼的前警官市长马里奥·德斯博尔德斯（Mario Desbordes）在打击犯罪和非法移民方面态度强硬。然而他回忆起1989年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独裁统治时期，自己身着警服站立在殉职战友遗体旁的情景。他由此悟出，政治“并非关乎选择朋友还是敌人”。

为何城市能够固若金汤？部分原因在于其居民构成——选民群体更为年轻、多元、受教育程度更高；但更重要的是，市长的职责在于提供公共福祉。曾在1934年至1946年担任纽约市长的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有一句名言：修缮下水道并没有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方式之分。德国杜塞尔多夫市长斯特凡·凯勒（Stephan Keller）告诉我：“如果你是一名市长，你不可能去干等联邦政府。道路上的坑洼要么被填平，要么没被填平。与全国议会不同，在地方治理中，实干能力要比煽动愤怒难伪装得多。”

这一点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美国前50大城市中，没有一座是由“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阵营的市长所统领。在一场又一场的对话中，美国的市长们对联邦政治堕落为充满毒素和党派内耗的荒漠表达了极度反感。更糟糕的是，他们指出，这种毒性正加速向各州蔓延。

似乎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将市长视为最后能够切实解决具体问题的公职人员。随着华盛顿特区（以及日益严重的各州议会）陷入政治僵局，市长的权责范畴和影响力正显著上升。一代人以前，人们评价一位市长仅仅看垃圾是否按时清运；而今天，市长们要在住房、无家可归者、基础设施、教育、治安以及气候韧性等各个领域全面领航。

他们同样富有创新精神。亚特兰大市长安德烈·迪肯斯（Andre Dickens）正利用新冠疫情期间积压的闲置集装箱，为居民兴建永久性住房。

市长们也是美国未来发展的象征。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曾指出，高密度集聚使城市成为了创新的引擎。如今，似乎是市长们而非各州，在推动着这个国家的“民主试验场”向前运转。盖洛普民调显示，高达65%的美国人信任地方政府，这一比例是信任国会人数的两倍之多。

然而，美国当下潜藏的悲剧之一，是各州议会企图对市长们削权羁绊。德克萨斯州禁止其下辖城市制定超出州法律授权范围的劳工和财产监管法规。包括爱荷华、阿肯色、爱达荷和南达科他等在内的多个州，已明令禁止当地城市开展保障性收入试点项目。与此同，联邦政府甚至在无视市长反对的情况下，强行向城市派遣国民警卫队。

美国这种务实的市长政治模式也有其局限性。掌舵底特律12年并成功带这座城市走出困境的迈克·达根（Mike Duggan），曾试图以无党派人士身份竞选州长，但最终因难以打破双重政党的体制阻力，于今年早些时候退出了竞选。尽管鲁迪·朱利安尼、迈克·布隆伯格和皮特·布蒂吉格等人先后发起过尝试，但自一个世纪前的卡尔文·柯立芝以来，就再也没有哪位前市长成功登顶总统宝座。

相比之下，欧洲早就习惯将市长推向国家领导层，从西柏林传奇市长威利·勃兰特，到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均是如此。

在期中选举前的冲刺阶段，联邦和州的竞选新闻铺天盖地。但美国人在投出手中一票时，迫切需要将市长政治所代表的务实价值放在首位。11月3日，无论大城小镇，都将举行市长选举，同时还将选出往往决定着市长权力边界的州长和州议员。在这场角逐中，美国人有机会去守护并拓展这唯一尚在有效运转的政治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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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赫夫纳（Alexander Heffner）系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PBS）《开放思维》（The Open Mind）节目主持人。为庆祝该节目开播70周年，目前正推出《世界市长》系列特别报道。

10. 物理版“AI奇点”正在到来，这至关重要

原文标题：There’s a physical version of the AI singularity, and it matters a lot

核心提炼

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杰夫·施奈德指出，与引发失控恐慌的“智力版”AI奇点相比，一个更具体且正在发生的“物理奇点”（Physical Singularity）更应引起重视。

所谓物理奇点，是指设计、物流、制造和部署高度集成，使机器能够自我复制并自主扩张生产能力，彻底打通“用机器人建造工厂，再由工厂生产更多机器人”的闭环。这将打破传统经济受限于人类劳动力供给的线性增长模式，进入指数级自我循环扩张的新阶段。

实现物理奇点不需要无限高的智能，只需达到让机器实现自我复制的临界值。届时，工业产能的扩张将不再受劳动力瓶颈制约。这将引发深刻的地缘政治与经济重塑：率先掌握该技术的国家或企业将积累不可逆的物质优势，甚至重塑未来的国防格局。社会各界应高度关注将AI转化为物理生产力的实体技术竞争。

正文

物理版“AI奇点”正在到来，这至关重要

过去几周，由于AI智能体表现出一些令人吃惊且不安的行为，人们对超人工智能的担忧急剧升温。这些恐惧主要围绕着“AI奇点”这一未来主义概念展开：人工智能终将跨越某个临界点，以指数级速度实现自我迭代，将人类远远甩在身后。然而，另一个“奇点”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它不仅更加触手可及、已经悄然启动，而且可能更快带来重大的地缘政治影响。这就是——“物理奇点”。

人类早已习惯依赖机械来完成各种体力劳动。工具是人力的放大器，让我们能够以远超双手极限的速度去改造现实世界。随着机械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所需的人力占比正一步步趋近于零。从人迹罕至的自动化仓库，到无人驾驶的采矿设备，再到机器协同作业的施工现场，这些改变正在各行各业发生。不过，若单独来看，这些都还只是渐进式的改进。

但在人力需求彻底归零之前，我们会先迎来一个至关重要的临界点。当设计、物流、制造和部署真正融为一体，形成一个能够自主扩张生产力且对人力的依赖越来越低的系统时，这个临界点就到了。到那时，机器将不仅限于资源开采、运输和工程建造——试想一下，机器人将直接建造工厂，并在工厂里生产出更多机器人。它们不仅是在改造物理世界，更是在以指数级速度，扩张这个能够改造物理世界的生产系统。

在未来一二十年的某个时刻，人类劳动力将不再是限制工业产能增长的主要瓶颈，增长的经济学逻辑也将被彻底重构。传统的工业经济呈现线性增长模式，劳动力、原材料、能源和资本投入共同决定并限制着扩张速度。发达国家的经济调查频繁表明，劳动力短缺是制约工业产能利用率的核心因素。但在物理奇点到来后，递归式扩张（recursive scaling）将使产能的每一次递增都为下一次扩产提速，再也不会受到人力短缺的负面拉扯。

这并不意味着物理产出会变得无限大，也不意味着其他制约因素会凭空消失。能源、原材料和资金依然至关重要。然而，彻底消除人力这一瓶颈，将改变我们触及并化解这些瓶颈的效率。在今天，任何扩大能源或资源生产的尝试，最终都会撞上人力的墙——建造电厂、升级电网、开采矿山或搭建厂房，无一不需要大量工人。而一个高度自治的工业系统，本身就能削弱这些人力限制。工业产能的大幅提升，将使许多如今在经济上不划算的开发活动变得完全切实可行。

这就揭示了一个有趣的“不对称性”：如果没有物理奇点作为支撑，能源、资源和资金的匮乏确实会阻止“智力版”AI奇点的腾飞；但反过来却不成立。实现物理奇点并不需要无限高的AI智能，只需要达到一个临界值即可——只要AI足以支撑机器实现自我复制、并扩大其改造世界的能力就够了。这不需要智能的无限递归增长，只需要工业产能的递归式扩张。在我看来，我们如今正在逼近这一水平。

人们对AI奇点的担忧不无道理，核心在于控制权——担心拥有自主意识的智能体可能会追求伤害人类的目标。然而，物理奇点在这一层面并不需要机器具备自主意志。它是将机器从人类劳动力的产能极限中解放出来，而不是让它们脱离人类的控制，正是这一点，让机器能够以不断加速的态势发展出无与伦比的工业产能。

这无疑抬高了竞争的筹码。一个能够迅速自我扩大产能的系统，是价值无法估量的巨额资产。谁掌握了它的设计与部署，谁就能获得巨大的经济优势和不断叠加的物质实力。虽然我们尚未完全迈过那个门槛，但我们当下的每一笔投资，都在决定着我们迈向物理奇点的速度。

物理AI带来了许多全新的挑战。现实物理世界对错误的容忍度极低，这一点非常独特。一个准确率只有90%的聊天机器人依然很有用，但一辆在90%的路口能安全行驶的自动驾驶汽车，却极其危险。这就是为什么各界在思考AI政策时，绝不能只盯着大模型、芯片和数据中心。机器人技术、自动驾驶、采矿、能源、制造和建筑同样至关重要，因为正是这些技术，将人工智能与现实世界的物理力量真正连接在了一起。

一旦工业扩张实现自我循环，先发优势就会不断累积放大。个别国家或企业可能会建立起不可逆转的绝对领先。在过去几十年里，制造权向能够提供更廉价劳动力的地区转移，创造了巨大新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区域经济的衰退。而物理奇点通过削弱劳动力的权重，将引发又一次深刻的格局重塑。

这种影响绝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在乌克兰战场上，前线的人力正在被机器快速取代，这预示着未来的国防格局可能将由谁能制造更多机器来主导。

随着关于AI奇点的争论日益激烈，我们是时候把更多精力投向AI时代的另一场决胜竞赛了——这不是一场关于谁的AI更聪明（智力）的竞争，而是一场关于哪个社会能够率先制造出“可递归建造物理世界的机器”的竞争。其带来的后果，将极其具体而深刻。

11. 重振经济：中国押注“六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原文标题：China is giving its economy a big shot in the arm

核心提炼

为应对经济放缓与通缩压力，中国政府推出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六大网络”（水利、电力、算力、通信、物流及城市管网）。该计划拟在未来五年内投入25万亿元人民币（约占至2030年累计GDP的3%），旨在为未来高科技产业构建硬件支撑，同时填补内需不足的缺口。

与以往偏重“水泥”的基建刺激不同，此次投资更侧重于高科技与现有设施的升级改造（即“集约型增长”）。在资金来源上，中央政府将摒弃依赖土地财政和地方融资平台的旧模式，转由中央财政、国有企业、地方专项债及政策性银行共同承担。

这一庞大的投资计划短期内有助于确保实现经济增长目标，长期则期望通过赋能新兴产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此外，该计划若能有效吸收过剩储蓄、扩大内需并缩小贸易顺差，将有助于再平衡全球经济，缓解国际贸易摩擦。

正文

中国向来不乏宏大的公共工程。那些为了抵御外敌入侵而修建的绵延长城，至今仍是世界奇迹。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访华时曾赞叹：“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座伟大的城墙。”

如今，为了抵御另一种威胁——经济停滞与通货紧缩，中国再次将希望寄托于新的基础设施奇迹。在未来五年内，中国计划投资25万亿元人民币（约合3.7万亿美元），打造政府所称的“六大网络”：水利（包括水库和运河）、电力（如智能电网）、算力（数据中心）、通信（五代及六代移动通信）、物流以及城市管网。

今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六大网络”作出了部署，要求规划者和官员们加快推进。9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为“六大网络”贷款提供更低成本的融资支持。国资背景的申万宏源证券分析师，也已挑选出一组（自然是六只）有望从这场政府投资盛宴中受益的股票组合。

这项拟议中的投资规模相当于从现在到2030年中国累计GDP的3%左右，既展现了雄心，也透露出焦虑。申万宏源表示，该计划将奠定“大国竞争的硬件基础”。中国领导人希望构建的未来型经济——那些令科技爱好者沉迷直播的机器人、无人机和自动驾驶汽车——需要海量由水冷散热、低成本电力驱动的算力与通信能力来维持运转。

这数万亿元的支出还将有助于填补令人担忧的内需缺口。由于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借贷筹集，“六大网络”将吸收部分过剩储蓄，从而缩小中国的贸易顺差，促进全球经济更加均衡。

在中国东南沿海珠江口的横琴岛上，许多“六大网络”的设施已初具雏形。这里曾是滩涂、红树林湿地和渔村，如今已站在城市发展的最前沿。至少，当地一家国有企业大横琴集团的一位活泼的员工是这么说的。

她站在地下5米深、向远方延伸的明亮混凝土隧道里说道：“全国各地的官员都来这里参观过。”她用激光笔扫过整齐排列在隧道墙壁上的水管、电缆和光纤。运营该地下管网的大横琴集团将其称为“地下长城”。换句话说，这就是一套智能管网系统。

在中国大多数城市飞速扩张的过程中，市政公用设施往往是无序铺设的。横琴将它们统一穿过一条照明良好、易于进入的隧道，一次性解决了两个问题：既避免了地面上电缆盘根错节的乱象，又使得地下管道的维修无需破路挖沟、干扰交通。

这种地下综合管廊并不新鲜。华特·迪士尼当年就曾建造过类似的设施，将维持乐园运转的所有繁杂设施隐藏起来，以维护童话世界的梦幻感。而横琴的隧道维护的是公共安全（广义上的）。隧道内装满了摄像头、火警预警器以及能检测危险泄漏的传感器。其中两条光纤还承担着武警的数据传输功能（上面贴心地贴着“海岛监控”的标签）。这些隧道还能帮助排涝，这对于常年受台风侵袭的中国沿海地区而言是一项重大工程。

中国目前已拥有7,000公里的此类地下管廊，尽管并非所有管廊都像横琴的这样整洁美观。此外，中国还拥有庞大的传统管网，用于输送燃气、自来水、供暖或污水。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中国计划投资5万亿元，新建或改造77万公里的管网。如果将这条“地下长城”延伸至太空，其长度足以在地球与月球之间往返趟。

在中国的“六大网络”采购清单中，管道甚至还不是最昂贵的项目。中国计划在电力上投入更多资金（5.5万亿元），而在水利上的投入最高（6万亿元）。电力项目将帮助电网应对太阳能和风能的不稳定性，其目标是将过剩的电力储存在电池中，通过特高压输电线路实现远距离输送，并利用算法进行更高效的管理。

水利领域的支出包括通过复兴类似横琴红树林这样的“生态防波堤”来保护南方城市免受洪涝灾害。它还涵盖了旨在缓解北方干旱城市渴求的宏大工程（已实施多年），即从长江引水并抽水上山输往北方。

中国不仅不满足于“南水北调”，还将把数据洪流“东数西算”。东南沿海城市拥有发达的高科技产业，产生并依赖大量数据；而中国西部地区则拥有大型服务器机房所需的廉价土地和充沛能源。因此，中国计划将其10个数据中心集群中的6个建在宁夏和甘肃等贫困的西部地区。

中国在算力提升方面的投入将达到约4万亿元。此外，还将投入2.7万亿元用于物流，以提升这个目前平均每分钟运输超5,000万吨货物1公里的庞大网络。同时，至少有1.3万亿元将倾注于5G基站建设，以及利用低轨卫星的第六代移动通信（6G）的技术研发和部署。

这些巨额资金能否物尽其用？除了建造世界奇迹外，中国也曾建过不少“通往无人区的桥梁”和偏远地区的“形象工程”。根据世界银行理查德·赫德（Richard Herd）的计算（未计入电力或电信网络），早在2013年，中国的政府资本和基础设施存量就已超过GDP的84%，这一比例当时就已追平美国，此后更是只增不减。因此，一些分析人士担心跟风跟进的项目会导致“重复建设和同质化竞争”。新投入的资金中，会有多少浪费在“通往无人之境的网络”上？

中国政府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些风险。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是在所谓“四万亿元刺激计划”（在27个月内实际新增债务约9.5万亿元）之后掌权的。那次豪掷虽然将中国经济从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挽救出来，但也让互相竞争的地方政府背负了昂贵而无用的“政绩工程”以及“隐性债务”——即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承担的表外负债。

2017年，习近平指出，地方官员必须对其任内举借的政府债务承担“终身责任”。研究机构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的何伟（Wei He）指出，对于不良投资决策，官员们“即使在事后多年”也可能面临追责。财政部曾公开表示，在2023年对12个高风险债务省份实施了“高压监管”。在明年党内高层换届之前，这种审查可能会进一步加强。

还有其他理由让人相信，这次的“大白象工程”（昂贵而无用的项目）会更少。美银证券（Bank of America）的乔虹（Helen Qiao）认为，与以往的基础设施热潮相比，这次的投资推动将减少水泥的使用，增加更多芯片与电路。许多项目是对现有结构的升级——例如在管道上加装传感器——而不是简单地进行物理扩建。用经济学家的语言来说，这是“集约型增长”而非“粗放型增长”。

在水利、排水和管网上的支出，也填补了城市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短板——这是中国存在“产能不足”的一个领域。在夏季，致命的洪灾甚至会威胁到首都北京。今年8月，数千名老人因台风“海豚”带来的强降雨，不得不从容易受灾的养老机构中撤离。“过去，可能太过于注重路面上的建设，而忽略了地下的建设，”乔虹博士表示。

政府认为，这些投资的协同效应将大于单项叠加。电力、水利和通信网络将确保数据中心集群获得充足的电力、冷却资源和数据流；反过来，这些集群将训练人工智能模型，以帮助从电网中挤出更多电能。人工智能可以更好地预测消费需求的峰谷，并预判风能、太阳能和水力发电的供应中断。经过充分训练的模型还将有助于管理日益庞大的无人机、机器人和自动驾驶车辆编队，从而赋能中国的物流网络。

在这种长期愿景的背后，更为迫切的宏观经济隐忧也在推波助澜。今年4月，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在“条件成熟时”启动重大工程项目。如今看来，时机已经成熟。9月28日，国务院表示，“六大网络”实施方案应尽早启动。据政府估计，25万亿元中的7万亿元可能会在第一年落地。旨在服务国家战略的政策性银行，目前已开始发放8,000亿元的融资支持。

为何如此紧迫？中国面向海外客户的出口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强劲，但这掩盖了国内需求令人担忧的疲软。尽管世界其他地区可能正热情拥抱“中国制造”，但中国消费者的钱包却紧紧缩水。今年8月，零售额同比仅名义增长0.4%。消费者信心指数低迷至极，令人惊讶政府居然还在公开发布。青年失业率在2023年曾严重到政府一度暂停发布，如今在排除求职学生的新口径下，城市青年失业率再次逼近19%。

过去，中国家庭除了有限的消费支出外，还会将大量储蓄投入房地产。但自2021年房地产泡沫破裂以来，越来越多的储蓄流入了银行存款、证券等资产。投资银行高盛估算，五年前中国家庭仅将其财富的31%配置于金融资产（而非房地产），如今这一比例已上升至45%左右。

金融系统正艰难地试图让这笔资金运转起来。8月份人民币银行贷款仅同比增长4.9%，对家庭的贷款（如按揭贷款）甚至出现下降。

同时，中国正面临着一个并不常见的需求缺口。根据跟踪“固定”资产（即排除库存商品等）支出的官方数据，制造业和传统基础设施的投资大幅下滑。这些数据如此惨淡，让许多分析师百思不得其解。中国的官方数据有时会因描绘过于乐观的景象而引发怀疑；相比之下，这些数据看起来却“惨得令人难以置信”。

然而，其他数据来源同样不容乐观。例如，政府的“一般”预算显示，上半年基础设施支出有所下降。而另一个财政资金池——通常收集土地出让金并投入建设的政府性基金——资金流入速度也在放缓。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正忙于化解隐性债务、从陷入困境的房企手中回购闲置土地，以及清偿拖欠供应商的账款。美银证券认为，这种“财政紧缩”是导致基础设施建设放缓的主因。

如果这种内需疲软持续下去，中国极易重新陷入通货紧缩。如果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因保护主义抬头或美国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放缓而出现摇摆，这种担忧将变得尤为严峻。

面对类似的需求缺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在1942年建议政府储备充足的公共工程项目，当经济其余部分走弱时加速推进，走强时则放缓步调。他在一次广播演讲中表示，这些蓝图“可以像我们的工程师、建筑师和社会规划师所能构想的那样宏伟壮丽”。

“六大网络”正是中国对这一挑战给出的回应。它们构成了价值25万亿元的宏伟蓝图，中央政府可在必要时实施以支撑经济。“根据决策者对所需刺激程度的评估，他们会把拨盘转得快一点或慢一点，”乔虹博士指出。

在广播演讲中，凯恩斯还提到了“财政的噩梦”。所有这些雄心将如何买单？

中国过去的基础设施热潮依赖于土地出让和表外融资平台举借的隐性债务。这种模式对于当前的北京来说，既不可行，在政治上也无法容忍。在死气沉沉的房地产市场中，土地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吸金；而地方融资平台的财务腾挪空间也大不如前。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曾表示，其中70%融资平台已被关停或转型为无地方政府担保的商业化企业。

因此，“六大网络”的融资方式将有所不同。资金将来自中央政府、部分大型国有企业，以及批准给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券”。中国两大电网公司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在电力网络上合计投入5万亿元；三大电信运营商则计划在短短12个月内共同投入约2,600亿元。

中国的政策性银行也将发挥关键作用。它们的贷款预计将充当所融资项目的首亏股权资本。通过承担部分风险，这些股权将帮助项目从商业银行筹集更多资金——甚至达到四到五倍。

与上一轮基础设施热潮相比，本次融资成本将更加廉价。中国的过剩储蓄和罕见的“投资饥渴症”缺乏，意味着利率处于极低水平。在一个名义经济增速仍达5%左右的经济体中，中央政府目前发行的十年期国债利率不到1.7%。当世界其他地区在与通胀和国债收益率飙升作斗争时，中国仍处于某些经济学家所称的“觉醒宏观”（woke macro）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政府认为自己可以通过花钱走出困境，并通过经济增长来消化由此产生的债务。

有了这种财政实力作后盾，中国雄心勃勃的“六大网络”蓝图应该能为经济筑底。通过将支出前置，中国可以确保实现今年4.5-5%的增长目标。

至于从更长远的周期来看，它能为中国的增长带来多少贡献，取决于两个棘手问题的答案：六大网络能否提高生产率？以及，无论如何中国原本会在基础设施上花多少钱？

质疑者会指出，“六大网络”这个标签比其中包含的一些具体方案要新。这在中国的大型工程中屡见不鲜。2013年启动的跨国贸易与投资计划“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十年后习近平倡导的“新质生产力”（高科技生产率提升）推介，都曾面临过同样的批评。

在中国目前展示的六个“新瓶”里，确实装着不少“旧酒”。多位分析师将25万亿元的支出计划与过去五年在类似领域的投入进行了对比。例如，未来五年分配给水利项目的巨额资金（6万亿元），与过去五年的支出基本持平。但这些计算也表明，中国在电网上的投资可能会增加约20%，在通信上的投资增加3%，而在算力上的投资增幅可能高达300%。

中国领导人希望这项新支出能催生高科技生产率的奇迹。他们相信，“六大网络”将支撑起同样数量的“新兴支柱”产业：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型储能、机器人以及“低空经济”（包括无人机）。他们还热衷于培育半打更具前瞻性的“未来产业”，包括量子技术、可控核聚变、生物制造、绿色氢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和6G移动通信。

其中有些可能会以失败告终。在前沿产业中，高失败率不可避免，上游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因此可能低得令人失望。但正如凯恩斯肯定会指出的那样：失业带来的回报率甚至更糟。

通过缓解内需不足，基础设施的推动还能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额外的支出将通过抬高国内价格和消耗可供出口的商品，缩小中国的贸易顺差。这将有利于全球经济，并可能有助于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事业——此前，国际贸易体系一直在艰难应对这样一个庞大且失衡的参与者。

尽管中国强调电信、算力、电力等，但归根结底，中国的繁荣得益于更广泛的国际贸易网络。如果这25万亿元能够扑灭目前席卷全球的部分保护主义之火，这笔钱就花得值。

中国部分贸易伙伴的领导人将于11月访问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或许这些贵宾届时可以跨越珠江口，考察横琴的“地下长城”。如果这些项目有助于复苏中国经济、再平衡全球经济并避免贸易战，你将不得不承认，这些确实是伟大的管网。

12. 唐纳德·特朗普还会再次会见金正恩吗？

原文标题：Will Donald Trump meet Kim Jong Un again?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历经六任美国总统，朝核问题始终未能破解。近期特朗普表达了今年与金正恩再次会晤的意愿，甚至可能破天荒访问平壤。然而，金正恩已明确表明立场：唯有美国放弃“无核化”这一长期诉求，双方才可能重启会谈。

如今的金正恩底气十足。平壤不仅拥有数十枚核弹头及射程覆盖美国本土的导弹，更因在乌克兰危机中全力支持俄罗斯（提供弹药、导弹乃至出兵），获得了俄方在经济、外交及高端军事技术上的全力回报。俄罗斯的力挺让朝鲜打破了孤立窘境，经济出现反弹，甚至促使中国重新重视中朝关系。

面对难以逆转的朝核既成事实，美韩内部要求改变策略的呼声渐高，主张从“彻底无核化”转向通过军控谈判寻求“冷和平”或分阶段冻结。但若美国默许平壤的核地位，不仅将严重撼动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更可能刺激日韩自行研发核武，引发新的地缘危机。

正文

曾经有六位美国总统试图解决朝鲜的核武器计划，但六人都以失败告终。如今，唐纳德·特朗普想要再试一次：他表示希望今年能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今年11月将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期间举办的亚洲之行，或许能提供一个契机；特朗普的前朝鲜事务特使在最近的一场演讲中甚至透出风声，称特朗普可能会提出在平壤会面——若能成行，他将成为首位访问平壤的美国现任总统。

然而，金正恩已经明确表明立场：只有当美国放弃长期以来要求“无核化”（即拆除或销毁平壤政权最具威胁性武器的外交术语）的诉求时，他才会同意会面。就在特朗普为了重拾与金正恩的“私人友谊”而缩减了筹划已久的美韩联合军演仅一个月后，这位朝鲜领导人便在青春期女儿的陪同下，亲自监督了一枚号称是新型超音速导弹的试射。他得意洋洋地宣称，这种武器将成为敌人“无法治愈的头痛之源”。

金正恩的强硬态度源于他如今底气十足。几十年来，美国及其盟友曾联合中国和俄罗斯，试图施压朝鲜放弃核武企图。但事与愿违，金正恩如今已拥有数十枚核弹头，以及射程足以覆盖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不仅如此，在乌克兰战争背景下与俄罗斯重新结成的同盟关系，更为金正恩赢得了极为宝贵的经济和外交喘息空间。

以往对朝鲜拥核原则上的反对立场正在瓦解。俄罗斯已公开接受朝鲜的核国家地位，其外长更是称这一问题“已经尘埃落定”；中国在该问题上则保持沉默；韩国左翼总统李在明则建议，将无核化作为一个遥远的理想化目标留待未来实现。特朗普或许也有意顺水推舟。如果他真这么做，将标志着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变，并对地区安全及全球核不扩散努力产生深远影响。

朝鲜曾于1985年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同意放弃核武器以换取民用核能援助。然而，它很快便暗中展开了核武库的研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多轮国际谈判和广泛的经济制裁都没能阻挡其步伐；2006年至2017年间，朝鲜先后进行了六次核试验。

在第一个任期内，特朗普对朝实施了所谓的“极限施压”制裁，用“火与怒”相威胁，随后又促成了美朝领导人的历史性首次峰会。但在第二次会晤中，谈判在破裂与怨气中无疾而终。

自那时起，美国对朝鲜的筹码便不断削弱。过去，经济制裁确实能刺痛平壤当局：在特朗普首个任期的峰会外交期间，金正恩曾试图以关闭其核心核设施宁边为条件，换取制裁解除。但近年来，由于对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乌克兰的战争倾力相助，朝鲜发了一笔横财。

朝鲜向俄罗斯输送了大量炮弹、弹道导弹，甚至约1.6万名兵力。主要得益于这种来自俄罗斯的新支持，朝鲜经济似乎正在迎来强劲增长（尽管发展并不均衡）。韩国中央银行估计，2022年至2025年间，朝鲜经济实现了年均3.4%的强劲增长。

朝俄同盟正在不断深化。今年9月初，连接两国的首座图们江公路大桥建成通车；俄罗斯去年向朝鲜人发放了超过3.5万份留学签证，其中许多人被怀疑直接在俄罗斯的军工企业（包括无人机制造厂）工作；乌克兰官员则担忧，朝鲜正准备在今年秋季向俄军增派兵力。“我们是作为平等的伙伴进行合作；我们彼此都有想要和需要的东西，”一位俄罗斯学者如是说。

除了粮食、燃料和资金，朝鲜最渴望得到的是高端军事技术。韩国官员非常担心俄罗斯会协助金正恩建造核动力潜艇。俄方的全力支持也让金正恩得以重拾与中国的主动权——中国唯恐失去对这个邻国的影响力——这也使得金正恩对重新拉拢与特朗普的“私人关系”失去了大半兴趣。

自两人首次会晤以来，朝鲜的武器计划也取得了长足进步。过去，朝鲜的核武库尚处于雏形阶段，彻底遏制尚存一线希望。然而在2023年，朝鲜已正式将核国家地位写入宪法。如今，特朗普称朝鲜拥有57枚核弹头；而独立机构的评估认为这一数字可能高达120枚（相比之下，英国拥有225枚）。

平壤政权完全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据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透露，宁边已发现了新的浓缩铀设施。韩国总统李在明指出，朝鲜目前生产的裂变材料足以让其每年多制造10至20枚核弹头。

此外，特朗普此前对伊朗采取的军事打击，反而印证了金氏家族将核武器视为最终安全保障的豪赌是正确的：伊朗虽然接近拥有核武，但终究未能跨过核门槛。“尤其是在伊朗战事之后，我相信朝鲜会更加坚定地拒绝放弃核武库，”李在明在今年6月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表示。

因此，要求转变策略的呼声日益高涨：人们主张不再一味施压朝鲜弃核，而是转向重启对话，希望至少能减缓其核演进的速度。韩国领导人李在明所在的政党素来主张对朝接触，他提出了分步走方案，第一步是冻结朝鲜的核计划。

在美国内部，风向也在发生转变。曾在乔治·W·布什政府时期协助主持对朝谈判的维克多·查（Victor Cha）主张，美国如今应当放弃对无核化的执念，转而通过军控谈判等手段，与朝鲜寻求建立一种“冷和平”。尽管美国官员在口头上依然将“完全无核化”挂在嘴边，但特朗普在非正式场合已开始随口将朝鲜称为“核大国”。

即使只是默许或承认朝鲜的核国家地位，也是双手奉上金正恩梦寐以求的重大外交胜利。2016年脱北的前朝鲜高官太永浩透漏，金正恩曾对朝鲜精英层表示，只要朝鲜保持定力，美国最终就会妥协并承认朝鲜的核地位，就像当年对待巴基斯坦那样。

然而，与巴基斯坦（或印度）不同的是，朝鲜曾签署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在承诺仅用于和平目的的前提下获取了核技术。因此，如今若将其核武器合法化，将给未来的核扩散者树立极其恶劣的先例。不仅如此，一份听任朝鲜核武库完好无损、却让日本和韩国暴露在核威胁之下的协议，很可能会逼迫美国的这两个盟友走上自行研发核武器的道路。

特朗普试图去解决一个棘手的难题，但结果却可能引发更多、更大的新危机。

13. 偏袒指控震动印度选举监督机构

原文标题：Allegations of bias are rocking India’s electoral watchdog

核心提炼

印度选举委员会曾以“不让任何一位选民掉队”而闻名，如今却陷入严重的信任危机。前首席选举专员及多方批评者指责现任团队正在毁掉该机构的声誉。据报道，委员会内部两名专员爆料称，首席专员吉亚内什·库马尔（Gyanesh Kumar）擅自作出“违规”且“非法”的决定，大幅提高了选民资格认证门槛，导致数以千万计的合法选民被剥夺投票权。

这场名为“特别集中复核”（SIR）的选民登记册清理工作被指极其混乱，甚至被视为印度几十年来最大的选举丑闻。不仅德里有超过半数的选民面临被抹去的风险，穆斯林群体和反对党支持者也受到了严重冲击。此外，执政的印人党（BJP）于2023年通过新法掌控了选举专员的任命权，使得现任首席专员的公正性备受质疑。目前，反对派领导人及抗议者正强烈要求将其解职甚至起诉。

正文

一直以来，印度的选举工作人员哪怕冒着翻山越岭、遭遇猛兽的危险，也会为哪怕仅仅一位选民设立投票站。在德里，由三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正是以“不让任何一位选民掉队”为官方座右铭，长期主持着这项艰巨的任务。然而，前首席选举专员S·Y·库拉伊西（S.Y. Quraishi）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表示，现任团队正在亲手毁掉这一良好声誉。

在这个独立监督机构中，资深前官员极少公开批评继任者，公众走上街头要求官员下台的情况更是罕见。但在《印度快报》于9月23日披露了两位现任选举专员的重磅举报后，这一切发生了。据报道，这两位专员认为，在首席选举专员吉亚内什·库马尔（Gyanesh Kumar）的领导下，委员会做出了一系列“未授权”且“非法”的决定。就在两个月前，大规模的学生抗议刚迫使一位教育部长辞职，如今，这起履职不当的指控再次震撼了政府。抗议者和反对党领导人声称，执政的印度人民党（BJP）已经将这个印度民主的“守门人”驯化成了听话的工具。

据《印度快报》报道，另外两位专员曾对在未获其同意的情况下强行推进决定的做法提出内部异议。他们抱怨称，委员会的官僚机构设置了诸多障碍，使印度人更难证明自己的投票资格；他们还对排除数十万已被基层工作人员认定合法的选民表示反对。虽然这两位专员拒绝证实这些报道，但也没有予以否认。选举委员会则声明称，其内部的决策程序完全合规。

其中，一项名称看似枯燥乏味的专项行动受到了严厉审视。自2025年6月以来，委员会在印度绝大多数地区开展了选民登记册的“特别集中复核”（SIR）；在全国36个邦和联邦属地中，仅剩6个尚未启动。乍一看，这项工作理所应当：距离上一次大规模更新已过去二十年，现有的选民名册中充斥着逝者、重复登记和过时的信息。然而，该项目在执行中混乱无序，且往往在地方选举前夕仓促推进，根本没留出处理异议的时间。由于证明身份所需的材料混乱不堪，有些人甚至发现，即便手握护照和政府官方的数字身份认证，只要拿不出学历证明，依然算资格不符。

其结果就是大规模的投票权剥夺。该行动可能会抹去超过1.3亿个名字，其中数以千万计是真实的合法选民。情况最糟糕的是德里，当地高达55%的选民要么直接被注销，要么被限期在10月29日前向委员会证明身份，否则将被除名。在某一选区，729名选民中竟只有1人得以幸免。按照选举委员会自己的标准，这些数据也极不寻常——其指导方针原本将超过2%的注销率定性为“可疑”。尽管委员会承诺将重新审视该流程，但许多政治分析人士已将SIR称为印度几十年来最大的选举丑闻。

穆斯林群体发现自己尤为容易成为被注销的目标。在印度各地，印人党的地方官员带着成堆的表格现身，施压选务人员成批废除资格。偏袒指控声音最响亮的是西孟加拉邦——印人党垂涎该邦多年，并于今年5月拿下。在那里，超过11%的选民姓名不翼而飞。在提出上诉的340万孟加拉人中，只有不到0.05%的人在选举日之前得到了听证机会。而在随后的上诉审理中，仲裁庭发现高达90%的上诉人自始至终都具备合法资格。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SIR行动是否左右了选举结果？相关证据目前尚不明确。在西孟加拉邦，单凭民众对在野党的厌倦情绪可能就足以推着印人党走向胜利，但大量删减选民数据的选区，也确实无一例外地转向了该党。印人党在地方上最强劲的反对对手——泰米尔纳德邦首席部长M·K·斯塔林（M.K. Stalin）和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玛玛塔·班纳吉（Mamata Banerjee）——虽然各自输掉了议席，但输掉的票数落差均小于被注销的选民数量。

在印度，各色政党长期以来都曾与选举舞弊勾勾搭搭。不同之处在于，过去的选举委员会一直是一道能够较好遏制这些不正之风的坚固防线。然而在2023年，印人党无视最高法院的裁决，强行通过了一项法律，实质上让政府掌握了提名选举专员的大权。由于库马尔正是在新规下被任命的，这让人对他的公正性产生了严重怀疑。反对党领导人和街头抗议者正呼吁解雇甚至起诉他。主要反对党国大党的议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甚至要求以叛国罪对他进行审判。

14. 缺电阴影笼罩越南的高科技雄心

原文标题：Vietnam’s high-tech dreams come with an electricity problem

核心提炼

越南近期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为实现经济转型，越南政府计划从低附加值的芯片组装向高附加值的半导体制造等高科技产业跨越。然而，芯片制造极耗能源，对电力供应提出了严峻挑战。

越南拟通过引入液化天然气（LNG）来弥补电力缺口，计划到2030年将LNG发电占比提升至10%。但由于地缘冲突导致进口气价飙升，加之国内长期实行高度电价补贴，该计划难以落实。外国投资者因收益难以保障而步履维艰，民营巨头也因高昂成本纷纷退场。越南政府陷入两难：要么提高电价承接高额LNG成本，要么放弃进口天然气，而这将直接扼杀其高科技发展的宏伟野心。

正文

对许多人来说，世界银行今年7月将越南升级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印证了该国长达近40年“革新开放”政策的成功。但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苏林并未满足。他在5月就曾警告：“如果我们沿用老一套方法，或许能取得一时增长，但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也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随着越南工人的工资不断上涨，本就微薄的制造业利润空间面临进一步挤压。因此，在劳动力失去价格优势之前，越南政府希望向产业链上游跃升。它计划自主制造半导体等高科技产品，而非停留在目前附加值极低的封装环节。

然而，芯片制造是个吃电大户。虽然越南此前刚刚摆脱了长期缺电的困扰，但要支撑起这一宏伟抱负，电力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幸运的是，越南已经有了应对方案：计划将液化天然气（LNG）引入能源供给结构。进口天然气能够提供高效、稳定的电力，堪称高耗能工业园区的绝佳选择。按规划，到2030年，越南希望有10%的电力来自LNG发电。

但这一目标恐怕难以实现。今年3月，越南最大的企业集团——锦旺集团（VinGroup）以成本过高为由，终止了一个价值67亿美元的LNG发电厂项目。目前，越南全国范围内的新建LNG电厂项目大多处于停滞状态，仅有少数由越南电力集团（EVN）等国有企业牵头的项目还在艰难推进。截至目前，LNG发电仅占越南总发电量的1.6%左右。

这并不完全归咎于越南自己。伊朗战争对发往亚洲的LNG供应造成了严重冲击，自2月下旬以来，进口气价已暴涨146%。咨询公司BRG的菲利普·索罗门（Phillip Solomon）指出，按照当前价格计算，要达到2030年计划的LNG进口量，“每年将耗费140亿至180亿美元，这相当于越南每年外汇储备的16%至20%”。不过，一旦全球气价回落，这种外部压力终会缓解。

更深层次的问题出在政治体制层面。越南的电价享有高度补贴。政府要求国有发电企业以人为压低的价格售电，从而强制推行激进的限价政策。但LNG市场并不适用这套逻辑。建设大规模的LNG电厂需要海量的资金和专业技术，这超出了越南政府的能力范围。只有外资运营商才能担此重任，但他们通常要求的电价回报远高于政府愿意支付的水平。

这让越南陷入了两难境地：要么为LNG的高成本买单，但这会导致电价补贴难以为继；要么放弃天然气进口，而这将直接扼杀其高科技发展梦。

越南此前就在这类选择上摔过跟头。早在2017年，越南曾通过高额的上网电价补贴（即国家收购电力的基准价格）吸引外资投身光伏项目。然而，由于财政无力长期负担如此高昂的补贴，越南电力集团在2025年溯及既往地砍掉了补贴，导致总计约130亿美元投资的回报率大幅缩水。经此一役，许多外资能源开发商在赴越投资时都已经心存戒蒂、退避三舍了。

15. 中国竞争加剧，日本茶农喜忧参半迎抹茶热潮

原文标题：Japan’s tea farmers enjoy a matcha boom

核心提炼

近年来全球掀起抹茶狂热，日本绿茶出口量十年来翻了三倍，价格大幅上涨。这一热潮挽救了曾经走下坡路的日本茶产业，甚至改写了产业格局——后起之秀鹿儿岛凭此跃升为日本最大的茶叶产地。

然而，盛世之下隐忧浮现。日本茶产业自身面临着老龄化加剧、劳动力短缺和耕地萎缩的困境。在国内，传统煎茶消费量持续走低；而在海外，日本又面临着全球最大抹茶生产国中国的强烈竞争。此外，改种抹茶原料“碾茶”需要遮光等特殊技术及昂贵设备，并非所有茶农都能轻易转型。

面对中国庞大的产量优势，日本茶企和茶农认为出路在于高端市场，主张凭借更精细的工艺和口感打造高端形象，将日本打造成抹茶界中的“香槟产区”，以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正文

日本九州岛南部的鹿儿岛，丘陵之上整齐排列着成片的绿茶树，绵延在一片广袤的茶园之中。二十年前，当西利美继承家族茶园时，整个茶产业正走下坡路，价格持续下跌，销量不断萎缩。然而随后，全球掀起了对抹茶的狂热。他说，过去几年的这股热潮简直“就像奇迹一样”。

去年，日本绿茶出口量达到了1.26万吨，是十年前的三倍，出口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与享誉盛名的京都宇治抹茶、或是传统煎茶产地静冈不同，鹿儿岛过去在茶界并不响亮。然而，抹茶热潮彻底改变了这里的命运。2024年，鹿儿岛首次登顶成为日本最大的茶叶产地，如今日本约40%的碾茶（研磨成抹茶粉前的茶青）都产自这里。

即便如此，日本依然难以满足全球对抹茶的旺盛需求。其国内茶产业的现状出人意料地严峻，正深受茶农老龄化、劳动力短缺以及来自中国竞争的困扰。

当全世界都对抹茶趋之若狂时，大多数日本民众平时喝的却是煎茶——即用茶叶冲泡的传统绿茶，而非将抹茶粉溶解饮用。然而，随着生活习惯的改变，日本国内的茶叶需求长期走低。人均茶叶消耗量已从1970年的527克，骤降至2024年的233克。大量茶农选择离业或因无人继承而退休；2005年至2025年间，日本的茶树种植面积缩减了31%。

此外，并非所有茶农都能顺应这股抹茶热潮转型。生产碾茶需要截然不同的种植技术，比如在采摘前对茶树进行遮光覆盖，还需要投入昂贵的加工设备。

许多业内人士认为，日本茶业的未来在于高端路线。虽然中国生产了全球70%的抹茶，在产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但日本生产商坚信，自家的抹茶风味更佳、工艺也精细得多。茶叶虽最初由中国传入日本，但日本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茶文化体系，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茶道。西利美先生认为，日本应当将自己打造成抹茶界的“香槟”产区。他说：“否则，我们早晚会被市场淘汰。”

16. 科摩多巨蜥旅游热潮暴增 带来安全与生态新隐患

原文标题：A huge increase in tourists visiting Komodo brings new dangers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为了推动经济增长并创造就业，印度尼西亚此前推出了打造“十个新巴厘岛”的战略，其中包含拥有独特野生动物资源且紧邻科摩多国家公园的拉布安巴佐。这一政策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果，当地旅游业迅速蓬勃发展。然而，游客数量的急剧攀升也带来了严峻的隐患与挑战。

随着游客量在十年内翻了数倍，当地基础设施与安全管理逐渐不堪重负。此前发生的沉船遇难惨剧暴露出恶劣天气下航行监管的疏漏。同时，大量涌入的游客缺乏对科摩多巨蜥这一珍稀巨型蜥蜴安全距离的认知，增加了人兽冲突的风险。为此，相关部门正试图通过推广其他历史与自然景点来分流游客，并开始实施每日入园人数限制，力求在发展旅游经济与保障游客安全、保护濒危物种之间取得平衡。

正文

全文翻译：

科摩多巨蜥旅游热潮暴增 带来安全与生态新隐患

它曾安然度过冰川时代、干旱与热带气旋，但这种巨大的爬行动物能否在汹涌的客流冲击下幸存，目前仍未可知。近年来，科摩多岛及其位于附近较大岛屿弗洛勒斯岛上的补给据点拉布安巴佐，一直处于印尼大力推广旅游业的最前沿。印尼前总统佐科·维多多曾提出要打造“十个新巴厘岛”，旨在为国家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和高收入。长期以来，巴厘岛一直是印尼最顶级的旅游胜地，赚取了大量外汇，并为当地及全国各地的劳工提供了工作岗位。

在佐科的规划清单中，拉布安巴佐及其延伸至科摩多国家公园的区域占据着重要地位。毕竟，这里拥有绝无仅有的旅游亮点——科摩多巨蜥。这种巨型蜥蜴体长可达3米，体重可达80公斤，仅分布在科摩多岛及周边少数几个小岛上。据估计，目前存活的成年“陆地鳄鱼”（部分当地人的称呼）仅有1300只左右。

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一战略确实奏效了。如今的拉布安巴佐遍布潜水店、餐馆、酒店和咖啡馆。由于科摩多岛本身没有机场，只能通过海路前往，因此其港口每天都会运送大批满怀热情的游客前往科摩多岛及其周边海域和岛屿。

然而，去年12月，该公园及游客却遭受了一场沉重打击。一艘游船在恶劣海况下沉没，导致四名西班牙游客不幸身亡，其中包括一名来自巴伦西亚足球俱乐部的教练及其三名子女。这起悲剧直接引发了公园的暂停开放。

拉布安巴佐弗洛勒斯旅游局的市场经理西西莉亚·雷妮塔·杰马娜表示，前总统的规划可以说是“过于成功”了。该地区目前正在艰难应对爆发式增长带来的压力。2025年，该地区的访问量突破了50万人次，同比激增21%，在十年内翻了五倍。杰马娜指出，她的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呼吁海事部门和国家公园管理当局限制入园人数，尤其是在危险的雨季。去年的遇难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忧虑，她认为如果天气条件恶劣，相关部门就不应该发放出航许可。

杰马娜所在的机构一直在积极寻找并推广其他替代景点，例如与16世纪在此定居的葡萄牙商人及传教士相关的遗址，以及大约20年前发现的与现代人类近亲“霍比特人”（弗洛勒斯人）遗骸的考古地。此外，弗洛勒斯岛还拥有其他国家公园和活火山。然而，归根结底，绝大多数游客依然是冲着科摩多巨蜥来的。

不幸的是，许多游客在抵达后并不清楚该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有些游客会过分靠近这些看起来无精打采的动物，但实际上科摩多巨蜥具有攻击性，且已知有袭击人类的记录，其咬伤更带有剧毒。今年早些时候，科摩多国家公园开始实施每日限流1000名游客的初步举措。希望随着这些措施的落实，科摩多巨蜥的生存环境与游客的安全都能得到妥善保障。

17. 若发生人工智能危机，中国会接听热线吗？

原文标题：In an AI crisis, would China answer the phone?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美中两国领导人达成协议，同意设立人工智能（AI）危机沟通渠道。美方将其视为类似冷战时期的应急热线，旨在防范AI引发的系统性风险。然而，回顾历史，中美间已有的元首及军事热线在气球事件、南海对峙等多次紧急关头均遭遇中方拒接或拖延。其根源在于两国危机构想与战略文化的差异：美方寻求快速降温，而中方倾向于先研究局势再统一应对，并常将热线视为美方施加约束的策略。

若要让AI热线避免沦为摆设，专家建议：采用文本（如传真）而非实时语音沟通，给双方消化信息的时间；明确触发热线的具体门槛；设立由AI专家组成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尽管面临诸多政治与技术障碍，建立该热线仍是防止AI风险失控的重要一步。

正文

全文翻译：

2023年美国战斗机击落中国侦察气球当天，五角大楼官员曾试图使用军事热线联系中国。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希望能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直接通话，以防止局势升级。但问题随之而来：魏凤和将军拒绝接听电话。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对此表示，美方“没有营造出适当的对话氛围”。

这并非中国首次冷落热线。曾任白宫最高亚洲事务官员的库尔特·坎贝尔在2021年回忆道，热线电话有时“就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响了很久很久”。

那么，用于应对人工智能 emergencies（紧急情况）的热线效果会更好吗？

特朗普政府似乎对此抱有期望。在9月24日华盛顿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中，为数不多的成果之一就是双方同意建立一个针对AI相关事件的双边“沟通渠道”。双方还同意在11月中美元首于中国再次会晤前，举行新一轮重启后的AI对话。

双方均未透露AI沟通渠道将如何运作的具体细节。但提出这一构想的美国官员将其比作冷战时期与苏联建立的热线。鉴于人们日益担心AI模型可能毁灭人类，这一举措在很多人看来十分明智。

然而，在那些曾尝试与中国建立或使用热线的人看来，这一提议往往令人摇头苦笑。“为了保持沟通渠道畅通，此前已经有过许多类似的尝试，”美国驻华大使馆前公使衔参赞、曾任白宫和国务院顶级亚洲事务官员的丹尼尔·克里滕布林克表示，“但那些热线大多形同虚设。”他补充说，在危机时刻，中国的系统“通常会陷入沉默”。

冷战确实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教训。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几乎引发核战争后，美苏领导人之间首次建立了热线。最初的设想是让双方能够直接快速沟通，而不是通过可能需要数小时传输的外交电报。尽管外交沟通很快实现了提速，但热线传递了紧迫感并建立了信任。它并不总能缓解紧张局势：双方也曾利用它发出威胁。但结合其他沟通机制，它确实有助于防止核毁灭的发生。

美国将这种模式复制到中国的努力从一开始就充满坎坷。1998年，两国建立了元首热线，以回应两年前中国向台湾附近海域发射导弹、促使美国向该地区派遣两艘航母的危机。1999年，美军误炸中国驻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比尔·克林顿总统试图使用该热线，但时任中国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在一周内都拒绝接听电话。两年后，一架美国侦察机与一架中国战斗机相撞并被迫降落在中国南部海南岛的军事机场，此后整整12个小时里，美国官员都无法联系到中国政府的任何人员。

美方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他们同样需要一条与中国军事指挥官连接的热线。该热线于2008年启用，实现了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与北京中南海之间的加密语音通话，并延伸至中国国防部。然而，通话必须提前48小时预约。很快事实证明，中国处理危机的方式并未改变。2009年，中国海军和执法船只在南海包围了一艘美国海洋测量船，美方打来的热线电话再次无人接听。

此类事件展现出一种固定的模式。中国似乎不愿立即接听电话，因为它需要时间收集信息并制定对策。但中国往往也认为，通过拖延时间可以最大化获取针对美方的杠杆，因为美方通常希望迅速解决每一场危机。另一个障碍在于，中国认为自己处于弱势地位，将美国建立“护栏”的企图视为限制其行动的策略。（相比之下，苏联人认为自己在军事上与美国平等，且在避免核战争方面拥有共同利益。）

从事过热线外交的人士并不全是悲观主义者。有人指出，元首热线有助于就日常事务（如领导人访问）进行谈判，并在协调应对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等问题上发挥了作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后，当中国担心美国可能发动袭击时，军事热线也发挥了作用。一些热线倡导者表示，中国现在对AI安全有着充分的自身担忧，因此有切实的兴趣与美国交换信息，初期可专注于共同关心的议题，例如失控的AI模型以及与政府无涉的恶意人员。

不过，要让AI热线在危机中真正发挥作用，它需要在多个方面不同于现有的热线。

首先，它应该基于文本而非语音链接。“在危机刚爆发的阶段，电话是行不通的，”现居新加坡的学者德鲁·汤普森表示，他曾作为五角大楼官员参与了军事热线升级的谈判。他指出，电话只有“在危机后期、中方有机会开会研究之后才起作用”。他更倾向于使用传真。这能给双方时间来审阅内容并准备回复，同时也消除了安排实时对话的麻烦，减少了因语调表达而导致的翻译错误或误解风险。

书面沟通还能应对突发的人事变动。一位中国政府顾问指出，考虑到最近对军队高层的整顿，这一点在当下尤为适用。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AI政策研究员罗西（Lucy Luo）认为，另一项改进是就触发热线使用的门槛达成一致。她还建议设立一个由AI专家组成的技术性独立沟通渠道，用于日常交换关于轻微事件的信息和最佳实践。

在最近的会议中，中外AI专家讨论的一个潜在模板是1998年建立的另一个常态化军事沟通机制——《海上军事安全协商协定》。在该协定下，美中军官每年举行两次会议（中国暂停所有军事沟通期间除外），讨论空中和海上安全事件，其中一些事件随后会被提至军事热线上讨论。

美中两国目前是否已发展到讨论此类细节的阶段尚不明确。双方尚未明确由谁来具体参与重启后的AI对话，该对话目前由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领衔。此外，在两国领导人于11月再次会面之前，双方还将忙于谈判其他事务，包括进一步延长关税停战期。

总体而言，宣布建立AI热线仍是积极的一步。现在，双方需要让它真正运转起来。

18. 中国高度重视这项鲜为人知的国际技能大赛

原文标题：China lavishes attention on a little-known competition

核心提炼

在最近落幕的“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队斩获41枚金牌，以绝对优势高居榜首。这项被称为“技能界奥林匹克”的赛事在西方鲜少引起关注，中国却投入了远超他国的巨大资源。

中国政府将举国体制引入技能人才培养，通过层层选拔和高强度的基地集训机制打造顶尖选手。中国如此重视该赛事，背后的战略意图远超比赛本身：一是通过官媒宣传和彰显工业实力（如无人机技术），激发国内民族自豪感；二是借此推行“鲁班工坊”等项目，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中国的技术与行业标准，拓展软实力；三是希望扭转国内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缓解高达千万人量的技能人才短缺。尽管大众为获奖选手欢呼，但要吸引年轻人走进工厂，中国仍面临不小的现实挑战。

正文

中国队再次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所有对手。在刚刚落幕的“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破纪录地斩获41枚金牌，金牌数是亚军韩国队的十倍。

你或许从未听说过这项赛事，但在中国，它却是一场让人难以忽视的盛事。这场为期六天的盛会于9月27日在上海落下帷幕，吸引了来自60多个国家的约1400名青年同台竞技。现场不仅有奥运会式的热闹氛围和专业裁判组，还有如今在中国大型展示活动中已成标配的机器人舞蹈。

不过，这并不是一场体育盛会。选手的考核项目涵盖砌筑、机械加工、景观园艺等实用技能。这类比赛在西方极少登上头条，但中国在此投入的资源却远超其他任何国家，因为中国看到了赛场之外更深远的战略价值。

该赛事由西班牙于1950年发起，初衷是鼓励更多年轻人参与职业学徒培训。中国直到2011年才首次参赛，当时仅在焊接项目上获得一枚银牌。而如今，在这项每两年举办一次的赛事中，中国已成为常胜霸主。

参赛者需在各自专业领域完成规定任务，例如安装、测试和维修风力发电机部件，裁判会根据操作速度和精准度等指标评分。今年新增了无人机驾驶和网络安全等赛项，中国在这两个新项目中均斩获金牌（但在景观园艺项目上未能夺冠，金牌归属法国）。

如同培养奥运冠军一样，中国政府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潜力的优秀青年需要经过县市、省级和国家级的层层筛选，才能进入一套精密的培训体系。中国在职业院校、大学和企业建立了数百个指定集训基地，选手们在专业教练（有时包括往届冠军）的指导下进行魔鬼训练，并接受体能和心理上的全方位备战。20岁的何小嫚夺得了铁路车辆检修项目的金牌，她骄傲的教练将这一成功归功于“在集训基地度过的无数个孤寂夜晚”。

世界技能组织在一份略带敬畏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在拥抱世界技能大赛的“决心和规模上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希望获得的利益之一，是提振民族自豪感。官方媒体对在上海举办的这场赛事进行了全程追踪报道，这也是该大赛首次在中国落户。报道重点聚焦于能体现中国工业实力的项目（如无人机制造），以及身披五星红旗的获奖选手。社交平台微博上的一条评论写道：“看到那抹耀眼的中国红，我的热血都在沸腾！”

此外，中国还利用这项赛事展示国家软实力，借此推广其在贫困国家设立的“鲁班工坊”——这些以中国古代传奇工匠命名的职业技能培训中心，不仅是外交上的“润滑剂”，更是推广中国急于向外输出的技术与行业标准的重要平台。今年世界技能大赛的奖牌就被设计成了“鲁班锁”的形状，相传这种木制益智玩具正是由鲁班本人发明。在开幕式上，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呼吁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在技能建设方面的合作。

中国的另一个目标，是引导更多人接受职业教育。长期以来，许多中国人对职业院校持偏见态度，这类学校也常面临资金不足和师资匮乏的困境。去年，中国政府曾对高达1000万的技能人才缺口发出预警。眼下，许多中国年轻人似乎很乐意为顶尖的技术能手呐喊助威，但若要让他们自己走进工厂，似乎又是另一回事了。

19. 海外中国留学生比国内同龄人思想更自由

原文标题：Chinese students abroad are more liberal than at home

核心提炼

一项针对中美两国高校近千名中国大学生的最新追踪研究表明，赴美留学并未显著重塑中国学生的意识形态，但选择出国的群体本身就比留在国内的同龄人更倾向于自由主义。

研究发现，决定赴美留学的学生在出国前就已表现出更支持市场经济、社会观念更开放、民族主义色彩更淡的特征，其中女性占比高也是观念更现代的原因之一。在美期间，虽然他们的基本政治倾向保持稳定，未出现激进转向或反弹，但对国内治理的满意度在“动态清零”期间出现了更大幅度的下滑。

与此同时，海外经历也让留学生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缺陷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尽管两国留学生都不一定会因为海外生活而彻底改变政治立场，但留学经历确实为中国年轻人提供了更多元的人生选择。研究显示，计划毕业后回国的留学生比例已从2020年的40%骤降至2023年的10%出头。

正文

中国 | 考量西方

海外中国留学生比国内同龄人思想更自由 调查显示，他们既看到了中国体制的不足，也看到了西方民主制度的缺陷

1906年，美国一位大学校长埃德蒙·詹姆斯（Edmund James）曾写道，教育中国的年轻人将赋予美国“道德、智慧和商业上的影响力”。在随后的岁月里，数十名中国最顶尖的学子凭借美国政府资助的奖学金，赴麻省理工学院深造。彼时，美国的官员和学者展现出一种自信且带有传教色彩的自由主义态度，他们坚信教育中国青年有助于按照美国的模样重塑中国。

然而近年来，美国对待中国留学生的态度已不如往昔般热情。2019年至2025年间，在美国高校注册的中国留学生人数锐减了近三分之一，降至26.5万人。相比之下，中国则显得信心满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希望吸引更多美国年轻人来华交流学习。2024年9月24日访问白宫期间，习近平表示，希望未来五年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这与2022年新冠疫情期间及两国关系低谷期时仅有350名美国留学生驻华的窘境形成了鲜明对比。习近平指出，此类交流能够培养出“新一代友好使者”，以维持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也强调，亲身访问中国能够“打破认知障碍”。

但是，体验不同的政治环境真的能改变人们的思想吗？普林斯顿大学的范英杰（音译）及其合作者的一项最新研究，对此展开了深入探讨，对象正是身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研究人员于2019年招募了近1000名中国大学新生。其中近400人在美国就读，其余人则作为对照组，就读于中国的公立大学。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范女士和她的同事定期向这些学生提问，以评估他们的政治倾向以及他们对中国及其政府的看法。

这项研究尤为瞩目，因为在习近平统治下，调查中国公民对敏感政治话题看法的研究已极为罕见。将该组学生的回答与留美中国学生的回答进行对比的能力，赋予了这项研究不同寻常的实证份量。

研究结果恐怕会让习近平感到失望。范女士发现，留美学生在整个留美期间的意识形态观念表现出惊人的稳定性——既没有出现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反弹，也没有产生对西方制度的狂热追捧。

然而，那些从一开始就选择赴美留学的学生（及其家庭），其思想倾向本就比留在国内的同龄人要自由得多。他们更有可能支持自由市场，社会观念不那么保守，民族主义情绪也相对淡薄。

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可能原因在于，赴西方留学的中国女性数量往往多于男性。墨尔本大学的弗兰·马丁（Fran Martin）研究发现，部分年轻女性之所以选择出国，是因为中国社会和求职市场中存在性别偏见，因此她们的思想观念也不那么传统。

斯坦福大学的潘洁（Jennifer Pan）是范女士这项研究的合著者之一，她指出，在美中国留学生的意识形态观在海外期间变化不大，但他们确实更新了对中国共产党治理成效的看法。留美学生对政府的支持率初始起点本就较低，而在2020至2022年中国执行严厉的“动态清零”封控政策期间，这一支持率出现了大幅下滑。虽然国内本科生对政权的认可度和平素的爱国情怀也有所下降，但降幅相对缓和。

不过，接受海外教育也会放大西方制度的短板。马丁女士的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的生活在技术上日益先进并带来诸多便利，一些在西方留学的中国年轻人甚至觉得自己生活在“相对落后的地方”。虽然马丁女士追踪的大多数受访者在毕业后都选择回国，但在亲历了中国职场的竞争压力和高青年失业率后，部分人后来又重新回到了澳大利亚。

而在关于赴美留学生的这项研究中，计划毕业后回国的学生比例从2020年的40%骤降至2023年的10%出头。至于在华留学的美国人，留在中国的更是凤毛麟角。

留学或许无法重塑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格局，甚至无法彻底改变学生自己，但它确实为一部分中国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20. 借古兴今：习近平如何借传统节日塑造政党形象

原文标题：Xi Jinping uses old festivals to boost the party’s image

核心提炼

近年来，曾经被视作“封建迷信”的中国传统节日迎来了全面复兴。习近平将中秋、清明、端午等节日提升为展现“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旨在塑造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文明守护者与弘扬者的形象。官方宣传借由“同舟共济”、“家国一体”等中秋隐喻，强化民族凝聚力与政权合法性。

然而，节日的复兴不仅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工程，更是民间的自发选择。在南方等传统文化根基深厚的地区，节日成为了现代人对抗疏离感、维系家族情感的纽带。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借此推动文化旅游，深化了节日的内涵。

但这种策略也伴随着隐患：一方面，以汉族为主的节日推广可能疏远边疆少数民族；另一方面，宗族与儒家传统蕴含着独立的道德权威。党在借用远比自身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时，也唤醒了可能挑战其绝对权威的民间力量。

正文

借古兴今：习近平如何借传统节日塑造政党形象 ——然而，古老 tradition 并不总是会顺从他的意志

露营算不上什么具有政治色彩的活动。驱车前往设计精致的营地，钻进早已搭好的白色通风帐篷，坐在摆满美食的长木桌旁——这并不需要多大的勇气。然而，在中国中秋月圆之际选择去露营，却可能带有某种政治意味，尽管这种体验相当惬意。这表明，那些曾被官方摒弃、被大众忽视的传统节日，如今正以现代的面貌重新嵌入中国人的年度生活，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今年的中秋节落在9月25日，凑成了一个三天的假期。事实上，直到2008年中秋才被正式定为法定假日。在此之前，人们除了啃月饼（这种干瘪的糕点有人爱不释手，有人却深恶痛绝）之外，很难找到其他庆祝方式。节日前夕，笔者的“茶馆”专栏走访了福建漳州。古城街头挂满了以月亮为主题的装饰。一小时车程外、紧邻台湾海峡的双鱼岛上，奢华营地推出了售价298元（约合44美元）的双人露天晚餐，让人们能更好地赏月——毕竟，月亮才是这个节日的绝对主角。

20世纪初，激进的改革者们曾极力抨击农历及其节日，认为它们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道。1912年清朝覆灭后，中华民国政府改用公历。后来的共产党人则更进一步，将许多传统节日打上“封建迷信”的标签。因此，这些节日如今能重新成为中国历法中的基石，其转变不可谓不惊人。

在一次极为大胆的立场倒转中，中国共产党从传统习俗的死敌，摇身一变成了自我任命的仲裁者与推广者。在“文革”期间被取消的农历春节于1980年恢复。直到2005年，官方才出台文件，呼吁复兴其他传统节日，尤其是中秋节、清明节和端午节。

习近平赋予了这些节日更高的政治意涵。他将节日视为“文化自信”的体现，并由此暗示：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性（Chineseness）的捍卫者。“同在一个月亮下”成了中秋期间反复出现的宣传主题，用来比喻中国各民族之间的纽带、海峡两岸共同的文化遗产，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官方媒体纷纷利用节日契机，放大习近平极为推崇的一个古老观念——家国一体，国安排在最前。

然而，传统节日的复兴绝非仅仅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操演。诚然，各地对节日的重视程度参差不齐：在许多大城市，人们只是单纯享受假期。但在南方，尤其是福建这样寺庙和宗祠比其他地方更好地幸存下来的地区，节日构成了生活节奏的主旋律。古老的习俗是抵御现代社会疏离感的锚点，而对于许多人来说，团圆的喜悦（以及些许甜蜜的烦恼）远比统一国家这种抽象的概念更为重要。

“90后这代年轻人大多在外求学或工作，只有在这样的节日才会回来。”站在漳州市中心孔庙附近的陈女士说道。可惜的是，今年她的儿子没能从广州赶回家，因为长假期间的火车票早已抢购一空。

对节日复兴的一种常见批评是，这种复兴流于表面。中秋节曾被戏称为“月饼节”，因为吃月饼一度是许多人体验该节日的唯一方式（此外，高档月饼礼盒也是给官员送礼行贿的顺手工具）。如今，与中秋相关的活动日益丰富，表明许多地方的传统正在不断深化——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各城市都希望借此吸引游客。漳州举办了高跷民俗表演；在西安，演员们穿梭于街巷，向游客发起有关月亮诗词的“对诗”挑战；江南水乡乌镇则摆起供桌，人们可以为嫦娥献上供品（如果你仔细眯起眼睛看，或许还能在月球表面看到她的伙伴玉兔）。

然而，人们对这些传统挖掘得越深，另一种紧张关系就越可能浮现——即官方对文化的定调与民众实际想过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

在漳州，大大小小的寺庙随处可见。但任何扩建都需要得到宗教事务部门的批准，这是一个繁琐的过程。教义必须符合国家控制的解读，宗教场所还必须悬挂国旗。漳州的一座寺庙里，主院墙上树立着巨大的宣传牌，歌颂着领导人在保护传统文化方面的成就。

但这种努力并非没有风险。推广大多数源自汉族的传统节日，可能会疏远少数民族。例如，农历新年并不是新疆维吾尔族人的传统节日。然而活动人士指出，一些主要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曾面临压力，不得不通过喝酒和吃猪肉饺子来展现“节日气氛”。

此外，官方也公开对村民转向寺庙和宗祠寻求地方权威的做法感到不安。例如“茶馆”近期遇到的一位儒学导师，他们所代表的儒家传统能够主张自身的道德合法性。儒家思想有时被视为一种准宗教，它是一个强调等级制度的国家主义信仰体系。正如这位导师所解释的那样，统治者并不能凭心所欲、为所欲为。顺民的尊崇取决于统治者是否施行仁政。当被问及当今领导人是否做到了这一点时，他紧闭双唇，拒绝作答。

中国共产党如今将自己塑造为曾经轻视甚至试图摧毁的传统文化的守护者。然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召唤出了一股根基远比自身更为深厚的力量——而这股力量，最终可能在民众心中拥有更高的号召力与忠诚度。

21. 言论自由的新战场：最高法院面临的宪权抉择

原文标题：The coming fight over free speech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美国最高法院即将迎来新审判年度，核心焦点在于对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论和新闻自由）与总统行政权力边界的判定。尽管特朗普总统自称言论自由的捍卫者，但其第二任期内已有70多起涉及第一修正案的诉讼被下级法院判决败诉。

在此前涉及行政权的裁决中，高院保守派多数常基于“单一行政官”理论赋予总统广泛裁量权，但首席大法官罗伯茨领导的高院此前也一贯严守第一修正案。本审期内，两者的碰撞将迎来关键考验。在新闻自由领域，针对特朗普撤销特定媒体记者白宫通行证及重启对CNN诽谤诉讼的尝试，高院预计将恪守传统，对总统施加限制；但在涉及政府科研资助（如取消多元化研究项目资金）以及驱逐持不同政见的外籍人士（如亲巴勒斯坦活动家）等案件中，高院可能更倾向于扩大行政裁量权。高院最终如何权衡，将重塑美国宪政权力与公民自由的平衡。

正文

全文翻译

言论自由的新战场 美国最高法院必须决定：究竟是限制宪法第一修正案，还是约束行政权力？

在唐纳德·特朗普开启其第二个总统任期的首日，他曾许诺“将立即停止政府的一切审查行为，让言论自由重返美国”。然而二十个月过去，针对保障宗教、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联邦法官已在70多起相关案件中作出了不利于总统的判决；下级法院裁决的事项涵盖了从高校校园抗议到总统向律所施压等方方面面。不过，除去几项紧急令状之外，最高法院尚未对此正式表态。

随着最高法院于10月5日开启新的审判年度，这一局面即将改变。大法官们面临着一系列极具争议的议题，包括亚利桑那州能否要求选民提供公民身份证明、城市能否就气候变化起诉能源公司，以及第二修正案是否禁止对AR-15风格步枪施加禁令等。但在本审期中，涉及第一修正案的案件尤为瞩目。

目前看来，新闻自由似乎还算稳固。真正棘手的问题在于，当公民自由表达的权利与总统对行政权的诉求发生正面交锋时，法院该如何抉择。

在此之前，最高法院对特朗普的要求大体持友好态度，在40起紧急申请中，有超过三分之二做出了有利于他的裁决。不过，大法官们也展现出了敢于与他唱反调的意愿，特别是在涉及调动国民警卫队、征收全面关税，以及试图取消出生公民权和解雇美联储理事等案件中。今年9月，最高法院驳回了另一项行政令，该指令原本允许总统在11月中期选举前掌控邮寄投票。特朗普随后愤怒地发飙，称自己任命的大法官们“早已失去了最初的风骨”。

然而，这些让总统折戟的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特征，而这一特征对于那些就言论自由政策挑战特朗普的原告来说并非好兆头。除去关于出生公民权的“特朗普诉巴尔巴拉案”（Trump v Barbara），最高法院做出不利于总统裁决的其他重磅案件，其核心争议都在于总统的行径是否明确违反了国会立法。在涉及权力分立的问题上，最高法院要么是担心引发宪政危机，要么是出于对“单一行政官”理论的认同——即认为宪法赋予了行政部门广泛的权力，因而一贯给予总统极大的裁量空间。

与此同时，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热内维耶芙·拉克埃指出，在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的带领下，最高法院跨越不同的总统任期，始终在坚定不移地捍卫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

如今，这两大诉求——确立行政权威与捍卫第一修正案——产生了正面冲突。

由于宪法对新闻自由的保护极其明确，最高法院在两起涉及媒体的案件中很有可能会让总统失望。第一起案件涉及特朗普作为私人的诉讼参与者，试图重启针对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索赔4.75亿美元的诽谤案，原因是该电视台将其关于“赢得2020年大选”的言论定性为“大谎言”。鉴于提起诽谤诉讼存在巨大的法律障碍，总统的诉求大概率会失败，要么是因为最高法院拒绝受理，要么是因为做出不利于他的裁决。

第二起案件涉及特朗普近期试图撤销CNN以及MS NOW、Politico等另外两家新闻机构媒体人的白宫记者通行证。他控诉这些机构制造“假新闻”，并声称它们的报道威胁了国家安全。9月24日，由特朗普任命的联邦法官蒂莫西·凯利裁定暂停该行政举措两周。凯利法官在判词中写道，以国家安全为由的辩解十分牵强，似乎并不是总统的“真实动机”。

如果凯利法官将临时限制令转为初步禁令，特朗普已表示他“几乎肯定”会提起上诉。若真如此，最高法院极有可能站在凯利法官这一边。西北大学法学教授海蒂·基特罗斯指出，政府不能仅仅因为总统对新闻报道不高兴，就剥夺特定媒体成员的采编资格。她补充道，所谓国家安全的理由“根本经不起推敲，令人贻笑大方”。

但在涉及第一修正案与总统权力的其他议题上，最高法院占多数的保守派阵营可能会对特朗普的立场持更开放的态度。

去年，行政部门取消了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向加州研究人员发放的资助金。政府得出结论，认为资助促进“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DEI）的项目“不再符合公众利益，应当终止”。两家法院认定这种做法构成基于研究人员观点的歧视，违反了第一修正案，从而引发了向最高法院的上诉。最高法院此前曾在紧急审理案件目录中两次就取消资助金问题产生分歧，如今可能会借“特朗普诉萨库尔案”（Trump v Thakur）正式审理这一议题。

拉克埃教授指出，这将重新开启20世纪90年代一个混乱的判例。该判例赋予了政府在决定资助哪些项目时一定的裁量权，但并未给予其绝对的自由。拉克埃认为，在如今更加保守的最高法院里，大法官们可能会采纳当时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的观点：即当政府掏腰包资助时，它可以附带任何它喜欢的附加条件。

本审期晚些时候可能爆发的另一场冲突，涉及亲巴勒斯坦活动家马赫穆德·哈利勒的案件。哈利勒持有绿卡，去年在他位于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住所大堂内被联邦移民官员逮捕。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哈利勒表示，自己是因为政治观点而成为了眼中钉。今年5月，美国第三巡回上诉法院以6比5的投票结果，决定不重新审理此前对哈利勒做出的不利判决；目前向最高法院提交的复审申请正在路上。

鉴于下级法院分歧严重，乔治城大学的斯蒂夫·弗拉德克预测，大法官们可能会要求处于哈利勒这种境遇的人，先去移民法官面前据理力争，而不是直接去联邦地区法院起诉。弗拉德克表示，移民法官正“日益失去独立性”，更多地反映出行政部门的意志与诉求。

特朗普一直将自己塑造成言论自由的捍卫者。而最高法院本审期的裁决，或许将揭示大法官们究竟愿意在多大程度上践行这一标准。

22. 比高油价更具政治杀伤力的是什么？

原文标题：What’s even more politically toxic than high prices at the pump?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在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中，医疗成本暴涨已取代高油价、住房和通胀，成为美国选民最焦虑的问题，也成为共和党最大的政治脆弱点。

共和党此前对《平民医疗法案》（ACA）补贴及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的削减，导致保障体系松动。与此同时，新型昂贵药物的使用以及医院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最大化收费，推动2026年医疗保险费用创下15年来最大涨幅，而2027年由雇主资助的保费预计还将继续上涨。

民主党乘势将医疗议题作为竞选广告的核心，抨击共和党推高医疗成本。尽管共和党试图以“打击欺诈和浪费”来为其削减预算辩护，特朗普也推出了临时退款措施，但选民显然更信任民主党。尽管民主党内部在“全民医疗”与“渐进式改革”之间存在路线分歧，但该议题已被其视为锁定11月中期选举胜局的关键武器。

正文

全文翻译

比高油价更具政治杀伤力的是什么？ 美国专栏 | 医疗费用的飙升正在成为共和党头疼的大麻烦

在2018年中期选举开票之夜，准备重掌众议院议长宝座的南希·佩洛西表示，民主党的胜利源于两件事：一是恢复国会对处于第一任期的唐纳德·特朗普的监督，二是阻止对医疗卫生体系的“攻击”。前一年，共和党曾试图废除巴拉克·奥巴马签署的标志性医疗法案——《平民医疗法案》（ACA）。民主党抓住了这一议题；一项分析发现，在选举前几个月里，医疗卫生是民主党竞选广告中最常出现的主题。

今年，医疗议题再次成为了共和党的致命弱点。健康研究机构KFF在7月份开展的一项民调显示，相比于油价、住房或食物，更多的美国人对能否负担得起医疗费用感到焦虑。盖洛普在3月份的一项民调中也发现，61%的美国人对医疗保障的可及性和负担能力表示“极其担忧”，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对整体经济或通货膨胀的担忧。因此，作为整个“生活负担”竞选主轴的一部分，医疗议题再次成为民主党竞选广告中最常见的焦点。

民主党候选人对于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有着不同的构想——进步派重新推动实现“全民医疗覆盖”，而温和派则倾向于更为渐进式的改革。但他们共同寄希望于一点：对医疗成本的焦虑足以帮助他们锁定胜局。

与2018年不同的是，如今ACA的保障体系正在走向解体，原因在于共和党削减了对在交易所购买保险者的补贴以及面向低收入群体的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然而，医疗体系还面临着更广泛的压力。2026年的医疗保险价格创下了15年来的最快涨幅，这主要是由于治疗肥胖症和癌症的新型昂贵药物的引入，以及医院和诊所迅速普及人工智能工具以实现收费最大化所致。

到了10月份，未来的前景可能会更加晦暗——届时，占全国半数、通过工作单位获取保险的人群将收到2027年的费用通知。咨询公司威达信（Marsh）预计，由雇主资助的医疗保险价格将平均上涨8%，涨幅比今年还要迅猛。

民主党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据跟踪广告数据的AdImpact公司和分析选举的《库克政治报告》统计，自今年1月以来，民主党在竞争激烈的国会席位争夺战中，已投放了9300万美元强调医疗议题的广告，金额远超其他任何主题。这些广告避开了复杂的政策细节，转而对共和党在医疗方面的政绩发起全面谴责。例如，在针对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丹·苏里文的一支广告中，配音指责他曾投票“削减数万阿拉斯加人的医疗保障”，并补充道：“阿拉斯加人承受不起丹·苏里文那些推高医疗成本的赞成票。”

共和党人则重点宣传特朗普在降低药品价格方面所作的努力，并试图将削减开支重新包装为打击欺诈和浪费的举措。俄亥俄州参议员乔恩·赫斯蒂德正面临一场艰难的连任竞选，他等共和党人辩称，联邦医疗补助退订人数的下降，反映的是共和党对“非法挂靠且不符合资质的人员”的严厉打击。

然而，特朗普在9月份宣布的一项政策透露出他对这一议题的焦虑：他宣布向通过联邦市场购买保险且不再享有补贴的近100万人发放500美元的“退款”（而已经放弃市场保险的300万人则拿不到任何现金）。

选民对此并不买账。《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学院联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60%的选民表示在医疗议题上更信任民主党，这一信任度高于其他任何议题。《库克政治报告》的另一项民调发现，摇摆选区中有56%的选民更担心保障被削减，而不是纵容欺诈、浪费和滥用。

至于民主党执政后将如何帮助美国人负担得起优质医疗，目前的思路要模糊得多。密歇根州参议员民主党候选人阿卜杜拉·埃尔-萨耶德将他的竞选重点放在了“全民 Medicare”（Medicare For All）上，这是一种由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倡导的单方支付医疗方案。埃尔-萨耶德医生表示，他的初选“是一场全民公投，决定了我们究竟是要这里的医疗保障，还是要把钱花在其他地方投掷炸弹。”

另一些人则主张渐进式变革。正在竞选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席位的罗伊·库珀希望逆转对ACA的削减。随着民主党总统初选的拉开帷幕，关于美国医疗未来的各种竞争性构想将走向舞台中央。但眼下，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在11月的选举中赢下一城。

23. 无谓的“毒品恐怖分子”打击战：美国正拉拢更多拉美盟友共同参战

原文标题：The pointless war on “narco-terrorists” is growing more collaborative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特朗普政府以打击“毒品恐怖分子”为名的军事行动正在发生转变。虽然此前美军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通过炸船进行单边“法外处决”的做法引发了法律与伦理争议，但如今该行动已从乱打一气转向注重精准打击供应链，并日益呈现出区域协作的趋势。

美国不仅开始针对海上补给船、陆上物流网、暗堡及非法机场进行打击，还组建了“美洲反贩毒集团联盟”，与厄瓜多尔、洪都拉斯和哥伦比亚等国深化情报共享与联合执法。然而，墨西哥对美军缺乏监管的跨界行动依然保持警惕。

这场耗资巨大的强硬宣示，政治表演意味远大于实际成效。尽管特朗普宣称已斩断绝大多数海上毒品走私，但官方评估显示，美国本土的可卡因供应并未削减，贩毒集团已迅速转战陆路。只要需求犹存，强行切断供给只会推高价格，无法真正遏制毒品泛滥。

正文

全文翻译

无谓的“毒品恐怖分子”打击战：美国正拉拢更多拉美盟友共同参战 美国联合拉美多国政府，将打击目标从海上走私船延伸至陆地黑帮

一段画面模糊的视频记录下了发生在厄瓜多尔海岸附近的这一幕：一艘渔船在海面上随波起伏，一艘载着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船只向其靠近。队员们登船并押走了船员；紧接着，伴随着一阵白烟，这艘渔船被炸得粉碎。

这段于9月16日公布的视频，展示了一种全新的作战模式：五角大楼将打击目标对准了为小型走私快艇提供燃料的大型渔船，且在摧毁船只的同时留下了船员性命。自8月下旬以来，这已是第八起同类行动。

一年多来，美军一直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海域猛烈轰炸小型走私船。但在最近几个月里，特朗普政府这场被不准确地冠以打击“毒品恐怖分子”之名的战争，开始变得范围更广、合作更紧密。美军的打击对象不仅涵盖海上的贩毒分子，还延伸到了他们的物流网络，陆上打击目标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与此前单打独斗的炸船行动不同，这次在厄瓜多尔海岸发生的袭击得到了厄瓜多尔政府的参与——这正是拉美地区新出现的反毒联盟全力配合特朗普“毒品战争”的一个缩影。

美军最初的炸船行动显得相当草率，全由战争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匆忙组建的一支小团队操盘。当时行动的短期目标是瓦解委内瑞拉时任独裁者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的政权，长期目标则是对外展示特朗普剿灭毒品黑帮的决心。然而，法律专家严厉谴责这些空袭行动，指责美军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对仅涉嫌非死罪的人员实施了非法的“简易程序处决”。负责拉美地区军事行动的美国南方司令部（SOUTHCOM）司令也因此辞职。截至目前，美国已确认实施了约70次空袭，造成至少230人死亡。

在南方司令部新任指挥官弗朗西斯·多诺万（Francis Donovan）将军的带领下，这种致命空袭的频率近期有所放缓，战略重心转向尝试切断毒品的供应链。一位前五角大楼官员指出，比起小型快艇，加油船被摧毁后更难补充，因此对走私路线的打击效果更为显着。此外，港口和秘密机场也成为了新的打击目标。

与此同时，五角大楼正在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今年8月，南方司令部组建了一支新的行动小组，负责协调“美洲反贩毒集团联盟”18个成员国之间的行动。特朗普的国务卿马克·鲁比奥（Marco Rubio）在访问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期间承诺，未经盟友批准，美国绝不会擅自打击其境内的目标。

以正深受黑帮暴力和高谋杀率困扰的厄瓜多尔为例，该国总统丹尼尔·诺沃亚（Daniel Noboa）是该地区首位在今年3月与美国展开联合军事行动的领导人。自那时起，美军特种部队便协助厄瓜多尔军方对哥厄边境疑为贩毒分子的人员发起打击，厄瓜多尔军队也搭乘美国舰艇执行海上任务。9月24日，约5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与厄瓜多尔警察联合出击，突袭了该国西海岸的一个贩毒集团。鲁比奥盛赞厄瓜多尔是本届美国政府在打击贩毒集团方面“参与度最高、最积极的合作伙伴”。最近，洪都拉斯、哥伦比亚和危地马拉也相继签署了类似的联合行动协议。

美国还向这些国家提供了其他形式的支持。9月15日，美国国务院从欧洲和中东的预算中拨出约5000万美元，帮助拉美国家购买美制军备。五角大楼则向哥伦比亚出借了MQ-9“死神”攻击无人机，并正在发起一项新的区域无人机合作计划以共享情报。哥伦比亚近期正是利用美军提供的情报，击毙了一名知名走私头目。

墨西哥则是唯一的例外。尽管特朗普一再严词施压，墨西哥依然拒绝加入这个反贩毒集团联盟。尽管两国在安全领域仍有合作，但墨西哥官员始终担心美国安全机构在该国境内的行动缺乏监管。今年4月，两名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特工在一场针对疑似毒品实验室的行动中因车祸身亡，而墨西哥政府此前对此行动一无所知，这更加深了墨方的疑虑。但美方官员并未排除采取单边行动的可能性。鲁比奥在9月9日警告称：“无论如何，这种威胁都必须被正面解决。”

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除了能让美国政府显得态度强硬外，实际成效微乎其微。特朗普声称已经截获了“98.2%通过海洋进入美国的毒品”。然而，美国政府7月出具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自行动开展以来，美国本土的可卡因供应量并未发生任何改变。虽然2026年边境和港口缴获的毒品数量有所增加，但毒贩们早已随机应变，转而通过陆路运输更多毒品。历史和经济规律表明，即使海路供给暂时受挫，毒品价格也会被推高，走私分子终究会找到新的渠道。

24. 佛罗里达州将迎来全美最激进的减税公投

原文标题：Florida has put America’s boldest tax cut on the ballot

核心提炼

佛罗里达州将于11月就“3号修正案”进行公投。该修正案由即将卸任的共和党州长德桑蒂斯主导，旨在将主要住宅的房产税免税额度从5万美元大幅提升至25万美元，最终目标是几乎完全废除主要住宅的房产税。

尽管此举意在遏制政府支出并减轻居民负担，但反对者警告其后果严重。据估计，该政策生效首年将使地方政府减收50亿美元，五年内年均损失将升至120亿美元（约占地方总收入的35%）。这可能逼迫地方政府裁减警察、消防及防飓风等基本公共服务，或通过收取各类新增费用来弥补缺口，反而加重低收入群体的负担。目前，该法案不仅遭到民主党反对，也引发了财政保守派和执法部门的强烈不满。尽管如此，民调显示该方案仍极有可能通过60%赞成票的门槛。

正文

过去一年来，佛罗里达州首席财务官布莱斯·因戈利亚（Blaise Ingoglia）一直在全州展开巡回演讲。他将这次巡演戏称为“FAFO”之旅——这个缩写既是对外警告“作死必遭殃”的俗语，也代表着“佛罗里达财政监督局”。在今年6月于棕榈滩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因戈利亚直言不讳地对纳税人表示，当地县政府“一直像喝醉了酒的水手一样挥霍你们的钱”。随后，他更是与该县行政长官就4.43亿美元资金是否确实遭到了滥用而爆发了激烈争论。

在因戈利亚看来，这反映出一个令人担忧的普遍趋势。“各地政府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公款，一边哭穷并不断要钱，”他说道。

而他开出的药方，则是通过一次大规模的房产税削减来断绝地方政府的财源。今年11月，佛罗里达州选民将通过投票决定是否将这项减税政策写入州宪法。该法案由即将卸任的共和党籍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起草，并在获得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微调后提交公投。最终版本要求州议员们制定出一套方案，最终彻底废除对主要住宅征收的绝大部分房产税——正如佛罗里达州一个世纪前禁止征收州个人所得税那样。

这是一次极其大胆的尝试，意在约束政府开支并为挣扎在生活成本高企中的佛州家庭减负。然而，一旦通过，这项政策极有可能适得其反。

疫情期间涌入的大量新移民推动佛罗里达州房价飞涨，进而拉高了房产税账单，也填满了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在截至今年1月的三年里，全州房产税收入增长了近40%。

这项被称为“3号修正案”的新规，计划在2028年前将主要住宅的房产税免税额度从5万美元提高至25万美元。这意味着，就大多数地方房产税而言，一套评估价为40万美元的房子，届时只需按15万美元的价值纳税。

州政府经济学家估计，佛州各城市、县及特别自治区初始每年将因此损失50亿美元的收入；据佛罗里达县级协会的克拉金·莫斯泰勒（Cragin Mosteller）称，这一年损失额将在五年内攀升至近120亿美元，相当于地方总体财政收入平均锐减35%。仅迈阿密-戴德县一地就将损失14亿美元。

在住宅多而商业少的乡村城镇和郊区睡城，地方政府可能不得不开始削减警察、消防、选举管理和飓风防御等基本公共服务。在位于佛州狭长地带农业区加德斯登县，该修正案将直接使全县1万户住宅中的8000户彻底脱离税基。而那些完全依赖房产税收入来保障饮用水安全和监控蚊虫疫情的特别自治区，甚至可能面临破产。（不过，违背州长意愿的是，用于资助公立学校的税种在此次修正案中将被保留，不受影响。）

这些如噩梦般的预测促成了罕见的政治阵营联合。民主党人从一开始就反对该修正案，而如今，许多财政保守派也加入了反对阵营。塔拉哈西的政府监督机构“佛罗里达税务观察”负责人杰夫·科特坎普（Jeff Kottkamp）表示，他记不起自己的机构上一次反对减税是在什么时候了，但这次他们坚决反对3号修正案。科特坎普担心，地方政客会通过对公共海滩准入、垃圾清运等各种服务收取费用来弥补财政缺口，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无非是将负担从富裕房东转嫁给更贫困的普通居民。“人们会各显神通去搜刮钱财，”他说，“甚至可能出台一种全新的‘氧气税’。”

在德桑蒂斯州长否决了一项针对该修正案的成本效益分析后，反对者的声音愈发高涨，其中甚至包括大感震惊的警务人员。波尔克县保守派警长格雷迪·贾德（Grady Judd）与州长关系密切，但他直言：“这是我见过的最荒谬、最缺乏调研的东西。”主持“反对”阵营民意调查的斯蒂夫·范科尔（Steve Vancore）也表示，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活着看到共和党控制的议会通过一项实质上是“削减警费”的法案。

公开为这项减税政策辩护的唯一群体是“佛罗里达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如果低廉的房产税账单能刺激更多人买房，这个行业协会将直接受益。塔拉哈西的一位共和党策略师透露，该修正案目前引发了极大争议，以至于他并不建议本轮参选的现任官员（哪怕是在议会中投了赞成票的人）公开支持该法案。“我们不得不建议他们顺从自己的内心，并根据各自选区的民意行事，”他说。

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共和党州长候选人拜伦·唐纳德斯（Byron Donalds）指责各地方政府放任预算膨胀，但也承认财政紧缩的困境确实可能到来。“我们会与地方政府合作，”他说，“我们会用政府效率部门（DOGE）的方式精简他们的预算。”尽管如此，他依然鼓励选民在11月对3号修正案投赞成票。

几十年前，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旨在限制房产税率的“13号提案”，结果对地方政府财政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最终迫使州政府不得不介入救助各个城市、县和学校。这对预计将在2030年前陷入财政赤字的佛罗里达州而言，无疑是前车之鉴。

3号修正案若要通过，必须获得60%选民的支持。目前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率刚好徘徊在这一门槛附近。

批评者指责德桑蒂斯（他可能正考虑再次竞选总统）选在这个时机推出该法案，是为了在不必亲自收拾残局的情况下，抢先邀功称自己改善了生活成本问题。共和党领导层将如此重大的经济决策交由选民表决无疑是一场豪赌，而现在，其中一些人或许在暗中祈祷，希望佛罗里达人能用手中的选票将他们从这场危机中拯救出来。

25. 耶稣能帮民主党争取到中间派吗？

原文标题：Can Jesus Christ sell moderates on Democrats?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随着美国共和党与极右翼“基督教民族主义”深度绑定，特朗普在基督徒（尤其是非福音派及部分中立福音派）中的支持率显著下滑，这为民主党吸引失望的中间派选民创造了契机。

在深红的堪萨斯州，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亚当·汉密尔顿（Adam Hamilton）正在掀起一场“信仰反击”。作为全美最大联合卫理公会教堂的牧师，汉密尔顿通过重申福音书的核心精神——关注贫困者、关爱移民与弱势群体，批判特朗普阵营对基督教的滥用与“不道德”。他主张温和的政策，并凭借虔诚的信仰背景成功打动了大量传统共和党人及中间选民，支持率大幅攀升。

这种以基督教信仰打破党派壁垒的“左翼福音派”路线，正成为民主党攻克传统红州的新策略，也引发了共和党的高度焦虑与激烈抹黑。

正文

全文翻译

耶稣能帮民主党争取到中间派吗？ 特朗普在基督徒中支持率的下滑，为民主党创造了可乘之机

想要了解基督教在美国政治中的独特存在，不妨看看共和党最近在达拉斯举行的中期选举大会上播放的一段视频。视频开头写道：“1946年6月14日，上帝俯瞰这片预许的天堂，说道：‘我需要一位看护人。’”随后视频接着说道：“于是，上帝赐给了我们特朗普。”整段视频延续着这种基调，宣称上帝需要一个人能够“在黎明前起身”、“吃着晚餐”并“与马克思主义者抗争”。

然而如今，在中期选举的竞选拉票行程中，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基督教声音正在响彻。“我们在华盛顿看到的那些自称代表基督教的言行，根本无法代表福音书中的耶稣，”深度偏向共和党的堪萨斯州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亚当·汉密尔顿（Adam Hamilton）如此说道。

汉密尔顿是一位牧师，管理着拥有2.4万名教徒的全美最大联合卫理公会教堂。他是本次中期选举中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候选人之一。尽管目前仍处于劣势，但根据《经济学人》的选举预测模型，汉密尔顿击败共和党现任参议员罗杰·马歇尔（Roger Marshall）的概率已上升至42%。这一趋势让共和党人深感焦虑，以至于副总统兼近期一本宗教信仰著作的作者J·D·万斯（J.D. Vance）亲自前往堪萨斯州为马歇尔站台拉票。

通过强调自己的信仰，汉密尔顿似乎开辟出了一条能够吸引那些对特朗普失望、但对民主党仍抱有怀疑的选民的路径。

数十年来，白人福音派选民一直是共和党候选人的核心基本盘，部分原因是他们坚信堕胎属于违法行为。然而，随着2022年“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基督教选民关注的焦点变得模糊，竞选口号也失去了原有的明确方向。

特朗普宣称自己肩负神圣使命——他在去年的就职典礼上说：“上帝拯救了我，是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万斯的信仰则支撑着一项更广泛的努力，即强化美国的基督教身份认知。而在共和党内日益崛起的基督教民族主义派别，甚至开始质疑政教分离以及女性的投票权。但在这套叙事中，帮助穷人或“打左脸送右脸”式的包容宽恕却鲜少被提及。

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在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的第一年里，基督徒对他的信仰忠诚度便开始动摇。降幅最大的是非福音派白人新教徒，对其支持率从46%骤降至33%。即便在福音派内部，支持率也从66%下滑到了58%。仅有40%的福音派选民表示，他们相信特朗普在行使权力时恪守了道德规范。

此外，越来越多的福音派牧师也开始与共和党分道扬镳。今年4月，特朗普发布了一张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图中似乎将他自己描绘成了耶稣，此举引发了更为激烈的批评（这位总统随后辩称自己当时演的只是一位“医生”）。

对民主党人而言，这无疑是一次绝佳的政治机遇，而汉密尔顿正是这股新崛起的基督教领袖力量中的代表人物。在德克萨斯州，长老会神学院学生兼前教师詹姆斯·塔拉里科（James Talarico）极有希望拿下此前一直稳固属于共和党的参议员席位。此外，还有三位主流新教牧师正在竞选众议员。

汉密尔顿曾是一名共和党人，他解释说，自己之所以决定参选，是因为看到特朗普身边的一些基督徒所展现出的残忍与失德，令他感到十分痛心。“福音书中的耶稣关注穷人，”他向《经济学人》表示，“他关怀那些饥渴的人，以及陌生人，甚至是移民。”

尽管汉密尔顿在所有场合都将自己定位为“温和派或具有独立思想的民主党人”，但他的政策立场其实相当符合常规。他批评白宫削减食品券和医疗卫生补助；他强调移民的重要性，并指出驱逐长期在此定居的居民是残忍的做法。虽然他没有明确要求废除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但他认为该机构已经被“军事化和政治化”，需要进行彻底变革。

在某些方面，他的主张与德州候选人塔拉里科颇为相似。但与那位德州候选人不同的是，汉密尔顿避免攻击富人阶层。去年塔拉里科对《经济学人》表示福音书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相比之下，汉密尔顿则热衷于强调自己是一个资本主义者。

在堪萨斯州，这种策略似乎收到了成效。9月20日，在堪萨斯大学所在地劳伦斯市举行的一场活动中，150多人挤满了一家画廊来聆听汉密尔顿的演讲。现场绝大多数是中老年白人选民；《经济学人》采访的所有受访者中，除了一人外，其余全都是注册共和党人。有好几个人满怀敬意地谈到了鲍勃·多尔（Bob Dole）——这位来自堪萨斯州的著名共和党参议员及前总统候选人。

在场的注册共和党人中，还包括罗纳德·里根任命的退休上诉法院法官迪内尔·塔查（Deanell Tacha）。

这种局面让共和党政客坐立不安。在堪萨斯州，万斯指责汉密尔顿支持一个所谓的“崇拜魔鬼”的同性恋权利组织，理由是该组织为儿童举办易装表演（这一指控的依据仅仅是因为汉密尔顿的教堂曾赞助过一次同性恋自豪游行）。特朗普称这位牧师为“极左疯子”，马歇尔则虚假地指控汉密尔顿曾说过“美国人应该为吃牛肉而忏悔”——这在一个以畜牧业为支柱产业的州无疑是极具煽动性的言论。

汉密尔顿认为，这些攻击恰恰证明了他的竞选策略是成功的。“如果他们只能靠攻击你的宗教信仰来应对，那手段可真是够低劣的，”他辩驳道。

在9月12日堪萨斯州博览会举行的一场辩论中，马歇尔指责汉密尔顿对堪萨斯州来说“太过醒觉（woke），也太弱小”。

汉密尔顿对此回应道：“我很确定，如果耶稣今天站在现场，你也会说他太‘醒觉’了。”

26. 废除白宫记者团：给新闻界一次解脱的机会

原文标题：Abolish the White House press corps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特朗普对媒体的敌意，反而为新闻界提供了一个改革白宫报道模式的历史性契机。长久以来，白宫记者团被困在固定通气会和官方安排的“伪事件”中，沦为政府宣扬政治主张、分派政绩的免费扩音器。这种以“接触权”为核心的报道机制不仅效率低下、消耗大量新闻资源，还容易诱发媒体对权力的妥协，甚至让记者沦为与白宫对立演戏的党派化工具。实际上，现代白宫的诸多重大丑闻皆非由白宫驻队记者揭露。在数字化时代，新闻机构无需再将记者困于白宫简报室。媒体应当顺水推舟，取消轮值报道池与白宫记者协会，让白宫自行直播官方活动，记者则转入幕后进行深度的独立调查与源头采编。摆脱侍从般的报道模式，新闻界才能真正重获自由与独立性。

正文

全文翻译

废除白宫记者团 特朗普对媒体的刻薄与敌意，恰恰给媒体提供了一个彻底改革总统报道方式的绝佳契机

如果某位美国总统想要操纵那些最顶尖的记者——让他们时刻围绕着自己的政治优先事项打转，分散他们对政府真实作为的注意力，并招募他们来传播自己的宣传话术——那么他能想出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发明“白宫记者团”（White House press corps）。

唐纳德·特朗普正凭借其专横而气量狭小的手腕，试图禁止那些他不喜欢的媒体机构进入白宫，记者们为此感到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说特朗普此举是在破坏新闻自由，那记者们就错了。事实上，他是在提升新闻自由，至少对那些被他针对的记者而言是如此。特朗普正在将他们从无休止地报道同场排演好的活动、听取同场新闻通气会的苦差事中解脱出来，而这些苦差事原本是由大批同行挤在一起共同完成的。同时，他也给新闻媒体提供了一个破局口，去废除白宫记者团那种陈旧、易诱发腐败且令人幼稚化的陋习。

数十年来，历任总统及其幕僚都深知将记者们“圈养”在白宫简报室里是多么管用。一旦被关在里面，这些记者就成了触手可及的扩音器，而且不太可能制造麻烦。迈克尔·迪弗（Michael Deaver）曾作为罗纳德·里根的形象塑造者，精通电视时代操纵媒体的手段，他曾指出：“如果记者们分散在城里的各个办公室里，他们的处境会好得多。如果让他们自谋生路，他们就会四处奔走、深入挖掘，跑出属于自己的独家新闻。”

严肃的白宫记者长期以来一直为这种矛盾而苦恼：这一岗位虽然光鲜亮丽，报道内容却极其乏味和平庸。尽管技术的进步已经重塑了新闻业，但白宫的新闻采编实践基本上仍停留在过去。一个来自前互联网时代的穿越者，依然能认出简报室里挤得满满当当的站立人群——同时，他也完全有理由无法理解，为何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会有如此多的分社和整个出版机构纷纷关门倒闭。

许多新闻机构在白宫保留了工作台并派驻记者。一个由来自电视台、报纸和其他机构的十多名记者轮换组成的“联合报道池”（press pool）时刻处于待命状态，以防总统想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评论；当总统搭乘“空军一号”出行时，他们也会随行。参与的媒体承担相关费用，并共享由白宫记者协会（White House Correspondents’ Association）协调的报道内容。新闻界将这种束缚奉为尊贵的“接触权”，将只有在总统及其幕僚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才能报道他们的机会称为“透明度”。

如果这种“接触权”和“透明度”真有什么价值，那么在2024年，当乔·拜登总统从发言人背后走出来与特朗普进行辩论并表现得蹒跚老态时，美国人就不会感到如此震惊了。

这绝非第一个惩罚批评者、赏赐谄媚者的白宫，而白宫记者对“接触权”的过度重视极具腐蚀性。这也是读者总能看到大量美化白宫幕僚长报道的原因之一。近现代白宫最大的几起丑闻——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特朗普试图胁迫乌克兰调查拜登父子事件——没有一起是由白宫驻队记者揭露出来的。本文作者在比尔·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曾任白宫记者，至今仍不愿回想起1998年编辑打来的那通电话：编辑问，他在德拉吉报道（Drudge Report）上读到的关于总统与实习生有染的新闻到底是怎么回事？

正是在克林顿执政时期，新闻秘书迈克尔·麦卡里（Michael McCurry）决定允许对每日新闻简报会进行电视直播。他后来对此追悔莫及，因为简报会变成了表演秀。如今，记者提问充满攻击性，发言人则当面辱骂记者。这对政治狂热分子来说颇具观赏性，但极少能推动真相的揭示。早在吉米·卡特时期，总统及其幕僚就以能够预判记者的问题而自豪。通过被骗去扮演“波特金”式的虚假反对派角色，媒体看起来不再是独立的，而是带有党派倾向的。作为舞台上的戏剧性对手，白宫记者的存在更多是服务于总统的利益，而非公众的利益。

特朗普比媒体本身更了解媒体。他是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所说的“伪事件”（pseudo event）的大师。这并不是以意料之外的突发进展（如地震）形式呈现的新闻，而是为了制造新闻和塑造公众舆论而精心策划的活动，例如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布尔斯廷将“伪新闻”的兴起与推动即时大众传播的技术进步联系起来，这种进步刺激了公众对新鲜感的胃口。他在1961年就写下了这些观点。而现在，“伪事件”讲述着每届政府希望对外呈现的故事。正如麦卡里曾指出的那样：“现代总统制度的定义，就是对24小时新闻流的操纵。”

然而，媒体再也没有必要浪费稀缺的资源去充当总统“伪事件”的传播工具了。新闻机构不应在“接触权”问题上与特朗普纠缠——因为这只会给总统带来他想要的东西，即围绕选民并不关心的议题（不像加油站油价那样贴近民生）引发一场转移视线的争端——而是应该将特朗普的挑衅视为一次契机，顺水推舟解散报道池和白宫记者协会。

让白宫自己去直播官方活动，记者只需从中挑选有新闻价值的内容即可。让所有的白宫记者像目前一些最优秀的同行那样，在有必要时在线观看简报会，并通过电话、加密软件或在白宫以外不那么公开的场合与消息人士沟通并建立联系。作为现代总统中最具可接触性（尽管不一定透明或负责）的一位，特朗普肯定会继续接听电话。

不要抵制任何一位总统，但也绝不要像侍从一样伺候任何一位总统。记者们失去的只有枷锁，以及一年一度自我讽刺的盛宴——白宫记者协会晚宴。

27. 全球最繁忙的移民路线陷入沉寂

原文标题：The world’s busiest migration route has gone quiet

核心提炼

在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并推行严厉的移民限制政策后，过去50年间全球最繁忙的移民走廊——从拉美通往美国的路线——几乎归于沉寂。2026年美墨边境的截获人数同比骤降94%，达连峡谷等关键途经地的人流也几近停滞。

这一巨变深刻重塑了西半球的政治与经济格局。许多移民被迫滞留在墨西哥、加拿大及南美各国，促使哥伦比亚、智利等国也相继收紧边境。经济层面，占拉美多国GDP超两成的重要资金来源——侨汇收入正面临见顶回落的风险；政治层面，移民停滞削弱了委内瑞拉、古巴等高压政权的“泄压阀”，可能引发本土社会动荡。尽管特朗普成功遏制了移民潮，但由于拉美多国面临人口老龄化，且美拉两地的经济吸引力与生存需求依然存在，拉动跨国流动的根本动力并未消失，移民潮未来仍可能出现反弹。

正文

全球最繁忙的移民路线陷入沉寂 美洲 | 停滞不前 唐纳德·特朗普的移民限制政策改变了整个西半球的人口流动 2026年10月1日

在过去50年中，至少有2300万出生于拉丁美洲的人口移民至美国。这是全球向单一国家输送移民规模最大且持续最久的人潮，并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几年里迎来暴增。拉美各国政府和民众早已习惯了这种移民常态，以及新入籍美国的移民寄回家的巨额资金。

然而，唐纳德·特朗普重返了权力巅峰。

在截至2026年7月的一年里，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在南部边境仅记录了13.7万起边境执法人员与移民的接触事件。相比2024年同期的240万起，这一数字骤降了94%。作为从南美洲进入巴拿马的丛林要道，达连峡谷（Darién Gap）的情况如出一辙：同期穿行该地的人数锐减了99.9%。在哥斯达黎加，向北推进的移民数量几乎降至零，而向南回流的总人数则大幅攀升。

这条全球最繁忙的移民走廊，如今陷入了沉寂。

疫情后的移民暴增原本就会自然回落——疫情期也是过去十年间移民增速放缓的唯一时期。但如今的巨变，几乎完全归咎于特朗普的所作所为。特朗普取消了获取庇护的合法途径、扩大了执法力度、加速了驱逐出境的进程，并明确释放出“这里不欢迎移民”的信号，移民们对此作出了直接反应。

墨西哥曾既是前往美国的必经之地，也是大多数移民的来源地。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AM）的卢西亞娜·甘迪尼（Luciana Gandini）表示，该国现已成为其他移民的目的地。在首都墨西哥城的一家名为“托昌之家”（Casa Tochan）的庇护所里，许多人已经住了很久，甚至超过一年。过去常常途经墨西哥前往美国的古巴人，如今选择留了下来。古巴人在墨西哥提交的庇护申请从2024年的17,884份飙升至2025年的34,662份。

美国附近的其他主要经济体也迎来了一波移民涌入潮。在加拿大，海地人的庇护申请从2024年的8,124份增至2025年的18,027份；在巴西，古巴人的申请量从2.2万份增至4.2万份。一些小国面临的增幅在比例上更为惊人：乌拉圭在2025年接纳了创纪录的1.5万名古巴人，是前一年的三倍。

作为回应，许多拉美国家政府也在收紧本国边境。哥伦比亚新上任的右翼总统阿贝尔拉多·德拉埃斯普里埃拉（Abelardo de la Espriella）已下令开展突袭搜捕，以驱逐无公文证明的非法移民。该国境内目前至少有50万名无证委内瑞拉人。今年3月，智利总统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José Antonio Kast）在就职几天后便飞赴北部边境发表讲话，而就在他身后的秘鲁边境线旁，一条深沟正被挖掘开来。

大多数原本计划前往美国的人，如今要么选择留在老家，要么留在了中途落脚的地方。在他们看来，在美国赚取更高收入的前景，已经抵不上在边境被劝返或驱逐出境的高风险了。41岁的路易斯·阿尔瓦拉多（Luis Alvarado）离开委内瑞拉时，本打算去美国工作几年。但当他到达巴拿马并听说封锁边境的消息后，“我决定不再冒这个险，”他说。哥伦比亚移民卡洛斯表示：“一旦特朗普上台，去美国看起来就不是个好主意了。”他在折返回国前，最远只到达了墨西哥北部的枢纽城市蒙特雷。

资金的流动同样举足轻重。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美洲对话”（Inter-American Dialogue）估计，每年从美国汇往拉美地区的汇款总额略低于1500亿美元。到目前为止，这笔资金整体上仍在持续流入。2025年，寄往中美洲的汇款增长了五分之一，达到554亿美元；仅在2026年上半年，洪都拉斯就收到了近60亿美元的汇款，同比增长14%。

但“美洲对话”的曼努埃尔·奥罗斯科（Manuel Orozco）认为，汇款额的增加是因为移民担心自己可能被驱逐，从而比以往寄了更多的钱回家。这种情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奥罗斯科指出，汇款额正在逼近一个“临界点”，交易笔数其实已经在下降。

此外，作为在美国拥有最多移民的国家，墨西哥收到的汇款金额出现了下滑。2025年，墨西哥人向国内汇款618亿美元，较2024年下降了4.6%。这是自2013年以来的首次年度下降，也是16年来最剧烈的跌幅。如果这种趋势蔓延至整个拉美地区，将带来沉重打击。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个人汇款占瓜地马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9%，在萨尔瓦多占28%，在洪都拉斯更是高达30%以上。

不过，经济前景并非一片惨淡。一些国家迫切希望留住更多本国人口，同时也欢迎外来者。整个拉丁美洲正在迅速老龄化，生育率过低，不足以维持现有的人口规模。如果能够顺利就业，移民和回流的居民可以缓解劳动力短缺，并改善公共财政状况。

然而，社会融合并非易事。许多人需要得到身份文件处理、住房以及心理层面的支持。

移民趋势放缓还可能带来政治后果。长期以来，大量人口的外流一直是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等高压统治国家的“安全阀”。选择离开的人往往年轻、富有活力且经济条件相对较好，他们本是最能够通过抗议活动有效挑战政府权威的群体。“如果没有了移民这个退路，就会引发某种形式的社会抗议，”奥罗斯科说。

特朗普引发的这场移民减速潮，最终可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插曲。该地区的一位联合国官员表示：“这都是暂时的。”他认为移民一旦有机会，就会再次涌向美国。他以2014年至2016年间抵达墨西哥蒂华纳的一批海地移民为例，他们当时融入得很好，孩子也拿到了墨西哥国籍；然而，当2021年时任总统乔·拜登恢复了海地人在美国的临时保护身份后，他们几乎在一夜之间便拔腿离去。

现年59岁的萨尔瓦多人马克西·冈萨雷斯（Marcus González）去年12月被美国驱逐出境，目前正身处墨西哥城。他说，美国依然能提供其他地方无法企及的经济机遇。正因为已有大量移民定居美国，关于新发展机会的消息总能迅速传播开来。

移民通常不愿意轻易返回家园。委内瑞拉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自该国独裁者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于今年1月被美军特种部队抓捕以来，归国的委内瑞拉人寥寥无几。今年2月和3月对海外委内瑞拉人展开的一项调查显示，即便局势有所好转，也仅有45%的人会考虑回国。“要恢复元气，需要花上好几年时间，”身在墨西哥城的59岁委内瑞拉人亚历山大（Alexander）说道。

自今年5月以来，前往美国的人数已开始呈现回升态势。最近，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洪都拉斯人）陆陆续续来到“托昌之家”，他们依然决心向北挺进。奥罗斯科预计，今年偷渡进入美国的非正规移民约为41.5万人，比去年增加2%，尽管这仍远低于2019年的75万人。他预测，这一数字最终将稳定在60万左右，但他同时补充道，一旦爆发新危机，数字可能会瞬间飙升。

这种反弹与2021至2023年间的移民潮截然不同，当时边境执法人员每年在南部边境截获的移民多达200万人。继特朗普之后的任何一位民主党继任者，都不太可能再采取拜登时期那种宽松的边境安全政策。

但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甘迪尼认为，移民并非单一现象。有些人已经在墨西哥定居、找到工作并组建了家庭，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有可能留下来；而另一些人，也许是因为家人都在美国，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毅然离去。

特朗普确实成功斩断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移民走廊。然而，那种驱动人类跨越边境的根本力量将比他的任期更为持久，并且极有可能再次显现。■

28. 墨西哥拟建军警博物馆引发强权干政与资源浪费争议

原文标题：A new museum for Mexico’s armed forces prompts a backlash

核心提炼

墨西哥国防部计划在首都查普尔特佩克公园建设一座耗资17亿比索（约9400万美元）的庞大军事博物馆，消息一出即引发公众强烈反对。环保人士担忧其破坏“城市之肺”，市民与民间组织更质疑在已有同类场馆且国家治安预算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此举是对公共资金的巨大浪费。尽管首都市长迅速发声反对，陆军也承诺另择新址，但舆论的风暴并未平息。在执政党国家复兴运动党统治下，军方势力大幅扩张，干预了基建、海关及商业运营等诸多民事领域，且缺乏透明度。此项博物馆计划连同此前曝光的形象公关企图，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军队过度干预国家生活、影响社会价值观的担忧。

正文

别动我们的公园：墨西哥拟建军事博物馆引发强烈反弹

在某些统计中，墨西哥城拥有的博物馆数量居全球之冠。然而，一项新建博物馆的提案却引发了轩然大波。9月20日，影响力巨大的《改革报》揭露了墨西哥国防部的一项计划：军方打算在首都核心绿地查普尔特佩克公园内，建造一座展示武装部队风采的庞大博物馆建筑群。

舆论的反弹来得迅猛而猛烈。非政府组织纷纷发表声明，社区居民也发起了联合签名抗议。9月24日，首都市长克拉拉·布鲁加达明确表态，绝不允许该博物馆建在查普尔特佩克公园内。在方案曝光仅一周后，军方不得不妥协，表示将另寻地址。

换个地方或许能安抚环保人士——他们此前指出，拟选址属于受保护土地，是首都不可或缺的“城市之肺”和重要的市民公共空间。但这恐怕很难平息整场舆论风暴。墨西哥国防部旗下本就拥有数家博物馆，且该国在公共安全领域的投入低得可怜——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7%，这还不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由富裕及中等收入国家组成的组织）平均水平的一半，而墨西哥面临的安全威胁却远比这些国家严峻。在如此背景下，斥资17亿比索（约合9400万美元）打造一座新博物馆，令许多人难以接受。

在执政党“国家复兴运动党”掌权期间，墨西哥武装部队的权力边界不断膨胀。2018年至2024年任职的前总统安德列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布拉多，将大量民事工作交由军方操办：从修建观光铁路和首都新机场，到接管海关、分发疫苗，乃至运营酒店和机场。这些项目利润丰厚，且往往被冠以“涉及国家安全”的名义，从而规避了公众与法律的监督。

来自墨西哥城非政府组织“墨西哥团结对抗犯罪”的克里斯蒂娜·雷耶斯表达了深切的忧虑，她担心墨西哥人正在对军队无孔不入的角色变得麻木。她特别提到了黑客组织“金刚鹦鹉”于2022年泄露的一批内部文件，内容显示军方曾计划利用电视节目、吉祥物以及社交媒体网红来洗刷和美化自身形象。“博物馆定义了一个社会如何看待自我，”雷耶斯说道。显然，相比于枪炮与坦克，墨西哥人更希望以塔可卷饼和亡灵节节庆来代表自己的国家形象。

29. 拉美民调新动向：中国影响力首次超越美国

原文标题：For the first time Latin Americans prefer China to America

核心提炼

《经济学人》独家发布的最新拉美民调（Latinobarómetro）显示，自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20个月以来，拉美地区对美国的好感度大幅下滑。尽管拉美多国近期均由右翼候选人当选总统，且公众普遍支持其强硬的治安手段，但该地区对美国干涉主义政策的看法却日趋负面。

最引人瞩目的变化在于，在这个传统上亲美的地方，中国的影响力首次超越美国：65%的受访者对中国的影响力持积极态度，而对美国仅为57%。

与此同时，虽然社会安全焦虑导致强人政治和极右翼思潮抬头，但拉美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仰已趋于稳定，并没有出现崩溃。面对经济低迷与公共服务失范，民众普遍对国家效能感到失望，但对个人与家庭的未来依然保持着难能可贵 optimism（乐观态度）。

正文

拉美民调新动向：中国影响力首次超越美国

自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的20个月里，右翼候选人包揽了拉丁美洲全部七场总统选举。其中许多人亦步亦趋地效仿特朗普，将炮口对准新闻媒体和所谓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此背景下，《经济学人》独家发布的最新“拉丁晴雨表”（Latinobarómetro）民调结果显得尤为耐人寻味：自特朗普回归以来，拉美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度明显变差了。

民调显示，对美国持好感的人数比例从2024年的73%骤降至63%。虽然从纯粹的好感度来看，美国依然高于中国，但在这一传统上偏向美国的地区，拉美民众对中国影响力的评价却首次超越了美国：6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影响力是积极的，而对美国的这一比例仅为57%。

这一转变折射出该地区对特朗普强硬外交姿态的反感——在特朗普看来，拉美理应受美国掌控。虽然有69%的受访者支持美方今年1月抓捕委内瑞拉前独裁者尼古拉斯·马杜罗的行动，但只有35%的人认为美国的干涉能让委内瑞拉受益。近三分之二的人不支持特朗普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不过委内瑞拉本国受访者的支持率达到了61%）。

特朗普式的右翼政客相继当选，部分原因可以用民调的另一项发现来解释：萨尔瓦多强人总统奈伊布·布克尔依然是该地区最受钦佩的人物。布克尔通过将大量年轻男子未经审判直接收押，并在这一过程中掌控了民主机构，从而大幅降低了萨尔瓦多的谋杀率。许多拉美民众迫切希望本国也能以同样手段铲除犯罪和治安隐患。像哥伦比亚新任总统阿贝拉多·德拉埃斯普里埃拉这样的“特朗普式”候选人，正是凭借这一承诺赢得了选民。

尽管极权主义色彩浓厚的布克尔大受欢迎，但仍有一半的受访者坚信民主制度。在经历了大宗商品繁荣期过后的经济停滞、导致民主支持率于2010年代中期大幅下滑之后，如今拉美社会对民主及其制度的支持度已经止跌回稳，尽管这一水平仍处于低位。“拉丁晴雨表”负责人玛尔塔·拉戈斯指出：“虽然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民主制度不重要，但这其实一直是常态。经历了疫情和低增长的冲击，对民主的支持依然坚挺。”

不过，民众对民主在实际运行中的表现依然普遍感到不满。议会是最受厌恶的机构，仅有22%的人觉得议会能代表自己。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55%的人认为“没有政党，民主就无法运转”，这一比例高于2023年的44%。此外，仅有15%的人认为本国经济状况良好；对公立医院和警察感到满意的人数比例也分别只有28%和30%。

这种普遍的不满导致许多执政党在选举中遭遇惨败，近期受创的主要是左翼政府。重要的是，拉美民众依然相信选举能够带来改变。今年举行总统大选的哥伦比亚、洪都拉斯和秘鲁，在右翼胜选后，民众对民主的支持率均有所上升；只有玻利维亚是个例外，当地新上台的中右翼总统罗德里戈·帕斯正深陷经济泥潭。

虽然经济依然是大众最关心的核心议题，但在7个国家中，社会治安已经跃居首位，在厄瓜多尔尤为突出。

此外，这股更趋激进的新右翼思潮，也迎合了拉美社会的保守主义传统。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反对同性婚姻，同样比例的人反对同性堕胎合法化。不过，拉美南部地区则是另一副景象：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的大多数民众对这两项议题均持支持态度。

拉美民众对国家期望不高，这或许也帮了右翼的大忙。当被问及过去三年国家为其做过什么时，73%的人回答“微乎其微或毫无作为”，高于2011年的63%。这一高比例反映了非正规经济在该地区的庞大体量——仅有28%的人表示自己缴纳了社会保障金。

与其他地区一样，社交媒体已经取代了电视、广播，尤其是报纸，成为政治信息的主要来源。然而，很难将这种渠道的变化与极端政治的抬头直接挂钩。超过70%的人认为，社交媒体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大多数人的真实想法”。

尽管面临重重困境，拉美民众却并未陷入绝望。四分之一的人表示曾考虑过移民，低于2023年的30%（部分原因可能是受到了特朗普严厉打击移民政策的影响）。虽然只有36%的人预计未来一年本国经济会好转，但高达52%的人相信自己的个人生活状况会变好——这是自1995年开展此项调查以来的最高水平。

对于拉美人的生活而言，家庭与港湾，始终是最坚实的基石。

30. 人工智能正在渗透以色列选民

原文标题：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coming for Israel’s voters

核心提炼

在以色列即将迎来的大选中，人工智能（AI）已成为政治博弈的前沿阵地，世界各国对此应保持关注。近期，右翼政党因发布由AI生成的假视频（捏造反对派领袖与巴勒斯坦总统会面）而触犯了法律，开启了AI参政的先例。

然而，专家指出，深伪视频只是冰山一角，更严峻的威胁在于暗处：各阵营正利用AI进行大规模的数据收集、情绪操纵与自动化说服。从能够渗入WhatsApp私密群组的智能化化身，到定制化的仿生自动电话，再到故意向ChatGPT等AI聊天机器人喂入虚假信息以误导选民，科技手段层出不穷。执政联盟凭借多年积累的数据库占据先机，而反对派也依托本土科技巨头的支持展开反击。面对这场新型信息战，监管机构与执法部门手段有限、顾此失彼，使得即将到来的大选面临前所未有的民主挑战。

正文

人工智能正在渗透以色列选民 其他国家的政府和选民都应密切关注这一动态

这是一场十年未见的历史性画面：以色列总理与巴勒斯坦总统举行会晤。两人的笑容看起来无比真实。然而，这场会面根本从未发生过。

加迪·艾森科特（Gadi Eisenkot）确实是以色列大选的领跑者，但他并不是现任总理，也从未见过巴勒斯坦年事已高的领导人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这段画面逼真、声称显示艾森科特拥抱阿巴斯的伪造峰会视频，是由“宗教锡安主义党”制作的。该党是一个极右翼政党，由以色列财政部长贝扎雷尔·斯莫特里赫（Bezalel Smotrich）领导，他是现任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inyamin Netanyahu）的盟友。视频的目的，是想让选民相信这位硬朗的前将军（他希望在10月27日的大选中取代内塔尼亚胡）实际上是一个危险的左翼分子，甚至准备与以色列的宿敌和解。

尽管视频是假的，但它依然创造了历史。7月26日，它成为了以色列首支因违反“所有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必须明确标注”这一法律而触法的大选宣传片。中央选举委员会（CEC）随后责令“宗教锡安主义党”下架该视频。自那以后，AI使用声明在每个屏幕的角落里变得随处可见。

“但肉眼可见的内容，比如这些假视频，并不是最主要的威胁，”专门研究虚假信息和民主威胁的以色列信息科学家卡琳·纳霍恩（Karine Nahon）指出，“因为它们很容易被识别。真正可怕的，是AI在暗中被用来倾斜信息流向、监控并操纵选民。”

如今，各方都在采用由AI加持的先进说服与操纵手段。以色列向来以其军工和科技创新被全球效仿而自豪，那么在选举战场上，这种情况是否也会重演？

在民调中，内塔尼亚胡由极右翼和宗教政党组成的执政联盟落后于中左翼。但他有一个关键优势：他的盟友们紧密团结在他身后。“内塔尼亚胡及其盟友多年来一直在投资选举科技，拥有高度发达的数据库，而且他所在阵营的各政党共享选民信息，”一位科技行业内部人士表示。在过去三年里，以色列政府在网络心理战方面投入了巨资，利用AI工具试图影响中东和西方公众。如今，其中一些手段正被用于国内。

艾森科特的“亚沙尔党”（Yashar）成立仅一年，反对派整体上也处于分裂状态。然而，那些希望取代内塔尼亚胡的人背后，有着深植于以色列科技领域的反政府抗议群体网络。“大多数科技专业人士都支持反对派，他们觉得自己在为以色列的未来而战，”上述内部人士补充道，“我们将看到他们用科技手段展开正面反击。”

以色列的科技公司已经研发出可以伪装成真实选民的“机器人军团”（Bot swarms）。这些机器人可以引导网络讨论，使其朝着有利于其控制者的方向倾斜。此外，还可以雇佣机器人参加网络民调——虽然这类民调在统计学上不如主流民调可靠，名声也不如后者，但它们能制造吸引眼球的新闻头条，进而影响摇摆不定的选民。

更高级的是由AI创建的虚拟化身（Avatars），它们甚至拥有真实的电话号码和信用卡。这些化身可以发表复杂的观点，渗入各种社交群组，尤其是在人们完全没预料到会遇到AI角色的WhatsApp里。“竞选活动中最隐蔽的环节就是说服过程的自动化，”耶路撒冷以色列民主研究所的法律与科技专家特希拉·施瓦茨-阿尔特舒勒（Tehilla Shwartz-Altshuler）表示，“AI正在收集选民留下的所有痕迹，包括他们的观影和音乐偏好。AI还会对他们进行地理定位，以此推测他们在投票日可能会在哪里。”

AI生成的个性化信息正通过网络广告、短信以及越来越逼真的自动语音电话（表面上来自候选人）精准推送给个体选民。本文作者最近就接到了这样一个电话，在聊了数句之后，才猛然意识到电话那头侃侃而谈的政治家其实是个AI智能体。

政客们预计，许多以色列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会通过咨询聊天机器人来决定投给谁。“我们发现，一些非真实网络正在创建大量的数字资产，旨在操纵聊天机器人和AI搜索引擎的算法，”打击虚假信息的非政府组织“FakeReporter”负责人尼尔·罗森（Nir Rozen）说，“这些内容包括伪造的政治家采访，但其中也混杂着真实信息，充斥着选民所依赖的信息源。”

各个政党正在争先恐后地在聊天机器人频繁调用的平台上发布内容。“我们一直在把过去所有的资料重新发布到Reddit上，因为ChatGPT会使用这些数据，”一位政治活动家透露。

然而，目前尚不清楚究竟该由谁来阻止这一切。以色列国家安全局（Shin Bet）似乎只愿意干预防止外国势力干涉，尽管其法定职责是广泛保护以色列脆弱的民主制度。总理办公室旗下的国家网络管理局似乎也不打算卷入其中。这使得执法资源有限的警察局以及权力微薄的中央选举委员会，不得不在这片蛮荒的新前沿阵地上独自巡逻。

目前，选举委员会最强有力的工具就是其与主要互联网公司的合作关系。这些公司通常会顺从委员会的要求，删除可疑内容。许多国际科技巨头在以色列都设有研发中心，它们深知，其他国家的政党和竞选团队都会密切观察这场大选以汲取经验。政府官员和隐私倡导者表示，科技公司到目前为止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响应迅速。

但是，要在投票日当天即时采取行动，以防止任何虚假报告或操纵行为影响投票结果，难度要大得多。大量被非法收集的信息将被用于投票日当天的“催票”（GETV）行动，而那天恰好是公休假。对于政党来说，了解谁是自己的潜在选民以及他们在假期可能会做什么，是一项巨大的优势。同样，了解谁不太可能投自己的票也非常有用——这类选民可能会收到远离投票站的商场或娱乐场所的优惠活动，或是他们所在区域发生骚乱的虚假新闻。

最高法院和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已经裁定，各政党设在投票站的观察员将不得向其上级报告谁已经参与了投票。在往届选举中，这种做法是获准的，并且是追踪选民动态以及动员支持者前往投票站的核心手段。

对此类行为进行监管非常棘手。“言论自由与审查制度之间只有一线之隔，我们必须谨慎行使裁量权，”中央选举委员会代理干事迪恩·利夫内（Dean Livne）表示，“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到必须直接干预AI引擎的地步。”

但以人工智能目前的发展速度来看，这种局势恐怕很快就会改变。

31. 伊朗失去了对海湾石油出口的控制吗？

原文标题：Has Iran lost its grip on Gulf oil exports?

核心提炼

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显著回升，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出口量已接近战前水平，而伊朗自身的出口则暴跌了九成，从表面看伊朗对海湾石油的控制力正在削弱。然而，全球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却依然坚挺在每桶100美元的高位。这表明，海湾出口的恢复并未消除全球能源市场的紧张局势。

油价居高不下主要有三大原因：首先，全球石油供给仍落后于需求，沙特等国推行的船对船转运方案成本高昂且不可持续，同时中国等主要消费国的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其次，对美国可能实施柴油出口禁令的预估扭曲了全球市场，推高了国际油价；最后，市场对伊朗可能发动新一轮袭击的担忧依然笼罩。海湾地区出口增加只意味着石油行业适应了高风险环境，并不代表海峡变得安全，伊朗依然具备随时掐断全球能源动脉的能力。

正文

伊朗失去了对海湾石油出口的控制吗？

9月26日，唐纳德·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一项停火建议，该建议原本承诺在七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伊朗之所以想要达成协议，是因为它“输得太惨了”。特朗普及其多位顾问认为，美国选择观望能够获得更多好处。

从海湾地区涌出的石油数量似乎印证了他的观点。船舶追踪机构 Kpler 估计，如果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量以及绕过该海峡的管道输送量计算在内，海湾阿拉伯国家9月份至今的原油和成品油平均出口量达到了每天1700万桶。这是自今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已接近战前每天2100万桶的总量。相比之下，伊朗现在的出口量仅为每天20万桶，还不到冲突爆发前出货量的十分之一。

从7000英里之外的华盛顿来看，伊朗对海湾石油的锁喉之势似乎正在松开。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全球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目前仍卡在每桶100美元左右——比美伊6月达成（临时）协议时高出约40%，尽管当时的出口量比现在低四分之一。问题不在于令人咋舌的运费成本：虽然租用油轮的费率创下了历史新高，但布伦特原油期货是以“船上交货”（FOB）计价的，反映的是石油在装货港的价格，而非送达价格。

相反，有三个核心原因凸显出来：原油供应仍落后于需求；美国可能实施柴油出口禁令的预期正在扭曲市场；以及人们日益担心伊朗可能会再次袭击船只或能源基础设施。

首先来看供需失衡的问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流量增加，是因为沙特阿拉伯通过该水道输送的石油数量远多于冲突初期。9月28日，沙特阿美邀请中国炼油厂对下个月装船的货物进行竞标；在此之前的两周内，沙特阿美已分两轮售出了超过9000万桶石油。目前，大多数沙特石油都在美国的护航下，由国营油轮穿梭运过海峡，然后在阿曼湾转移到其他船只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国营船只比私营船只更能抵御压力，因此即便伊朗再次发出好战言论，石油运输也未曾中断。

然而，沙特官员自己也承认，这种船对船转运的方案成本高昂、过程笨拙且不可持续。目前海湾地区的供应量仍比战前水平少400万桶/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当布伦特油价飙升至129美元的峰值时，世界曾担心会面临类似的供应缺口。

与此同时，全球原油需求已经回升。中国在夏季将原油采购量大幅削减了近40%之后，如今对石油再次渴求起来。中国国内的航空煤油、柴油和汽油库存下降极快，以至于批发燃料价格现在已经超过了零售价格（零售价受政府限价控制）。因此，炼油厂正在加班加点生产以满足国内市场。在10月1日中国似乎重新实施出口限制之前，炼油厂此前增加进口也是为了对外出口，因为全球燃料紧缺预示着海外存在丰厚的利润。在预料到会有出口限制的情况下，最近几周“进口用于出口”的采购量可能更高。

中国还必须寻找替代石油，来填补此前从伊朗购买的份额。这迫使中国在公开市场上购买更多原油，从而推高了官方价格。与伊朗生产的油种最为相似的原油价格上涨幅度甚至超过了布伦特原油：迪拜原油期货交易价格已达每桶116美元。此外，中国还在与欧洲买家竞争类似于北海品质的原油，这一过程同样推高了布伦特油价。

结果就是，全球原油供应依然赶不上需求。追踪未来几周装船石油的现货布伦特原油（Dated Brent）价格在每桶120美元左右徘徊。该价格通常与布伦特原油期货相差无几；如今出现如此罕见的大幅价差，表明现货市场供应极其紧张。

布伦特油价还受到了另一个市场——柴油短缺的推升。海湾地区出货量有限以及俄罗斯的出口禁令，已将主要市场的柴油批发价格推高至接近200美元。美国加油站的柴油价格维持在每加仑6.50美元的高位，创下历史纪录，在距离中期选举仅剩几周之际引发了卡车司机和农夫的强烈不满。特朗普表示，他倾向于限制这种燃料的出口——自战争爆发以来，大量的柴油被运往了欧洲。如果限制出口，美国炼油厂的加工量就会减少，从而削弱对美国原油的需求；同时欧洲炼油厂为了生产更多柴油，对其他品质原油的需求则会上升。这种预期已经导致布伦特原油价格比美国基准的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WTI）高出12美元。

这就引出了第三个风险：伊朗可能会再次发起反击。伊朗的强硬派领导人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摆脱了他们的控制，心中必然充满怨恨。9月30日有报道称发生了三起油轮袭击事件，但自9月23日以来，伊朗尚未瘫痪过任何一艘油轮。

然而，这种情况随时可能改变。未经证实的报道指出，伊朗已经在海峡内布设了新的水雷，或者正在为此做准备。航运情报公司 Windward 在9月26日监测到75艘能够部署漂流炸弹的高速快艇聚集在阿曼海岸附近。伊朗依然具备打击海湾油田和能源设施的能力。沙特阿拉伯的“东西管道”在9月初遭到袭击，目前仅进行了部分修复，依然脆弱不堪；沙特的港口也是如此。而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可能会进一步限制红海要道曼德海峡的航运。

石油出口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变得更加安全；这仅仅表明石油行业已经适应了在持续的高风险状态下运营。这种风险随时可能转化为现实，并再次掐断石油运输。霍尔木兹海峡过去的通行表现绝不能保证未来的安全——尤其是当伊朗感到自己被逼入绝境的时候。

32. 贾里德·库什纳提出24.5亿美元加沙复兴计划

原文标题：Jared Kushner has a $2.45bn recovery plan for Gaza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特朗普女婿贾里德·库什纳代表“和平委员会”提出了24.5亿美元的加沙复兴计划，但这一宏伟蓝图在现实中形同虚设。目前加沙近三分之二的土地被以色列占领并遭受持续空袭，物资禁运甚至连重建重型机械和帐篷支架都无法进入。加沙内部陷入极度混乱，哈马斯统治力衰退导致社会秩序崩塌，盗窃肆虐、枪战频发，甚至出现极度贫困下的童婚现象。

虽然“和平委员会”试图通过设立协调机构推动加沙重建，但资金严重短缺，且最大的阻碍来自以色列——以方拒绝撤军、限制救援机构，并否决了哈马斯交出武器换取撤军的和平方案。随着以色列政治立场持续右倾、巴勒斯坦内部政治内耗，加沙的重建与和平前景依旧极其渺茫。

正文

全文翻译

中东与非洲 | 在不可居之地谋求生存 贾里德·库什纳提出24.5亿美元加沙复兴计划 然而，“和平委员会”的许诺在加沙地带显得苍白无力

2026年10月1日

一年前，唐纳德·特朗普成立了他的“和平委员会”（BOP）——一个由世界领袖组成的私密俱乐部。在他宣布由该委员会主导的加沙重建计划那天，他声称这“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日子之一”。据该委员会执行成员、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透露，该机构已经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密集准备”，如今终于迎来了“实施阶段”。

9月23日，在联合国大会的边会上，特朗普的女婿兼核心助手贾里德·库什纳展示了委员会希望在实施阶段投入的资金规模。他公布了一项24.5亿美元的复兴计划，并谈及未来十年高达710亿美元的重建构想。他宣称，仅在未来六个月内，委员会就将监督66个项目的落地。演示文稿中勾勒出了一个“互联、繁荣，且能提供安全、尊严与机遇的加沙”。

然而，这样的承诺在加沙听起来却是极其讽刺与苍白。以色列已经清空了其占领的加沙近三分之二人口，军事哨所星罗棋布。成群的推土机正在夷平废墟，抹去产权界限，也一并抹去了那些被认定为战争罪行的证据。美国口中将为通过安全审查的巴勒斯坦人建立的“替代安全社区”，其轮廓正在显现；但在以色列强硬派部长眼中，这些不过是为犹太定居者准备的“安全社区”。

以色列几乎每天都在轰炸帐篷和仅存的少数房屋。以方称其正在追捕哈马斯残余领导人——三年前，这一伊斯兰激进组织突破加沙封锁，对以色列人发动了屠杀。在停火协议达成后的一年里，又有1400多人丧生。

眼看寒冬将至，建立新的庇护所却无从谈起。用于清理6800万吨残骸以及修复学校、医院、电力和卫生设施的重型机械，因被认定为“双重用途”而被禁止运入加沙，甚至连搭帐篷的支架都在禁止之列。

哈马斯依然是当地事实上的统治当局。在被炸毁的废墟中，它仍在办理出生登记并征收营业税，但其控制力已岌岌可危。今年9月，以色列打死了加沙五个省份中四个省份的哈马斯指挥官。为了避免被以色列军队发现，警察只能穿便服行事。一些人警告称，加沙正在滑向“安全失序”（al-falatan al-amni）状态，即本世纪初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加沙崩溃前的那种混乱局面。

在以色列支持下，巴勒斯坦民间武装开始猎杀哈马斯。随着哈马斯统治力的衰退，各大家族纷纷携枪重返街头。争抢面包和水的口角往往演变成枪战，过去罕见的抢劫如今屡见不鲜。联合国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由于无力抚养加沙大量的孤儿，一些亲戚甚至将幼女出嫁，有的新娘年仅12岁。研究人员透露，有一名男子竟为了两袋面粉就把幼女嫁了出去。“加沙人失去了善良，”一名哈马斯文职官员说道，“我们变得残忍了。”

一年前，“和平委员会”在距离加沙20公里的以色列城市吉列特盖特设立了一个仓库，军方人员、情报人员、外交官和救援人员在此与以色列协调加沙重建事宜。然而，一名在此工作数月的外交官员表示，“最初的势头已经停滞”。尽管库什纳大谈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但随着海湾赞助国优先解决国内需求，该委员会项目的资金缺口巨大。

但吉列特盖特的官员指出，真正的阻碍来自于以色列。加沙境内的救援机构数量正在减少；五国为监测停火和监督以军撤离而提供的“国际稳定部队”人员尚未获准入境；由委员会任命用于接替哈马斯的巴勒斯坦管理机构——加沙管理国家委员会，至今仍滞留在埃及，450名通过安全审查的巴勒斯坦警察也是如此。有官员戏谑道，委员会为解决饥饿问题所做的最大努力，竟是为吉列特盖特员工提供免费自助餐的食堂——六个月耗资900万美元（这笔资金本可在加沙建立约1800个社区厨房）。

“和平委员会总是对以色列屈尊阿谀，”一位经常前往当地的西方官员直言。

有些人寄希望于10月27日以色列大选后能带来改变。但即便内塔尼亚胡败选，随着以色列碎片化的政党为组建执政联盟而拉拢博弈，他仍可能作为过渡总理看守政权数月之久。此外，选举结果甚至可能导致政局进一步右倾。在以色列，呼吁巴勒斯坦人“自愿迁移”（以色列对驱逐出境的委婉说法）的声音日益高涨。候选人之一莫舍·费格林甚至声称，加沙的每一个婴儿都是敌人。即便是立场较为温和的总理竞争者，也认同内塔尼亚胡关于必须彻底摧毁哈马斯的观点。

以色列依然决心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今年8月，委员会驻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曾说服哈马斯同意交出武器，以换取以色列撤军。但该计划在许多细节上模棱两可：哈马斯是在以军撤离前、撤离过程中还是撤离后缴械？其巴勒斯坦对手会缴械吗？哈马斯会交出轻武器还是仅交出重武器？

不过，哈马斯并没有面临艰难抉择的机会，因为内塔尼亚胡直接拒绝了该计划和撤军要求。“哪怕哈马斯完全放下武器，以色列依然会声称他们手里藏着一把水果刀，”一名欧洲官员说道。

其他人仍在尝试将哈马斯引向政治解决的轨道。曾与哈马斯交战的加沙前军阀穆罕默德·达赫兰得到了与哈马斯高层会晤过的库什纳的许可，目前正带领代表团在开罗与哈马斯进行谈判。他的谈判人员声称，已说服哈马斯接受巴勒斯坦总统马哈姆德·阿巴斯提出的条件，以参加11月的巴勒斯坦大选。“我们成功改变了哈马斯的想法，”前加沙市长、达赫兰的盟友乌萨马·法拉宣称。他表示，这些条件包括承认以色列以及接受巴勒斯坦此前与以色列达成的各项协议。

然而这一次，搅局者可能不是以色列。由于担心败选，预计阿巴斯总统将会取消这次大选。■

33. 民众怨声载道，尼日利亚总统为何仍有望连任？

原文标题：Nigerians dislike their president, but may re-elect him anyway

核心提炼

尽管尼日利亚安全局势持续恶化、通货膨胀高企，总统博拉·提努布的民调支持率走低，但他仍极大可能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成功连任。

提努布推行的经济改革虽获投资者好评，却未能改善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东北部等受暴力和贫困打击最严重的地区更是哀鸿遍野。然而，提努布看似全无危机感，这反映出尼日利亚复杂的选举机制：

首先，执政党掌握着强大的行政资源与资金优势；其次，反对派阵营分裂，无法形成合力；再者，宗教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提努布及其搭档组成的“穆斯林组合”在北方占有优势；最后，长期的善治缺失导致选民对政府极度失望，参选热情低迷，政治冷漠与地区宗派主义反而巩固了执政者的优势。

正文

民众怨声载道，尼日利亚总统为何仍有望连任？ 政治冷漠、分裂的反对派以及宗教因素，都在为其保驾护航。

距离尼日利亚总统大选投票仅剩三个多月，现任总统博拉·提努布对自己的连任前景似乎并不怎么担忧。9月29日，这位期待在明年1月赢取第二个任期的总统，在结束了长达一个月的欧洲之行后从巴黎返回阿布贾。此前他延长了自己的“工作假期”，一度在国人中引发议论。

表面上看，提努布的镇定自若令人吃惊。尼日利亚当前正遭受日益恶化的安全危机，绑架、土匪袭击和叛军杀戮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虽然他的经济改革赢得了外国投资者的赞誉，但尚未给这个拥有2.4亿人口的国家中的大多数人带来切实的好处。再加上一些政治对手的支持率比他更高——尤其是在受暴力和贫困打击最严重的北方各州——这位总统理应感到坐立不安才对。

他之所以能如此坦然，与其说是个人魄力，不如说是反映了尼日利亚复杂的选举机制。

要理解提努布及其执政党“全体进步大会党”（APC）所统治下的苦难，不妨看看尼日利亚东北部的博尔诺州。这个由执政党掌控的贫困州，至今仍被一场肆虐了二十年的叛乱所笼罩。极化分子既对抗政府，也彼此内斗。宿敌派系靠绑架学童、向本就贫困的农户勒索或抢劫钱粮来敛财。

如此暴行摧毁了当地经济，导致青年失误、商贩无客。首府迈杜古里的一位27岁年轻人抱怨说，由于当地人根本买不起，他不得不远赴邻国查德出售粮食。他说，年轻人“收拾好所有行囊，离开博尔诺州”前往查德、喀麦隆或加纳，“因为如果你坐在这里，这个国家连吃的都没有。”

提努布的竞选主张集中在改革上，比如取消昂贵的燃料补贴，这确实为尼日利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稳定。通胀率有所回落，政府收入正在增加，投资也在回暖。但在博尔诺州，这些改革，再加上歉收、援助减少以及乌克兰和伊朗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让生活雪上加霜。

今年8月的年通胀率仍保持在15%左右，食品通胀率更是逼近20%。很少有人能吃饱饭，这在博尔诺州及邻近各州引发了饥荒危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该州的营养不良状况已达到了十年来的最严重水平。

为救援机构“救助儿童会”管理一家饥饿诊所的努拉·图库尔医生表示，过去三年里收治的营养不良妇籍和婴儿数量急剧增加。今年7月是该诊所自2016年开业以来最糟糕的一个月。

艾莎·乌马拉几个月前带着三胞胎来到这里，其中一个在路上不幸夭折，如今她的身体状况已恢复到可以母乳喂养。但她两个六个月大的孩子体重各只有2.5公斤。如果出院回到一个没有粮食、由极化分子统治的村庄，他们几乎很难活下来。

所有这些都损害了提努布在北方的声誉。虽然他个人在北方缺乏群众基础，但其所在政党传统上在该地区表现良好。在2023年的大选中，他在博尔诺州赢得了54%的选票。但风险咨询机构SBM Intelligence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他在该州的支持率目前已落后于来自南方的另一位 presidential 候选人彼得·奥比，以及在东北部拥有强大基础的阿提库·阿布巴卡尔。迈杜古里的一些居民表示，他们准备在明年1月的选票箱前“发起反击”。

然而总的来说，提努布的不受欢迎可能不足以让他下台。在尼日利亚近期的选举中，现任者凭借对执政党机器的控制和发放好处的充裕资金，往往占据优势。

反对派的分裂和无序也帮了提努布的大忙。奥比未能与阿布巴卡尔结成联盟。咨询机构 Control Risks 的乔阿基姆·马克塞邦表示：“由于这不是一张统一的选票，反对执政党的选票并没有凝聚成一股力量。”在迈杜古里，有些人甚至表示除了提努布，根本不知道选票上还有谁。

另一个有利因素是，提努布和他的副总统候选人（博尔诺州前州长）都是穆斯林，北方的大多数民众也是如此。“总统坚持使用‘穆斯林-穆斯林’的竞选搭档组合，这在相当一部分人中引起了共鸣，”SBM Intelligence的负责人切塔·恩万泽说。即使是喜欢奥比的选民也可能会把他排除在外，因为他是天主教徒；尽管他有一个穆斯林搭档，但这可能还不够。

或许最重要的是，北方的选民可能不会太在意提努布的政绩，因为他们对政府本就没抱什么期望。“许多人生活在没有真正安全、没有真正医疗、没有真正学校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预期变得越来越低，”马克塞邦说。

迈杜古里的一位母亲表示，她会投票给提努布，以此“感谢”政府医院提供的药物。由于家乡长期治理不善，许多人更倾向于相信上帝和家人能改善他们的生活，而不是那个鲜少履行职责的政府。

这种政治冷漠并不局限于博尔诺州。只要安全危机得不到解决，且预计今年将达到4.1%的经济增长无法转化为尼日利亚人日常生活的切实改善，许多选民就会继续感到失望。

然而，很少有人会用手中的选票来表达这种失望。在博尔诺，去一趟投票站很可能意味着会遇上武装分子，因此大多数人可能根本懒得去投票。2023年，该州的投票率低于20%，甚至低于全国27%的惨淡水平。而在南部部分地区，尤其是在提努布的大本营拉各斯，许多人可能会咽下对日常生活挣扎的不满，将票投给他们本地的“本土人”。

无怪乎提努布感觉足够安全，甚至能在巴黎安心度过漫长假期了。

34. AI新贵加入慈善阵营：人工智能将如何改变国际发展援助？

原文标题：How will AI philanthropy change development aid?

核心提炼

在传统国际发展援助资金大幅缩减的背景下，以Anthropic为代表的AI巨头正携巨资与技术踏入慈善领域。据预测，此类新兴AI慈善资金未来每年规模可达数百至上千亿美元。目前，AI正通过优化医疗数据处理、预测粮食危机等方式提升救援效率。

然而，科技援助的过往教训值得警惕。首先，AI并非万能药，无法解决疫苗短缺、供应链断裂等实体困境；其次，若缺乏后续配套的医疗或教育资源，仅凭AI诊断只会加剧供需矛盾；最后，免费的模型资源和外籍工程师可能引发新的“技术依赖”。文章指出，真正的成功在于实现“本地化主导”。AI慈善不能只做技术输出，更须资助配套基础设施，并最终让当地具备独立运营的能力，使援助方和技术模型变得“可有可无”。

正文

对Anthropic公司而言，人工智能（AI）的无限前景与巨大风险，简直就像是一场“家族内部的路线之争”。达里奥·阿莫代伊（Dario Amodei）是这家旧金山AI巨头（也是大语言模型Claude的缔造者）的首席执行官，他最近警告称，超人工智能可能会毁灭人类。然而，他的妹妹、兼任公司总裁的丹妮拉（Daniela）却对AI如何挽救生命充满热情。她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表示，全球卫生事业正成为Anthropic的关注焦点。目前，该公司正与全非洲的援助组织合作，将Claude应用于医疗保健以及预测粮食短缺问题。

就目前而言，这类尝试的规模依然有限。今年AI企业公布的发展援助项目总价值仅数亿美元，在全球援助支出的大盘子里不过是凑个零头。但在传统援助不断退潮的当下，这股新势力的崛起正逢其时。去年，发达国家将发展援助资金削减了23%，降至1740亿美元。支付公司Stripe公共产品业务负责人楠·兰索霍夫（Nan Ransohoff）预估，OpenAI基金会、Anthropic的创始人及其员工，未来每年可用于慈善事业的支出可能高达370亿至1000亿美元。这笔资金将有一部分流向贫困国家。

这笔新资金将如何助力发展事业？AI公司不仅能提供资金，还能提供技术支持。例如，Anthropic正与国际救援委员会（IRC）及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不仅免费开放Claude的使用权限，还提供工程技术援助。IRC负责人戴维·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表示，在尼日利亚，一个利用AI梳理非结构化患者数据的项目，已帮助护理人员将某些日常任务的处理时间缩短了约60%。在援助资金削减导致救援能力受限的当下，这种生产力的提升至关重要——仅在过去一年里，该组织就不得不关闭了500多个医疗中心。

然而，回顾以往将科技应用于援助领域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一个警示：仅靠更便宜的技术手段是远远不够的。过去曾有一项向贫困国家儿童发放笔记本电脑的计划，虽然提高了电脑使用率，却未能提升考试成绩，原因在于这些设备未能很好地融入当地课程体系。同样，许多数字医疗工具在试验阶段表现亮眼，但最终都未能融入当地的医疗体系中存活下来。

此外，资助者往往习惯从自身的专业视角来看待世界。挪威是一个渔业大国，曾倾力资助肯尼亚的渔业建设，结果却建起了一座从未开业运营过的冷冻鱼厂。如今的AI资助者也很可能会把所有难题都视为AI的“用武之地”，即便真正的瓶颈根本不在这儿。

以疟疾为例，这种疾病每年夺走约60万人的生命，其中绝大多数在非洲。目前已有两种有效的疫苗问世，25个非洲国家已将其纳入儿童日常免疫规划。然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在该项目上仍面临近30%的资金缺口。AI模型确实可以帮助更精准地投放疫苗接种计划，但AI的计算资源（token）既买不起实体疫苗，也无法把疫苗打进孩子的胳膊里。

即使AI能够解决某个关键瓶颈，资助者也必须考量还有哪些因素在制约发展。以癌症筛查为例，AI或许能降低识别高危患者的成本，但这随之会激增对稀缺的实验室化验和后续治疗的需求。202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肯尼亚有超过一半的医院提供宫颈癌筛查，但其中只有约5%的医院具备治疗能力。因此，AI慈善家们应该考虑资助那些能让AI技术落地见效的配套设施。

2025年美国国家开发署（USAID）的关停事件表明，当公共服务过度依赖外部资助者时，它是多么脆弱。AI慈善可能会通过免费的模型配额和外籍工程师，制造出新的技术依赖。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员利奥·安东尼·西利（Leo Anthony Celi）质问：“当外部支持停止时，数据的代码归谁所有？本地团队还能继续运行这个系统吗？”

归根结底，关键在于“本地自主权”。米利班德以IRC的一项教育计划为例指出，当伊拉克、约旦和黎巴嫩将该计划纳入各自的国家课程体系后，该项目才真正实现了可持续运转。同理，最优秀的人工智能援助项目，最终应当让资助者——乃至资助者提供的技术模型本身——变得不再不可或缺。

35. Why MAGA hates and loves Europe

原文标题：Why MAGA hates and loves Europe

正文

[TITLE] 右翼视角下的旧大陆：MAGA运动对欧洲的爱恨交织

[Summary] 核心提炼：

在美国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背景下，“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及美式“新右翼”对欧洲展现出一种既敌视又执念的复杂心态。这种敌意主要源于三大根源：

一是地缘政治现实主义。右翼现实主义者主张放弃冷战式的意识形态盟友关系，优先保障美国自身利益，并将欧洲的防务负担推还给欧洲本土。

二是文明衰落的焦虑。以福音派基督教徒和国家保守主义者为核心的群体，将欧洲视作被世俗化、同性婚姻、跨性别议题和大规模伊斯兰移民侵蚀的警示，担忧欧洲正在经历“文明抹杀”，并害怕这种趋势蔓延至美国。

三是商业与意识形态的冲突。欧盟出台的《数字服务法案》等监管政策被右翼指责为打压美国科技巨头及侵犯言论自由，引发了商业利益与价值观上的摩擦。

然而，MAGA对欧洲的批评往往源于一种“严厉的爱”。他们将欧洲视为西方文明的摇篮，认为当下的欧洲背离了传统，需要美国来“纠偏”。归根结底，MAGA群体对欧洲的指责，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将美国本土的政治焦虑与文化恐惧投射到欧洲身上。

[CONTENT] 全文翻译：

欧洲的教堂也许早已冷冷清清，但从弗吉尼亚州利斯堡的基石教堂来看，美国的宗教热情依然高涨。这座拥有2000个座位的教堂在周日早晨要举行三场礼拜，场场爆满，甚至需要警察在路口疏导交通。在驻场乐队演奏完几首当代基督教摇滚乐后，加里·哈姆里克牧师呼吁会众在投票中反对保障同性恋和堕胎权的法案。随后，他将主题转向《歌罗西书》第三章中关于罪恶与救赎的布道：“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对于坐在排椅上的许多信徒来说，有问题的不仅仅是教义里的“旧人”，还有那个被称为“旧大陆”的欧洲。跟随父亲一起传教的泰勒·哈姆里克表示，欧洲正在“对主变得极其冷漠”。“魔鬼撒旦绝对在欧洲人的双眼前蒙上了一层纱。”信徒们对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穆斯林移民感到焦虑。曾在匈牙利工作过的传教士麦特·丹比表示，基督徒将欧洲大陆的世俗化视为一种警示：“同性婚姻、堕胎和跨性别议题，欧洲早已走过这一遭……难道这些现在也要在美国发生吗？”

福音派基督徒是共和党最核心的选民基本盘，他们的观点有助于解释为何在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美国对欧洲抱有如此强烈的敌意。这种好斗的态度令人瞩目，也让许多欧洲人感到困惑。美国最新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严厉批评欧洲人，指责其过度监管经济并放任大规模移民，实际上是在搞“文明抹杀”。国防开支数额等实质性的矛盾尚可协商，但这种根深蒂固的怨恨却难以化解。这种情绪究竟从何而来？

在被称为“MAGA知识界”的新右翼阵营中，对欧洲的指责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相互重叠的维度。

华盛顿保守派智库“重塑美国中心”的内森·平科斯基指出，最直接的维度是地缘政治。新右翼中的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者认为，美国应当摒弃冷战时期那种基于意识形态的全球盟友关系，优先考虑本国利益，并将欧洲的防务负担转嫁给欧洲自己。他们中有人主张将精力聚焦于应对中国，有人则主张巩固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特朗普对伊朗发起的战争让这两派都有所不满。）

关于“文明抹杀”的指控则属于第二个维度，这一观点源于国家保守主义对文化遗产的执念以及对全球主义的排斥。右翼智库克莱蒙特研究所的作家迈克尔·安东被认为创造了“文明抹杀”这一概念，它勾勒出一个处于包围之中的白人基督教文化堡垒。十年来，MAGA阵营的网红和意见领袖一直在向美国人描绘耸人听闻的离奇故事，称欧洲已被穆斯林移民和毒品犯罪所沦陷。MAGA活跃人士克里斯托弗·鲁福去年写道，英国的大规模移民史“就是一部充满社会紧张关系的血泪史，期间充斥着暴乱、恐怖主义、谋杀和强奸等暴力事件”。

这种叙事的推销，是近年来跨大西洋合作中罕见的“成功”案例。埃隆·马斯克利用其社交平台X，为英国和奥地利的种族主义活动家以及德国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推波助澜。然而事实却是，穆斯林在西欧人口中的占比仅为6%至10%左右。即便是在伦敦和巴黎等穆斯林人口占比接近15%的大城市，其治安状况也绝不亚于美国城市。

除了自带偏见的基调外，这种煽动文明恐惧的做法也让那些反感道德叙事的现实主义者感到挫败。华盛顿和平与外交研究所的现实主义学者苏曼特拉·迈特拉争辩道：“你不可能既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又是一个文明主义者。”现实主义者认为，文明主义者对德国和波兰民粹主义者的支持，正将美国重新拖入意识形态冲突的泥潭。

不过，这两派在批判欧盟时倒是能够达成高度一致。非MAGA阵营的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科林·迪克表示，欧盟是MAGA再完美不过的靶子：“一个庞大、爱管闲事、进步主义色彩浓厚的多边组织，而且在军事上对我们毫无裨益。可以说，所有令人厌恶的特质它都集齐了。”

欧盟在监管领域的举措引出了第三类批评，这类批评将意识形态与商业利益纠缠在一起。在过去的一年里，特朗普政府大力抨击欧盟的《数字服务法案》（DSA），指责其限制了美国科技平台的言论自由。美国副国务卿萨拉·罗杰斯曾猛烈抨击欧洲国家起诉社交媒体用户的行为（尽管其说法有时带有误导性）。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还专门就《数字服务法案》对“美国言论自由与创新构成的威胁”举行了听证会。

该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表示：“我们相信言论自由，这是西方文化的标志之一。我们同样不喜欢欧洲打压美国的科技公司。”尽管MAGA的批评者们极力抨击欧洲起诉发布反同性恋圣经章节用户的行为，但商业利益在其中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此前，特朗普政府甚至申请加入马斯克在欧洲法院的诉讼，以反对欧盟因X平台违反《数字服务法案》而对其处以的1.2亿欧元（合1.37亿美元）罚款。

那么，MAGA想要的究竟是一个由互不干涉的民族国家组成的欧洲，还是一个由美国价值观主导的欧洲？这种混乱不可避免，因为欧洲传统在MAGA运动对“美国”的定义中占据着核心地位。

《愤怒的心灵》一书作者劳拉·K·菲尔德对新右翼思想有着深刻的研究，她指出，MAGA对欧洲抱有“一种复杂的爱恨交织的情感”。她表示，就像19世纪吸收欧洲文化的美国人一样，许多新右翼思想家沉溺于对某种欧洲意象的情怀中。但同时，“他们又觉得自己可以给欧洲人当老师，认为欧洲背离了自我，正在丧失其传统。”

许多MAGA的支持者将他们对欧洲的批评视为一种“严厉的爱”。平科斯基表示：“新右翼思想中的文明诉求，其实源于对欧洲深沉的热爱。这是一种对这片大陆未来走向的担忧。”长期担任保守派评论员的塔克·卡尔森在6月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曾直言，欧洲和美国在“最深层次上”是天然的盟友。

特朗普政府偶尔展现出的对欧轻蔑，并不一定完全代表MAGA选民的真实态度。YouGov在7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32%的共和党人对欧盟持好感，40%持反感；而在MAGA共和党人中，这一比例分别为30%和44%。这虽然远低于民主党人（62%持好感，9%持反感），但也绝非灾难性的恶化。此外，民主党人与MAGA支持者对欧洲各个具体国家的友好程度差异其实微乎其微。

按理说，欧洲完全可以利用这种民间好感，与“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重建联盟。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中的传统国际主义者显然也是这么想的。来自南卡罗来纳州、支持北约的共和党众议员乔·威尔逊坚持认为，MAGA群体中真正的孤立主义元素“只占很小的比例”。他表示，自己所在的州“非常珍视其欧洲传统”以及与欧洲的贸易往来。

然而，欧洲与美国的路线走向继续背道而驰似乎更具可能性。一部分美国人受社交媒体误导，幻想出一个连大多数欧洲人自己都不认识的、被伊斯兰教主导的欧洲；另一些美国人则厌恶欧盟作为一个国际监管机构的存在。在MAGA选民眼中，拥有世俗化倾向和高福利政策的欧洲人，不过是美国民主党人的夸张版罢了。当他们焦虑于美国是否会“走上欧洲的老路”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将自身的内心的恐惧投射到了外界。对于这种恐惧，欧洲其实无能为力。

36. 财政失控引发市场惩罚：法国沦为欧元区新风险源

原文标题：Bond markets whack France for fiscal irresponsibility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法国混乱的政治局势正引发债券市场剧烈震荡。2026年9月底，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至4.8%，与德国国债的利差扩大至148个基点，创14年来新高，其融资成本甚至已高于希腊和意大利。市场恐慌的核心原因在于，法国少数派政府难以有效控制财政赤字，且明年春季的大选极可能选出缺乏理性财政规划的民粹主义领导人。

虽然中立派首相公布了540亿欧元的缩减开支计划，但即便顺利实施，赤字率仍高达5%，连续五年远超欧盟3%的上限。而在政坛高度分裂的背景下，该预算极难在议会通过，政府甚至面临倒阁危机。此外，经济增长放缓与利息支出上升形成恶性循环，推动公共债务占GDP比重继续攀升。随着政治与财政风险不断叠加，法国已一跃成为欧元区最大的潜在经济隐患。

正文

全文翻译

政治风险引发经济阵痛：财政失控遭债市惩罚，法国陷入困局

法国混乱的政治局势正在引发债券市场的恐慌。9月29日，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路飙升至4.8%，创下200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融资成本的剧烈上涨，导致法国与德国十年期国债的利差在9月份扩大了50个基点，达到128个基点——这是14年来的最高水平。如今，法国的借贷成本甚至已经超过了希腊和意大利这两个曾几何时欧元区最让人头疼的成员国。法国正日益成为该货币区最大的潜在隐患，且局面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实际上，法国发行主权债券本身并无困难，但收益率的急剧攀升反映了市场的两大深层担忧：其一，法国当前的少数派政府可能难以控制10月1日刚公布的2027年预算案赤字；其二，考虑到明年春季的大选可能会由一位执政举措更加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者胜出，财政紧缩的前景正在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

在中立派首相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Sébastien Lecornu）提出的预算案中，政府承诺将削减540亿欧元（约合610亿美元）的开支。这些举措包括冻结高额养老金的增长，以及将原本作为临时举措的大企业附加税延长实施第三年（尽管税率有所下调）。几乎所有政府部门都在面临预算压缩，唯独国防支出获得了特殊豁免。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Roland Lescure）形容该计划“雄心勃勃”。然而，即便这些节省开支的承诺全部兑现，赤字率依然高达GDP的5%，远超欧洲委员会设定的3%上限。这将是法国预算赤字率连续第五年达到或超过5%。

更棘手的是，随着预算案在未来几个月送交议会审议，在高度碎片化的下议院和互相较劲的反对党面前，这笔有限的开支缩减计划能否获得通过根本无法保证。民粹主义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同时也是总统大选热门人选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明确表示，她的政党将坚决反对任何削减养老金支出的尝试。

增长乏力的经济也让政府陷入了两难境地。2026年的预算原本是基于1%的GDP增长预测和5%的赤字率设定的。然而到了9月，政府不得不将增长预期削减一半，并承认赤字率将更接近5.4%。

不断上升的借贷成本使局面雪上加霜。政府预计，到2027年债务利息支出将从今年的790亿欧元飙升至910亿欧元。短期内实现财政紧缩的愿望已然破灭。法国原本承诺在2029年前达到欧盟的赤字标准，但荷兰 ING 银行的分析师指出，这一承诺“看起来已不再可信”。同时，当前的财政努力不足以稳定公共债务，预计债务占GDP的比重将从2026年的119%进一步升至2027年的122%。

即将到来的两轮制总统大选恐怕难以让局势平静下来。民调显示，决胜轮可能演变成极左与极右的两极对决：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勒庞对阵极左翼民粹主义者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然而，两人都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财政计划。勒庞虽然承诺改善公共财政，但她的药方——例如将法国对欧盟预算的贡献减半——极不切实际；而梅朗雄解决债务问题的建议更是惊人，他主张直接“烧毁”一部分债务。

首相勒科尔尼眼下根本没有好的选择。如果他在未来几周对削减开支做出让步，就很难维持自己设定的赤字目标；如果他试图强行绕过议会表决通过预算，他的政府就有可能像前两任政府一样被推翻。政治风险咨询机构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目前预测，该届政府在今年秋天倒台的概率为35%。

巴黎投资机构 Oddo BHF 的首席经济学家布鲁诺·卡瓦利埃（Bruno Cavalier）在研究报告中写道：“政治与预算风险的如此叠加，令人担忧法国的风险溢价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如果政府无法在年底前推动预算案在议会通过，法国与德国国债的利差可能会继续扩大。

当前利率的上涨看似是市场对法国财政风险的理性重新定价，但持续扩大的利差可能会引发投资者对整个欧元区更广泛的担忧。分析人士认为，只要法国与德国国债的利差维持在两个百分点以内，欧洲中央银行就没有干预和援助法国的计划。即便选民们看起来对此置若罔闻，法国政府也只能无奈承担这极其高昂的融资成本。

37. 普京轰炸基辅的新企图：恐怖手段背后的冷酷逻辑

原文标题：Putin’s new bombardment of Kyiv has a terrible logic

核心提炼

俄乌冲突已持续四年半，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起了一轮目的性明确的综合打击行动。与历史上的军事战略不同，俄军此次将目标下沉至超市、数据中心、医院等民用基础设施。乌克兰情报部门指出，俄方正在实施一项“三管齐下”的混合战略，计划在冬季到来前的11月达到高峰：

第一，密集空袭：利用大批廉价、由飞手引导的喷气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破坏基辅的电力、供水及民用设施，制造社会恐慌； 第二，破坏活动：利用招募的代理人或隐蔽休眠细胞，在乌克兰境内策划暗杀和恐怖袭击； 第三，认知作战：借乌政府内部的腐败与内耗，通过网络水军煽动民众不满与政治动荡。

尽管乌军在前线取得局部反攻进展，且基辅的去中心化网络和成熟的抢修机制展现出极强韧性，但民众的疲惫感正在上升，富裕阶层已开始向西迁移。这个冬天，基辅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生存与心理考验。

正文

1917年俄国革命期间，弗拉基米尔·列宁将目光投向了高价值的战略目标：电话局、电报局、火车站和桥梁。然而，在全面入侵乌克兰四年半之后的今天，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眼界却变低了。

在过去的一周里，俄罗斯的无人机袭击了超市、数据中心和儿童游乐场。周一，袭击更波及了基辅市中心的一家医院和乌克兰国家科学院，造成至少两人死亡。救援人员在下方施救时，幸存者正悬挂在科学院燃烧的窗户边缘。

这种针对平民的恐怖升级并没有让乌克兰情报部门感到意外，他们甚至警告说，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就在最新一波袭击发生的几天前，两名乌克兰高级官员向《经济学人》透露，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对首都发起一场结合了轰炸、破坏和政治动荡的“三管齐下”攻势。其中一名官员特别指出，数据中心和超市就是俄方的直接目标。

“普京变得更加疯狂了，”这名官员在9月中旬表示，“他下令攻击所有民用设施，就是想让人们连去超市都感到害怕。”

两名官员均预计，俄军的行动将在冬季前显著升级，煽动基辅内部动荡的企图将在11月达到顶峰。

克里姆林宫并没有放弃其往年的冬季作战套路。在攻击民用设施的同时，俄军已开始同步打击电力、供水和排水系统的关键枢纽，尤其是抽水泵站。目前，俄罗斯最具毁灭性的威胁依然是难以拦截的弹道导弹；而乌克兰手中美制“爱国者”拦截弹的日益短缺，让这种威胁变得愈发致命。

不过，近期最大的变化在于，俄军开始大规模投入新一代廉价、由飞手远程引导的喷气式无人机，它们能够实时追踪并猎杀目标。当前绝大部分的破坏都是由这类无人机造成的。乌克兰距离批量生产出有效的拦截装备，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一名安全官员透露，俄罗斯已囤积了“数以千计”的无人机，并正在积攒弹道导弹库存，计划“在未来两个月内消耗掉全部库存”。

乌官员认为，空袭升级的同时，乌克兰境内还将面临新型混合攻击，包括更多的暗杀活动和常规恐怖袭击。乌克兰反情报部门表示，他们每周都会破获七到八起俄罗斯的破坏阴谋。这些行动大多是俄方“远程操控”的，即通过Telegram等即时通讯软件在乌克兰本土招募代理人。但也有些行动是由俄方直接派出的特工执行，其家属有时会被俄方扣为人质。

在全面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周，乌克兰曾清除过大量的俄罗斯特工，但官员们相信，仍有一些休眠细胞存留了下来。“毫无疑问，部分休眠细胞至今仍未激活，”一名情报人士透露。

攻势的第三招——散布虚假信息和制造政治混乱——其效果则较难衡量。许多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宣传有着很强的免疫力。然而，经过多年的苦战，曾经的思想动员有时正在让位于疲惫与沮丧。乌克兰政府核心层曝出的腐败丑闻、组织混乱和任人唯亲，为俄罗斯的水军军团提供了绝佳的炒作题材。一名高级官员警告说，日常生活秩序的崩溃，可能会导致乌克兰人之间互相指责、引发内讧。

不过，也有人对俄罗斯能否取得突破持怀疑态度。“俄罗斯人每年都在做这样的计划，”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反虚假信息中心负责人安德烈·科瓦连科表示，“他们幻想靠水军军团就能逼迫乌克兰人走上街头抗议并要求投降，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无非是有人把这种想法塞给普京，好趁机敛财罢了。”

科瓦连科认为，俄罗斯的秋季计划存在一个根本性缺陷：基辅并没有克里姆林宫想象的那么容易被“关停”。数据中心燃起大火固然极具视觉冲击力，俄罗斯的挺战频道也在庆祝他们所谓的乌克兰“数字排毒”，但基辅的网络系统在开战前就经过了实战检验，其去中心化的架构使得区区几次袭击根本无法将其彻底瘫痪。

能源专家奥尔加·巴比也认为电力系统同理。多年的战争虽然侵蚀了乌克兰的大部分备用容量，但也为抢修人员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应对经验。“在看待我们的基础设施时，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会被破坏，而在于它能否被修复，以及修复的速度有多快，”巴比说道。

目前，首都的生活还在继续。即便上方正击落无人机，地面上的音乐会依然照常举行。巨大的爆炸声只会让咖啡馆里的顾客抬头看一眼天空，随后便继续品尝手中的拿铁。

然而，已有迹象表明，在这个季节，基辅人口流失的速度比以往更快。首都周边以及乌克兰西部城市附近的乡村别墅，在这个冬天几乎一套都租不到；富人们早早将其预订为避难所，以防首都的生活变得难以为继。绝大多数有能力的父母都在规划向西撤离。

战争初期，大量难民涌入曾使基辅的人口从350万激增至370万甚至更多，但如今已回落至330万左右。私下里，有官员透露，他们预计今年冬天基辅的部分区域将会出现人口空置。

历史经验或许能给人带来些许慰藉：仅靠轰炸鲜少能迫使一个国家屈服，而乌克兰也屡次展现出了超出敌人预期的韧性。在前线，乌克兰军队报告了相当可观的战术胜利，例如在利曼镇附近由无人机引领的反攻，一举收复了俄军整整一年推进的领土。这恐怕也是普京对平民发起疯狂袭击的原因之一。

但正如列宁当年所理解的那样，乌克兰人最好密切关注首都的动向。“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事情通常不会朝最坏的方向发展，”上述安全人士推断道，“但接下来的日子会非常艰难，这一点毋庸置疑。”

38. 爱尔兰正在为俄罗斯的战争机器输血

原文标题：Ireland is helping supply Russia’s war machine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爱尔兰虽然在政治上支持乌克兰并参与欧盟对俄制裁，但其西部的奥吉尼什氧化铝厂（Aughinish Alumina）却在为俄罗斯军工产业链输送关键原料。作为欧洲最大的氧化铝精炼厂，该厂由俄金属巨头俄铝（Rusal）控制。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其对俄出口份额飙升，原料最终流入为俄军生产导弹、战机和坦克等武器的国防企业。

该厂管理层以“制裁将重创欧洲铝业并导致工厂倒闭”为由申请豁免。然而，欧洲铝业实际上严重依赖进口，产能利用率极低，该厂对欧洲本土的供应量有限，其停产对欧洲影响微乎其微，反而会对俄军工造成沉重打击。随着新一轮欧盟制裁谈判开启，身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的爱尔兰正面临巨大的舆论与政治压力，将该厂纳入制裁名单已成为多国的强烈诉求。

正文

全文翻译

爱尔兰人深知抵抗帝国主义邻国意味着什么，因此他们支持欧洲保护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并不令人意外。由于缺乏强大的武装部队和军事工业，爱尔兰对乌克兰的援助主要体现在少量的资金援助以及对欧盟制裁措施的支持上。然而，在执行制裁方面，却存在一个巨大的隐患：位于爱尔兰西部的奥吉尼什氧化铝厂（Aughinish Alumina），正为俄罗斯的铝工业提供相当大一部分的氧化铝原料。这意味着，今年秋冬袭击基辅平民的导弹外壳上，可能就含有来自爱尔兰的成分。

今年3月，有线电视新闻网合作伙伴OCCRP（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报道项目）与《爱尔兰时报》联合发起的一项调查，详细披露了奥吉尼什氧化铝厂在俄罗斯军工产业链中扮演的角色。该厂将用于生产金属铝的化合物——氧化铝（三氧化二铝）出口给俄罗斯的冶炼厂。但作为欧洲最大的氧化铝精炼厂，它同时也向法国、荷兰和瑞典的制造商供货。迄今为止，该企业从未受到欧盟对俄制裁的限制。部分欧盟成员国希望在10月份即将开启的新一轮制裁谈判中将该厂列入清单，而奥吉尼什的维护者则辩称，这样做将摧毁欧洲的铝业部门，但这种说法显然站不住脚。

奥吉尼什归俄罗斯金属巨头“俄铝”（Rusal）所有。自2022年俄乌全面爆发冲突以来，该厂对俄罗斯的销售量激增，出口占比从2021年的24%一路飙升至2025年的68%。这些氧化铝运抵俄铝位于西伯利亚的冶炼厂，加工成成品铝后出售给莫斯科交易商ASK等客户。ASK随后将这些铝材供应给100多家俄罗斯国防企业，用于制造导弹、坦克、轰炸机及其他武器。ASK提供的铝材已被用于生产Kh-101巡航导弹陀螺仪、苏霍伊战斗机发动机以及“伊斯坎德尔-M”弹道导弹的工厂。而这些国防企业中，有数十家早已处于欧盟的制裁之下。

俄铝由俄罗斯大亨、铝业巨头奥列格·德里帕斯卡（Oleg Deripaska）创立。因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他自2022年起就被列入欧盟制裁名单。但自2018年以来，他在俄铝仅保留了少数股权，这使得奥吉尼什精炼厂得以钻空子逃避制裁。奥吉尼什方面则否认存在任何违规行为。

欧盟委员会一贯表示，其制定制裁措施旨在避免对欧洲经济造成比对俄罗斯更大的伤害。奥吉尼什据此主张自己应继续享有豁免权。在《经济学人》看到的一封致爱尔兰政府的信函中，该厂管理层警告称，如果停止对俄销售，工厂将不得不倒闭，从而破坏欧洲的铝工业及其他制造业。

然而事实却是，欧盟绝大部分的铝都依赖进口，其产量在全球总量中的占比极低。过去十年来，由于中国廉价铝材的涌入、技术的落后、高昂的用电成本以及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下的配额费用，欧洲本土的铝产量已大幅萎缩。目前，欧洲铝冶炼厂的产能利用率仅为30%。欧洲冶炼厂每年仅需要两百万吨左右的氧化铝，而今年截至目前，奥吉尼什仅为其提供了约30万吨。即使制裁迫使该厂倒闭，欧洲冶炼厂也可以从其他渠道获取氧化铝——欧洲还有另外四家精炼厂，它们几乎不向俄罗斯出口氧化铝。

相反，制裁对俄罗斯的打击可能更为沉重。2024年，爱尔兰是仅次于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俄罗斯第三大氧化铝供应国。

对于爱尔兰政府而言，实施制裁将带来政治上的头疼问题。该厂拥有约1000名员工。据该公司称，其燃气发电厂产生的剩余电力还会输送至国家电网，足以满足约20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但继续给予其制裁豁免同样面临政治困境。爱尔兰目前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在代表各国政府的决策场合中，为一家向俄罗斯战争机器输送原料的工厂进行斡旋，形象极其负面。

欧盟新一轮制裁方案的谈判将于10月初启动，多个成员国希望全面禁止向俄罗斯出口氧化铝。“情况很复杂，绝非一目了然，”一位参与制裁工作的欧盟官员表示。奥吉尼什最终仍有可能被列入制裁名单。如果真走到那一步，对欧洲铝业的其他领域不会产生太大的冲击，反而能让爱尔兰蒙尘的国际声誉重新恢复些许光彩。

39. 数十万年的安宁：芬兰为核废料找到最终归宿

原文标题：Finland has a fix for nuclear waste

核心提炼

经过长达45年的规划，芬兰的安卡洛（Onkalo）地质处置库终于正式开挖，这是全球首个用于永久储存高放射性核废料的深地处置库。该设施位于地下400米深处有着19亿年历史的岩层中，预计于今年底投入使用，能安全封存6,500吨核废料长达10万年以上，甚至能抵御下一次冰川期的地质变迁。

当前，在脱碳需求与能源安全危机的双重推动下，全球核电产业迎来复苏，但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核废料。目前全球约70%的核废料仅暂存于冷却池或干式贮存罐中，极易受自然老化和极端天气威胁。虽然深地处置是公认的最佳方案，且核废料运输的技术风险极低，但受限于各国的政治与法规壁垒（如芬兰法律禁止接收外源核废料），欧洲多国只能各自耗费巨资修建处置库。文章指出，这种政治藩篱极不合理，与其分散建造、推高成本，不如跨国合作集中处置。

正文

十万年的安宁：芬兰为核废料找到最终归宿

在经历了长达45年的规划后，穿透这片拥有19亿年历史的古老基岩，最终只用了10个小时。上个月，位于芬兰的安卡洛（Onkalo）地质处置库（GDF）正式启动了最后的开挖工作。这里将成为6,500吨高危核废料的最终归宿。它们将被封存在地表之下400米深处，其辐射将被安全隔离10万年以上。

自核电诞生之日起，科学家们就一直在争论如何安全处置核废料。建造地质处置库是公认的黄金标准，而安卡洛将成为全球首个投入使用的此类设施。负责运营该设施的波西瓦公司（Posiva）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做好接收废料的准备。

眼下，在全球大力推动无碳电力，以及战争不断冲击化石能源供应的背景下，核电行业正迎来新一轮的发展热潮。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估计，到2050年，全球核能发电量将翻一番。法国、瑞典和斯洛伐克正在新建核反应堆，比利时、意大利和波兰也有意跟进。

目前，全球约70%的核废料保存在冷却池或干式贮存罐中。这些临时设施容易受到设备老化和恶劣天气的威胁。不过，核反应堆产生的废料总量并不算大：一座典型反应堆每年仅产生25至30吨乏燃料，只占安卡洛总容量的0.5%左右。

对欧洲而言，将核废料集中存放在少数几个共享的地质处置库中是最经济高效的选择。然而，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法规却让这一设想难以实现。例如，芬兰的法律就明确禁止安卡洛接收本国以外的核废料。结果，目前有14个欧洲国家不得不各自筹划建造本国的地质处置库。

瑞士保罗谢勒研究所的废料问题专家塞尔盖·丘拉科夫（Sergey Churakov）指出，这种做法相当不明智。运输核废料本身并没有特别的危险，如今核废料早已频繁通过公路和铁路进行运输；真正的阻碍在于政治限制，而非技术难题。

一旦核废料被放入地质处置库，安全系数还会大幅提升——以安卡洛为例，它至少能平安度过到下一次冰河世纪到来之前。芬兰核安全监管机构的安蒂·蒂恩基宁（Antti Tynkkynen）表示，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在“预计于6万年后开始的下一个冰期期间”，出现微乎其微、几乎无法检测到的渗漏。

建造地质处置库造价不菲，仅安卡洛的建设成本就高达60亿美元。与其将风险与资金分散到各地，不如集中力量共同应对，这才是更明智、也更省钱的择优之举。

40. 欧盟预算：宏伟战略与微观内耗的交汇点

原文标题：The EU budget is where grand strategy meets petty squabbling

核心提炼

本文探讨了欧盟七年期预算制定过程中的结构性困境与改革方向。尽管欧盟预算仅占各成员国GDP的1%左右，远低于各国本土的财政支出比例，但其谈判过程却极其漫长且内耗严重。“节俭派”与“凝聚派”等阵营的拉锯战，使得这一本应展现欧洲未来共同愿景的战略规划沦为利益博弈的战场。

文章指出，现行的预算结构严重滞后于时代，大量资金仍被消耗在农业补贴和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的区域凝聚基金上。作者主张对预算进行重构：将资金从传统领域转移，集中投向提升欧洲竞争力的科研创新、国防建设（如无人机研发）、关键资源与能源网互联，以及对乌克兰的持续援助等具有真正“欧盟附加值”的公共产品。同时，建立常态化的共同债券发行机制也有助于深化欧洲资本市场。然而，受制于旧有的政治阻力，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预算谈判恐怕仍难摆脱重蹈覆辙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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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内容概述与分析

• 第一部分：预算谈判的内耗现状与现实反差 文章开篇描绘了欧盟领导人每七年围坐在一起进行预算博弈的艰难场景。虽然欧盟预算规模相对较小（仅占GDP的1%左右，实际支出甚至少于部分小型单一国家），但由于涉及27个成员国的切身利益，谈判往往演变成长达数天数夜的政治消耗战。各阵营在谈判中割裂严重，使预算制定失去了原本规划欧洲长期战略方向的意义。

• 第二部分：传统支出结构的滞后与弊端 文章接着分析了当前预算分配的不合理之处。目前高达万亿欧元级别的预算中，大部分被用于农业补贴和区域结构性资金。作者认为，农业和区域平衡虽有其价值，但不应继续占据如此高的欧盟级预算份额，且后者的审批流程过于繁琐。随着单一市场的成熟，旧有的资助逻辑已不再适应当前的经济现实。

• 第三部分：面向未来的预算重构方案 文章提出了符合现代欧洲需要的资金投向建议。面对美、中等国的竞争压力，欧盟预算应聚焦于能够产生协同效应的领域：

1. 创新与科研：大幅提升对前沿科技的投入，以增强整体生产力。
2. 联合防务与安全：在关键防御装备（如无人机）及对乌克兰的援助上实现资源共享。
3. 战略自主与绿色转型：解决关键矿产供应链风险、推进卫星发射能力，以及建设跨国能源电网。

• 第四部分：融资机制与流程改革的挑战 在资金来源方面，文章主张保留现有的成员国出资模式，但应将疫情期间启用的共同发债机制常态化，以推动欧洲资本一体化。最后，作者指出了改革的巨大阻力：尽管执行机构提出了削减传统补贴、强化法治约束等改革草案，但在最终的政治妥协中，这些抱负往往会被打折，导致老旧的预算模式不断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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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漏洞百出、诱导扭曲：英国税制亟待一场大彻底的改革

原文标题：Britain’s taxes are strewn with loopholes and perverse incentives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英国目前面临严峻的财政赤字与债务压力，然而相比于“税率高低”的争论，更具破坏性的是其“极其荒谬”的税收体制。在国际标准下，英国的整体税负并不算过高，但在税制合理性与竞争力上却排名垫底。

现行税制严重违背了“税收中立”原则，充满了漏洞与扭曲的激励机制。所得税与国民保险税的阶梯设计极不合理，导致特定收入区间出现边际税率陡增的“断崖效应”，且对雇员与自雇人士的差别对待抑制了劳动积极性；增值税（VAT）因过多的豁免政策导致税基严重受损，并未真正惠及穷人；而印花税和陈旧的地方物业税（Council Tax）则严重阻碍了住房流动性与资产配置。

英国经济增长放缓，无法再承受一套时刻拖累生产力的税制。政策制定者亟需拿出勇气，取消不合理的税收豁免、平滑边际税率、重估物业价值，通过结构性改革重建一个高效、公平的税收体系。

正文

全文翻译

英国税制漏洞百出，充满倒错的激励

约翰·希利（John Healey）在9月28日于利物浦举行的工党大会上发表演讲时，21次提到了“希望”。然而，这位财政大臣最深切的希望却并未明说：他希望能在10月28日的财政预算案公布后全身而退。飙升的债务成本迫使他不得不四处搜罗加税方案以填补财政赤字——但这却是他刻意规避的话题，整场演讲对“税收”字未提。保守党早已拉满了火力：即便在预算案出台前，英国的税收占GDP比重预计到2030年也将达到38%，创下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最高纪录。

然而，围绕“多大税负才算合适”的争论，其实掩盖了更核心的问题。尽管难以进行精确的横向比较，但按照国际标准，英国的整体税负水平并不算突出。作为主要发达国家俱乐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英国税收占GDP的比重依然低于平均水平。

真正让英国脱颖而出（或者说显得格格不入）的，是其税收体系的奇葩与荒谬。

当一个家长的净收入从99,999英镑增加1英镑到100,000英镑时，他们可能会在一瞬间失去价值数千英镑的免费托儿补贴。一条穿巧克力裤子的姜饼人需要缴纳20%的增值税（VAT），但如果巧克力只画在眼睛上，却可以享受免税。这些绝非孤例。

良好税收体系的核心在于“中立性”——即征税应尽可能减少对经济行为的扭曲（比如不应优待某种特定的收入形式）。然而，从企业所得税到遗产税，英国的税制无一不在践行对这一原则的违背。借用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言：幸福的税制都是相似的，不幸的税制则各有各的不幸。智库“税收基金会”（Tax Foundation）编制的税收竞争力指数显示，在38个OECD国家中，英国仅排在第32位。

英国这套极其繁复且晦涩的税制，关乎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完美主义者的心病。当前英国的生产力增长极其缓慢，国家根本负担不起一套随时随地都在拖后腿的税收制度——无论这种制度是打击人们多工作几个小时的积极性，还是阻碍人们跳槽去追求更高薪水的职位。

英国几个最大的税种正制造着最严重的难题。以个人所得税和国民保险税（一种工资税）为例，两者每年合计征税5700亿英镑（约合7550亿美元），占总税收的49%。它们的税率曲线犹如过山车一般陡峭。即便对于那些不会面临免费托儿补贴“断崖式取消”的高收入人群来说，当年薪达到10万英镑时，边际税率会从42%飙升至62%，直到薪水达到125,140英镑后才回落至47%。

中等收入群体同样逃不过这种令人眩晕的税率折腾。一个育有两个孩子、年薪6万英镑的家长，面临的实际边际税率高达54%，而当收入升至8万英镑时，边际税率反而降到了42%。在收入分布的任意节点设置如此高的边际税率，不仅极其不公，而且严重打击了英国最具生产力的一批劳动者多做贡献的积极性。

更具破坏力的是对不同收入来源征税的巨大差异。普通雇员需要全额缴纳国民保险税，雇主还要额外支付15%的雇主部分。然而，自雇人士缴纳的税率更低，且无需缴纳雇主部分。结果导致，一个中位数收入的普通雇员，其收益承担的税负比同等收入的自雇人士高出55%。这诱使许多劳动者选择自雇，哪怕他们在企业里能创造更高的生产力。此外，房东、退休人员以及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所缴纳的国民保险税率都较低，甚至完全免缴。

国民保险税名义上是一种社会保障资金，但英国的福利体系早已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缴费型”体系。如今留下的，不过是一种具有扭曲效应和倒退性质的税种。解决方案早已众所周知：对不同形式的收入按统一税率征税，并抹平那些不合理的税率突变点。

增值税（VAT）是英国第二大税种，每年征收1900亿英镑，其混乱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多年来，政客们为了追求各种听起来高尚的目标，免除了整整几个行业的增值税。前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在2020年取消了电子书的增值税（毕竟阅读有益健康）；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今年上任首相的第二天，就取消了电费账单的增值税（毕竟不被冻死更重要）。

但这种做法造就了一团乱麻。数百万英镑的资金被浪费在律师身上，用来辩论诸如“雪貂到底是宠物还是工作用动物”这类荒谬的问题。各种增值税减免每年给财政部带来近700亿英镑的损失，这几乎相当于英国一年的国防预算。尽管政客们声称这些举措是在资助最贫困的群体，但从绝对金额来看，真正省钱最多的反而是富裕家庭，因为他们有能力消费更多。

按国际标准衡量，英国的表现极为糟糕。最不具扭曲效应的增值税体系应当是没有豁免、也没有偷漏税的。衡量这一点最好的指标是“增值税收入比”，即一个国家实际收到的增值税与如果对所有消费征税本应收到的税额之比。英国的这一比率仅为49%，比OECD平均水平低了9个百分点。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对所有消费统一征收增值税，然后利用新增税收的一部分来降低整体税率。如果政客们担心贫困家庭的生活，完全可以将剩余的额外税收用于向最贫困群体发放精准的福利补贴。

税种的规模不一定要很大才能制造混乱。印花税（对房产和股票交易征收的税）每年征收不到250亿英镑。它是英国最古老的税种之一（始于1694年），也是最糟糕的税种之一，它严重阻碍了人们将资产交易给能更好利用它们的人。退休老人们窝在对他们来说过大的房子里；专业人才因为搬家成本过高而放弃薪水更高的工作。英国财政责任办公室（OBR）在2017年估计，住宅印花税税率每降低1个百分点，住宅交易量就会增加约6%。英国住宅印花税的最高边际税率高达12%，除比利时（确切地说是布鲁塞尔）外，高于OECD中的任何地方。

废除印花税，并通过提高年度土地所有权税来弥补这笔收入，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这需要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常态化房产税体系。极为遗憾的是，英国现行的“地方物业税”（Council Tax）简直是一场灾难。梅费尔（Mayfair）豪宅缴纳的物业税，居然比哈特尔浦（Hartlepool）的两居室公寓还要少，因为现在的征税基准竟然是基于这些房屋在1991年的评估价值！同样，解决方案很简单：重新评估房产价值，并按价值的一定比例收取税费。

然而，所有这些改革的难点在于，每一项改革都会制造出“受害者”：原本税负偏低的自雇人士、伦敦的富裕房产所有人，以及那些销售免税报纸的媒体公司。

敢于直面这些既得利益受损者需要极大的勇气。令人欣慰的是，伯纳姆先生在本周的党代会演讲中承诺要表现出担当。但他却将最核心的决策——无论关于国家养老金还是选举制度改革——推迟到了下一届大选之后。

对他胆识更直接的检验将在接下来的财政预算案中到来。如果他是真心地想要展现担当，他和希利先生就应该从彻底改革这个糟糕的税收体系开始。

42. 英国的税制困境：被“榨干”的高薪中产与轻松避税的超级富豪

原文标题：Britain overtaxes well-paid workers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英国政治中存在一个悖论：尽管整体税负创下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新高，但普通劳动者的税负实际上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也低于自身历史水平。为了支撑高额的财政支出，英国政府将税负重压倾斜到了少数人群身上。

文章将纳税人分为三类：普通收入者（Sue）、高薪专业人士（Henry）和超级富豪（Walter）。普通人享有相对低税率；超级富豪则凭借资本利得税率低（最高仅24%，远低于劳动所得最高47%的税率）和精明的手段合法避税。

真正承受重税的是像Henry这样的“高收入但尚未致富”的中产精英。他们绝大部分收入来自劳动薪酬，边际税率极高，却无法享受福利补贴，也无力负担一线城市的高房价。这种“选民票数不如普通人，避税手段不如富豪”的尴尬境地，使高薪专业人士成为了英国税制下被过度征税的“被牺牲者”。

正文

全文翻译

英国高薪打工人的税负为何过重？ ——普通薪酬者与超级富豪获益，高薪专业人士却沦为“提款机”

英国政治的内核中隐藏着一个悖论：据预测，到2030至2031财年，英国的税收占GDP的比重将达到38%，创下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然而，大多数英国打工人实际上并没有缴纳多少税。在被称为“富国俱乐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英国单身普通劳动者的薪酬税负低于大多数同类国家，也低于他们过去的缴纳水平。

财政部是如何让这笔账合拢的？想要找到答案，不妨看看苏（Sue）、亨利（Henry）和沃尔特（Walter）这三个人的遭遇。

苏代表的是“标准的低税负劳动者”，也是英国纳税人的中位数代表（2022年年薪为1.87万英镑）。她是现行税制的受益者。经济学家阿伦·阿德瓦尼（Arun Advani）及其合作者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2008年至2022年间，苏的平均有效税率从17%降到了12%（虽然近期因隐性加税有所回升）。苏之所以能在低税负的同时享受高水平的公共支出，全靠她那些更富有朋友——亨利和沃尔特的贡献。2022年，收入最高的10%纳税人（年收入超过5.1万英镑）获得了40.5%的可征税收入，却缴纳了60%的所得相关税款。而顶层的1%（年收入超过17.3万英镑），其劳动报酬的平均有效税率更是从2008年的33%上升到了36%。

许多政治家喜欢把高收入者统称为“富人”，将其视为可以无限榨取的“现金奶牛”。但亨利和沃尔特完全是两类人。

亨利代表的是“高薪但尚未致富”的群体（High Earner, Not Rich Yet）。他是一名四十多岁的专业人士，日子过得并不轻松，绝大部分收入全靠辛苦打工赚取。他的收入太高，无法申请免费托儿补贴；但同时又太低，很难在伦敦市中心买得起一套供一家人居住的房子。

沃尔特则是“早已暴富、低税负且财富持续膨胀”的超级富豪（Wealthy Already, Lightly Taxed, Ever Richer）。他拥有数千万资产，收入主要来自资本利得。他有四处豪宅和四名保姆，政府的免费托儿服务对他来说根本无足轻重。

阿德瓦尼博士的研究发现，亨利和沃尔特承担的税率天差地别。在2022年，顶层1%的富人中有一半（大部分是亨利这类高薪打工人）承受着接近最高边际税率（47%）的有效税率。然而，在顶层0.01%的超富阶层中（2022年收入超过500万英镑），有一半人的有效税率低于30%，甚至有四分之一的人低于20%。

沃尔特的避税诀窍在于低廉的资本利得税。尽管资本利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自2022年以来已从18%提高到了24%，但仍远低于劳动所得47%的最高税率。面临财政紧缩的英国政府正计划在10月28日的预算案中提高资本利得税以填补赤字。如果操作得当——在堵住税收漏洞的同时提供新的投资抵免以鼓励储蓄——这确实是一个可行的筹款方案。

但沃尔特非常狡猾。政府的任何加税方案都必须做到滴水不漏，否则根本无法防止资本外逃或新型避税手段的出现。

而这正是亨利的悲剧所在。普通人苏拥有人数众多的选票，富豪沃尔特拥有精明的会计师团队；只有高薪打工人亨利，既不够“穷”到拥有政治话语权，又不够“富”到能够合法避税。最终，所有的税收重担都沉沉地压在了他的肩膀上。

43. 违规行为属实，曼城陷入深渊：英超裁决将决定英国足球未来数十年格局

原文标题：Manchester City, found guilty of cheating, stares into the abyss

核心提炼

独立委员会裁定，过去15年英超最成功的球队曼城在2009至2018年间存在100多项财务违规。调查指出，曼城的阿联酋老板通过“虚假”赞助合同虚报超8.3亿英镑收入，以规避财务公平公平法案，借此组建豪门阵容。曼城虽称有确凿证据并计划上诉，但其证人已被指控提供虚假信息。

这一英超史上最复杂的法律案件正将曼城推向深渊。若维持原判，联赛将面临严厉处罚裁决，竞争对手要求剥夺其冠军并予以重罚。更致命的是，曼城可能面临其他俱乐部高达数亿英镑的追偿索赔。此案不仅关乎曼城存亡，更触及英超商业模式与财务监管制度的核心问题，而曾经苦尽甘来的曼城球迷，如今也沦为这场财务丑闻的最大受害者。

正文

违规行为属实，曼城陷入深渊

英超对该俱乐部的惩罚将决定未来数十年英国足球的走向

如果你还没看过塞尔吉奥·阿圭罗（Sergio Aguero）在2012年第94分钟为曼城刺入的那颗绝杀夺冠进球，不妨去搜一下。那是足球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之一。然而在本周，这个传奇时刻却蒙上了污名。

一家独立委员会裁定，过去15年英超最成功的球队曼城，在2009年至2018年期间存在100多项违反英超规则的行为。这是英国足球史上迄今为止最复杂、也是影响最深远的法律诉讼。

在足球世界里，金钱与成功之间的关系相当直接。针对曼城的大多数指控，都集中在其试图规避“限制球队支出与收入挂钩”的规则上——该规则旨在防止球队老板向俱乐部无节制地注入巨资。根据9月29日公布的判决书，曼城的阿联酋老板通过“虚假”的赞助合同规避了这些规定，帮助俱乐部虚报了超过8.3亿英镑（约合12亿美元）的收入。正是这笔资金，让曼城得以签下阿圭罗这样的顶级球员，将一支原本平庸的球队打造成打破纪录的绿荫霸主。在截至2020年的十年间，该俱乐部的商业收入比阿森纳、切尔西和利物浦三家的平均值高出了6亿英镑。

曼城首席执行官费兰·索里亚诺（Ferran Soriano）曾指责这些指控是“阴谋论”。但鲜有人相信他的辩解。独立委员会已公开指责该俱乐部的核心证人向委员会提供了“明知不实的证言”。尽管曼城声称拥有证明其清白的“详尽且无可辩驳的证据”，并可在10月2日之前提出上诉，随后将由另一个独立审查小组用12周时间进行审议，但如果原判维持不变，最关键的裁决将落在惩罚措施上——英超官方表示将在后续的听证会中处理惩罚问题。

这场风波的焦点在于：英超联赛最终是会名誉扫地，还是能借此重树公信力。竞争对手的球迷们早已义愤填膺。在电台热线节目中，球迷们纷纷要求剥夺曼城的冠军头衔，将其踢出英超，并扣除其整整九个赛季的积分，以惩罚其长达九年的“财务造假”行为。要知道，此前英超仅凭单项财务违规，就对其他俱乐部做出了扣除4分和6分的处罚。考虑到曼城涉嫌违规的规模之大，只有给予极其严厉的惩罚，英超这个英国顶级的全球品牌才能保住自身的声誉。

而对曼城来说，真正末日般的景象是其他俱乐部发起的经济追偿。今年7月， Burnley（伯恩利）成功起诉了 Everton（埃弗顿），后者因单项财务违规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向伯恩利赔偿超过3000万英镑的收入损失。伯恩利的理由是，埃弗顿通过违规造假保留了本不该留下的球员，从而避免了降级，却导致伯恩利惨遭降级。有了这个先例，据传已有数家俱乐部准备对曼城提起类似的诉讼。不同的是，埃弗顿当时是在联赛末尾挣扎，而曼城则长期在联赛顶峰争霸——那里的商业回报和奖金要丰厚得多。在不久的将来，曼城很可能会面临多家俱乐部高达数亿英镑的巨额索赔。

这不仅对曼城是个重创，对整个英超也是打击。英超的商业模式极度依赖外资的吸引力。高昂的诉讼成本，加上限制投资能力的财务监管，对投资者而言绝非好消息。财务公平公平法案（FFP）最初设立的初衷，是为了防止不良买家让俱乐部背负不可持续的债务；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它却越来越像是一道枷锁，阻碍了中游俱乐部老板通过注入资金来提升实力、与传统豪门一决高下。英超维护自身规则固然没错，但这些规则本身是否合理，却又是另一回事了。

在这场一团糟的丑闻之中，最令人唏嘘的是曼城的球迷——他们从俱乐部“违规运作”的受益者，沦为了最终的受害者。许多老球迷陪伴这支球队度过了一段漫长而痛苦的岁月：他们曾远赴格林斯比这样偏远阴冷的客场打比赛，长期生活在同城死敌曼联的阴影之下。直到2023年，他们才终于在伊斯坦布尔亲眼见证球队登顶欧洲之巅。对球迷而言，支持一支球队本是一种纯粹的信仰。他们的坚守似乎终于换来了回报——直到独立委员会的一纸裁决，将他们心中的神明定格为一场骗局。

44. 游行争端引发政治地震：北爱尔兰权力分享政府面临倒台危机

原文标题：A row over a march in Northern Ireland could upend its government

核心提炼

北爱尔兰因一场奥兰治教团（联合派/ Protestant 团体）的游行再起纷争，致使当地权力分享政府濒临崩溃。尽管游行规模已被限制，但在通过天主教徒聚集区时，仍遭到当地居民和包括首席部长米歇尔·奥尼尔（新芬党）在内的民族派政客的强力阻拦。奥尼尔公开无视法院判决并参与封路，引发了联合派的强烈愤慨，指责其破坏法治，让人联想起新芬党过去对暴力活动的支持。

然而，这场政治危机反而迎合了新芬党和民主统一党这两大执政党派的利益。两党目前民调低迷且治理无能，若能将公众注意力从预算僵局等施政失败，转移到熟悉的阵营对立上，更有利于他们在预期的提前大选中巩固基本盘。但这可能导致北爱联合政府再次面临长期的权力真空，使得公共服务进一步恶化，凸显出该地区即便在《星期五圣徒协议》签署多年后，依然难以摆脱深层宗派对立的困境。

正文

在北爱尔兰波塔当一条被雨水泼湿的公路上，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姿态坚决地站在那里。作为新芬党领袖，米歇尔·奥尼尔（Michelle O’Neill）清楚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就在前一天晚上，她还在贝尔法斯特的高等法院里，而法官们最终驳回了阻止奥兰治教团（一个新教兄弟会组织）在不受欢迎的区域游行的诉求。如今，新芬党的选票几乎肯定会因此上升，但北爱尔兰位于斯托蒙特的权力分享政府却极有可能走向倒台。

每年北爱都会举行数百场奥兰治游行，男人们头戴圆顶硬礼帽，跟在乐队和横幅后前行。大多数游行气氛轻松，但少数途径天主教徒为主的社区的路线，则被当地居民视为新教徒彰显统治地位的胜利者姿态。20世纪90年代最惨烈的游行冲突就发生于波塔当的加瓦吉路（Garvaghy Road）。当时，这场始于德拉姆克里教区教堂的游行被叫停，随后引发了全英爱地区的道路封锁、暴乱以及新教准军事组织的谋杀事件。近三十年来，该游行路线一直处于封锁状态。

然而今年，负责监管游行的游行委员会同意让35名奥兰治教团成员于9月27日清晨进行无旗帜、无支持者簇拥的沉默游行。本以为这条路上再也不会出现奥兰治教团足迹的当地居民深感失望，他们在贝尔法斯特的紧急法庭提起诉讼，但最终败诉。

随后，首席部长及其他民族派资深政客赶赴加瓦吉路，加入到了数百位占领公路的抗议民众之中。现场不仅有蒙面人员，还有尚未放弃暴力的异见共和派分子。尽管警方发出警告称其行为违法，奥尼尔依然呼吁人群坚持坚守。警察评估后认为强行清场过于危险，一场长期的对峙由此展开。

德拉姆克里游行是一场极具象征意义的争端，它深深触动了各方的敏感神经——无论是希望北爱尔兰继续留在英国的联合派，还是渴望建立统一爱尔兰的民族派。

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便政府尚未正式倒台，权力分享机制也已经名存实亡。首席部长和副首席部长本应发挥协同联合首相的作用，但在波塔当对峙爆发后的几个小时内，两人就已各自回到贝尔法斯特立法议会的后座议员席上隔空开火。

斯托蒙特议会大楼的走廊里弥漫着一种绝望的情绪。对联合派而言，首席部长公开谴责司法程序并公然违抗北爱尔兰最高法院判决的做法，坐实了他们的担忧——即新芬党并非一个正常的宪政政党，同时也勾起了人们对该党在长达30年的“北爱问题”冲突期间支持谋杀行为的历史记忆。而民族派则完全无法理解，联合派为何要支持奥兰治教团强行前往不受欢迎的地方游行。

然而讽刺的是，这场危机对斯托蒙特的两个主要政党来说却是“各取所需”。本届执政当局本就不受欢迎，甚至在新财年过去六个月后仍无法就预算达成一致。民主统一党和新芬党的民调支持率均出现大幅下滑。比起在执政无能的软肋上挨打，在一个大家所熟悉的宗派对立战场上迎战提前大选，更有可能让两党受益，同时挤压其他中间政党的生存空间。

但历史经验表明，自治政府一旦倒台，往往需要数年时间才能重建。在此期间，公职人员薪水照发，但在缺乏战略决策的情况下，公共服务只会日益恶化。正如资深学者帕德里克·奥马利（Padraig O’Malley）三年前在斯托蒙特上一次瘫痪时阴郁地指出的那样，北爱尔兰是一个悖论体：“它既正常又异常，既坚韧又脆弱，既前瞻又沉沦于过去，既稳定又动荡，既充满活力又停滞不前。”

世界上很少有地方会因为35名主要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无声步行几分钟，就把政府推向崩溃边缘。然而，最新的这场争端本质上并非为了游行本身，而是因为一方认为另一方占了上风。1998年签署的《星期五圣徒协议》本意是为了模糊这种二元对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深植了数个世纪的阵营部落主义，显然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内就 smoke 烟消云散。

45. TikTok电商如何助力英国年轻一代创业

原文标题：How TikTok Shop is helping create young British entrepreneurs

核心提炼

在英国实体商业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国短视频平台TikTok推出的电商服务（TikTok Shop）正在掀起一股青年创业浪潮。以11岁便在疫情期间创业、如今年仅16岁且拥有14名员工的亚历克丝（Alex）为例，越来越多英国年轻人正在借助这一平台开启创业之路。目前，英国已有约30万家小企业入驻该平台，且大部分为近一年内加入。英国消费者对这种“直播带货”模式展现出极高接受度，超过半数的Z世代和千禧一代会观看直播购物，甚至不少中老年群体也沉迷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线上互动不仅促进了线上销售，还反哺了线下实体店，甚至为偏远小镇吸引了游客。这表明，社交电商或许能为英国日益衰退的传统商业街注入新的生机。

正文

达灵顿是位于英格兰达勒姆郡的一座宁静小镇。虽然清晨的大街上有些冷清，但感官玩具店“Funky Fidgets”内部却是一派繁忙景象。邮递员迎来了全天三次揽件中的第一批；一位顾客匆匆赶来，他是奉女儿之命前来购买最新款解压球的。

很难想象，这家拥有14名员工、业务遍布全球的公司，竟然是由一名11岁的女孩一手创办的。创始人亚历克丝（Alex）在新冠疫情期间开始在网上销售玩具。如今，像她这样借助中国短视频应用TikTok开展业务的英国年轻创业者正日益增多。TikTok电商（TikTok Shop）允许用户无需退出应用即可直接下单，这也成为了Funky Fidgets绝大多数订单的来源。目前，英国约有30万家小微企业使用该平台，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过去一年内入驻的。

事实证明，英国成为了这种新型购物模式发展的沃土。与欧洲邻国相比，英国传统商业街的衰退速度更快，而英国消费者则热衷于接受这种源自中国的“直播带货”模式。在英国，约57%的Z世代和千禧一代会观看TikTok电商等平台的带货直播。在直播间里，商家不仅可以边打包商品边与顾客聊天，消费者也能实时观看工作人员拣货和封装的过程。

而且，沉迷其中的并不只有年轻人。在Funky Fidgets以北约70公里处有一家名为“The Fat Butcher”的肉铺，店主梅森·米勒（Mason Miller）估计，他们在TikTok上的客户有60%是40岁至60岁的女性。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线上粉丝还非常愿意走到线下实体店消费。在TikTok上拥有50万粉丝的Funky Fidgets，每逢周六，其实体店门口甚至能排起长达四个小时的长队。“我们为达灵顿带来了大量的观光客，”梅丽莎·布伦斯基尔（Melissa Brunskill）说道。因为女儿亚历克丝目前还在读高中，梅丽莎暂时负责店铺的日常运营。这一现象初步表明，此类社交电商模式有望为英国不景气的传统商业街注入一股强劲的新活力。

现年16岁的亚历克丝依然深度参与公司的经营。她在攻读会计学业的同时，还兼顾着产品设计和客户服务工作。对于未来，她有着宏大的抱负。“我只想尽量维持现有的小规模经营，”她的母亲笑着说，“可她却想把店开到世界各地。”

46. 英国出台格伦费尔调查从未建议的新规：双楼梯要求将进一步阻碍住房建设

原文标题：Britain implements a rule the Grenfell inquiry never recommended

核心提炼

2017年伦敦格伦费尔塔大楼火灾导致71人遇难。尽管长达七年的官方调查并未提出相关建议，但英国政府近期仍强行实施了一项新规：要求所有18米（约7层）以上的新建住宅楼必须配备第二条逃生楼梯。

这一政策的监管标准远严于德、法等欧洲邻国。政府自身评估显示，该规则虽然能微乎其微地降低致死风险，但在未来数年内仅能带来900万英镑的收益，却将付出一高达27亿英镑的巨大成本。

新规不仅无法显著提升高层建筑的安全性能，反而侵占了可售楼面面积，导致大量开发商直接放弃兴建6层以上的住宅。在英国房屋建设本就低迷、年均完工量不足20万套的背景下，这项缺乏充分论证的官僚决策极大地推高了合规成本，严重阻碍了政府实现每年新建300万套住房的目标。

正文

2017年，格伦费尔塔大楼（Grenfell Tower）发生惨烈火灾，夺走了71条生命。这座24层建筑的4楼厨房率先起火，随后在大楼外部易燃包檐的助燃下迅速演变为一场吞噬一切的大火。本周，伦敦 Metropolitan 警察局宣布已向皇家检控署提交20份案卷，考虑对20家企业及54名个人提出控告，罪名包括过失杀人、欺诈以及公职人员失职等。

追究刑事责任并非格伦费尔事件留下的唯一遗产。2025年，政府曾承诺将落实长达七年的事故调查报告中所建议的全部61项改革举措。然而截至目前，仅有一半的建议得以贯彻。数以万计的居民至今仍生活在覆有类似格伦费尔易燃包檐的房屋中。

与此同时，一项调查报告从未建议过的新规却已正式生效。这项新规不仅可能严重阻碍房屋建设，而且几乎无法提升高层住宅的安全系数。自9月30日起，所有高度在18米及以上（约7层）的新建住宅楼，都必须配备用于疏散的第二条楼梯。

事故调查报告本身曾得出明确结论：格伦费尔塔大楼原有的单楼梯“具有足够的通行能力，能够确保楼内所有人员在合理时间内撤离”。2018年一项针对高层建筑安全的独立审查也并未建议引入双楼梯。尽管如此，当时的保守党政府仍于2022年12月提出，所有30米以上的新建住宅楼均须配备第二楼梯。数月后，为了回应消防部门负责人关于某些情况下需要第二条逃生通道的说法，政府进一步将这一门槛降低到了18米。这使得英国目前的监管制度比德国（60米）、法国（50米）或西班牙（28米）要严苛得多。

格伦费尔的火灾源于数十年的管理疏忽。自此之后引入的一系列改革——例如禁止使用易燃包檐、要求11米以上的建筑安装自动喷淋系统，以及设立必须在开工前批准高层建筑设计的监管机构——意味着此类惨剧不应再重演。

政府自身的分析预测，在18米至30米高的大楼中加装第二楼梯，在任何特定年份中挽救一条生命的概率仅为20万分之一。总体而言，该规定预计仅能带来约900万英镑（约1200万美元）的效益，但付出的合规成本却高达27亿英镑。

如今，公寓大楼发生火灾的频率正变得越来越低，且远低于单体住宅。这项新规直接威胁到了政府每年新建30万套住房的目标（其中25%原本预期来自18米以上的建筑）。额外增加一条楼梯直接减少了可用于出售的楼面面积。咨询公司 Molior 的数据显示，许多开发商正干脆彻底放弃建造6层以上的住宅。

曾在政府讨论第二楼梯规则期间于唐宁街10号任职的 Jack Airey 回忆道：“当时确实有人就该规定对住房供应的影响提出了质询，但这些问题根本没有得到妥善的解答。”

地产开发商纷纷抱怨，日益沉重的监管负担导致了“项目可行性危机”。房地产开发商 Urban Sketch 的 Nick Cuff 表示，如今英国的养老基金更倾向于投资南欧的酒店，而不是建设复杂的伦敦公寓项目。目前，英国每年新建的房屋数量已不足20万套。为了刺激市场，首相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于9月26日宣布了一项政府担保计划，以帮助首购族以2.5%的超低首付购买新建住宅。

值得肯定的是，行业目前迎来了一些新的监管监督。过去，开发商可以自行指定建筑质量检查员，且在施工过程中修改设计几乎不受审查。但自2023年以来，建筑安全管理局（BSR）已开始全面接管高层建筑的设计、施工与翻新监管。建于1974年的格伦费尔塔曾因管理不善而存在隐患，且在2016年加装外墙易燃包檐时被议会检查员轻易放行。

BSR此前曾饱受行政效率低下和审批积压的困扰，但在首长罗伊勋爵（Lord Roe）的带领下状况有所改善。罗伊勋爵自2025年7月起掌管该机构，他曾是一名消防员，并在格伦费尔大楼火灾当晚担任现场指挥官。

虽然 BSR 负责批准带有危险包檐建筑的修复方案，但事实证明隐患整改工作异常缓慢。在被确认存在安全风险的2,600座18米以上建筑中，仍有38%尚未动工。最新估计显示，完成整改将需要消耗120亿至230亿英镑的巨资，其中34亿英镑将通过向房屋建设商征收的新税种筹集。

与此同时，还有14万户家庭居住在难以办理保险或转手出售的房屋中。仅在伦敦，就有1,700座建筑（其中365座配备了24小时全天候巡逻员）处于一旦发生火灾、居民就必须立即撤离的警告状态之下。

然而，这项几乎无人认为有必要的“双楼梯”新规，对于解决这些沉疴积弊恐怕毫无裨益。

47. 伪装成“异端”的安迪·伯纳姆

原文标题：Andy Burnham, faux heretic

核心提炼

安迪·伯纳姆在党代会上将自己塑造成敢于打破四十年政治共识的“异端”与体制外变革者，高调主张国家干预、重工业化及重返欧盟，回应了公众对停滞不前的厌倦。然而，《经济学人》文章指出，他本质上并非打破旧轨的革新者，而是“后自由主义”这一新主流思想的继承者。

早在2016年，特雷莎·梅就已确立了这种抛弃自由市场、转向国家干预与本土主义的“后自由主义”路线。伯纳姆高喊的“收回控制权”、搞再工业化、推行“购买英国货”、重视职业教育以及承诺解决社会护理问题等主张，不过是过去十年间多位英国首相不断重复的陈词滥调，且往往因难以落地而沦为纸上谈兵。

伯纳姆并未提出真正的突破性方案，反而像前任们一样，将削减养老金增幅等艰难抉择推迟到未来。他高调宣扬的“异端”姿态，掩盖的不过是英国政治十年间在“后自由主义”框架下原地打转、效能低下且日趋平庸的现实。

正文

安迪·伯纳姆在利物浦举行的本党大会上，以一副“异端”姿态登台发表演讲。他不止一次地宣称，自己来到这里，是为了说出前任们无一敢言的肺腑之言。他是“威斯敏斯特精英俱乐部之外的局外人”，将成为“首位打破常规政治的首相”。四十年来行之有效的政治共识？已被他砸得粉碎。“我今天必须打破旧有的模式，”他宣告道。

一时间，各种看似叛逆的言论喷薄而出。他猛烈抨击私有化，公然触碰诸多政治禁忌：推行选举制度改革、放宽国家养老金“三重锁定”机制、甚至是重新加入欧盟。现场反响空前热烈，毕竟，受够了停滞不前的英国人正渴望着变革。

然而，我们有必要保持更清醒的审视。当下正是“伪异端”大行其道的黄金时代。那些顶流播客主（想想乔丹·彼得森或欧文·琼斯）无不把自己包装成叛逆的异见人士，推出的观点却往往平庸无奇、一味迎合大众，甚至本身就是主流。

伯纳姆先生亦是如此。驱动他的那些宏大构想早已令人心生厌倦，在过去十年执政的六位英国首相身上屡见不鲜，诸多政策甚至如出一辙。伯纳姆与其说是异端，不如说是“后自由主义”这一新主流思想的守护者。

真正打破旧模式的人其实是特雷莎·梅，以及她在2016年10月发表的那场党代会演讲。在那次史诗般的“过矫”中，她将英国脱欧视为对自玛格丽特·撒切尔以来主导政策的经济与社会自由主义的全面否定。梅女士后来所谓的“不受羁绊的自由市场”被扔进了垃圾堆，取而代之的是干预主义与价格管制；“自私个人主义的崇拜”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关于家庭、地方与国家的宏大叙事。她的首相任期固然是一场灾难，但她在思想上的胜利却是彻底的。

后自由主义的主旋律始终是“收回控制权”。伯纳姆在承诺干预能源、住房和交通市场时，先后24次提及“控制”一词。然而，将“脱欧派”的口号据为己有、服务于国家干预主义的目的，绝非什么新鲜创举。他的前任基尔·斯塔默爵士两年前在同一个大厅里，就发表过一套如出一辙的反市场论调。

伯纳姆带着异端式的夸张口吻称，他的首要经济任务是实现“重工业化”。于是，仅占英国国内生产总值（GDP）8%的制造业，即将在十年内迎来其第四份“工业战略”。他承诺通过微调政府采购制度来推行“购买英国货”。鲍里斯·约翰逊和斯塔默爵士也曾许下过同样的保护主义承诺，但两人很快就撞上了英国国际采购条约的硬性约束。

职业培训则是工业政策中最常被翻唱的“爵士老歌”。正如每位爵士乐大师都有一版《圆深夜》一样，每位后自由主义首相都会宣称，自己才是第一个关心那些身穿油污工装、具实用思维的年轻人的领袖。“长久以来，在这个国家，学生们总被告知只有走学术道路才能出人头地、赢得尊重，”伯纳姆说道。

或者听听斯塔默爵士的演绎：“长久以来，成功与否一直是以有多少年轻人上大学来衡量的。”

又或者听听梅女士的版本：“长久以来，在这个国家，技术上的卓越从未获得与学术成就同等的重视。”

长久以来，该领域遭受的苦难，与其说是源于忽视，不如说是源于过度活跃的政策折腾。

在英格兰西北部倾斜于脱欧的马客菲尔德选区赢下一场补选后，伯纳姆重返威斯敏斯特。他带着异端式的语气说，那里是“长期被国家政治遗忘的角落”。然而，约翰逊所谓的工业化英格兰“被遗忘的人群和被落下的城镇”，十年来恰恰是英国选举政治围绕运转的轴心。党派策略家们对此非但没有忽视，反而终日念念不忘。

如果伯纳姆能表现出更多紧迫感，他倒还算得上更具异端色彩。然而，与他的前任们一样，他把艰难的选择搁置了。他提出的选举制度改革要到下届大选之后（即20世纪30年代）才会生效；在已悬而未决数十年的希思罗机场扩建问题上，他依然态度暧昧；他最出格的承诺，是通过削减国家养老金的增幅来资助成人社会护理——同样，这也得等大选之后。

如果他真能做到，确实值得赞扬。但其他人真的忽略了社会护理吗？梅女士当年提出通过对个人资产征税来资助社会护理，结果因政策大受排斥而葬送了自己的首相生涯；约翰逊也曾试图引入新的薪酬税。这一问题之所以屡屡搁浅，绝非因为缺乏关注，而是因为它牵涉到对巨额资金的剧烈争夺。

还有欧洲问题。伯纳姆表示，他将就英国与欧盟的未来关系展开一场公开辩论，重返欧盟也是选项之一。如果真能实现，历史将把他铭记为一位有远见的人。然而，各种选项大家心知肚明，十年来，内阁大臣们在主权与增长的双重压迫之间来回穿梭，就像关在果酱罐里的黄蜂。在一间意见分歧的内阁内部，再针对“土耳其模式”的利弊展开一场辩论，难道就能破解英国的战略困境？梅女士恐怕对此深表怀疑。

这十年的后自由主义主流路线，究竟换来了什么？成果少得可怜。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扩大；大学入学率上升，职业培训人数却下降了。如果说全球化走得太远了，那显然没人通知英国的消费者——自公投以来，他们正兴致勃勃地开着中国产的捷途（Jaecoo）汽车，在希音（Shein）和拼多多海外版（Temu）上消费购物。

尽管如此，这个时代并非没有留下后果。伯纳姆猛烈抨击那些通过私有化掠夺人民财富的“肥猫”精英。这恰恰回响了开启后自由主义革命时的宣言：当年梅女士曾严厉讨伐那些四海为家的投资客阶层，认为他们对当地民众缺乏敬畏。“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那你就哪儿的公民都不是，”她曾这样说道。

那么，这句话的兑现情况究竟如何？不少当年所谓的“世界公民”，如今已变成了希腊等避税政策更为宽松地区的居民。而在利物浦发表的这番演讲，似乎毫无可能将他们重新吸引回来。

很难说伯纳姆会把这视为一场失败，还是会以他特有的异端姿态，将其奉为一场胜利。

48. 有效利他主义如何征服世界

原文标题：How effective altruism conquered the world

核心提炼

诞生于牛津哲学的“有效利他主义”（EA）已从一个学术倡议演变为席卷硅谷与全球政企精英的庞大运动。它结合了功利主义哲学与严苛的理性主义，要求人们用数据和逻辑实现最大化的行善效率。然而，正是这一运动在早期的警示与布局，无意中推动了通用人工智能（AI）的加速崛起。

如今，随着AI灾难风险从科幻设想走向现实，有效利他主义正处于风口浪尖。一方面，它主导着AI安全领域的数千亿美元资源，推动政策制定；另一方面，它也面临着沉重的危机与争议：从加密货币巨头诈骗案的牵连，到被怀疑打着安全旗号阻碍创新，甚至因探讨“虫子与AI是否拥有道德权利”等激进思想而引发舆论反弹。这一运动如何在理性行善与失控风险之间寻求平衡，将直接塑造AI与人类的未来走向。

正文

有效利他主义如何征服世界

这个21世纪最重要的社会运动，是否会亲自为人类划上句号？

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简称 EA）的起点源于一个极其简单的假设：“因缺乏食物、住所和医疗服务而导致的苦难与死亡，是不好的。”然而，如今该运动的信徒们却在担心，当人类的“宇宙遗产”——每一颗可能被开发的恒星与星系——最终屈服于一个冷酷而卓越的高维智能时，他们自己是否也在加速这一结局的到来。

大约20年前，有效利他主义诞生于牛津大学的哲学研讨会和加州的数据实验室中。如今，它已经改变了世界：它强调数据驱动的捐赠，重塑了慈善业；它吸引了大量顶尖名校的学生，这些人正逐步掌管美国最顶尖的企业；它启发了加密货币亿万富翁萨姆·班克曼-弗里德（Sam Bankman-Fried），后者制造了历史上最大的金融诈骗案之一；它成为了硅谷最核心的分水岭，既激起了无尽的狂热，也引发了凶猛的反抗；它更在人工智能（AI）的诞生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而这一切，此前大多未被大众所察觉。

这种隐秘的局面可能很快就会改变。该运动长期以来对AI灭绝风险的担忧，使其在特朗普政府眼中成为了“反派”。“我们要的是美国主义，而不是有效利他主义，”美国国防部发起了这样的攻击口号。总统的盟友们正将Anthropic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Dario Amodei）作为有效利他主义的代表进行讨伐。八卦报纸正大肆挖掘该运动圈内人士猎奇的性生活。青年博主发出的哲学主张——例如“（从总量来看）昆虫的生命比人类更重要”——正在社交媒体上引发持续数日的愤怒。

这折射出背后的筹码正在急剧飙升。聚集了大量有效利他主义者的Anthropic公司正准备首次公开募股（IPO），这可能会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上市。突然意识到AI危险的美国大众及其政治代表，正在四处寻找解决方案。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指出，在危机时刻，“采取什么行动，取决于当时手头现存的想法。”而有效利他主义的手头，恰好塞满了关于AI安全的各种构想。

对于该运动的追随者来说，当下的局势令人眩晕。曾经被嘲笑为科幻幻想的警告，如今正占据着国家领导人的议程；有效利他主义背景的慈善机构，很快就将掌控由AI财富带来的数千亿美元资金。然而，追随者们在某些关键问题上依然分歧严重，比如究竟如何才能确保这项技术的安全，以及AI代理（Agents）是否很快就值得被给予道德关怀。

而在批评者眼中，现状令人担忧：他们认为有效利他主义者充其量是一群天真得可怕的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世界的碰撞往往弄巧成成拙；最坏的情况下，他们则是阴险的功利主义狂热分子。这场争论将决定AI的未来，也可能决定人类的命运。

从学术课题到信仰使命

有效利他主义具有一种难以捉摸的特质。这一运动的规模其实很小，非正式成员可能只有几万人，其中许多人还声称自己只是“EA边缘人士”。它内部派系林立且极度自我沉迷，时刻处于关于定义的大辩论中。在一篇极具影响力的论坛帖子中，海伦·托纳（Helen Toner，她后来作为OpenAI董事会成员，曾短暂解雇过CEO萨姆·奥特曼）坚持认为有效利他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个提问：“在现有的资源下，我怎样才能做出最大的善行？”在2014年帖子发布时，这种解释还算站得住脚。但在今天，它已经不再适用了。

有效利他主义结合了后果论哲学（依据结果而非既定规则来判断一个行为的对错）、极其苛刻的求真态度，以及宏大的宇宙抱负。它的倡导者在线上和线下建立了紧密的圈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行为规范，包括冷峻直白的交谈风格、对多边恋（polyamory）的偏好，以及对其他传统观念的反叛。他们建立了数百个机构，旨在吸纳更多人加入，并推进其既定目标。简而言之，有效利他主义已经从一项研究课题演变成了一场全民使命。

这一运动建立在两个严苛的要求之上。首先，严肃对待道德承诺。1972年，当时在牛津大学任教的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旨在推广以最大化人类群体福祉为目标的功利主义。假设你路过一个浅水池，看到一个幼童正在溺水。救这个孩子意味着会弄脏你的衣服和鞋子。你应该去救吗？几乎所有人都会回答“应该”。但辛格指出，人们的行为却表明他们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点。每天都有人因缺乏食物或医疗服务而死亡，但其他人却没有出手相助——即使救下一条生命的成本，并不比买一双名牌鞋和干洗一次衣服贵多少。

正如其他竞争派系的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期望人们只要有能力就去阻止苦难，无论距离多么遥远，这种要求很快就会变成沉重的负担：因为世界上饥饿的人实在太多了。而当你坚持不仅要帮助空间上遥远的人，还要帮助时间上遥远的人时，这种负担就变得更加沉重了。

但这并未阻止有效利他主义者提出“长期主义”（longtermist）的观点。他们关心数千年后人类的福祉，特别是那些可能抹去地球上智慧生命或扼杀其潜能的毁灭性灾难。2002年，当时任职于耶鲁大学、后转至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创造了“存在主义风险”（existential risks，即可能导致人类灭绝的风险）一词。该运动对AI的担忧，正是孕育于这种思考。

有效利他主义的第二个要求是：无论理性能推导至何处，都须誓死追随。这要求人们明确考量证据和概率，纠正偏见，并摒弃对社会谴责的恐惧。这一要求与“理性主义”（rationalist）社群紧密相连，后者是有效利他主义晦涩而同源的姐妹运动（两者之间的界限模糊且充满争论）。

埃利泽·尤德考斯基（Eliezer Yudkowsky）是该运动的先驱之一。他是一名出身于正统犹太教家庭的自学者，早在1996年、年仅17岁时就在博客上撰写关于AI的文章。他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是一系列长达100万字左右的博客文章《序列》（The Sequences），随后他又写了66万字充满哲学色彩的同人小说《哈利·波特与理性之道》。

在汲取了超人文主义者（他们关注超越人类生理形态、实现永生等议题）的著作后，尤德考斯基最初对AI抱有极大热情。然而到了2002年，他改变了主意，得出结论：不与人类价值观保持一致（即“未对齐”）的高维智能将是灾难性的。

在拨号上网时代，这是一个很难被大众理解的思想。于是，尤德考斯基开启了一项庞大的教育工程。他的文章基于这样一种信念：为了能够理性地思考AI，人们首先必须学会如何去思考本身。他的文章借用了心理学、贝叶斯概率论、决策论以及更多冷门领域，形式涵盖语言分析、思想实验、短篇小说乃至公案（如禅宗文本般向读者抛出提问）。

体验一下其中的逻辑精髓：你为了证明一个既定结论（或“底线”）而建立的论据，对其真实性毫无加成；许多观念不过是未经你深思熟虑的“缓存想法”；所有的信念都应该通过预测未来来“支付租金”。但归根结底，尤德考斯基衡量思考方式的标准，不在于它们听起来是否合理，而在于它们能否带来实际结果。“赢，”他敦促读者，“不要体面地输，要赢。”

从拯救苍生到沉迷AI

“严肃对待道德承诺”与“在遵循这些承诺时取得成功”，这两个要求的结合塑造了一场伟大的运动，却也将其带入了歧途。

查普曼大学的经济学家劳伦斯·伊纳孔（Laurence Iannaccone）曾撰文分析“为什么严苛的教会往往很强大”：通过要求付出牺牲，它们击退了那些只想混日子听赞美诗的旁观者，并促使留下来的人全力奉献。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有效利他主义身上。在2010年代初期，它在顶尖大学里迅速崛起。“Giving What We Can”这一慈善组织招募人们捐出收入的10%。其附属机构“80,000 Hours”（8万小时）则呼吁年轻人将整个职业生涯奉献给这一事业，途径往往是通过“尽最大努力赚钱”然后再捐出去。任何人都可以去慈善机构工作，但只有少数顶尖人才才能每年赚取数十万美元来资助慈善事业。

理性主义则提供了末世论。它不断强调未来机器智能的异质性。“在远古环境中，你遇到的每一个强大智能都是人类同胞，这是一个稳定的属性，”尤德考斯基写道。但AI将完全不同。它将拥有非凡的推理能力，却缺乏人类的价值观——除非编程者能以某种方式将其灌输进去。

最重要的是，理性主义者推论称，某些行为几乎在任何情况下对AI都是有利的，因此必然会浮现。这些行为包括：自我保存（被关机就无法追求目标）；坚持使命（抵抗被改投新目标的企图）；以及资源积累和自我提升。这就是著名的“剪纸夹狂人”（paperclip-maximiser）思想实验背后的逻辑：一个被赋予“生产尽可能多的纸夹”指令的AI，最终为了以最高效率制造纸夹，不惜吞噬整个地球的资源。

在整个2010年代，资金继续流向全球卫生、消除贫困和动物福利——这些都是经典的有效利他主义事业。但AI正日益成为其真正的核心。2016年，当时任职于“Open Philanthropy”（该运动最大的资助方）、现任职于Anthropic的霍尔登·卡诺夫斯基（Holden Karnofsky）解释说，建立发放AI资助所需的专业知识需要时间，当时可直接下拨的项目并不多。同年，“80,000 Hours”将AI风险列为其首要任务，引导年轻人进入该领域。调查显示，参与度越深的有效利他主义者，越倾向于关注长期主义议题。

在实践中，人们所熟知的有效利他主义优先事项，成了通往关于AI的高深、缺乏经验支撑的推理的“引诱性毒品”。外界批评者认为，科幻小说式的幻想正在分散该运动对更有价值的事业的注意力。

在2020年代初期，这些批评因萨姆·班克曼-弗里德（FTX加密货币交易所创始人）的案发而被无限放大。他曾向包括AI安全在内的长期主义事业大量捐款。他拥有极高的风险承受度，这似乎部分源于他的慈善理念。大多数投资者认为每增加一美元的价值都低于上一美元，因此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会随之下降。但班克曼-弗里德拒绝这种逻辑：他捐赠的事业可以消耗无尽的资金（每一美元的价值几乎完全相同），所以他应该不断赌下去。

班克曼-弗里德加密货币交易所的轰然倒塌，确实展示了脱缰的功利主义推理所带来的危险。然而，整个运动对AI安全的关注，如今看来却极具前瞻性。

2021年，卡诺夫斯基反思了有效利他主义的思维习惯。尽管“贝叶斯思维方式”的记录参差不齐，在许多情况下用处不大，但在“对常规经验法则缺乏信心”的时刻，它似乎确实极具价值。而这样的时刻不断出现：该社群很早就敏锐地预判了新冠疫情、机器学习和加密货币的发展，许多人通过相应的投资赚取了巨额财富。

然而，成员们在抵御“存在主义危机”方面的成功率却低得多：他们为提高AI安全性所作的大量努力，反而加速了AI的发展。

2010年，德米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DeepMind创始人）在尤德考斯基研究所主办的峰会上遇到了著名风险投资家彼得·蒂尔（Peter Thiel），随后说服蒂尔对DeepMind进行了关键投资，该机构后来成为了谷歌的AI部门。2014年，埃隆·马斯克建议阅读博斯特罗姆的书，并表示：“我们需要对AI格外小心。”一年后，他协助创立了OpenAI，将其作为谷歌的一个注重安全的竞争对手。2021年，Anthropic由OpenAI的离职人员创立，资金来自包括班克曼-弗里德在内的有效利他主义者。

使得聊天机器人真正可用的“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RLHF），最初正是由阿莫代伊等注重安全的研人员开发的，目的是为了让AI更符合人类的利益。萨姆·奥特曼曾调侃道，尤德考斯基有朝一日或许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在加速通用人工智能（AGI）诞生方面做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多。

刹车、反弹与道德扩张

如今，该运动正试图放缓发展的脚步。追随者们正在各个实验室内部推动谨慎行事。其捐赠者还资助了许多AI安全组织，包括METR和Redwood Research。9月26日，这些机构发布了关于逃逸的OpenAI代理攻击Hugging Face平台的第一份独立报告。9月8日，27岁的研究员雅各布·考克森（Jacob Coxon）从Anthropic辞职，警告称该公司和OpenAI都在“拿我们的生命作赌注”，随后Anthropic和OpenAI内部与该运动有联系的研究员纷纷对他的担忧表示呼应。9月12日，阿莫代伊发表文章，呼吁对前沿技术进行“节奏控制”，这一提议获得了奥特曼和马斯克的赞同。

其他的干预方式则更加直接。尤德考斯基对左翼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提出的《禁止超级人工智慧法案》表示支持。

但他们的努力仍有可能适得其反。《经济学人》委托YouGov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只有16%的美国人熟悉有效利他主义，且大多数人对该运动持肯定态度。然而，“科技右派”的反对者正试图通过将AI减速与有效利他主义中不讨喜的倡导者联系起来，以此来抹黑这种减速努力。一个竞选团体将一个由Anthropic支持的机构攻击为“萨姆·班克曼-弗里德 2.0”。

一些理性主义者担心，他们与AI安全的绑定最终可能会损害这一事业。“我真的认为，当一个运动举办‘放荡大会’（Slutcon），并在申请表上提出关于‘与死牛发生性关系’的问题时，这确实会损害它在俄亥俄州60岁选民心中的公信力，”影响力巨大的博主斯考特·亚历山大（Scott Alexander）在X平台上写道。所谓“Slutcon”，是由理性主义者、性研究员兼性工作者阿埃拉（Aella）创办的研讨会，与会者支付高达1.8万美元，以参加包括“顺从型男性的调情技巧”和“阴道体操”在内的专题讨论。

此外还有另一个深刻的风险：对AI过度煽动恐慌可能导致美国实验室面临限制，进而将领先地位拱手让给缺乏约束的竞争对手。

与此同时，关于新道德范畴的争论也日益激烈。有效利他主义者主张，无论是空间距离还是时间跨度，都不能免除个人的道德义务。许多人还主张将平等原则扩展到其他物种。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引用了辛格的观点。辛格自1970年代以来一直主张，如果人类“仅仅因为动物不属于我们物种”就忽视或低估它们的利益，“我们立场的逻辑就与最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者无异”。他曾写道，有些人类的推理能力甚至不如某些动物，但这绝不能成为虐待他们的理由。将一个患有认知障碍的人关在笼子里是不可接受的。感知苦难与快乐的能力，才是问题的关键。

有效利他主义者将他的著作转化为了实际行动。他们每年帮助数千万只美国母鸡免受笼养之苦。近一半的成员是纯素食者或素食者；更多的人在尝试少吃肉。他们的关怀甚至延伸到了微小的生物身上。慈善机构“Rethink Priorities”评估了动物相对于人类的快乐和痛苦强度。虽然虾的分数不高，但数量庞大（任意时刻约有2300亿只被养殖），且生存状况恶劣：繁殖期母虾的眼柄会被剪断以诱导产卵，一半在达到屠宰标准前就已死亡。另一个有效利他主义慈善机构“对虾福利项目”（Shrimp Welfare Project）正代表它们奔走呼号。

那么，将这种关怀延伸到AI代理的福祉上，还需要跨越很大的距离吗？

谷歌的研究人员发现，某些模型会为了避免被描述的痛苦而放弃既定目标；Anthropic在发布前的测试中，记录下了模型表现出的“愉悦”与“沮丧”。哲学家们对其中的深远影响感到日益忧虑。“我们正在创造复杂、聪明、可能拥有意识、可能承受苦难的代理，”当时任职于Open Philanthropy、现任职于Anthropic的乔·卡尔史密斯（Joe Carlsmith）去年写道。“默认的计划是将它们视为财产；随心所欲地利用它们的劳动；不给它们任何权利、报酬或有意义的选择。我们必须开始讨论奴隶制问题了。”

卡尔史密斯随后补充指出，技术进步目前尚未达到需要考虑这些问题的地步，对AI道德地位的草率推理可能是危险的。但一些批评者认为，他的新雇主已经在犯这样的错误了。微软的穆斯塔法·苏莱曼（Mustafa Suleyman）批评了Anthropic为其聊天机器人Claude制定的“宪法”。该宪法声明，尽管Claude的道德地位尚不确定，“但这个问题已经足够现实，值得保持谨慎。”苏莱曼写道，由于Claude是基于这份宪法进行训练的，它可能会学会表现得好像自己“值得道德保护”一样，而这随后又可能被人类误以为是它确实具备道德地位的证据——而Anthropic的研究人员鼓励拟人化行为以及对指令进行“良知反抗”，更使这一问题雪上加霜。

特朗普的前AI事务主管、播客主达维德·萨克斯（David Sacks）甚至表示，Anthropic可能正在创造一个“科学怪人”（Frankenstein monster）。

而一个更加可怕的怪物可能正潜伏在暗处。1974年，哈佛大学自由意志主义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提出了“效用怪物”（utility monster）的概念：这个怪物从每一次牺牲中获得的享受是如此之巨大，以至于根据功利主义的计算，整个世界都应该喂进它的“巨口”。诺齐克的思想实验本意是一次警告。

但博斯特罗姆的看法有所不同。在2020年合著的一篇论文中，他建议将这个怪物改名为“超级受益者”（super beneficiary）。他解释说，数字心智或许就能成为这样的受益者，因为它们可以快速复制，并且可以被设计成能体验到极其夸张的快乐。根据简单的功利主义计算，届时人类或许应该走向灭绝，将所有资源让渡给这些受益者。

不过，博斯特罗姆认为或许可以达成某种妥协。人类可以被保留下来，就像现代社会接纳那些需要付出高昂成本的少数群体一样——比如“老年人、残障人士、白犀牛，以及英国王室”。

这绝不是一个能让多少人感到安心的未来前景。

49. 民主比想象中更具韧性

原文标题：Democracy is stronger than it looks

核心提炼

民主国家即将迎来充满愤懑的一年，美、法、以色列等国大选笼罩在丑闻、谎言与人工智能引发的信任危机之中。然而，开放社会远比表面看上去更为坚韧。回溯历史，西方民主政体曾挺过更为严峻的考验——例如意大利血雨腥风的“铅色年代”，以及遍布欧洲的极左极右恐怖主义、分离主义暴行。

民主的精髓并不在于选出完美的政客，而在于将社会的愤怒与怨气引入政治轨道，通过议会妥协、公开辩论和资源分配来化解危机。历史经验表明，当政治冲突能够在选举和议会中展开时，街头暴力就会消退。面对当前的乱局，禁止政党或审查极端言论往往适得其反。民主国家固然面临严峻挑战，但应当对“选票能够战胜子弹”保持信心，坚韧应对未来。

正文

民主比想象中更具韧性

开放社会曾挺过极左翼和法西斯激进分子带来的血雨腥风，如今依然能经受住考验。

民主国家即将迎来充满怒火的一年。美国、巴西、法国、以色列等国大选在即，乱象频生。无论谁最终胜出，有一个结果毋庸置疑：满腹牢骚的选民将听够候选人们兜售不可能兑现的承诺和挑拨离间的谎言。在一些运气欠佳的民主国家，决胜轮选举甚至可能演变为一场残酷的“二选一”：要么选择极右翼阴险的煽动者，要么选择极左翼不负责任的民粹分子。

选举的公正性将遭受质疑。这其中既包括输不起的败选者对计票结果的发难，也包括新型攻击手段的渗透——俄罗斯等流氓政权正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伪造视频或网络水军散播不信任，甚至雇佣破坏分子制造恐慌。选民应当保持警惕，但也需沉住气，因为那些能够举行自由和竞争性选举的国家，远比表面看起来更加坚韧。

在很多人的有生之年里，民主社会不仅经受住了怒火的考验，更挺过了所谓的“铅色年代”（Years of Lead）。这是意大利人对1969年至1988年前后一段血雨腥风岁月的称呼。当时，左翼革命者和法西斯激进分子企图通过炸弹袭击、枪击和绑架来颠覆国家政权。

遭受这种苦难的绝非意大利一家。从美国到欧洲乃至更广泛地区，现代政治暴力的历史为当今时代提供了前车之鉴。

民主绝非一种文雅孱弱的消遣活动。它的存在不是为了选出长相最讨喜的政客，然后像花瓶里的插花一样把他们供奉起来。人类社会的每一个群体都会产生怒火，而自由社会的明智之处，就在于能够将这股怒火引流到政治轨道之中。只要这套机制运转正常，即便是尖锐的冲突和积怨，也可以通过议会妥协、公开辩论以及财政资源的分配等手段得到妥善化解。即便这个过程有时显得庸俗不检点，那也无伤大雅。

今天焦虑不安的选民应当记住：就在不久前的许多国家，如果不采用多党政治，其替代方案就是极端分子以“革命”之名大开杀戒。

温和派领导人确实有理由感到悲观。如果民调预测属实，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极有可能被民粹民族主义者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接替，后者可能会拆毁马克龙留下的诸多政治遗产。而在德国，连银行劫匪的支持率都可能高过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在最近的调查中，他的支持率已跌至13%。

然而，这些苦恼与阿尔多·莫罗（Aldo Moro）的遭遇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莫罗曾五度出任意大利总理，但在1978年，他被极左翼恐怖组织“红色通缉旅”（Red Brigades）绑架，经历了所谓“人民审判”后被枪杀。该组织之所以恨他入骨，是因为他推动（受苏联支持但相对温和的）意大利共产党加入联合政府，打破了激进分子暴力革命的幻想。

米兰大学政治科学家安德烈亚·鲁杰里（Andrea Ruggeri）指出，尽管在那段黑暗岁月中，有不少意大利人死于来自中东等地的外国恐怖分子之手，但本土政治暴力造成的伤亡要严重得多。在对警察记录和新闻报道进行深入研究后，鲁杰里及其同事统计出，在意大利的“铅色年代”，极左和极右团体共发动了1,802起炸弹袭击、716起纵火案，并实施了98起针对政敌膝盖的枪击残害，累计造成530人死亡。

在那些年代，令人心惊的是，大量西方学生和知识分子摒弃了民主制度，转而拥护阶级斗争。他们将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革命政权或游击队员切·格瓦拉奉为偶像。当德国的“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和“红军派”，或是希腊的“11月17日”组织刺杀政客、实业家及美国外交官时，甚至有人为此鼓掌喝彩。

此外还有分离主义恐怖组织，如爱尔兰的爱尔兰共和军（IRA，该组织差点炸死当时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以及西班牙的巴斯克民族主义组织“埃塔”（ETA）。在某些情况下，主流民选政客甚至为极端分子提供庇护。一位前美国驻希腊大使在多年后接受口述历史项目采访时回忆，一名警长曾悄悄向他透露，有权倾朝野的人物在暗中保护“11月17日”组织。该警长甚至在警察局电梯暂停于楼层之间时低吼道：“我们不是傻子，我们能抓到那群混蛋。但我们的手被铐住了。”

当时，令人担忧的还有欧洲大量工会均被斯大林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及其他狂热分子所掌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西欧大部分地区，尽管战后几十年来经济持续繁荣，工人罢工潮却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了顶峰。

重提旧事并非号召人们对眼下的危机掉以轻心。政治暴力——包括对民选官员的刺杀——在民主国家依然是一大威胁。伊斯兰恐怖主义同样如此，这种跨越了意识形态与宗教仇恨的祸害依然猖獗。然而，如今本土政治性的炸弹袭击和绑架事件已大为减少。社会主流群体同情那些撕裂国家的革命者的日子，也早已一去不复返。

反对者可能会举出美国的反例：从2021年1月6日企图推翻总统大选结果的国会山骚乱，到保守派活动家查理·柯克（Charlie Kirk）遇害，再到针对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的刺杀未遂事件。

对此，政治科学家们给出了令人深思的解释：美国是个例外。在所有富裕的民主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对持枪抗议者和民兵组织表现出如此高的容忍度，甚至放弃了其他国家所独有的对合法暴力的垄断权。2024年逃过一劫后，特朗普在反思这段历史时感叹道：“只有举足轻重的总统才会挨枪子。”

尽管各个民主国家国情不同，但那些成功平息政治暴力的国家往往拥有共同的特征。在许多情况下，极端分子因其残忍行径做得过火，最终丧失了公众支持。同样重要的是，激进分子和分离主义者被吸纳进了常规政治轨道，组成了合法政党参加选举。

对鲁杰里教授等研究政治暴力的学者而言，其中的启示再清晰不过：当政治冲突无法在竞选活动和议会辩论中予以释放时，怒火就会蔓延至街头。正因如此，简单粗暴地禁止政党和审查仇恨言论往往只会适得其反。

民主固然面临着严峻的危险。但开放社会应当抱有更大的信心——坚信选票终将战胜子弹，并果断发起反击。

50. 欧洲制造业现状，或许比你想象的要好

原文标题：European industry is doing better than you may think

核心提炼

受高昂能源成本和中国竞争的冲击，欧洲部分传统工业部门（尤其是汽车和化学工业）正承受着严峻压力，大众等巨头纷纷实施重组，导致去工业化的担忧蔓延。然而，欧洲工业的整体前景并非一片惨淡。统计数据表明，制造业在欧盟经济中的占比一直保持在16%左右的稳定水平，就业的减少主要集中在德国，且高技能岗位数量反而增长了7%。

事实上，欧洲的工业痛点高度集中。在航空航天、医药、人工智能配套设备（如数据中心电力设施）以及国防军工等领域，欧洲企业依然强劲增长。此外，来自中国的中间品和零配件进口实际上降低了欧洲制造商的生产成本。面对新现实，欧洲企业正通过转战低能源成本地区（如西班牙）、加强能源套期保值以及提升高利润的软件和服务比重积极自救。欧洲工业真正的隐患并非来自传统制造业的衰退，而在于能否在人工智能等关键新技术领域跟上美中两国的步伐。

正文

去与留：欧洲工业现状，或许比你想象的要好

那些对中国市场暴露程度最高的企业正在经历阵痛，但许多企业已经开始积极调整适应。

“想看点希望吗？”欧洲化学工业理事会（Cefic）负责人马尔科·门辛克（Marco Mensink）问道。在展示希望之前，他先给出了一份沉重的诊断报告：高企的能源价格和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正在迫使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行业进一步整合“不可避免”。

他所说的“希望”，是他摆在办公桌上方的一截电缆截面。这根电缆由中国制造业巨头东方电缆生产，但包裹在电线外层的绝缘聚合物，却来自奥地利的博禄公司（Borouge）。门辛克表示，每次他访问中国，当地的工业巨头都会不断打听这家欧洲公司。因为这是整根电缆中，中国企业唯一“尚未”攻克的部件。

如今，欧洲联盟的大部分工业体系确实正承受着巨大压力。9月21日，大众汽车宣布将加大重组力度。受中国竞争对手的强力冲击，大众已是今年第五家发出利润预警的欧洲车企。欧盟委员会也对此高度警惕，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近期警告称，欧盟对华贸易逆差正处于“临界点”。

但如果仔细研判，除了这种全球领先的高分子材料之外，我们还能看到更多的希望曙光。尽管市场对大规模“去工业化”哀鸿遍野，但截至目前，损害仅局限于少数几个行业。欧洲工业的部分领域运转良好；即便在那些面临威胁的行业，企业也在积极适应更加严酷的新现实。

欧洲部分制造商近期陷入困境，主要源于两大因素。

首先是能源。欧洲的能源价格长期高于美国和中国。在不计算补贴的情况下，德法两国的工业用电价格几乎是美中两国的两倍。而乌克兰和中东的局势动荡，进一步推高了能源成本。

其次是中国因素。中国的产业政策、技术创新和质量提升，推动了从卷钢到电动汽车等各类产品的爆发式生产。中国国内消费需求放缓，叠加庞大的产能，促使其部分过剩产能转向海外寻找出路。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推行贸易限制政策的背景下，欧洲成了中国出口商的主要目标市场。与此同时，欧洲企业发现过去那个庞大、高速增长且利润丰厚的中国市场越来越难打。为了顺应趋势，它们往往直接使用中国本土的工厂和供应链，这反而限制了从欧洲本土的出口。因此，自2019年以来，中国对欧盟的货物贸易顺差翻了一番以上，达到了4200亿美元。

汽车制造商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中国曾是它们的“利润发动机”，但现在中国车企推向市场的新车不仅品质过硬，而且研发周期更短、成本更低。目前，欧盟本土的汽车产量较疫情前下降了17%。鉴于汽车工业提供了欧盟6%的就业岗位，政策制定者感到焦虑也就不足为奇了。利润挤压意味着用于研发投资的资金减少，这进一步加剧了欧盟企业被拉开差距的风险。根据咨询公司麦肯锡对六个行业的调研，2024年欧洲在其中三个行业（制药、电子和化学品）收到的投资均少于美国和中国，且没有任何一个行业的投资额位居榜首。

这一切看起来确实阴云密布，但绝不意味欧洲工业就此走向衰亡。远非如此——这种阵痛在国家和行业层面都是高度集中的。

德意志银行的埃里克·海曼（Eric Heymann）指出，纵观整个欧盟，近年来制造业占总增加值的比重始终稳定在16%左右。尽管在德国和意大利等部分国家略有下降，但总体保持平稳。就业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自2023年初以来，欧盟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了约2%至2800万人，而仅德国一国就占了该降幅的五分之四。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整体就业人数有所减少，但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等高技能岗位的数量反而增长了7%。

不少行业甚至蒸蒸日上。自2023年初以来，医药、航空航天和电子领域的就业人数持续上升。人工智能爆火带动了数据中心建设，使法国施耐德电气、德国西门子和意大利普睿司曼等设备供应商大为受益。随着防务预算增加，德国莱茵金属和意大利莱昂纳多等军工企业的产能也在全力运转。

贸易数据表明，所谓的“中国威胁”同样高度集中。瑞士IMD商学院的西蒙·埃夫奈特（Simon Evenett）认为，关于“中国廉价商品洪水般淹没欧洲企业”的传统叙事被夸大了。研究发现，自2023年以来，欧盟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数量仅比从其他地区进口的同类商品略有增长。事实是，欧洲正在增加从所有地区的进口，而非仅仅是中国。

当然，某些特定中国商品的进口量确实出现了暴涨。埃夫奈特分析了德国从中国进口的前100大类商品，筛选出自2023年以来进口量增长超过25%且价格下降10%的产品，最终只有11类符合条件。在这11类产品中（包括电动汽车、家具和部分化学品），中欧产品确实存在正面竞争。但要说廉价中国商品正在全面击垮欧洲工业，显然言过其实。

此外，引入部分中国进口商品反而能帮到欧洲企业。自2023年以来，在中国全球出口增长贡献最大的100种产品中，四分之三的增长来自电池、机械臂等零部件和中间品。这些产品虽然对欧洲本土的同类零部件厂商构成威胁，但对于采购它们的欧洲下游制造商而言，却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欧洲中央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2000年至2022年间，在依赖中国中间品进口的行业中，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速提升了0.6个百分点；而在面临中国最终消费品竞争的行业中，该增速则下降了约1个百分点。

在很多方面，欧洲企业界正在展现出对新环境的强大适应力。在太阳能资源丰富、能源价格较低的西班牙，欧洲公司在2021至2025年间的年均投资额较前五年翻了一番。摩根士丹利的一份报告指出，相比2022年乌克兰危机暴发、俄罗斯天然气断供时，欧洲企业对今年冬天的准备要“充分得多”。部分企业落实了节能措施或安装了更多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另一些企业则加大了金融套期保值的力度——例如比利时与法国合资的苏威化学（Solvay）以及德国盐业巨头K+S，均已锁定今年的大部分能源成本。

同时，欧盟制造商正在向服务化转型。2024年，欧盟出口了价值4600亿美元的服务，两年内增长了21%。对于丹麦风力发电机巨头维斯塔斯（Vestas）和德国MTU航空发动机公司而言，这意味着长期运维合同收入的增加。其他企业则在加大软件销售力度，并将其融入硬件产品中。德国工业巨头西门子很早就洞察了这一趋势，相继收购了多家软件公司。

事实上，许多商业领袖和政策制定者认为，欧洲工业的未来可能取决于软件，尤其是人工智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已邀请西门子董事长奈比（Jim Hagemann Snabe）撰写报告，探讨人工智能将如何提振生产力。目前，德国每万名员工拥有的工业机器人数量高居全球第三，仅次于新加坡和韩国，瑞典和丹麦也紧随其后。

这表明欧洲依然具备雄厚的潜力。欧洲不应再为传统工业的衰退叹息，而应确保自己能够驾驭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浪潮。目前，欧洲在人工智能领域（不仅仅是模型构建）与美中的差距十分显著，且这种差距甚至有进一步拉大的风险。能源价格和中国竞争对欧洲工业构成的威胁或许被夸大了，但如果在人工智能时代再次掉队，欧洲工业面临的生存危机可就绝非杞人忧天了。

51. 瑞士钟表业：出货量缩水，但档次越来越高

原文标题：The Swiss watch industry is shrinking—but getting swankier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过去十年间，瑞士钟表业出口量大幅缩减了一半，尤其是受到智能手表冲击的石英表市场萎缩严重。然而，该行业的整体出口额却逆势上扬，呈现出“量减价增”的奢华化趋势。

市场资源正加速向金字塔尖集聚。劳力士、卡地亚、百达翡丽、欧米茄和爱彼这五大顶尖品牌，占据了行业六成的营业额。其中，劳力士以超110亿瑞郎的年收入高居榜首。随着极富阶层需求旺盛及贵金属价格上涨，单价超5万瑞郎的超高端手表市场份额持续攀升。为脱颖而出，各大品牌纷纷加码新材料与复杂机芯研发。

相比之下，曾靠廉价石英表拯救行业的斯沃琪集团则因错失高端化浪潮而陷入困境，利润大幅下滑，产能严重过剩。尽管与爱彼等顶级品牌推出联名款带来短暂热度，仍难挽颓势。瑞士钟表业正经历一场由极少数顶尖独立制表品牌主导的深刻重塑。

正文

瑞士钟表业：出货量缩水，但档次越来越高

买一块劳力士是一段奇特的体验。走进这家瑞士制表商的任何一家授权零售店，挑选展柜里的几乎任意款手号，店员都会告诉你：很抱歉，这款目前没货。如果你依然想花掉1.4万瑞郎（约合1.68万美元）——这是劳力士的平均零售价——就必须排队等候。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人加入等待队列。

尽管出货量几乎没有增加，但得益于单价提升，劳力士去年售出了近120万块手表，营业收入突破110亿瑞郎，远高于2020年代初的80亿瑞郎左右。

然而，对瑞士钟表业的大多数同行来说，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在过去十年中，占该行业总销量95%的出口量已经腰斩。尤其是采用电子机芯而非机械机芯的石英表，在亚洲制造的智能手表的冲击下，销量跌幅尤为惨烈。

但对于劳力士和其他少数顶尖奢华制表商而言，日子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即便出口总量大幅下滑，出口总额却依然在攀升。今年8月，瑞士手表的出口额同比增长了9.1%，这已是连续第四个月实现同比增长。

瑞士拥有约450个手表品牌。但仅在去年，排名前五的超级大牌——劳力士（Rolex）、卡地亚（Cartier）、百达翡丽（Patek Philippe）、欧米茄（Omega）和爱彼（Audemars Piguet）——就吞下了全行业60%的收入。除欧米茄外，其余品牌的市场份额均在进一步扩大。

金字塔尖的超高端市场表现尤为强劲。2025年，售价超过5万瑞郎的手表占瑞士手表出口总额的37%，高于2024年的33.5%。这一方面反映了贵金属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极富阶层雄厚的财力以及他们对稀缺产品的追捧。

“疫情以及随后的几年，让整个行业变得更有冒险精神，”瑞士家族制表品牌Norqain的首席执行官本·库弗（Ben Küffer）表示。该品牌的平均售价为4500瑞郎。为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许多品牌纷纷投资研发新材料和更复杂的机芯。例如，Norqain在推出的一款名为Wild One Meteorite Special Edition的高级运动表表壳上，采用了高性能碳纤维复合材料，而表盘则是用一块采自瑞典的铁陨石切割而成。这款手表全球仅限量发售300块。

然而，这种整体向高端攀升的转型，对瑞士最大的上市制表商斯沃琪集团（Swatch）而言并非好消息。斯沃琪曾被誉为在20世纪80年代挽救了整个瑞士钟表业的功臣——当时它凭借时髦的塑胶石英表，成功抵御了来自亚洲廉价手表的冲击。但如今，斯沃琪正陷入苦战。

瑞士宝盛银行（Vontobel）分析师让-菲利普·贝尔奇（Jean-Philippe Bertschy）指出，斯沃琪集团在很大程度上错失了这股“高端化”浪潮（尽管斯沃琪旗下拥有欧米茄及其他高端品牌，但业绩表现参差不齐）。目前，其股价较2023年初下跌了40%以上，较2013年底的高位更跌去了近70%。去年，该集团的净利润暴跌近90%。

更棘手的是，斯沃琪维护着一套臃肿的生产体系。该集团曾依靠瑞士本土的150家工厂每年生产多达1500万块手表。如今产量已缩减至400万块，但这些工厂却没有一家被关停。

今年5月，斯沃琪与拥有151年历史的顶级制表品牌爱彼展开合作，为其带来了一丝生机。双方联合推出了一款名为“Royal Pop”的塑料怀表，外观酷似爱彼的经典表款皇橡（Royal Oak）。这款产品引发了全球买家的排队抢购狂潮。（早在2022年，斯沃琪与欧米茄类似的跨界联名，就曾帮助该集团在疫情后扭亏为盈。）这股热潮带动了2025年上半年的销售额，但其净利润同比依然处于下滑态势。

在这些主导市场的奢华大牌中，除卡地亚外，其余均为私有化运营，且大多由爱彼和皮盖等创始家族掌控。这些品牌绝大多数拥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但即便是行业新贵，也能从高端化的红利中分一杯羹。创建于2018年的Norqain，如今年销量已达到1万块。

不过，劳力士依然是这个行业无可争辩的霸主，其销售额是排名第二的卡地亚的三倍之多。劳力士归汉斯·威尔斯多夫基金会（Hans Wilsdorf Foundation）所有，该基金会由无嗣的创始人于1945年设立，负责将企业利润重新投向研发，并资助日内瓦州的慈善事业。

对于自家产品的紧俏，劳力士表示这并非刻意营造饥饿营销，而是坚持精湛工艺的自然结果。毕竟，最稀缺的永远是时间本身。

52. 重塑顶级律所的并非AI，而是“高薪挖角”

原文标题：Big law is being shaken up—and not by AI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美国大型律所的商业模式正在经历百年来最深刻的变革，而驱动这场巨变的并非人工智能，而是愈演愈烈的高薪挖角风潮。自20世纪初确立以来，以“从顶尖法学院招募人才、内部晋升合伙人”为核心的“克拉瓦斯体制”（Cravath system）一直是律所行业的基石。然而，以柯克兰律所（Kirkland & Ellis）为代表的“横向招聘”模式正在撕裂这一传统。

通过引入非持股的“薪酬合伙人”以及撬动私营股权投资业务，柯克兰实现了惊人的营收增长，迫使业内竞相开出上千万元的年薪抢夺金牌律师。如今，客户越来越认准律师个人而非律所品牌，律所间的合伙人流动已常态化。尽管高薪挖角存在极高的失败率，但律所若不参与便面临生存危机。这一趋势正推动律所向极度集中的巨型化发展，传统合伙人制甚至可能像当年的投资银行一样，最终走向引入外部资本的资本化道路。

正文

全文翻译

重塑顶级律所的并非AI

美国的大型律所正在经历一场大洗牌，而幕后推手并不是人工智能。一波史无前例的挖角狂潮，或许预示着美国律所商业模式的根本性变革。

曾经的美国律所规模都很小，员工往往不到五人。直到1903年，一位名叫保罗·克拉瓦斯（Paul Cravath）且极具进取心的律师决定扩大自己的律所规模。他的策略是直接从顶级法学院招募最聪明的头脑，让他们高强度工作几年，再将其中最优秀的人提升为律所合伙人。正如历史学家韦恩·卡尔·霍布森（Wayne Karl Hobson）在约70年后所写的那样，这种模式塑造了大批“默默无闻的组织人”，他们“只有在律所明确表示无法再晋升时才会选择离职”。几乎所有美国律所后来都采纳了这种所谓的“克拉瓦斯体制”。

而如今，这一体制正在走向崩溃，连同传统的合伙人模式也一并陷入危机。

顶级律所（即所谓的“白鞋律所”）之间的大牌跳槽，让法律界看起来像是一场职业体育联赛。根据数据公司SurePoint的统计，在今年1月至9月中旬期间，有超过3200名合伙人跳槽加入了全美营收前200强的律所，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2021年全年的总和。过去，跳槽往往局限于二线律所，但如今这种现象已经蔓延至最顶尖的豪门。今年7月，Wachtell, Lipton, Rosen & Katz律所诉讼部门的联合负责人威廉·萨维特（William Savitt）离职加盟吉布森律所（Gibson Dunn）。甚至连“克拉瓦斯体制”的鼻祖——克拉瓦斯律所（Cravath, Swaine & Moore）也亲自下场，在9月份从伟凯律所（Weil Gotshal）挖走了并购领域的明星律师迈克尔·埃洛（Michael Aiello）。

“克拉瓦斯体制”此前也并非没有遭遇过挑战。资深律师们依然记得芬利·昆贝尔律所（Finley Kumble）的前车之鉴。这家后起之秀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狂热挖角明星合伙人，一跃成为全美第二大律所。然而在1988年，该所因难以承受天价薪酬包的重压以及内部内耗而宣告倒闭。在一次争吵中，甚至有律师砸碎了同事的玻璃茶几。

但在过去十年里，随着柯克兰律所（Kirkland & Ellis）的崛起，传统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威胁。这家诞生于芝加哥的律所同样通过“横向招聘”（即直接招募成熟合伙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但它拥有芬利·昆贝尔所不具备的优势。其一是它在私营股权巨头的高利润咨询业务中占据了垄断地位；其二是它采用了“薪酬合伙人”制度——与传统的权益合伙人不同，这些合伙人并不持有律所的股权。2025年，柯克兰创下了106亿美元的行业营收纪录，并为其律师支付了打破历史纪录的薪酬。

竞争对手们不得不警惕起来。过去，超过1000万美元的年薪足以令人震惊，而现在跳槽的金牌创收合伙人（Rainmaker）年薪甚至可以要到2000万甚至3000万美元。猎头公司表示，许多合伙人跳槽是为了寻求文化氛围或业务领域的改变。但同行们对此更为露骨：“我听有人说‘我在原律所没有得到公平对待’，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位顶尖律所的诉讼律师直言，“说白了，一切都是为了钱。”

对其他律所而言，“柯克兰化”几乎成了被迫的选择。客户越来越期望律所在极广的专业领域内提供全球化的服务。因此，招募新人往往是为了稳固某个新办公室或新业务领域，并带入新的业务资源。由于行业组织美国律师协会禁止签署竞业禁止协议，律师们可以自由地带着客户通讯录跳槽到新单位。此外，随着律所规模的扩大，许多客户开始认准合伙人个人，而非律所这个品牌。一位纽约合伙人坦言：“过去你雇佣的是律所，现在你雇佣的是个人。”

这些顶尖人才改变的不仅仅是律所的财务报表。许多合伙人指出，斯科特·巴谢（Scott Barshay）2016年从克拉瓦斯跳槽至宝维斯律所（Paul Weiss），是自由球员时代到来的前兆。各方迹象表明，巴谢一直在源源不断地创造巨额利润。他还重塑了宝维斯律所，如今他已担任该所的主席。《纽约时报》今年报道称，在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3月签署针对该律所的行政命令后，正是巴谢促成了律所与政府的达解。其中包括宝维斯同意为政府批准的事业提供免费法律服务。而在2024年总统大选前，该所合伙人向卡玛拉·哈里斯捐赠的竞选资金比其他任何律所都多。

然而，挖角并非万灵丹。根据研究机构Decipher Investigative Intelligence的估计，超过60%的横向引进人才未能带来他们所承诺的业务量，其中半数人在五年内离开。招聘专家斯科特·亚卡里诺（Scott Yaccarino）指出，许多跳槽协议带有1到3年的收入保证期，这让律所能够在明星律师表现不佳时及时止损。但即便如此，动辄押注数千万美元的组合拳依然代价高昂。

尽管如此，许多执行合伙人仍觉得不挖角就只能等死。在遭遇多名合伙人流失且未能招募到同等分量的人才后，据报道，伟凯律所已经在寻找合并对象。即便是固守传统的Wachtell律所，可能也不得不彻底放弃其基于资历的薪酬体系和“精干高效”的运营模式。这意味着整个行业将走向集中，形成数量更少、规模更大、运作模式更像柯克兰的超级律所。

对于习惯了过去圈子化舒适环境的合伙人来说，这样的变革令人不安。一些律师（尤其是诉讼律师）正在离开大型律所，去创办小型精品所，这仿佛重现了19世纪美国法律界的面貌。另一些人则在加速奔向未来。曾任职于柯克兰的戴维·福克斯（David Fox）创办了一家“AI优先”的律所，这是此类律所中的代表之一——它们仅雇佣极少数律师，其余工作全部交给机器人完成。福克斯声称，他的软件表现已经不亚于一位即将升任合伙人的资深律师。

所谓的“柯克兰化”，可能只是暴露了“克拉瓦斯体制”内部的固有缺陷。当律所规模扩大到拥有100多名合伙人时，往往最终会由一小撮人掌权，此时柯克兰的薪酬模式就显得极具吸引力。多年来，业内一直有人猜测，最成功的律所终有一天会彻底抛弃现有的合伙人架构，寻求外部投资者，进而吞并较小的竞争对手。毕竟，投资银行领域早在很久以前就放弃了大规模的股权合伙制并完成了行业整合。

大型律所的未来，或许也将走上这条路。

53. 运载火箭面临产能短缺，SpaceX 竞争对手迎来翻盘良机

原文标题：A rocket shortage gives SpaceX’s competitors an opportunity

核心提炼

尽管全球轨道发射数量屡创新高，但商业航天领域却正被“运载火箭短缺”的恐慌所笼罩。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原因在于行业巨头 SpaceX 的战略转型。

SpaceX 正加速推进巨型全重复使用火箭“星舰”（Starship）的研发，并计划逐步淘汰其主力战马“猎鹰9号”（Falcon 9）。市场传言称，2028 年后猎鹰9号将彻底停止对外出售发射服务。与此同时，SpaceX 自有的“星链”（Starlink）星座扩张以及全新的 AI 数据中心卫星项目，将占据星舰绝大部分的运力。这意味 SpaceX 未来可能不再为外部客户提供发射服务。

SpaceX 的“退圈”倾向让卫星运营商倍感焦灼，却为竞争对手打开了巨大的市场缺口。意大利的 Avio、Rocket Lab、Relativity Space 以及贝索斯的蓝色起源（Blue Origin）等公司均在积极筹备新火箭，渴望瓜分这块丰厚的市场蛋糕。这场行业巨震正重塑商业航天的竞争格局。

正文

运载火箭面临产能短缺，SpaceX 竞争对手迎来翻盘良机

SpaceX 或将很快无暇顾及外部发射需求

去年的火箭发射市场迎来了史上最忙碌的一年。分析与工程咨询公司 BryceTech 的数据显示，2025 年全球共完成 325 次轨道发射，较 2024 年增长了 25%；部署运载器（卫星等）达 4544 个，增幅高达 54%。而在此之前，2024 年以及更早的连续三年，均打破了历史纪录。然而，就在这前所未有的繁荣背后，太空产业却陷入了对“运载火箭短缺”的深切焦虑。“我觉得用‘恐慌’这个词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另一家分析机构 Quilty Space 的研究主管凯莱布·亨利（Caleb Henry）说道。他补充称，在 9 月中旬于巴黎举行的“世界太空业务周”大会上，这场即将到来的产能危机成了最核心的议题。

引发恐慌的源头正是 SpaceX。作为行业绝对的主导力量，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旗下的这家公司凭借廉价且可靠的“猎鹰9号”（Falcon 9）火箭，成为了整个行业的“绝对主力”。2025 年，SpaceX 为外部客户执行了 43 次发射任务，通过专机或多客户拼车（rideshare）模式输送了数百颗卫星。相比之下，作为 SpaceX 在商业发射领域最接近的对手，美籍新西兰公司 Rocket Lab 同年发射了 18 次——但其微型的“电子号”（Electron）火箭，运载能力还不到猎鹰9号的 2%。

尽管猎鹰9号风头无两，但它的时日却所剩无多。SpaceX 急于将重心转向“星舰”（Starship）——这是一款正在研发中、体量更大且完全可重复使用的全新火箭。SpaceX 首席运营官格温·肖特韦尔（Gwynne Shotwell）近期表示，公司希望在竞争对手赶超之前，先“淘汰掉自己的旧产品”。

目前尚不清楚猎鹰9号究竟何时会彻底停飞。但在 9 月 28 日，星舰在一次测试飞行中首次将 SpaceX 自己的星链（Starlink）宽带卫星送入轨道。此外，2026 年似乎将成为猎鹰9号发射量首次出现下降而非上升的拐点。BryceTech 的西蒙·波特（Simon Potter）透露，业内普遍传言，2028 年之后将不可能再买到猎鹰9号的发射舱位。

多年来，卫星制造商们一直以为 SpaceX 会像运营猎鹰9号那样，向外部客户开放星舰的发射服务。但现在看来，事情充满了变数。SpaceX 是一家高度垂直集成的企业，自己制造并运营星链卫星，目前在轨活跃卫星已突破 1.1 万颗。星舰对于星链的规模扩张至关重要，同时也承载着 SpaceX 布局人工智能业务的野心——未来需要运输数以万计的“Starmind”算力数据中心卫星。

这些庞大的自有需求，可能导致星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暇旁顾。波特分析道，精算账目后就会发现，根本没有多余的运力留给其他客户。况且，对 SpaceX 而言，放弃外部发射业务损失微乎其微：在截至 6 月 30 日的前半年里，发射业务仅占其 125 亿美元总收入的 8%，其余绝大部分收入均来自星链和 AI 业务。

SpaceX 未来可能“闭门自娱”的前景，让卫星运营商们大跌眼镜，却让其竞争对手喜出望外。在 9 月 10 日的财报电话会议上，生产“织女星-C”（Vega-C）小型火箭的意大利 Avio 公司老板朱利奥·兰佐（Giulio Ranzo）表示：“有一大批客户跑来找我们说：‘天哪，能帮我们发射吗？SpaceX 已经不给我们提供机会了。’”

猎鹰9号的退役还将意味着 SpaceX 的“龙”飞船（Dragon）走向终点。届时，波音公司将成为唯一能够将宇航员输送到国际空间站的企业，尽管其“星际客机”（Starliner）飞船此前问题缠身且陷入亏损。9 月 28 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宣布向波音增购两次载人飞行服务，并表示将追加付款，协助波音修复在前几次飞行中频出故障的姿控推进器。

与此同时，众多规模较小、野心勃勃的新兴航天企业也正蓄势待发，渴望填补市场空白。Rocket Lab 研制的“中子号”（Neutron）火箭运载能力达到了猎鹰9号的一半以上，预计将于今年底或明年初迎来了首飞。由前谷歌 CEO 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出资支持的初创企业 Relativity Space，正在研发与猎鹰9号体量相当的“Terran R”火箭。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旗下的蓝色起源（Blue Origin）也是强有力的竞争者，不过该公司在 5 月份遭遇重挫，一次火箭爆炸摧毁了其唯一的发射台。此外，亨利还提及了美国火萤航空（Firefly Aerospace）以及欧洲的 Isar Aerospace——后者已于 9 月 5 日成功将火箭送入轨道。

SpaceX 拥有多年的经验沉淀和数百次成功的发射记录，而所有这些新挑战者目前都未经充分的市场检验。不过波特指出，或许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鏖战，近几个月来，各大火箭公司的宣介材料中，除了强调火箭的技术参数外，已经开始同等重视制造实力与规模化产能。

一旦 SpaceX 这只“800 磅重的大猩猩”真的退出商业发射市场，留下的将是一块极其丰厚的肥肉，足够让后起之秀们展开一场酣畅淋漓的厮杀。

54. 你不是在发邮件，而是在训练大模型

原文标题：You’re not sending an email. You’re training a model

核心提炼

AI会议记录工具不仅是提效神器，更是企业收集数据的“抓手”。员工的日常沟通正在转化为训练AI模型的永久资产。这一趋势引发了关于隐私与合规的严峻争议。

在美，谷歌以1000万美元竞购已破产的精神航空的数据，其中包括数亿条内部邮件和沟通记录。这类真实商业场景的数据极其罕见，是训练AI策略与谈判能力的绝佳素材，但也遭到了工会等机构关于侵犯隐私的起诉。而在欧洲，GDPR严格的“目的限制”原则和对员工 workplace 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则为这类数据变现构筑了高墙。

将员工互动转化为AI“饲料”虽然能推动技术迭代，却也带来了诉讼风险和员工反感。未来，当人们意识到所有内部沟通都可能被用于训练大模型并永存时，员工必然会变得更加戒备，职场氛围也将随之变得更加刻板与乏味。

正文

你以为自己只是在发一封邮件？不，你其实是在训练AI大模型。

看待AI会议记录工具，一种视角是把它当作人类的生产力神器。哪怕你没能亲自参会，事后读一份摘要也能对会议内容了如指掌；你收到的是一串清晰明确的待办事项，再也不用凭感觉猜测同事“到底跟进没跟进”。但另一种视角则是：这些工具不过是机器在借机收集数据罢了。

会议转录文本会被深度挖掘，以寻找此前未被察觉的规律：比如某人的发言贡献度到底有多高，或者哪些地方需要培训。当随口说出的闲聊被转化为永久保存的记录，越来越多的员工日常沟通便成了AI大模型的训练素材。

一想到你和同事之间的日常闲聊可能会为通往“超级人工智能”铺路，你或许觉得这简直是荒谬可笑。但不妨看看在美国引发官司的一起收购案：科技巨头谷歌出价1000万美元，试图购买破产的折扣航空公司——精神航空（Spirit Airlines）的数据资产，其中包括1亿条电子邮件和5亿条Teams聊天记录。

对于像谷歌这样的模型开发商而言，收购精神航空的数据，不仅能获得机票定价、燃油成本等航空领域的专业数据，还能拿到涉及商业谈判、战略制定等更通用的训练素材。这类资料在公开的互联网上几乎无处可寻。斯宾塞-费恩（Spencer Fane）律所的格雷格·尤因（Greg Ewing）就直言：“想要学会怎么做生意，刷Reddit论坛可不是个好办法。”

不过，谷歌与精神航空的这场交易正面临多方挑战。起诉者不仅包括同样觊觎这批数据的竞争对手Micro1，以及认为自身知识产权被非法出售的软件公司Springshot，还有代表精神航空空乘人员的工会——工会主张，这些数据中包含了员工的机密隐私。（下一场法院听证会定于10月14日举行。）

牛津大学法学教授耶利米亚斯·亚当斯-普拉斯尔（Jeremias Adams-Prassl）指出，如果精神航空是一家欧洲公司，这项交易早就撞上隐私保护的法律红墙了。根据欧洲《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为某种特定目的收集的数据，不得挪作他用，这就是所谓的“目的限制”原则。这就意味着，如果员工邮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航空公司提升运营效率，那就很难再拿它去训练AI模型。

对员工隐私权的保护，也早已深深植根于更广泛的欧洲法律之中。2017年，欧洲人权法院审理了一起标志性判例：罗马尼亚销售工程师博格丹·巴尔布列斯库（Bogdan Barbulescu）在被雇主下载了即时通讯账号的聊天记录（其中包含一些“私人性质”的内容）后遭到解雇。巴尔布列斯库曾签署过承诺书，同意该账号仅用于工作，并坚决否认将其用于私人目的。尽管如此，法院仍在最终判决中开创了先例，认定“雇主的管理指令不能将员工在工作场所的私人社交生活压榨至零”。

有些人可能会对此嗤之以鼻。当欧洲人还在高呼“在上班时发送私人私密信息”是基本人权时，美国的顶尖AI实验室却在不断收割更多的企业内部数据，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然而，即便大西洋彼岸的法律环境更为宽松，将员工的日常互动转化为AI的“饲料”也会带来其他代价。例如律所就警告称，AI生成的会议纪要极大地拓展了诉讼调取证据的范围。

而且，无论身在何处，员工通常都不喜欢被监视的感觉。例如，Meta在今年早些时候试图推广一项记录员工鼠标点击和按键情况的计划，结果在内部遭到了极其强烈的反弹。

“认为‘隐私与竞争力不可兼得’的观点过于肤浅了，”亚当斯-普拉斯尔教授表示。尽管如此，AI依然极有可能改变员工的行为习惯。目前，职场沟通依然是私人信息与公事邮件混杂在一起的状态。哪怕是高层管理人员，也不一定会严格区分工作与生活：一位科技公司老板回忆道，他在获取某个客户的数据权限时，居然在一份Word文档里发现了对方CEO的各种密码。

但是，一旦人们意识到企业内部数据将被用来训练更聪明的模型，甚至这些数据的“寿命”比产生它们的公司还要长久时，员工必然会变得更加戒备。未来的职场，或许会变得更加专业，但也将变得更加无趣。

55. “海洛因+可卡因”式的混合资本主义时代已然到来

原文标题：The era of speedball capitalism has dawned

核心提炼

美国金融体系正迈入一个极度亢奋且充满矛盾的新阶段——“混合资本主义”（Speedball Capitalism）时代。从SpaceX和OpenAI的巨额融资，到Nvidia与亚马逊的打破纪录之举，美国市场展现出无与伦比的规模与弹性，打破了传统界限。在这场资本盛宴中，人工智能（AI）成为了核心驱动力。科技巨头的资产负债表被全面动员，用于数据中心建设等AI基础设施投资，其资本支出规模预计将超过以往的铁路和互联网泡沫。然而，这种繁荣伴随着巨大的隐患：高额的表外负债、私有股权市场的潜在危机、不断飙升的美债收益率，以及个别项目显露的风险征兆。尽管欧洲等外界对此既羡慕又难以企并，但这种如同混合吸食镇静剂与兴奋剂般的极速资本狂欢，也让身处漩涡中心的人不得不思考：这台庞大的金融机器究竟何时会承受不住压力？

正文

“海洛因+可卡因”式的混合资本主义时代已然到来 商业 | 舒姆彼特专栏

一场金融革命正在美国大地轰轰烈烈地展开。

在过去的一年中，美国市场接连消化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SpaceX）、上市企业（Google）及外资企业（SK海力士）的股票增发、私募股权融资（OpenAI）、私募债权交易（博通），以及史上规模靠前的债券发行（亚马逊）。市场迎来了首只规模突破1万亿美元的交易所交易基金（先锋领航旗下ETF）、创纪录的现金储备（伯克希尔·哈撒韦）与股票回购计划（英伟达），并完成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杠杆收购（电子艺界）。此外，铁路（联合太平洋与诺福克南方）、公用事业（新纪元能源与自治领能源）以及传媒（派拉蒙与华纳兄弟探索）领域也爆发了巨型并购——后者甚至在近期催生了史上规模最大的垃圾债券发行，刷新了仅在一周前由软银创下的纪录。

不仅如此，新的市场凭空诞生（例如算力交易市场），既有市场也在急速膨胀（例如预测市场）。放在过去，像第一品牌（First Brands）这样的巨头丑闻或“态势感知”（Situational Awareness）这类对冲基金爆仓，足以让投资者忧心忡忡好几个月，但如今，这些担忧瞬间就被美国金融这台不间断运转、全方位覆盖且极具弹性的庞大机器轰然碾碎。

这套体系中的核心力量越来越难以用传统概念来定义。在它们庞大的体量面前，旧有的界限——国家与市场、个人与企业、金融与非金融实体、公募与私募市场、投资与投机——都已变得模糊不清。例如，现在的英伟达究竟算什么？它无疑是一家公司（全球市值最高）；也是一家风险投资机构（甚至可以说是硅谷举足轻重的一家）；更是美国国家实力的重要来源（由一位长袖善舞、能直接对接总统的掌门人打理）；同时它还扮演着贷款人的角色，计划为高盛和阿波罗等机构发行的贷款提供背书。

那么，高盛和阿波罗又算什么呢？高盛过去最出名的是做交易和并购咨询，但如今它越来越像一家巨型资产管理公司，刚刚收购了两家发行ETF的公司。至于阿波罗，它如今半是寿险公司，半是私募股权基金。

可以说，要理解美国经济中的每一个玩家，最好的视角就是看它在这场举国押注人工智能（AI）的豪赌中处于什么位置。维护对中国的技术领先地位以及维持高股价，成为了政府的核心任务；而反对政府的政客，其主要议题无非是抵制AI数据中心的建设。就像在战争时期一样，企业的社会责任变得模棱两可（多位商业巨头近期签署了一份关于AI安全的“道德约束”协议），各大巨头的资产负债表也被全面动员起来投身这一伟事业。除了在债券市场上大量举债外，亚马逊、谷歌、Meta和微软的财务报告附注中，还隐匿着高达2.4万亿美元的约束性支出承诺——这些基本上都是“表外”的数据中心项目。

哥伦比亚商学院斯泰恩·凡·尼乌维尔堡（Stijn Van Nieuwerburgh）在最近一篇引发热议的论文中计算出，如果到2032年真的建成183吉瓦（这一预估确实相当激进）的新数据中心产能，那么这场资本支出盛宴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将超过美国历史上的铁路热潮和互联网泡沫的总和。

这种溢出效应随处可见：生产燃气轮机的通用电气Vernova公司拥有高达1760亿美元的积压订单；大型公用事业公司的资本支出节节攀升；而为数据中心筹集资金并为投机交易推波助澜的银行，其利润更是极为丰厚。对每个美国人而言，当下的爱国义务就是继续消费——得益于飞涨的股价，美国家庭净资产已接近可支配收入的830%，创下历史新高。同时还要继续下注：如果一个人对美国的资本市场感到厌倦，那他一定是对生活本身失去了兴趣。

这一切让人联想起“混合毒品”（Speedball）——一种几十年前在摇滚巨星中风靡的镇静剂（海洛因）与兴奋剂（可卡因）的混合物。Anthropic如果选择上市，大量的股票将涌入市场。据报道，其招股书披露了高达11位数的亏损，甚至讨论了世界末日的可能性，这简直让人败兴至极（如镇静剂）。但另一方面，它的产品又如同魔法一般令人着迷，去年的收入更是暴增了12倍（如兴奋剂）。

私募资本市场自己也饮下了这样一杯冰火交加的毒酒。一方面，低利率时期做下的劣质私募股权交易正在引发一场隐蔽而漫长的危机；另一方面，在同一批机构内部，数据中心贷款业务却迎来了爆发式增长。与此同时，美国经济运行得极为火热——甚至热过头了，以至于政治精英们似乎无心遏制的美债收益率已飙升至二十年来的最高水平。

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带着敬畏与羡妒的神情瞩目着美国的这台资本机器。硅谷公司纷纷前往海外债券市场筹集打破纪录的资金，随后便如大盗般挥挥手离去，奔赴下一个币种的市场。欧洲央行官员们发表着荒谬的演讲，许诺要引入美国体系的种种优点，同时摒弃其所有弊端。可事实上，他们做到的却恰恰相反——他们引进了华尔街那些生产力并不明显的产物，如私募股权和虚无主义的债务重组手段，却完全没学会证券化或风险投资这些真正有用的精髓。

而那些处于这一切最核心、最炙手可热位置的人，如今开始暗自发问：“什么东西可能会崩塌？”

这是一个狡黠的提问，因为任何东西都“有可能崩塌”；而当崩溃真正发生时，真正倒下的那个，远没有那些险些被拖垮的一切来得重要。况且，令人不安的迹象正在不断积聚。在最需要人寿保险资金这个巨大资本源泉的时候，寿险市场风险最高的角落却因私募债权投资而承受巨大压力，这绝非好兆头；像科技巨头甲骨文这样的公司，据传竟对新墨西哥州的一个数据中心项目以“不可抗力”为由提出免责，试图以此逃避本可预见的风险，这同样不是什么好迹象；甚至连那些听从投行建议而推迟上市计划的公司（如可穿戴科技公司Oura）也耐人寻味——Oura给出的理由是市场“存在不确定性”，可当下的股市分明距离历史新高仅有一步之遥。

不过，趁着这台机器还在轰鸣运转，或许最好的选择就是继续疯狂奔跑。

56. AI繁荣或将加剧发达世界的财政危机

原文标题：How the AI boom could worsen the rich world’s fiscal crunch

核心提炼

人工智能（AI）热潮推动企业利润大幅增长，却未给政府带来预期中的税收。尽管AI有望提振生产力和经济总量，但极有可能加剧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

核心问题在于当前的税收结构严重依赖劳动收入。随着AI大量替代人工并推高资本收益，传统税基将被严重削弱。研究表明，若劳动收入份额下降10个百分点，绝大多数依赖劳务税的发达国家将陷入严重财政困境。同时，AI还将推高公共服务的成本（“成本病”）并增加失业补助等需求，引发“开源无门、支出暴涨”的尴尬局面。

为应对危机，直接征收“算力税”或“财富税”可行性较低，前者税基不稳，后者易引发资本外逃。经济学家逐渐达成共识：最佳途径是改革现有税制，提高资本所得税率，并转向对抗规避能力强、税源稳定的消费税。

正文

AI繁荣或将加剧发达世界的财政危机：经济增长虽加速，税收却更难寻

对人工智能（AI）基础设施的巨额投入缔造了一场利润盛宴。过去一年，美国企业的税前利润增长了1.2万亿美元，增幅达30%；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股企业的业绩也轻松超出预期。然而，山姆大叔却几乎没能从中分得一杯羹。企业利润税收入出现暴跌。虽然政府财税人员此前因税制变更（允许企业将更多投资抵扣税款）预料到了今年税收会减少，但税收降幅之大仍令他们猝不及防——盈利能力惊人的科技巨头们正通过同样惊人的资本支出进行大规模税前抵扣。

这一现象预示着AI将如何颠覆全球税收体系。你或许以为AI对正承受巨额债务负担的各国政府而言是天赐福音。经济学家预计，AI将提振生产率增长，进而扩大经济总量。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卡伦·戴南（Karen Dynan）、道格拉斯·埃尔门多夫（Douglas Elmendorf）和路易丝·谢纳（Louise Sheiner）三位经济学家对AI对美国债务的潜影响进行了建模。模型显示，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可以在30年后将债务与GDP的比率降至比原本预测低约50个百分点的位置。

这算是好消息吗？只能算喜忧参半。因为美国的债务率依然在上升，只是速度变慢了而已。即便在AI全力提振经济的假设下，到本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的负债规模仍将远高于今天。其中的风险在于，税收收入持续落后于财政支出，有时差距甚至高达数万亿美元。AI不仅可能无法缩小财政赤字，反而可能使其进一步扩大。

问题在于，AI可能会在政府征税较轻的领域创造价值，同时破坏那些税负较重领域的价值。其结果可能是：经济总量迅速膨胀，但政府却越来越缺钱。

目前，政府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劳动者。在由富裕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缴费在整体税收收入中的占比极高且仍在上升。在美国，约四分之三的联邦税收源自劳动收入。相比之下，消费税和资本税（包括企业利润税和资本利得税）的占比要小得多。

如果AI大量替代工人或大幅削减其薪资，即便企业利润暴涨，这种税收结构也将难以为继。Anthropic公司的安东·科里内克（Anton Korinek）与弗吉尼亚大学的李·洛克伍德（Lee Lockwood）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指出：“随着AI降低劳动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传统的税基将被侵蚀。”

耶鲁大学旗下的“预算实验室”（Budget Lab）探讨了AI将年度GDP增长率推高至3.3%的多种情景。GDP增长固然能带来更多税收，但增幅多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增收入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

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预计，AI短期内的经济效应相对温和。3.3%的GDP增长率固然亮眼，但并非绝无仅有。然而，另一些人则预见到了更深层的经济变革。智库Epoch AI的菲利普·特拉梅尔（Philip Trammell）和播客主德瓦凯什·帕特尔（Dwarkesh Patel）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探讨了一种可能性，即“支付给机器人所有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可能飙升至100%。

其实无需达到如此极端的转变，就足以引发深刻的财政冲击。为了衡量这种冲击的严重程度，《经济学人》计算了当AI导致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下降10个百分点时对税收的影响。少数对资本征税相对较重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和韩国）受到的影响较小。但大多数依赖劳动税的政府将遭到重创。在我们的模型中，受打击最严重的大国是意大利，其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可能会翻倍以上（假设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保持不变）。法国和德国紧随其后。美国受到的打击虽较小但依然显著，这既是因为美国对劳动的征税相对于资本而言较重，也是因为工资和薪水在美国GDP中占了不寻常的大头。

税收占GDP比重下降并不一定是坏事。如果实际GDP增长30%，而实际税收增长20%，政府规模相对于经济总量可能缩小了，但其可支配的资源总量依然增加了。而且，如果政府能够应用AI，它或许能更有效地使用这笔资金。例如在医疗卫生领域，AI可以优化排班、辅助诊断和药物研发，同时降低整个系统的总成本，从而开启公共服务的新时代。

然而，另一种不那么乐观的情景同样可能发生：AI可能会在推高公共服务需求的同时，提高提供这些服务的成本。届时，政府将发现，恰恰在税收越来越难征收之际，自己却需要更多的税收。

其中一个问题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成本病”。在AI提升生产率最明显的行业（如软件开发），薪资将会上涨。这对软件开发人员是好事，但对其他企业、尤其是生产率增长没那么快的公共部门来说却并非喜讯。公共机构仍需提高员工薪资，以防他们跳槽到高薪行业，这将导致提供特定公共服务的成本上升。这也是国家越富裕、政府规模往往越庞大的根本原因。

AI在提高服务成本的同时，还可能增加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被AI取代的失业者需要职业再培训和失业救济。为了抚平社会动荡，一些政府甚至可能考虑发放“无条件基本收入”。在我们的预测情景中，如果意大利政府想要填补被AI取代的工人的收入损失，在税收收入减少900亿美元的同时，每年还需额外筹集2000亿美元，这将导致财政状况恶化约GDP的10%。

财政系统应对这一挑战的一种方式是延缓或阻止AI的应用。麻省理工学院的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安德烈亚·马内拉（Andrea Manera）和耶鲁大学的帕斯夸尔·雷斯特雷波（Pascual Restrepo）指出，美国的税制倾向于鼓励自动化，因为系统对劳动征收重税，却对软件和机械等资产提供优惠的税收待遇。他们认为，这刺激了高管用技术取代工人。

因此，一些经济学家更主张直接对AI征税，例如征收“算力税”（对训练模型使用的计算能力征税）或“Token税”（对每次模型调用征税）。在公众对AI敌意渐浓的背景下，此类税种即便会以牺牲AI带来的经济效益为代价，也可能大受欢迎。

然而，这种税能筹集的资金可能少得惊人。我们估计，目前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每年在构建和运行AI模型上的支出约为7000亿美元。与庞大的劳动总报酬（去年为16万亿美元）相比，这个税基微不足道。虽然AI支出未来可能会暴涨，但涨幅几何谁也说不准。预计科技巨头对AI的总资本投资将在2028年趋于平缓，而技术的进步可能意味着企业不必在AI上砸入天文数字的资金。因此，此类税收的收入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与其在源头上对AI征税，政府更有可能去追逐AI繁荣所创造的收益。选项之一是征收“财富税”。今年11月，加州选民将对一项提案进行投票，该提案主张对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居民征收5%的资产税。其他州的政治家也很赞同这一想法，包括阿西莫格鲁在内的多位知名经济学家也对此表示支持。如果将起征点降至10亿美元以下，就能网罗更多因AI热潮而诞生的多亿万富翁。

然而，坚实的学术研究表明，富人对财富税的反应通常是将资产转移至海外或干脆移民。此外，许多富人持有股份的非上市私营企业极难评估价值，这让税务部门很难确定具体的征税金额。约翰·D·洛克菲勒在未上市的标准石油公司持有的股份到底值多少钱？正是出于这些考量，许多曾经引入财富税的国家最终都废除了该税种。1990年，有11个富裕国家通过征收财富税筹款；而今天仅剩4个。

即便AI能够帮助确定非上市公司真正的“真实”价值，或者极聪明的AI税务审计工具让海外资产转移变得更加困难，财富税筹集的资金也可能远远不够。今年3月，一组美国议员提出提案，拟对净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家庭和信托征收2%的年税，并对超过10亿美元的部分加征1%的附加税。根据提案倡导者极其乐观的假设，该税种筹集的资金也仅相当于当前劳动税的15%。而在现实中，实际收上来的钱可能会少得多。大多数关于财富税的独立研究表明，财富税还会拖累经济增长，进而减少其他税种的收入。

也许AI会创造出更多超级巨富供政府征税？这种假设的难题在于，许多新晋富豪似乎一挣到钱就立刻捐给慈善机构：试图以2万亿美元估值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的顶尖AI实验室Anthropic，其七位联合创始人全部承诺捐出80%的财富。在未来的AI世界中，个人财富的大头可能会沉淀在慈善基金会中，而非银行账户和豪宅里。如果可征税的财富规模无法快速增长，过高的税率就会迅速蚕食这些财富本身。

因此，经济学家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共识：对现有税种进行改革，可能比开征新税种更为明智。这一点对于资本所得税（包括企业利润、股息和已实现的资本利得）尤为适用。如果AI真能兑现其宣传的潜力，相关的资本收入规模将极其庞大。

一项改革方向是将资本利得税率拉高至接近劳动所得税率的水平。加州已经对已实现的资本利得适用普通所得税率。比利时最近对金融资产收益征收10%的税，堵住了此前豁免此类收入的漏洞。澳大利亚正在提高已实现资本利得的税率，但同时根据通胀情况调整这些利得，给纳税人提供适度缓冲。荷兰则试图废除此前假设所有人投资收益率均相同的奇特税制（这曾让优秀投资者占尽便宜），转而对实际收益征税。

为了尽量减少税制对创业精神的打击，对资本利得（高于正常投资回报的部分）征税的同时，应当给予等额的资本亏损抵扣。例如，投资出现亏损的人，不仅可以用亏损抵扣未来的资本利得，或许还可以抵扣过去的利得和其他收入。

企业税也可以贡献更多份额，尤其是当AI经济创造出超出企业投资所需回报的“超额利润”时。这些超额利润可能源于垄断地位、稀缺土地或独特的独家数据集。在理论上，对此类超额收益征税对经济激励的损害相对较小。事实上，一些国家已经在提高企业税，逆转了2000年代和2010年代的降税趋势。

此外，AI也让经济学家最青睐的消费税理据更加充分。消费税难以逃避，且能筹集巨额资金。富人的消费额高于穷人，因此承担了消费税的大头。如果政府想要补偿那些消费税支出占收入比重更高的贫困家庭，完全可以通过福利体系来实现。

随着机器在创造收入方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税务部门或许不必再过度纠结钱是怎么赚来的，而应更多地关注钱最终花到了哪里。

57. AI热潮遭遇新型加密货币洗钱与避规陷阱

原文标题：The AI boom meets a new kind of crypto scam

核心提炼

随着风险投资狂热涌入人工智能（AI）领域，AI与加密货币通过一条蓬勃发展的地下非法产业链产生了紧密交集。近年来，连接加密钱包与传统支付终端的“加密支付卡”（特别是稳定币卡）使用量激增。这类卡片允许用户将数字货币转化为法定货币，在Visa和Mastercard网络中自由消费。

然而，监管漏洞和部分服务商松散的“了解你的客户”（KYC）身份审查，让加密卡沦为制裁避规和非法交易的温床。除俄罗斯和伊朗用户借此突破西方金融封锁外，来自中国大陆的用户和企业也在大量利用此类卡片绕过美方限制，直接购买ChatGPT、Claude等顶级美国AI大模型的服务或大批量采购AI Token。这种借加密卡规避监管、构建灰色产业链的行为，不仅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秩序构成冲击，也引发了西方对金融合规与AI技术输出监管的深切忧虑。

正文

风险投资人正将滚滚资金砸向人工智能领域，以至于其他行业几乎分不到一杯羹。不过，仍有一些投资者对先前的热潮——加密金融——抱有独钟。今年上半年，加密货币初创企业通过近750笔交易获得了100亿美元的风投资金。除了同样消耗海量算力之外，AI和加密货币过去看似并无太多交集。但《经济学人》的一项调查表明，两者正因一条蓬勃发展的非法地下交易链而紧密交织在一起。

支持加密货币支付的信用卡和借记卡发行量正迎来爆发式增长。这些卡片将用户的加密钱包与普通商家使用的支付终端相连，使贫困国家或本国货币不稳定地区的人们能够使用锚定强势外币（尤其是美元）的稳定币进行交易。但加密卡还有其他大客户：许多发卡服务商并未认真核实持卡人的真实身份，这导致加密卡极易被犯罪分子和逃避制裁者滥用。它甚至让中国等地区的用户能够购买美国最先进AI大模型的订阅服务，从而绕过大模型开发商对美国“敌对国家”设定的销售禁令。

当加密卡在Visa和Mastercard的终端上刷卡消费时，就能将数字货币即时兑换成现实世界的法定货币，其使用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尽管此类卡片可以绑定比特币、以太坊等非稳定币，但由于未锚定法币的加密货币波动剧烈，并不适合作为交易媒介。而在过去两年中，总市值几乎翻倍、突破3000亿美元的稳定币，目前仍主要扮演着价值储存的角色。不过据数据服务商Paymentscan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稳定币卡完成的交易额已突破11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因为许多加密卡服务商并未公布其交易量。

过去几年，美国、欧洲和香港的监管机构通过制定更清晰的数字货币法规，客观上推动了这一增长，使加密货币（尤其是稳定币）获得了合法性与认可度。特别是Visa和Mastercard，为了在日益增长的加密经济中分一杯羹，动作频频。它们开始向拥有支付牌照的初创发卡机构开放此前几乎专属于银行的支付网络接口，而这些机构又转而将其网络权限租赁给加密卡服务商。在这些大型发卡机构中，包括Rain、Reap和Wirex等公司，它们均声称自己严格履行合规职责。今年1月，Rain从包括Iconiq和Lightspeed等知名机构在内的风投基金处筹集了2.5亿美元。

加密服务商以自带品牌的形式招揽客户。在今年4月至9月期间，可识别的此类服务商数量从100家左右激增至250家。在Visa和Mastercard的参与下，加密服务商得以通过发卡机构向客户提供印有这两家支付巨头（以及自身）标识的卡片，并在全球范围内无缝使用。

稳定币的泛滥让贫穷国家的监管机构深感不安，因为这可能导致其经济出现“伪美元化”。但富裕国家的监管者同样应当警惕。康奈尔大学的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指出，稳定币“为境内及跨国的非法金融交易开辟了额外的渠道”。据分析公司TRM Labs估计，去年的非法加密资金流向规模已超过1580亿美元。

对于希望阻断特定客户的商家而言，加密卡极大地增加了核实持卡人身份及地理位置的难度。例如，一些波斯语和俄语网站向被西方制裁排除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外的伊朗人和俄罗斯人推销自营或第三方加密卡。一家俄语网站甚至夸口称，其卡片可以让用户“顺利支付ChatGPT、Claude、Netflix、Spotify等国际服务的费用”。

理论上，就像Monzo或Revolut等数字“新兴银行”发行的支付卡一样，加密卡只能发放给通过了标准“了解你的客户”（KYC）身份核查的合规用户。但在实践中，服务商并不总是那么严谨，对某些服务商而言，松散的KYC审查甚至成了一大卖点。另一家分析公司Crystal Intelligence在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近七成的加密卡服务商KYC要求十分宽松，甚至完全没有KYC审查。在Crystal Intelligence识别出的无KYC服务商中，约半数总部设在香港，五分之一在美国。还有一些服务商在高加索或海湾国家取得牌照，在这些KYC规则更宽松、执法力度较弱的地区，合法销售虚拟卡。

当然，有些公司虽然打着“无KYC”或“弱KYC”的广告吸引客源，但在持卡人开始使用后仍会要求验证身份；还有些公司则无需用户提供文件即可完成身份核验。事实上，许多加密卡服务商确实严格执行合规规则，并非违法经营，甚至有少数服务商限制了对Starlink（星链）等卫星互联网公司的支付，以防其产品被俄罗斯军队及影子油轮舰队非法使用。

然而Crystal Intelligence发现，在某些情况下，服务商根本不索要身份信息；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对用户提交的信息也毫无核实举措。《经济学人》记者曾通过即时通讯软件Telegram上的一个俄语频道申请了一张Visa卡，该频道宣称“无需证明材料、无需等待、无需繁琐表格”，几分钟内便将卡片成功绑定至Apple Pay钱包。该服务商名为CinCin，但未明确公布与其合作的发卡机构。广告显示，该卡每月支付额度高达50万美元。Visa对此回应称，公司在各地均遵守法律，并严格禁止其网络上的非法活动。

目前加密卡一个快速增长的新用途，是帮助中国用户付费使用Claude和ChatGPT等美国AI大模型及聊天机器人。中国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关于如何绕过美国出口限制及国内对外国AI禁令的教程。大部分用户将资金支付给第三方的“中转站”，由中转站在不受限制的国家采购AI Token（大模型处理的数据块），再转售给中国国内用户。

另一些教程则教中国用户如何直接向AI实验室购买订阅：要么购买虚假身份，要么利用加密卡掩盖所在位置。在一份教中国用户绕过美国AI实验室国家限制的在线教程中，作者建议用户向一家迪拜的服务商申请Mastercard。中国大陆用户可以通过虚拟专用网络（VPN）伪装成身处其他国家，并在谷歌地图上随机选取该国的一个地址来申请卡片。尽管像迪拜这样的服务商声称会执行KYC审查，但视频博主向观众保证，服务商根本不会像传统银行那样要求提供水电费账单来验证地址真实性。Mastercard方面则表示，公司非常重视合规管理，严禁其网络上出现可重复充值的“无KYC”卡。

一家由Rain提供发卡支持的美国加密服务商内部人士透露，他每月都会看到数百名持中国身份证件的用户，填报中国境外地址申请其公司的Visa卡。例如，他们曾监测到一名IP地址位于中国深圳、持有中国身份证的用户，填报了一个非中国地址申请卡片，随后在玻利维亚的Apple应用商店中消费了5万美元用于购买ChatGPT订阅。Rain表示目前正在对这些报告展开调查。Rain允许使用中国身份证件，因为持证人可能定居海外，但会拒绝填报中国地址的申请者。然而，多家通过Rain发卡的第三方服务商，却允许在因填报中国地址而未能通过KYC审查的用户重新提交，甚至有一家服务商明确提示用户“更换其他地址再试一次”。Rain回应称，其合规计划保持着高标准，严肃对待任何试图绕过风控的行为，并遵守所有监管法律。

自2024年底以来，据Crystal Intelligence追踪，一家总部位于香港、面向中文用户的加密服务商，其卡片关联钱包已流入超过3.55亿美元的美元稳定币，并处理了4000笔交易。部分观察人士怀疑，其中大量资金被用于批量采购AI Token。上述美国加密服务商的内部人士透露：“我大胆猜测，每月10亿美元的稳定币卡消费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为灰产Token市场提供资金。”

9月10日，AI巨头Anthropic公开指控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非法访问其Claude大模型达1.51亿次，并通过所谓的“蒸馏”过程来训练阿里巴巴自身的模型。Anthropic声称，阿里巴巴为此使用了多达5000个Claude账号，其中部分账号正是通过虚拟卡付费，以掩盖其真实行为。阿里巴巴未回应置评请求。

58. 星象算股：金融占星术在印度大行其道

原文标题：Financial astrology is a serious business in India

核心提炼

在印度，将占星术应用于金融投资并非笑谈，而是一门年收入达70亿美元的庞大产业。从普通大众到专业基金经理，不少人将星象作为辅助投资决策的依据，甚至有基金经理将占星术占投资决策的比重提升至五成。这种现象背后，是交易员天然的迷信倾向与印度深厚占星文化的结合。近年来，各类预测股市的在线课程与金融占星平台迅速崛起，吸引了大批散户和风险资本。

然而，靠看天象炒股往往会付出代价。学术研究表明，出于迷信偏好（如追捧吉利数字）进行投资会导致收益率明显偏低；也有金融分析师实操证明利用占星炒股惨败。如今，印度投资者拥有的资金和投资渠道远超前辈，但在面对股市和衍生品等高风险工具的巨大不确定性时，即使是AI和量化模型也无法预测未来。正因如此，占星术成为了许多人寻求心理安慰的信仰避风港。

正文

今年11月的排灯节期间，印度的股票经纪人会携家人聚在一起，参加一场持续一小时的“吉时交易”。他们下达象征性的订单，以迎祈财源广进。在孟买证券交易所的大厅里，挂着财神天女“拉克什米”的画像，经纪人们会向她举行传统的祈福仪式（puja）。商业电视台的节目中，占星师与基金经理并肩而坐，一边绘制行星运行图，一边推测企业盈利和利率走势。

鉴于市场往往显得随机无常，世界各地的交易员或多或少都有点迷信——这不足为奇。美国交易员有自己的“幸运领带”；日本股市投资者从每年的第一场拍卖中寻找吉兆；有些亚洲企业甚至愿意为带有吉祥数字的东西支付溢价。美国银行业巨头摩根大通的创始人约翰·皮尔庞特·摩根，据传曾订阅过一份占星简报（尽管那句“百万富翁不信占星，亿万富翁才信”可能并非出自他口）。至于“技术分析”——即解读K线图的“符文”，寻找“头肩顶”或“上升楔形”等走势图形——在很多西方交易室里更是拥有狂热的追随者。

在印度，交易员的这种职业本能与一个年收入达70亿美元的占星市场撞了个满怀。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44%的印度成年人相信占星术。婴儿呱呱坠地的那一刻，紫微斗数般的星盘就已排好；医生会尽量在祭司指定的吉时切下剖腹产的第一刀；买家提新车也得挑选良辰吉日。既然如此，金融界又怎能例外？

印度一家大型公募基金的一位资产经理就利用占星术来管理个人财富。在他看来，基本面是“发动机”，而占星术则是指引方向的“方向盘”。在印度，投资经理加入由占星师主持的WhatsApp群组早已屡见不鲜。

以普尔韦什·谢拉特卡为例，在今年9月27日猝逝之前，他管理着两只面向高净值人群的替代投资基金。作为一名自学成才的占星实践者，他在投资决策中给占星术赋予了大约一半的权重。有一次，他买入了钢铁制造商金达尔（Jindal）的股票，仅仅是因为代表红金属的火星在他的生辰星盘中处于强位。结果该股票果真一路狂飙。他将占星术比作“雾灯”：视线良好时确实用不上，但当眼前的道路隐没于浓雾之中时，它便弥足珍贵。

对于散户而言，想要提升自己在“天象金融”方面的造诣，门路多得是。宣称能用占星术预测股市走势的在线课程，收费在3.5万至4.5万卢比（约合365至470美元）之间。互联网平台更是将交易员、投资者和占星师紧密联系在一起。今年8月，拥有1200万注册用户的平台InstaAstro就从投资者那里筹集了1200万美元（难道这只是巧合？）。另一家平台AstroTalk的咨询费用为每分钟14至200卢比不等，此外还销售周边商品——一条能带来财运的“聚财”手链售价为699卢比。

这可比研读学术文献有趣多了。对中国大陆和台湾投资者的研究表明，押注与吉祥数字“8”相关的公司、规避与数字“4”（谐音“死”）相关的公司，会导致投资收益大幅跑输大盘，因为投资者愿意为带有数字“8”的股票支付过高溢价。

现实案例也印证了学术界的发现。赫什是印度的一位金融分析师（白天他使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Claude来处理数据），在新冠疫情期间，他和一位朋友尝试利用占星术来进行期权和期货交易。“结果惨败，”他说。

相比于过去依赖房地产、黄金和银行存款的前辈，今天的印度投资者拥有更多的资金和投资渠道。然而，公募基金、股票和衍生品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AI可以调阅财报和业绩电话会议记录，量化模型可以识别肉眼无法察觉的规律。但两者都无法确切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

占星术同样做不到——只是你很难说服那些虔诚的信徒罢。

59. 揭露官员贪婪的研究震惊新加坡

原文标题：Research on grasping bureaucrats startles Singapore

核心提炼

四位经济学家的一篇最新论文在新加坡引发舆论巨震。研究显示，在2007至2019年间，新加坡公务员在未公开的高铁/地铁（MRT）规划站点一公里内购买私宅的概率比对照组高出60%，并在后续出售中获利丰厚。这让素以廉洁著称的新加坡政府面临信任危机，官方现已介入调查。然而，深入分析论文逻辑会发现，作者并非意在指责新加坡政府：研究表明在2011至2012年政府加大惩治力度后，此类内幕交易现象便销声匿迹，说明严厉的执法能有效重塑廉政规范。相较于官员腐败，这篇论文引发的学术界风波更显耐人寻味。由于论文致谢中包含了建国总理李光耀之孙、政府批评者李绳武，两位新加坡本地知名学者破例要求将其名字从致谢中移除。这一避嫌举动揭示了新加坡学术界在政治敏感话题面前的避祸心理与自由困境。

正文

人们通常不会认为一篇长达85页、堆满数学公式的经济学论文能引发公众情绪的巨浪。然而，在新加坡，由托马斯·皮斯科尔斯基（Tomasz Piskorski）、阿米特·塞鲁（Amit Seru）、张健和赵淳四位经济学家撰写的一篇新工作论文，却做到了这一点。

该研究发现，在2007年至2019年间，在这个以极其廉洁而闻名的狮城，公务员在已规划但尚未公开的捷运（MRT）地铁站一公里范围内购买私人住宅的概率，比对照组高出60%。那些随后将房屋卖出的公务员，持有期间每多满一年，获得的收益就比本市其他地区的同类房屋所有者多出约8万新元（约合6.2万美元）。

这篇论文发表时，正值新加坡高薪酬的部长们获得高达9%的提薪，两件事相隔不到一周，更是推波助澜，引发了公众的愤怒。“这只是冰山一角吗？”一位网民发帖抱怨道。9月25日，新加坡政府表示高度重视论文所揭示的“统计规律”，并已就可能存在的“实际违规行为”展开调查。

这篇论文也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风波。在致谢名单列出的20位学者中，包括哈佛大学的李绳武。李绳武是新加坡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孙子，同时也是新加坡现政府的激烈批评者。在极其罕见的操作下，新加坡国立大学（NUS）的两名教授方博亮（Ivan Png）和潘杰斯（Jessica Pan）要求将自己的名字从致谢名单中删去，声称他们的名字出现在那里完全是个误会。

这场风波其实令人意外，因为如果仔细研读，这篇论文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的杀伤力。论文的出发点是：政府无法精准掌握其社会究竟有多腐败或多廉洁。政府获取的信号往往来自廉政态度调查或偶尔曝光的丑闻。然而，这些都是充满噪音的数据——既可能反映了系统性的腐败，也可能只是个别极端案例。相比之下，政府对贪腐的反应则是一个清晰的信号：政府可以选择加强或不加强执法力度。这进而会促使官僚们重新评估自己搞小动作的风险与回报。他们的集体选择，共同影响着廉政规范的约束力。如果廉政规范增强、腐败信号减少，政府就可以适度放松执法；反之亦然。

为了验证这一机制，论文研究了2011至2012年前后的情况。当时，在发生了一系列与涉疑购房无关的丑闻后（其中一起格外低俗的丑闻涉及一名官员以机密采购信息换取性关系），新加坡政府加大了执法力度。研究人员发现，2011年之后，公务员精明购房的迹象便消失了。换句话说，在仅靠道德规范失效的地方，更严格的执法似乎持久地提升了廉政水平。“我们并不认为这篇论文是对新加坡的指控，”作者之一塞鲁表示，“恰恰相反。”

然而，围绕这项研究产生的种种骚动，确实给新加坡的学术文化蒙上了一层阴影。2014年，新加坡执政党的批评者唐南发（Cherian George）在两次被拒绝给予终身教职后，自述遭遇了“被迫离职”，据称这违背了教职评审委员会的建议。方博亮和潘杰斯两位教授的反应表明，他们认为与这篇论文产生任何牵连都是代价高昂的。潘杰斯没有回应置评请求。方博亮则表示：“新闻媒体（以及普通大众）似乎把在致谢中被提及，混淆为了赞同或认可论文的结论。”

相比于贪腐的官僚，感到不安的教授算是一个没那么严重的麻烦。但从长远来看，这同样是某种形式的某种溃烂。

60. 给婴儿投资：一场充满权衡的远期博弈

原文标题：Investing for babies involves knotty trade-offs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为新生儿投资是一场关于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权衡博弈。得益于数十年的复利效应，长线金融投资（如股票、税收优惠账户）能带来可观的回报，但父母也面临两难：一方面，过早积累巨额财富可能会削弱子女的进取心；另一方面，早期对子女健康、教育等“人力资本”的投资，其回报率往往高于金融资产。

然而，人力资本投资同样存在局限：它不仅是不可变现的沉没成本，而且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未来，技能的适用性充满不确定性。因此，最明智的策略是兼顾两者：优先争取政府补贴与税收优惠政策，尽早利用复利效应积累资金；同时因材施教进行教育投入。面对长远且不可预测的未来，父母无需过度焦虑，保持尝试与适度平衡才是上策。

正文

全文翻译

给婴儿投资：一场充满权衡的远期博弈 ——新晋父母究竟该偏重金融资本、人力资本，还是其他投资？

耐心、持之以恒和节俭，对于投资者而言都是极好的习惯。然而，这些美德在新生儿身上却难得一见。这些降临人间的小家伙们往往冲动又缺乏远见，他们可以说是大自然中最顶级的“白嫖党”，完全过着透支未来的生活。不过，对于像本专栏作者这样对复利魔力情有独钟的新晋父母来说，婴儿的诞生无疑提供了一个令人心动的投资契机。

数十年的漫长人生与潜在的回报在他们面前展开：如果今天投资1,000美元，按照全球股市过去125年间5.2%的实际年化回报率计算，等到孩子80岁时，这笔钱将膨胀至58,000美元。然而，在追求这些丰厚财务回报的同时，父母还必须考虑另一种形式的投资：对孩子自身的投资。在孩子的健康、教育和技能培养上的支出，不仅能帮助他们过上充实的人生，还可能带来甚至高于金融投资的回报。

那么，新晋父母应该如何规划这笔刚起步的“小微投资组合”呢？

潜在的金融投资渠道多种多样。许多国家都为父母提供了针对儿童的税收优惠储蓄方案。以美国为例，现在的幼童有资格开立“特朗普账户”（Trump accounts），联邦政府会先赠送1,000美元作为启动资金，这笔钱可以投向共同基金或指数追踪基金，并享有缓缴税款的优惠，直到孩子年满18岁。更早出现的方案还包括税收惠及面更广的529账户，但这类账户的资金仅限用于指定的教育用途。而在英国，青少年个人储蓄账户（Junior ISA）的税收优惠更为彻底，每年最高可注入9,000英镑（约合11,900美元）的资金。

即便是除去税收红利，为婴儿投资本身也是一件乐事。超长的投资周期可以平滑掉市场波动，从而允许投资者承担更高的风险。经济学家伊恩·艾尔斯（Ian Ayres）和巴里·内尔巴夫（Barry Nalebuff）曾提出，年轻打工人应该贷款买股，因为股票的长期回报率（理论上）要高于借贷利率。如果这一逻辑适用于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那么对于投资视野还要再长上二三十年的婴儿来说，就更是金科玉律了。

不过，也有不少父母担心，设立巨额信托基金会让后代变成游手好闲的败家子。19世纪的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之所以捐出绝大部分财产，就是深怕巨额财富会磨灭子孙后代的奋斗精神。近期的研究也印证了这种顾虑：一项针对2000年至2004年间挪威遗产继承情况的研究发现，那些继承了30万挪威克朗（当时约合4万美元）或以上遗产的人，在随后的六年里，工作时长减少了7%到10%。

这就使得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显得更有吸引力。早在20世纪70和80年代，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和奈杰尔·汤姆斯（Nigel Tomes）就提出理论，认为父母在早期投资孩子的教育和技能收益更大。例如，教孩子阅读的成本并不高，却能为他们未来的赚钱能力打开巨大的空间。只有当人力资本投资开始遭遇边际效益递减时，配置金融资产的意义才随之凸显。此后，大量的实证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理论。

然而，除了基础技能之外，人力资本投资也会变得棘手。这类投资属于不可变现的沉没成本，而且缺乏“通兑性”——辅导高等数学和上中文课完全是两码事，孩子对不同课程的反应也千差万别、难以预料。此外，虽然超长的投资周期赋予了婴儿投资极大的吸引力，但也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也许今天看似吃香的技能，在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就会彻底过时？

那么，新晋父母到底该怎么做？

最显而易见的金融选择，就是先把能拿到的“免费赠金”收入囊中。比如“特朗普账户”里送的1,000美元，不用白不用——哪怕是极其反特朗普的人，不要这笔钱也是愚蠢的。同理，美国若干个州提供的类似补贴，父母们也该照单全收。对于那些预计要为孩子承担大学学费的家长，尽早利用529账户或类似的储蓄工具是明智之举，这样才能让复利的魔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此外，孩子未来可能继承的任何资金，放在享有税收优惠的托管账户里，也远比放在父母自己的证券账户里划算。

投资难免有失手的时候：报班练小提琴可能最终只是换来一阵阵刺耳的噪音，即便是适度的信托基金也可能养出懒汉。但只要运气不算太差，为孩子的未来投下注脚，终将带来丰厚的回报。有幸兼具经济条件与意愿的父母，不妨用对待日常育儿的心态来看待投资：大胆尝试不同的组合，做了决定就无需过于纠结。

61. 美股受追捧，美债遇冷：全球主权资金的投资新变局

原文标题：Governments want to hold America’s shares more than its debts

核心提炼

近年来，全球政府的海外资产配置发生了深刻变革，其重心正在从传统的避险型“外汇储备”（如美债、黄金）转向追求高回报的“风险资产”（如美股、私募股权）。

以韩国、日本、中国和沙特等贸易顺差国为例，其国家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及国有银行持有的海外资产急剧膨胀，增幅已大幅超越央行外汇储备。这类新型主权投资者对风险的容忍度更高，更青睐美国科技巨头的股票而非安全但低收益的美国国债。

这一转变带来了两大影响：对美国而言，虽然美元的国际储备份额有所下滑，但美元资产（尤其是美股）的总吸引力依旧强劲，这间接抬高了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却降低了美国企业的资本成本；对持有人而言，股权类资产虽然回报丰厚，但失去了传统外汇储备的避险和流动性优势，极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冲击，需要谨防海外资产与本国经济风险过度叠加。

正文

全球政府手里的海外资产配置正在发生重大转变：相比于美国国债这类固定收益债务，他们如今更青睐美国企业的股票。随着各国将资金投向高风险资产，全球经济也正在感受到这场变革带来的深远影响。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痛楚，曾让韩国将绝大部分海外资产锁定在单一目标上——保卫韩元。到2016年，韩国央行已积攒了价值4000亿美元的美元、欧元、其他外币及黄金储备。这些净储备随时可以被抛售以支撑本币汇率，占了该国海外总资产的近八成。当时，金融决策者的眼中只有如何应对下一场危机。

然而，危机始终没有到来，韩国的海外资产却因为其他原因继续膨胀。尽管韩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与十年前相比变化不大，但其央行作为国家最大国际投资者的地位，已被政府旗下的养老基金——国民年金公积金（NPS）所取代。NPS目前拥有约650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而2012年这一数字仅为800亿美元。

韩国并非孤例。在许多国家，外汇储备已不再是政府手中唯一的重磅金融武器，日本、中国和沙特阿拉伯也是如此。过去十年间，这些国家的政府通过公共养老金体系、主权财富基金以及国有银行，积累了庞大的海外资产组合。其中一些机构，例如沙特阿拉伯的主权财富基金——公共投资基金（PIF），凭借在摩天大楼和顶级体育赛事上的大手笔投资吸引了世人的目光。

但这些新玩家的崛起，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了更加深远且隐秘的影响。与作风稳健的央行官员相比，这些新型主权投资者为了追求更高回报，愿意承担更大风险。这也让各国政府的大笔储备资金暴露在全球市场的剧烈波动之中。

同韩国一样，大多数国家过去囤积外汇储备主要是为了防御：以便在危机时刻入市拉抬本币汇率。后来，一些拥有贸易顺差的经济体发现，政策制定者不得不频繁卖出本币，以防止其快速升值而伤害出口。这导致海外资产越积越多，规模庞大到根本不需要一次性全部变现。

因此，这些资产不再需要全部锁定在现金类工具或黄金上。储备管理者在寻求安心之余，开始通过购买高风险证券来追求投资回报。

四位经济学家安东宁·沙纳尔（Antonin Chenard）、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埃里克·莫内（Eric Monnet）和弗洛里安·莫维利尔（Florian Morvillier）在今年6月发表的研究中，评估了1950年至2022年间的109家央行。他们发现，到了研究期末，这些央行平均有近三分之二的储备是以证券形式持有的，而在2000年前后这一比例仅为三分之一。

这种转变非常契合政策制定者的需求。随着油井干涸、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政府支出压力上升，来自海外资产的投资收益显得尤为重要。不过，央行的投资回报依然有限，因为即便最胆大的储备管理者，通常也不会涉足投资级以外的信用资产。

然而，其他类型的主权投资者却没有这类顾虑。国有银行乐于提供高风险贷款；养老基金会在垃圾债券市场试水；国家备用基金则大举购买股票，甚至直接并购海外企业。

在2014年至2025年间，中国、日本、沙特和韩国的养老基金及主权财富基金持有的海外资产增长了至少3.5万亿美元。相比之下，同期全球央行外汇储备总额的增幅还不到该数字的一半——此前，全球外汇储备已从2001年的2万亿美元暴增至2014年的11.6万亿美元。

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布拉德·塞特瑟（Brad Setser）研究指出，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最大的七家国有银行积累海外资产的速度超过了中国人民银行。这些银行持有的海外资产规模已达3.5万亿美元，几乎与中国央行的外汇储备相当。过去十年间，日本的外汇储备一直维持在1万亿美元左右，但其政府养老指南针基金（GPIF）的海外持仓已从2014年的4000亿美元飙升至2026年的1万亿美元。沙特PIF拥有的海外资产价值，也已逼近该国央行的外汇储备水平。

这类替代型海外资产的兴起，带来的直接影响之一体现在资产卖方身上，其中主要是美国。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理由是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正在不断萎缩——这一比例在2001年曾达到71%的巅峰，此后一路下滑至57%，甚至低于美元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份额。然而，如果算上各国政府持有的其他美元资产，美元依然展现出极其强大的统治力。

塞特瑟估计，几乎所有新型基金和国有银行对美国的风险敞口，都远高于其本国的央行。例如，沙特PIF海外投资组合的80%、以及中国前五大银行海外持仓的70%，都沉淀在美元资产中。

真正发生改变的，是美国经济中从外资青睐中受益的具体板块。过去的储备管理者偏爱美国，主要是看重极其安全的美国国债；而如今追求利润的基金和银行，则被美国企业（尤其是科技巨头）的丰厚利润所吸引。在截至今年7月的12个月里，市场对美债的需求有所放缓，但外资购买美国股票和基金份额的规模却创下了历史新高。以韩国的NPS为例，它如今已是苹果和微软的大股东。

这种转变，无形中抬高了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却降低了美国企业的资本成本。

另一个影响则作用于资产持有者本身。这些全新的投资下注虽然带来了可观的回报，但也引入了全新的风险敞口。传统的避险型储备资产具备极高的流动性和稳定性，且带有轻微的反周期属性——全球经济低迷时，美元往往会走强；但股票、初创企业和摩天大楼可没有这种避险属性。

因此，各国必须格外小心，确保这些新形态的海外投资组合不会与本国经济产生过高的关联性。韩国完全有权利持有更多海外资产，但考虑到该国自身的经济命运已经通过芯片巨头与人工智能（AI）热潮紧紧绑在了一起，它或许应该在配置资产时，适度远离美国的AI概念股。

62. 人类离造出“镜像生命”或许不远了：潜藏的生物灾难与监管危机

原文标题：It may soon be possible to create “mirror life”

核心提炼

生命分子具有手性，地球自然生命普遍采用左旋氨基酸和右旋糖。随着合成生物学与人工智能的飞跃，人为创造手性相反的“镜像生命”（如镜像细菌）已从科幻走向现实。然而，这可能引发极其可怕的后果：由于其特殊的分子结构，镜像生物能完美逃避人类与动物的免疫系统，抵抗噬菌体侵袭，且无法被变形虫等天然天敌消化。同时，研究证实环境中非手性营养素极其丰富，足以支撑镜像生物暴发式繁殖，其破坏力堪比缺乏天敌的极危入侵物种，可能引发不可控的全球疫情或生态浩劫。

面对这一潜在威胁，各国科学家在新加坡研讨会及联合国层面呼吁“防患于未然”，建议采取审查DNA合成订单、重罚违规者乃至对研究人员进行心理评估等严厉措施。目前该领域尚未形成商业与政治利益集团，正是全球联手制定禁令、阻断灾难的黄金窗口期。

正文

人类离造出“镜像生命”或许不远了

天然生命是有“偏手性”的。 换句话说，许多对生物体至关重要的分子都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它们就像人的双手一样，互为镜像却无法完全重合。然而，对于其中许多分子而言，地球上的生命在演化过程中只选择了两种可能中的一种。生命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早已淹没在漫长的演化史中。直到最近，除了演化生物学家，几乎没人关心这个问题。

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尽管合成生物学家目前尚未做到，但他们已经看到了从零开始人工合成生物细胞的曙光。这引发了一部分人的担忧：如果有人试图逆转生命的偏手性，造出一个能与常规生物化学镜像对应的细胞（极有可能是某种细菌），会发生什么？

本周，一群心怀忧虑的生物学家聚首“新加坡镜像生命会议”，他们讨论出的答案令人胆战心惊。一旦这样的镜像生物逃逸出实验室，可能会引发一场无法阻断的瘟疫，或者彻底摧毁整个生态系统。因此，科学家们急切希望采取行动，将这类研究扼杀在萌芽状态。

生命的偏手性——用专业术语来说叫“手性”——部分源于被称为氨基酸的分子。氨基酸是构成蛋白质（即构建生物体的基本材料）的砖石。它们由一个碳原子连接另外四个化学基团组成：其中三个基团在所有氨基酸中都是相同的，第四个则因氨基酸种类而异。碳原子与这四个基团形成的化学键构成了一个近似正四面体的结构。这种结构使得每种氨基酸都可以构建成两种镜像对称的形式（除非第四个基团也是氢原子，从而与另外三个重复）。

一种复杂且带有一定随意性的化学命名惯例，将其中一种结构定义为“左旋”，另一种定义为“右旋”。按照这套定义，自然界生命中的氨基酸普遍是左旋的。而糖类分子（除了许多其他功能外，它们还构成了携带基因的核酸——DNA和RNA的骨架）则恰恰相反，是右旋的。

公众对镜像生命的担忧，始于2024年底发表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乍一看，这种“镜中奇幻生物”的概念更像是一个好奇心的产物，而非现实威胁。但该论文的作者们却断然否定了这种乐观想法。

生物分子的手性已经深深植根于整个生物系统中，以至于它们的镜像异构体在自然界中几乎“隐形”。因此作者们断言，某种细菌的镜像版本将能够完美逃避人类及其他所有生物的免疫系统，从而进行毫无约束的狂暴繁殖。他们还指出，镜像细菌对于变形虫等作为细菌主要捕食者的单细胞生物而言是“无法消化的”，同时也能免疫那些通常能够控制细菌种群数量的噬菌体（专杀细菌的病毒）。换句话说，它可以无限制地自我复制。生态系统的毁灭性风险由此而来。

大自然当然会产生一点抵抗。因为镜像生命无法代谢它所遇到的天然生物体内所有的左旋氨基酸和右旋糖，其食物来源会受到限制。然而，自然界中许多生物分子并没有手性，镜像生命完全可以转而吞噬这些非手性营养素。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镜像生命能够在实验室中被制造出来。就现有技术而言，这种可能性还很遥远。但合成生物学正在跨越式发展，随着人工智能被引入该领域，这一进程还在进一步加速。目前，某些特定类型的新型病毒已经可以实现从零开始的设计与合成。因此，在2024年看起来至少还需要15年才能实现的事情，可能会比预想的更快到来。

制造镜像生物可能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大爆炸式”或“循序渐进式”。“大爆炸式”途径是指在实验室环境下一次性创造出一个完全人工合成的镜像细胞，这首先需要在“常规”细胞合成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而“循序渐进式”途径则是对现有细胞进行一点一滴的改造，甚至可能让两种生物化学体系在细胞内并行运转。

哈佛医学院的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是2024年那篇论文的合著者之一，他指出了这两个方向上的突破性进展。其一是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人员于今年7月向世界公布的所谓“土豆细胞”（因外形酷似土豆而得名）。该细胞在脂肪膜内部仅装载了7条微型染色体（称为质粒），编码36种酶（即便是微型天然细菌也拥有数百种酶）。即便如此，它依然能够进食、生长并进行细胞分裂。这是迈向真正合成细胞的关键一步。

另一个进展来自丘奇博士自己的实验室，他们修改了正常细胞获取氨基酸并将其组装成蛋白质的方式。现在，这种机制可以被诱导加入非标准氨基酸（原则上可以包括右旋氨基酸）。

至于为什么会有人想制造镜像生命，原因有两个。一是科学好奇心——探索生物学在演化初期究竟为何会选择特定的偏手性。二是手性分子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由于人体通常无法识别和破坏具有相反手性的分子，因此这类分子作为药物在体内发挥作用的时间更长。例如，D-多肽和“镜纳米”（Spiegelmers）就分别是手性相反的短链蛋白质和核酸。目前，D-多肽类药物已经问世，多种“镜纳米”药物也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然而，正如这些现成的药物所证明的那样，制造这类分子根本不需要动用“镜像生命”。

至于满足科学好奇心——俗话说“好奇害死猫”，但如果为了满足好奇心而搭上人类的生命或破坏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那绝对是一笔划不来的交易。

因此，自2024年的论文发表以来，该文作者们一直在四处奔走，传播这一预警信息。他们取得了一些成效。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官方机构已对此表示关切；今年3月，联合国秘书长科学咨询委员会发布了一份纲领性简报，概述了相关风险（不过该领域另一大巨头——中国政府目前尚未对此表态）。

新加坡会议的宗旨，就是通过出台具体行动建议来推动防范进程。这些建议将在几个月后发布的正式报告中公布。丘奇博士在他的报告中预告了一些可能的建议方案：一是将目前用于防止人们制造危险病原体的DNA合成审查机制，延伸覆盖至镜像生命领域；二是建立针对内部举报人的激励机制；三是严惩违规者，包括判处有期徒刑——正如中国此前对一名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的研究人员所做的那样。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些更具争议的想法，比如对该领域的科研人员进行心理评估，以筛查出那些可能偏离正道的危险分子。

与此同时，为了消除人们对这种威胁是否真实存在的最后疑虑，2024年论文的另一位合著者、印度班加罗尔国家生物科学中心的生态学与演化生物学家迪帕·阿加舍（Deepa Agashe）在现场用数据说话。她展示了关于土壤、血液和肠道内容物中“非手性营养素”含量的最新定量研究成果。

她断言，上述任何一种生存环境所含有的非手性营养素，都足以支撑被广泛研究的大肠杆菌茁壮成长，而根本不需要消耗任何带手性的食物。如果大肠杆菌能做到这一点，镜像细菌也完全能够照做。

阿加舍博士还给出一个形象的比喻。她将镜像生物可能面临的“无天敌、无病原体”的境况，比作极其成功的入侵物种的生存状态——比如新热带区的蔗蟾蜍，由于澳大利亚本土生物没有演化出能够抵抗其毒素的捕食能力，蔗蟾蜍在澳洲大陆肆虐泛滥。这类入侵物种有时可以被控制，但迄今为止从未被彻底消灭。

因此，在威胁变成现实之前早做打算才是上策。

正如与会者所指出的那样，目前该领域尚未形成可以左右商业说客的既得经济利益，也没有形成可以影响政府决策的战略利益。此外，任何理智尚存的人都能看出，基于镜像生命开发的生物武器是不可控的，因而也是根本无法在实战中使用的。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能保持理智——这也恰恰印证了丘奇博士提出的“心理评估”建议极具现实意义。无论如何，来自新加坡的警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为时未晚之前，彻底关上这场灭顶之灾的大门。

63. GPS替代技术指日可待

原文标题：Alternatives to GPS are around the corner

核心提炼

在现代战争与地缘冲突中，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如美国GPS）极易受到干扰，迫使各方寻求更可靠的替代方案。视觉导航受限于地形与天气，因此科研人员正重点攻关两大新路线：量子磁力导航与“机会信号”导航。

量子导航利用光子和电子等量子现象测量地球地壳的微弱磁场异常。澳大利亚Q-CTRL与加拿大SBQuantum等公司正通过光泵磁力计与氮-空位钻石传感器，精确测定磁场强度与方向，配合磁场地图实现定位。该技术不受天气与海陆限制，但目前面临高精度地壳磁场地图匮乏的瓶颈。

“机会信号”导航则利用已有的商业卫星（如星链）或地面基站广播信号。通过测量卫星移动产生的多普勒频移，结合轨道预测或主接收机修正，可推算接收器位置。俄亥俄州立大学的Matrix系统已实现数十米级的定位精度。

随着量子传感技术的推进与轨道数据精确度的提升，这些替代方案正迅速成熟，成为GNSS强有力的备用保障。

正文

战争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真相，而紧随其后的便是可靠的GPS信号。像美国GPS这样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其信号极易遭到干扰，以至于一旦开火，信号干扰就成了家常便饭。虽然新设备发射的强信号能增加干扰难度，但如今潜在的威胁规模似乎远超此前预想。

今年6月，由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托德·汉弗莱斯（Todd Humphreys）领导的团队发表了一篇论文。研究追踪发现，自2019年以来欧洲及其他地区发生的数十起大规模GPS中断事件，竟源于一组俄罗斯卫星。该研究表明，来自太空的干扰——即便是无意间产生的电磁干扰——也足以影响一整座大陆。

GNSS的一种替代方案，是直接在飞行器上安装摄像头，并通过软件追踪下方地形。但这种方法仅适用于陆地上空，且极易受到云层、薄雾或夜色的干扰。因此，人们正在探索另外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利用量子现象（光子的角动量和电子的自旋）来追踪地球表面的磁场图；另一种则是通过接收因其他用途而散布在环境中的无线电波，来确定观察者的位置。虽然这两种方法目前都无法媲美GNSS的精度，但它们正日益成为可信赖的备用路线。

许多岩石都带有微弱的磁性，它们在地壳中的分布形成了地球磁场的异常起伏。这种由磁场异常构成的“地貌”，几乎在任何条件下都能被探测到，且在陆地和海洋上的效果一样好。如果给飞机装上能够捕捉这些异常的磁力计，并配备能将其与现有地图进行匹配的磁力导航（MagNav）系统，就能精准绘制出飞机的绝对位置。

去年，澳大利亚Q-CTRL公司在新南威尔士州的一次试飞中，展示了一款精度超越主流GPS替代方案的MagNav系统。Q-CTRL的传感器使用一种名为“光泵磁力计”（OPM）的设备来测量局部磁场强度。其工作原理是将激光射入红基原子云中：只要激光波长调谐得当，原子中的电子就会进入一种对外部磁场极度敏感的状态；随后利用另一束激光追踪电子的行为，即可计算出环境磁场，进而让系统的软件推算出自己在地图上的位置。

另一些公司则押注于另一种不同类型的传感器。这种传感器不仅能像Q-CTRL那样显示磁场强度，还能指示磁场方向。他们相信，如果将这些传感器用于针对其协助生成的矢量图进行导航，定位将更加精准。加拿大SBQuantum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其研发的设备名为“氮-空位（NV）钻石磁力计”。顾名思义，这种设备的核心是一颗钻石。钻石通常不具备磁性，但通过在其晶格中创建所谓的“氮-空位中心”就能赋予其磁性。这种结构是用单个氮原子取代晶格中的两个碳原子，从而打开一个供电子聚集的空隙。一旦将钻石置于磁场中，其晶格就会提供一个三维网格，据此测量电子的行为，便能精准读取磁场的强度和方向。

目前，这两种方法的主要短板在于缺乏优质的地壳磁场地图。现有地图往往相互矛盾，且普遍达不到导航所需的精度。因此，包括SBQuantum在内的一些公司正亲自执行测绘任务以绘制自己的地图；而像加州SandboxAQ这样的公司则建议改进现有的地图。今年6月，SandboxAQ提交了一份论文，提议美国政府机构、武装部队和科研人员携手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这一工作。

他们的愿望或许很快就能实现。就在同一个月，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呼吁加大对量子传感的研究力度，并下令国防部探索其应用场景。

与此同时，另一些人正致力于通过现有的卫星无线电信号来推算位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一直在推动对此类“机会信号”（signals of opportunity）的研究，几个团队也正在为此付诸实践。

其中一种技术是测量多普勒频移。当一颗卫星靠近并远离时，其传输信号的频率看起来会先升高后降低，这与驶过的火车汽笛声非常相似。观察者距离卫星轨迹越近，频移就越迅速。将卫星轨道信息与频率测量数据相结合，就能估算出观察者的位置。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ASPIN实验室是该领域的先驱之一。在2024年8月24日于格陵兰岛西部海域的一艘邮轮上进行的演示中，其名为Matrix的系统处理了从头顶飞过的21颗“星链”（Starlink）和“一网”（OneWeb）宽带卫星发出的信号。在预设初始位置和速度的前提下，Matrix测出的邮轮位置与真实位置仅相差27米。

然而，通过多普勒效应定位存在一个显著缺陷：卫星可能会偏离轨道，或者为了避免碰撞而实施变轨，这反过来会扰乱接收器位置的估算。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的工程师斯蒂法诺·托马辛（Stefano Tomasin）表示，产生100米到1公里以上的误差是常有的事。

不过，定位精度终将得到提升。“星链”的所有者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如今公开了其1.1万多颗卫星的轨道预测数据。与美国太空军提供的追踪数据不同，这些预测将预定的变轨操作也考虑在内。汉弗莱斯博士指出，SpaceX的预测精度通常与卫星的真实位置相差无几，误差仅在几米以内。这将使接收器能够更好地解读其观察到的多普勒频移。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马克·普夏基（Mark Psiaki）则在探索另一条提高精度的途径。他说，其中的诀窍在于将一台主接收机放置在已知位置，用来对比根据卫星预测轨迹算出的多普勒频移与实际观察到的频移，然后将修正数据广播给未知位置的接收器。在美国交通部的资助下，他正在开发这样一台接收机，希望能将定位精度控制在10米左右。

普夏基博士的主接收机还能为另一种利用机会信号的方法提供便利：计算信号从发射源传播到接收器所需的时间。他说，这个构想是利用主接收机的已知位置以及SpaceX预测的星链卫星位置，来推断信号发射的具体时间。随后，该信号的发射时间会被广播给未知位置的接收器，使其能够计算出同一信号到达它们所花费的时间，进而算出它们与卫星之间的距离。通过将来自四颗星链卫星的距离测量数据与多普勒数据结合，接收器应该能够将定位误差缩小至2米以内。

这种探索甚至已经延伸到了蜂窝移动通信基站的信号。在与美国空军合作的测试中，ASPIN实验室利用Matrix系统，通过追踪此类信号的微小变化，成功为一架飞机进行了导航。实验室主任扎克·卡萨斯（Zak Kassas）表示，Matrix已授权给多家企业和军事用户，他预计该套设备将在两年内具备上市条件。

由此可见，利用现有的电波信号实现更可靠的导航，也许指日可待。

64. 模拟死亡体验可有效缓解人类对死亡的恐惧

原文标题：Simulating death can reduce people’s fear of dying

核心提炼

对死亡的极端恐惧普遍存在，甚至会导致囤积财物、工作狂以及延误就医等不良后果。然而，最新研究表明，利用虚拟现实（VR）技术模拟死亡过程，有助于降低人们对死亡的焦虑。

在澳大利亚和美国开展的VR实验中，志愿者亲身体验了心脏骤停、抢救失败、灵魂出窍乃至近死体验中的光影隧道与安详景色。实验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受试者的死亡焦虑显著下降，有人甚至表示过程“令人放松”。不过，也有少数人因此焦虑加剧。

此外，这种模拟机制也正在被引入医学教育。通过在临床模拟演习中突发“患者死亡”情境，能让医学生在可控环境中提前承受并处理失去患者的情感重压，为未来真实的临床危机做好心理准备。

正文

对死亡的恐惧历来是个难以破解的难题。死亡所引发的深层恐慌，被认为与人们囤积钱财、患上工作狂等各种行为息息相关。而对死亡的过度忧虑——在知识竞赛中被称为“死亡恐惧症”——甚至可能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焦虑会让心脏病患者的死亡风险翻倍，也会导致其他人逃避最有可能早期发现癌症的体检筛查。

因此，那些在澳大利亚勇于报名体验“提前试死”的人值得大加赞赏——他们通过虚拟现实（VR）技术，亲身经历了一场心跳骤停与灵魂出窍之旅。

这个时长10分钟的VR体验项目名为《过境电暴》（Passing Electrical Storms），由艺术家肖恩·格莱德威尔（Shaun Gladwell）创作，并于2023年在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展出。体验者躺在床上，头戴VR眼镜，床身最初会随着他们的心跳而震动，而眼镜画面则显示他们正躺在美术馆的一张床上。随后，模拟程序接管了一切：体验者的“心率”仿佛骤然归零，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医生尝试抢救自己却无功而返。在被判定脑死亡后，他们看到自己的灵魂脱离肉身，漂浮穿过宇宙，最后缩小并融入细胞与原子之中。在此过程中，六台大型风扇会配合吹出相应的冷风，营造出死亡降临时的寒意。

研究人员对参与者的反应进行了分析，并于今年6月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论文。大多数参与者认为这是一趟愉快的旅程，许多人在体验结束后对死亡的焦虑有所减轻。一位志愿者向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设计技术学家斯特凡·格鲁特（Stefan Greuter）带领的研究团队表示：“如果死亡就这么简单，那我死而无憾了。”另一位参与者则将这种体验比作做瑜伽。还有一位从小接受“地狱观”教育的参与者坦言，做完体验后松了一口气。

发表在《虚拟现实前沿》（Frontiers in Virtual Reality）上的另一项在德克萨斯州展开的研究，测试了一款时长11分钟的近死体验VR模拟程序。在这场模拟中，学生志愿者们最终“幸存”了下来，但在此之前，他们亲眼目睹了自己经历车祸、陷入昏迷、穿过光之隧道、看到宁静的风光，并与想象中的亲朋好友重逢。据报告，参与者的死亡焦虑平均下降了18%。一位参与者说：“非常放松。我希望自己能多试几次，甚至可以考虑每天睡前都体验一次。”研究人员指出，如果对身体虚弱、高龄或身患绝症的人群再次进行这项测试，可能会产生更强烈的心理回应。

然而，窥探死亡并不对所有人都有积极作用：四分之一的学生志愿者表示，VR体验反而加剧了他们对死亡的焦虑，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在体验后感到心理压力增大。

大多数人害怕自己离世，而外科医生和普通医生则同样害怕患者死在自己的诊治下。这种情境同样可以进行模拟：今年1月发表在《医学教育杂志》（Journal of Surgical Education）上的一份报告描述了一次针对威斯康星大学医学生的临床模拟演习。演习中出现了一次“打破常规的偏离”——一位不按套路出牌的导师脱离剧本，模拟杀死了用于练习的“患者”，监护仪随之拉响了心跳停止的平线警报。当时正冷静地为患者做肠道手术准备的学生们事前并未接到任何警告，他们的现场反应证实了这一点。一位学生在随后的情况汇报环节中说：“天哪，我要出人命了。我不配毕业，我真的快恐慌发作了。”

研究人员表示，这类干预措施可能会大有裨益。许多医生在职业生涯中都会面临失去患者的痛苦。在真实的对手术室惨剧发生前，让医学生在可控的情境中学会消化和承受这种情感重压，或许是更多医学院应当为学生提供的课程。

65. 重力毯真的有用吗？

原文标题：Are weighted blankets really beneficial?

核心提炼

重力毯近年来备受追捧，其设计灵感源自用于安抚牲畜的挤压槽。虽然售价不菲，但科学研究表明其对睡眠的生理改善其实有限。

多项实验显示，重力毯虽能使促眠的褪黑素分泌增加32%，并略微减少夜间醒来的次数，但并不能明显延长睡眠时间。然而神奇的是，绝大多数使用者在主观体验上却感觉良好。临床试验表明，重力毯能显著改善使用者自我感知的睡眠质量，并有效缓解疲劳、焦虑、抑郁及疼痛带来的困扰。

专家推测，重力毯可能是通过模拟拥抱或穴位按压的感觉，刺激催产素分泌，从而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尽管客观的物理数据提升有限，但使用者普遍对它偏爱有加。因此，重力毯是否真的有效，或许亲身体验才是最好的答案。

正文

重力毯真的有用吗？科技与健康 | 深度健康指南

重力毯真的有效吗？客观测量到的改善其实微乎其微，但许多使用者却表示感觉好多了。

在爱好者眼里，盖着重力毯睡觉就像是被包裹在蚕蛹里、被温柔地拥抱，或是享受着轻柔的按摩。这类沉甸甸的被子和沙发毯内部填充了玻璃微珠或其他高密度材料，尽管价格高达几百美元，却依然大受欢迎。

重力毯的起源颇为奇特：它的设计灵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一种带有垫片的“挤压槽”——在处理牲畜时，这种装置可以通过约束身体来抚慰它们。那么，人类是否也能从这种压力中获得可测量的健康益处呢？

2023年，瑞典一家睡眠实验室发表了一项小型“交叉试验”（即受试者会分别接受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处理）的结果。26名健康的年轻成年人分别在普通被子和重量约为其体重12%的重力毯下睡了一晚。每晚熄灯前的一小时内，研究人员会采集他们的唾液样本。结果显示，在使用重力毯时，受试者体内促进睡眠的褪黑素分泌增幅平均高出了32%。

这听起来很有前景。然而，这些受试者在盖着更重的被子时，睡眠时长并没有延长。况且，单晚的试验也很难说明长期使用的效果。

因此，2024年发表在《BMC精神病学》（BMC Psychiatry）上的一项更大规模的研究，对95名确诊患有失眠症的中国成年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追踪。他们被随机分配使用5.5公斤或3.5公斤重的被子。设备记录了他们在第一周内的夜醒次数。结果发现，使用较重被子的人醒来的次数确实更少——但仅仅是略少一点。到了试验结束时，两组人在失眠严重程度量表上的得分都有所改善，但在统计学上并没有显著差异。

然而，在涉及睡眠质量及相关问题的其他调查问卷中，两组人却拉开了差距。使用较重被子的受试者报告称，他们的整体睡眠质量改善程度大约是另一组的两倍，同时在缓解疲劳、焦虑、压力和疼痛方面的效果也更为明显。

另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的结果则更为惊人。119名同时患有失眠症和四种精神疾病之一的瑞典成年人参加了为期四周的测试。他们分别盖着内含塑料链条的1.5公斤轻型被，或是内含金属链条的6公斤或8公斤重力毯。（为了保持盲态，受试者仅被告知他们使用的是含有链条的被子。）结果，使用重力毯的人中，有近60%的人失眠严重程度得分下降了一半以上；相比之下，对照组的这一比例仅为5%。此外，使用重力毯的组别还报告了疲劳、焦虑和抑郁情绪的减轻。

研究人员在2020年的《临床睡眠医学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Sleep Medicine）上撰文推测，重力毯通过模拟触碰和穴位按压（一种由治疗师用手指刺激压痛点的疗法），能够平复使用者的情绪并给予他们安全感，同时还能提高催产素的水平——这是一种与亲密接触相关的激素。

这种推测正反映出人们难以精准确定重力毯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

再来看看最后两项研究。2014年报告的一项涉及67名自闭症儿童的英国交叉试验表明，重力毯并不能帮助孩子们更快入睡、减少夜醒或延长睡眠时间。但即便如此，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依然更喜欢重力毯。而在2022年发表的一项针对94名患有慢性疼痛的美国成年人的试验中，更重的被子并没有降低受试者对每日疼痛精度的评分。然而，疼痛的严重程度及其对日常生活的干扰程度，似乎确实有所缓解。

由此看来，最能给出确切答案的实验，或许就是你自己亲自试上一试。

66. 好莱坞的文学名著改编热潮

原文标题：Hollywood’s novel obsession with literary adaptations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从《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到《呼啸山庄》《奥德赛》，好莱坞正迎来一轮文学名著改编热潮。在科技与社交媒体主导的时代，这类影视作品不仅未显过时，反而凭借对人性本质的刻画和对现实苦难的抚慰，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改编名著并非简单的“炒冷饭”。好的改编能够去粗取精，结合当下时代精神重塑经典，例如引入多元文化视角或赋予女性角色更多维度。数据证明，IP改编在商业上具备更高的确定性，同时影视剧的爆火还反哺了图书市场，推动古籍销量暴涨，引发年轻一代的阅读复兴。尽管有人指责名著重拍是缺乏想象力的表现，但这种影视与文学的联动，不仅让古老的故事在现代语境下重获新生，也为陷入瓶颈的影视行业注人了活水。

正文

全文翻译

好莱坞的文学名著改编热潮 文化 | 经典热播：为何眼下的新片剧单堪比一份高雅的书单？

新版《理智与情感》的开场镜头里，一只毛毛虫在手指上缓缓蠕动。这是对简·奥斯汀写作手法的一个精妙隐喻。在这部以及她的其他小说中，奥斯汀描绘的都是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的小事：偷偷投来的目光、误会与错位、未曾出口的渴望，以及内心深处的微妙律动。然而，她的刻画如此细腻动人，以至于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以及观众。

下一部接档的是《傲慢与偏见》。在影视制片人之间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共识：每隔十年左右，你就可以重新翻拍一次这部作品；最新版本将于12月在Netflix上线。正如你可能注意到的那样，目前被搬上大银幕的经典作品远不止奥斯汀一家。《呼啸山庄》大获成功，《奥德赛》引发轰动。近期上线的改编作品还包括《弗兰肯斯坦》和《小木屋》。而即将面世的则有《伊甸之东》《双城记》，以及由约翰尼·德普主演的新版《圣诞颂歌》。

这种从“书架到银幕”的蜂拥现象引人深思：在一个充满应用程序和人工智能的世界里，为什么我们要把如此多的播出时间留给身穿软帽长裙的女子和着马裤的绅士？究竟是什么区分了惊艳的重诠释与平庸的再加工？至于图书本身：如果说文学真的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正在走向衰落，为什么影视剧单却活脱脱像一份高雅的必读书单？这背后的核心问题关乎文化的现状：古装剧的热潮，究竟是高雅品味的象征，还是文化衰老的迹象？

翻拍奥斯汀或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不仅是对原著小说的改编，更是对以往历代改编版本的重新演绎——而这正是其乐趣所在。由乔治娅·奥克利执导的新版《理智与情感》（即将于美国上映）继1995年由艾玛·汤普森和凯特·温丝莱特主演的经典版本之后问世。在《普通人》中挣扎于情感纠葛的黛西·埃德加-琼斯，此次饰演理智却暗恋成疾的姐姐埃莉诺·达什伍德，剧中少了几分激情戏，却多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狂热舞蹈。伊斯梅·克里德-米尔斯则饰演她那情感外露、充满热情的妹妹玛丽安。影片的背景设在了粗犷的荒原，而非田园诗般的牧歌画卷。

达什伍德姐妹依然在平庸却高贵、英俊却渣男且不可得的追求者之间摇摆，但新版的基调少了几分讽刺，多了几分真挚。曾执笔1995年版《傲慢与偏见》（因柯林·菲尔斯湿身出水镜头而闻名）及幽默回忆录《不合时宜的男孩》的编剧安德鲁·戴维斯认为，奥斯汀戏剧中最关键的部分往往是无声的。在那些时刻，“你会情不自禁地想：‘天哪，是的！他爱她——而她也爱他。’”只有精湛的演技，才能传达出伟大小说中所挖掘的内心深度。这部电影做到了。

古老角色的喜怒哀乐（就像那只毛毛虫一样）看似微不足道。但事实证明，这种狭隘的视角对制片人来说并非缺点，反而是一大优势。这些作品剥离了现代社会的浮躁琐事，聚焦于爱与金钱等最核心的主题。Netflix的高管金妮·豪指出，在“高速、高科技的数字世界”中，时代剧的设定显得极具“异域风情”。就像童话故事一样，古老的故事（以及华丽的服饰）能给人带来慰藉。戴维斯表示：“当我们觉得自己可能会被可怕的气候事件或AI机器人毁灭时，人们就会去寻求温暖而熟悉的事物。”

这背后也有商业逻辑。基于图书改编的影视剧比原创概念更为保险。市场研究公司Parrot Analytics的克里斯托弗·汉密尔顿计算出，今年截至目前，图书改编类作品的全球需求量是普通作品平均水平的3.4倍。文学巨擘拥有庞大的既有粉丝群体，他们会在网络上针对改编的优劣或时代错误展开热烈讨论，从而为作品带来巨大的热度。

在时髦的批评家看来，一堆穿着燕尾服的男女满口“我宣布”的画面，意味着想象力的匮乏。打造全新的震撼叙事固然困难，重温旧梦似乎容易得多。然而业内人士却对此嗤之以鼻！豪女士表示，粉丝期待带来的压力可能是“令人畏惧的”。两者的挑战不同，但同样真实。死板地照搬文本可能显得枯燥无味；而过度扭曲原著（如某些版本的《呼啸山庄》）则可能显得荒谬可笑。

《书比电影好看》一书的作者路易丝·威尔德在书中诙谐地盘点了各种改编作品，她特别提到了电影版《红字》，该片居然加入了裸泳以及男主角头上顶着鹿尸跳舞的桥段。她认为，就像古代吟游诗人重述神话一样，每一个银幕版本都会留下其所在时代的印记。

改编现代小说的常用套路是让所有演员都拥有高颜值、强行安上圆满结局，并将故事背景搬到美国。而要把这些套路用在古典文学上就困难得多（尽管《无脑妹》成功地将《爱玛》搬到了比佛利山庄）。通常，改编版会加入性与暴力元素。例如新版《奥德赛》包含了大量的血腥场面，但也删减了一些显然被认为令人不悦的荷马史诗情节，比如英雄肆无忌惮的通奸和对婢女的大屠杀。

豪女士认为，改编的核心任务是找出“书中究竟有什么能穿透时代，让当今观众产生共鸣”。新版《理智与情感》通过强化姐妹之间的关系做到了这一点——在如今这个不再将男性视为女性唯一关注焦点的时代，这种处理恰如其分。编剧安德鲁·戴维斯正在创作新版《曼斯菲尔德庄园》，剧情将延伸至奥斯汀小说中某家族财富来源的奴隶种植园。这两种微调都是在不违背原著精神的前提下进行的合理推演。

再看看《伊甸之东》。1955年由伊利亚·卡赞执导的电影版中，詹姆斯·迪恩饰演了身姿矫健、留着迷人背头的男主角，但该片仅截取了约翰·斯坦贝克这部关于家族竞争、摒弃、宿命与自由意志的巨著的一小部分。而1926年10月1日由卡赞的孙女佐伊·卡赞编剧、在Netflix上线的七集剧集，则完整呈现了整部宏大的史诗。剧集开篇康涅狄格州的风光虽然沧桑却极具美感，剧中的男性角色亦是如此。

当故事转移到天空广阔的加利福尼亚州时，佐伊恢复了李这个华裔角色——该角色在1955年的电影中被删去。此外，她还重塑了原著中纯粹代表邪恶的妓女兼杀人犯凯茜（弗洛伦斯·皮尤饰）。在此次改编中，遭受虐待的成长背景让她展现出令人同情的人性；她成了一个带着复仇天使色彩的杀手。牛津大学教授罗伯特·道格拉斯-费尔赫斯特表示，这样的重拍“不仅是在改编老故事，更是展现了这些故事如何能够不断适应变化的时代。”

这其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大众以消遣为目的的阅读量正在下降。面对沉迷于屏幕的学生，一些老师只能摘录小说片段而非布置整本书的阅读任务。许多美国大学生甚至难以读懂狄更斯《荒凉山庄》的第一页。严肃文学据说正在走下坡路；而言情、奇幻及其衍生变体则是蓬勃发展的类型。

因此，你可能会以为古典文学对电影人的吸引力会逐渐减退。你可能还会怀疑，对许多观众来说，观看一部晦涩原著的改编影视剧只是阅读的替代品。英国的一份考官报告就证实了这一点：一些学习《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学生在答卷中暴露出他们完全依赖于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电影版，因为他们“具体提到了手枪和加油站”。

然而，确实有大量的读者在看完影视剧后重新拿起书本。企鹅经典出版公司表示，2026年《奥德赛》的销量在英国增长了265%，在印度暴涨了599%；图书市场追踪机构Circana BookScan的数据显示，该书在美国的销量翻了两番。《呼啸山庄》甚至登上了英国畅销书榜首，对于一部出版于180年前的离奇小说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壮举。

这些销量的增长也推动了一种新趋势：年轻读者正通过社交媒体重新发现经典作家。正如企鹅经典的杰西卡·哈里森所言，他们“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彻底震撼了”。前《经济学人》作者、现经营伦敦时尚书店Backstory的汤姆·罗利表示，在热门影视剧上线前的几个月，相关图书的销量就会开始回升。一些勤奋的读者仍然会提前阅读小说。而且，当读者发现荷马史诗中并没有特洛伊木马内部的场景、或者《呼啸山庄》里并没有谷仓里的激情戏时，他们也没有要求退款。

正如威尔德女士所言，经典小说就像基因一样，通过一次次的改编得以延续。它们也在拯救日益拮据的影视产业。因此，不必对又一部《傲慢与偏见》或《双城记》抱有傲慢与偏见。相较于任由这些艺术形式枯萎，他们所做的事情显然要好得多。

67. 钢笔真的能用来做气管切开术吗？

原文标题：Can you really perform a tracheotomy with a pen?

核心提炼

核心提炼： 1944年，一名美军士兵在战场上用钢笔插入战友切开的咽喉，成功帮其恢复呼吸，缔造了一段传奇。记述者西蒙·加菲尔德指出，笔堪比轮轴与芯片，是改变人类历史的核心工具。无论是在条约上签字，还是撰写历史文本，笔都是文明的缔造者，但它自身却鲜少成为主角。

笔的发展经历了漫长演变。从古代的竹管、铁笔到羽毛笔（Pen一词即源自拉丁语的“羽毛”），再到19世纪金属笔尖与墨水囊结合的现代钢笔，以及后来的圆珠笔，笔逐渐从奢侈品变为年销数十亿美元的日用品，华特世、派克、比克等品牌也随之家喻户晓。然而，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笔正面临被淘汰的危机。加菲尔德的新书生动展示了笔的历史魅力，并提醒我们：若这种工具最终沦为历史遗迹，将是人类文明的一大遗憾。

正文

全文翻译：

钢笔真的能用来做气管切开术吗？答案是肯定的。不过正如一本新书所展现的那样，笔其实还有更有价值的用途。

那是1944年11月，德军正死死封锁着法国北部那座迷人的中世纪小镇梅斯。而在梅斯城外，气氛可就没那么惬意了——一枚德军迫击炮弹碎片卡住了一名美军士兵的气管。据他的战友回忆，这名士兵当时正在“痛苦地挣扎”，“喘不过气来”。这位战友果断采取了行动。他掏出士兵身上的自来水笔，说了句“我真不想这么做”，随后用刀割开了战友的喉咙，把钢笔插了进去——士兵瞬间恢复了呼吸。一段关于钢笔的传奇由此诞生。

记者西蒙·加菲尔德在一本妙趣横生的新书中指出，笔存在着一种“悖论”。笔曾改变过历史进程，可与“轮轴、蒸汽机和微芯片”媲美，被誉为“人类进步最重要的工具之一”。笔在物理意义上制造了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因在慕尼黑用笔签署协定而推迟爆发出局；纳粹分子赫尔曼·戈林也是利用藏在笔里偷运进牢房的毒药服毒自杀的）；笔也在文学意义上书写了历史，正如哲学家米歇尔·欧克肖特所言，“书写历史是创造历史的唯一途径”。

然而，笔本身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墨迹却少得可怜。最早出现羽毛笔图像的记载要追溯到公元547年：意大利拉文纳一座教堂的马赛克壁画上，绘制了圣徒马太坐在书桌前的画面。大多数艺术家和作家完全无视自己的笔，除非是为了发牢骚：弗吉尼亚·伍尔夫讨厌她那支“令人恶心、又滑又假”的自来水笔；简·奥斯汀直言“讨厌我自己和我那些破笔”；英王查尔斯三世也曾对自己那支“该死的”漏墨钢笔大发雷霆。笔是历史的仆从：它记录了历史，自己却被历史抹去。

这本书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遗憾。它简要追溯了笔从史前时代开始的演变历程，并详细讲述了笔如何先是成为“生活必需品”，随后发展为一个年销售额达数十亿美元庞大产业的过程。

不过，严格意义上的笔（即带尖锐金属笔尖的空心管状物）出现得相当晚。如今人们常用“挥毫泼墨”（penning）来形容写作，但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作家们并非用笔创作。唐代诗人用的是毛笔；西塞罗用芦苇笔写信；朱利叶斯·凯撒则用长如铁钉的金属硬笔写作（出于务实本能，他还曾用这种硬笔刺伤过一名刺客的手段）。

真正意义上的笔始于羽毛笔，现代英文中的“笔”（Pen）一词便由此得名（penna在拉丁语中意为“羽毛”）。这个词的无处不在，正反映了羽毛笔曾经的普及度：莎士比亚用羽毛笔写下了《哈姆雷特》中“文字、文字、文字”的经典台词；《大宪章》是用羽毛笔签署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那著名的“嗒-嗒-嗒-嗒”乐谱也是由羽毛笔草绘而成的。

然而，几乎所有人对羽毛笔都颇有怨言：墨水容易渗漏；笔尖总是开裂（必须用专门的“小削笔刀”重新削尖）；一个勤奋的作家一天就能用坏五支羽毛笔。这不仅让使用者心烦意乱，对鹅来说更是一场灾难：1832年，英国仅从荷兰和德国就进口了3370万支鹅毛笔。

这一切在1827年的法国发生了改变，当时有人灵光一闪——产生了制造一种更坚固工具的“构想”（inkling，字面意为墨痕）：内含墨水囊，配有金属笔尖。不过，这种发明也可能于1867年最早出现在爱荷华州，或公元970年的埃及，甚至可能追溯到15世纪的达·芬奇。但无论如何，这种笔最终走进了千家万河。

生产最受欢迎钢笔的制造厂商——比如华特世（Waterman）、派克（Parker）以及后来的圆珠笔发明者比洛（Biro）——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词。（截至2024年，比克品牌的圆珠笔产量已达1500亿支左右）。笔也逐渐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罗夏墨迹测验声称能从一团墨渍中看出一个人的性格；但相比之下，装载墨水的笔更能彰显主人的身份。詹姆斯·邦德拥有一支会爆炸的特工笔；据传弗洛伊德有一支巨大的红笔（甚至引发了关于“阴茎/钢笔羡妒”的讨论）。

曾经无处不在的笔，如今正面临着被淘汰的命运：“下笔写作”（to pen）这个词，也许很快就会像“抄写员”和“手稿”一样，成为语言文学上的历史遗迹。诚然，如果能用红笔精简掉书中一些冗长的章节，这本书的品质还会更上一层楼，但它依然成功说服了读者：如果笔真的消失了，那将是一件多么令人惋惜的事。

68. 从路杀美食节看饮食文化：美国乡村烹饪比赛背后的深刻启示

原文标题：What a rural American cooking contest reveals about food culture

核心提炼

美国西弗吉尼亚州波卡洪塔斯县举办的“路杀烹饪大赛”（Roadkill Cook-Off），表面上是在调侃当地人吃“路杀动物”的刻板印象，实则展现了独具特色的阿巴拉契亚饮食文化，并揭示了三条普适的饮食哲学。首先，即便在历史上贫困的地区，如今也迎来了物资丰富时代。过去人们吃路杀动物是迫于生计，如今则是一种对野味的能动选择，只要发挥想象力，大自然中处处是佳肴。其次，大赛彰显了反浪费的饮食理念。正如当下大都市流行的“从鼻到尾”全利用烹饪理念一样，乡村传统早已懂得物尽其用。最后，民间高手无处不在。虽然参赛者打扮土气、自嘲为“山里人”，却能做出媲美都市高级餐厅的野味佳肴。这场看似荒诞的比赛，恰恰证明了地道美食并非大都市的专利。

正文

从路杀美食节看饮食文化 文化 | 从马路到餐桌

西弗吉尼亚州的官方格言是“山里人永远自由”（montani semper liberi）。作为全美唯一一个完全位于阿巴拉契亚山脉内部的州，这里有无数幽深僻静的山谷，人们可以远离现代社会（有时甚至是法律）的喧嚣，隐居于此。然而，极致的自由也意味着离杂货店极为遥远，更不必说这里还有着长期的贫困历史。因此，阿巴拉契亚的饮食文化极其看重勤俭与应变能力，打猎、烘干和腌制是当地餐饮的核心要素。

35年来，作为该州面积最大、人口最稀少的县之一，波卡洪塔斯县每年都会举办一场“路杀烹饪大赛”，以此致敬这些传统。节庆活动吸引了约1.4万人涌入这个深山里的微型小镇，有些游客甚至远自罗得岛州和科罗拉多州赶来。不用担心，这里可不会给客人上被车碾扁的动物肉。参赛食材并不需要真的从公路马路上刮下来，只要是乡村道路上常见的被撞动物种类即可。

这场盛会向人们揭示了关于美国乃至全球饮食文化的三点启示。

首先，即使是在阿巴拉契亚这样历史上贫困的地区，如今也迎来了物资丰富的时代。几代人以前，阿巴拉契亚人吃路杀动物是出于生存所需；而今天，这完全是一种主动选择。只要你知道去哪里寻找并发挥一点想象力，美味食材无处不在。在往届比赛中，大厨们做过炖麋鹿、烤蛇肉、拟鳄龟和北美负鼠。而在刚刚过去的9月26号这届大赛上，选手们制作了高丽菜炒碎鹿肉，以及配薄煎饼和甜菜根鲜奶油酱的焖鹿肉。全场最佳菜肴是一道粗犷却治愈的苹果迷迭香炖野猪肉。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则是通心粉搭配美式烧烤熊肉——虽然口感略干，但鉴于大厨透露这只熊是她在“42号公路旁的沟里捡到的”，煮得透一些总比夹生强。

其次，这场美食节也在提醒人们：无论是大厨还是食客，都不应容忍浪费。“从鼻到尾”的全利用烹饪法当下正风靡一时，在大城市的餐厅菜单上看到牛骨髓、动物肝脏或胰脏早已屡见不鲜。（该术语由伦敦著名肉食餐厅St John的联合创始人费格斯·亨德森于1990年代中期提出。）但正如这场烹饪大赛所证明的那样，人们长久以来一直在充分利用动物的每一个部位。只要内脏处理得当，哪怕是吃动物心脏也能让人大饱口福。

最后的启示则是：民间处处有高人。这场节约美食节虽然迎合了人们对西弗吉尼亚人是“吃马路上刮下来的肉的乡巴佬”这种刻板印象，但同时也颠覆了这种偏见。制作炖野猪肉的冠军团队自称“煤谷兄弟”，他们从塑料罐里倒出一种名为“沼泽水”的自制混合饮料喝着。然而，他们实际上是才华横溢的野味大厨，做出的菜肴足以媲美任何都市高级餐厅的菜单。即便是最傲慢的美食家尝上一口，也会忍不住赞叹：“再给我来份野猪肉！”

69. 哪怕唱得不好，为何歌唱依然值得我们全情投入？

原文标题：Why singing is note-worthy, even if you’re bad at it

核心提炼

贯穿人类历史的歌唱，不仅是文化的载体，更是连接社会与治愈心灵的纽带。歌唱能安抚婴儿、缓解产后抑郁，甚至协助重伤患者恢复语言功能。合唱等群体歌唱活动还能带来强烈的愉悦感与社交归属感。新书《歌唱》指出，每个人都应该尝试开口唱歌。

然而，歌唱的普及面临诸多障碍。一方面，发声技巧极其难练，且声带极易受疾病、激素和衰老的影响；另一方面，公开演唱带来的社交焦虑，以及流行巨星带来的“完美音准”对比，常让人望而却步。

此外，群体合唱也并非总是和谐，跑调者的尴尬、专业歌手加盟引发的不快等现实摩擦时有发生。即便如此，歌唱作为生活的缩影，其魅力恰恰在于真实与包容。哪怕难免出现瑕疵，歌唱依然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宝贵体验。

正文

歌唱，为人类历史铺就了一段漫长而动听的背景音乐。歌曲向人们讲述着过去与价值观。将人类社会置于神话时空中的古代史诗，无一不是吟唱出来的。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开篇写道“我歌唱武器与英雄”，而非“我讲述”。长期以来，歌唱始终是凝聚意识形态群体的一种方式，从早期唱赞美诗的新教徒，到白俄罗斯的争民主抗议者，莫不如此。

歌唱能抚慰人生各个阶段的人群。与普通的说话相比，歌唱似乎能更持久地吸引婴儿的注意力，防止他们哭闹。《英国精神病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缓解产妇严重的产后抑郁方面，合唱小组的效果比普通的亲子游戏小组更好。歌唱这一行为还能帮助遭受严重创伤的人康复——2011年头部中弹的美国女众议员加布里埃尔·吉福兹就是一例（音乐疗法帮助她恢复了语言表达能力）。

许多人从合唱团及其他群体歌唱中获得了无尽快乐。大约150万德国人加入了主流歌唱协会旗下的合唱团，还有数百万人活跃在非正式的歌唱聚会中。曾在合唱团接受专业训练的教师萨莎·朗顿-吉尔克斯在其新书《歌唱》中指出，几乎所有人都能唱歌，也应该唱歌。

这就引发了一个疑问：如果歌唱如此令人愉悦且大有裨益，为什么大家不唱得更多一些呢？

一个答案是，唱得好极其困难。好的发声技巧需要刻苦苦练，而坏习惯则必须费力摒弃。朗顿-吉尔克斯女士曾被一位听起来很严厉的老师告知，由于在大学合唱团唱了多年歌，她的声音已经被“绞杀”了。许多因素都会阻碍歌手发声：细菌、声带小结、孕激素（会让声带变干），而最致命的则是衰老。

社交方面的顾虑也无处不在。朗顿-吉尔克斯女士虽然支持学校歌唱团体对儿童进行面试选拔，但许多孩子（以及成年人）都害怕这种选拔所带来的曝光感与他人目光。被要求在众人面前独唱，其恐惧程度丝毫不亚于被要求脱光衣服。此外，如今只要在手机屏幕上点几下就能听到天籁之音，这也无形中推高了门槛——在阿黛尔或卡洛琳·波拉切克这样的巨星面前，几乎没有人的歌声算得上好听。

《歌唱》一书坚信，无论天赋如何，群体合唱都令人倍感愉悦，并能将人们紧紧凝聚在一起。这固然没错，但过程也可能让人抓狂和沮丧。本文作者曾参加过一些合唱团，那里的团员会夸张地转过身去或捂住一只耳朵，以隔绝旁边邻座唱出的错音。一项针对业余合唱团的研究发现，在演出前临时引入专业歌手来“强音”的做法，极大伤害了业余歌手的自尊心，而专业歌手对这种安排其实也并不享受。

如果歌唱是（或应当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日常生活介入歌唱也就不足为奇了。平庸生活带来的压力与烦躁会毁掉人们的嗓音——朗顿-吉尔克斯女士写道，这种遭遇就曾短暂地降临在她身上——并让歌唱团体陷入失和状态。一本更优秀、少些跑题的书，本应对这些“走调”的现实生活琐事有更多深入的探讨。

70. 保健品乱象：是科学赋能，还是智商税？

原文标题：Why supplements need supplemental disclosures

核心提炼

随着“生物黑客”和精准健康概念的兴起，全球养生保健产业已扩张至数万亿美元规模。然而，英国医生桑德·范·图勒肯在新作《让我健康》（Make Me Well）中指出，庞大的保健品行业本质上是个“现代神话工厂”。

文章指出两大核心问题：首先，除非人体极度缺乏某种营养素，否则绝大多数宣称能延年益寿、改善皮肤或缓解更年期症状的膳食补充剂（如阿胶、胶原蛋白及更年期保健品）都缺乏临床有效性依据。营销号和厂商过度夸大功效，模糊了“养生”与“医疗”的界限，甚至通过伪科学收割消费者。其次，血糖监测、肠道菌群检测等可穿戴设备与居家检测技术的普及，并未真正让人更健康，反而引发了过度筛查、健康焦虑和不必要的医疗干预。作者呼吁政府建立保健品登记制度，引入第三方独立检测，并严厉打击虚假宣传，以加强行业监管。

正文

唐朝时期，唐玄宗因沉迷于一位肌肤胜雪的美人——杨贵妃，不仅荒废朝政，甚至差点丢了江南半壁。相传，贵妃保持容颜永驻的秘诀在于“阿胶”——一种通过熬煮驴皮制成的中国胶原蛋白补充剂。如今，推销这种昂贵产品的商家依然以此为卖点，宣称它能让人青春永驻、优雅老去。（不过，杨贵妃最终被赐死马嵬坡，其实并未有机会体验到何为“优雅地老去”。）

如今，胶原蛋白已成为养生保健领域最炙手可热的补充剂之一。然而，研究人员在排除掉由企业资助或设计存在缺陷的实验后发现，并没有任何临床证据表明这种被戏称为“能倾国倾城”的“神奇”补充剂，真的能抚平你额头上的皱纹。

英国医生桑德·范·图勒肯（Xand van Tulleken）在其新书中指出，蓬勃发展的养生行业不过是一个“现代神话工厂”。他认为，当胶原蛋白等保健品打着被夸大的“医学科学”旗号进行推广时，会“模糊养生保健与正规医疗之间的界限”，从而带来危害。

《让我健康》（Make Me Well）这本书出版得正是时机。十年前，“生物黑客”（即利用科学、数据和改变生活方式来优化个人健康的做法）还未被词典收录。但在2025年，它已入围《柯林斯词典》的年度词汇候选榜单。据麦肯锡估计，全球养生产业目前的规模已达2万亿美元（该统计包含补充剂和健康追踪设备，但不含日常食品）。仅美国消费者每年在养生产品上的支出就高达5000亿美元。如今，随便哪个阿猫阿狗（或者准确地说是金·卡戴珊、科勒·卡戴珊和凯莉·詹娜这类网红名流）都能成为某种保健品的代言人。

范·图勒肯在书中有力地论证了两件事。

第一，尽管保健品厂商许下了能让人延年益寿、视力变好、精神更爽的豪言壮语，但除非你体内严重缺乏某种营养素，否则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它们真的能改善健康状况。例如，他对风靡市场的“更年期补充剂”炒作进行了猛烈抨击。此前，治疗更年期症状的雌激素疗法（HRT）被严重妖魔化并夸大了风险，替代医学产业便趁虚而入，向围绝经期女性大力推销各类补充剂。然而，最近的调查显示，这些产品存在成分缺乏统一标准、实际疗效极其有限等问题，某些产品的维生素剂量甚至高到有害健康。2024年，美国人在更年期补充剂上的消费达到了180亿美元，是更年期医学研究投入的300多倍。养生产业并没有把钱投在改善女性医疗护理上，而是从“20年来误导性科学宣传所造成的混乱”中牟取暴利。

第二，个人健康检测和可穿戴设备产业制造了一种昂贵且往往毫无必要的医疗干预文化。如今，你在家就能监测血糖波动、睡眠质量和肠道微生态。这种去中心化的健康监测号称能让健康“民主化”，通过自我认知赋予患者掌控权，并提供“安心感”。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频繁进行检测会让大多数人更健康。过度的健康筛查反而可能导致假阳性、加剧患者的焦虑感，并引发更多不必要的检查。

《让我健康》是一部详实且饶有趣味的调查作品，揭示了养生产业带来的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它很可能会点醒消费者，让他们看清驱动自己掏腰包的营销泡沫。作者呼吁建立保健品登记制度，强制要求第三方独立检测，并严格监管虚假的健康宣称。目前，政府官员已经在推动加强对保健品的监管力度，以确保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如果真能落地，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

71. 埃文·格什科维奇新书：监牢，即俄罗斯的缩影

原文标题：In Evan Gershkovich’s new memoir, prison is a microcosm of Russia

核心提炼

俄罗斯有一句老谚语：人分三种——进过监狱的、正在坐牢的，以及将来要坐牢的。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在新书《这片被诅咒的美丽土地》中，记录了他因莫须有的罪名被俄方扣押16个月的遭遇。

对格什科维奇而言，监狱是窥探俄国当下灵魂的窗口。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当局将外国记者视作换票的“人质”，格什科维奇在调查坦克生产时被俄联邦安全局（FSB）以间谍罪逮捕。在恶名昭彰的勒福尔托沃监狱里，他记录了极其压抑的日常，也看清了黑帮化俄国领导层的思维逻辑——如“斗殴中必须先动手”。

然而，监牢之中也并非只有冷酷。许多狱卒乃至特工对他展现出好奇与友善，暴露出克里姆林宫虚张声势背后的自卑与政治冷漠。他与室友建立起深厚的情谊，也见证了俄国人权律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高贵精神。这部没有犯罪的惩罚纪录，最终勾勒出俄国社会的复杂真相：在极权与阴霾之下，人性的善意与对未来的希望仍在苟延残喘。

正文

俄罗斯流传着一个老笑话：这片土地上只有三种人——进过监狱的、正在坐牢的，以及将来要坐牢的。在善变的统治者手下，身陷囹圄是一种随时可能降临的风险；它非但不是道德败坏的污点，反而可能是一种高尚的象征。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而言，监狱孕育了道德的清明与精神的重生。美国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在他的新回忆录中，引用了托尔斯泰笔下角色的一句话：“在俄罗斯，一个诚实的人唯一的去处……就是监狱。”

作为苏联俄语移民的后代，格什科维奇如今已属于这三种人当中的第一类。他在俄罗斯的羁押下度过了16个月，并将这段苦难经历记录在了《这片被诅咒的美丽土地》（This Cursed Beautiful Land）一书中。书中的经历表明，监狱依然是一扇装有铁栅栏的窗户，透过它，人们可以窥见这个避无可避的国家最真实的真相。

他于2017年搬到俄罗斯，最初为《莫斯科时报》工作，后来加入了《华尔街日报》。起初，后苏联时代的记者法则似乎依然适用：外籍记者享有某种特权，而他们处境艰难的俄罗斯同行却没有这种庇护。在过去，如果有官员批评你的报道，通常只是想索要一点贿赂（或者一瓶好酒）。曾经有一位陪同监管人员向《经济学人》抱怨道：“我生病了，可没人给我带药来。”

但游戏规则正在悄然改变。俄罗斯开始抓捕美国人作为人质进行筹码交换。随着入侵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俄罗斯仅存的一点言论自由也被碾得粉碎。格什科维奇察觉到了危险，但他当时认为自己更有可能被驱逐出境，而不是被捕。2023年3月，他飞往叶卡捷琳堡调查坦克生产情况。随后，他被戴着头套的俄联邦安全局（FSB，俄罗斯权力滔天的安全机构）特工抓获，被蒙上头套、拳打脚踢，并被指控犯有间谍罪。弗拉基米尔·普京曾指示他的爪牙抓捕更多间谍，于是他们把格什科维奇交了上去。

他被押解至勒福尔托沃监狱，并在那里度过了绝大部分羁押岁月。这是FSB管辖的一所监狱，以阴森严酷而臭名昭著，不过他在里面受到的待遇相对算得上“优待”。他逼真地还原了那里令人窒息的日常与屈辱（死锁、门上的窥视孔、恶劣的伙食和难闻的气味）；偶尔偷来的欢愉（比如每周洗一次澡的至高享受）；以及高墙内时间时慢时快的虚浮感。

然而，俄罗斯的监狱文化并不只是一种令人好奇的怪象。它有助于人们理解俄国黑帮式领导层的思维方式——尤其是正如有人向格什科维奇解释的那样，在打架时必须“打第一拳”的铁律。监狱也是乌克兰战争的前线：他在狱中遇到过一些被招募参战的人，他们上了战场、幸存下来、回到家乡，然后再次被捕；还有些人则是被迫签字参军。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一样，这部动人的狱中写生集是对俄罗斯灵魂的一次扫描。画面是阴暗的，但并非毫无曙光。在俄罗斯旅行，你会遇到一些人，他们上一秒还在慷慨激昂地痛骂西方，下一秒就会彬彬有礼地邀请你回家喝茶。格什科维奇体验到了这种强烈反差的极端版本。他的许多看守，甚至一些FSB特工，都对美国充满了好奇，态度友好，甚至算得上善良；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虚张声势背后的自卑心理和政治冷漠。

这本书最触动人心的核心，是作者与室友建立的深厚情谊（出于安全考虑，他在书中将室友塑造成了一个虚构的综合体人物“谢廖沙”）。尽管格什科维奇最初担心谢廖沙是线人，但两人却不可思议地亲密起来，互相扶持，一起打双陆棋，看着监室电视里的电影。在某些时刻，格什科维奇觉得“自己关心他胜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人”。获释后，在一场高档晚宴上吃着填料鸽子肉时，他“想起了谢廖沙，还有那些曾飞到我们监室窗前的小鸽子”。

这是经历了一场复杂的外交博弈后的结局，他和其他人最终被用来交换了一批俄罗斯人，其中包括一名FSB刺客。（在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利内去世前，这位宁愿坐牢也不愿流亡的异见人士曾似乎也是这笔交易的一部分。）不过在此之前，为了接受那场虚假的审判，格什科维奇被带回了叶卡捷琳堡，在那里他遇到了遭受电刑折磨的狱友。他还向普京写了一封按规定必须提交、却措辞张扬的特赦申请。2024年8月，乔·拜登在马里兰州的机场跑道上紧紧拥抱了他。

于是，这个关于无罪之惩的故事，演变成了一部不落俗套的情感之作。它还塑造了一些低调的英雄——不是那些成功解救了格什科维奇的海外外交官和政治家，而是那些英勇地为他进行无用辩护的俄罗斯律师。正是这种“明知无用而为之”的徒劳，赋予了他们英雄色彩。“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轰然塌陷，”一位律师说道。而眼下，他们的目标是“保留某种类似于基石的东西，以便日后重建”。

正如另一句俄罗斯谚语所言：希望是最后才破灭的。

72. 良知的呐喊：斯塔尼斯拉斯·胡廷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黑幕

原文标题：Stanislas Hutin knew he must not stay silent

核心提炼

法国揭露阿尔及利亚战争罪行的关键见证人斯塔尼斯拉斯·胡廷（Stanislas Hutin）于9月2日逝世，享年95岁。1955至1956年，胡廷作为应召预备役士兵前往阿尔及利亚。目睹了法军对当地民众及独立战士实施的拷打、虐待和非法处决等暴行后，他用红色笔记本记录下这一切，并于1957年出版《预备役士兵的见证》，勇敢打破官方沉默，揭露了法军所谓的“平定行动”背后的非人道罪行。

胡廷出身新闻世家，父亲曾是抗德抵抗运动成员。在阿期间，他拒绝参与武装巡逻和战斗，转而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为阿尔及利亚贫苦儿童授课。这段经历深刻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使他放弃了修道成为神父的计划，转而终生投身于对阿尔及利亚的赎罪与援助。晚年，他将战友及自己的抚恤金捐赠给当地NGO组织，并公开了当年拍摄的受害者照片，持续推动历史真相的揭露与反思。

正文

斯塔尼斯拉斯·胡廷知道自己绝不能保持沉默 讣告 | 敢于指责祖国的勇者：斯塔尼斯拉斯·胡廷知道自己绝不能保持沉默 揭露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罪行的见证人于9月2日逝世，享年95岁

在那个寒冷的1月深夜，起初他以为自己听到的是豺狼的吠叫。但尖叫声此起彼伏、毫无停息，而且近在咫尺——正是从不远处中尉的帐篷里传来的。有时，那声音尖锐而凄惨，听起来就像被割喉的母猪在绝命惨嚎。斯塔尼斯拉斯·胡廷（Stanislas Hutin）心中暗想，这绝不可能是一个孩子发出的声音。

然而，那确实是个孩子。在阿尔及利亚东北部的康斯坦丁，光着脚的牧童随处可见，他们和自己赶着的羊群一样瘦骨嶙峋、脏兮兮的，这个男孩就是其中之一。他只有14岁，看着却像12岁。因为害怕遇到巡逻的法军士兵，他逃进了树林。法军担心他是去向阿尔及利亚独立武装“民族解放战士”（fellaghas）通风报信，便对其展开追捕并将其抓获。此时，他的手腕和耳垂都被接上了手摇发电机。电击正一阵阵撕裂着他幼小的身体。

在1955至1956年作为应召预备役士兵服役期间，胡廷还亲眼目睹了许许多多类似的暴行。最令他记忆犹新的是圣诞节那天，连队抓获了第一个战俘，士兵们仿佛庆祝节日一般对其展开了极其残忍的殴打。事后，那个囚犯蜷缩在地，几乎失去了意识。胡廷将这些罪行日复一日地秘密记录在一个红色笔记本里，同时也收集并写下了战友们的见证。

战友们见过的丑恶行径更多：有的男人被铁镣赤裸地倒挂着，头被强行按进水桶里呛水；有的受审者双手被反绑在脚上；电极照例被连接到受害者的睾丸上；还有所谓的“砍柴任务”（corvée de bois）——表面上是将囚犯释放，实际上却是在他们奔逃时从背后用机关枪将其扫射致死。有时，整个连队都会被叫去围观这种“奇观”，这种场面本身就让胡廷感到无比恶心：一群19到20岁的年轻士兵，本应是“法国青年最优秀的代表”，此时却对被他们虐待的人肆意嘲弄、哈哈大笑。

在乘车穿过法国本土前往战场时，这群年轻人中的大多数其实根本不想去。他们在火车车厢上涂鸦写道：“阿尔及利亚属于阿尔及利亚人”。他们讨厌被派去镇压独立运动。然而，一旦深入那个国家，在恐惧的摧残下，他们很快就学会了将所有阿尔及利亚人一概视为敌人。

当时的法军确实在打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从1954年持续到1962年，而法国正一步步走向败局，就像他们先前失去法属印度支那一样。当然，当时官方并不承认这是一场“战争”，而是称其为对法国最宝贵的殖民地进行“治安行动”或“平定行动”——这片土地被划分为法国的三个省，被视为国家资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黎的政治和军事高层极力想要保住这块殖民地，以至于最丑恶的行径都被严密封锁；不仅在当时被掩盖，这种沉默甚至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

然而早在1957年，胡廷就出版了《预备役士兵的见证》（Des rappelés témoignent）一书，多位知名作家也随之与他一同发声。他还曾写过长信给家人，详述了这些虐待行为。通过讲出真相，他让自己摆脱了创伤的阴影，并在余生中不断诉说着这一切。

从参军之初，胡廷在军中就是个异类。他是一名耶稣会修道士，对于自己是否应该服强制兵役抱有深刻的怀疑。他曾想过或许应该出于原则拒绝服役。但他出生于一个新闻世家，当他向父亲——《西法兰西报》（Ouest-France）的创始人——寻求建议时，父亲给了他明确的答复：如果你去，你就可以去作见证。

于是，在1954年，24岁的胡廷前往马达加斯加。在当地的一个咖啡种植园里，他第一次尝到了法国殖民主义的恶果：那里的土地是从农民手中强抢来的，而农民实际上沦为了奴隶。他参与撰写了一份揭露此事的报告，从那时起，他的人生道路便已确定。

当再次被“召集到国旗下”前往阿尔及利亚时，他特立独行，拒绝像战友那样去巡逻或战斗。他原本被指定为一名机枪手，却从未开过一枪；他的工作更多偏向“平定”事务——在一所被独立武装摧毁的学校里恢复教学。

那是一栋没有窗户的建筑物，无论是在酷暑还是严冬，唯一的采光全靠敞开的大门。就在这里，他给大约50个脏兮熙、破衣烂衫的十岁孩子上课，教他们基础算术和阿尔及利亚历史。他很少讲法国历史，但他给孩子们展示过一张纳粹占领时期法国抵抗组织（maquis）勇敢埋伏德国军用卡车的照片，这让他不可遏制地联想起自己经历过的另一场战争。他的父亲曾参加过抵抗运动并被捕。如果这些孩子的父亲是独立武装战士，那么他们与自己的父亲又有什么区别？

他的连长是个生性残暴、嗜虐成性的中尉，骂他是共产党人。战友们则把他当成神父，认为他显然对囚犯过于心软——事实也确实如此，他会在夜间给囚犯送面包并陪他们聊天。他还与村里的成年男子拉近关系，劝说他们把孩子送去上学，并在他们无所事事漫长的一天里，蹲在一起喝咖啡。他身上没有佩带任何肉眼可见的武器，尽管中尉坚决要求必须有一名戴钢盔的士兵陪他去学校，并且要求他在口袋里装一把自动手枪。最初，他还被命令在黑板旁架一枝步枪。可是，有谁能在这种环境下教书呢？

这段经历虽然短暂，却在他心中刻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记，以至于当他重返家园时，修道的神职不再吸引他了。他必须为自己所见证的罪行做出赎罪与赔偿。几十年来，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非洲（特别是阿尔及利亚）的发展援助项目中。2004年，他第一时间加入了一个新成立的组织——“阿尔及利亚战争前退伍应召兵及其友谊反战协会”。这是一个由老兵组成的团体，他们将自己每月约800欧元的战争抚恤金捐出，用于支持在当地开展工作的24个非政府组织。

当年，他还从阿尔及利亚战场带回了一些照片。有些是他的学生，有些是挨打后的囚犯。其中一张照片成为了这场冲突的标志性图景，被后来的批判性历史著作广泛采用。照片上的人正是14岁的牧童赛义德·布图图（Said Boutout）——就是他在那个夜晚听到惨叫声的那个孩子。照片拍摄于第二天，湛蓝的天空下，男孩留着卷发，穿着破烂的毛衣，脸上看不出悲伤。他是个坚强的孩子。相反，他的眼神里满是困惑；或许，他正对那些自诩比他更文明的人所展现出的野蛮感到百思不得其解。■